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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诗客:不信青史终成灰(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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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信 青 史 终 成 灰(访谈录)
                     ——姜鸿图先生关于姜雨石事迹答问

访谈人  席卫中  任仲一             被访谈人   姜鸿图 (79岁)
时间    2017年3月27日
整理人   任仲一

任:姜老师,我是任仲一,中屯的。我姥家是大马场老汪家,汪孝堦是我姥爷。听我母亲讲,您是她的表弟,那么,我应叫您表舅。
姜:汪孝堦,是我舅舅,我也是大马场老汪家外甥。汪孝堦老头个不高,骑快马,使快枪,经常到我家来,而且都是黑下来,黑下走。
任:听老人说,我姥爷走马使枪,拉一手好胡琴。
姜:是的,姜家与汪家几代宗亲。啊,这位我也认识,前几天你曾到我家来过。
席:我是政协的,姓席。我今天同任老师再来找你,还是谈谈姜雨石的事情。
姜:好的。

任:听人说您是姜雨石的近支,那应该对姜雨石了解的较为清楚了。
姜:我们并不是近支,我们是一个高祖的,但是我两家一直住得比较近,关系比较好。解放前在街里就是邻居。解放后,都被分了,都在这河边压了个窝棚住,又是邻居。两家总是相互照应着。对姜雨石的事,在咱们这地区,就在世的人来说,我应该知道的是最多的。
任:我查几个材料,都讲姜雨石去世于1987年,今天我又听席主任讲,您说他在1990年以后还回来过,可有此事?姜老先生到底活多大岁数?
姜:确实,他在1990年回来过,1990年我家修这房子,他回来时房子还没完工,在厢房住的。90年回来,是他回来的最后一次,以前也回来过。他出生1908年,去世应该在90年以后,那时他都80多岁了。
任:他在80高龄回乡,都做了什么,目的是什么?
姜:他要上北京去,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上北京做些准备。
席:姜雨石为什么要到北京去?
姜:他到北京去就是要寻找故旧,寻求发展。他早年在北京学习过,19岁考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在齐白石老先生手下学习。他是齐的入室弟子,主要学习画花鸟草虫、书法、篆刻。他想去找一找他的老师,同学。
席:他的老师都有谁,同学都有谁?他找到了吗?
姜:他的老师有齐白石、王梦白、于非闇、樊樊山。这些都是当时国画界的高手,姜雨石就跟他们学习。他的同学应该有黄胄,他去北京就是找他,黄胄没搭理他。(任注:黄胄的年龄要比姜雨石小很多,不可能与姜同学,但黄胄在当时可能是美术界的领导,姜雨石找他,也应在情理之中的。不是同学,以姜雨石的艺术成就和影响,黄胄没搭理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任:根据资料,关南屏是他的同学,关也是东北人,曾在长春伪满皇宫做过装潢工作,主要是作画,营口画家崔广五就是关南屏发现并推荐给齐白石的。
席:黄胄没搭理他,让他很伤心,他在北京写的那两首诗就可以看出来。其一是“风和日丽艳阳天,崇效寺中赏牡丹。樊齐于老都辞世,尚有高风世流传。”其一是“老友多星散,今人成古人。残存徒自挽,野鸟且归林。”老师去世、老友星散,所遇相轻,当然自无留意,“野鸟且归林”了。
任:您说姜老先生回巴图营是为了他进京做准备,他是做什么准备呢?
姜:他主要是回来找几样东西,来作为他身份的明证。那些东西有他自己早年的画作,白石老人及其他老师的画作,同学的画作,还有白石老人给他制的印,他自己制的印。我想,最主要的是他那幅有白石老人题字的画,那幅画对他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任:在网上可查到齐白石在他画上题的字。白石老人的题字是:“雨石画鸡,不以向背倒侧取巧,纯以老实为式,殊见大方,笔情亦见超略,少年中之高手也。”这些东西在您这里么?
姜:不在,像我们这样的成分的家庭是藏不住那些东西的。那些东西是姜雨石二三十年代收藏的,他应该把它们视作珍宝,是不可能乱放的。他应该在解放前就交给别人了。他交的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叔伯妹子,他妹子是大虎掌沟老丁家的,是我的堂姑。90年他从望奎回来,我曾与他去过上元虎掌沟,赶毛驴车去的,他虽没明说,但我知道他就是去找这些东西的。
任:这些东西他找到了吗?
