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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楼顶平台的故事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以后,我家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1954年底,城外新校区刚刚建起来,我家就搬过去了,成为了新校区第一座教职工宿舍楼的第一批居民。


刚刚落成的宿舍楼是一座青砖平顶的四层楼。这座楼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说实在是乏善可陈,一色灰砖外墙,平平的顶子,像个火柴盒。整座楼一共5个门洞,在每个门洞上面有一个砖砌的半圆形的券,算是给这座方方正正的沉闷建筑带来一点儿灵动。

整座楼一共住了五八四十户,我家住在中间门洞的二层。

楼下住的是因为写作了平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京剧)《逼上梁山》剧本而被毛泽东写信赞扬为“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的历史学家杨绍萱教授,文革中,这封信被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却被注明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教授有一个儿子和我差不多年纪,极为淘气,喜欢打架,也许是受老爸影响,《水浒》看多了?

对门住的是大名鼎鼎的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他家的孩子比我们大些,和我们不是一拨儿的,基本上没有一起玩过。钟先生的长子高中毕业后,听说因为身体不太好,在家休养,所以我小时候倒是常常看见他。

楼上住的是幼儿教育专家卢乐山教授。这是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士,与人说话时永远带着亲切的笑容。她的先生姓雷,是从事医药工作的,我们全家都称呼他雷大夫。我们小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母亲就上楼去请雷大夫,雷大夫便很热心地拿着听诊器下楼来,听听问问,然后给点建议或者是几粒药片,母亲就安心了。

四层的两户人家因为和题目关系比较密切,我得多说两句。

一户住的是天文系教授刘世楷,曾经担任过中国天文学会理事。刘教授的家庭结构很特殊,他有两位夫人,而且住在一起。解放初期,社会比较宽松,纳妾虽是旧社会的陋习,但是对于既成事实,无论单位领导还是群众,大都是理解和宽容的,没有人去追究其是否合理合法。刘教授的几个孩子都是第一位夫人生的,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刘先生和两位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相安无事,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吵架拌嘴。第一位夫人年纪比较大,个子不高,好像身体不太好,不大出门。第二位夫人则年轻一些,高高的个子,烫过的头发有点花白,,性情开朗,爱说笑,常常出来买菜,参加家属中组织的读报等活动,和邻里相处得很融洽。

另一户住的是个大家庭。户主是教育系的总支书记汪阿姨,当时又年轻又漂亮,她母亲岁数可能和我父亲差不多,所以汪阿姨称呼我母亲为伯母,自然,她的孩子们也就叫我母亲奶奶。可是,这些孩子和我们又差不多大,大女儿立岩比我小一岁,和我最要好。这样一来,整个称谓就乱了套。我叫她妈阿姨,她叫我妈奶奶——现在想起来简直是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但是当时大家都叫得甜丝丝的,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从四楼往上再走半层楼梯,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巨大的楼顶平台。这个门原来并不上锁,顶层住户可以到平台上晾晒衣被。但是屋顶风大,真正到这里来晾晒衣被的大人并不多,于是,这个和整个楼顶同样大小的平台,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天下。

平台四周有一米左右高度的水泥护墙。在五个门洞楼梯上方的位置,都有一个突起的2米多的水泥斜坡。我们常常爬到这些个斜坡上面把它当成滑梯玩儿。因为斜坡下端的护墙只有尺把高,如果从顶部滑下来的力量猛了,是有翻出护墙掉下楼去的危险的。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危险的刺激,孩子们反而乐此不疲。有的男孩子还故意在不到一尺宽的护墙上行走,以显示自己的胆量。这种危险的玩法儿使得家长们分外担心,强烈呼吁把通往平台的门上锁。但是,这么好玩的地方是很难锁住的,所以,那道门常常是锁了撬,撬了锁。只要看见那门开着,我们就会不失时机地溜上去疯玩一气。

当然,我是不会去冒生命危险走那护墙的,连骑在那上面聊天的傻事我也不会干。我最喜欢的事是伏在护墙边上向远方眺望。那个时候,北京城的高楼大厦很少,四层楼已经算是不低了。从平台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北边是大片的田野,其间点缀着一些新起的建筑;向西,可以欣赏到西山上连绵的晚霞;东南方向的景色最好看,近有德胜门城楼,远有北海白塔和景山……

