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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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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程
一.大批判与发动
   1966年5月,《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姚文元等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委领导人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声讨的浪潮。5月15日,中共渭南县委召开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和中共西北局、渭南地委关于开展文化革命的指示,并于16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工农兵群众,开展对“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声讨和批判。城乡声讨批判的浪潮日趋高涨。5月23日至25日,县委又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传达省、地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随即下发了《认清革命形势,加强领导,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通知。6月1日至2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及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与评论员文章后,全县的大批判开始上挂下联,中、小学开始出现了点名批判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大字报。6月6日,县委召开县级机关、事企业单位、中等学校党员大会,中共渭南县委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刘怀礼在会上作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6月22日,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随即各公社成立了3-5人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7月16日,县委根据中、省、地的指示精神,下发了《关于当前城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对全县“文化大革命”作了进一步的安排部署。并决定利用暑期举办中、小学教师集训班,进行“文化大革命”补课。规定全县中学教师和社教地区的小学教师由社教工作团领导进行,没有进行社教的全日制小学由县委领导集中进行。7月22日,全县教师集训班开始举办。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表后,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挂下联的浪潮又在全县兴起。据8月15日统计,仅社教后的21个公社,共出大字报113 889张,写批判文章16 723篇,开大小讨论会3 758次,揭发出问题10 064条。在全县中、小学教师集训班上,普遍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组织教师、贫下中农代表、农村积极分子揭发校领导及有历史和其他问题教师的错误,进行批判斗争。9月11日教师集训班结束,共有300多名教师受到错误处理,13人被逼死。其中在由县委领导的有故市、官道、城关3个区小学教师参加的集训班上,受处分的教师45人,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并开除公职的7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开除公职的22人,戴上盗窃分子帽子并开除公职的1人,未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7人,党内给予纪律处分、撤销行政职务、工资降一级的8人.对揭发的一些学校领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未作处理的交回原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审查、揭发、批判、处理。此时,“文化大革命”从学校走向社会,大字报和标语口号遍及城乡街道,商店毛笔、纸张出现脱销。
二.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并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26日,渭南师范学校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接着,各学校各类型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在学生中,以家庭出身为依据,划分“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城市市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子女)和“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子女),并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以此作为能否参加“红卫兵”的先决条件。凡加入红卫兵组织的学生,人人佩戴“红卫兵”袖标,胸戴毛泽东纪念像章,手拿《毛主席语录》本,成群结队时,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高唱语录歌。在学校轰轰烈烈“造反”的同时,走出校门,冲向社会。
    渭南师范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一成立,就冲击了地委机关。瑞泉中学的“红卫兵”成立后则冲击县委、县人委机关各部门,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正常的秩序被打乱。随即各学校的“红卫兵”又与社会青年和农村社教积极分子一起,在社会上掀起了“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高潮。凡带有所谓“四旧”、“封、资、修”的东西统统被打倒。古书画被焚,古戏被禁演,古文匾、碑刻等文物被砸,农村坟冢几乎被统统平掉。一些有历史问题的家被抄,祖坟被挖开,并将其随葬品进行展览。8-9月上旬,仅闫村公社就平坟冢5 951个,烧掉祖先影轴290多幅,烧毁旧书3 246本,所有香炉、照妖镜、节孝牌等被一扫而光。随之将带有“四旧”的学校、街道、道路、公社、大队等名统统改为“红旗”、“育红”、“向阳”、“东方红”一类所谓革命的名称。同时,在全县掀起了一股大搞“红海洋”的旋风。县城街道各门店,建筑物及房屋的墙壁上,都涂上红色油漆,写上“文化大革命”的标语或最高指示(毛泽东语录)。
