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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私史:在贵阳一中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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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O年四月,我读初二,我们贵阳一中学生下花溪界牌劳动。原定“五一”节前回家,突然通知延期到“五一”后才回,我们都才十三、四岁,整天劳动,肚子又饿,有同学受不了,行旅都不要,翻山越岭走了五六十里路逃跑回了贵阳,学校紧急组织了拦截队,由老师带领高中同学,把守各个山口,路口拦截,花溪区紧急调拨了一批干四季豆、胡豆每个同学每天几两,同学们大都安抚住了,下乡时间长了,我们都是用稻草铺房间里的泥土地上,睡通铺,被子里身上都有了虱子,每天都要捉虱子,同学们叫苦连天,我到不再乎,小时我头发上就有一串串虱蛋,现在有虱子,我也是见怪不怪了。

    我们住的寨子在山上,离磊庄军用机场十几里,有天我听说机场晚上有露天电影,就带领住一个房间的十多个同学走路去看,演的是“五朵金花”回来的路上我们手挽着手,一路唱着电影里的插曲,“蝴蝶泉边”等,快乐地回到了住处。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路边挖种南瓜的窝,突然通知收工,并要远离路边,我就爬上山,估计会有什么事发生,就坐在山上等。过了好一会,磊庄机场那边由警车开道,后面跟着庞大的小车队,我就一辆一辆的数,好几十部。这是我长这么大,头次看到这么庞大的豪华的小车队。我想肯定是某中央大员到了。他们怕什么呢?过了几天看到报纸才知道周恩来到贵阳。报纸上还登了张照片,周恩来和我校初一(七)班几个女生合的影,这几个女生是包起半个多月没洗的衣服走了七、八里路去花溪洗衣服的,界牌较花溪地势高,水少,认出了在划船的周、邓而合的影。照片里前面的女生手中还拿着一包要洗的衣服。

    有天收工后,我们将铲的草皮和捡的小树枝混在一起烧灰,作点南瓜的底肥,夕阳西下,袅袅青烟飘起,静谧的山岗、农舍、树林景色还挺美的,我独自站立了几分钟,欣赏此景,默记心中,不由泛起淡淡的哀愁,我还会来这儿吗?五十多年过去了,再没有去过界牌,尽管78年后在花溪读过四年大学,只是磊庄改成民航机场后,每次坐民航大巴过此,都要多看几眼,饥饿时代下乡劳动过的这个寨子。

    周恩来离开贵阳后,我们才回到贵阳。

    那年“五一”搞了个大游行。六十四年来唯一一次“五一”游行,主席台不是设在国庆游行时的六广门体育场,而是设在市中心喷水池池。原地名叫铜像台,立的是周西成铜像,在贵阳饭店前现搭的主席台,报上有张照片,主席台上周恩来面前站的是秦天真家的双胞胎小松、小竹,后来这对双胞胎同慧人,小文是好朋友。

    初二上时,师院来实习的老师在课堂上我和他们发生过冲突,以后他们上课我就故意捣乱,平时,也喜欢带十几个同学到贵阳周围山上,黔灵山公园,河滨公园摘野果子吃。班主任给我的学年操行评定打的是“差”。当时操行评定分五等:优、良、中、差、劣。其实初二换班主任时,父亲跟我讲过邓永璋老师跟他讲“勾鼻朝嘴、吃人脑水”这个老师是个鹰勾鼻,挺厉害的,叫我注意点,我听过后就忘了,这个老师教政治的。六四年到北京开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的工作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合影,以上这两张照片都登在2006年贵阳一中校庆时出的纪念册上,我买了四本纪念册。





    一九六一年

    升到初三时,班主任又换成了男老师何寿秋,原在贵阳日报当记者,报社撤了后,到一中教语文,有次他将课本上没有的一篇“史记”上的文章拿给我们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全班只有我完整的翻译出来了,六一年中考,我又没被录取,五七年小学考初中我就未被录取过一次,我弟慧人二年级升三年级留级,我就讲,又不是读不走,何必耽搁一年呢,我就带他到母亲所在的郊区宽苑小学照读三年级,慧人后来是贵州围棋棋王,七八年自学考取大学,现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搞疾病研究,多次代表美国或北美洲参加过丰田杯、LG杯、富士通杯、三星杯、世界智力奥林匹克等世界围棋大赛。去年还战胜丰云职业九段到台北参加了应氏杯。今年12月份要到北京代表北美洲参加世界智力运动会,奥巴马2008年要访问中国前总统助理还专门咨询过他给胡锦涛送什么礼物。后来,从报上得知,送的是一副围棋和一块可自动计胜负的电子围棋盘。

    有一天我回贵阳,遇到一个我班留级下去的一个同学,他对我说:“何寿秋在他们班上说,你们这届谁也比不上杨慧天。”后来,我才得知,这届中考,我是贵阳市总分第一,作文第一,有些老师都为我抱不平。

    这时还是饿饭时期,母亲到了这所学校后,当地的生产大队长,姓张,苗族,很关心老师们的生活,考虑买菜困难,给不是当地的老师每人分了几分地。我就整天在地里干活,种菜,小麦,荞麦,胡豆,豌豆等,来年春天,我在地边开了一块荒地,用了一整天,累得我“汗流夹背”。坐下休息时,突然想到看过的一本旧书,称和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其被抄家产是朝廷几年的财政收入,我想这块荒地产出的红薯是他家产的几亿分之一呢?不过这是正当劳动收入,吃得理直气壮。

    后来,母亲叫我教二年级,每月给20元钱,没过多久,又叫我到离学校七、八里的丰报云去办个一、二年级合班,教十几个七、八岁的小娃儿。我刚到丰报云就去寨子里逛,这个寨子的房屋比一般寨子的高大些,小院里的石板都是水磨石的光滑石板,堡坎都是整齐的条石砌的,我看见有好几个院子无人住,这些孩子跟我讲:“老师,他们一家家都饿死归一喽,”我当时又震惊又愤怒,这个大山中孤零零的小寨,周围都是森林,山上有山泉,潺潺小溪流出,寨子旁边有个大水塘,就是随便在山上刨刨也不至于饿死!但当局就是不准搞资本主义,真是“苛政猛于虎也!”





