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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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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2013年1月10 日发出1988年科技日报附属中国计算机函授学院要一位可靠的人去海南任雷雨公司总经理,蔡新平
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2013年1月10 日发出



1988年科技日报附属中国计算机函授学院要一位可靠的人去海南任雷雨公司总经理,蔡新平向时任科技日报总编的焦洪波推荐我,焦洪波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亲口对我说:仅凭劝回红卫兵一件事,我信任你。




*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2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北京地质学院掀起了揭发、炮轰院党委的浪潮。我是一个不屑赶时髦、随大流的人,看了几天大字报,心里产生许多疑问。工作队进院前,我在地质系食堂北窗侧贴出了我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十点异议】。看的人很多,内容是吸取搞四清和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大家按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搞大轰大嗡。30年后,比我高一届,过去从无交往的师姐王黎天,初次和我见面时提到此事和文革前组织批【早春二月】时,为了推进批判,我用笔名写的一篇为【早春二月】辩护的文章(当时我是地质系学生会课余活动部负责人),才使我想起这两件事。


*100个为什么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感到【十点异议】的框架不符合文革的实际了。文革不是整风,不是四清,文革的目标要深广得多。运动开始,发动群众,不能过多用政策和策略去束缚群众的手脚,要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态度去对待运动初期的一些过激行为。那么,我干什么呢?揭发党委?我对党委内幕一无所知。批判旧的教育路线?凭我当时的认识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我看,我想,没写一张大字报。工作队进驻了,出现了一些疑点,我想:怎样保证地院文革健康深入发展呢?关键在领导,如果工作队错了,甚至被走资派控制着,地院文革就完了。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监督、收集工作队的问题上,并最后写出了【100个为什么?】,(工作队进驻后,地院有反工作队的【十个为什么】【20个为什么】【60个为什么】)


*揭发安静中


团委书记安静中文革前就在我们“落后的”11622班蹲点,我和他有过一次个别谈话。我向他请教:面对尖锐的反修防修斗争和紧迫的建设任务,我是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者还是又红又专的专业技术人员呢?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是走像你一样的道路还是走马杏垣(他是地下党出身的教授)道路?我一天只有24小时,不可能得兼呀!。安静中明确回答:我是例外,大多数同学应该成为又红又专的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文革开始后我和他接触很多,反干扰安静中被打成全院十三个反党分子之一,我也成了地质系四年级头号反党学生。没有政治经验的我被打懵了,我满腔热情听毛主席话,参加文革,怎么会反党呢?我不得不承认“客观反党”并“竹筒倒豆子”般揭发安静中,成了批斗安静中随叫随到的学生。我也做好了去劳改的准备,下决心:哪里摔倒在哪里爬起,好好劳动,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我的赤胆忠心一定会被承认的。


*支持朱成昭


66年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反干扰已悄然无声,朱成昭贴出了控诉工作队的大字报,轰动全校并受到围攻。我感到出事了,和孙司权立即奔北大,很快就明白:我们没错,是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立即回校起草了支持朱成昭的声明,颜文瑞抄写的,全班31人有20多人签了名,当天下午就贴出去了。这是全校第一张支持朱成昭的大字报。聂树人后来说这张大字报是他写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声望,我过去也从来没有和他去争。这又不是“独立宣言”或“人权宣言”之类流芳百世的东西,有什么好争的?记得“13个反党分子”第一个站出来表态的是江祖如,他在大饭厅前广场东侧黑板上贴了一张白纸,上书毛主席咏梅词,落款:江祖如,使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老师肃然起敬。


*给肖力带路


【东方红】成立不久,一天,我在学九楼前看大字报,边上有一位高个子,穿普通灰色两用衫的女同志向我打听:【东方红】是怎么回事?我向他简要说明后,她问我:【东方红】在哪里办公?我问她:您是谁?她说:我叫肖力,是解放军报的。我就把它带到教四楼201【东方红】队部,把她介绍给朱成昭等头头。很多天后才知道:肖力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有人回忆说肖力第一次来地院穿军装、说自己是北大的,与我的记忆不符。如果她是北大的,我只会给他指路,不会专门陪她去队部。


*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战斗队和其他战斗队不同,这是一个跨系的学生组织,人数不多,是几十个活跃分子围绕朱成昭成立的,后来东方红战斗队和几十个学生战斗队合并成立了东方红战斗大队,最后和教师红教联、员工赤卫队、研究生造反队等合并成立了东方红公社。作为东方红最早串联发起人之一,由于我不是红五类,而且我的秉性不喜欢被具体事务缠绕,我没有进入东方红领导班子。11622班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就成立了永向前战斗队,由我任勤务员,我上任即宣布:民主决策,任何人对我不满都有权提出弹劾动议,只要有过半同学同意,我就下台。由于东方红的成立,不久,永向前战斗队这个名称就不用了。