姜:没找到。丁家人说,文革时,黑风战斗队到他们家抄家,把这些东西都抄走了。至于是被毁、被烧,还是被分,都无从知晓。也许有明白人私下里藏起来了,都无人知道。也没有人承认。丁家也是地主,如果丁家经济不好,在那个时候,是很难与姜家门当户对的,姜家的姑奶子是不会嫁过去的。
任:那他从这里什么也没带走?
姜:没有,他走的时候只是带走了一只花盆,说是“窑变”,他很看重的。那花盆是他家搬去黑龙江后,被我搬过来的,就一直在那墙旮旯放着,没人把它当回事。老人家八十多岁了,竟然把它带走,也看出他对此物的珍视。也许,这件东西是他年轻时人生辉煌的唯一见证。但他从未说过此物的来历。
席:也许是看重它的艺术价值,精通美术艺术的他,是精于审美和鉴赏的。但肯定与他的一段经历有关。

任:据资料讲,姜雨石在北平毕业后,一直蛰居乡里,执教村塾,继以养蜂栽果为业。但这与我在本地的听闻不一致,在我们当地,人都称他“姜校长”,可见他办的不是村塾,而是学校。可以说,他办的学校,是咱们辽西农村最早的现代教育机构之一。我推断他办学时间应该是1934年到1946年之间。关于姜老先生办学的事情,您可知道哪些?
姜:姜雨石是1931年从北京毕业的,毕业后,在凌源县政府做秘书,后回家办学。
任:对了,有了凌源这段经历,他的人生轨迹就可以对接上了。他有一首诗:“浊浊黄河几日清?邦家不幸苦苍生。更深犬吠常疑盗,世乱人心最恶兵。孰料三年计未就,相传十里信难凭。万民引领齐南望,招展红旗故国旌。”那时是满洲国,其中三年,从“九一八”算起,就应该是1934年,这三年,他是给伪满政府做事了。
姜:后来采访者认为这是他人生不光彩的一段经历,所以不写。甚至他自己也这样认为,避而不谈,含糊其辞,所以记录的人也就无从写起。
任:其实也不应该那样看,尽管当时的满洲国是傀儡政府,但它仍然是中国人的政权,生活在东北的人们为满洲国做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东北是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在东北的一些遗老遗少们,他们还是认清政府的,满洲国继承了清政府的衣钵,所以他们也认满洲国。那些在当时政府里做事的人,未必都是汉奸。我们要区分官员和职员的不同,官员是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的,而职员只是养家糊口。老舍的《四世同堂》里所描写的日寇铁蹄下的北平里面的诸色人等,就有这种区分。上面那首诗,就证明他是心向着中国的,这首诗很有南宋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的风格及旨意,我们能说这样的一个人是汉奸吗?
姜:在当时受政治影响,未必这样看,所以不敢写。
任:那么他办学又是怎么回事?
姜:他应该是在凌源不太得地,或者政治态度不和当权者的胃口,所以辞职不干了,回来办学了。他办学应该是姜葳的院子——现在张富住的那个院子,姜葳的儿子姜迺利(斗南)无后,院子空置,姜雨石就用它办学校了。
席:那学校的规模有多大?
姜:那院子就有一百间房子,北、东、南三面是房子;西面是院墙,很高;中间是操场,很大;操场的东部是篮球场,有两个篮球架子,对着的。据有人讲,姜雨石的学校最多时都有学生一百多人,而且分班建制,属于高小。在那个时候,这种规模可谓大型学校了。各村的村塾所招的学生也就是十左右个人,不分大小,全都混在一起学习。火石金沟的梁建臣、中屯的王让的私塾都是这样。
席:看来规模不小,有篮球场,就说明现代体育已经进入到我们辽西农村,这样的教育不应该定位于过去简单的村塾了。当时的中国,包括满洲国已经取消了科举,那么教育的目的就不会是培养读四书五经学生,其目的还是培养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能做事的人。那时的高小毕业生,基本上能撑起一个村的写写算算,是能人了。
任:我的父亲就是姜校长的学生,他总是称道姜老先生名字。他说,姜老先生名雨石,字润吾。字与名配合得非常好。他说,他从老先生的学校里学到很多东西。他对姜老先生的人品极是称道,他说,受姜校长教诲,受益匪浅。他讲铁吉营张恩——中学张宏廷老师的父亲是他的同学,那时学校开日语,学生都不学,所以他们都不会讲日语。
席:姜雨石是在满洲国办学,日语是必开课程,我想,姜雨石是不会和日本人对抗的,其实也对抗不起。过去巴图营高中开过日语,时间应该是1978到1980年,日语教师是洪振鲁,他的日语就应该是那时候学的。
任:姜雨石办的学校都开哪些课程?
