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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学生斗老师”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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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文革,人们必定会联想起“红卫兵”,一个似乎不容否定的故事就是“学生斗老师”。而且,文革的“群众运动”就是从“学生斗老师”开始的。接着便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印象,似乎“学生斗老师”也是从文革开始,甚至许多亲历了文革的人也这样以为。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尊师重教”的国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也是千年不易的古训。中国最了不起的伟人,就是被供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何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就闹出一场荒诞而且令人“凄然而泣下”的“学生斗老师”的悲剧来的呢?

其实,这个悲剧早在1948年就开始了,始作俑者也并非“红卫兵”,而是毛泽东。

1948年6月20日,中国战事大局已定,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连续发布两个文件:《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指示》和《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主要是对于学校教员的政策。包括留用大部分,清除极个别的反动份子和破坏份子;“为了指导旧有教员在今后如何去进行教育,可用暑期讲习所或教育会议等形式去集训教员。”态度尚属温和的同时,毫无疑问,老师原有的被尊重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这是第一步。同年12月,首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的政策,教员也就是老师已经成为被甄别、被改造的对象了。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于老师和其他知识分子确定了“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方针,这预示着中国本来就极其缺乏的人群,而且是靠脑力劳动生活的人群,一下子都成了“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指示是原则性的,全国都按照这个指示进行工作,实施则有细则。上海首创由学生发起,邀请老师加入的办法。其实是借用年轻学生来“帮助”那些老师们。

例如思想总结的办法,首先由教师自己写一份书面检查,否定过去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教育思想,鼓励从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旧教育。这使师道尊严被打得粉碎,老师们失去了优势,在教育问题上他们也莫名其妙地成了门外汉。这份检查由小组评定,再由同事、工友,特别是学生无情而且激烈的批判与揭发,直至人人过关的地步。于是,就有大约25%的教职员逃避这种教育与改造。鉴于能否过关关系到每一个老师的饭碗,丧失人格与尊严就是老师们唯一的选择。例如艾思奇就曾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要求老师们“‘脱裤子’要彻底,把最后的遮羞布也要去掉。”

由于郭沫若等一批“大”知识分子的现身说法,证明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有多么严重,改造是多么必要,绝大多数没有那么“大”的知识分子便只能认输。除了例如陈寅恪等少数几个固执地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大教授之外,其他的,无论老师还是教授都只有投降。知识分子的斯文便完全扫地了。例如叶圣陶教授在《北上日记》中便记载:“教员个人俱拟令受政治训练,心为殊可不必。”“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翦伯赞教授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评论少数教师“看不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为这只是公式式的教条,不算学问,因而拒绝学习,而且以为抗拒学习,正是表现一个有学问的人的骨气。”

那些“顽固份子”是必须接受改造的,于是免不了有过激行为发生。《人民日报》评论总结说:“大多数学校都表现了过左偏向”,“甚至错误地用‘追’、‘逼’、‘斗争会’、‘思想总结’等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因为上级的这些指示,错误尚不致太严重,不过,“学生斗老师”却实实在在发生了。即使严格执行了“政策”,老毛也是不会惋惜任何知识分子的尊严的,他采取的是逐步加温的办法,要求达到的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们的“臭架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接着要求尽可能多的老师们参加土改运动,“出一身臭汗,滚一身泥巴”,唯此,才能改造得彻底。这与他在延安时期就宣扬的观点一致,“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种蛊惑性的观点除了不负责任地恭维无知以外,还表明要掐灭一切独立思想的决心。这个掐灭手段就是“改造”。

及至政权在握,他利用抗美援朝,一则以行动证明“一边倒”的决心;二则以战争进行状态来巩固国内政权。有了异族战争的理由,一方面实施“肃反镇反”,从肉体上消灭旧政权的社会基础,用他本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话说,“杀了一百多万”;另一方面,则强制进行了一场“仇美”运动: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明确要求“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鄙视、蔑视的态度。”这个“仇美”运动的主要对象就是知识分子。

中国当时的150万知识分子,基本上以留学生为核心力量。1948年当选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有77位是留学生,其中留美生46名;这些人绝大多数没有随老蒋离开大陆,许多著名学者甚至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历尽艰难回国。195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172位,留学生约占90%;1957年增补后的191位学部委员,留学生占91.1%。因为他们崇尚西方式民主、法制与自由,追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经济富强,企图以西方为榜样建设自己的祖国。这与老毛一心倒向苏联反对美国根本对立,被强制改造就是必然的。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担负着“授业解惑”的教师任务,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必须从学校开始。