*炮轰地质部


由于工作队不肯认错,并对反干扰的结论留下了尾巴,虽撤回了地质部,地质学院仍然是工作队扶植的斗批改红卫兵的天下,面临“秋后算账”威胁的东方红决定炮轰地质部。这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即使今天或者将来也是不容歪曲的。在炮轰地质部期间,东方红守纪律、讲政策、没有过激行为,面对血统论、老保、和西城区纠察队(联动前身)的武力威胁,亲密团结岿然不动。老保指引西纠在东方红静坐队伍中抓黑五类,东方红战士则挺身出来掩护他们。我亲眼见到西纠那些不懂事的狂热孩子拿铜头皮带把**部“黑帮”郑天翔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质部一个楼梯下。皱家尤这个地院工作队队长,搞阴谋诡计,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站到群众的对立面,是东方红炮轰地质部的直接原因。如果炮轰地质部导致地质部无法正常工作,责任也必须由皱家尤和地质部的当权者负责。皱家尤文革后秋后算账,把所有地质东方红成员打入“另册”(如果温家宝在履历中写上:参加过地质东方红,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这是对毛泽东的背叛,他们最终走上权贵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东方红一兵


一进地质部,由于我没有具体职务,比较超脱、自由。我没有参加静坐,也没有参加具体的、面对面的斗争。我在静坐队伍外围观察、听取反映,奔波于地院和地质部之间,了解动态。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落款是东方红一兵 殷惟侯。内容是分析运动形势,说明为什么要炮轰地质部,重点分析文革和57年整风的根本区别,鼓励群众不要怕“秋后算账”,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把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进行到底……。这篇大字报贴在北五楼南大马路上,引起轰动,抄者云集。有人因此把“东方红理论家”的“桂冠”扣到了我的头上。


*东方红和斗批改在市委的辩论


一进地质部期间戚本禹召集地院两派在北京市委辩论,东方红由蔡新平、我、黄平稳等十余人参加,具体情况记不得了,只记得黄平稳坐在我和蔡新平之间,他在本子上写了:蔡新平侃侃而谈……。这次辩论后决定在地质学院进行两大派的大辩论。后来,1967年在北京市委还有一次以学习班名义举行的辩论,地院蔡派由我、蔡新平和另几位参加,朱派有王若柏和另几位。内容是要各派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8.24大辩论


1966年8月23日夜,地院两派在大操场进行大辩论,有一万多人参加,东方红是少数派,在讲台前北侧形成一个整齐的方队,人数多几倍的斗批改红卫兵在南侧和后面包围着东方红,外围还有大量校外群众。辩论从22点开始直到24日凌晨东方发白,东方红由朱成昭主持、蔡新平主讲,我也代表东方红发了言。东方红纪律严明,秩序良好,摆事实、讲道理;斗批改靠血统论、抓一小撮,和狂呼乱叫以势压人,还弄来了西城区纠察队夺话筒,挥皮带……。群众在事实面前看清了正义在谁的手里,斗批改群众纷纷当场表态脱离斗批改,要求参加东方红,形成老保土崩瓦解的局面。8.24大辩论不仅是地院文革最精彩的一页,也应该以正面的形象载入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册。如果中国最终形成了竞争型的民主制度,东方红在8.24大辩论时的表现,应该成为所有政治派别的楷模。如果都像斗批改那样,中国绝无宁日。


我在8.24 大辩论时的发言大部分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三四次热烈的掌声,也有轰我下台的嗡嗡声。面对一万多人的大场面,我头脑有点乱,对自己发言也不满意,没有把想讲的讲清楚。记得是老保先讲,他们不敢正面为工作队辩护,而是大力宣扬在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中的“赫赫战果”。我开头几句是对斗批改红卫兵开展的破四旧表示赞赏和祝贺,(我的理念历来是:我反对你的观点,但首先要承认:你也有正确的一面。)这几句话就获得了掌声。现在看起来,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正是文革开始时的罪恶。我的另一段获得掌声的话大体是这样的:工作队和斗批改说,你们东方红群众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你们中有一小撮坏人,你们要警惕被少数坏人利用。任何群众运动都难免混入一小撮坏人,判断群众运动的性质要看这个运动的大方向,东方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与其说东方红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如说这一小撮被广大革命群众利用了。


*劝回红卫兵


8.24大辩论后,东方红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有些班级对老保红卫兵群众进行人人过关的批判,激起老保反抗,他们的骨干带着一支宣传队到市委静坐抗议。我和蔡新平、焦洪波知道后连夜骑自行车到市委,老保们看到蔡新平和我,上来围攻。我们耐心地劝他们:毛主席说: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他们搞批判不是东方红领导的意见,是错误的,欢迎大家回学校和东方红团结起来一起闹革命。红卫兵看到我们诚恳的解释,鼓起掌来,请我们坐下看他们宣传队的表演,和我们一起返回了学校。这件事后来成了朱成昭发动突然袭击,攻击蔡新平和我背叛东方红,和老保勾勾搭搭的依据。1988年科技日报附属中国计算机函授学院要一位可靠的人去海南任雷雨公司总经理,蔡新平向时任科技日报总编的焦洪波推荐我,焦洪波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亲口对我说:仅凭劝回红卫兵一件事,我信任你。


*二进地质部


二进地质部是东方红掌权后的事,本意是解决靠辩论没有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推进地质部文化大革命。由于缺乏明确、一致的目标,形成持久的僵持局面,在领导层和群众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以蔡新平、殷惟侯为代表的“策略派”主张:不要脱离学校多数群众,地矿部的运动要靠地矿部广大群众,主张见好就收,回校闹革命。朱成昭和他的支持者不同意,但没有形成尖锐的意见对立。后来进驻事实上成了“鸡肋”,只好回校。但朱成昭耿耿于怀,一个阴谋在他心中酝酿着。


