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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卞毓方 “最失望:聂元梓错失一次我导演的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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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 “最失望:聂元梓错失一次我导演的通话”——献给北大建校一百二十周年校园人士的N个最(之一)


——献给北大建校一百二十周年












文 | 卞毓方






最  失  望
聂元梓错失一次我导演的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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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聂元梓(1921年4月5日—),女,河南滑县人。“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因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而声名大噪。后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候补中央委员。聂元梓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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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蓟门桥朝北,过电影学院,折而向东,右首小区,就是聂元梓住的地方。这地址是蒯大富告诉我的,他俩同舟合命,同病相怜,彼此有联络。






登楼,十层的东北角,小三居,使用面积,也就五十来平米。入起居室,四壁萧然,唯有一张小案桌,几把敝旧的椅子,以及一台电视机,一份《北京青年报》。






那是二00五年七月一日。我去看聂元梓,并非出于什么私谊。当年在北大,她是校文革主任,我只是人海中的一滴水,非造反派,非红卫兵,非积极分子,想贴近说一句话,也不可得。






我只是打算看看,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有了那样一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经历后,又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思考的。














聂元梓写了一本回忆录,在香港出版,自言谬误百出,正在抓紧校改。说认识我迟了,否则,可以帮她大忙。






讲到文革,她承认许多做法都是错误的。






后来,是又一天了。我找了一位摄影高手王维峰,为她拍了很多照片。并请她去“今日煌都”饭店用餐。聂元梓进餐速度奇快,如风卷残云。她说,一贯如此。






其间,我忽然想作导演,导一出轻喜剧。我让聂老太用我的手机,给牛辉林打了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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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辉林是北大法律系六四级学生,一度是聂元梓聂大左派的追随者,后来揭竿起义,自立山头,树起倒聂的大旗。那个阶段,聂元梓如日中天,不可一世,铁心要把牛辉林往死里整,包括在毛泽东面前告御状。我这里不作评论,因为双方打的旗号,都是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我只是想瞧瞧,一个人,风光过了,也沉沦过了,天堂,地狱,都轮番走过一遭了,如今重回凡尘,该掂出清风是什么品质、阳光是什么滋味、皱纹是什么深度、白发是什么光泽了吧。






按,牛辉林离校之后,俩位尚未有过接触。这时,牛辉林也已年近花甲,官拜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我等待着,等待双方沉沉浮浮浮浮沉沉后的大彻大悟,等待一番历史性的通话。






电话接通,互报姓名,牛辉林是大惊讶,聂元梓是大激动。几句寒喧之后,聂元梓突然提高嗓音,你猜她怎么讲?聂元梓说:






“牛辉林呀!我想不通,你那时为什么要反对我啊?!”


电话里传出“嘿嘿嘿”的干笑。饶是老同志老江湖如牛书记牛局长,也绝对料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聂老太太还如此勘不破,或者说还如此政客。


拒人于千里之外,实际是拒自己于千里之外。我很失望。没有出现设想中的“一笑泯恩仇”,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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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稍纵即逝。凡事有因必有果。二00九年,我看到,牛辉林在《炎黄春秋》杂志第一期抛出《夜半抄家记》,揭发当初聂元梓指使他去抄家,抄聂元梓丈夫吴溉之的家。匪夷所思,滑天下之大稽!聂老太太读后大怒——事关荣誉,她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得悉,并随即作出反应——“简直是胡说八道,造谣污蔑,无耻诽谤!”她说。聂元梓写了一篇《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径投《炎黄春秋》,几经交涉,得以在次年首期刊出。






总算有了话语权,发表就是胜利。






聂元梓列出九条反驳意见,恕我在此不予剖析,在她当然是很有必要,大有必要,在我只觉得索然寡然废然而无趣。聂元梓字里行间,挣不脱、甩不掉文革那场梦魇——梦里不知身是客,用文革思维来争辩文革年间事,是永远说不清楚的。以做白内障手术为例,器械就在瞳仁前晃来晃去,你睁大了眼,睁大,再睁大,好似历历在目,历历如绘,实际上啥也分辨不出,因为——距离太近!又,传闻她近年动不动要为文革正名。正什么名?文革已有定论,离开定论就是翻案,社会上的确有人想为文革翻案,不是糊涂虫,就是别有用心,而你聂元梓如果那样做,等于是干脆、甘心为文革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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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件往事。八十年代中期,采访陶鲁笳。经其引荐,与住在隔壁的陆平见了一面。事先陶老一再叮嘱,不要提文革,不要提聂元梓。事后,我不能不想到文革,不能不想到聂元梓。文革年间的北大人,相对来说,我比较熟悉的,就数聂元梓。于是,我试着为聂元梓作了一些分析。类似于札记,从未发表。现摘录其中一段如下:










  聂元梓出身大户人家,这“大户”给了她兄弟姐妹良好的教育,给了他们接受新思想的文化基础,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剥削阶级家庭”的包袱。在越来越以左为荣、为标榜、为马列的道路上,她只有显得比别人更左,左得出奇,左得邪乎,才能自保(一种自我保护的过敏反应),才能进步。且看一个事实:聂元梓因陆平的关照调进北大,又因陆平的提携当上哲学系总支书记,按理,她应该对陆平投桃报李,感恩戴德。实际不然,在文革前夕北大的“四清运动”中,她反戈一击,成了揭批陆平的积极分子。这种积极分子有个统称:左派。在左派中,聂元梓又最积极,俨然左派中的左派。考察她的既往,确实一路刮的是左、左、左的旋风。在她心中,没有滴水涌泉,知恩图报,只有阶级斗争,大义灭亲。




   文革虽去,阴魂犹在。


   极左不除,国难未已。










聂元梓若是不忘初衷,真心报国,不妨就从反省一下昔日的极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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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如今我写这篇短文,陆平(八十八岁)、牛辉林(六十七岁)俱已辞世。聂元梓高龄九十有六,仍然毫不含糊地活在这世界上,大不易,大不易!记得七八年前,她不无自负地说:“别看蒯大富比我小二十五岁,他的身体还不如我呢!”撇开政治不谈,作为一个上帝眼里的自然人,我要为她顽强的生命力鼓掌。同时送上一句老学子的心里话:既然有幸成为一块老生姜,请抓紧有限的余生,做符合历史潮流的事,千万,千万不要再辣错地方!






                      201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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