    一九六二年

    大概四、五月份,我在报上看到了陈毅讲话,估计政策会有变化,七月参加中考,这次被录取了,但分到了汇文巷二中,进二中后,我吸取了两次升学考试不被录取的教训,追求进步,写了入团申请书,在班上当学习委员。团支书拿了几本苏联小说给我看,叫我看后在班上宣讲读后感,其中一本叫“叶尔绍夫兄弟”讲的是一钢铁世家几十年生活的变化,团支书引导我,估计也是他的上级给他讲的,他本人绝没有这么高的政治、文学水平,要从这本书找出苏联修正主义的苗头。

    这部书实际反映的是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后,作者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以书中的叶尔绍夫一家为代表,反击形形色色,攻击“斯大林主义”的潮流,捍卫马列主义,实际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现实。

    给书我看的团支书曾重达,后到香港接他叔叔——一个资本家的遗产去了,他叔无儿女。很快就给我发了入团志愿书,有次父亲到二中来,恰遇教导处一老师他一九三七年,当贵阳女师教务长时的学生,他就顺便将我下学期转回一中,在二中有次几何测验,五个题,有的同学一个题未做完,我就交卷了,有同学直呼“神童”。学期总分我和范希沛并列第一,他是从惠水机校饿饭时退学的,退学回家后重考的,他母亲姓赵,青岩赵状元家后人,也是父亲在女师时的学生,范希沛1978年在我的鼓动下参加高考,后在民族大学教物理,以副教授退休。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

    到一中后,感觉同学们总体水平比二中要高,年级化学竞赛,每班取三名,我是本班第三名,第一名夏随云,原省委组织部长的女儿,其父是南下干部,周林当省长后将其打为“常、夏、李”反党集团骨干,贬到三O二厂当党委书记,六三年调出贵阳。第二名,费成,物理竞赛整个年级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其中有个题讲的是自由落体的封闭试管中有个小蚂蚁在爬,这个题只有我一个人做出来了。

    我班有个同学,其父是副市长,看中(一)班的一位女生,竟跑到教导处去要求转班,教导处未允,此事传出来,该生退学当兵去了。

    校运会我是铅球第二名,1996年校庆90周年时,我去一中参观,还看到这张铅球优胜者的发奖照片。贴在校史展览馆展出。五十年了我自己的照片堆中,居然也还保存有这张照片,真是奇迹。

    六三届高考,校学生会主席,整个年级成绩最好的秦连捷被分到了湖北民族学院,整个学校震惊,我也感到一股政治上的凉风吹来。

    到高二体育老师换成田凌仙,他同时也兼贵阳市少儿围棋班的教练。一天,上体育课时,他跟我讲,第二天星期天,举行全市少儿围棋赛,我突然灵感一发,说了句,我给慧人报个名,他说你明天带他到六广门体育场来就是,慧人在乡下读了一个学期,又转学回来,他还是想去读贵师附小那个班,结果班主任一看,被他留级的调皮娃娃又来了,就说要考,为了以示公正,还叫了本班一个学习较好,也是我们一中宿舍的娃儿林跃新来考他,林故意出一些难字,慧人写不出,班主任就说不要他读,慧人只好到城边河滨小学去读了,我母亲也调到该校分校,林全家1970年被赶到惠水乡下,1978年三兄妹分别考入川大、川医、西师,其父亲是资阳人。后来其妹入美国籍,听我侄儿讲,他们全家2010开车到宾夕法尼亚州林跃辉家去玩过,林住的是豪宅,开的是豪车,林跃辉是川大校花,其身材,相貌极似梁啟超儿媳林徽因,当然才气就不能比了。不过梁啟超也是我们贵阳的女婿。

    慧人从没摸过围棋,我也没摸过,只是小时在教工文娱室打乒乒球,有时老师们在此下围棋时我经常在旁边看,所以基本下法和规则我是懂得,当晚我去找了副围棋来,教他什么是眼,两个眼才是活棋,金角、银边、烂肚皮等。第二天就去参加比赛,我站在茶馆窗口看他下,开头被这届冠军包龙生杀得一块未活,每盘棋下来,我都指导他一番,下到后来居然赢了两盘,可见他的悟性有多高。1978年高考前一个多月,他才跟我说从没学过化学,准备考零分,其它科努力多抓点分,我说,你这个憨包,化学随便搞搞就可得几十分,其它科短短一个月你也提高不了什么,就叫他这个月主要用来学化学,其它科看看公式,背下政治就行了。当时贵阳市中学最好的化学老师陈焕新,高一时也教过我,也是慧人的围棋徒弟,慧人就去请教他。三天去一次,陈老师指导他,结果高考分数公布,他的化学是82分,我这个一中高材生才考81分。

    这届围棋赛后,慧人就进了棋训班,三个月后,棋训班比赛他就是第一名,很快成了贵阳市一流棋手。





    高一高二时,一中每学期都召开学习积极分子大会。每班学习成绩前几名都去参加,所以,从高一到高三成绩好的学生我基本都认识,高二年级数学竞赛,我得第二名,我班费成得第四名,费成65年77年两次高考没考取大学,七九年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未考取。八O年自学考起武汉大学科技情报学研究生,后来任信息管理学院的院长博导,是中国这个学科的带头人,信息管理一类教学基地是他从法国搞来的资金建的,法国同武大的关系与清大与美国的关系相似。

    其弟八三年考留学,是该专业全国第一名,可任选国家和大学留学,费成问我,我说选巴黎——世界之都,其弟在法国读完硕士、博士,想必应加入法国籍了,反正现在经常往来巴黎、中国,年薪超一千万人民币。

    高二上时,有次开班会,批准刘锡平入团,而我的入团志愿书转到一中后就了无音讯了,我心怀不满借机发难,刘的父亲是个资本家,摘帽右派,我就攻击,这样的的家庭出身都可入团,言下之意,为何我不行,汤凤森站起来支持我,指责团支部,整个班会成了我和汤凤森一言堂,团支部方面无一人出来应答,以后,我与刘的关系也一直很好,他也知道我对他本人并无恶意,平时也挺佩服我的。1998年,我召集班上同学离校三十三年后的第一次聚会,他就对我讲,有办法没有,杨成文还在沿河教书,能把他调回贵阳吗?我找了同学关系,一个月内将杨成文从沿河调到贵阳八中。

    其实,转到一中后,高一、高二三个学期我总分都是全班第一,每学期由我统计出班上排名及班上总分,整成表交教导处存档。

    每到开校运会,我就像过狂欢节。我是班上的总教练,平时每个男女参赛运动员训练我都指导,参赛时,我也在旁边指导。

    高二时,我在校图书馆借到一本书,“我的音乐生活”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讲的是柴可夫斯基和他赞助者梅克夫人的故事。梅克夫人是一铁路工程师的遗孀,很有钱,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后就主动赞助他,而柴可夫斯基只是远远见过梅克夫人的的侧面,我感到真能达到人类最高精神境界的人是无需世俗这一套的,每次从广播里听到“小步舞曲”那优美的青春旋律,仿佛每一跳都踏到人心上,心也随着它的节奏而跳跃,音乐真是人间最美妙的东西。

    八九岁时,有天晚上随着父亲到他老朋友杨友群家出来,是一小巷,苍黄的路灯光洒在半截泥巴墙上,猛然间,我的心脏像被电击了一下,收紧了,感到异常难受,我想到了“死”就算活得久,活到古稀之年,终归一死,埋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多可怕!我到是希望有来世,但学校一直教育我们那是迷信,估计假的多,对死的恐惧,就想这一生,一定要过得精彩,要成为个伟人,流芳百世,这也是是我第一次立志吧,也听父亲讲过一句话,要做出伟大的事业的人,三十岁前不能结婚,才能毫无牵挂,我到是不时想起这句话,从小学、初中、高中,不乏较漂亮的女孩子主动接近我,但我保持高度警惕性,一觉察对方对我有好感,像含羞草似的立刻关闭了叶子。

