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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风筝》背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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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风筝》看完了,心中的块垒越积越沉重。故事的主线是一个中共地下党人的命运。他前半生刀光剑影,命悬一线;后半生霜雪交加,九死一生。故事让中共特工和中统特工高手过招,有很耐看的一面。它又表现着一个严酷事实:不管你怎么坚守自己的党性和理想,以至于为了表现得比中统还中统,比中共还中共,差不多忘记了自己最初的身份,都洗不清双方各自身陷其中政治环境的浸染。于是想到1949年后对地下党的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质疑其真实性。我则通过了解到的许多个案,以为不可轻易否定。


《风筝》中地下特工故事虽不无落套之嫌,可挑剔的地方很多,但我仍感到剧作很显人性张力。中共与中统何以成为共患难的夫妻?中共与中统的“弟兄”何以鞍前马后,至死不渝?抓捕最忠诚于自己的人;背弃最至亲的人;死在最爱的人面前,人性的残忍可抵何处?这些都让我看得欲罢不能。


电视剧最后展示的不能忘记的特工中,有黄慕兰的照片。边看《风筝》,边想到黄慕兰的命运。这可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黄慕兰1907年出生,2017年2月7日去世。她生前出了一本《黄慕兰自传》,白纸黑字,讲述了一个女性投身中共隐蔽战线的坎坷人生。


    


     婚姻与革命


   黄慕兰是湖南浏阳人。父亲黄徵和谭嗣同、唐才常是同窗好友,16岁出嫁,丈夫是瘾君子,两年后父亲她救出牢笼。1926年,黄慕兰加入共青团,任妇女运动领导人章蕴的秘书,认识了《楚光日报》主编宛希俨,并加入共产党。后接替章蕴成为妇女部长,任济难会、红十字会理事,兼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武汉各界欢迎宋庆龄的大会,她担任主席团主席。是年12月,黄慕兰原定去苏联学习,已经到了上海,瞿秋白让她放弃去苏联,回到武汉,任武汉三镇二十万妇女和各界群众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总指挥。








        


         1927年初,宋庆龄开办全国妇女干部训练班,指定黄慕兰兼任培训班筹备主任。这一年,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由董必武公开宣布,并登报启事。宛希俨是东南大学中共第一任支部书记,又是黄梅地方中共组织的创建人。1927年国共决裂后,黄慕兰与宛希俨去江西。陈潭秋任地下江西省委书记,宛希俨任常委、宣传部长。黄慕兰与陈潭秋夫人徐虔直任省委秘书。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团省委秘书长饶潄石。1928年宛希俨到赣西南任特委书记,领导武装斗争。半年后牺牲。这时黄慕兰刚生一子。只好将儿子送到老家,由祖父母抚养,取名宛昌杰。


黄慕兰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做地下工作。政治局开会时,她是作记录的秘书,并兼任机要交通员,与各省来上海中央的人联系。在此期间,黄慕兰与贺昌相遇。贺昌是山西离石人,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六届中央委员。贺昌劝黄慕兰:“无产阶级的革命妇女,更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决不能有‘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不久提出和黄慕兰结为伴侣。周恩来表示:“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


1929年,黄慕兰要求到基层锻炼,去了一间纺纱厂。因参与罗迈领导的示威活动,被巡捕抓住,义务律师辩护其不满十八岁,被当庭开释;又冒名进另一纱厂,散发传单,组织罢工,当学徒代表,要求改善徒工待遇,再次被抓,关进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入狱不久,在看守所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黄慕兰设法与彭联系,接受他在狱中的领导。黄慕兰被囚禁一百多天,因身份没有暴露,有律师援助,罢工胜利后她们几位被捕者被放出。出狱时贺昌被派往设在香港的南方局,任宣传部长、书记。已有身孕的黄慕兰也被调入南方局,仍做秘书兼交通员。聂荣臻夫妇与他们同在一所公寓。1929年,邓小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取道香港去南宁,与他们有多次会面。后来,贺昌又与邓小平在江西苏区一起工作。1929年冬,共产国际有一笔经费通过越南支部汇到香港南方局,挺着大肚子的黄慕兰化装成贵妇人,带着一个樟木箱,上面放着化装品和《圣经》,下面装满钞票,坐头等舱送到上海。