姜:应该有国文、日文、美术、算学、体育。国文主要是古文和诗词,像那些三、百、千应该是私塾完成的,日文是必须开的,而且也有学得很好的,我们老姜家就有六位留学日本的。我记得的就有姜毓吾、姜丕中、姜卫中、姜占吾,另外两个记不太清楚了。而且这些人在日本都学有所成。归国后参加国民党的也有,参加共产党的也有。其中姜丕中就是代表,他是学美术的,是邓散木的学生,1942年在日本学成归国后就参加了共产党,在北京公安局六局天津茶店农场任教官,后去香港。
席:他去香港后,住在香港麻油地,是那儿“武陵庄”庄主,是“香江七子”之一,与作家王蒙有交往,曾治印给王蒙,一方是“直钩去钓五十年”,另一方是“一笑了之”。这些在网上就可查到。
姜:2000年以后,姜丕中也回来过。算学是生活所用,是必须开的课程,其中珠算是主要内容,至于现代数学的内容是不是教授,我就不太清楚了。美术也应该是主要课程,因为姜雨石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他的弟子中,有美术方面的人才,如姜丕中。我的美术学习就受他的影响,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体育,也应该有,学校的操场和篮球架就可以证明。那时我们家住在学校的南边,我小的时候是经常到那个院子里玩的。我没在那学校念过书。
席:我们把他定位于教育家,就应该知道他有哪些学生,哪些知名的学生,这应该是他作为教育家的实绩,您能想出哪些来?
姜:张凡,原来公社粮库的主任,1980年后,姜雨石回乡,张凡见着姜雨石都要打立正敬礼,那是毕恭毕敬的。张仁,巴图营中心小学教师。秦树本,原巴图营高中——北票老八所之一——语文教师,他的古文功底很深的,在我们这一带知名。秦树友,秦树本的弟弟。于伯阳,巴图营一队的。王俊莲、王志莲兄弟,王俊莲在中学了。我们家的学生都在他那里念书,除了上面说的,比较出息的应该是姜瑞中,解放后在农业部任职,他的儿子曾经给江泽民当过翻译,现在是驻黎巴嫩大使。牤牛营子郑家哥俩,都是共产党军人,都做到营团级了。牤牛营或者章吉营,一位姓黄的,名也想不起来了,任某军区某部团长。张殿青,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团长。马洪田,中学教师马艺田的三哥,在桂林当兵,是军医,是师团级干部,参加过越战,也参加过对越反击战。
任:我父亲是姜老先生的学生。王忠孝曾说他是我父亲同学,他也应该是姜雨石的学生。王忠孝是小学教师,一直在中屯、庙屯小学教书,做过小学校长。其实如果细致调查,我们这里现在八十五岁以上的中小学教师,大多是他的学生。但这些人现在大多已经去世了。从这个方面来说,姜老先生巴图营办学可以说对我们这里的人们来说,是功不可没,我们这代人还间接受到了他的恩惠。我父亲说过,我村王国强在巴图营读书,不知什么原因辍学了,姜校长亲自找到他们家,说服了家长及王国强本人,重新读书,完成了学业。可见姜校长当初办学是用心良苦的。
(另外,笔者通过各种途径调查,开列姜雨石先生的学生名单如下:王连明、王俊哲、王俊莲、王志莲、王可峰、王孝仁、王国强、王忠孝、杜少先、刘兴翰、衣树凡、衣树维、张凡、张仁、张恩、洪振鲁、马中交、马洪田、秦树本、秦树友、于伯阳、孙英州、孙超、崔中占、张殿青、来省三、来成文、周德顺、林文、林秀、陈国学、郝文斌、任良<先君子>、姜毓吾、姜大吾、姜占吾、姜丕中、姜卫中、姜瑞中……)
任:资料记载1947年姜雨石是在锦州的,可见他的学校已经停办,他为什么停办在当时看来正红火的学校?