    我们初一年级时十个班,其中最引我注目的一个女生,个子不高,脸盘子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美人型,但身材匀称,穿那一时代极少见的超短裙,但看起来不艳、不俗、得体,走起路来敏捷。





    初三时,她们班在我班隔壁,我俩都是早读俄语时的领读员。十六岁的姑娘,散发出的青春气息,有时和她对面走过,忍不住多看她两眼,有天早读后,她居然独自一个人走进我班教室,当着全班人的面,向我请教俄语中的一个软音符号前面的音怎么发,我也不知道,上高中时她高我一级,在学校里面更是出众,班上成绩和另一才女张菲菲并列。父亲教过他们班的语文,平时将作文本抱回家解,每次她和张菲菲都是最高分,她的舞跳得最好,学校文艺会演是她们班的领舞,校运会她是2000米冠军,不过到高中时,我对她已无初三时偶发一时的激情,也许是成熟了,六四年高考,她分到了贵州工学院,而张菲菲没考取,就留在一中教书,后来,到教育学院混文凭时,我们这届二班的谷铁松,七八年在我的鼓动下,参加高考,考入贵州工学院高师班,毕业后分到教育学院,上过她的数学课,谷讲,有一次上课时,他问听懂了没有,全班只有张一人大声回答:“听懂了”,再问其他人呢?也只有张一人回答:“都没听懂”,一个女生在班上敢于如此嚣张,可见其底气之足,张菲菲在一中被评为特级教师,上了全国优秀教师榜。

    那时我们都是同性同桌,而宗瑞两年都坐我前后,男女生平时不说话。而宗瑞同学大方,经常和我啰嗦,她是学校跳高冠军,训练时都是我在旁边,平时也一起打乒乒球,她家就住原一中河对面的渡船码头旁边,高墙内的一座二层小楼,门上安有电铃,其父华西医学院的博士,二级教授,原贵阳医学院附院院长。她身材苗条,肤色又白净,脸盘子挺秀气,穿的衣服的料子都是很高档的,裁剪又合身,可能是全校最出众的姑娘了,有次,她送了我一张五球场的球票,那时五球场星期六,经常有篮球赛,我经常身无分文,就捡了各种颜色的球票,无钱时就用假球票混,混不进去就爬在墙外看,她的球票我无动于衷的收下,有天下午,我刚进教室,她坐在位子上,一见我进来哇!的一声,就放声大哭,周围的男、女同学都着盯着我们看,搞得我手足无措,一问之下,她半期考试语文不及格,这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嘛,我就安慰了她两句。

    有次进教室,一堆女生站在后面闹哄哄的,一问,是她接到班上一同学的情书,在那发脾气,见那男生进门,她一砸门就出去了,我对她这行为不以为然,不愿意交往私下给人家讲下就行了嘛,何必搞得人家下不了台。

    有个星期六晚上,我同李明武身无分文,他是住校的,就在教室里玩,忽然看见一课桌里面有个书包,这是谁忘带回家呢?一看书包旁有本书“乔叟文集”我就翻了翻,几句赤祼祼的表示男女之情的,我从来未见过的语言就刺激了我,我就坐下来看,不一会,两个女生走进来,我才反映过来,不经人家允许,乱翻人家的书包,太丢人了,立刻跳了起来,走到讲台上去,进来的是露露和芳芳,其父一个是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一个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我从来都是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目中无人的,这次在这两个姑娘面前丢了个大脸,不过她俩一声不响拿起书包就走了。

    汪露露其父汪小川,五级干部,进贵州后省长周林是七级干部,汪自动拿九级干部的工资,其母肖明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周恩来到贵阳后,讲了句:“后来居上”,针对这句话,安岗,前几个月才死,肖明合作了一篇长文,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高一,高二时,露露上课时,经常都是埋头看小说,有厚部头的外国名著,还有毛边纸的中国旧小说,虽不用功成绩还可以,高一时,有次周末我和明武翻她的课桌看,里面居然有半边馒头,和一堆小白沙糖,我俩大发感慨,我们每天都吃不饱,她居然有白面馒头丢,高三时,举行高三年级羽毛球赛,田老师给我十几张球拍,几张球网,和几盒比赛用球,四毛三一个球,几十个球,真豪华,我们全班同都打羽毛球,男生单打,当然我第一,女生单打就是她和宗瑞强点,我们班任何人比赛,我都是场外指导,她第一次上场,我站在场边,我正侧脸看旁边宗瑞和另一女生打球时,耳边飘来。

    一句:我心跳得很。我掉头一看,露露已站在了场中央,但脸对着球网的,并不面对我,我想了一下,这句话应是说给我听的,我就走进场去,宗瑞那边球拍子一摔就走开了。





    进场后,我知她是第一次独自上战场,肯定惊慌,不像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是球场上的领袖,现在已是沙场老将了。就安慰她,不要紧,打两个球心就不慌了。注意接球后迅速回到场中央位置,接球时,斜眼观察对方,在左就打她右边,在前就尽量打她后面。几句话后,她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了,整个比赛结果,宗瑞第二名,她第三名。她高三时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六五年高考,她父亲兼任省招委主任,她和弟弟新五的,同时考进北京工业学院。按她们的成绩也可以进这个学院。该学院政治条件要求高,很多专业都是国防保密专业。

    芳芳高三时担任团支部书记。考入贵州工学院化工系。1968年,听范希沛母亲跟我说,谷鸣、芳芳妈妈、自杀了。我当即邀了费成,李明武晚上到省委大院她家去。明武在学校跟过她的踪,知她家住处。我对两人讲:共产党靠搞阶级斗争,整人起家,但整到自己头上也不好受。她妈当时是省总工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长。我俩去敲门时,费成路到后面大树后躲起。

    她来开门后,我大声喊;费成出来吧!三人一同进了她家。她引我们进了个空房间,只有一张椅子,几张桌子,她坐椅子上,我们三人就坐到桌子上。我掏出烟来一人发了一支抽了几口,随便讲了几句话就离开了。1998年同学第一次聚会她住遵义未到。我还是将照片和我写的“同学会小记”一文寄给了她,99年聚会她就来了。

    还主动邀请我跳舞,可惜我不会,她还现场唱了支“女人是老虎”的歌。2004年,我在遵义和大学同学在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办汽车修理系,叫人开小车我去找她。开始知他爱人曾任钢绳厂总工程师,就开到钢绳厂去找,又不知她爱人姓什么,最后我才想起她当过农电分局局长,钢绳厂有人告诉我她住丁字口电业局的宿舍。天已黑了,到三楼敲开门时,一见我就关门,以为我找错门了,我伸手就抵住门,大喊一声:“谷芳芳!”她才认出了我。我没吃饭她就拿出剩菜招待我,有炒菜、有汤,吃的我津津有味,比学院里大食堂的菜好吃多了。坐下我就大声武气的吹起牛来。还谈到1968年我们三人闯她家的事,她爱人觉得我真讲义气,当时谁敢到她家去,还有点佩服我。她怕他爱人误会,马上说了句:他们是去看笑话的。我又讲明武去年去世了。费成在武大当院长。我当即将手机拿出,拨通了费成电话,他和费成还聊了好一会。

    六四年高考录取一公布,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全军覆没,都没考上大学。我感到寒冬已来临。

    进入高三,学校气氛大变。

    首先团支部改选,芳芳、露露分别担任支书,宣教委员。班主任和团支部经常召集班上革命干部、工,农子弟开会,也不知他们在谈什么?

