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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 ——铜仁“文化大革命”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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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整整过去30年。借此机会,将铜仁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记录下来,以教育人们引以为戒,坚定改革开放的方向,建设好和谐家园。




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运动


      日历翻过1966年5月16日不到两周,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即已传遍铜仁专区。然而,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却是此后近一个月才在这里慢慢燃烧起来。


      当年的6月11日,地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13日,召开地委扩大会议,部署境内“文化大革命”运动。会后,地委组织工作组到铜仁中学、铜仁师范学校、卫生学校、农业学校及有关文化部门、专业剧团等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邓拓、吴含、廖沫沙“三家村”,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在揭发批判中,专区林业局副局长杨平凡、供销合作办事处主任刘鹤亭、文教局副局长刘长顺被打成铜仁的“黑帮”。地委随即将整理的“罪名”材料印发至全区进行批判。接着,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专区教育局局长谢焕耀、商业局副局长张景友被打成“牛鬼蛇神”交群众批斗。时下,机关和学校一片混乱。7月,地委根据省委意见,撤回进驻各学校的工作组,由各校成立“文革委员会”,领导本校“文化大革命”运动。


      7月底,贵阳师院“六六”战斗团一些成员最先来铜仁串联,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接着,北京、湖南等地学生也相继串联到铜仁,传播外地“文革”信息。8月29日,地委为培养“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左派革命闯将”,按照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和各地“文革”的作法,指示各学校、机关组建“红卫兵”。各地红卫兵首先在城区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大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记得我所在小学组织了两支红卫兵小分队,大家左臂都戴着印有“红卫兵”3字的红袖套,扛着自制的木质红樱枪,分赴“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家庭“破四旧”,将其上好的木雕门窗用刀或其它铁器乱撬乱锉,将一些印有青花图案的瓷器往地上乱扔乱甩,将镶有装饰物的家什乱涂乱砸,一个整洁的家庭陈设瞬间被砸得稀巴烂。有天中午,我正在阶檐下端着午饭吃,突然从文笔峰传来一声轰响,我本能地抬头望去,只见铜仁最具标志的、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文笔塔随着一团黄烟升起栽倒了。时下,铜仁的东山抗日纪念碑、玉屏的钟鼓楼、沿河的大歇场白塔等名胜古迹通通被视为“四旧”相继遭到摧毁。一些摩崖、古碑、古字画、甚至连湘剧团的道具等都当成“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予以涂锉或焚毁。


      8月上至中旬,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9月初,根据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地委组织传达上述两个文件,号召干部群众去掉“怕”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随之,红卫兵大串联进入高潮,境内各个学校相继“停课闹革命”。11月上旬,全区在各县中学推选“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中旬,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热情接送大串联过境的革命师生,帮助他们安排食宿,协同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外出串联是毛主席亲允和倡导的,各地都设有兵站,乘车、吃饭、睡觉、就医等均免费提供。当时客运火车、汽车随时随地都是满满地载着红卫兵。尤其火车,不仅座位上、走廊上人叠着人,甚至货架上、座位下也都塞满了人,连厕所也都不分男女混杂在一起占用。据查,境内玉屏县仅半年时间接待红卫兵3.1万余人次,耗资5.5万元,占该县当年财政行政管理费总开支的17.2%。通过串联发动,境内各界群众纷纷成立“东方红”、“奔腾急”、“反到底”等各种名目的“红卫”、“造反”战斗团、战斗队组织,各自成员分别佩带表示组织身份的红色袖章或胸章。自此,境内“文化大革命”的重心逐步由文化教育界蔓延到了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始于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迅速演变成了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政治大革命”。


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造反夺权”


      境内各种名目的战斗团、战斗队一组建,均以“打倒保皇派”,“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各自的行动纲领,分别以“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经常在人口密集的场所抛撒传单,在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张贴标语,悬挂大字报。记得当时铜仁大十字,几乎每天都有不同团队的干将云集在那里展开“舌战”,围绕“左、中、右”分派相互争斗。12月7日,“八一战斗团”和“工人控诉团”在大十字因争抢会场发生争执,各自口称“左派”、“革命派”,指责对方是“右派”、“保皇派”,时而口出粗野,甚至动手动脚,两派矛盾和派性斗争日渐明朗。


