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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可常:为了不被遗忘(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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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者曰:此回忆录有两处地方刊载,出于完整性的考虑,选其中一个,另一个则作为链接附在后面。
<為了不被遺忘> (一)

我的中學語文教師樂可常,1961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中文係本科。1962年調入我當時的母校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任語文教師。1987年,被評定為中學語文高級教師。現退休。

   樂老師文才出眾,博學多藝,很得師生讚賞;其教學方法生動活潑,曾得來校考察的專家讚譽:“後生可畏,前途無量”。就是這樣一個熱愛?K忠於教育事業的年輕有為的優秀教師,竟遭受接連兩次政治浩劫的無情衝擊,遭受了嚴酷的身心摧殘。如今,他已是“古來稀”之年,?K過著平靜平穩的退休生活,但“為了不被遺忘”,他願重新揭開心靈已愈的傷處,寫下這篇血與淚的回憶錄,以示世人。我為達成樂老師的願望,借萬維網這個平臺,將老師的心血結晶全文發表,?K衷心感謝眾網友駐足賞閱。如蒙點評,將第一時間傳與老師作複。


   近年來,我感到記憶漸漸衰退,有些經曆,於己於國是不應該被忘卻的。趁著還不曾忘卻而快將忘卻之際,我忽然想到有將它化成文字的必要。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留下它,希望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不再犯那樣錯誤。盡管重憶那段舊事,無異於開裂我早已愈合的心頭的創口,我願意。進入老年後,一點激動,就會流淚,現在就是。才發了那幾行文字,眼框裏就裝不下那水份了。言歸正傳。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五日,一大批所謂"黑五類"教師遭受了精神和肌體雙重摧殘之後,被編成一個“牛鬼蛇神勞改隊”,每個隊員沒有了自己的姓名,隻有一個編號。而且,每個人都得自稱為“狗”。這種待遇,在人類曆史上,似曾讀到過。


   我是“八號狗”。


   “狗”太多了,誰是幾號?大多記不得了。要是早十年,我準能全背出來。現在最記得的是“一號狗”,又稱“狗司令”,陳乃智,前任校長,時任靜安區教育局長。


   “狗”隊長梁祥禾,數學教師,他的曆史知識和犀利文筆害了自己。也許他還不屬罪惡淘天的要犯,紅衛兵小將欽點他榮膺此職。但他無意於此榮譽,任期毫無政績。


   梁祥禾唯一的罪狀是參加了文彙報組織的<海瑞罷官>專欄討論,以“越舟”的化名發了一篇短文,與姚文元的觀點相左,屬反動言論。所以,他雖然進了“牛棚”,但無大罪,不曾受非人待遇。倒是兩年後,被人舉報他有反革命言論,兩次遭災,後果嚴重。妻子對他徹底失望,從無錫特地來到他身邊,同居一夜後,平靜離婚。他的案子把我也牽了進去,工宣隊硬說我是知情人,隱情不報。他們耐心勸導我消除顧慮,大膽揭發。有好幾天,搞得我心神不安,擔心演一出<二進宮>。所幸,工宣隊是毛巾四廠派來的,都是我親嫂子的同事,其中一位,還是我嫂嫂的嫂嫂,叫包寶香。就因為有這一層關係,他們向我透露內情.。


   原來,文革之前,一次梁祥禾在辦公室裏閑聊,曾說及江青的一件軼事。上海解放不久,江青的老爸病死,江青調了一個團的解放軍組成大出喪的儀仗隊。事後被陳毅知道,一怒之下,將江青扣押起來。這故事當時有許多人聽到,何止我一人!梁祥禾也沒料到江青後來會成為權傾一國的“偉大旗手”,小故事從而升格為維護領袖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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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不被遺忘> (二)

“狗”友有多少?記不清。但是,主要成員,尚有印象。


    裘某,女,中共黨員,校總務主任。年輕時,是上海頗負盛名的裘天寶銀樓女小開。數年前去了一次寧波慈溪老家,在她童年住過的老宅門前留連了一陣。這種依戀故鄉、懷念童年生活本是人之常情,但是那房子在土改時已經分給農民兄弟,這就有了準備反攻倒算之嫌。這是她一大罪。將她編入勞改隊的直接原因是剪報闖了大禍。她竟沒有註意到那報紙的另一麵是毛澤東的標準像,那像的半個腦袋被她剪了。這事被人發現後,激起群憤,認定她是發泄階級仇恨。老牌右派分子張厚墉得意忘形,說她是在刀頭上舔血,也挨了鬥。


    我們這群“狗”的每天工作任務是拖地板,掃廁所,做好全校環境的清潔衛生。之後便回到稱之為“牛棚”的教室裏寫坦白交待。在“牛棚”裏,有裘主任在,大家不敢說出格的話(在那樣環境裏,說句生活笑話也算出格)。她的組織觀念很強,經常自覺向上麵回報思想。我到現在仍不知道當時由誰在監管我們,隻知道,隻要不是“狗”,人人都可監管和訓斥我們,指派我們去幹人最不願幹的苦活。“狗”隊長梁祥禾就因為管理不嚴被上麵的人訓斥過,我們都認為是裘主任去回報的,她有奪權之嫌。


   朱佩玉,女,任教生物學科,區優秀教師。舊社會曾是舞女,共和國成立後,改造一批營業性舞女(舞廳還在營業),根據朱氏本人意願,參加師訓班進修,結業後被分配到市一女中。從舞女到人民教師,是她人格的大轉化,也算得新中國的非凡業績。她工作盡心盡力,但在班主任工作上可能生硬些,使一些學生敢怒而不敢言,心生癥結。這種癥結很普通,在中小學裏更有普遍性。倘在正常的社會秩序裏,也就被時間消化了。而文革激發了一些學生的報複心理。當時,建國十七年的教育成績被徹底否定,由此推定,越是先進的教師越黑。1966.8.25那天,她從三樓辦公室被揪出來,頭上套著木製鬥型垃圾桶,推推搡搡下樓,一腳踏空,滾下樓梯,套在頭上的垃圾桶不定地碰擊她的頭臉。到達底樓,掀去那桶,向人群展示的是她充滿淤血的鬼似的青臉。我想起了電影<白毛女>中一句評語:“舊社會使人變成鬼;新社會使鬼變成人。”而朱氏的厄運分明是曆史的倒退。在勞改隊,她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吃飯請示的那幕灰色喜劇。


   那個年代,大事無紀律,小事特隆重。吃飯要整隊,飯前有儀式。先唱<東方紅>,再舉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齊聲三呼"萬壽無疆",三呼"永遠健康"。聽說在貴州還要加呼“敬祝李司令員比較健康”。因為“健康”這一席位隻能“永遠”既屬林彪,那位李司令員不過是貴州一把手,沒有資格與林某並起並坐,其“健康”程度不得已隻能屈降為“比較”了。現在學到了一個醫學名詞,“比較健康”就是“亞健康”,即不太健康。依此類推,縣級官員如果也要老百姓為他祝願,非得癌癥不可。貴州人真幽默。


   我們勞改隊沒有資格參與那隆重儀式,但是也有規矩,進食前必須向“狗隊長”請示批準:“報告狗隊長,我可以吃飯嗎?”必須等狗隊長說過“吃吧”,才可動筷子。我估計那套規矩是紅衛兵小將們臨時編造的惡作劇。我不理他們,自管舉筷,沒有人罰我。但是在場的小將們逼著朱佩玉執行命令。


    勞改隊吃飯的場地是個室外涼棚,有桌沒凳。梁站在我對麵,正悶著頭扒飯;朱在我左邊,她平時說話就有些結巴,此刻表現更出色,一句話十一個字,中間用了六個破折號,三個頓號,最後一個句號,神情恭敬嚴肅。梁知道自己是在被作弄,但不能不回答。他耷拉著眼皮,極不情願說了聲“吃吧。”我剛將飯扒進嘴,急轉身,噴了一地飯粒。除了梁和朱,小將們和“狗”們共享這幕活報劇。


    在那樣處境中,要活下去,就必須麻木。過分自重自愛,很危險,死亡會幸災樂禍地向你招手。短短的三天,從八月廿三到廿五,老舍、上官雲珠、著名音樂家丁善德、年輕的鋼琴天才顧聖嬰﹐還有至今難以統計的各界精英,受不了人格的汙辱,一個個走上絕路,爭得靈魂的尊嚴和安寧。我給自己的身份定了位:小醜,馬戲團小醜,將每一次侮辱當作成功的演出。


    最可歎的是洪丕然老先生,數學專業上很有造詣,對待學生誠懇和善,耐心教導,深得學生尊重。在人人自危的日子裏,居然沒有一個小將去惹他。這實在是個奇跡。但是,當紅衛兵運動將打擊對象由“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份子)擴大為“黑六類”後,洪先生自覺地來勞改隊報到了,他所穿的人民裝右(請註意:必須在右邊,否則要犯大錯誤)胸襟上縫了塊布片,上寫“資本家”三字。其時,全校師生沒人知道他曾做過老板。他的一百多公斤重的臃腫身軀在勞改隊裏做不了什麼,整天捏著塊小抹布東摸摸西擦擦。每見著我,就輕聲歎息,邊指著右胸前那布片。我才知道他在1954年與朋友合夥,開過一家五金商店。兩年後就被公私合營,收歸國有。沒賺著多少錢,卻贏得了一頂“帽子”。真是今昔兩重天呀!洪先生沒趕上好日子。如果能活到現在,經商,他是企業家;從教,很有資格被評上特級。

    還有兩位,我很為他們惋惜,僅僅因為受不了幾張大字報的壓力,一個突然失蹤,一個去翻<聖經>。失蹤的跳西湖自殺去了,沒死成,三天後,被押回學校;翻<聖經>的,為求得靈魂的安靜,虔誠地寫了一句懺悔詞:“耶和華,迷途的羔羊又回到你身邊。”寫了,如果當即燒了,也罷了,她偏要把它深藏在枕頭芯裏。莫非每天晚上,頭枕著它時心可以靠近耶和華?那裏想得到,耶和華拒收“懺悔書”,反而被紅衛兵抄著了!也許是她心不誠,該懲罰。兩位都是無產階級戰士,男的是副校長,女的是副書記,這回可不妙,他們做的都是叛變組織的行為。於是,我們勞改隊的隊伍又擴大了。後來女書記還見過大場麵,全市批鬥賀綠汀,她做陪客。客觀地說,這兩位本不在紅衛兵打擊計劃之內,要找他們算帳的倒是我。沒有他們刻意整我,我不會受此磨難。但是,我原諒他們。起初,他們要是不害我,沒法向上麵交帳。他們要是早知道結局會同我坐同一條“板凳”,也許,不會加害我。世上高尚的人畢竟不多,何必苛求。現在,男的走了,當年,西湖不接納,現在,弄不清誰接管;女的,健在,將九十高齡了。不管生的還是死的,都需要靈魂的安寧,我就不提其名了。阿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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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不被遗忘> (三)