    9月以后,由于西安部分大专院校少数学生陆续来渭南串联“点火”,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浪潮被煽动起来,使许多学校形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停课闹革命的局面。与此同时,本县学生和部分教师开始汇入了全国的大串联洪流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串联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并且由徒步“行军”发展到乘汽车、火车,“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到全国各地接受教育、学习经验。11月以后,渭南县城的车站、交通要道也都设立了“红卫兵”的接待站,为外地途经本县串联的学生安排吃、住、行。至1967年5月,在中央两次停止串联的通知下发后,大规模的串联才基本结束。
三. 造反夺权
      1966年8月中旬以后,仿照北京的做法,全县各学校、机关、厂矿相继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一部分人认为“筹委会”是官办的阻挠了运动的开展,起来造反,随之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于是首先在学校出现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群众组织。
     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规定工人、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革命组织,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厂矿之间、社队之间、厂社与学校之间的串联。县直属机关、工厂、商店以至农村社队,纷纷成立了“造反队”、“战斗队”等群众组织。在林彪、江青一伙“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口号的煽动下,县委、县人委、县级工作部门、各公社相继受到冲击,领导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原县委书记杨复兴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斗、游街;原县委副书记同益民被诬陷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由“红卫兵”押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不少党员干部被诬陷为“保皇派”,有的被打成“黑线人物”受到批斗。                                                
    1967年1月,在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的“一月风暴”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开始夺权。1月25日,中共渭南县委、县人委被十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勒令停止办公、交出印章,夺了权,县委书记周惇被停职审查。夺权者自发成立了“红色革命造反派接管渭南县委、县人委委员会”,并于2月12日发出了《告全县人民书》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行使县委、县人委权力。此后,县直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公社、生产大队也相继被“造反派”夺了权,多数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黑帮”、“牛鬼蛇神”。各级领导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被罢官、随意游街、批斗。到了3月中旬,全县各级党、政机关瘫痪。
    1967年2月上旬,遵照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211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渭南县人民武装部奉命在渭南县开始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5月2日成立了渭南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下设政治处、办公室,办公室又设农业、工交、财贸、文卫四个组进行“抓革命、促生产”。“红色革命造反派接管渭南县委、县人委委员会”,也于6月27日自行停止了活动。
四. 抢枪、武斗
      围绕夺权中对领导干部“革”与“保”问题,各群众组织认识不一,各自运用毛泽东语录断章取义进行激烈辩论、相互攻击。为扩大各自的影响,观点相同的组织之间纵向、横向展开联合、挂勾,成立“司令部”、“指挥部”。9月,全县的造反派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即“渭南工人造反兵团司令部”(简称“渭工联”)和“渭南红色造反革命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指”)。
     1967年7月22日,在江青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煽动下。全县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由口头辩论发展到武斗,武斗从用木棒、砖块打派仗走向有组织地抢枪和持枪武斗。
     9月8日,“渭工联”听说“红联指”去军分区抢黑材料,随即调集本派群众,手持木棒、砖头、瓦片、弹弓将其包围,抓走了“红联指”的几个头头和一些群众,并打伤了一些群众。11月5日至6日,“渭工联”砸了渭南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简称“专一线”),“红联指”指责是反人民解放军,遂于11日在南塘工人俱乐部召开拥军爱民大会,表示支持人民解放军。“渭工联”认为“红联指”借会议之名向其施压,立即冲击会场,抢走扩音器和马达,伤2人。“红联指”对此怀恨在心,决定对“渭工联”实施报复。遂于11月12日凌晨6时许,组织约1 000人分两路冲进“渭工联”驻地通用机械厂和毛巾厂,打伤了几个人,抓了对方大小头目38人,分别关押在双王公社朱王大队和县化工厂两地进行审讯。