      1967年初,各群众组织为表明自己不是“保皇派”而是“革命派”,分别楸斗各级领导干部,并开始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都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我曾在大十字观看过一次批斗会,那次批斗的对象是铜仁县的党政领导干部,约有十余人被五花大绑,颈项上挂着写有“打倒”各自名字的白底黑字红叉的大牌子,头上戴着足够侮辱人格的高高的纸筒帽,一律低着头站在批斗台上。我目睹一位有身孕的女干部,多次向大会主持人请求宽大和“优待”,未允,只见其满头是汗,脸色逐步由红转白,由白变乌,突地一下栽倒在批斗台上。另有一次,我跟随父母去东山体育场开批斗会,常在我们郊区搞“社教”、并与郊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城关镇干部何××,也随着他联系点的农民队伍一道进入会场,在大会开始前仍一如既往地以满心关怀的表情与队伍中的群众拉家常、谈生产。大会刚宣布开始,主席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叫嚷一般地喊出:“把现行反革命何××押上台来!”我还未作出任何反映,却见有两三人反扭着何干部的双手,抓住他的头发往主席台上推去。推扯中何干部哭喊着“冤枉啦!”“我冤枉啦!”当时,除了何干部的叫屈声,台上台下几乎全都窒息了。尤其台下的听会群众,看得出他们个个都非常紧张。据我现在所查材料综合估计,当时全区从上到下受到不同程度批斗的领导干部足有上千人。仅铜仁城,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押向街头游行示众的头戴高帽、身挂黑牌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长长的一大串,我与伙伴们数了数,竟达76人。可以说,当时只要是曾经当过官,无论职务大小,随时都可能遭揪斗、押游街。


      运动发展到揪斗“走资派”的岁月,各级领导干部均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地委以及各级地方党委已失去了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控制力。1967年1月下旬,万山特区和印江县的群众组织开始冲击党政机关,夺取党委和人委的权力。2月7日,铜仁城区由31个群众组织联合夺取了地委、专署和铜仁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夺权当日,宣告成立由造反组织联合组建的铜仁地区无产阶级造反委员会。夺权《通告》称:“自1967年2月7日8时零分起,原铜仁地委、专署及铜仁县委、县人委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一律由贵州省铜仁地区无产阶级造反委员会接管。同时废除铜仁地委、专署及铜仁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随之,境内的江口县于3月17日、石阡县于3月19日、玉屏县于3月24日、思南县于4月9日、德江县于4月14日,松桃自治县于5月17日、沿河县于12月13日、印江县于1967年1月27日也先后发生类似的夺权。地、县被夺了权的党政干部分别成了各个“造反派”组织的斗争对象,经常被捆绑、吊打或游街示众。其间,部分历史背景复杂的被遣送农村,关进“牛棚”。在铜仁城南郊,我所在的蔬菜队也遣来一位姓周的“走资派”。有天他与我父亲们上山栽苕,我也去了,大人们总是不间断地责令他去做脏活累活,虽然他做得笨拙,却总是不含糊地、极老实地干。大约下午三点钟左右,一位左臂戴有红袖套的陌生青年,站在土坎边高声喊“周××,跟我去开批斗会!”我马上把目光移向周干部,只见他劳累得通红的脸,顿时变得惨白,手抑制不住地哆嗦着放下粪箕,脚也是踉跄着往那陌生青年站着的土坎边的小路迈去。