202教师办公室当年称它为“大办公室”,语文组和外语组合室而处,我因而能亲睹外语组的三位怪才。陶广川老先生很有来头,他乃兄陶百川随国民党政府逃台,是该党的中央委员。他本人是旧政权时的敬业中学校长,解放后被冠以反动校长帽子遭驱逐。有没有戴反革命的帽?当时我太年轻,无可奉告。市一女中校长惜才,将他挖来任教英语。我们同处一室整四年,未曾听到过他说一句话。文革前,他侥幸退休,毫毛未伤。这是奇迹。至于他在家里,有没有遭社会冲击,不详。王椒升老先生也该属退休高龄,他一生清白,也许正因为他的清白,反受其害。校方继续聘用他,迎来了文革。他家底厚,抄家风起,他首当其冲,被抄出了许多“小黄鱼(金条俗称)”。后来,设在大礼堂的抄家物资展览会上发生了黄金失窃案,失主便是他。我不知道他被定了什么罪,反正也就此编入劳改队。他平日就不爱闲聊,在办公室里,除了解答来办公室质疑的学生的问题,我从未见他与左右邻座同仁有过交流。在劳改队,他也特立独行,身材毕挺,目不斜视,面无表情,缄口不语,衣着端正,唯一的欠缺是刺猬般满脸白胡须,有失尊严。第三位是女性,谭梅。在办公室里,她只管抽烟,无暇谈话。她的烟瘾很大,几乎达到烟不离嘴程度,熏得她嘴唇发紫,一脸灰色。但她抽烟很有风度,一支烟,吸剩半支,就揿灭在烟缸里。不象教历史的唐老师,烟蒂不烧痛他手指,他绝不放弃。这细小处也可显示中西文化的区别。听说谭老师曾是美国驻沪军队的翻译,与美国人相处久了,难免受影响。我看到过的洋人瘾君子都只抽前半枝。我曾为此发奇想:将那些吸剩的半枝收集了送给我们的唐老师。谭老师进劳改队有现成理由,她是摘帽右派。一九五七年的磨炼使她懂得,反抗意味着更重的惩罚。红卫兵将她与副校长(男)绑在一起,她顺从;有一天,红卫兵叫她和我并立在教室里废水汀上,我觉得两人挤在那窄窄的水汀上不安全,就拒绝她登上来。理由充分着呢:我是革命群众,她是右派,我不能丧失立场,和她站在一起。我成功了。


    还有一些老师是后来陆续补入劳改队的,因为他(她)不属“黄埔一期”,就从略了。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还不宜写他们。文革一劫,一生受累,有的匆匆组成家庭,纯属凑合。爱情对她来说,是那么遥不可及。看来,这辈子再也享受不到那难以言表的幸福了。这种苦处,有口难言。能够相守到老,已是不易。现在过得很平静,作为旁观者还要用文字挖她旧创口,也是一种伤害.


    窥一斑而知全豹,看看一所学校的全部革命对象,就能明了文革是在革谁的命。那是一出巨型荒唐剧,内中包含了活报剧,悲剧,黑色喜剧,闹剧,滑稽戏,暴力戏,也有悲壮的历史剧:贺绿汀在杂技场上那次被批斗,他勇往直前同造反派抢夺“麦克风”大声争辩,他那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形象,应该载入史册。但是我并不希望看到那样的戏,代价太大。我欣赏谭梅老师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智,在那样环境中,保护好自己才是头等大事。那些日子里,当我看清我周围那些凶神恶煞的卑劣行径,我真的甘心情愿做我的八号狗”而不以为耻。但更多的人还是有良知的,他们在校时,大都远避我。如果有我在大楼长廊上拖擦地面,几乎没有人会在我身边走过。那时,我相信一句话:“不恶就是善。”还有一位绝无仅有的大善——吴增堤老师。她能平静地从我身边走过,速度不减,说明她不犹豫;姿态不变,说明她处事谨慎。她轻吐一言:“小乐,身体当心。”我照常划着拖把,头不抬,目不转,面无表情,但心在大震!六年前,我写到此,热泪畅流。吴老师的六字句,向我传递一个信息:我和善良的人们一样,都是人。

        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此声音,绕耳不散.伴我终身。

       我是怎样被编入劳改队并且很快被定为头等要犯的呢?从头说起吧。

    我的童年在家乡渡过﹐小学是在宁波读完的。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儿童队(少先队前身)元老级队员﹐入队不久,即任中队长(膨胀一下:当时一所小学只建一个中队); 因为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入队,学校还建立学生会组织(再膨胀一下:我兼主席。)由团市委主办的宁波市首届夏令营,集全市中小学少儿队干部于一体,我被任命为大队长(三膨胀)。这大概是我今生官运亨通的高峰。二十年前,我去宁波,拜访<宁波日报>总编辑方平(当年团市委少年部长,夏令营总辅导员),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临走时,送我一本精致的<沙孟海画册>。1951年9月初,我已经被宁波效实中学录取,但家在上海,父亲叫我回家,我不得不从。心里极不愿意,我爱家乡,爱我的少年朋友,我喜欢效实中学,但我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到上海后,有两年时间,我几乎夜夜梦回宁波。上海各学校都已开学,我被拒在校门外。次年春,我考进了光明中学春季班。进了中学,官运还在继续,直到进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前身),我还是共青团组织委员。我眼前的新中国,是欣欣向荣,阳光普照啊!我从内心深处爱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我还牢牢记得,小贩叫卖的五香茶叶蛋,一角钱能买四只。入大学不久,大鸣大放,接着是反右斗争,气侯大变。我为同班同学师以耀辩护,在两百多人的辩论会上,我两次上台,坚信师以耀不是反党的右派。可叹我孤立无援。运动后期,我被定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处分仅次于"留团察看"和"开除团籍"。在最近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一位知情者告诉我,我本来要戴右派帽子的,掌握生杀大权的年级党支部委员刘华珍(男,后改名刘剑)在支部会上说我是站错立场的好人,我才得已轻判,逃离阿鼻地狱。纵然如此,我还是背上团内处分的包袱走出校门。从此,总觉得见人矮三分。

   自从到市一﹐文革前四年多的日子里﹐我过得很压抑。那不是我心理脆弱﹐空穴就是有来风。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有一天,在学校四楼阅览室的全校教工大会上﹐党支部副书记(是时,书记一职空缺)郑启如面带杀气﹐宣布小四清运动开始。我就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会后﹐天色黄昏﹐已是晚餐时间。那时﹐有好多青年教师寄住在教工宿舍。饭后无事﹐我和化学教师许俊良﹐地理老教师林茂一﹐还有是哪一位我忘了﹐在东办公室玩扑克。突然闯进来了政治教师、年轻共产党员王孝钊﹐他深得校长赏识﹐俨然以接班人自居。他见我们在玩牌﹐突然粗着嗓门﹐一顿训斥﹐出言很毒:”现在还有心思玩牌﹐一定心里有鬼!”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他是有所指。自那天后﹐学校的中心任务便是挖阶级敌人﹐把学校的常规工作丢在一旁。据我所知﹐"四清"的对象应该是干部﹐但我们领导说﹐教师都是干部。接着﹐揪出了第一个阶级敌人﹐他唯一的罪名竟是师生间的男女问题。那女学生在校领导反复引导后﹐痛哭流涕揭发了她班主任的兽行﹐而且将过程细节都描述了。那场面﹐我们好多教师是亲见的。但当事者坚决否认﹐校方苦无实据﹐难以结案﹐最后的处理是调离岗位﹐去教导处做事务员。

    接着﹐要向我开刀了。事情真相大白后﹐我深感﹐那些领导不仅是草菅人命﹐而且暴露他们的灵魂是难以想象的卑鄙龌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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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1-11
    <为了不被遗忘> (四)

一九六二年暑期,我从静安师范学校调配到市一中学,人事关系尚未到,有人向校长陈乃智反映,说我傲,难驾驭。校长听说我的教学能力还可以,就很自信说:”傲,可以改造。”就为我进上海市重点中学开了绿灯。这些内部消息都是当时任教导主任吴达泉透露的。现在我反思,我的傲与我后来的一连串厄运不是没关系。因为,我不擅长接近校长和教导主任,很容易被误解。

    我接任初二(五)班的班主任工作。五班有个特殊学生,十八岁了,连续留级三年,和她同时进校的,都在高二年级了。这次,勉强升入初二年级,但前景不看好。在家里,亲妈早亡,与继母关系很僵。她叫苏菲。我接班第二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人,学校希望苏菲辍学去新疆,吴达泉将这任务交给我这个毫无班主任工作经验的青涩教师。我全力以赴,终于攻下堡垒,完成使命。我没想到苏菲启程去新疆那天,作为班主任,应当为她送行。第二天,代表校领导的吴达泉批评了我的失职。并说:“火车要开了,苏菲还站在车厢门口,不肯进去。她顿足大哭,边嚷着,‘先生怎么还不来呀,再不来,来不及了!’”苏菲在等我到场。我被吳口述这场面深深感动,所以至今还记得。但是,我心有不服: 校方根本没告诉我苏菲出发的日期,我怎么送?但我无语,领导是不会做错事的。这结论,我得之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以为那事就这样了了。

    一九六四年的“小四清”,我莫名其妙成了四清对象﹐停课检查,要我交代问题。经过反右斗争的折腾,我闻风就会丧胆。我想,一定是那天玩扑克犯了大错。交代时我给自己上纲上线:“我在严肃的政治运动中玩扑克,客观上是在抵制运动﹐我在立场上又犯了大错。”那天,我象服了摇头丸,全身颤抖,难以自控。

    检查没通过﹐我实在无话了。张孝梅找我谈话。她这人,说话慢声慢气,发火时也看不出火苗。在她面前,我不紧张。我要求她直接告诉我,我犯了什么错﹐如果是事实而不交代,我罪加一等。那年代,生活行为上的错误,我辨得清,偷盗拐骗,越车抢劫,杀人放火,我都不会做。但是,政治上的错误,不可捉摸。昨天还是官家座上宾,今天可能已是衙门阶下囚。这样的例子何止万千! 潘汉年能想到自己结局吗?吴晗的<海瑞>是奉旨而作,满以为可邀功请赏,谁料想招了杀身大祸。张孝梅不置可否离去了﹐运动也无声无息过去了﹐我的脑子里的一团雾水却积久难消。