*教四楼201战斗队长会议


回校没几天,朱成昭在教四楼201召开东方红战斗队长会议。突然声色俱厉的向蔡新平、殷惟侯进行点名攻击。污蔑蔡殷形成小集团,反对二进地质部;以讲策略为名,实际干着托派取消革命的勾当;和老保勾结,阴谋夺权……。我和蔡新平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曾经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刚翻身就要窝里斗。有备而来的朱成昭滔滔不绝,我和蔡新平坐在后面,我们几次想站起来反驳,被坐在我右边的王大宾劝住了,王要我们顾全大局,答应会后他陪我们和朱成昭好好谈谈。会议只进行了一个小时,朱成昭讲完就宣布散会。蔡新平、我和王大宾立刻拦住朱成昭,要求面谈。朱成昭说: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谈的!一下子就关上了和解的大门。


回想起来,如果蔡新平和我当场反驳,支持我们的不见得会是少数,反驳就是东方红的分裂。由于我们“顾全大局”忍让,结果我们被开除出东方红,紧接着,一批反托派的大字报就上了墙,不明真相的东方红战士纷纷唾弃我们。蔡新平和我这两个书呆子,没有权力概念,只有天真烂漫的思想自由,如果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争,如果是国共两党之争。我和蔡新平将是历史的罪人。


*“整”沈孝宇


二进地质部前后,水文系两个同学来找我,说:沈孝宇想见我。我和孙司权一起到沈的办公室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沈的谈话主题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革前17年是黑线统治,等等。这些极左观点我和孙司权都比较警惕。不知何因,水文系有人要整沈孝宇,知道沈约我去谈过话,来找我,了解沈都讲了些什么,我如实告诉了他们。后来他们在大礼堂批判沈孝宇,邀请我做旁证,我应邀去并如实做了旁证。整人是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拼杀中自我保护过度养成的坏传统,我在文革中没有整过一个当权派,没有整过一个学术权威,更没有整过一个群众。要说“整”,反干扰时整安静中是被逼的,批沈孝宇只是如实做旁证,反工作队、反朱成昭、反王大宾聂树人控制的革委会都是对自认为正确路线的坚持,而且是对压迫的反抗。不管怎样,沈孝宇挨整我参与了,我应该向他道歉。


*【“搬掉”东方红,地质学院才能大乱】


被开除出东方红对于我和蔡新平,不是什么灾难,反而是一种解脱。我们无拘无束,在学校看大字报,和同学、老师交流。一天,我、蔡新平、孙司权在大马路上溜达,碰见肖体休,一聊,他的观点和我们完全相同。我们在教五楼找了一个小间,天天在那里神侃,那是我们思想最自由,思路最奔放的日子。大约66年10月,我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各自独立的形成了5个题目,写了5篇轰动的大字报,落款是红色造反兵团某某某。蔡新平写的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写的是【“搬掉”东方红,地质学院才能大乱】,肖体休写的是【串联去吧】,另两篇是什么记不清了,肯定有一篇是孙司权写的。五篇大字报扭转了“托派”的舆论,许多误解我们的东方红战士也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广播台铁杆朱派“高旗无畏”的刘梅就在我的大字报上批语:坚决支持如何如何。王大宾1967年曾告诉我:江青看了我们的五篇大字报,至于江青如何评论,王大宾保密至今。


【“搬掉”东方红,地质学院才能大乱】主题是:东方红掌权后,怎样保持受压时的活力,为什么一切大型组织都会束缚人们的思想,东方红需要在集中力量的同时充分发扬队自为战、人自为战的精神。“搬掉”“大乱”只是当时的时髦词汇,为了吸引眼球用的。这篇大字报流传之广出人意料,几个月后我在上海遇到一位高中同学,拿出一份他在四川得到的铅印传单问我:真是你写的吗?标题就是【“搬掉”东方红,地质学院才能大乱】。


*二团的来历


周永璋是6.20的风云人物,共产党员,出身又好,说话富于煽动性,笔头懒,活动能力极强,是东方红早期骨干之一,他利用地质东方红名声,联络各校造反派,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一司、二司是老保),成为三司实际负责人。曾经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和周恩来坐在一部车上为毛主席开路,和周恩来一起下车疏导堵塞通道的群众。二进地质部后发生一次三司夺印事件,朱成昭带着地院队伍冲到政法学院,要周永璋和政法学院造反派头头刘富元、顾家桂把三司大印交出来,没有得逞,也没有武斗。周永璋和三司负责组织联络的赵国柱、邱世寿,负责宣传的吉让寿从此和朱成昭分道扬镳,并以6.20造反兵团名称贴出了反击朱成昭的大字报。聂树人主编三司“首都红卫兵报”是事实,自称是三司负责人有什么意思呢?