三、由“文攻武卫”到腥风血雨的武斗


      铜仁城区夺权以后,地区无产阶级造反委员会于3月4日更名为“毛泽东思想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地革委”),同时班子成员进行了改组。地革委这次改组,引起了“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铜仁分团”(简称“红工”)、“捍卫毛泽东思想工农联盟红旗造反团”(简称“红旗”)、“铜仁县红色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贫”)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次改组是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二七”夺权的胜利果实,便于4月11日联合成立“三红”司令部。由此,在境内逐步形成了铜仁“三红”与“支红”、江口“3.17”与“红联”、思南“卫红司令部”与“3.29”、沿河“司令部”与“指挥部”、松桃“造反总部”与“县联部”、石阡“3.19”与“3.27”、印江“无联”与“炮轰”、德江“工农指挥部”与“联合指挥部”、万山“矿总部”与“矿总指挥部”等两大派的对立,相互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年人都不同程度地卷进了两派斗争,工厂、农村、商店、学校、机关等一片混乱。5月20日,“三红”派与“支红”派在铜仁大十字发生棍棒械斗,致使重伤7人,轻伤50余人。两派矛盾激化,继而波及到境内其他各县,江口、松桃、沿河、印江等相继发生武斗。印江武斗一开始便是动枪,南门河一片殷红。爱人说她与其母亲被激烈的枪声吓得直打哆嗦,母亲把她塞进床下,用身体挡住说:“万一遭到冷枪,我死了你去靠你巴(祖母)”。此次印江武斗干部和群众共死有十数人。8月初,铜仁“支红派”与“三红派”的斗争再次升级,各自筑工事、设路障,架设高音喇叭互相攻击、辱骂、投掷沙袋、砖头等。8月5日,两派万余人各执钢钎、梭镖和刀、枪等展开了大规模的武斗,时称“八·五”事件。武斗的当天,我们南郊一带的妇孺众弱全都朵进军分区教导队。那天上午,父亲慌乱中随便捞取一根扁担系着箩筐,一头挑着衣物被褥,一头挑着小弟,叫上我直朝教导队方向奔跑。半路上扁担一滑,小弟翻滚着掉在丈余深的土地里。好在小弟没有伤着,似乎很懂事,小眼睛盯着父亲等待着给他捡起来。我邻居姓张的赤脚医生朵往教导队稍迟一步,刚刚跑到教导队门口,武斗人员已追杀了过来,不问事由便遭受两钢钎,夺走了药箱,跳跑似的扑进了教导队。教导队与公路隔着一座小土坡,公路上的喊杀声、钢钎碰击声、偶尔夹杂着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地传进教导队避难者的耳朵里。所有的避难者都屏住呼吸,不敢轻举妄动。我家邻居姓黄的婆婆,带着她还不知事的孙子一道避难,孙子无论奶奶怎么哄,总是不停地哭。大家也都担心他的哭声遭来武斗之灾。情急之下,黄奶奶的右手死死地掐住孙子的脖子,眼看其孙子的眼球已翻白,在众人的劝说和扳动下,黄婆才松开了掐着孙子脖子的手。这确是一场危急全体社会成员生命的械斗。参与这次武斗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整整械斗10天,战场一直蔓延到江口、印江等县。8月14日,以“三红派”失败而告结束。在这次武斗中共打死35人,打伤300多人。大概是当月中旬,锦江涨水,上游冲来6具尸体,全都泡胀发臭。“支红派”将其捞上岸放在下南门码头,说是武斗中被“三红派”打死的,于是把捉拿到的“三红派”人员一律武装押至现场跪尸,高度腐烂的尸臭味直熏得不少跪尸者当场恶性呕吐。


      “八·五”事件后,“支红派”被习惯称为“八·五派”。重新组建了由“八·五派”控制的“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11月,地革委工作机构改组,废止了部、办、委、局,改设政治、生产、保卫、学校四个领导小组和秘书处,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开展“斗私、批修”。1968年6月中旬,地革委召开全委(扩大)会,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对敌斗争经验,部署“清理阶级队伍”。清理运动以“派”划线,搞逼、供、信,出现一批冤、假、错案。8月,根据省革委部署,开展“三反一粉碎”(即反右倾投降、右倾保守和右倾翻案,粉碎资产阶级新反扑)斗争。铜仁地区掌权的“八五派”为防止和打击对立派的“新反扑”,专门建立一支武装队伍“八五”卫红兵团。9月1日,组织“八县联军”3000多人,经印沿、德沿公路开赴沿河参加武斗,几乎一路冲杀,共发生械斗10余次。中旬,地革委贯彻中央“斗、批、改”(即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指示,大批文革前的“当权派”下放劳动改造,地区就大兴畜牧场改建为“五七”干部学校,地直和部分县的县级领导被分期分批安排到“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进行思想改造;同时在党内进行“开门整党”,实行“吐故纳新”。在派性思想影响下,一些老党员被“吐故”(开除出党),一批派性头头被视为“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纳新”入党,致使党组织严重不纯。


      其实,当时的“革委会”即为派性产物,干的也就是以派划线。被战败而受排斥的对立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反扑”活动。铜仁“三红派”战败后,虽然原司令部“艾、刘、罗”等主要人物被关押,然而其他干将接着转入地下活动,经常以信件、传单、秘密联络等形式组织和号召本派群众开展对抗斗争,讥讽“八五派”主要人物朱××、刘××、杨××、马××为“猪、牛、羊、马”,加上黄、曹、赵、周4人,几乎全是地革委成员,呼之为“八大金刚”,以发泄对立情绪。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上半年,两派斗争又开始由暗斗转为明斗,对抗斗争逐渐恶化。其间,松桃、沿河、石阡、德江、铜仁、江口、印江等县,先后不同程度地发生多次武斗。其中石阡县“3·27派”与“3·19派”于1969年5月7日发生武装冲突,冲击武装部抢劫**。武装部政委在阻止抢劫中遇难,武斗继而升级。20日,两派在五老山至文昌阁一带展开激战,共耗资203万元(当年币值统计),死30人,伤10人。