    一九六五年秋,新学期开学。我的工作量是:高一年级三个班语文课兼(二)班班主任.完全突破了教育局规定的限量。我想,那大概是对我的错误的最轻惩罚吧。但我还是不明白我错在哪里。


    终于真相大白。一九六七年秋,学校冷冷清清,劳改队解散多月﹐只留下两个当权派还在劳改。我估计他们心里有些失落恐慌,看不到前程,受不了孤独。他们希望有人同他们平等交谈。他们邀我交谈,犹如罪犯想取悦狱警,总要交待一些有质量的话题。有一次,郑启如提供:“小‘四清’时,有人说你把苏菲肚子弄大了,所以迫不及待要送她去新疆﹐所以苏菲会那么伤心欲绝。”唉,苏菲呀苏菲,你这一哭,老师为你背了多大的黑锅。当然,那位领导心里如果不是那么卑鄙龌龊,你老师也不会遭此奇冤。


    一九六五整一年,报纸上时时有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披露,政治气压低得让人透不过气。我象过街老鼠,预感到强地震的待发,惶惶不可终日。王孝钊象鹰鹫在彤云密佈的低空中盘旋,寻找猎物。那年,学校只招了三个高中班,他是(一)班班主任兼年级组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唆使我班的班干部不要听我的话,只听他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吴云百思不得其解,趁我去班级安排工作,提起那事。我无语。回到大办公室,我强忍激愤,平和地问他有否此事。他大概没想到我的学生竟会透露那事,表情赧然,但傲慢依然。感谢他的邻座马孟瑛为我说了句公道话,批评了王组长的不敏之举。在我和他无数次交锋中,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经反击而略占上峰。但是,他可以不理不睬不道歉,他还是在我的头顶高处俯视我,甚至表示不屑。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高一年级下乡参加三夏劳动,带队的领导是吴达泉。每个班都有少数学生出于健康原因留校做些轻便工作。短短几天,吴达泉两次返校。他从学校里带来的<解放日报>内容触目惊心: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字不多,火药味浓极。后来成了"牛鬼蛇神劳改队""牛棚"名称的原创。北京大学学生闻风而动,六月三日,校长陆平,党委书记彭佩云被扫;六月六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民被扫。


    北风南渐,上海难逃此劫。六月十日,下乡劳动中止,提前返校。这是不祥信号。我竟没有发现吴达泉已提前一天回校。在校门口,迎接我们农业大军的教师阵容中,有日常关系较近的孙志文。我热情地向他伸手过去,我尴尬了:他一脸严肃,不接我手,似乎向我略点了点头,便去接待他人。那情景,终生难忘。


    我又完了!已经不是预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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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不被遺忘> (五)

從正門到二道門,橫穿甬道不過五米距離,我思緒紊亂。迎麵走來的臉,我也看不清,隻覺得那些人都在躲我。我不自覺地垂下頭,看著地麵。

    好端端的,我又怎麼啦?

    馬上明白了。踏進二道門,向右折入縱貫大樓的走廊,眼前景象大出我意料,昔日很有紳士氣派的大樓,如今披上了乞丐的百衲衣,一張張舊報紙上寫滿了稚嫩毫無章法的毛筆字,密密地擠在走廊兩側的牆上,窗戶上,從房頂直拖到地麵。一個個拳頭大的毛筆字拚湊了一篇篇聲討書;第一間教室裏課桌椅已搬空,大字報布成了迷宮,現在的世博會的進口設計,莫非就是從那裏得了靈感?矛頭出奇地集中,直對我一人。這個戰陣的設計者顯然是用了一番心思,但是我卻平靜了。過分的集中便是人為的虛假。我細細地反複讀那些傑作,越看,破綻越多。沒有一張大字報有實質性內容,盡是“必須老實交待”之類的虛張聲勢;相似的筆跡太多,說明他們是在玩空城計,無幾人操筆;墨跡猶新,說明是臨時突擊的產物。顯然,有人在幕後操縱。說不清原由,近十年來,我第一次萌動了反抗意識,臉上掛起了冷笑。兩個學生走來,兇惡地喝道:“把頭低下來!”我平視她們回道:“人民不向人民低頭。”那該是我反抗的第一聲,這一聲雖沒能震瓦瓴,卻足以壯膽氣。一九六七年,依然是牛鬼蛇神的吳副校長向已經是革命群眾的我吐露心扉,北京,南京騷動,很快要波及上海。(黨)支部幾次會議分析,認為我將是攻擊校領導的揭竿者(這就是吳領導下鄉兩次返校取得的成果)。於是決定先發置人,組織大字報,造聲勢,將我壓下去。他隻說到這裏,我就勢推理:下鄉期有少數學生留在校內勞動,她們就是現成的大字報操刀者,趕在我回校前,突擊布陣,於是有了那天場麵。唉,領導們高估了我,一個見人矮三分的草民有此膽量?不敢呀,你們枉殺了無辜!


    但是我還是小看了那大字報的作用,那不僅是聲勢,那是輿論,輿論可以殺人。隻差時間了。


    有個問題,現在的青年一定難理解,就是我身受其害的人在當時也感到迷惘:既然人人可寫大字報,為什麼我不能舉筆反擊,一洗清白?但我知道沒有這個權利.因為在毛氏詞海裏,隻有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反批評”條目。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的學生在大人物幕後挑動指使下,用大字報圍攻馬寅初校長,時年七十六歲高齡的馬老寫了五千言大字報張貼出來予以駁斥,結果全被人撕掉。馬校長很無奈,隻能連呼“不公平”。當時還有很權威的十六字令:“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它堵住挨批者的嘴,奪走了挨批者的筆,而對方卻可以放肆地無中生有惡毒攻擊而不負任何責任。而反過來,哪個傻瓜信了那“十六字令”,善意向上司提了意見,弄不好就被認為是“惡毒攻擊”而遭滅頂之災。


    他們得逞了,我隻能沈默。

    第二批大字報出籠。從內容看,有了質的飛躍。既有具體罪狀,又有理論分析。顯然有高人作了精心指導。我仿佛看到我班學生懷著滿腔革命熱情,苦苦思索,大有不將我打倒誓不罷休之勢,終於將我平時對他們講話內容歸納為“汙蔑偉大領袖”的六大罪狀。

    何須六條!隻須一條核實,我就該槍斃。

    校領導組織學生寫我大字報的初衷僅想堵住我的嘴,此時已是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了。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為之”,為何?現在我懂了。一切大惡罪犯幾乎都是從小惡起步的,蟻穴能潰千裏,也是一樣道理。殺人犯不是天生的!

     我是語文教師,在課堂上不敢保證不說錯話。我的同行朱宗煥老師,就是因為有人揭發他把魯迅的《友邦驚詫論》中一句“國民黨屠戮人民”讀錯,犯了汙蔑共產黨的彌天大罪,被一陣痛打後送來我們牢改隊,這是後話。但是我不信自己會犯大錯。這一回,我是第一次細讀揭發我的材料。讀完後,懸著的心,平安降落。那是無知的恐嚇:

    一罪:要偉大領袖跪下來。辯駁:驚人之筆下麵卻是波瀾不驚的小事。我曾經複述了蕭三寫的毛青少年時代故事中對其父跪一腿的經過。此罪能成立,除非毛是真龍天子。這是移花接木法;

    二罪:汙蔑毛主席不喜歡美術課。辯駁:這話我講過,自有出處,但不必費筆墨了。不愛畫圖,論得上汙蔑?

    三罪:胡說毛主席不愛看話劇。辯駁:誰要是說他愛看話劇,那才叫胡說。

    四罪:胡說毛主席不喜歡陳毅的詩。辯駁:找陳老總算賬去。那是他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講的話。老總當時還得意的補充一句:“我覺得我的詩寫得很好哩!”

    五罪:胡說毛主席最愛讀封建主義大毒草《紅樓夢》。辯駁:我還要加一句,毛主席還說過,至少要看五遍,才能讀懂《紅樓夢》。

    六罪:汙蔑毛主席有右派朋友。辯駁:確實有,有名有姓。一個是國民黨將軍張治中,一個是他同學周穀城教授。

    我的逐條辯駁,隻不過是我的內心獨白,我好象生活在空曠的沙漠中。周圍盡是熟得不能再熟的男女,那怕曾經是密切的,如今遠離三尺。但是我相信,他們都是好人,因為他們沒有投石下井。但是,我錯了。有人投石了。這時期,要了解個人尤難。

    教師中第一個寫我大字報的,竟是我平日最尊重的人,我的教研組長果魯英老師。傷心,我還能相信誰?!

    果老師的大字報僅隻標題嚇人:《樂可常不正常》,內容就是說我近來情緒不正常。她寫的倒是實話,但是沒必要寫。你一寫,客觀上就在助長害人者的聲勢,為虎作倀。我默唸著:果老師啊,現今的處境,我的不正常才是正常,而依舊如平時的正常的人,反而是不正常,除非白癡。你老人家正常嗎?你的往日的健談和自信呢?為什麼成天板著臉?為什麼說話底氣那麼的不足?為什麼目光閃爍不敢正眼看人?你能觀察我,為什麼不想到我也在觀察你?已經挨整和自知將挨整的人的心態能正常嗎?

    整人的人,其心態正常嗎?他們長時間處在狂熱興奮中,發泄著原始人的獸性,從被迫害者的痛苦呻吟中尋求刺激,對被迫害致死的人開聲討會,揚言要在那屍體上"踏上一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這正常嗎?

    天道何在!人性何在!