在此,我们不得不说一个“学生斗老师”的“样板工程”:批判武训以及由此深入到批判陶行知先生的运动。这个运动是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的,老毛亲自捉刀,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狂轰滥炸。武训是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推崇的平民教育楷模,也是所有教师的偶像。毛本人对武训的定调,认为他没有投身于推翻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也就成了“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这其实是对所有教师们的警告:你们也没有投身革命斗争事业。

问题还不止武训,当时公认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才是武训的“后台老板”,武训正是陶行知极力推崇的。陶先生逝世时,不是别人,恰是老毛本人称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更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各界追悼陶行知大会上盖棺定论为:“陶先生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时过境迁,政权在握教育便是巩固政权的基石之一。如果不批倒陶行知,毛的教育思想就无从谈起。毛开始翻云覆雨,亲自授意并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赞扬了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耳(许立群)攻击陶行知的文章,掀起批陶高潮。而时任中共高级干部的陶行知的学生如董纯才、戴白韬、张宗麟、方兴严、张劲夫、刘季平、程今吾等,基本上执掌了中共的文化教育部门领导工作。在毛泽东高歌陶行知以后,他们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恩师弘扬他的教育思想;当党性必须排斥道德之时,他们又程度不同地批斗死去多年的恩师。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对陶行知打击、损害最重的,恰是他的弟子们!

看来老毛羞辱知识分子的决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北大那些知识分子对他当图书管理员时的藐视,已经在他的心灵深处种下了报复的仇恨之树。紧接着对武训、陶行知的批判,他又发起了“洗澡运动”。目标首先就是那些老师们。据统计,这次运动波及高校教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以及绝大多数小学教师。

这次运动首先是利用马寅初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后组织北大教职员暑假学习的范例开展的。毛把这个“学习”推向全国。这次“洗澡运动”其实是1966年文革开始时运动状况的预演,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不想在这个短文里详叙“洗澡”的故事,只摘取其中挑动学生斗老师的章节。

195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该深入发动群众,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如此明确地挑动学生斗老师,似乎还不能说服基层干部。《人民教育》杂志进一步发表社论,详细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教师之间彼此很客气,许多人旧包袱很重;青年学生思想比较纯洁,解放以来,他们在政治上一般比教师进步快;而且高等学校的学生已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很清楚地辨别是非,因此他们能够很热诚又很有力量地帮助教师前进。教师平常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学生们都是亲耳听到或看到的,教师当着学生检讨更要拿出诚恳坦白的态度,否则学生会当面揭发。所以有的教师感到这是‘脚底下火山爆发’,使他再也不能拖延不改了。”

杨绛先生在《控诉大会》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她被“学生帮助”的具体过程,那就是“学生斗老师”的具体写照。遗憾的是,甚多过来人似乎宽容或者不愿意回忆自己被自己的学生批斗的故事,而那个时代的老师们恐怕在世者已经寥寥无几,后人并没能从历史故事中得到多少教训。中国的老师们,要么太过宽容,要么太要面子,真实还剩几何?

我们仅从当时的报刊宣传上,就可以略为窥见一斑。毛泽东派在教育界的最高行政长官钱俊瑞发表于《人民教育》杂志的文章为老师们定调:“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做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上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

钱氏还直接把教师定为四类:第一类是“国民党反动教育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此类人必须批判乃至“镇压”;第二类是“各种各样的改良派,他们提倡和推行改良主义的教育,基本上为反动阶级服务”,此类人应该受到批判并自我批判;第三类是“为着个人的生活,而为人师”,要积极改造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第四类是“革命的教育工作者”,此类人仅限投奔延安或其他解放区的老师们。按照钱氏的指示,老师们是“新中国最落后的一群”。

学生斗老师,完全是按照钱氏所指示的方向进行的,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被发动起来,如同“淘金”一样千方百计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日常生活、私人谈话等诸方面如何灌输、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如何坚持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证明他们只是在无孔不入地毒害青年学生。不仅如此,他们在人品上也是利欲熏心、言行不一,甚至还是鼠窃狗盗之徒。报刊杂志上充满毁坏教师形象的不实报道,《文汇报》甚至把教师说成“患了传染病的乳母,用有毒的乳汁哺乳孩子”。

学生们领受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视之为自己应有权利的张扬,为了诱导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当然不乏那些企图以积极表现博取组织欢心,进而获得光辉前程的无耻之徒。例如1952年4月19日的《文汇报》便发表了一名叫余爽的北方交大学生写的文章,除去“揭露”华北某大学副校长和本校物理系教授“抗拒改造”的“劣迹”之外,堂而皇之地宣布:“今天有些高等学校的教师,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和‘尊严’,自命清高,不肯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华北各高等学校教师中有检讨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宁非咄咄怪事!”“一切‘过火论’者,大可不必故调新弹,要知‘时不我待,岁不饶人’!”