     11月13日晚,“渭工联”数十人开车前往渭南地区公安处,抢走长短枪支160余支,各种子弹8 000余发。13日至15日,“红联指”三次到县武装部抢长短枪支100余支(没有枪栓),轻机枪20余挺,迫击炮2门,各种子弹4 000余发,并派人到蓝田县搬来“八·八”造反派20多人前来援助。
     11月15日11时许,“红联指”的武斗人员冲击“渭工联”驻地通用机械厂、毛巾厂,包围了纺织机械厂大楼。双方枪战至次日晨六时,死亡8人,伤残15人。其中“渭工联”1人被抓到县化工厂活活打死。
    12月5日下午,“红联指”300多人到渭南军分区抢枪,与守库解放军战士发生冲突,解放军战士死、伤各1人,“红联指”死4人、伤9人,共抢得步枪100多支,冲锋枪22支,轻机枪芯40多个,各种子弹1万余发,手榴弹、手雷8箱。
   1968年3月13日傍晚,“红联指阎村公社红协会”常委张某等5人到阎村街东何某家开会。被“渭工联阎村公社农总会”人员发现,遂吹冲锋号调集人员于以包围,张某突围时扔出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1人,炸伤3人。
    3月18日,来渭南“红联指”求援的大荔县“红六司”返回大荔时,“红联指”与蓝田县“八·八”送至洛河桥渡口,被大荔“联指”以不许外县“造反”派进入大荔为名截击,打死6人,伤9人,渭南县死亡2人。“红联指”、“八·八”、“红六司”返回渭南后,抬尸举行游行并搜抓“渭工联”头头,迫使其带部分群众躲在西安。  
    4月初,“红联指”占据渭南,“渭工联”决心打回,双方进行打防准备。4月4日“渭工联”在西安成立了渭南“七大统指”及两塬、城区、渭北三个分部等组织机构,并发了通告和动员令。4月中旬,“渭工联”成立的“七大统指”(下仍称“渭工联”)指挥部迁往大荔,积极搜集武器并与各县武斗头头商议做联合打回渭南的准备。
   4月20日,“红联指”冲进县监所抢走捷克式机枪2挺、半自动步枪1支、冲锋枪20余支、7·62步枪6-7支、手枪140余支,手榴弹1箱、短枪子弹两箱、子弹3 000余发,各种枪芯、枪栓1 000多个,信号枪1支及信号弹10发。
    5月2日,“红联指”去华县帮华县“华联指”抢监所手枪130多支、子弹11000多发。“红联指”分得子弹4000余发、各种枪拴20多个,决定次日返渭。此时,住在大荔县的“渭工联”得到华县“联总”的报告和求援,遂组织渭南、大荔、合阳等县武斗人员攻打华县城。5月3日黎明,华县城被数县武斗队包围,“红联指”得悉立即组织力量前去解围,行至华县赤水遭伏击,造成1人死亡后返回。4日上午,华县城内“华联指”及渭南“红联指”败退。这次武斗双方共死亡49人,其中双方对打死亡10人,抓住后枪杀39人,渭南县死亡15人。损坏财物无数。
华县武斗之后,渭南、大荔、合阳等县武斗人员撤回大荔,得悉“红联指”又加强了对花园、阳郭的攻势,阳郭分部告急求援,故紧锣密鼓地组织数县武斗头头商定打回渭南的方案。欲联合渭南地区13县同派武斗队集聚东西两塬,北下直取县城,将“红联指”赶出渭南,逼向蓝田。
    5月11日,“渭工联”在两塬的“崇阳指挥部崇凝分部”攻打“红联指”在两塬的“崇阳指挥部”(驻花园公社),与花园公社的“红造团”在花园公社东北的小塬地武斗,双方对打3个多小时,死亡4人。
    5月15日下午,“渭工联”、大荔“联指”、富平“炮统”、韩城“1018”、合阳“联指”、澄城“联指”、蒲城“农代会”、华县“联总”、蓝田“516”等9县武斗队以护送“渭工联”回渭南为名向渭南进发。除富平“炮统”扼守渭北渡口外,其余绕华阴、华县赶往东西两塬,16日凌晨4时到达崇凝。决定次日与阳郭分部一起向渭南推进,富平“炮统”从上涨渡口佯攻,形成三路围攻之势,攻打县城的“红联指”。5月17日下午2时,各县武斗队与“渭工联”东、西两塬“分部”居高临下,分别向渭南挺进,“占领”了渭南火车站,包围了航运大楼。下午5时左右,将“红联指”为航运楼人员送饭的土坦克司机打伤,油箱着火,死亡5人。
    5月20日,“红联指”派人去蓝田县搬来援兵蓝田“八·八”武斗人员百余,与支援“渭工联”的富平“炮统”在火车站武斗。死亡24人,其中渭南县死亡17人。
    5月21日,蓝田“八·八”攻打来阳郭的蓝田“5.16”派,战斗结束后,双方死亡3人。“八·八”派抢得小麦、面粉4 000多公斤、食油一桶、汽油3-4桶,大肉30多公斤、白布和被子等物,同时,将抓住对方(包括“渭工联”阳郭分部人员)的24名俘虏押至马冢坡交给“红联指”。同日下午,“红联指”双王公社武斗队又在老火车站西打死澄城县来渭武斗者4人。
5月22日晨,“渭工联”与华县“联总”等在数天攻打不下“红联指”据点纺织机械厂大楼的情况下,组织和调动武斗人员加强包围,改由挖地道进攻并炮轰。23日晚9时许,纺织机械厂大楼被炸,房屋被烧,各县武斗队进厂,“红联指”人员被迫突围,败退至阳郭。此次武斗炸毁楼房3层18间,烧毁职工宿舍24间,损失8万余元。同日,“红联指”武斗队30余人在去阳郭经马冢坡时,将押在此的对方俘虏11人击毙。
     6月10日和11日,“渭工联”与大荔“联指”、蓝田“5·16”、华县“联总”等在航运楼召开“会议”,决定乘胜追击,攻打阳郭。12日早7时30分,除留一部分人守卫外,其它武斗人员全部乘车上阳郭,9时向阳郭镇靠近时双方发生激战,大荔“联指”与“渭工联”被打死7人,下午2-4时,“红联指”据点阳郭粮站东北墙角被炸开,数县武斗队发起了对粮站的总攻。至晚武斗结束,共死亡37人,其中对打中死15人(内有无辜群众2人),抓住后被枪杀者22人,均系渭南县人。
    7月3日与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两个布告,命令停止武斗,上缴武器。经过“支左”部队反复做工作,渭南县的两大派组织先后上缴了武器,解散了武斗队伍。共收缴步枪1407支,手枪104支,机枪27挺,冲锋枪30支。武斗期间,渭南县在对打中死亡94人。共发生严重“四抢”事件46起,先后抢走现金10 300余元,粮食218 950公斤,食油10 000公斤,粮票18 350公斤,布票3 000余尺,各种实物68 900元。一些文物和档案等被抢,一度部分公路、铁路交通中断、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给国家及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五. 革命委员会