    後來,吳達泉副校長告訴我內情,果老師當時處境很危險,她丈夫當過舊政權縣太爺。她要擺脫被動處境,必須有所表現(於是就以鄰為壑了。我不恨她,她當自責)。她終於踩著鋼絲,搖晃著熬到退休,悄然逃離是非之地。

    我本不該老是記著那事,但是,烙在心上的事,一輩子難忘。我對果老師,心存感激。三年來,在業務上,她對我的關註,足使他人嫉妒。她的備課方法省力省時見效,影響了我的教學風格。我在教學實踐中,一旦被專家認可,她比我還興奮。我被認為"後生可畏,前途無量",就是她轉達的。我感受得到她的器重。如果沒有該死的文革,那是多麼完美的師徒情誼呀!撥亂反正後,我兩上其府探望,已不再覺得有隔閡。倒是她的得意門生,有小秀才之美譽的66屆高中畢業生柴穀明談起那張大字報,尚有微詞,為她自損形象而深為惋惜。我調離市一中學後,沒有再聯係,也不知她何時辭世。這微妙的感情變化反映了我在潛意識裏已經排斥了這份情。感情這東西,畢竟不是理智能駕馭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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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不被遺忘> (六)

繼果老師的大字報之後,第二天,又有在我名字上做文章的大字報,標題:《樂可常,樂不常》。那已是在詛咒了。“樂不常”之說,明顯脫胎於“不正常”,但那是咒我從此不會有好日子過了。緊接著,第三張出籠《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__活不長》,那是惡意詛咒,咒我已死到臨頭。兩張大字報出自一人之手:袁繡聲,年輕的語文教師。

  

    她在嘩眾取寵,但是,有殺傷力。它象兩門大炮架在二樓走廊西邊口,吸引了不少最喜歡熱新聞的看客。她做得不光彩,包括後來又寫我是"漏網右派"的大字報,都是平時同事間閑談中,我自己透露的私事,她出賣我。數月後,為了證明她的言之鑿鑿,她真是神通廣大,居然邀請到了我的大學同學趙誌強,請他來揭發我在反右鬥爭中的表現。我的這位老兄素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杜工部遺風。他既然來了,在當時背景下,不可能為我說好話,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也不會答應他說無關痛癢的空話。那麼試想,他還能說什麼呢?



    當時,我被押在西辦公室,揭發大會地點在二樓西邊第一個教室,兩室象直角兩邊,我能透過窗戶聞其聲,但見不到形,擋住了。會場很安靜,可見效果不差。報告結束,有人來押我去會場。押送者勒令我低頭彎腰呈蝦弓型進去,才到門口,我的頭上背上落下雨點般拳頭,可作誌強兄的報告效果的佐證。撥亂反正後,同學聚會,誌強兄也在席上,他大義凜然對我言道:“當時我就表態,不滿她們打人行為,因而被圍攻。”故妄聽之。我笑笑,暗想,老兄你就不該來。


    袁繡聲一生都在借他人之勢攀扶上升,我隻不過是她的一塊墊腳石。四十五年過去了,成效如何?不便說。但有一點我信,不是靠自身的刻苦努力,不夯實腳下根基,不積聚厚實資本,縱然得一時之逞,充其量,隻能是條藤葛。我不恨她,不是因為她不配我恨,而是為恨她而壞我心情,不值。


    人生多彩,一百個人有一百種活法。千百年來,曆代文學大師們塑造了千百個光輝的藝術形象,還沒有撞過車,袁女士的經曆倒是個好素材。


    我在那樣的處境中,還暗存希望。我解釋那是黨對我的考驗(寫至此,我笑自己。我是什麼東西,有什麼資格享受黨的考驗。)我認為目前處境是脫胎換骨的痛苦過程,熬過了這一關就無事了。有一夜,我真的夢見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還沒摔死),我委屈地大哭。醒時,一臉淚水。


    那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青年的特點,一頭虔誠的蠢驢。時至七月十日,一個月過去了。我站直著。新點子又出籠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早晨,星期一。


    校門口圍著一簇人,似乎在等待什麼。我還沒走進校門,她們如同捕獲獵物般地將我圍了起來,深怕一有間隙,就會被我逃脫。我被押到操場東邊的大禮堂側門前。


    沒有電視劇裏群情激憤的場麵,沒有震天的口號聲,沒有雜亂的吆喝聲,周圍出奇地安靜。他們專心地關註著我神情變化,也許是期盼見到我讀了那大字報後全身癱瘓的效果。我猜測,貓逮住老鼠時,也一定是那樣心情。

    這是張貼在禮堂邊門上的第一張大字報,標題是:《樂可常反動日記》。因為內容多,篇幅長,上麵的字寫得比較小,排列整齊,筆法稚嫩,但不拙劣,看起來不象是學生謄寫的。我冷冷掃視圍著的那一群,忽然覺得那場麵在哪裏見過。我從那些年輕人的眼光裏讀到的是欣喜,幸災樂禍,還有些貪婪。後來才想起,那與魯迅的小說《藥》中夏瑜就義的場麵氣氛很相似。時代倒退了。

    我有記日記習慣,校領導班子裏隻一人知道,也隻有那人會有此鬼點子。

    自己寫的東西自己清楚,沒有不滿情緒,何來反動文字。但是,如果他們在謄寫時做了技術處理,那就說不清道不明了。

    那是沒有法製沒有隱私的年代;那是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年代。罪犯搖身一變能成英雄時,無辜者就會被認定罪犯。我鎖在辦公桌裏的日記本被撬竊,那竊賊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展示自己業績,我還有何言。但是我沒有慌亂,更不會癱瘓。我堅信,一個人自己不做出被打倒的行為,他人是無法將他打倒的。但當時的影響極惡劣,為日後遭受更嚴重迫害埋下禍根。

    我被帶到禁閉室,失去了自由。

    教學大樓外圍,一排沿街的平房,原是工部局女中時期勤雜工的住宿區。那時期,除了教師,男性不能進大樓。小區裏也有簡易衛生設施,四平方小間裏,一隻固定的日本式陶瓷大浴缸,上有水龍頭,底有出水口;一個蹲式抽水馬桶。餘下的空間尚能容兩個人。一扇小窗,上有鐵柵與外界隔絕,無需改建,是現成的監獄。我獨居一室,避開了整個學校的混亂喧鬧,未必不是好事。但是我的心哪能接受得了?

    悶熱!那是上海最悶熱的時間段,常規氣溫在35攝氏度以上,室內又不透風,沒多久,汗水從每個毛細管裏飆註出來,渾身濕透。浴缸上那隻水龍頭起了大作用,沒隔三五分鍾,我就要衝洗兩臂。要不是看守是女的,我真想跳進浴缸洗個痛快。在“牢獄”裏,我唯一可做的是讀那本小紅書,才翻幾頁,手上又汗膩了,於是洗手。洗後讀,讀不久,又洗。如是反複,具有高度警覺的小看守發現了問題,立即發了報道,說我褻瀆紅寶書,嫌紅寶書髒,拿過了就洗手。隨後,來了一群小將,厲聲責問。我平靜地回道:“我是愛護寶書,把手洗幹淨了才敢敬讀。”我冷眼看那小看守,又朝她笑了笑。相安無事。

    得知我被關在小間的人漸多,參觀者絡繹不絕。我成了珍稀動物。她們可能是想看到我的狼狽相,但是,眼前的樂某人還是原來的版本,不慌張,不泄氣,不萎靡,目中無人,淡然自在。那時,我的最大欣慰是,來看戲的,沒有我教過的學生。她們的回避就是對我的保護,想起那一張張熟悉的臉,還是那麼親切可愛。

    中午用飯時間,小看守又造事端,將代作警棍的康樂球棒橫在門口離地麵一米高處,命我鑽過去,不然不讓吃飯。嘿,鑽有何難,但是我不!那完全是心血來潮,突然想表現一下浩然正氣,士可殺而不可辱,為一飯而屈節,豈我所為!其時,我才想起,我沒吃早飯。我是進校門就被圍住,押入這裏,沒到過食堂。

    我沒想要在自己臉上貼金。我的浩然正氣很有限。如果小看守兇狠些,拿棍子猛擊,我會鑽。

    下午三時許,饑餓感襲來。再過兩小時,下班了,總該放我自由了吧。我能挺住。

    五點了。沒有放行跡象。肚皮已經貼住脊梁,胃裏似有炭火在炙燒。我相信“度日”真會有“如年”的感覺。對“饑腸似火”的主謂詞組,也有了切身感受。還不壞,有收獲。

    九點。曹君偉來了,叫我跟他走。他和我同住在餘姚路第三小學三樓的教工集體宿舍裏,托他押送我,是最佳人選。我並沒自由。

    過常德路麵食攤,我花一角四分買了三兩牛湯麵,幾乎是倒進肚子去的。問:世上何種食物最美味?答曰:“饑。”

    回到宿舍,我發現一項奇跡,這一整天,我沒有大小便!

    第二天一早,還是由曹君偉陪同(雖有被押送之實,但無被押送的感覺。謝謝曹老師)到校,還是進那個四平方的班房。早飯已在外麵吃了。蹲在這裏,無事可做,無心去想,還是裝模作樣讀那本小紅書。

    遭禁閉的消息不脛而走,已經傳到校外。上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王理敏,滬西中學高二學生。初中就讀於市一女中,我曾是她的班主任。文革前夕,她給過我一信,說她入團了,謝謝我對她的嚴格要求。當時我還很自鳴得意。現在由於她的來到和仇恨的舉止,我才明白那信的來意:“你心目中的搗蛋學生,換了環境就成了先進青年。”以此證明我是瞎了眼,不識良材,並以成見和偏見仗勢欺人。

    不必辯解,是我錯。我傷害過她,曾以班主任名義向全班宣告給她警告處分(按:班主任無此權)。她離校後,還問過我是否撤消了對她的處分。可見那些日子,她一直承受著精神壓力。

    此刻,她一陣風似的出現在我麵前,呼吸急促,臉色發青,一頓機槍掃射般的痛罵。我直麵聽罵,沒有回避。一個多月來,我第一次隱生犯罪感覺。突然,“呸!”的一聲,她一口唾沫,吐了我一臉,轉身就走,又似一陣風。

    那是一筆舊債,我該還。

    後來,我重上講臺,總結了兩段話:(一)對學生發脾氣,暴露教師的無能;(二)麵對犯錯的學生,有理無須大聲嚷;教師自己做錯說錯,無理不該大聲嚷;要永遠保持平心靜氣的教態。謝謝王理敏的啟發。

    第三天,七月十三日下午,我居然被無罪釋放,莫非“反動日記”不反動了?但管理材料的沈海瑚沒有將日記本歸還給我。當然,她是無權作決定的。很快,我明白了釋放我的原因是市一女中副校長吳達泉失蹤。

    非常時期常有非常新聞。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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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不被遺忘> (七)