6.20造反兵团和红色造反兵团在江祖如、安静中的撮合下、在反朱成昭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了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交融,最终成了风雨同舟的“二团”,是地院松散的“蔡派”的经常代言人。蔡派的真正核心应该是安静中、江祖如。


*步行串联


【串联去吧】发表时,朱派有人攻击此文是拆散东方红的大阴谋,没过几天,大串联就开始了。66年11月下旬,我、蔡新平、孙司权、罗璞、张钦文和另外几个同学第一站乘火车去了大庆,在返回时太挤,走散了,我、孙司权、张钦文回了北京,蔡新平、罗璞和另几个人去了营口。在京等了几天,我、孙司权、汪南屏、张钦文、魏秀莲五人乘火车去上海,拥挤时无法上车,只好挂在老式车厢车门外。从上海出发步行奔井冈山。12月6日,寒流刚到,水面结有薄冰,我们从富阳出发,沿富春江走60里,青山碧水太美了!到窄溪三岔口过富春江。汪南屏、张钦文、魏秀莲坐船,我和孙司权决定游过去。一个猛子扎进清澈、冰凉的水里,好不容易喘过气来,觉得:没什么嘛!游着游着,两岸群众轰动了:红卫兵游泳过江了!江上的渔船也停下来观望。在距岸150米左右时,我发现四肢麻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我坚持。距岸80米左右时呼吸越来越费力,我知道,该认输了,挥手招呼附近的渔船。马上几条小船向我靠拢,我头脑还清醒,在一条小船船头向我逼近时,头一低,向右侧一翻,伸手抓住了船帮,再也没有力气上爬了。两个渔民把我拖上船,我躺在那里庆幸:捡了一条命。孙司权比我棒,他一直游到对岸,上岸也没有我那么狼狈。下午又走30里到桐庐过夜。步行期间我们最多一夜走了120里,中间在老乡的稻草垛上掏洞睡了一觉,体会了陈毅打游击时盖“金丝棉被”的滋味。到达目的地后一顿吃了一斤米饭,是我一生最高纪录。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怎会有这样精彩的人生。我们在浙北山里一个生产特种钢的横山钢铁厂介入运动,写了轰动的大字报,支持了造反派,不知该厂后来如何?估计文革后秋后算账,造反派不会好过,而我们这几个过路神仙他们也够不着。大约66年12月20日前后,到达上饶北山汪南屏家时收到学校电报: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快回校。我们立即步行翻过大山在上饶乘火车赶回北京。


*整朱成昭


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如此突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说我们是整朱成昭的祸首没有根据,杨雨中自杀和我们毫无关系就是证明。对朱成昭这个人,我历来佩服他的胆识和魄力,他是真正的乱世英雄,如果是改朝换代,他必定会成为一方诸侯。和他相比,蔡新平可以当一个参谋长,我只是一个笔杆子,一个幕僚而已。但是,朱成昭野心太大了,分不清文革是毛泽东绝对控制下的继续革命,他周围那群铁杆更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毛孩子。朱成昭企图靠地矿部50部红电话控制全国的运动,完全不着边际。有人说朱成昭是最早反思文革,认识到文革祸害的英雄,甚至胡说胡耀邦想把他和张志新并列成反左标兵,根本不符合事实。文革后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五大领袖罪状”,王大宾基本是朱成昭的替罪羊,除了抓斗彭德怀与事实不符,王大宾“挑起天地两大派武斗”“冲击国棉一厂”“冲击北大”“民族文化宫抢档案”“冲天安门要江青接见”;等等罪行无一不是朱成昭实际指挥的。包括因反中央文革,戚本禹逼他“闭门思过”期间所为(据聂元梓:地质东方红第一次冲北大是67年4.11)。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反对了,判他刑,坐牢应该平反。但他反中央文革不是出于对文革的深刻认识,而是因为父亲受到了冲击和结识了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知道一些上层笔杆子和枪杆子斗的内幕,做出笔杆子必输的判断,于是,迎合当时社会上一股反中央文革潮流,向中央文革叫板,抛出了八大观点。【八大观点】内容仅仅是批中央文革太左,而他恰恰是北京文革中最左的,不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从根本上反对文革。


朱成昭被中央文革抛弃我们当然高兴,我回京后,了解了情况,写了一篇气势磅礴的【严正声明】贴在教四楼前大字报棚上,由于大部分学生在外面串联,看到的人不多,孟繁华欣赏我的文笔,问我要底稿,我抄了一份给他。在抓、审“朱成昭反革命集团”过程中,我们二团的确出了力,他们逃广州就是周永璋陪同公安部副部长去抓回的。对于“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的错判、迫害,我们有一定责任,应该向所有被错判的同学赔礼道歉。


*保护朱成昭


朱成昭不耐“闭门思过”,出逃被抓回。一天我路过学九楼,见围了一大群人,一个人被反剪双臂从门里押出来,许多人上去吐唾沫、拳打脚踢。我一看是朱成昭,立即上去阻止:“不许打人!”我没有什么深思熟虑,只是出于本能:不能武斗!我看当时的气氛,我不挺身而出,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作为朱成昭的对头,保护他会有效,有“啃猪蹄”的讥笑我:殷惟侯惺惺作态,我不管。我在朱成昭前面,挡着各个方向袭来的拳、脚、土坷垃,跟着游街的队伍,从学九楼到大操场西侧,到教七楼,到东门,再绕回学九楼。朱成昭没有受伤,他挨的拳、脚、土坷垃没有我多,进学九楼二楼一个办公室坐下后,我教训了朱成昭一句:你看,你的民愤有多大。