姜:那还不是因为内战。1945年,日本投降了。接着,国民党、共产党都进入东北,热河是他们进入东北的最前线,国共在这里交火比较早。林彪的队伍和国民党在我们这里打拉锯战,对农村争夺的较苦。国共两党内战,在那时,很多人都看不明白,或者是国民党杀死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杀死国民党。他的有些学生成了国民党,而有些学生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参军了,斗争了,革命了。所以,在姜雨石看来最直接的就是他一部分学生杀死另一部分学生。他这个做老师的,很难说服其中的任何一方。反过来,他又成了共产党斗争的对象。一打仗,学生少了,你说这学校能办下去么?
任:听我父亲说,那时姜雨石对形势的判断是共产党能得天下,告诉大家八路军是得罪不起的。他说那时王国强就到处宣扬姜校长的这个言论,他记得很清楚。
姜:虽然姜雨石不反对共产党,但他家庭的经济条件,政治地位,都决定了他必然是共产党的斗争对象,更何况姜廷相——他这个堂兄,是国民党朝阳县公安局局长——人称“姜小胡”的——与共产党做对呢?所以,他也同姜家其他人同道跑到锦州,当时姜家的人们称作“跑反”,解放后,这个词就不敢用了,都用“逃跑”了。在锦州,整个姜家人都过得很苦。这时,他在药王庙教过几天书。
任:尹湛纳希在跑小豪时,落脚点也是锦州药王庙,而且死在那里。历史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姜雨石在锦州的诗《九九消寒图》《行路难》都表现了他那时流亡的孤苦,“惟有孤穷难着色,满窗霜雪映寒灯”“行路之人堪断肠”的诗句,就是那时孤苦的写照。
席:“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任:姜雨石是什么时间从锦州回来的?回来之后他生活怎么样?
姜:仗打完后,他就从锦州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没有再教书,共产党也不可能让他再教书。那时的姜家早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了。姜廷相,也就是姜小胡已经被农民会枪毙,那些逃跑的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参加共产党的参加共产党。那些回来的人,也回不到自己的房子里,那些房产也被农民会分掉了。姜雨石我们两家原来就挨着,这回,都搬到南河套水坑边上搭窝棚居住了,后来才正式建房。姜雨石家里孩子多,吃饭对于他家来说,都是困难的,但是成分不好,所以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好在姜雨石是个读书人,脑瓜灵便,他开始养蜂了。他的蜂养得很好,他大儿子姜守中也跟着养,技术也不错,都是跟他学的。姜守中有点瘸,那是大风暴时被人打折了腿,而又没有及时救治,所以落下了残疾。后来,姜雨石进监狱,他家就靠守中这门手艺养活了。
任:姜雨石是什么时候进的监狱?他进监狱这段历史,所有的材料上都没写,是什么原因?
姜:姜雨石是1951年被抓的,应该是镇反运动。他先接到通知,到村上去开会,去的一共十一人,都是地主、富农,然后是群众大会,那次会我也参加了。这十一人在台上挨批斗,最后一个干部拿着喇叭宣布,把反革命分子姜雨石抓起来,于是就上来五七个大小伙子,把他五花大绑押走了。后来姜雨石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那十人都没有被抓,都是陪绑。
席:他被抓,材料上没有写,也应该是我上面说的原因,认为这是他不光彩的一面。甚至他办学一事,都被压低,把他说成村塾先生了。
任:为什么只抓姜雨石一人,而不是其他人呢?