我被禁閉的三天裏,校內最大變化是,被大字報的已不是我的專利,學校領導控製得了幾個小綿羊,但指揮不了一群狼。也許是因搞不出新花樣而對我失去興趣,一些不肯安寧的學生緊隨全市乃至全國行情,將矛頭轉向校長和黨支書。我看了寫吳達泉的大字報,一張是揭發他母親是宋美齡的貼身娘姨,這不是什麼大案呀,主子再了不得,娘姨總是奴才。何況,做娘姨是實,“貼身”是作者為求效果顯著而虛構的。這嚇不到早過不惑之年的吳校長。還有一張更無聊,說他取名“達泉”是想“奪權”,這種諧音遊戲縱寫千百張,也無損一根毫毛。就這樣,吳校長竟玩起失蹤,並發展到投杭州西湖自盡。這個對葬身之地的選擇,倒很有些雅士之風。可惜眾多遊客不肯成就他,奮起將他拖上岸來,他也就順從地穿起整齊地安放在湖堤邊的鞋子,那鞋是布的還是皮的,沒留下檔案。我覺得校長的求死,在時間上選擇不當,倘不選大白天改選深夜無人時,其願望定能兌現,但旁觀者看不到轟轟烈烈場麵,也是種欠缺。還有一點,我到現在仍感羨慕,投西湖,他可是史無前例,蘇東坡有"欲將西湖比西子"名句,由此知道,他是何等香豔之舉呀。

  

    當時,學校裏所有人都認為吳校長是假自殺,我也曾認同。但是,細細一想,根據同他四年相處,綜合分析,他有懼怕的因素。他不是怕眼前兩張大字報,他怕縱深發展,挖及他的老底。這個老底如果挖出來,在當時,即使不屬犯罪,也會顏麵丟盡,否則,根本無需演那出貞烈的鬧劇。但是我隻能運筆至此。曆史求真,任何推理假設都屬不宜。十六日,他被帶回學校,因為“畏罪自殺”,已有定案,就此沒有揭他的新大字報。他的苦肉計得逞了。


   一個多月了,我隻要踏進校門,就成了校內目光的聚焦點。吳達泉出事後,我便無人監管了。但是我不樂觀。我覺得,此時的安寧好比是臺風中心的寧靜,更強烈的風暴隨時都有可能刮起。大字報製就了劣跡斑斑的樂某人,能被忽略?做夢!同事們依舊不理不睬。我象一隻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道將飄落何方。


    那天,在大辦公室批鬥吳達泉,與會的除全體教師,還有些好鬥的學生。一個多月來,在那樣場合裏,我隻有站位,這次,我有幸獲準一席之地,有何感覺?你去問一個罪犯,當他突然聽到自己被無罪釋放,會是怎樣感覺?那就是我彼時心態。我臉無表情,心在馳騁。大會是怎麼開始的,有哪些議程,有人發言講些什麼,都毫無印象。直到呂蘭萍發言提及我的名字,心緒才閃電般歸位。


    呂蘭萍:“吳達泉迫害樂可常就是為了轉移目標,自己可以蒙混過關。”


    那真是...我激動了,世界最美的樂曲也比不上蘭萍那句話!我仿佛看到血壓表上的水銀柱急劇上升。此話如果出於普通教師之口,我不會那麼興奮。蘭萍是誰?本校64屆高中畢業留校的優秀學生,她是作為團委書記章欽宜的接班人來培養的,住宿在學校裏。她說到吳達泉迫害我,決不是心血來潮。組織學生寫我的第一批大字報,周六(或周日)撬開我的辦公桌抽屜,偷走我的日記本,摘錄日記內容,泡製“反動日記”,很可能,她是知情人。蒼天有眼,我的冤情將大白於天下!可是,有人一句話又將我推進地獄門:

    “樂可常的問題還沒有查清楚,不要過早下結論。”

    一聲霹靂,水銀柱爆裂!

    從那以後,蘭萍經常特意來大辦公室,每見我,就會用木質報夾敲打辦公桌,對著我嚷嚷:“你的材料,我們都掌握了,你老實交代!”我理解她,她並無惡意,她是在糾錯。她單純,善良,沒學會作假,但有些膽小,深恐她那句話犯了喪失立場的錯誤。我就是犯過一次那樣錯誤,差些帶上“右派”帽子。她不敢拿自己的前程開玩笑。

    警報尚未解除,做人仍需小心。但是我生性樂觀,至少,我不再唱主角。我希望盡快淡出,被人遺忘。

    沒料想,高潮還在後麵。

    為了避開監督,其時,我已從餘姚路三小的集體宿舍裏遷出回家。自家的居室雖狹窄,總是安全。何況有母親的關懷,療平我心上的創傷.晚上也可以睡個安穩覺,不必提心吊膽防備有不速之客來尋釁鬧事。

    八月二十五日,一出家門,發現街道兩邊商鋪麵貌大變:玻璃櫥窗裏展示的商品全線撤櫃,一律以紅色宣傳品代之,店麵門框和招牌一律的紅色,店鋪的名也改了,撞車最頻繁的是“東方紅”店招,飯店、綢布店、皮鞋店,直至售胸罩的也東方紅了。西藏中路上兩家電影院的名字也改了,不要“和平”要“戰鬥”;不要“大上海”要“遵義”。上海街道全線漂紅,兵不血刃,一夜之際,革命成功。

    那天,氣溫特高,辦公室裏桌椅發燙。這世象,連天老爺也不正常了。

    教學大樓上上下下,樓前黃沙鋪蓋的操場上,人聲鼎沸,擴音器裏傳播的語錄歌震耳欲聾:“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麵,他就是革命派...”我渴望站到革命人民方麵,可我領不到通行證。我是阿Q子孫,還是“不準革命”!

    斷線的風箏落在最不該落的地方。

    一群女將來辦公室要押我去操場,我說我自己走。腳步沈重,我希望那樓梯永遠走不完。我是在走向刑場。

    操場四周,人頭簇擁。操場中心空落落,一個平臺,高約60公分。臺上跪著鄭啟如,吳達泉,章欽宜,譚梅。樓西女廁所前,67屆高中學生章秀華在話筒前大喊大叫。這位文革高人文化學習不怎麼樣,平時表現給我印象是自謙自卑,見了老師總是熱情過頭。我不清楚這次她以什麼身份任總指揮,導演這場鬧劇。她就輝煌了那一次,畢業分配去了元件五廠。後來聽說在廠裏偷竊被拿。那是後事。

    不清楚怎樣被推上平臺,有人吆喝著叫我跪下。此生我還沒有向任何人屈過膝。我掙紮,將身子繃緊,僵直不動。她們踢我,在沙地上拖我,我的皮肉不痛,心在顫抖(我寫不下去了...)。

    從臺上滾下,又被數人扛上去。我大哭大叫,心裏清楚,今天,她們不達目的絕不會罷休。我屈服了。我感到羞恥,一臉怨淚。

    什麼都看不清,什麼都聽不明,頭腦裏一片空白。直到有人在身邊大喝一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把飽蘸墨汁的掃帚從背上滑過,一陣涼意,我才有了感覺,疲軟地癱瘓在平臺上。

    空曠的黃沙操場上隻留下我一人。對我的懲罰還在繼續:給整個操場灑一遍水。

    眼鏡碎了,鞋子丟了一隻,頭上濃厚的卷發裏沾滿黃沙;圓口棉白汗衫被墨汁染得很粗糙,領口下垂,露出半胸,西式短褲髒得象從垃圾桶裏撿來的。

    我偷眼掃視大樓,二到四樓二十一隻窗口,填滿了密密人頭,她們興奮地看我的專場表演。也許,其中不乏同情者。

    我拉著土著灑水車,赤腳,踏著發燙的黃沙地,從東到西,再從西到東,灑水,加水,再灑水,...心裏反複唸著:“看吧,你們看吧!”我要在那麼多的眼睛裏,讓她們看到我的堅強。

    滿頭滿臉的汗和淚,流到嘴角,一樣苦澀。全身濕透。我懷疑“性本善”之說了。大環境可以左右人格的走向。人性可以惡到什麼程度?不怕惡不到,隻怕想不到!

    天黑回家,發現身上那件汗衫背部全黑,還布滿了沙子磨出來的小孔。我曾將它藏在箱底,但後來還是將它丟棄了。怕的是,一旦被查出,那就是“變天賬”,準備搞階級報複、反攻倒算的證據,罪上加罪。可惜了,多好的“文革博物館”的展品呀!

    我一直在想,我終究犯了什麼罪,要蒙受如此的人格汙辱?終於,我醒悟了。我是有罪,“知識分子”這身份就是罪。祥林嫂因為嫁了兩個丈夫,犯了彌天大罪,捐再多門檻也消弭不了她的罪孽;我沾上了這臭名,也翻不了身了。

    人生啊,如果此生,我註定要倒幾次大黴,那就趁我年輕,讓我“黴”個透吧!

    我準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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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1-11
<為了不被遺忘> (八)

九月三日早晨,雨下得很密。我是不能亂說亂動的,呆坐在辦公室裏。聽說,鄭啟如在操場上繞著大圈子爬行。一旁監管她的是楊小牛,那年他十七歲,原海防中學初中生,因讀不好書,又逢文革停課,索性退學頂他父親來市一女中上班。其父楊生祥,山東人.年輕時是張作霖張大帥的兵,不知他怎麼會流落上海,又怎麼會到工部局女中(市一女中前身)做看門人。這一看就看了三十多年。他很盡職,長年有家不歸,睡門房。隻要本校教職工,無論多晚歸校,不分夏冬,他必起床開門;腰掛一大串鑰匙,總管全校門戶。他每走一步,老遠就能聽見鑰匙碰撞聲,很有節奏。他退休時,已經老態龍鍾,年紀當已七十朝外了。他的兒子真是生逢其時,才來學校,出身好,學校成立“革命籌備委員會”,66屆高中生吳桂寶榮膺主任,他是副主任之一,享受副校長待遇。荒唐嗎?不,隻要比比王洪文,不會有更荒唐的了。楊副主任上任,我隻記得兩大政績,一是眼前的事,耍弄鄭啟如;一是嚇死柴慧敏。



    柴慧敏,寧波人。五十年代初,獨闖上海,在中華路小學任教。為求深造,她考入北京俄專.畢業回滬,被安排在市一女中。不幸被戴右派帽子,長期在教導處任打字員。生性倔強,到死都沒有摘除右帽。文革起,勞改隊的建立,她一定暗喜著,她不孤單了,見了我,有說有笑。到了“造反有理”階段,勞改隊自動解散,隻有走資派和右派分子不敢越軌,她又沈默了;有時還能同我說幾句話,情緒消沈,自歎永無出頭之日。我無語告慰。有一天傍晚,她獨自爬上大樓樓頂平臺,久久徘徊。校門對麵是十七漂染廠,廠門衛工人見有異常,急告門房值班的楊小牛。前一天,小牛剛揍過柴慧敏。此時,小牛聞訊直奔四樓,上得平臺,對柴慧敏大聲喝道:“柴慧敏,你要幹什麼!”柴慧敏不作聲,縱身一躍,了結她苦難的一生。這過程來自小牛口述,他沒覺得自己做錯什麼。事後,校方通知柴慧敏家人來料理後事,其家屬不予理睬。自此,柴老師成了孤魂野鬼。此後,怕是再也不會有人提起她了,我謹用這幾行字燃起一柱心香,遙祭斯人。唯同病者,才相憐也。