*马路社和羊肠小道社


67年五月后,东方红运动的重点在外地,特别是四川,学校相对比较冷清。六月份我去了一趟新疆,在南疆阿克苏把被围攻的农一师17场造反派妹妹劝到北京。回校后见到牛马骆开了一个“马路社”专门收集小道消息,甚至胡编乱造攻击二团。我忍无可忍开“羊肠小道社”和他针锋相对,不到十个回合,他就销声匿迹了。牛马骆这个人,是个品质恶劣的投机分子,工作队掌权时,他紧跟工作队;东方红造反,他不遗余力的和东方红作对;东方红翻身后,他消失了几天。朱成昭整蔡派后,他又成了最积极的反二团份子。歪曲、夸大是他的本能,胡编乱造是他的专利,真不知道中国文化从哪个角落能蹦出这么一个孽障。这次60周年校庆,有认识他的同学在聚会时提到他。说他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在文革中故意两边挑动,制造矛盾。


*拉不拉队伍


全国各单位的造反派,翻身后或没翻身都在各单位形成了两派,争权夺利甚至武斗。北京地质学院却是例外,有观点分歧的两派:朱派(啃猪蹄)和蔡派(喝菜汤),但没有组织上对立的两大派。有掌权派对反对派的武力镇压,没有两派拉开架势的武斗。为了自卫,为了扩大影响,蔡派学生有人多次要求拉队伍,特别是比较激进的周永璋等人。但是,安静中、江祖如、郑伯让等老师劝阻了他们。理由很简单:东方红不能分裂,拉队伍就不是观点上的分歧而是组织上的对立了,有了队伍,身不由己,难免犯错误。有比较成熟、有经验的老师把关,地院蔡派成了理由最充分,又最没地方讲理的特例。1994年经万慧祥介绍我在上海认识了戚本禹,初次见面我就告诉他:你倒台,我们最高兴,你为什么要支持朱成昭整我们呢?你知道我们和朱成昭区别在哪里吗?所有学校都有两派打派仗,为什么地院没有?他很感兴趣。我向他介绍了蔡派和朱派的分歧要点,说明了没有拉队伍的原因。戚本禹很感慨,说:我认识你们太晚了,当年,我们支持五大领袖,结果他们都走向了反面,看来,你们想得比他们深。我说:我们也不见得高明,只是因祸得福而已,真要拉起队伍,牢狱之灾难免。


*旁观者


由于被开除出东方红,我们没有参与东方红发起或和其他院校联合挑起的重大事件,如冲击国棉一厂;冲击北大;民族文化宫夺档案;冲【沙家浜】:冲天安门要江青接见;围困中南海建立纠刘火线;抓、斗彭德怀;支持川大816;参与四川武斗还死了李全华……等等。但是,许多事件我们都在场。不是仅仅出于好奇在旁观,而且是出于怀疑,去看看朱成昭们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当时,光明日报有几个记者在地院,我和蔡新平经常和他们接触。冲天安门那次,我和蔡新平正和光明日报记者聊天,突然喇叭里吹起了紧急集合号声,接着广播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保卫毛主席,揪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东方红集合后出东门和林学院等院校队伍合并走向天安门。我和蔡新平及那几个光明日报记者怀疑有黑手,跟着队伍,冲破好几道军队封锁线,到了广场西侧才被挡住。那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广场是无论如何不可突破的。后来蒯大富从广场出来劝住了队伍,朱成昭等头头要求江青接见,江青回避了,周恩来答应接见,朱成昭等头头开始不答应,对周恩来不信任,僵持了一阵,后来同意了。周恩来在工人体育馆的表现和讲话让我们真正开了眼界。什么是政治家?这才是。什么萨科奇?什么默克尔?什么奥巴马?和周恩来相比只是小儿科一个。如果六四时有周恩来在场,就可避免向人民开枪了。


*大批判联络站和九.四事件


1967年8月,王大宾等地院掌权派热衷于天地派的派仗和四川等地的运动,把地院的斗批改任务搁置一边。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也为了争夺在学校的话语权,地院蔡派和观点接近的群众,互相联络成立了“大批判联络站”。这个松散的机构,除了分头写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外,还准备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  


9月4日下午,大批判联络站广播台在研究生楼开始广播了,天黑前,突然来了一大群人,其中有“红色尖兵”,冲上楼把广播台砸了,还围攻大批判联络站的人。天一黑,打人开始了。我在门口台阶上和他们辩论,突然,体育教研室的负责人冯国梁?,在背后对我腰部猛击一拳,把我从台阶上一直打到台阶下,紧接着一群人围着我乱拳如雨点般的打来,我只好蹲下来、双手抱着头,忍受,可能因为太近,拳头没有蓄力,我也没觉得痛,只是耳朵嗡嗡响。人群闪开后,发现我的背包没了,背包里有我许多大字报底稿和记分册等。这次武斗是东方红掌权后在校内第一次,挨打最重的是肖体休,我腰上挨的那拳,一年后才完全恢复。从此,掌权的打人,抓人,关人成了家常便饭,我们连还手自卫的可能都不存在。被关、打过的有安静中、莫宣学、孙司权、余久芗、周永璋、我,等等。被打得最重的是孙司权。他被高德成等一群人关在一间屋里,从这头打到那头,再从那头打到这头。后来我们见到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性格都变得有点沉默寡言了。作为他最要好的朋友,我至今都不敢问他挨打的细节,怕触到他的伤心处。这次地大60周年校庆,看到高德成,想把他引见给孙司权,一想,还是免了。在老东方红座谈会上,他们坐在一起,谁也没认出对方,签名时才发现:原来是你!高德成向孙司权赔礼道歉,孙司权也就顺势和他“相逢一笑泯恩仇”还合了影。现在,许多人在写回忆录,有没有人敢于把自己在文革时整人、打人的事如实写出来呢?聂树人的回忆录有200万字,除了一贯正确,掩盖了他全部丑行和罪恶。他在毕业后1986年第一次和我遇见时,开口第一句就是赔礼道歉,有什么意义呢?