    高三毕业班搞运动:所谓父母亲有点问题的同学要站出来,主动交代父母亲的问题,进行批判,同家庭划清界限,以争取好的表现。其他班的运动都开展得轰轰烈烈。特别是高三(一)班最热闹,有人公开和开茶叶庄的小资本家父亲“决裂”,从家里搬到学校住;有人因为交代家庭的丑恶历史比较彻底,荣膺在有线广播上向全高三同学发表演讲。我们还到(一)班参观他们厚厚的交代材料。我翻了翻,全是大骂父母亲的。仿佛谁骂的狠,谁就进步。离校后,好几个班的同学都跟我讲过,最塞心这事。成分好的同学动员,实际是逼迫交代,不然过不了关。

    我们班,我是第一个走上讲台的。

    我这人有点“苗”,有一说一。简单讲了下父亲的历史。1926年在贵阳师范读书时,秘密加入国民党,之前国民党派张道藩,周逸之到贵阳办党被抓,张被平刚保出,周被杀。1927年六月走路到重庆,坐船到宜昌会见北伐四十三军军长李小炎,李给少校军衔,每月一百二十块大洋,保送黄埔六期炮科。未毕业,考进政大一期,一年后因参加“改组派”反蒋介石,被开除党籍、学籍。一九三0年到陈嘉庚任董事长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任训育主任,一年后离开新加坡时,陈送了两万多大洋给他,到北平,大学毕业后,几十年来一直教书。




    一九三七年回贵阳,结婚照身旁的男宾相常学镛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任中国儿童剧院院长。1941年被刘伯龙的28师,别动大队改编,以共党嫌疑抓去镇远关了一年。解放后五一、五二年连续两年被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新黔日报”批判。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我不太懂,不好多说。

    我的发言未如他们所望,芳芳、露露等领导力也软弱,本班运动冷冷清清走了过场。不像其他班级那样许多同学受折磨那样重。

    当时我班班主任刘芷莼,西北联合大学毕业,教历史的,高三时无她的课。经常手持一本彭真的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每星期几次政治学习都讨论“前线”杂志的文章和“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的党的政策。因为我是班上对抗他们的中流砥柱,为了打击我,由她来将半期考试学期考试的语文、政治两科打分。他给我打了两个60分。另一经常唱反调的汤凤森,他只打了两个59分。当时我还想,如果她给我打59分不及格,我一定大闹,丢脸的就不是我了。因为我是全校闻名的,文、史、哲、外语、数、理、化,科科都优秀的,人称“一中才子”之学生。汤寒心了,就去调查班主任。之后,对我说,刘芷莼也不是好东西。其丈夫是贵铁分局总工程师,丈夫的哥哥是被共产党枪毙的,她也算是“杀、关、管”家属。她本人是三青团骨干分子。我对汤的外调结果不怎么相信。如果是三青团骨干分子,学校怎么会安排她当毕业班班主任呢?不过当时她的行径和三青团干的何其相似。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汤约我到一中去报复班主任,我未去。汤父亲是个司机。也未考上大学。由于成分好,上海搬迁贵州的“新漆光学仪器厂”招了去。文革中参加411’派,在厂里因打对立派被公安厅抓去关了两年,六九年放出。我去看他,问坐牢有什么教训。他回答我:“坦白遭关,抗拒从宽。”八十年代他找了个后台,高一时一女生的父母亲。这女生的父亲65年时是贵阳市委组织部长,八十年代是贵州省委组织部长。汤办了个粮食贸易公司。我也去帮了两个月的忙。有次我在贵州驻北京办事处玩,很偶然的,搞了几十车皮的高粱发到了南北镇,未付一分钱的预付款。他就叫这同学的母亲到遵义县,南北镇就是遵义县所在地,给县委书记讲,县委书记叫鸭溪酒厂收了。东北发高粱单位来要钱,拖着不给。还拿这钱买了几十部大卡车,和图云关原三六八医院旧址等。有次我到鸭溪酒厂玩,他们的供销科长知我就是杨慧天,说,五六十节火车皮的高粱发来,收件人全是南北镇鸭溪酒厂,杨慧天收。后来汤资产上千万,也曾被债主抓到河南关了一段时间。我只干了两个月就到成都搞工程去了。

    高中毕业鉴定大概是班主任和团支部共同拟定的吧,按规定,要同本人见面。当班主任将鉴定给我看时,其中有句话是:“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不清。”我马上表示不同意。她想了想,可能觉得这个帽子拿给我也太大了吧,就拿走了。过了几天,他将修改后的鉴定拿给我看,那句被改成了,“对暂时困难认识不清,说六0年饿死人。”我也不认帐。他就从包里拿出个笔记本:某年、某月、某日与几个同学讲的。讲了我六一年在丰报云时,那几个娃儿告诉我的:“他们一家家都饿死归一喽。”我看这下赖不掉了,想了想,这也不是我说的,我只是传谣者,知道的也不上五千人。不构成犯罪。其实这是历史事实,七、八岁的娃儿是不会说谎的。就由她记下吧。毕业后,好几个同学都对我讲,班主任要他们随时记录我的言行。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其实这事,是有天晚自习,我和汤等五人到隔壁一空的小办公室吹牛。汤是留级生,他提到在街上碰到原班上六四年毕业后下乡的一女生,讲在乡下生活很惨。我就讲了我六一年在乡下的事。李明武知道鉴定的事后,还故意跟汤凤森说:杨慧天说你告他,要揍你。汤极力否认。明武还故意问他,你打得过杨慧天不。汤答:肯定打不过,你看他在篮球场上,横冲直撞,那么凶。我是篮球校队队员,全校铅球第二名,铁饼,手榴弹,110米高栏第三名,羽毛球单打也是全校打得最好的。小学二年级同班上的新路口小霸王后来是贵阳市有名的一条好汉王德生打架就打赢了,而且是坨坨、架腰双赢。三年级时,一拳将一同学眼皮下打一大青包,一个多月才散。小时在南明河一中游泳区对岸和次南门的娃儿打架,一中娃儿这一方,都是我头一个站出来挑战对方。所以一对一,只用拳、脚打架,我不怕任何人。





    一九六五年高考,我当然也落榜了。

    但我不服气,很愤怒,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掌权者用这种手段来对付青少年,扼杀有天赋,有才华的青少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将走向何方!