    北京感冒,上海立即咳嗽。北京對“牛鬼蛇神”刮起剪發風,將被虐者的頭發剪光一半,保留一半。那發式,美其名曰“陰陽頭”,我欣賞,這名稱很有創意,陰者,鬼也;陽者,人間也。凡被剪成陰陽頭的,非人非鬼也。上海聞風而動。


    鄭啟如在操場上雨中爬了多少圈,我不清楚,但後果看得清清楚楚。她被直接帶到大辦公室,腦袋左半邊的頭發被剪,留下被狗啃過似的發根;右邊長發依舊,被雨水打濕,緊貼腦袋,本來就嫌窄小的腦瓜,此時更見比例失調。嘴皮上交叉封著兩條醫用膠布,大概是對她囉嗦的懲罰。白皙的臉龐蒼白得象是剛從太平間車出來的遺容。她的眼神混雜著呆滯、疲憊、恐懼、絕望,與往時的支部書記形象相比,可以算是脫胎換骨了。市一女中教師中,數她最註重自身形象。皮鞋永遠光亮無塵,西式長褲工藝考究,合身,褲線畢挺。一身衣裝無論是衣料色調或款式,總是那麼協調;頭發紊絲不亂,發端略作內卷,後來在看京劇“樣板戲”<杜鵑山>時,懷疑柯湘發型就是仿她的。可眼前的她,我懷疑靈魂已經出竅。坐在她身邊的是吳達泉,他正安祥地配合一位小將給自己剪發,發式與鄭書記相同;章欽宜的頭發也已被剪妥。一個初中女孩用舊報紙糊了頂高帽子,兩側結了棉紗繩,興衝衝走進辦公室,將帽子套在章欽宜頭上,將兩邊紗繩係在頸下,然後取毛筆蘸上墨汁,在章欽宜臉上畫了眼鏡胡子。章張著無光的兩眼(先天性盲人)木然而坐,任其擺布,不作任何反抗。


    第二天,三隻陰陽頭作了三種反應,章欽宜剪了個光頭,很超前:三十年後,上海女子才有此發式。但是,章欽宜是沈默的反抗;鄭啟如將一邊長發移動一半支援另一邊,不失愛美之心,但遮蓋不了,有欲蓋彌彰之嫌;吳達泉保持原樣不變,他是控訴?是示威?都不是。他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壯舉。

    那天我發覺被剪發的都是“8.25”大批鬥的臺麵人物,奇怪的是沒見到譚梅。但我不存僥幸之心,更多相信直覺:在劫難逃。沒來得及考慮怎樣應對,一群人湧進辦公室,直衝我而來。瞬間,我被圍住。老天佑我,是時,我的辦公桌安置在東北角牆邊,我依角而立,不必擔心背後會有人襲擊。真象說書似的,說時遲,那時快,兩位悍將跳上辦公桌,另一位從地麵向我左邊抄來,亮出三把剪刀在我頭上盤旋,俯衝,就象三架靈捷的戰機。我雙臂交叉揮舞,織成一張嚴密的防護網,瞄準方向,還意圖抽手奪她們剪刀。鄭啟如,吳達泉的陰陽頭深深刺激了我,我不堪再一次被淩辱,決不讓剪刀降落在我頭上,不能有一綹頭發讓她們剪飛。我高喊“辯論!辯論!”那是當時最流行的用詞。辦公室裏坐滿教師,個個默不作聲。那是無聲的表態,為自身的安全,不敢聲張。能那樣,不願與虎謀皮,我已經感激了。但居然還有位教師急步走來,她名叫蔣佩君(文革時,改名李學軍),本校64屆高中畢業生,留校任外語教師。那年也隻二十歲,與在校高中生相差無幾,膽子就大一些。她上來撥開人群,麵對著我,當胸給我一拳,但毫無痛覺。聽不清說了些什麼,語氣激烈。奇跡出現了,三把剪刀居然悄然退去!

    世界上多見偽善,少見偽惡。做偽善者易;做偽惡者難,做了積德事還要被人誤解,指責,甚至受罪。古人程嬰算是偽惡者,今人蔣佩君也算上一個。當初妙齡少女現在早過花甲之年,與夫婿移居香港。我遙祝他們一生安康。凡有恩於我者,我沒齒難忘。

    孤獨!強烈的孤獨感幽靈般附在我心緒中。我常覺得身後有一張陰沈的臉衝我冷笑。夜晚,遲遲不能入睡,淩晨三四點鍾會突然驚覺。我的精神已接近崩潰的臨界點。我不但渴求友情,更渴望異性的愛撫。如果有女性能在我最無援的處境時向我表露愛意,我會不加思索投其懷抱而痛哭。

    可是,我已經沒有愛的權利,豬狗不如。

    長夜漫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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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遺忘> (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我得到通知:為確保國慶期間社會安全,必須對階級敵人實行監控。從即日起,學校部分性質嚴重的牛鬼蛇神不準離校。在勞改隊中留誰放誰,我無從得知。有的寫檢查到晚上九十點鍾,還是被放行的。女性中,好象隻有柴慧敏被剝奪回宿舍安寢的權利。“無法”的根子在“無天”。

  

    教室改作監房。白天在這裏寫檢查,我是白卷英才;夜晚在這裏睡覺。連接兩張課桌,便是床。長度夠了,寬隻半米,太窄。為什麼不用四張課桌?非不用,是不準。每晚都是伸直身子仰臥,每躺下,我就會聯想到殯儀館裏的遺體。一條薄被,是同事幫我從宿舍裏搬來的,半做墊褥半做蓋被。沒有枕頭。

  

    夜夜不能得到安寧。教室裏五支48吋日光燈,通宵強光。精力旺盛的女將們三五成群造訪,可以隨意將我喊起,或者一字不啃,抽掉我的被子。好在天氣不冷,我又是和衣而睡,不至於出乖露醜。往往要過了午夜,她們鬧倦了,玩夠了,才放了恩典。

  

    早晨起來,在水龍下掬水抹個臉,漱漱口,就算漱洗完畢。此後十八天,天天如此。沒有洗澡,連人體排泄處都沒有親水的機會,比正經的監獄生活都不如。但是我很快適應了。我過得很平靜。長期憂鬱會患癌癥,這說法不知是否科學,確有不少文人經受磨難時活過來了,但當精神解放時,惡病上身了。我不會!自然,我不是聖賢,周文王拘於羑裏,演《易經》,如此鎮定,我做不到。我也有情緒低落的時候.每天下午,人家下班回家時,我由羨慕而至失落。我會在此時想家,想母親。在我從未失去過自由時,對裴多斐的詩很不以為然,“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太誇張了!此刻,我感悟了。


    為了調節好情緒,我要自創樂趣。我創作了“拖把舞”,劃動拖把,用腰部帶動手臂,腳踏節奏,輕快地倒走。後來看謝晉導演的《芙蓉鎮》裏秦書田的“掃帚舞”,竟是如此相似!挖掘當時心態,那不是樂觀,也不是對未來的信心,而是玩世不恭,是消沈的另類表現形式。我真希望自己是白癡,能整天喜笑顏開自由自在。


    當務之急要解決睡眠問題。晚上睡不安寧,白天睡不得,鐵打的漢子也折騰不起。坐在教室裏寫檢查,眼皮沈重,腦袋漸漸下垂,筆尖戳破紙麵;去走廊拖地,會不知不覺停止操作。聽說,紅軍長征,戰士可以邊行軍邊瞌睡,你信麼?我信!


    終於,我找到個好去處,是無意中發現的。那天下午,我去操場東邊男廁所方便,裏邊設置簡便,一條長槽,上麵用木板隔開,形成一間間半公開的無門小包廂。我上去背靠分隔板,蹲著辦公居然睡著了!這地方,女性莫入。男工友見了我,裝做沒看見。真沒想到,我在女子中學任教還會有那樣的優越性。她們在教室裏不讓我安睡,在這裏,我可得到補償。但是,也有不滿足處,時間蹲長了,腿腳發麻,麻得起不了身,行不得步。於是有了改革,從操場牆角搬來三塊青磚,在坑槽兩側各放一塊,橫向豎立,再在上麵平擱一塊,形成"兀"型坐具。坐在上麵,兩腿可以放鬆,閉目養神,頃刻入夢。幾天後,又發現更好的去處,大樓東側樓梯下,有間教師用的男盥洗室,按著兩隻抽水馬桶,各據一小間,關上門,完全與外界隔絕.坐在馬桶上,自然舒服。那簡直是別墅!

    有一次,我在“別墅”裏漸入夢境,忽然聽到“砰”的一聲,有人使勁拉開我的“別墅”門。我急睜眼。一個青年男子,麵目猙獰,立在麵前。他大聲吆喝,問我在幹什麼。我的睡意全消,心想,你不可能看到我何時進來,也就無法斷定我來了多久,便冷冷地反問:“你不是看見了麼?”他還想要挑釁,苦無借口,悻然離去。此人名叫顧慶闌,1965年高考落榜,區教育局安置他來我校參加培訓,不屬本校編製。他平時舉止很有些女性化,這回竟有如此傑出表現,深感文化大革命之偉大,磨練造就了大批那樣的人才。現在,發現女性化的男子又多了,我看最佳的療法是再發動一次文化大革命。

    從顧慶闌的突然襲擊,我得到了教訓,居安要思危,有備才無患。


    上海人稱吃飯為加油,不知有沒有把睡眠稱作“充電”的。白天,我在廁所裏充足了電,夜晚就賽神仙了。我不再在乎絡繹不絕的訪客。


    每天晚上有鬧劇,不見有內容的重複,但大多是即興篇章。其時,大串聯已經遍及全國。學校底層教室可能改作串聯學生的集體宿舍。在夜間我見過些男孩,那些人很不講衛生,東辦公室地上一灘青黃色濃痰留給我太深印象。因為小將們在推搡鄭啟如時,鄭的一件新毛衣從手提袋裏掉出來,沒等鄭去撿拾,有人一腳把它踢到濃痰上,再用腳踩毛衣,反複擦拭。真該死,她們應該先擦幹淨自已骯髒的心理。牢房裏也有戲,一群人強迫吳達泉和譚梅擁抱,譚僵直不動,吳是有令必行。觀者大笑,獨我覺得革命革出了無聊。第三出戲輪及我了。


