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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提议大学生研读的中国文革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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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大学生研读的中国文革书目(上)


丁学良:过去28年里笔者给海外的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生提议文革研读书目,这些书包括起步性质的和进一步深究的。



过去28年里笔者给海外的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生提议的文革研读书目,包括起步性质的和进一步深究的。“起步”是指本科生在半学年课程内(在我任教的大学通常是13周)应该阅读的;“进一步”是指本科生课程通过以后,若立志成为聚焦中国文革的研究生应该阅读的资料。凡是以历史事实为主的出版物,在品质不相上下的情况下,我首选中文作品;以分析、综合评论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我首选英文作品。若是有双语的出版物,则是最佳。


A


首先列出的是关于“文革前奏曲”阶段的作品,涵盖了1966年之前几个与文革发起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次要事件太多,只能忽略不提):1950年代中期苏联发生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对全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的严峻冲击、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1962年的大跃进政策引发的经济社会总危机和中共高层领导圈内的争议冲撞。


(A-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s.1 and 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1997), Vol.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文全译本,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


这套书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中国文革背景的奠基之作。马若德最早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国际关系,成名作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磨擦冲突,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的麻烦关系。中国文革一启动,他就感觉到此一事件非同寻常,于是从1968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1974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奏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 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1960 年的大跃进;1997 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 1961-1966年期间的严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奏曲”的英文版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1999 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 奖。中国内地对于马若德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北京的求实出版社于1989-1990 年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首印发行量共11万册,盗版则难以计数。可惜1989年之后,中国内地的言论空间急速压窄,中译本的第三卷(副标题是《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多年里难以问世。直至2012年,香港版三卷中译本一齐出版发行,而且香港版修订了内地第一卷、第二卷的译本,并把被砍掉的部分补足。


(A-2)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9年修订版)。


英译本: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 - 196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次年获得纽约“曼哈顿政策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的哈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


英译本并不是中文原书的全译,经过编辑压缩,以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A-3)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本书里收集的1957年那些著名的“右派分子”的言论和回忆,有助于学生了解为什么“反右运动”这个意识形态的政治事件,与随后发动起来的“大跃进”经济社会超级狂风有着内在联系;并且显示出1966年文革初期确实和1957年春季“大鸣大放”有太多的类似之处,从而导致党内无数高级干部误以为文革是“反右运动”的重演。这本资料集启迪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们:意识形态领域的风波尽管有时候很吓人,但最可怕的,是一旦它们演化成经济社会政策的巨变,因为这会撼动国民的生存基础。如果把这本书和苏联核物理学家萨哈洛夫的回忆录对照阅读(Andrei Sakharov, Memoirs 1921-1967,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0;中译本:《沙卡洛夫回忆录》上下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就清楚地凸显: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进行全面打压是一回事,对这个群体内的知识分子打压是另一回事。苏联常发生后类事件,却基本上没有前类大规模事件,因为不像他们的某些中国同志,紧挨着西欧的苏联领导者们从1917年起就知道什么是工业化和现代化。


B


接下来列出关于“文革通史”的阅读书目。在笔者多年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深感“文革通史”处于原本就难关重重的文革研究领域里最难的层次,因为它涉关如何描述和解释文革的全过程,首尾要逻辑上贯通,要有经验材料的足够支撑。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文革的研究著述虽然汗牛充栋,而文革通史却寥寥可数,原因就在于信息来源既“太多”亦“太少”。“太多”是那十年的翻天覆地大动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席卷了数亿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所有这些重要的方面综揽于一书,难度异乎寻常,惟有在这个专题及其周边领域里深耕细作经年、且视野广阔的研究者,才能取舍得当、驾驭自如。而“太少”,则是文革的官方档案关键部分拒不开放,迫使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烟海般的零散资料和“切片分析”(即有关文革某一细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鉴别,才能够提炼出相对而言更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的全貌勉为其难地描绘出来。




(B-1)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译本:麦克法夸尔(马若德)、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


如前所述,本书基于作者几十年的相关研究,仍然是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革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据的中英文原始资料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多,可以从其英文版近200页的注释和文献索引中看出。它首先是一部编年史,力求把文革最重要的事件整理出头绪;它同时也是一部诠释史,力求对文革这部政治剧中最重要的演员(agents)——不论他们是得胜者还是失败者——行动的动机,给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解释。接受了众多同事和学生的建议,作者把这部通史的巨量原稿压缩成一卷,所以它很“酽”。缺乏文革经历的人读它时感到吃力,所以我列出两本中国作者的文革通史,以充实文革的全景过程。


(B-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书也有海外繁体字版。


遗憾的是两位作者此后几十年里,没有更新这部早期的简明作品。


(B-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在中国内地作者的好几部文革通史里面,本书是最为详细的。作者曾经被邀请赴美国作半年的学术访问,以加深他的文革系列的探究,可能并未成行(作者当时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他的文革通史最欠缺的,就是对海外扎实研究成果的了解和适当吸纳;即便他的有些原同事的史料考证成果,也是送到海外出版的,他没能用上。


(B-4)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上下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此书虽然不是全中国范围的文革通史,却是文革的发源地和第一实验地上海市的文革通史,细节繁多,而且处处连接到中央核心的重大决策,弥补了以上三本通史缺少的一大板块。本书的缺点是没有交叉参照,也就是把此前已经出版过的上海文革研究成果作为参照点,压缩人们此前熟知的一些内容,加重那些独特贡献的部分。


(B-5) 编者综述:“最新版本文革死亡人数”(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10号),第 48–50页。


依据多种来源,估计十年文革中的死亡人数总和。这类估计差别极大,有的高达一千万左右,有的只有一两百万。这不能责怪研究者不靠谱,根子在于文革的官方档案资料迟迟未对公众开放。考证1966-1976年文革期间的死亡人数,比考证1959-1962年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更困难,因为大饥荒时期中国各级行政部门基本上是在正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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