*毕业鉴定会


11622班属六七届,因文革推迟一年毕业。68年四五月份搞毕业鉴定,掌权的一派以聂树人(自封北京地派二把手,实际的地院革委会付主任)、张正万(入学时极度颓废、邋遢的另类,忆苦思甜后摇身一变成了最革命的红五类,文革初最顽固的铁杆老保,殷惟侯被开除出东方红后又成了二团死敌,并以张铁生的风格成了批斗高元贵、安静中这些正派党委成员的“刀尖”)、袁长清(11622班唯一的共产党员,文革初保党委、轰党委,保工作组、反工作组,左右多变,万变不离其宗,最后跟定聂树人成了广播台台长)、沙丁茂(心机最深,从不在第一线,专门在背后出谋划策整人的高手)为核心对我、孙司权、吉让寿等二团成员进行整肃。他们拿我文革前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和其他黑材料来整我,给我罗列了十几大罪状。还记得的有:和右派分子勾勾搭搭喝酒碰杯;和汉奸、反革命亲戚划不清界限;走白专道路,门门功课优秀唯独政治考试不及格;用安静中、马杏垣道路来对抗雷锋道路;批“早春二月”时匿名写的为“早春二月”辩护的文章才是真心话;第一篇大字报“十点异议”证明是最顽固彻底的老保 ;东方红刚掌权就和老保勾结,阴谋夺权……。我们班31人,有近三分之二同学坚定的站在我们一边。除了四个骨干,后来跟着聂树人走的也多是为了毕业分配才违心表态的。我从心里感谢11622班那些不畏权势,主持正义的穷哥们。原11622团支部书记陈政国说:11622是地质学院矛盾集中的焦点,地质学院是北京文革的焦点,北京是中国文革的焦点。这话夸张了。但是11622班的班史确实值得地质大学载入史册。聂树人的第二本回忆录,大篇幅写了11622班,除了在鸡毛蒜皮事情上用“日记的真实”来掩盖自己靠“血统论”整人的丑行,还充分暴露了他一心想入党做官成为人上人的卑污心理,已经激起了公愤。本文把几件文革前相关的事附在后面。


*被非法关押


毕业鉴定会后不久,一天,我和余久芗在大马路上看大字报。突然过来一群人把我们两个架起就走,一直押到南翼楼五楼,分开关在相邻的两间屋里。一间屋三张单人床,看守有时在,(看守中有一个是王璞,后来在地质出版社工作,86年我借调地矿部政策研究室,在部食堂他跟我热情打招呼,我纳闷:他是谁?后来想起是那个看守。)一关就是15天,一日三餐有人送,也没人来审、斗,我就在屋里唱红灯记“狱警传,野狼嚎……”和其他革命歌曲以示抗议。高元贵也关在同一层最西头的屋里,在厕所洗冷水澡见过他。第14天晚上,小偷进来把所有人的衣服都偷了,第15天一早发现衣服全堆在厕所一角,口袋里的值钱东西都没了。小偷之行证明:楼下没人值班。我和余久芗敲窗联络后决定越狱,由余久芗写纸条从窗口抛给每天来楼下溜达看望我们的余久芗同班同学张聪贤。当天夜里2点,我和余久芗抱着外衣悄悄下楼,穿上外衣到楼东侧树林里,按约定,朝几声蛤蟆叫的方向走去,赵国柱、张聪贤各推一辆自行车,我们坐后面直奔北大。40年后我问王大宾:你为什么要关我?王大宾说:什么时候关的你?我不知道啊?


*避难北大


避难北大,使我脱离了地院文革,见不到想见的人,做不了想做的事,只有一个信念“毛主席不会任王大宾、聂树人这些人胡作非为下去”,我们耐心地等候,等候。在北大,看到北大两派的武斗:吆喝、冲锋、抛石头,喊口号,简直是顽童嬉闹。清华真刀真枪的武斗终于开始了,蒯大富昏了头,把工宣队当成黑手派来的进行抵抗,这就是当局者迷啊!除了毛,谁有胆背着毛动员几万工人来冒犯蒯司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清华打死工人后,毛主席在大会堂接见五大领袖,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工宣队全面进驻各大学,学校一切开始走上正轨,我们可以安全返校了。


*开除团籍是乱弹琴


返校时,大部分同学已经毕业分配离校,我到系办公室去办分配手续才知道:我的团籍在本人不知情,也没有开支部会通过的情况下被开除了。我直接去找工宣队负责人林凯,他一听,说:乱弹琴!不算数,你去办手续。他给系团总支打了一个电话,事情就解决了。聂树人们干的荒唐事多了去了。68年自己发展自己和张正万入党,还大张旗鼓在广播中宣传是革命造反行动,后来,康生教训他:想当假党员吗?才罢手。