姜: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一是姜雨石的成分是地主,二是姜雨石的身份是校长,也许还有名额的问题,也许巴图营只需要一个反革命分子。姜雨石是校长,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清高与酸性,使他受到一部分村民,特别是那些奸猾村民的反感。因为作为教师,他总站在道德的高度指责人、批评人,就有些人见而畏之,和他接触的少,对他的理解也少,这样,把他当成敌人的就多。所以,他就成了那时农民会的眼中钉。而姜家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姜百航”——一个医生,就没有遭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民众的眼中,医生是救人的职业,不会是反动的,而教师则不然,虽然教师也是救人的职业,是拯救人的灵魂的职业,但其言迂阔而不用,其行孤高而不群,人们不能从他那里直接获益,反而成了他批评、指责的对象,所以人们认为他的反动是大有可能的。不仅是那时,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一直是如此,所以教师受到冲击的就多。另外,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关里来了一个姓刘的人,是共产党,是姜丕中的一个战友,来这里做地下工作,那时,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出现在民众中,特别是他经常游走于姜家诸门,为人画画,为人题字。有人就把刘的字和画拿给姜雨石看。姜雨石说刘的字只比屎壳郎爬的好一点,“我用脚都比他写的强”。这话传到刘的耳朵里,刘很是愤恨,所以,对姜雨石很敌对。至于镇反,姜雨石被抓,刘的看法起没起到作用,就不得而知了。但他的这种清高与酸性的性格肯定不会给他带来好的影响。
任:姜是哪一年出狱的?他得没得到减刑?
姜:姜雨石是1971年出狱的,服刑二十年,他是在保定某监狱服刑的,入狱时43岁,出狱时63岁。这二十年的监狱生活对姜雨石来说,也许是好事儿。监狱生活让他躲过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成了他的避难所。否则,以他的那种文人的孤傲的性格,肯定会在不断的斗争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即使不死,也会身心俱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他进了监狱,他的那些所谓的“罪过”,就都由他的家人来承担,以至于家里的人一个都没得好。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四儿子庶中已死,这个代价是多么惨痛啊!姜雨石我们两家住在一起,都是大风暴时被撵出来的。他家里人,在文革中受的罪,我是一清二楚。姜雨石蹲监狱时,只有他老伴儿带几个孩子过,他老伴儿叫董兴春,就成了我们这的最著名的地主婆,经常挨批斗,受了不少苦。他家成分不好,孩子们到结婚年龄也没人给媳妇。老大守中,瘸,开始养蜂,后来生产队了,就跟着社员干活,孤独终老。二儿子汉中还算有机会,解放初还有一段时间允许地主富农的后代参加考试,汉中考了一个中专,分配到锦州石油六厂,后来到廊坊管道局工作,算是幸运的。三儿子揆中在本地待不住,文革期间就下黑龙江了,去了望奎。老四庶中跳水坑子的情形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也就是清明的时候,地刚开化,社员都到队上出工,挑水种地,或者是浇果树。天刚抹黑的时候,老四就挑着水桶回家来了,从我家门口经过,到他家那院子。我就听见“哐”的一声,他把扁担、水桶扔到当院里,就发疯地往外跑,跑到西边的大水坑就跳进去了。等我们追过去的时候,人已经没影了。那水坑深啊,又是初春时节,水凉啊,谁敢下去捞啊?一众人就在沿上傻愣愣地瞅着,谁也没办法。后来,别人都走了,只有我们几个姓姜的,拢堆火,在水边看着。直到天亮,队上才有人来,用很长很长的绳子,中间拴上石头,扔进水里,两边用人拉着,从一头往另一头兜,这样兜了好几次,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尸首拖上来,衣服都被带光了。
任:姜雨石知不知道他四儿子没了这件事?有没有什么反应?
姜:他应该在监狱就知道这件事。那时,他和家里是通信的,即使不通信,大队、公社也把这事通报给监狱了。或许,这就是他没有得到减刑的原因。他回来之后,对此事毫无反应,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甚至压根就没有这个儿子。
席:大概他也不敢有所反应。因为在1971年,政治气氛还很紧张,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就哭天喊地哭他那淹死的儿子,那就是表示对社会的不满。这对于姜雨石来说应该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只能选择沉默,选择隐忍,心里不管有多大的苦也不能说。读了那么多书,又蹲过二十年监狱,这一点他是明白的。

任:姜雨石回家后做什么了?是不是还养蜂养果了?