1930年黄慕兰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贺平。这时贺昌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贺昌瞒着黄慕兰将儿子送给没有儿女的卢彪夫妇收养,后说服慕兰:“把儿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我们都是属于党的私有财产,”慕兰尽管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服从。


贺昌与黄慕兰从香港途经上海,周恩来和邓颖超、刘少奇和何葆贞都来看他们。刘少奇与贺昌在安源时曾一起工作。黄慕兰随贺昌到北方局后仍任交通员。贺昌按李立三要求,把共产党、青年团、农会、妇女女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一个行动委员会,贺昌任暴动总指挥。暴动失败,贺昌与黄慕兰因去上海开会侥幸脱险。贺昌被撤去北方局书记,闭门思过,关向应、任弼时经常来探望。贺昌要求到中央苏区打游击,推荐黄慕兰和潘汉年留在中央工作,留在上海做以营救难友为主的地下工作。黄慕兰要求与贺昌同去苏区,他的领导说:“你的皮肤太白,去苏区要长途穿行在山区农村,化装农妇,完全不像。再说你产后身体一直虚弱,不能长途跋涉。”黄慕兰在武汉工作时,认识了很多社会上层人士,特别是与宋庆龄、何香凝都有过工作关系,其父在长沙岳麓书院任主任教习时,许多军界政界上层人士和军阀子弟是其父学生,这些社会关系便于掩护。更为迫切的是,顾顺章叛变,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中共让黄慕兰利用一切关系,营救关向应,并许她以营救部长。贺昌也一再劝黄慕兰接受营救任务。黄慕兰同意了,住进白俄贵族开的公寓,穿上高跟鞋和旗袍,烫了发。她需要与律师打交道。组织为此物色了进步律师陈志皋帮助她。陈志皋毕业于震旦大学法学院,是沈君儒的亲戚和弟子,其父是同盟会会员,在上海法租界做过十八年的会审庭庭长,是开明法官。陈志皋未毕业前通过父亲关系保释过共青团员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1930年挂牌当了律师。


黄慕兰与陈志皋律师在营救关向应期间,听到一个消息:南京政府抓到了一个中共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指头。黄慕兰马上和潘汉年联系,二人分析,可能是向忠发。潘汉年向上汇报,周恩来组织中央机关转移,除了来不及通知的红旗印刷所,其他人都获得安全。周恩来表扬黄慕兰立了奇功。黄慕兰通过陈志皋打听到,因有人抢先邀功领赏,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没等蒋改变主意的第二封电报到达,就将向忠发“就地正法”了。很长时期,向忠发的事中共不对外公开,黄慕兰的功绩也在保密之中。直到毛毛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才提到黄慕兰的作用。


陈黄两人终于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关向应后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八路军102师政委,中共晋绥分局书记,他在病逝前还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一定要善待她。”


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转移江西瑞金,黄慕兰是少数留在上海的特科人员。而后,陈志皋受黄慕兰委托,先后营救了陈赓、廖承志,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山、何实嗣,以及熊瑾玎、朱端绶等共产党方面的要人。陈志皋托人,请客,四处奔走,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共的报酬。1933年,陈志皋向黄慕兰求婚。陈只知道黄慕兰的前夫宛希俨已牺牲,也知道黄慕兰并没有脱离共产党,但不知道她是中共中委贺昌的妻子。这时,贺昌还在江西。黄慕兰请示上级,潘汉年已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她的直接领导极力促成这桩特殊婚姻。说她的岗位极其重要,与陈的结合,有利于掩护身份。认为贺昌不会怪她。黄慕兰视为组织批准了这门特殊的婚姻,与陈志皋于1935年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由蔡元培、沈钧儒证婚,介绍人柳亚子。后来,黄慕兰听到传达:贺昌在江西会昌河遭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弹尽粮绝,负伤牺牲。






打入金融界


1935年,上海通易公司面临破产,在调停复业过程中。黄慕兰的上级让黄慕兰趁此机会,打入金融界。黄慕兰上下找债权人调停,最终使通易公司复业,并当选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借这个平台,她加入了银行俱乐部,银钱业联谊会。为地下党设立了文件保险箱,为中共周转资金。