*应该揭露那些靠整人吃饭的人


毛泽东生怕共产党变质,一心想着继续革命,阶级斗争过头了。在历次运动的锤炼下,中国出现了许多专门靠记黑材料、打小报告、准备“秋后算账”整人,从而飞黄腾达的龌龊小人。文化大革命是这些人登台表演、彻底暴露的时期。地质学院有一个赵壁媛,文革前是研究生班党支部书记兼辅导员,从文革开始就暗中收集反党委人士的黑材料,后来又收集反工作队人士的黑材料,蔡派形成后又收集蔡派的黑材料。由于她永远站在掌权的一边,总有一些学生在她的组织下干这些事。她这样的人毫无政治立场,只知依附权贵,掌权的也总是需要她的材料,结果她永远不会受到冲击。这种人厚颜无耻,当面是人,背后捣鬼,如果不能惩治、约束这种人,中国的整人恶习难以收殓。类似赵璧媛的还有牛马骆等等。


*因祸得福


由于没有拉队伍,蔡派的人都是自由地人自为战。我们开玩笑说:二团是八个人九条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相互也经常热烈争论,但对外绝对是一条心。特别是我,除了看大字报、写大字报、辩论外就是“旁观者”,没有接触过上层人士,没有组织参与过一次“革命行动”,没有和社会上人士联络过。尽管在校时不断挨整,毕业后,无论是抓516,清理三种人和其他审干,都没有碰过我一根毫毛。单位有关人士事后告诉我:每次清理你都是第一个,看了材料实在没有把柄嘛。我在地院文革中是写轰动和被大量批阅、传抄的大字报最多的人,地院革委会出过大字报选集,我拿到过的就有8本,上面没有一篇是我的,因为我是反革委会的。被打、抄、抓使我失去了全部底稿和文革资料(许多大字报也没底稿,铺一叠纸,拿起笔,十几张纸一挥而就是常事),写回忆只能凭记忆了。


*11622班文革前的几件事


复杂的社会关系


我父亲解放前是银行职员(聂树人回忆录说我出生资本家),58年1月8日因忧郁症跳楼自杀;大舅抗日时任过8个月伪开封市长,光复后定为汉奸,因年岁太大没有坐牢,在我家寄居过;二舅是湖南盐务署的,解放后住在我家,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59年被我检举后遣返老家和子女团聚;堂兄文革前在台湾任外交部非洲司付司长;表姐夫因右派和历史问题劳改多年。这些情况我从开始填履历就全部交代了。特别是检举二舅,由于是“大义灭亲”还获得上海时代中学少先队唯一最高荣誉“近卫军之光”。现在看来,这种检举不是什么光彩事,言论应该无罪。但至少说明我这个人对共产党是衷心拥护的。我也没有拿“之光”这个最高荣誉当作资本,初中毕业后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过此事。高中入团时,组织上对我审查极严,社会关系是唯一原因。团支部书记50年后告诉我,他们最后到派出所才知道是我检举二舅的,我才过了政审关。聂树人、张正万这些“红五类”,对共产党哪里有过我这样的忠心,他们没资格说我和反动亲戚划不清界限。今天,有些当年的“红五类”受海内外反共宣传毒害,变成了反共分子。而我这个“异己”,却坚决挺身而出维护共产党的理想和正确路线。不知毛、刘、周、邓等元勋如果泉下有知会有什么感想。


去孙司权家过春节


63年春节,经济不宽裕,没能回家的同学很多,班上唯一的北京人孙司权邀请了五、六个同学到他家去玩,其中有我,见到了他的“右派”父亲,除了礼貌招呼没有交谈。


孙司权入团问题


孙司权入校后就争取入团,他的表现比大部分团员都好,可是在团支部讨论时,总有那么几个农村来的团员反对。为此,团支部居然形成两派,这是11622班矛盾的开始。反对派除了聂树人、袁长清、沙丁茂那几个外还有吉让寿。孟繁华认为是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冲突,我觉得有血统论在作怪,还有妒忌心等等。620兵团和红色造反兵团联合后,吉让寿向孙司权道过歉。


时事测验


入学后我就是地质系学生会课余活动部成员,后来接任了负责人。曾经在班上搞了一次时事测验,只有聂树人一个不及格。他不服,和我争辩,我在他宿舍里摆事实,讲道理开导他,他就是不服,有什么办法?这是我和他许多辩论的一次。入学后,聂树人一心成名成家,不下功夫读书,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整天琢磨写诗,自己抄、订了好几本小册子,我看过,实在不敢恭维。喜欢写诗不是坏事,成名成家也无可厚非,一辈子只想着自己出人头地:“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聂树人回忆录题名)和殷惟侯的人生观的确格格不入。


政治考试不及格


二年级政治课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卷考试题目是“试用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来说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大家都是抄书,我为了考出真水平,离开书本,写了一篇独立论文。结果政治教研室讨论半个月给了个2分,成了全校唯一补考生,也使我全部满分的大学记分册,开了一盏红灯。这篇论文应该是地质学院历史上政治考试最优秀的之一,由于当时环境影响,难免有点左腔,但因为是独立思考,和当时极左的舆论有一定距离,被枪毙了。文革时政治教研室总是犯错误,有一次,我的又一篇轰动学校的大字报(题目忘了)上有人批语道:“政治教研室的老师们,好好看看这一篇没有引用毛主席语录却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大字报,作者正是被你们评为政治考试不及格的人。”王子贤(坚持评我不及格的教研室主任)现在也承认他只是“御用文人”。我这个2分值得地质大学和教育部研究研究,中国的教育能不能鼓励独立思考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评早春二月