姜:没有,姜雨石回来后地主的帽子并没有摘,他只能跟社员一起劳动,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干,一样干活,给他记的工分就少,被人歧视。
席:对,应该是成分歧视,这种事文革中多了。
姜:养蜂栽果那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他刚从锦州返回来时做的事,虽然那时他的大部分土地被没收了,但是他们家还是有自己的口粮田的,还是可以种菜栽果的,但是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个人没有土地了,都是生产队的,他还能养蜂栽果吗?养蜂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除,果也不可能让他栽,生产队看果园这种轻巧的活,也轮不到他。
任:从他的那首《果园春饮》的诗来看,那种气势、那种心态,绝不可能是文革时的作品。他的诗是这样的:“且喜村沽甘且旨,幕天席地采无极。桃花侍宴身旁立,山作屏风树作旗。”
其诗是宏阔的,其气势是豪迈的,应该是他的早年作品。
姜:应该是这样的。

任:听说他回到乡里之后,为乡人作过画。我曾询问过付丽——付佩玺先生的女儿的女儿,付先生是原巴图营中学校长。我问她父亲对姜雨石的了解。得到的答复是,付先生对姜也了解的不多,因为他不是本地人。但是,他向姜雨石求过画,姜雨石给画了。并且说,那时候物质贫乏,姜雨石的画是画在很硬的图画纸之上的。那两幅画现在还留存着,在他的小女儿处,他的小女儿在湖南。
姜:付佩玺的那两幅画我知道:一幅是《荷花图》,一幅是《双鸭图》。这两幅画是付佩玺通过我向姜雨石求的,画完后是我给付佩玺送过去的。画纸确实是图画纸,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难得了。时间应该是1978年左右。
任:付还说他给四队的孙树国画过四条屏,应该有此事吧?
姜:这样的事应该有的,孙树国的父亲孙英州是姜雨石的学生,他应该知道姜雨石的画画的功力,让儿子向他求画,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孙树国这个人就很喜欢美术,他现在在北票。我记得姜雨石给任宝昌——原来医院的那个——画过,画的是《秋虫白菜》,在我印象中,那是他最好的一幅作品。现在任宝昌去厦门了,不知道那幅画还有没有。

席:姜雨石是1978年去黑龙江的,这一年,他虚岁该71了,人已到了暮年,按“叶落归根”的常理,他是不应该走的,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说,政治氛围已经出现了松动,最起码高考已经恢复,他的“背井离乡”到底出于什么考量?他在黑龙江的情形如何?
姜:应该说1978年政治已经好转,我就是那一年当上民办老师的,后来转了正。但是,对于姜雨石来说,并不尽然,他的地主的帽子还戴着,言行还是有所限制的。在生产队出工,还是受歧视的,所以他选择了离开,因为他的三儿子姜揆中在那里,那里几乎都是成分不好的迁去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就少,相对还比较自由,“自由”应该是他最主要的选择。再说,我们当地政策也开始放松了,让他走了。否则,他走不了。
任:为了自由,他的抉择应该说是勇敢的。
席:任何勇敢都是有代价的。
姜:姜雨石去黑龙江,是偷着走的,走的时候和谁都没告诉。他头天晚上来到我们这院,跟我们打了声招呼,说明天出趟门,去哪儿也没说,第二天,他家就锁上了门,一个人都没有了。后来才来信给我,让我们给他照看一下他的家。其实他的家也没有什么了。
席:他离家去了黑龙江望奎,你去过那里吗?
姜:去过。望奎属于绥化,冬天比咱这儿可冷多了,姜雨石年龄大,有点受不了,想家,我就到那里去看他。坐火车到绥化下车,要走一天的路才能到他家。我现在腿脚不好,就是那年走旱路走的,落下毛病。
席:你知道他家的具体地点吗?
姜:现在具体地点都忘了,记得那有前会、中会、后会,到底是哪儿就不很清楚了。
任:到了黑龙江,姜雨石的创作到了一个新阶段,您能不能说一说他在这阶段创作的情况?