    主角王玉鳳,初二學生。名字雖美,其貌不揚。鼻梁上一副千度以上近視鏡,小頭小腦,上身一件玫瑰紅“的確涼”長袖襯衫,下穿什麼?沒看清。進來時,左手托一搪瓷碗,內盛大半碗墨汁,右握一支大楷筆。止步在我身前,勒令我麵向她,站定,於是在我臉上畫了起來。冷悠悠的毛筆在臉上滑動,不難受,難受的是她對我人格的戲弄。我裝作臉上被毛筆刺激得癢癢的,提手去撓,趁勢撞一下她的左臂,她手中墨汁濺了出來,汙了她上衣。她一怒之下,將墨汁全潑在我身上。我穿的是“勞改工作衣”,本就骯髒,半碗墨汁,於我何傷。現在回想那事,笑自己太“小兒科”,但在當時真有報複破壞的痛快。

    半碗墨汁不解恨,王玉鳳又罰我站水汀。水汀高不及一米,是工部局女中留下的遺跡。安在室門口黑板左邊,早已棄置。我提腿跨了上去。有人叫譚梅也上來,我堅決不答應,說:“她是右派,我要和她劃清界線。”但那理由很不充足,我是什麼身份? 現行反革命!一丘之貉。可是,小將們居然認可我的理由。

    《孟子》曰:“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如今,吾當亂世,居不如顏子,食不定時,寢不安,屢受肌膚之痛,人格之辱,仍不改其樂。不輸顏子。何以無人為吾作傳?吾自答曰:“今世無孟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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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不被遺忘> (十)

十月一日那天,我“樂”不了了。曆年的國慶情景一幕幕展現,曆曆在目。小學生時期的化裝遊行,充當小號手;中學裏徹夜狂歡,跳集體舞,“我們的祖國是樂園,花園裏的百靈鳥歌連天...”輕快跳躍的曲子,熱烈歡樂的歌詞,沈浸在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沒有憂慮,沒有煩惱,我在內心深處呼喊著“祖國萬歲!”高中三年,年年參加國慶火炬接力,西藏中路南京東路那最繁華路段,兩邊人行道上燈火輝煌,人頭簇擁,開闊的路中心隻留我們火炬手在慢速前行,自豪,興奮,真以為自己在主宰著蒼茫大地的沈浮呢。大學期間,適逢國慶十周年大慶,我們在廣場演出。有一年國慶之夜,我和初戀的女友漫步街頭,觀賞節日彩燈,默默地走過午夜,心中裝滿了溫情。國慶節日,留給我的盡是歡樂和溫馨,從未遇到過今天那樣的冷漠無情。我象一個被遺棄的孤兒。上午,廣播裏我聽到林彪在演說。學校裏反顯得冷冷清清。我獨自躲到操場南側校辦工廠樓上,痛快地哭了一場。這一天,我非常認真地考慮了國家的前途,我擔憂。

    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隻有徹底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從現狀看,無產階級的敵人有增無減,一人墨麵,三代株連。又將我們無辜的知識分子推向敵對勢力,長此以往,無產階級革命家豈非要成為孤家寡人,無產階級的神聖使命何日完成?進而我想到了不敢想的可怕的結論:當權者沒有按共產黨的宗旨辦事。

   “樹欲靜而風不止”是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術語。我有了新解。“樹”是誰?老百姓。“風”呢?鬥爭學說的創造者。語文教師朱宗煥在課堂上講解魯迅的《友邦驚詫論》,文中有句“國民黨屠戮人民”幾次錯讀為“共CD屠戮人民”,購成罪名,進了牛棚。文革後也沒讓他進課堂,一個十分自信十分健談的漢子,從此灰心喪氣,沈默寡言。在學校圖書館裏混到退休,在壓抑中離世。隻有白癡才會跟著說,朱宗煥是“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夜。就在那一天,袁繡聲請了趙誌強來揭發我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的言行。已經趨於冷場的學校革命氣氛再一次掀起熱潮。我被押到趙同學的報告會現場示眾以後,仍被押回大辦公室。我沒有開燈,置身在黑暗中,可以不讓人發現,有安全感。報告結束了,人走完了,燈也熄了。為什麼不放我回家?還會有什麼遭遇在等我?

    辦公室的門開了,進來了兩男一女。女的是本校67屆高中學生錢士珍,我沒有教過她,但是知道她名字。並非因為她特別優秀,隻怪我那時的記憶力較強,凡有些特色的學生,隻要有一次聽到過她名字,就會記住。而她,有了這一次遭遇,就一輩子忘不了啦。她那黝黑的臉上安著個大鼻,略顯外翻的上下嘴唇,深度近視,很特色。此刻,我從她多圈的近視鏡片後看到的是威嚴的目光。我才相信權力可以造就新人。獅子之所以兇狠,因為它有鋒利的牙齒和銳利的爪子,一旦失去那兩件武器,它連兔子還不如。反過來說,如果兔子有了獅子的爪牙,它就是獅子。現在,我眼前那曾經的兔子業已變成獅子。過去的她似乎有些自卑,在班內默默無聞,朋友不多,常見她走在路上低眉頷首,獨自來往。


    我有些納悶了,文革中冒出來的怎麼都是些老師心目中平庸的學生?是當初老師看走了眼,還是時勢造就了庸才?我不清楚她現在是哪路諸侯,看她氣派,來頭不小。


    進了門,帶頭的錢士珍側身讓過;後麵兩個漢子,一個精瘦,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一個壯碩高大。前者說他來自蘭州,後者自報山東濟寧。


    我真不願意記錄接下來的過程,那是我的恥辱,我的表現很丟臉。為求曆史的真實,我不作掩蓋。


    “站好。”聲音平和。


    我雙腳併攏。


   “頭擡起來!”語氣硬了。


    我擡頭。


   “聽說你很不老實。”聲音依舊平和。但他的動作讓我不安。那瘦子邊說邊解下腰間牛皮軍皮帶,猛地一揮臂,我的後腦勺被硬物重擊一下,眼前一片漆黑,黑幕中綴滿不規則的血色星群,一閃即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體味,我害怕了。當我恢複視覺重見那魔頭時,趕緊搖著雙手,哀告著:“別打了,別打了!”(寫這些往事的感覺也不好過,一字一鞭抽在心上。)


    沒有說理的地方,沒有法律保護,打死了,無異摁死一隻螞蟻,還會編造我畏罪自殺的謊言。已經有太多太多的社會精英死於非命,因為他們選擇了尊嚴。我非精英,我選活命。

    他們叫我低頭,再低頭,直低到腦袋碰到膝蓋。錢士珍在我背上用白漿水塗字。

    人們,請記住,千萬別讓卑賤者掌權,別相信“卑賤者最高貴”的鬼話。這類人胸襟窄,氣量小。一旦權在手,會變態地賣弄他們的威嚴,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小人得誌肯定會猖狂。

    淩晨二時,我被釋放。那天的遭受,從根子上分析,我要感謝袁繡聲的恩賜。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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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不被遺忘> (十一)

一頭亂蓬蓬濃厚的卷發,一臉連鬢胡須.脫下麻袋呢夾克衫,卷起來,夾在腋下.那件上衣的後背被錢司令塗滿白漿水,我不願將它示眾.我已經出醜太多了.踏出校門,深深吸一口氣,自由,真好.腳上穿的是"解放鞋",仿軍用品草綠色低幫球鞋,適合跑步.



    從餘姚路99號門口起跑,快跑,早些回家!

    折入西康路.快跑,早些回家!

    穿過康定路,跑,再跑,早些回家!

    左轉彎,新閘路,有些氣喘,不要慢走,跑!早些回家!

    穿過陝西北路,泰興路,石門一路,成都路,黃河路,快了,快到了!加油!



    那年代的都市夜景已成絕版,而今而後,再不會重現.電線桿上高懸著白熾燈,那昏黃的亮光是街上唯一光源.馬路兩旁樓房門窗緊閉,路上看不見任何活物,連車輛也不知縮在哪個角落裏睡去了.拋在我腦後的是我單調的腳步聲.上海成了一座空城,隻我一人被遺棄在街頭.



    跑著穿過溫州路,長沙路,西藏中路,踏上北京東路,終於到家了.不知那來的內力,居然是一口氣跑完全程.



    走進850弄,在第一條橫弄上左轉彎,擡頭看前上方,一股熱流急劇上湧,我的眼眶濕了:不遠處三樓亭子間的窗口,射出一道亮光,整條弄堂唯一亮光,母親在等我!哦,媽媽!這世界隻要有你在,就值得留戀.


    七點六平方的亭子間,簡陋的家具.床邊寫字臺上擺著兩碗菜,荷包蛋和紅腐乳露肉絲炒百葉絲,都是我最愛吃的.一包光榮牌香煙,一瓶紹興黃酒.母親坐在床沿,一臉平靜,好象兒子是中班放工回家.我明白母親的心,她將焦慮埋在心底,不叫兒子生絲毫愧疚.


    我默默地啜著酒,默默地點燃煙.我感覺母親慈祥的目光一直在我臉龐上掃視.她不問,但很想在我臉上讀出:今晚怎麼了?


    我已經有了打算.

   “媽,我要離開上海.”我很平靜,就象拉家常,守口不提昨晚今晨發生過的事.我知道母親不會反對兒子的意向.她相信兒子.五個月來,兒子一次次受折磨,她都記在心裏.但是兒子從未有逃離學校的念頭.盡管她不知道這次發生了什麼,但兒子那麼遲歸家,那麼狼狽的形象,那麼不安的神情,她都看明白了,兒子的生命受到威脅.

   “去躲一躲也好.”這是母親今晨唯一的吩咐.一個“躲”字道出了母親的倔強.“逃”是認輸,“躲”是避開鋒芒.兒子沒有輸!她沒有文化,但她有骨頭.

    如果孤立地看我挨的那一鞭,不能說嚴重.嚴重的是全國大串連開始,市一女中也接待外來大中學生,其中不乏打人成性的暴徒.這次來的是蘭州的,濟寧的;下次還會有北京的東北的.而我已經是以最不老實聞名全校,北京副市長樂鬆生就是被活活打死在大街上.學校腰門前矮牆上鮮血般巨幅標語“紅色恐怖萬歲”在作無聲的煽動,讓人頭腦發熱發狂.環境越來越惡劣,今非昔比,六月的大字報在今天看來,太溫文爾雅了.生死攸關,謹慎為上.