64年课余活动部组织批【早春二月】,应者寥寥,为了深入批判,我用笔名写了一篇为【早春二月】辩护的文章,贴在地质系食堂,引发热烈讨论。最后也是我写了一篇驳斥文章,结束了讨论。聂树人、张正万们硬说我用笔名写的才是我的真实思想,奈何?批判需要对立面,否则永远找不到真理,这是铁律。真正的共产党,信仰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真理的一个阶段的代表,它们是需要完善和不断修正的(“修正主义”实际上是背叛)。共产党如果想长期执政,必须从一言堂解放出来,允许不同政见,并随时准备向真理低头。


安静中道路和马杏垣道路


前面讲了我和安静中谈话的内容,把“走马杏垣道路还是安静中道路?”说成是“对抗走雷锋道路”,这是什么逻辑?思考发展方向和学雷锋有矛盾吗?难道都去开汽车才是学雷锋?女儿初中时问我,“真有雷锋这个人吗?”我说:“当然是真的,我就是雷锋的战友。”我从初中二年级(58年)就开始做好事,而且从来不留名。高中为了帮助同班一个差生,每天步行15分钟和他一起回家,一起做作业,帮他答疑,再步行30分钟回自己家,坚持了5个月。在批准我入团的讨论会上,这个同学把我帮他的事讲了,我才停止每天帮他。当时雷锋还没有出名。我会反对学雷锋?聂树人们挖空心思整人才会用这种逻辑推理问题。


七大罪状


65年,正当我满腔热情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不久,几个农村的同学(后来知道就是那几个人,包括吉让寿)在背后向政治辅导员告了我“七大罪状”,其中包括“走白专道路,政治考试不及格”“和右派分子勾勾搭搭”“对抗走雷锋道路”“和汉奸、反革命亲友划不清界限”……。辅导员刘和林找我谈话,先声明:要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再把这些罪状转告我。我从头冷到脚,不知该怎样回应。当天在礼堂开大会,我忘情地站在凳子上指挥唱歌,一个晚上没睡觉,第二天一早绕学校跑了两大圈6000米进行发泄。我终于挺过来了,辅导员也没有再提这件事。文革毕业鉴定时,聂树人们变本加厉,故伎重演,我已经是刀枪不入的运动健将了。我可怜那些喜欢整人的人。


关于聂树人的回忆录


聂树人第一本回忆录我只看了电子版开头,加上他20年前亲口对我胡说和其他同学批的,我写了一页游戏文字讽刺他(聂树人版张国焘回忆录),第二本回忆录有三成篇幅写了大学时代,第264页一段话:“只有入了党,才能‘仕’,才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才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有了向权力之塔上端‘进步’的资格。”是他的信念。他拼命要求入党,对阻碍他“进步”的刘和林耿耿于怀,用今天的右翼眼光来丑化毛泽东时代。在具体事例上,他信口开河,写到哪,编到哪,只为标榜自己,完全不顾历史责任。他哭穷哭过了头,居然编造自己穿着草鞋上大学,中国人讲“穷家富路”,在家穿解放鞋,赴京却穿草鞋?他书中那么多中学、大学照片是不花钱的?他下乡经常遇到饥不果腹的可怜人,每次他都会拿自己的口粮施舍,我们和他一起,怎么从来没遇到?他书中提到我时几乎无不歪曲,虽然,他没有臭我,甚至有点美化我,这只能说明,他当年整我太理亏,见不得人。当初年轻,错了,改了就好,用回忆录来掩盖过失,骗谁?


*关于写回忆录


两年前孟繁华、王大宾、蔡新平等就张罗写地院文革回忆录,还在上海开过一次专题会,一再动员我写。此前聂元梓出过书,周泉缨也出过书,韩爱晶、蒯大富都有回忆,陶世龙也写了不少,聂树人写了200万字,已出版两本,还有两本待出。我一直没有动笔。一来,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文革那些风云人物我很少接触,我对大事内幕所知太少,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二来,回忆难免有倾向,几十年过去了,我不想误导后人;三来,许多人积极推动写回忆是因为官方文革史歪曲了他们的经历,要为自己平反,个别人甚至想为自己树碑立传,我没有这样的冲动;第四,写回忆难免为文革辩护,我是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并反对全盘否定文革的,为什么有些反毛,批文革的极端人士要写文革回忆呢?我有疑虑。今年6月,由于高中同学筹备毕业50周年聚会,要出离校后经历专集。许多人写了,我这个最早找到大家的召集人不写说不过去,干脆,连地院文革一起写了近一万字。不幸笔记本电脑在外接电源未开时启动,发现外接没开再打开,一下子烧坏了电脑硬盘,几天的心血泡了汤,一盆冷水浇得我心灰意懒。9月22日高中聚会后,我写了一页短文【一个失败者】给高中同学,反响不错。这次60周年校庆回校,见到那么多老同学,谈话主题离不开文革,记忆的大门开始打开。在孟繁华、朱德瑜的一再追逼下只好答应写,一写就滔滔不绝,让大家见笑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把自己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和个人背景真实地写出来,对于后人理解文革各色人等的表现不会毫无意义。由于是回忆,只能是粗线条的,许多地方可能不准确,如帮助越狱的是不是张聪贤,应以余久芗的回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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