姜:姜雨石晚年在黑龙江的创作的量应该是很大的。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美术创作,一个是诗歌创作。美术是他的专业,画画对于他来说是轻车熟路,1979年他的地主的帽子已经摘了,他画的题材都是花草鸟虫,政治倾向不明显,所以他乐此不疲。中国画最大特点就是画上题诗,所以他也进行大量的诗歌创作,应该说,他的大多画上都是题有诗的,因此也带动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画参加了黑龙江省美展,他成了黑龙江美协会员,这对他更是一个激励。大约在1984年朝阳县志办去人访问了他,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自己重新被人重视,他一定感慨万千,创作热情高涨,应该是不可置疑的。八十年代回来,别人问他在黑龙江做点什么,他回答说,给报纸写写稿,赚点稿费。看样子很是自足。但他绝不是那样容易自我满足的人,他1990年回来,到虎掌沟找遗失的东西和去北京,都看出他有更大追求,希望藉白石弟子的名望来扩大他的影响,可惜这个被时代抛弃近半个世纪老人,还有谁记住他的过往呢?这时间,他在鞍山他女儿那里、廊坊他儿子那里都进行了创作,数量都应该很大。1990年,他在我这儿也画了几幅画,现在被我儿姜浩收着,姜浩是学美术的,他很看重这幅画。
席:姜雨石应该到过廊坊,他诗集里有一首《石油行》,就是在廊坊写的。
任:姜雨石后期的创作,出现了“井喷”现象,这应该是他多年压抑的结果。半生的压抑,使他的思想和艺术才华无法展现,一旦解放,便喷涌而出,他有话要说,他有想法要表现,他要表达,“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老年诗赋动江关”,这都是杜甫对庾信的评价,说庾信晚年的创作精熟的笔法与荒凉的心境。其实杜甫又何尝不是如此,“漂泊西南天地间”,艰难的生活,让他更要说,而且要说得更好,所以,杜甫晚年的诗最让人称道。与庾信、杜甫两个人比,姜雨石晚年的创作也该有这个况味。他背井离乡、漂泊东北、流离京华,心中装着诸多的希望与失望,表达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急切地,必须的。他的画我所见不多,但他的诗,倔强中带着驯服,驯服中透着不甘,不甘中有着失落,五味杂陈,苦涩难言。诗歌是一种表达的艺术,而表达是难的。黑格尔就有“美是难的”著名的观点,其中就有表达的困难的意思,把难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那就是艺术,就是美。我们欣赏李商隐的诗歌,就会产生这种感受,姜雨石的诗歌也有这样的味儿。这也是我们苦苦追寻他的足迹、探寻他的心迹的原因。
席:你说姜雨石的诗歌有一种“驯服”或者说“驯顺”气,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任:姜雨石的驯服是有迹象的,我们都知道姜雨石,字润吾。然而有的资料上写的他的字为“润伍”,这个“伍”,不一定就是那个“吾”的笔误,有可能就是老先生有意而为之,或许,他认为这个“吾”太自我,不符合时代要求;而“伍”则表现了集体性、团结性,符合时代要求,所以他就以此“伍”代彼“吾”。这个改字的时间,或许发生在他那二十年监狱生活之中,而出狱后一直用之。其实,从我的判断上来看,“姜雨石”这个名字,也不是他自己原来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应该是“姜润吾”,与其家族行辈排着,他们这辈,排的都是“吾”字。“雨石”这个名字应该是他跟从齐白石学习后才改的,并以“润吾”为字。姜雨石改字,就表明他心迹的某种变化,是他驯服的一种表现。姜雨石诗歌中的驯服主要表现在那些伪情绪,诸如:“一鸣天下晓,齐唱东方红。经济大发展,突飞猛进中。”这显然是一首意念为主的题画诗,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很矫情,与艺术真谛相去甚远,与其经历本真相去甚远,大有不得已而为之之意。对比之下,他的另一首题画诗“一夜北风凉,清晨雪满窗。畏寒檐下雀,对日影双双”,则显得更真实,符合其人之本真。他这些伪情绪的出现,并不是完全受着某种威压才如此,而是一种惯性思维。这种思维之于他来说,就是变形,就是驯服的影子。试想,二十年的监狱生活,驯服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就会不自觉地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从他的特殊经历来考察这种变形的诗,也能得到另一种审美收获。这正如我们观察那些树,其中顺直生长的,往往不会引起我们太多的注意,而那些扭曲的,夭矫的,则更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因为这些树的生长、茂盛,代表着树木对抗外界力量不屈的生命。尽管残败,尽管扭曲,尽管枯槁,但立在大地上沧桑的枝干,让人望之而生敬意。对于姜雨石,我们完全可以用树作比,他是生长在辽西土地上的一株树,向高生长,向大生长,应该是他生命的本真,然而各种各样外部的力量遏制他的生长,使他艰于呼吸,艰于汲取,所以难于生长。然而生命的冲涌又时时冲击他,所以他才长成很扭曲的样子。但他的样子很具有典型性,很值得我们去审视。这样看,他诗与画中的“驯服”的曲笔也就不难理解了。