    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临时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此后,各省、市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8月,经过支左部队反复做思想工作,渭南县两大派组织通过你争我夺、讨价还价,终于实现了“革命大联合”。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渭南地区支左领导小组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决定成立由支左部队代表、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渭南地区及渭南县革命委员会。9月3日,在西潼公路湭河大桥旁召开成立大会。渭南县革命委员由67名委员组成。常务委员26人,设主任1人,副主任11人,武勇善为主任。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政法保卫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发出了第一号通告。通告指出:渭南县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全县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归渭南县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县各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各机关、工厂、学校都相应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六.现代迷信活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宣扬:“毛主席是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从此,拥有“红宝书”(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佩戴毛主席像章就成了时髦。凡文章、讲话开头必引毛主席语录或最高指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就成了当时的流行口号。1968年9月11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发出第1号通告,就作出了《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号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真正做到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简称“四无限”)。于是,全县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街道、生产队组织群众天天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学毛泽东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时称“老三篇”)和其中的“老三段”。形成了单位学、车间学、田间学、工地学、家庭学、老少学、日夜学的狂热局面。进而每个单位都建起了请示台,请示台上置放或绘有毛泽东塑像或画像,组织群众每天早、晚,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工作,并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所有街道、村道实现了毛泽东语录化,家庭内普遍敬贴、敬置了毛泽东画像或塑像并设立了宝书台,门上都喷、贴上“忠”字和毛泽东头像。有的村口设岗,由红卫兵或红小兵值勤,凡经此地的人必须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才予放行。至10月中旬,“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活动在全县城乡全面展开。每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后,全县各地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庆最高最新指示发表。各级各地都树立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召开“讲用”会议介绍经验。1970年1月12日,县革命委员会决定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8个先进单位和8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号召全县人民向他们学习,为把全县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称毛泽东为“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至1971年批陈(伯达)整风后时这些活动才有所降温。
    七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发出的1号通告中就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任务。10月18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掀起主动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新高潮誓师大会”,动员全县人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刮起十二级台风,彻底清理阶级队伍。清理的对象主要是混进革命队伍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混进革命群众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及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清理的主要方法是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渭南县从9月份开始先后举办了二委(原县委、县人委)和区、社领导干部学习班,对原县委常委、县人委领导成员全部进行“审查”。 在农村从12月起开展“五查五挖”,即:查本村本队解放前谁干过伪军、伪事,挖历史反革命分子;查解放前后外来户的政治面貌,挖混进贫下中农队伍的阶级敌人;查地、富、反、坏、右,挖漏网的地主、富农 ;查现行反革命言行,挖现行反革命分子;查敌伪档案资料,挖漏网的阶级敌人。在全县范围内,从1969年3月开始深挖三条黑线:中共地下党时期的叛徒、特务、自首变节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现行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分子。1970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给清理阶级队伍以新的内容和推动。全县至3月11日,清理阶级队伍共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 147期,参加学习班的188 600人次。揭出各种阶级敌人破坏案件2 572起,各种阶级敌人和有严重政治历史及其他问题的2 396人。“一打三反”运动至4月上旬,共揭发出9种案件1 915起,2 194人,其中里通外国案9起,11人;阴谋暴乱案41起,132人;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案35起,85人;杀人行凶案107起,146人;纵火放毒案64起,66人;反攻倒算案717起,765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案751起,776人;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案295起,325人。另外还揭发出贪污盗窃和投击倒把行为的2314人。拘捕和判处了一批现行反革命等罪犯。