      与此同时,铜仁“支红派”成立了“作战指挥部”,以举办“学习班”名义从各县和地直各口调集1000多人,手持枪支、土炸弹、大刀、梭标等武器,加强军事训练,建立武斗队伍,矛头直指“三红派”。5月8日,“支红派”武斗人员认为军分区是“三红派”的黑后台,组织围攻军分区长达13天。20日晚,部分武斗人员冲入军分区警戒区,被军分区战士解除武装。在此期间,“三红派”数百人汇集于松桃,5月27日开始由松桃武装进攻铜仁。29日,其先遣队抢占了铜仁城郊架梁山和付家山等制高点,在付家山建起了临时指挥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似乎大家习惯了那种乱世生活,在这次枪弹武斗期间,没有任何妇孺象躲藏“八五”以棍棒为主的武斗那样害怕,整个社会空气并不十分紧张。那天,我同两个伙伴曾跑去付家山冒险探奇,刚爬上山顶,却见一个手持步枪的彪汉押着一个被捆绑得非常严实的身着蓝布衣,脚穿一双很新的黑色灯心绒白边鞋、也是身材魁梧的男子,听见那彪汉粗声粗气地不断说“bǎo啦!”“bǎo啦!”正待我们径直朝前靠近被押人时,彪汉则令其跪到了我们身旁,一跪下枪即响了,被押人随即栽倒在地上。就这样,未见任何过渡形式,一条鲜活的生命便结束了。后来听人解释,“bǎo啦!”就是苗语“杀掉”的意思。这一幕,我们几个伙伴都震惊了,害怕了。当我们象逃命一样往回赶时,攻打东山的枪声密匝匝地响了,我见得东山的树叶象雪花一样往下飘落。记得在攻打东山同时,已有人传出一个又一个消息—“打下了地革委”、“打下了县革委”,等等。当天,夜幕还未降临,“三红派”即已控制全城,夺取了“五·二九事件”的胜利。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地委大院,里面除了偶尔有三、两人跟我一样去看现场稀奇外,却未见任何院内居民,也未见武斗人员,更未见上班职工,只是后院墙脚和后面办公楼内的楼梯边各卧有一具尸体,整个大院静得非常凄凉冷清。据查,5月29日的激战,双方死亡12人,打伤数十人。在铜仁武斗的蔓延下,印江“无联”派与“炮轰”派于6月14日在木黄发生枪战,双方死伤更为惨重,共计死亡139人,重伤26人,轻伤214人。综合统计,全区自1967年5月铜仁大十字武斗开始,至1969年6月印江木黄武斗为止,共发生有规模的武斗23次,致使非正常死亡680人(有数据可查的不完全统计),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按当时币值估计)。


      “五·二九事件”后,地区组建了有“三红派”负责人参加的新的革委会。“八五派”逃离在外的原地革委成员继续以“地革委”名义发布“抓革命、促生产”等工作意见。一时间,境内存在“两个地革委”发号施令的混乱局面。7月17日,省革委组织“军宣队”派驻铜仁,指责铜仁军分区“武装反夺权”,“搞垮革委会”。军分区反驳“军宣队”,并向中央和昆明军区发出紧急报告。几天后,“军宣队”受命撤离铜仁,“逃亡”的地革委随之被否定。9月9日,地革委贯彻中央“八二八”命令和落实“七二三”布告,要求各派无条件解散武斗队伍,撤除关卡,上交武器,停止武斗。一切群众组织必须按系统、按行业、按单位“实行革命大联合”。9月16日,省革委派出飞机在铜仁城上空散发“解散跨行业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等传单。196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六部队受命进驻铜仁“支左”,协助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搞好“两派”联合,处理武斗善后事宜,并对地、县革委进行补台。在组织“革命大联合”和“补台”工作中,四八六部队贯彻中央关于“军队要一碗水端平”的指示,“尊重、支持、帮助和捍卫革命委员会”,稳定了铜仁地区的局势。


四、狂热的“精神拜物教”