    我准备向有关部门写封信,出出气。父亲就叫他的好友王萼华代笔。王,原一中语文老师,人称“王语文”,一中有个习惯,直呼教得好的老师如:“段几何”、“唐三角”、“杨代数”、“侯物理”等。王是一九零六年捐几万两银子修贵阳一中,原通省高中的华之鸿的孙女婿。一九一五年也是华之鸿将茅台酒(华茅)送到巴拿马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父亲将王的文章拿给我看后,我觉得不过瘾,自己也写了封短信。大致内容是,大学录取新生有这样一条:考生德、智、体合格,从高分到低分顺次录取。“德”,我是守法公民应合格。“体”和“智”都是优秀的。你可调我的试卷看。后听一同学讲,像我们这样政审被学校写上不予录取的考生,试卷都不阅,直接焚毁。再后来我看到一本叶剑英女婿邹家华的父亲邹滔奋写的“萍踪寄语”一书中写到,一九三六年他到德国游历,希特勒已上台,高中生如有对“国社党”不满者,不准进大学。

    最后一句,我直接质问:为何不准我上大学。

    信写完后,想起毕业前,全市高中毕业生集中到女中听市委宣传部余部长的报告。觉得这人有点文化,又是主营教育部门的,就在信封上写了:“市委宣传部余部长收,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回信。我看落款是“于佳临”。我想大概是宣传部的干事吧。后来才知,就是部长本人,是我把他的姓写错了。于部长回信口气委婉,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你检查一下自己有无缺点呀。最后一句是,如果你还想考大学,明年可以再来。许多年后,想起这事,觉得当时也应同时给露露父亲,时任省委宣传部长,这届省招委主任的汪小川信,看看汪是何态度。汪小川是一九六六年被贵州省委第一个抛出来的走资派。召集几十万人在邮电大楼广场上斗争。“贵州日报”连续多天抛出批汪文章。批汪的“二铺”调查报告,是鼓吹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讲他在乡下调查时,村里有个地主的女儿,因成份高,年龄较大还没出嫁,汪还叫村干部关心她,给她介绍对象。这是汪关怀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看到这里,我觉得汪还有点人性,每天去邮电大楼看报,有批汪的文章就将报纸买下。后来将之剪下,寄给远在沈阳飞机厂学徒的李明武。三十多年后,我偶然想起这事,问他收到我的剪报没有,他说,没收到,不知被那里扣下了。汪小川在八十年代,周林任教育部长时,任过北大副校长,党委书记。曾率领大学校长访问团到日本访问,周林能当教育部长,应是五十年代曾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和贵州省长的陈曾固推荐,安顺人陈曾固(1931~1933年)在北平时,每星期天必去我父亲在颐和园租的小院吃饭,还叫我父亲拿钱出来办中学,他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代书记兼组织部长。

    贵阳一中六五届高中生,大学录取率大约百分之五十,这是十五年来最低的,五一年我家就住一中,五十年代全省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人数,贵阳一中占一半。

    以下就我知道的考不上大学的同学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先讲一个考上的,二班的赵玖,六五届四大才女之首,高考全省总分第二名,却被分到取分最低的贵州农学院植保系。78年我进农院农机系时,她考取农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加拿大定居。

    一班:唐允文,毕业后十月份和我同进市建筑公司,我爬上中队长职位后,他接我的小队长。后来到大型企业虹山轴承厂学徒,以后当厂长、党委书记。该厂是造飞机轴承的。

    吴廉,毕业后下花溪。77级贵大数学系,八四年赴美留学他有一亲戚是台湾将官,定居美国。2011年10月,我到华盛顿他家,他单独陪我玩了四天,住的是豪宅,有两部新型跑车。

    李川,下乡花溪与吴廉同是贵大数学系,七七级的。一中数学竞赛第一名。

    文志刚:毕业后,回父亲所在,开阳磷矿当工人,后任大型企业开磷集团副老总兼营销公司总经理。

    张世申:美术家。

    莫  非:下乡花溪。蓝球年级队队友。78年考入贵工高师班。

    1967年我在大西门碰见他。他说同下乡的女朋友,谢甜的父亲生病。他去有关部门申请,给她家的银行存款解冻点钱看病。谢甜父亲三十年代初搞共产党,被抓进牢里,把腿关瘸了。解放后又说是叛徒,又被关了几年后平反。她家父亲是贵阳有名的大资本家。拿定息。

    二班:

    王筑明:本届四大才女之一。六五年和我同进市建公司,在我中队的女生小队。七八年高考全省总分前三名。进兰州大学。后在中科院贵阳地化所搞研究。

    谷铁松:七八年考入贵州工学院高师班。我曾问过他是否是安顺谷家的,他否认。后我看见了谷正伦照片和他一个脸型,他才承认,并说他祖父在家塾中教过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他是年级蓝球队的接应,学校跳高第三名、110米高栏第二名。

    刘城:毕业后当泥水匠,当飞机工,就是提把砖刀到处找活干的那种。办建筑公司修了教育学院,省水利勘察设计院等。

    文英:后当环西小学校长。后曾当市人大主任的某同学下晚自习后曾在朝阳桥栏过她。这事我问过她。她说当时拒绝对方,是因为两人家庭出身相差太大,如结合会影响对方的前程。

    王和兴:原年级蓝球队主力中锋。与我同进市建公司一个中队,后任上市公司财务主管。





    三班,我所在班。

    费成,与我同进市建公司,学泥水匠,其手艺可以找得到饭吃。六七年七月与我同进机械厅。我分红星拖拉机厂铣工学徒,他分齿轮厂铣工。后借到山地农机研究所搞英语、法语、日语、俄语翻译。七七年高考未取。

    七九年考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未取。八0年考取武大科技情报研究生,后任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博导。中国这个学科或专业的带头人。大概可算六五届得承认的学术成就最高者。

    于民:同进市建公司,木匠。后当过林业局局长,园林局局长,市城管委常务副主任。江泽民猴年初一到黔灵山看猴子,他陪同,到他家时他拿出几尺见方和江泽民合影给我看过。

    刘霁春:留一中教书,到教育学院混文凭时我妹教过他的课。后任一中教导主任,八中校长。

    叶树人:同进市建公司,77年考入贵工,副教授退休。

    张鹏英:留一中教书,后到女职校教计算机课。教学水平高有点名声。

    四班:

    张盈盈:六五届四大才女之一。留一中教书后,也同其姐一样到教育学院混个文凭。在一中被评为“特级教师”。

    桂海云:在学校时蓝球年级队左锋,桂是左手。我是右锋,1978年,考入大学,后来搞企业。

    杨业勤:六五年考入农学院林学系,在梵净山呆了四十年,曾当贵州省委委员,梵净山管理局长,二00九年我去玩时,照待我吃饭。说如果不是家庭成份不好凭成绩他不会考进农学院的。

    五班:

    谢甜:四大才女之一,下乡花溪,我读农学院时她常来找赵玖借书,自学考取江苏农学院生化研究生。省环境研究院,研究人员。

    朱绍琪:62年中考贵阳市第一名。下乡花溪,后考取重庆大学,断裂力学研究生。原水电部贵阳设计院工作。

    邓延琪:与我同进市建公司,七八年考取土建专业。后任上市公司副老总。

    丁盛果:考不起大学离校后,学历不详。后当教授。

    新五班:

    梅桐生:下花溪。77年考入贵阳师院78年考取福建师大中文系研究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2010年我发起六五届同学会时,同高三(1)班的刘超龙,我们三人一起为同学会服务,在民族大酒店聚餐:韩述明校长讲完话后,我故意请;梅桐生教授讲话。梅站起来就讲:都是同学,直呼其名不要外加什么符号。

    张玉华与甘玉珍两个女生。

    1965年9月我班李明仁要到花溪天鹅小学代课,我说送他,他说不用,但我还是厚起脸皮和李明武来送。那知到校才知,还有两位女生。他们都是因为身体原因未参加高考的,到花溪下公交车后,一问天鹅寨离此还有二十里山路。我和明武一个帮她俩扛一个行旅,一路问起路走,走到天鹅时天已黑了。

    甘玉珍后到一中教书,还当过慧人的班主任。张玉华,四十五年后,才在2010年同学会上见面。我就说:你还欠我背二十里路行旅的债。要请我吃饭。他后来担任贵阳市老干局局长退休。

    贵阳一中六五届只有高三(四)班有位平时并不突出的女生杨楚萍考取了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大部份成绩名列前茅的,都不予录取。清大一个也没有录取。

    从天鹅寨回来后,想着天鹅寨的风景放不下。中秋节前。一天一大早我就走了十几里到小河明武家,说去天鹅,为了不增加他们三人的负担,就叫明武拿了把面,一坨猪油,一点糟辣椒我们就上路了,走到我母亲原在的中曹小学所在地刘家寨,翻了四 五座山就到了去花溪的大路上。走到花溪水库大坝将近十五的月亮升在空中,我想起曾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白夜”。整个山林笼罩在白色的月光下,时不时翻动的叶片的反射光还刺向眼睛。

    静谧的夜,路上只有我俩脚踏在落叶上的沙沙声。李明武突然讲起了学校的事。临毕业前三个月,班主任多次找他讲话,要他揭发我。他左思右想,和我交往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也就没理采她。我听了他的话心想;他的家庭出身就是小市民没啥大问题,如果不是和我交住密切,很可能就上大学了。但这也不能怪我呀。唉,只能说是命了。到了天鹅寨,一人煮了碗面,只用了点他们的盐巴和酱油、葱。寨子里有许多高大的柿子树,我们就用竹竿打了些下来,虽有点麻嘴,还可以吃。然后我们五人就下到悬崖下去,水库里有条大船,和我们一中原渡船差不多大,只是无蓬。船上有两只大铁环,套在牵向对岸的粗钢绳上。只是船被锁住,不能拉向对岸。第二天花溪赶场,我们又一同去花溪。平时我们同班上的女生,都很少讲话,同他俩话就更少了。记得明武在学校时,跟我讲过,他经常听到女生之间的聊天,都是讲些婆婆妈妈的事。更坚定了我少同女生啰嗦,同她们讲话是浪费时间。在花溪公园玩了一会,我同明武就走回家了。三毛一的车费也舍不得花。

    坐在家里无聊,我就同隔壁住的一化学老师家弟讲,他也是六中毕业的,未考上大学,叫他们六中的和我们一中的在河滨公园比蓝球。那天我上场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高,居然还输给六中的了,事后我一想,可能是这一年来的精神折磨所至。

    在家是坐得难过,有天就邀了明武,铁松等。

    四五个同学去劳动局要工作去。到了劳动局,和市委接待处,当然,只有我一个人敢讲话,我就毫无顾忌的对接待的人大声说;大学不给进,工作总要安排嘛,不然我们坐在家里无聊,天天跑你劳动局,市委来坐。





    也许是市委也知我们来反映过。十月份市里就马上成立了个贵阳市建筑工程公司,将六五届没考上学校的高、初中毕业生大部收入。后来我听说,我校有几个父亲被镇压的同学,连市建公司也没得进。得到市建公司通知后,我就连络了一中和原二中后改成师院附中,的同学共二十多人一起去报名。在路上就跟他们讲现在到社会上了,不比原来在学校单纯,同学们要团结,才不吃亏。

    市建公司明武也有名字的,但他父亲的厂185厂是011系统的,有内部消息,很快就要招工,他就未报名,但天天来玩。最后到市建公司报名的高初中毕业生共五百多人,分五个中队,我们是最早报名的就在一中队。分四个男生小队,一个女生小队。女生小队有三个原高三(2)班的,王筑明,黄晓钟,赵元美还有个八中高中女生王可可,后来当贵阳市建委第一副主任。

    费成,赵元美,都当小队长,一个一中初中生也当小队长只有一个小队队长是六中高中毕业的。公司任命了一长得高大的初中生来当中队长。

    公司以原市民建二处为底子,加上我们这批学生组成。民建二处刚在兴关路建了一印刷厂的车间,未交付,就用来作为我们学习之地。各中队将工地上的木方子抬来钉成四方坐位,学习。中队长是一初中生,我们这些一中高材生怎会服气,我就故意出难题,让他领导不下去,结果,公司派在一中队的五级砖工师付也看出来了,也知我喊得动人,压得住阵,就叫我当中队长,我就叫唐允文接我的小队长,另一一中初中生当小队长的那个小队,有个八中毕业的高中生不服气,那个初中生肯定斗不过他,我还去做工作,叫八中的那个将就点,老是坐起学习也无聊,我就向公司提议:“举行各中队男子篮球赛”并准备文艺演出大会,各中队排练文艺节目,经过这样折腾一阵,身上也觉轻松了许多,篮球比赛打得很精彩,上场的基本上是原来各中学的主力队员,我想就是贵州大学生联队来也不一定赢得了我们。