    这场斗争,清理和打击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残酷斗争,无限上纲,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仅县级单位就清查出特务、叛徒、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570人。大多数区、社领导干部又一次受到批判。以区为单位举办的中共地下党学习班,名义上是弄清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实际上是大抓所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中共渭南地下党组织被诬蔑为“叛徒窝子”、“第二国民党”,许多地下党员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揪斗。在全县干部队伍中,先后制造了26起骇人听闻的假反革命集团案件,涉及515人,致死致残15人,错拘错捕27人。
八. 批林批孔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集团毁灭,渭南县根据上级的安排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1974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批林整风随之在全县发展成“批林批孔”运动。全县各级、各单位均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并组织辅导队伍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遂联系实际对林彪、孔孟之道开展了批判。在农村批判“复辟资本主义”,并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等错误口号,生产队种的西瓜长成蔓被当作自由种植统统拔掉,农民自产的蔬菜上街销售、外出务工被定为资本主义倾向或投机倒把进行打击。在学校批判“师道尊严”, 提倡学生的“反潮流”精神,1974年3月,县委对花园烟村七年制学校一学生因未交作业被老师罚站和未被评上红卫兵而服农药自杀的情况进行调查,确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学生事件,县委、文教局、花园公社的领导进行检讨,将校长开除党籍,给教育主任记大过,将班主任依法逮捕。4月9至14日召开现场会处理时,群众将县委的小汽车推向沟中以示不满。在党内和领导班子中批判“中庸之道”和“复辟派”,1974年7月,以群众代表身份进入县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的几个派性头面人物,利用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之机大闹会议,采取写大字报、游说煽动等形式攻击县委的组织路线和政法路线,扬言要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回击县委的右倾复辟思潮,闹会不成又罢会,致使会期一推再推至月余,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1975年初,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热潮。到5月底,全县政治夜校发展到2 912所,工农理论辅导员21 700人,有340多个大队和企业办起了阶级教育展览馆,9万户社员家庭建立了新旧社会两本帐。8月,中共中央各大报纸又提出开展“评法批儒”、“评《水浒》、反招安、反投降”。在“四人帮”的授意下,有的报纸竟露骨地大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舆论,把批判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渭南县除革命委员会班子内部几个派性头面人物借机攻击县委右倾复辟伸手要官要权外,广大干部群众只是在形式上应付。
   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虽然造成了一些混乱,但由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他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整顿,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也给渭南县各方面的工作带来了一片生机。这年全县农业产值比上年增长7.8%;工业产值较上年增长5.7%。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从一开始就遭到“四人帮”的顽固阻挠和诬陷,并伺机反扑。同年12月,中共中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以后,渭南县按照上级的指示,开始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由此在全县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运动中,商品、货币、按劳分配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把经济工作视为“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使全县各条战线刚刚好转的形势和局面,又走向动乱。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而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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