      “文革”期间,中国“二号人物”林彪鼓吹说:“毛主席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是“最高指示”。中国人民本来对毛泽东就十分崇敬和爱戴,经林彪作为毛泽东一人之下数亿民众之上的人物这么一说,便成了大家顶礼膜拜的神灵。1968年初,铜仁地革委根据《人民日报》社论,在全区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随处可见红底黄字临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和“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林彪题词。3月下旬,地革委、军分区主持召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验交流会,继而于4月发布《关于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活动的决定》。由此,所有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包括每个家庭都把毛主席画像装饰成“红太阳”,下面画上船行大海或葵花向日,寓意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葵花朵朵向太阳”,一律贴在会议室或居室客厅、正堂等显眼的墙上。每天早晚人们都例行将红色精装本《毛主席语录》端在胸前,面对毛泽东画像,举行“早请示”和“晚汇报”,而后再手握红色《语录》本在头的上方挥动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等的仪式。一切会议与活动都必须首先高唱《东方红》歌颂毛泽东。有次我送同学上山下乡,村里正在开群众会,一阵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村支书领头唱《东方红》。大山里的农民本来不懂声乐,一开口就严重跑调,倒有些像和尚念经,也有些像唱山歌,可大家却又表现得那么纯朴,唱得那么认真,场景非常滑稽。尽管这种蹩脚的繁文缛节,却是突出政治的表现,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丝毫违拗。那时,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机关干部都身揣着各式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精装本,有的干脆做个红色书包背着。大家的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似乎越大越光彩,以表对毛泽东的热爱。凡能组织歌舞队的单位、团体都把大家组织起来跳“忠”字舞,各个门板上、窗子上都贴着大红剪纸“忠”字,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时下,街头巷尾、店铺门面、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广场房舍、土埂路旁、塔尖哨所、甚至厕所浴室等等,无不将其大块墙壁用红漆涂红,再用黄漆写上“毛主席语录”,表明“全国山河一片红”;凡是说话、写文章、打证明、作报告等,都要先引用一段与主题相关的毛主席语录,表示对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


      1970年5月,补台后的地革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作出《搞好思想革命化的决议》。随之,各级各部门相继举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到半年时间,全区共培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骨干和辅导员9.7万人,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6.5万期,参加学习的人数达380万人次,召开各种讲用会1万余次。我那时已开始有思想、知事理、谋前途,为了赶潮流,身上总是背着“红宝书”,胸前总是不断地变换着戴上哥哥从部队寄来的各种其他同学少有的毛主席大像章,而且在学校各种活动中我手里总是很规矩地挥动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我确也下了翻工夫,背得大半《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全文。我虽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却因为有这些形式上的东西,我便得到了全区教育系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表彰,并在班主任的推荐下,成了本校学生干部。同年10月,地革委发出“掀起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群众运动”,几乎每个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建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常走街窜巷和深入村寨演唱“样板戏”,进行毛泽东思想宣传活动。我虽无文艺天赋,然而在学校我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生骨干,学校宣传队总安排我演主角。记得曾跟我搭档的一位女生,能歌善舞,因为有人揭发她家庭背景不好,取消了她跟我搭档的资格,那女生非常痛苦和伤心。我为此帮她据理力争,却因为这是“阶级界线”、“政治立场”问题,终无结果。对这件事,我当时确持有异义并暗自反叛。毛主席最注重的是现实表现,任何时候都不忘团结大多数。到了我们学校,怎么就容不得一个愿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初中生呢?后来我才逐渐明白,当时的“活学活用”,不过是一种装饰,那些狂热而滑稽的“红色形式”正反映出当时人们追随的个人迷信,这种现象我想最恰当的称谓则是“精神拜物教”。


五、实在是场治而不愈的灾难


      四八六部队前来“支左”,有效控制了铜仁的混乱局面。


      1970年1月1日,地革委发出通知,要求学习贯彻“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深入批判刘少奇、李井泉、贾启允、李再含。1月25日,地革委政治部提出要把革命大批判推向高潮,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开展大批判。此意见一发出,仅1.2平方公里的铜仁城就设立有500余块大批判专栏,另有一些家庭甚至个人也在墙上贴小专栏投入大批判运动。时下,在主要街道的楼墙头,人们架着高梯,从上到下地贴大字报,不便贴的地方就用绳索挂,前面贴的、挂的糨糊未干,后面的大字报又贴上挂上了,到处都是一层又一层的大字报,这称之为“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大批判的高潮”。2月中下旬,为把大批判进一步引向深入,地革委政治部又提出斗私批修,开展“三查、三清”运动(即查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查阶级敌人的活动表现;查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清理阶级队伍、清库、清帐),几乎人人过关,说是要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截止3月20日,全区共清出“反革命”案件1234起,挖出“反革命集团”21个;清出贪污盗窃案1228起,挖出贪污盗窃集团92个;清出投机倒把案468起,挖出投机倒把集团20个;揭发出地下包工队18个,地下运输队18个,地下商店59个,地下工厂580个。截止5月底,全区9个县革委(万山未曾建制),在“补台”中揪出“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20人,清理“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复杂”的94人。原地革委三届成员共计48人,其中除名、撤职的达28人;另新增补工人、农民、机关职工等群众代表54人。在此期间形成了不少冤、假、错案。