    文艺会演是在南明区大会场举行的,漂亮女生比我们一中的还多,节目比在一中时的文艺汇演还丰富、多彩,在会场里看节目时,我也想:肯定比贵州大学生的文艺汇演精彩。

    学习完后,就到头桥松山上挖土方,“建干打垒”房子。所谓“干打垒房”,是为响应“备战、备荒”号召,建的简易宿舍。墙只有砖最薄的那面厚。称四分之一墙,队里分来些|“社会青年”。即社会上没工作的青年。有次我中队和其他中队工具扯混了,那个中队的工具员叫秦晓春,嘴历害,又霸强。我中队的工具员王和兴,虽然高大,但嘴笨,肯定争不过他,我本想上去和他争,一个我是中队长,另一个他们五中紧靠六广门棋室,平时他经常在窗口看下围棋,我的两个弟弟都是贵阳名棋手,他也知道,他和我肯定争不起来,我就叫唐允文出面,唐是我们年级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口才也不错,比文比武不弱于秦,结果两人就在山脚下,打嘴战,当时称叫辩论。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搞了半个小时,我在旁边一言不发,欣赏他俩的表演。两人离开市建公司后,唐去安顺大型企业虹山轴承厂学徒,后来当了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秦是个弄潮儿。分工种时,他不学徒直接搞混凝土工拿普工工资31块5.学工每月才十几块。六六年南下串联队一到贵阳,他就最早跳出来,支持南下串联队,造省市委的反。结果被单位当权派组织人批斗他。贵阳满街都是揭露他的丑要面目的大字报,称他是一个黑狗崽子,竞敢跳出来造共产党的反,第二年“西南春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又爆出反对派。“411派”他又是骨干分子。67年8.18,“411派”被省革委踏平。他又和“411派”学生流亡省外,到北京新华门外静坐示威。要求中央叫李再含下台,李是省革委一把手。民间一直谣传“411派”已得到昆明军区支持准备武装打回贵州,还说秦晓春腰别两把盒子枪,严然是一“佐罗”。

    77级高考那天,我住的二十中是考场,我刚走出二十中大门,就遇到他来参加高考,见了我自我解潮似的对我说:花两块钱报名费,得休息几天,值。79年报我已在花溪上大学了,星期天回贵阳,在紫林庵看大字报,才知他已加入“启蒙社”在北京西单大搞民主墙。从大字报上看到秦口若悬河的应对各国记者提问,并称:如果台湾邀请我,我考虑去看看,听在北京的妹妹回来讲。当年贵阳人在西单民主墙时期,在北京大出风头,一个启蒙社,一个尹光中油画展“启蒙社”被镇压后,秦就回贵阳做生意。有次骑单车在街上遇到我,只有车上招一下手说声忙得很,就迎面而过。听说他后来有两亿多资产 ,在北京也买了几套房。我们每天在山上挖土方,抬砖瓦上山,在半山休息时,一八中高中毕业的“社青”莫绍荣挺爱吹牛的。 有次他吹到:我就是每年都要考大学,去年我都 做合同工了,还是辞工去考大学。结果大学考不上,工作也丢了,一点也不后悔,他说:当年毛泽东还不是从乡下到长沙去读书,他还东选西选,这个学校不读,那个学校不读,我们可没他那好福气,只要有学校就读。莫有点音乐才华,后来作词,作曲,在贵阳业余音乐界还小有名气。有个晚上我还和他和另一个同学到朝阳桥头,和对岸的人对山歌。

    我因为当中队长,觉得要以身作则,每次抬的都比一般人重,也许劳累过度,得了感冒,去公司医务室,看病就开半天假,要送诊单去医院看又不给,连续几天每天去医务室看,最后一天晚上明武来我还陪他到河滨公园露天球场看篮球赛被冷风吹,就更严重了。第二天我一个人在家,昏昏沉沉的睡,明武来一摸我脑门,说很烫发烧了。我已起不来了,他扶起我去公司医务室,幸好,医务室离我家不远。还是那个女医生给温度计一量,39.8℃。她还拿起听筒,左听,右听,听不出什么,她也不得不开张送诊单给我。明武就扶起我去二医看,二医的那女医生一听,就说是大叶性肺炎,住院。再照光,化验口痰等,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没参加劳动了,每天给队上打打考勤,分工种,我说:学泥水匠,拿把砖刀走天下,自由。六六年一开年,我就离开了市建公司。

    之前,我曾问过一初中同学,他六四年没考取大学,六五年考取贵州工学院采矿系,问他怎么考取的,他说:考不起大学后,他就到居委会义务帮忙,抄抄写写,当时正搞“四清”运动,整理四类分子材料等,很需人手,结果高考的个人鉴定,由他自己写的,居委会办事处盖章就是了。我一听,我是市委宣传部长叫我来年来考的,再复制他这一套,一定能考起大学,就离开市建公司去居委会报到,每天抄写四清材料。但人再会算计,不如天算计。以后的道路还不知是啥呢?

    赶写征文,无时间了。将这篇文章交了后,以后写的再直

    投“百姓家史”吧。

                                 杨慧天2013.10.18

                                         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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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1-23
再介绍一个二班同学金明曦,原名金红。在班上曾任过班长。考不起大学后,67年进九化学徒,后在煤气公司任总调度,人称金总。听高三班文瑛讲:1995年9月文瑛从环西小学调到实验四小任校长.实小在城边上,当时学校条件十分艰苦,为吸引优秀师资同时解决老师们生活不便,文瑛打电话给金明曦,希望他能帮忙给学校安上煤气,建学校食堂。接电话后,金即带一工程师到校查勘现场。利用国庆假期,安上煤气,并配上大煤气灶,施工过程中,金给工人说:我这个老同学,30年来求我这一次,请你们替我爭口气,工程质量注意一点。师傅们在施工过程中,连香烟也不要学校一包,保质保量,迅速完工。国庆后,老师们就吃上了食堂供应的饭菜。直到现在,只要谈起这事,文瑛还感叹不已。

    我们落难的同学们,我们考不上大学的同学自称。因为不能上大学,不是自已能力达不到。在社会上后,都能互相帮助。我再讲一事。2000年十月,我在泸州长江与沱江交汇的观音嘴刚完成一硬骨头工程。接云南元磨高速公路上一朋友来电话,称其遇到难题,工程又难又危险,从四川带来的工人跑了三批,请我过去帮忙,不然,几百万就丢了。这个工程在墨江县通关镇附近。北回归线过墨江。给两座特大桥打几十个桩。桩深六十米,直径二米五,地质全是岩石。我想了一下,这事可得回贵州,找开阳磷矿的原高三《一》班的文志刚帮忙。我就给在安顺的唐允文打了个电话,说明天到贵阳,请他给文志刚打个招呼,说我找文。唐说文也在贵阳。並问我几时到,他开车来接我。我问他到贵阳干啥?他答:列席省委扩大会。我问:你搞到地师级啦。他答:他是大型企业党委书记,来省委要下岗工人名额。我到贵阳后,先去小河44医院看了住院的李明武,李的家属未给他讲明患的是癌症,后来病严重时,才搞化疗,两年后,李去世时,我还在云南。后同唐见面。我叫他约了他们班的刘超龙夫妇,张世申和文一起吃饭。那知我们到饭馆后,文打电话来,矿上有急事,当晚必须赶回,就不来吃饭了。我想,文不会是有意避我吧。2011年我去美国前,张世申给了我在华盛顿的吳廉的电话,并打电话给吳说我要到华盛顿来玩,后来吳廉在华盛顿招待了我四天。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坐上了去开阳磷矿的车,到矿后,一问,文正在大礼堂开大会。我向礼堂走去,刚散会,我从出来的人群中认出了文志刚。我说,记不到我了吧?文回答:一九六五年十月在花溪三零一宾馆前的斜坡上,同你,唐允文,曾超球暍酒,吃旳几样凉菜都记得清清楚楚。並说今天一早,开集团新任干部宣布大会,昨晚一定得赶回。知我来意后,吃晚饭时,他叫来一刚退休的掘进队长和两个当地矿工头。我就同这队长赶往云南通关看了现场后,队长说,可干。我又单独回开阳磷矿,带了几十个矿工去云南。哪活路是一百多公里长的高速路上的难点。园滿完工后,高速公路指挥长问我,那个大学毕业的?我乱扯:贵大地质系。我又给指挥长说,检验合格,三天之内要给工人们全工资,这钱,他们是刀口上舔饭吃,拿命換来的。不然,一百多工人在工地上闹出啥事,我不管。指挥长马上给两座特大桥项目经理打了电话。工人们顺利拿了钱回家。

谈"政审".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六五届考不起大学的有的同学,回一中造反.翻出了我们高考前的政审结论.分四种.一,可录取机密专业.二,可录取一般专业.三,降格录取.四,不予录取.