各高校甚至某些中学,黑板报、宣传栏、广播站、油印小报,都成了学生斗老师的阵地。仅燕京大学就出版了铅印的《新燕京》和油印的《三反快报》,老师们的“检讨会”几乎都要变成学生们的“控诉会”,老师的人格被学生践踏得无以复加,拍桌子骂街都成了时尚。仅看《文汇报》发表了的一点片断吧:“简直是顽固堡垒,干脆送到革大去劳动改造”,“这种人也配当人民教师!怎么还让其尸位素餐,拿人民一千多斤小米呢?”“还改造他干么,解聘算了。”

老师们全都成了学生们批判、审判、讨伐的对象,任何教师的检讨都必须学生通过,稍有不够“深刻”者,必遭学生下“战书”。而学生竟敢不积极批斗老师的,必遭“落后”乃至“抵触”的谴责,肯定会影响他们个人的“进步”。毛泽东贬损他人的人格与尊严,可谓集古今之大成,更有如此之发明,堪称一绝!

在如此无孔不入的高压下,老师们只有真心假意检讨过关一条路可走。北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傅鹰教授在《人民日报》检讨道:“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为美帝国主义训练了五六个高级人才,他们现在正在做危害我们祖国的事,我被祖国人民养活了几十年,不但不能捍卫祖国,反而直接间接帮助了敌人。这是巴特尔(傅的美国导师)以小恩小惠将我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奴隶的恶果。”后来,在反右前期,傅教授申辩说:“前几年,大学里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

在日本占领时期堪称硬汉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二十三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太上皇’。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材,贻误了多少青年弟子,还自以为‘超阶级’、‘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毒狠的。后面操持着的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着武器,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这篇检讨轰动港台乃至海外,因为陈先生对日寇的傲骨,早已传为佳话的。

就连青年毛泽东最崇敬的两个人物之一的黎锦熙先生,也并未因为老毛曾有过的崇敬而幸免。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特别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任职也继续了三十多年,在九三学社组织活动以前,可以说,完全是替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青年们起了很多的坏作用、恶影响,这是连‘改良主义’都说不上的。”如果连同对老毛的作用和影响也算上,黎教授的检讨至少还有一点实事求是的地方。

当时的教授们,几乎没法逃脱自损自辱的命运。越是泰斗级的人物,报纸刊载得越积极,老毛肯定看得也越开心。钱伟长检讨说:“清华大学过去所谓光荣,只是出洋回国做教授,贩卖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买办式的光荣,是甘愿为美帝国主义传播文化侵略影响式的光荣,是甘愿为帝国主义服务、奴役中国人民的光荣”。马大猷、丁绪淮、钱端升、华罗庚等名教授都作了检讨,给自己戴上了“买办”、“洋奴”甚至“卖国”的帽子。

最滑稽的莫过于时任北方交大校长的茅以升教授,他给自己戴上13顶帽子:英雄主义、技术观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妥协主义、适应主义、宗派主义、雇佣观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结果并未能蒙混过关,公开的批判有如潮水,“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就是从这里来的。直至茅教授不得不检讨到“几乎什么好事都未做”,“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的工具”为止。至于那些不堪忍受如此侮辱的教师们,有的便采取“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自杀了,例如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高崇熙先生。与文革中大批文化名人自杀相比,这只不过是个开头而已。

行文至此,不得不引证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18年春发表的言论:“以国家作为雇主、所有人都从它那儿领工资的这种社会主义,包含着暴政和阻碍进步的危险,这些危险很可能导致比现行制度更坏的后果。”当老师们必须以深刻检讨换取“从国家那儿领工资”,而学生们又必须以批斗老师换取未来的工资时,暴政便顺理成章地茁壮成长了。老毛的一生,最成功的事业莫过于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事业疯狂地蹂躏与践踏,直至他辞世。想必这些终生坚持的羞辱行为,满足了他心灵深处某种阴暗的狂悖,否则,无法解释。

但对于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泰斗级知识分子,往往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象征与骄傲。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使他们丧失独立思维能力与权利,其实是对整个民族的摧残。如果没有独立思维的能力与权利,也就没有知识分子了。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民族,只能是一个荒蛮的族群而已。

一篇小小的帖子,没法详细叙述那时的风暴之狂猛。杨绛先生,季羡林先生都是当时的亲历者,他们都有文章描述了中国历史上首开之学生斗老师的部分场景与感受。至于文革中遍及全国的“学生斗老师”,更进一步斗争全社会,那就更不是几十、几百个帖子所能说明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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