席:其实不只是他的诗歌,他的美术作品也有这种现象。齐白石九十岁作的那幅的《祖国万岁》的画,能读出世纪老人生命的饱满,可姜雨石的有些画,我们可以读出他生命中的“拧巴”,这种拧巴的意味,主要来自于他生命的沧桑和苦难。如果我们不挖掘这个人的生命形式,他的画作就不可解读。其审美意义和社会影响就无法实现,一个洇灭于历史中的人物,他的一切都将会灰飞烟灭。

任:姜雨石的价值在于传承的意义,因为他是一名教师,是我们这个地方乡村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把他定位于一个教育家,是完全可以的。在那个时候办乡村教育,我们可想见其困难,1905年,中国的科举已经停止,像私塾那样把教育、学习当作博取功名的手段,已经成为过去。“读书无用”的思想肯定是弥漫当时的乡村,更何况在日本人威压下的满洲国呢?其实,姜雨石自己就是个例子,家里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培养出了一个读书京华的学生,却未给家里带来如大马场汪家汪棣昌、汪忠杰老少进士,自己家族的姜迺生进士那样的荣耀,甚至没有如孙家湾小房申沈家两代举人的荣光。在那时,教几个蒙童,是叫人瞧不起的。在这个时候办教育,他的目标也只能是启发民智了。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抵抗日本文化入侵的意义,他以中华文化占领教育阵地,就是对日本殖民文化的抵制。一个以“启发民智”为自己教育目标的人,还不应该是一位教育家吗?一个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人,还不该是一个民族教育家吗?这个教育家对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传承的意义还可以低估吗?只是生逢板荡,世不容人,时不假人,他的教育梦也就半途而废了。但他以教育恩泽乡里的仁德,是不会被抹杀的,于右任老先生的那句话“不信青史终成灰”,应该是对的。
席:“不信青史终成灰”,其实我们做的,就是抢救性挖掘工作,避免“青史成灰”,我们前面说了,由于各种政治的原因,记录姜雨石的所有材料,对姜雨石的人生记录都是不完全的,不全面的。对他的记录只在于画家、诗人上,而对他在当地教育的主要贡献都只片言只语,甚至有意压低,对他作满洲国秘书和解放后入狱则只字不提。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对这个人都不以为意,甚至忽略了他的存在。现在知道姜雨石老先生的人逐渐少了,八十多岁的人很是寥寥,如若问起,多都摇头不知,即使略知一二,也都语焉不详。虽然,我们这个地区在享受着老先生教育的恩泽,老先生的教育之功却被忽略。我们觉得这是不该的。其实人生有种种死,但种种死各不相同,饿死、杀死、困死、闷死、顺死、安乐死、寿终正寝等等,其境况各不一样。姜雨石追求而死,不甘而死,使他的生命变得独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则表现的更为突出。姜雨石的一生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他的不甘。其实,不甘也是一种精神。他的不甘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虽经无数磨难,依然执着前行的动力。八十多岁,在那个年代应该是高寿了,更何况他受那么多苦难呢?他之所以高寿,是因为他觉得有许多未竟的事业,需要他来做。“不白活一回”,或者说“不白来这世上走一遭”,是他对自己生命的自信,他对自己学识的自信,他对自己艺术的自信。他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使得他千方百计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来展现自己的价值,被压抑使他痛楚,多碰壁使他不甘。他的心不死,如春草,一有阳光雨露,它就要返青,呈现生命的颜色。他这种矻矻不断的追求,正彰显了他生命的丰富性,为我们提供可资参照的生命对象,来反思自己。
                  
挹绿斋    20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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