    臨走前,我給校方發了一信.當時社會上大小企事業的領導機構一律稱“革命委員會”,學校校長改稱革委會主任.市一女中領導機構處在籌備階段,領導機構全稱是“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革命籌備委員會”,主任吳桂寶,66屆高中生.市一女中的學生出身大多屬於非工人階級,吳桂寶就在那一點上與眾不同,於是成了市一女中的“寶”貨.於是榮任主任.我看她也沒有實權,隻不過做些具體事務性工作,要不然,我那一鞭子的賬就要算在她頭上了.我與她不熟,所以,信是發給副主任吳雲的,她原是68屆(二)班團支部書記,我是這班班主任.那封信是我文革以來唯一的一次申辯,我簡述了舊社會苦難的童年,新中國給我帶來幸福的青少年生活.我的曆史是清白的.反右鬥爭表現,組織上的結論是明白清楚的.我走上人民教師崗位,是黨培養的,我要為黨作貢獻,我的生命不屬於我個人,保護好自己,也是對黨負責.現在,我的生命受到威脅,我不得不離開學校,離開上海.時間將證明我無罪.最後,寫上萬歲萬萬歲口號,是當時流行格式.

    母親堅持不收我的安家費用,我帶著48.5元人民幣,是我的全部積蓄,乘船離滬.船票,3.60元.

    明天是發工資日,我被迫放棄.隻要活著,錢,會有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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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不被遺忘> (十二)

一九五七年,我在反右鬥爭中受團內嚴重警告處分的具體詳情不交代清楚,讀者始終會有雲裏霧裏的感覺.關鍵是要說清楚為師以耀辯護是怎麼回事,因為那是我受處分的根源.所以,現在是補述的時候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黨中央發表<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第二年春,全國農村建立了九萬五千多個初級社,那些農民在土改時分到的土地又被奪走了.一年後,發展到四十八萬餘個.再一年,七十五萬六千個.如此迅猛發展,基層幹部嚴重不足.幹部隊伍中濫竽充數,魚龍混雜,在所難免.一些生產合作社出現腐敗,也屬正常.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中的農村幹部金旺就是個典型.



    當時,師以耀家鄉徐州農村流傳的民謠揭露了這種現象:"社長見社長,身上穿大氅.吃飽飯,沒事幹,去跟寡婦打交道.會計見會計,臉上笑喜喜,腰裏忽喇響,盡是人民幣.社員見社員,兩眼淚漣漣,你也沒有柴,我也沒有鹽."師以耀在整風運動中引用了那三段民謠,揭示農村問題.就那三段民謠,雖非師某編造,帳卻算在師某頭上.整風領導小組負責人陳章亮無限上綱,他那段名言至今難忘:"社長會計是黨的農村基層領導,是連接黨和群眾的橋梁.師以耀否定農村基層領導,就是毀壞橋梁,從而使廣大農民群眾脫離了黨的領導,否定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如此拙劣的推論,居然博得全場掌聲.師某定為二類右派,開除學籍,押送回鄉.三首民謠葬送他一生.


    我為師某辯護的依據是憑三首民謠不足以給師某下結論.為此,我被定為嚴重喪失階級立場,撤消團內職務,並給於團內嚴重警告.我的漏網右派名聲由此而來.


    我躲回老家寧波,落腳在鄞西高橋鄉陳家村,那是我姐夫的親弟家.舊時代的親情遠勝於現代.姐夫的親弟,這關係很遠了,現在,我妹夫的親弟就素不交往,就是路上碰見,也形同陌生.而那位親弟,我們就象親兄弟.他比我大八歲.躲在他家,他待我如上賓.過了五個多月“賤民”生活,一下子很難適應,這就叫“賤痞賤相”.



    是時正當秋收,我要求參加勞動,閑著很無聊,更重要的是將來返校可以有個交代.於是,下來第二天,我就下地挑稻穀了.上肩,挑起,起步,走動,我不輸於他們,贏得一陣讚許.心頭的陰霾逐漸被化解,純樸的鄉情讓我重新拾起做人的尊嚴.這裏就是現實的世外桃源,遠離城市,沒有暴力,沒有震耳欲聾的語錄歌,沒有亂七八糟的市容,沒有大字報,沒有軍皮帶,沒有軍便裝,沒有紅袖箍.這裏甚至不染一點“紅”色.還是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田頭盡是莊稼人,農舍依然舊模樣.



    有一個問題,當年不曾想過,時隔四十五年的今天,我想到了:城市恐怖化了,農村為何那麼平靜?我的答案是:農村公社化雖不是農民意願,但農民如果不理莊稼,就沒飯吃.而城市裏,學生不讀書,一樣活;大串連,到哪裏都有飯吃,免費旅遊,何樂而不為!工人不幹活,工資照領.衣食無憂時,上麵一煽動,不亂白不亂,人的墮性和惡念充分暴露.進而想到,如果市場私有化,文化大革命還鬧得起來嗎?


    苦難的日子,度日如年;輕鬆的生活,度年如日.我在陳家村,一晃二十多天.城市動態,一無所知.直到大姊下鄉捎來上海家信,才知行情有變化.我決定回上海.

    二十八日回家,母親告訴我,我離家第二天(五日)就有人闖來.氣勢洶洶對母親,要知道我的下落,索取我的照片(印發通緝令).母親反複隻答三個字:不知道.來人一無所獲,臨走,扔下一句話:“沒那麼容易!”

    現在我要說:“就那麼容易!”我回來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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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不被遺忘> (十三)


停課鬧革命初期,學校熱鬧了好猛烈的一陣子。鬧到此時,再鬧不出新花樣。學校的小天地已容不了學生們膨脹的心,但我寧可相信多數人激情過後歸於冷靜。她們的大串連走向全國,也是苦旅,在家裏做逍遙派才是上選。工人出頭唱主角了,大學生殺進社會,中學生的"革命飯"吃到頭了。二十九日,校門口冷冷清清,不見一人。甬道牆上的大字報幾被撕盡,隻留些被漿糊牢牢粘住的殘片。進腰門,走廊上遇見吳大主任,圓黑的臉龐上嵌著一對金魚眼,還存三分威嚴,我不自覺地凜了一下。她倒客氣,往事隻字不提,隨意說聲"你回來了",擦身而過。這回,我懸著的心放安定了,形勢真的變了。

"牛棚"竟然還在!設在底樓東側第一個教室裏,就是六月份迷宮般張掛揭發我的大字報的那一間,已經沒有人監管。但因為沒有人向他們宣布過撤消"牛棚",也就沒有人敢走出"牛棚";而吳主任也不敢宣布解散"牛棚"。監管和被監管的都怕形勢逆轉,小心為上。做人太老實,太安分守己,也容易受欺。這類人最讓人生氣的是,他們的依賴性太強,在人生道路上,處處小心,逆來順受,不敢越雷池一步。我懷疑,那正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性。

我踏進"牛棚",招來一陣騷動。我發現,"牛棚"內情還是有變化,氣氛輕鬆,人人談吐自在。最讓我想不到的是,我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一個敢於逃跑的英雄!太諷刺了。史無前例的年代產生史無前例的怪事,此為一例。


有人說過,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沒有英雄而人為地製造英雄的民族更可悲。我說,沒有英雄的民族,一邊是人人自詡為英雄,一邊是不斷出現悲劇英雄,這樣的民族隻有可憐和無救了。


我們的談話還在繼續。


"逃跑也是反抗。我們連逃跑的勇氣也沒有。"


我反抗了?沒有。反抗者敢於藐視權勢,而我,屈從權勢。離校時那封自辯信便是明證。逃離後,仍不忘和工農相結合,到農村去挑稻穀,還在追求脫胎換骨,我對黨的忠誠,天地可鑒。


一頭虔誠的蠢驢.


送走一九六六年,也送走了我的人生中一段苦難旅程。當時不敢奢望從這裏起步,道路會越走越寬。四十五年後的今天,再回顧自己留下的腳印,我可釋然了。但是一九六七年,小而言之,於校;大而言之,於國,災難還在繼續漫延,且有越演越烈之勢。這一年,學校枉死了兩位苦命人:先有俄語教師柴慧敏跳樓,後有語文教師張厚墉,在全校教師封閉式(日夜集中在校,不準回家)學習班中不能忍受工宣隊的逼問,淩晨從操場北牆邊老式垃圾箱裏鑽出,逃至鬆江投河而死。聽說,前一夜,工宣隊盤問他時,他曾要求負責人允許他找我談談心,他想談什麼,成了永遠的謎。這一年,由王孝釗等人策劃聯絡戲劇學院狂妄大隊綁架物理教師王乃乾,王乃乾的牙齒被打落;周鳳稚老師因姐夫所謂駕機投敵案遭牽連;某老師因生活作風問題在閘北公園被扣,押回學校挨鬥;梁祥禾因為"防擴散"案被隔離審查,兩度遭難;體育教師徐某,據說是三代礦工出身,根正苗紅,重點培養對象,卻因將68屆高中學生帶進宿舍,東窗事發,對他的處理在當時很有包庇之嫌,應其本人要求,調去江西。至於校外,亂得我看不懂:才榮升中央常委的陶,突然名字被倒寫再打叉的大字報赫然貼在中百公司的大櫥窗上,那是一月四日的事。正是:劇場無戲看,人生處處戲。

一天一夜,都是不變的24小時,但那24小時走的速度有快慢。一九六六年後半年最慢,之後的十年也很慢;再後來的時間越走越快,似乎就在一瞬間。突然發現青春不再,鏡子裏見到的已是白發稀疏一臉皺皮的老頭了。"人生如夢",大概到了我這年齡才會有實感。既為夢幻,何必認真,這一悟,悟出了平靜與寬容。對章秀華、宋愛娣、錢士珍,我毫無恨意,隻為她們可惜。我希望她們活得健康開心,告訴子輩,莫要不分是非圖一時風光荒廢前程。市一女中湧現很多人才,她們搶時間做學問,在各自崗位上事業有成。很高興,她們還記得我,那真是一筆莫大的精神財富!我珍惜。

撥亂反正後,從良心上講,我最感恩的是鄧小平。他的改革開放政策,我沒有水平論其長短,我隻提他的一句話:"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就這一句話,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此脫去資產階級帽子。正是:曆盡劫波,難成正果(指沒完沒了的知識分子自我改造).小平一言,機關道破。我這蠢驢經他一點撥,才知那帽子本就是虛無縹緲的東西,說有就有,說無就無;私心重的人,才會中其魔法,惶惶不可終日。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懂得"資產階級"的可怕,不就是"老板"麼,求之還怕不得呢。但當年這帽子就象如今的"愛滋病毒攜帶者",誰敢接受!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是兩度遭劫難的餘生,更珍惜平靜安定的生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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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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