1936年的七君子案,陈志皋参加辩护团四处奔走呼号。黄慕兰到北京请章士钊响应营救,章以个人名义上书蒋介石,通电全国律师协会。“七七”事变后,上海各界成立抗敌后援会,上海成立妇慰会,黄慕兰是何香凝对内对外的全权代表。她曾由廖梦醒陪同,代表何香凝向杜月笙募捐两千元大洋;到黄金荣的生日宴上募捐八千元大洋。受潘汉年委托迎接郭沫若安全回国。


1937年到1939年,黄慕兰在上海担任十几个抗日救国团体的常务理事。陈志皋请天主教神父出面,组织国际救济,救济几千名难民,包括安置犹太人。黄慕兰兼任收容所总干事。国际难民所发的难民通行证,给中共进出国民党统治区与沦陷区带来方便。


上海孤岛时期,黄慕兰仍留在上海。帮助阿英的“风雨书屋”,不挂牌子隐藏在通易公司大楼中;经营“八办”期刊《文献》推出的抗日救亡资料文摘,在大后方广为传播。为鲁迅全集的出版提供无限透支资助;为抗战时讯《每日译报》筹集经费;刊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版了黄镇的长征画作《西行漫画》;编辑《瞿秋白文集》(1949年后出版);保存整理《方志敏日记》资料;遵照毛泽东的购书单,买了不少线装书,包括《孙子兵法》连同《论持久战》一同经重庆运到延安。


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志皋所在的赈灾委员会和黄慕兰接受中共的指示,多次入香港,帮助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八百多人撤出香港,接应两千多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田汉、夏衍、金山以及孙科之生母。撤离行程万里。茅盾称为抗战中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2年黄慕兰刚生下一个男孩,就与陈志皋被军统逮捕。直到日本投降,才被保释出狱。此时儿子已亡。抗战胜利回到上海,黄慕兰用抵押陈志皋家族老宅方式,收购股票,重振通易公司,组织金融界人士的“牛尾聚餐会”。


1946年,黄慕兰的上级刘少文来上海,带来大量金银元宝和首饰,急于兑现。由陈志皋策划兑得一大箱子现金,送刘少文携款乘飞机离沪。后来,夏衍告诉黄慕兰:这些首饰是中共在解放区没收的财物,按照国共和谈协议,共军在南方地区部队都要奉命北撤,王震率领的部队中原突围,要途经国民党驻扎地区,不能使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所以,急需兑现成国民政府的法币,以供部队北撤路上使用。


通易公司无条件支持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的活动,开出专门的透支往来户头。上海左翼文化的出版、印刷也由通易出钱。支持灾童教养所;支持银钱业联谊会;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搞的名人义演义卖等。并义务为鲁迅、茅盾、阿英等等保存了大量文献。蒋经国整顿经济时,通易被起诉账目不清,勒令停业。


1950年,黄慕兰的丈夫陈志皋受中共委托,到海外采购国内缺乏的物资,去了香港,再未归来。这时黄慕兰与陈志皋已有子女两女一男。


  


  失去自由20年


  中共接管上海后,黄慕兰成了无业的家庭妇女,只得在街道帮助工作。直到1951年,上海成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她才正式参加了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工作,任科长。但党籍不被承认。尔后找回与宛希俨、贺昌生的两个儿子。1955年6月受潘汉年案牵连,黄慕兰被关押。1959年,她在监狱墙上写下:“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惊动中央办公厅、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来监狱看她,让她向毛泽东陈情报告,并将墙壁上的题词一并抄录,尔后再无音讯。


1960年初,她被移至秦城监狱。1963年冬,她戴着“叛徒、特务、反革命”的罪名释放出狱,管制三年。黄慕兰无家可归,只好到儿子家居住。文革中再次关进秦城。1975年放出,失去自由整整20年!出狱后,黄慕兰在儿女家轮住,到1980年才撤消1963年判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罪”,仍定为: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让她到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任参事,行政13级。晚年黄慕兰为自己申诉,到北京求见邓颖超,邓未见,而是让手下买车票把她送走。直到1984年,邓颖超才肯见她,说:潘、扬案发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对白区的地下工作都不大信任、我和恩来被隔离于潘扬案之外,不得过问和干预此事,因此对你的申诉报告,我一次也未能看到。并说:“慕兰啊!真抱歉,对你们关心不够。”





黄慕兰的一生与《风筝》中郑耀先、周志乾的命运相比,可否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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