这是帮內的秘密规定,是违宪的.不可对外人道也.正像刘少奇,彭真讲的"內外有别".对外宣称按宪法;对內,政法委书记领导公,检,法.公安局长当大哥.根本来源是毛泽东55年,57年对省委书记及秦皇岛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圣旨如不听,要被诛九族;但又不能公开执行,这是违宪的,用"政审"剝夺了一部分青少年升学的人权.


所从我质问于佳临:为何不准我进大学?他就不敢回答:你的政审结论是:不予录取.像赵玖,全省高考总分第二名,被分到了取分最低的农学院.她的政审结论就是:降格录取.只不过降到底了而已.六五届后来考取研究生,当副教授,教授,博导,特级教师的除赵玖外,都是当年被党封上"不予录取"封号,不准进大学者.这个所谓政策,就是毛泽东的几句话.其实质是反人类的.

"政审"的主要依据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记得高考前埴表,表上有一专栏:直系亲属,社会关系中有无被杀,关,管者,有无海外关係.如有而不埴上,作隐瞞论处,这是埴表前有关人员交待我们的.六四届高考结果一公布,敎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一片哗然:所谓家庭出身,社会关係有问题的考生一律不录取大学.一班的傅家华的哥哥傅家煌,八中六四届的,不被录取后,在飞山街他家当街的墙上贴出了他历年的成绩单,三好学生奬状,五好团支部书记等,整个贵阳教育界都风闻此事.其父淞沪战争时中国军队的炮兵总指挥,独山中央炮校教育长,台湾郝柏村是其父的学生.海外关系,拿诺贝尔物理学奬的丁肇中是他家近亲.当局者可能也觉得无法交待,我们一上高三每次政治学习都学"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拿个把来做重在表现的样子.如傅家华这届就考上华东化工学院.而傅家煌当时在乌当米汤井一偏僻之地教一农村小学.为什么有人对文革及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釆取"不争论"的态度.不从思想上,历史上揭露其反人类的本质,就是害怕大多数人们知道真相,请他们下台.

听范希沛讲:我班喜欢拉二胡的李家森就是在近代中囯历史上很有名的李端棻的后人.前些年,一个79年冒充南越难民移民美国的同学黄伟光打来电话,家森的侄儿拉小提琴,被纽约朱丽亚音乐学院录取,同时被洛杉矶音乐学院以全额奬学金录取.他侄儿还是选了纽约.知我弟慧人已不在纽约后.黄准备自已去纽约接机.

1998年十月.离校三十三年后,我们高三班同学首次在图云关紫微园聚会.为何这么久才聚会呢?主要是班上一些成绩名列前茅者1965年未"考"上大学及高三年级搞的掲批父母亲运动造成一些感情上的隔膜.郭玲玲讲,高一下转学走的唐霞回来了,在省委当处长.李明武一听,劲头就来了,约我去找唐.並讲,刚进一中,语文老师出的第一个作文就是介绍自已.他偷看了唐的作文,一开始就是:唐霞,女,十六岁......像埴表似的.到了省委大院,两幢大楼,几百个办公室,如何找呢?我想了一下,到组织部去査.到了组织部看到有个掛组织处牌子的办公室,就推门进去.坐着一四十来岁的女干部.我们对她讲了唐的情况.她问,唐的母亲是不是苏振华时期省委大院的医生?我答:是.她说在隔壁那幢楼,不是宣传部就是统战部.我俩把这座楼几乎每个办公室都问遍了,不见.组织部女干部的眼睛是不会看错的,正一愁莫展时,明武见旁边有一附楼,走过去一看,省委党史办.一问,她是综合处处长.不过,现在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我俩又坐车到了离城二十公里桐木岒党校.正在打中午饭,去食堂找学员一问,她坐某某楼.走到某楼,楼外有一老太婆拿个竹屡子卖桔子,旁边站一老者,扶着部摩托车,我走近正要问,突然发现是一黄平旧州亲戚,就问:是周克吗?老者答:是.我是杨心南家南心.我说.他叫我去他家玩,我说,等一会.我们把唐霞找到,并到食堂吃了饭,交換了电话,就去找周克.他同老太婆收拾了桔子,就帶我们去他家.

   他家在党校内,一个独立小院,院中还有几颗桔子树.周克,本姓常,黄平旧州人,其兄常学镛39年到延安后改名仼虹.1963年任虹带中国儿童剧院到贵阳演出时,两兄弟同到过我家.任虹1937年从上海音专毕业后回贵阳,我父亲时任女师教务长,叫他到女师教音乐.同年他在徐健生介绍下加入中共.我父亲结婚照站他旁边的男宾相就是任虹.仼虹活动能力异常強,在贵阳组织了"筑光音乐会",把贵阳的抗日气氛搞得挺火热的.39年反共高潮起,他逃到了重庆.在周恩来,王若飞安排下当一小学校长,李鹏当时读这个小学.后去延安任演剧二团团长.1941年我父亲在旧州被刘伯龙28师抓时,其妹常学华也被抓,其妹后经乡绅保出,1949年隨二野五兵团进贵州.周克,十几岁参加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领导下的抗日演剧队,后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当演员,演过老"李向阳"中的鬼子翻译官.六三年调到省话剧团当导演.

    1970年因其在演剧队任上尉,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全家被赶到旧州乡下.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黄平县法院判刑七年.到他家后,他时而用普通话,时而用黄平话,甚至用苖话同我们交谈.说他后来到北京找了他哥哥延安时的老战友,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张全景,将他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摘了,将工龄从参加演剧队时算起,成了离休老干部.他哥哥由省长王朝文陪同回旧州时,他也死赖跟着去,风光,风光.出一口被黄平打成反革命坐牢七年的恶气.他哥哥在北京去世时,他跑去找李鹏题字,並将题字的照片送了我一张.哪小学三年级水平的字,我也不感兴趣,照片后来不知丟问处了.当时他已七十五岁了,还能骑摩托车,身手很敏捷.父亲在时讲过,出来就不管家乡无血缘关系的辈份了,让我叫他哥叔叔.但周克仍称我母亲滿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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