      1971年2月12日,地革委领导核心小组提出要加强“斗、批、改”运动中清理阶级队伍的领导,以“正确处理”为标准,制止和纠正逼、供、信和刑讯、吊打等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5月,作出“开门整风”安排,强调抓好思想整顿,重点解决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权是权中之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观点。7月1日恢复中共铜仁地委机构设置。随后,地委作出“防止突出地委领导个人作用的规定,尤其不可把地委领导的讲话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相提并论,把个人同党并列起来”。同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全区开展学习并唱好《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加强理想和纪律教育,同时声讨林彪反革命罪行。1972年3月,地委提出贯彻毛泽东“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广泛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求在深入开展斗、批、改的同时,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从此,全区掀起了新一轮“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经济建设得到有效恢复和发展。这是铜仁“文革”7年来呈现的相对稳定。


      前来“支左”的四八六部队在历时3年半的艰苦努力下,完成了稳定铜仁的既定任务,1973年2月受命归建。10日,地直机关与铜仁县共同召开欢送会,城区1.8万人参加了大会,地、县党政军领导和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肯定四八六部队在“支左”工作中为稳定铜仁,发展大好形势的突出贡献,同时彰扬他们发扬人民子弟兵爱民亲民的传统作风。记得有位我们一家人称为“小李子”的四八六战士,常在南郊买菜,大家都说他像我哥,尤其背面、侧面、个头和走路举止姿势特像。“小李子”也就把我们一家当成了至亲,每逢部队休假,他都手里提着花生糖、水菓糖、或者他们餐桌上剩的豆菜、馒头等到我家来承当我在部队当兵的哥,甚至帮助做些家务。2月16日,四八六部队正式离境,从城内到城郊约有2万余军民,手里扬着彩色三角旗夹道欢送。在涌挤的人群中,不仅我们一家人的视线盯向队伍里寻找“小李子”,还有很多老的、少的也在寻找“小秦同志”、“小魏叔叔”。我现在想起那场景,不只是亲情、友情的依恋,更是百姓对社会安宁、生活稳定的渴望。


      1974年初,地委贯彻中央当年颁发的1、2、3、4、5号文件,境内批林整风运动转入批林批孔(指春秋时期儒学创始人孔子)运动。1975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再次推向高潮,地委提出“普及大寨县”,各县都抓了“人造小平原”试点示范。是时,地区及其各县都创办“五·七”农业中学或“五·七”农业大学,在农村普遍建立农民政治夜校。随后,相继开展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批宋江、批修正主义,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在“左”的思想和路线影响下,1976年1月,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发生了长达9个多月的“追查反革命组织案件”,该区1359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分别被关进“交代班”,不同程度地遭受“追反专案组”以枷、链、锁、铐、鞭、撬、杠、棒、刀、钳、捶等多种自制刑具的肉刑拷打,其中在刑讯逼供中致伤致残263人,致使终身残废37人,被枪杀或刑讯逼供致死32人,逼疯1人,造成死者遗留孤儿和无依无靠老人91人。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四人帮”集团,至此,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年,铜仁地区工农业总产值36671万元,比“文革”前1965年的43667万元下降16.1%;粮食总产从58.9万吨下降为54.9万吨;财政总收入从19.3万元下降为11.9万元。这便是那场“大革命”给铜仁留下的满载伤痕的倒退着的历史。


      后来我想,“文革”中有句响亮的口号,即毛泽东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直到“文革”结束仍未大治。尤其在“文革”后期,试图想治,可边治边乱,治了仍乱。其因由何故?是为指导思想的理论之谬,实施社会管理的运作体制不适。但愿桑梓众生勿忘那段切肤之史,坚定地举起科学发展观这面旗帜,同心协力建设我们和谐美好的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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