汪阿姨是去苏联学习过的,家里有不少从苏联带回来的玩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很大的眼睛会动的洋娃娃。现在这种娃娃一点都不稀罕了,但在五十年代,国内还很少见。另外一样更稀罕的东西,是一辆小自行车。它不像现在的儿童车,花里胡梢的,一看就是个大玩具;也不像现在的22型自行车,车把高,车座低,轱辘小得不成比例,骑上去活像马戏团的狗熊。这辆小自行车可是一辆真正的自行车,全部构造和比例都和普通自行车一模一样,五脏六腑一应俱全,只是个头稍微小一点。蓝色的车身,银色的车把,真是漂亮极了!五十年代,自行车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大件”,一帮半大孩子,看到这么漂亮的小自行车,能不眼绿么?于是,楼顶平台又成了练车场。立岩和两个大弟弟把车子搬到平台上,几个小朋友排着队轮流尝试,虽然不断有人摔倒,却还是玩得好开心!

可惜好景不长,住在顶层的其他住户提意见,说我们在平台上跑来跑去太吵了,于是,在楼顶平台骑自行车的浪漫历史便结束了。

当然,我说孩子们喜欢这个大平台,并不是说大人们就从不到这里来。每年“五一”、“十一”的晚上,许多大人孩子都跑到平台上来看天安门广场上空施放的礼花,那差不多是这个平台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伴随着一阵阵隆隆的礼炮轰鸣,灿若云霞的礼花腾空而起,映红北京城的半边天空,整个平台上立刻绽开一片孩子们的雀跃欢呼声。

我和立岩经常楼上楼下两家之间串来串去地玩儿,有时候,也一起到楼顶平台上边观景边聊天,两个小女孩儿在一起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说不完的悄悄话。我上六年级的时候,立岩转到城里去上学了,她上学下学要乘很长的公共汽车,我们一起玩的时间就少多了。后来,我们分别升入不同的两个中学。初一还没来及读完,文革就开始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混乱,抄家、批斗成了日常生活的主旋律。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校园成了重灾区。很多过去倍受尊敬的老教授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历史反革命,胸前挂着大牌子批斗游街。我们这座楼里住的大多数都是老教授和领导干部,十之八九都被大字报点了名,不少人已经被揪斗过,一时间人人自危。

1966年8月26日的中午,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刚刚端起饭碗,就听到妈妈惊呼起来:有人跳楼了!楼道里顿时响起一片杂乱的脚步声,我也在惊恐中随着大人们跑下了楼。我看见就在我们这个门洞东边的空地上,头朝下俯卧着两个人,原来是我们楼上四层的刘世楷教授和他的第二位夫人。两个人的头部都有少许的血迹,没有痛苦的表情,像是睡着了。很快,他们身上就盖上了席子,可见是没有救了。我看到刘教授的第一位夫人也从四楼下来了,她头发凌乱,衣服都没有来及扣整齐,人已经吓得站不住了,坐在不知谁搬出来的一张椅子上,哆嗦得说不出话来,一张惊恐得变了形的脸上老泪纵横……

后来听说,刘教授是听说造反派马上要揪斗他,才选择了这条绝路的。而他的第二位夫人,也义无反顾地陪同他一起走上黄泉路,听说她临上楼顶之前,神态没有一点异常,只是把自己手上戴的手表脱下来,交给第一位夫人。我不知道她在作出告别这个世界的决定的时候,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有人说,刘教授是她在人世间唯一的亲人,先生走了,她活着也就没意思了。但我不相信这个说法,从她平时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开朗活泼的性格来看,我也无法相信。

过了不久,从这个楼顶平台上又跳下了第二对教授夫妇。

从此,我再也不敢上楼顶平台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北京的很多建筑都进行了加固,这座楼也不例外。楼体外面横一道竖一道地加上了一些灰色的钢筋水泥补丁。楼是结实了,可是就更没有一点建筑美可言了。楼顶的平台也进行了大修,不再允许人上去。不知道究竟是怕人上去踩踏多了引起屋顶漏雨,还是因为怕再有人从上面往下跳。

我离开那座灰色的楼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偶然从楼前走过,我还总是忍不住要抬头看一眼楼顶,再低头看一眼中间那个门洞旁边的空地——那里后来砌成了花坛,里面经常开着一些血红血红的月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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