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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从龙:《明星与素琴》与六个故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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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个社会的变迁,除了关注当时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心理脉络,更重要的是摄取民间乃至市井百姓的心理切片。前者大都通过各种途径或多或少保留了下来,而市井百姓对于世相人文的态度,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乎整体性淹没。
东方出版社推出云从龙作品《明星与素琴》,根据作者意外收获的35封私人信件,还原了20世纪50年代明星与素琴两位普通青年之间曲折而动人的情感经历,展现出那个年代独特的社会生态,以及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理想与信念、荣辱与沉浮、惶恐与无奈的真实图景。贺王的命运绝非一人一家之命运,而是百年来家国命运的缩微。
云从龙整理了几场现场活动的发言,集成此篇,为你讲述《明星与素琴》的写作过程,以及讲故纸堆中隐藏的“大历史”。    
《明星与素琴》 /云从龙/东方出版社/2017年3月

《明星与素琴》前传
在2010年之前,我还没有碰过《明星与素琴》这类题材,那时候只是喜欢写作,写什么呢?写一些小说,写一些诗歌,就是一个文艺青年。那时候我在南昌开过一个小小的旧书店,因为这个关系,经常会接触到很多旧档案和史料,都是关于普通人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好奇,现在居然还有这些东西,后来就一直仔细地看这些材料,里面的故事让人很感慨。我于是想,能不能就此写点有意思的文章。
第一次写的时候,根据一个老妇人,她大概年龄70来岁,留下一本日记,不全,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写她的一些私人的日常生活。写完以后,又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工程师,这个工程师是江苏武进人,1946年左右考上了上海交大,然后分配到了南昌的铁路系统。五十年代,参加了“一五”期间很多大型桥梁工程的工程建设与设计。1955年,中国开始反右,此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直到1973年左右,关于他的事情,全部集结在了一本档里面。
4928-1档案封面

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很多人检举他的事情,然后对他进行政治审查,期间还不断有人悄悄的写检举信。我们的印象中,检举信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个档案,一看才发现,所谓检举,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都是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聊聊天,我和谁谁谁聊聊天,跟谁谁谁说说话,然后被某个人记下来了,开个玩笑就记下来了,说这个事情你怎么怎么样,最后对这个事情无限的追根问底,追了二十多年。
这个人逼迫到最后,怎么办?为了过关,又去检举别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要过关,这个事要了了,你就要去检举别人。我根据这些,写了一个文章,叫《4928-1》,名字就是他的档案编号。这些档案,看似全部都是一些废纸、烂纸,基本上都是从各个地方流散出来,被送到废旧收购厂、废旧收购站,准备回炉再打成纸浆,在别人看来,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越看,越意识到里面隐藏着很多东西。后来我就慢慢的整理,整理出了《明星与素琴》的一个原始材料。
拼接历史
《明星与素琴》的原始材料,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是一本很破的档案,外面就四个字,很明显:抄家材料。然后就是一包东西塞在里面。我当时第一步进行了文字化录入,然后整理,根据时间、日期,把原始第一手的资料整理出来,大概花了几个月。这时候还不太知道它是什么,后来我就发现,里面一共三种东西:一种是一份自传,一种是三十几封书信,第三种是一些关于一个人的政治审查和材料。
《明星与素琴》原始档案封面

在自传里我看到它是一个叫贺明星的人,在1948年的12月份写的。他是黑龙江明水县人。明水县这个地方,跟我们南方有些不一样,它在1921年左右才设置了县,建制历史很短,也就是一个很新、历史很短的地方。在清代,东北这些地方是不允许私自开垦的,它称为“龙兴之地”。但晚清以后,政府遇到了很多危机,于是放松了限制,允许关内的人到关外去,这就是我们经常能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闯关东”。贺明星的家族就是从山东过去的一个家族。1948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份自传,要加入中共。
书信就看的更清楚,书信是1949年的5月份到1951年3月份,三十几封书信,两个人。这时候贺明星他已经到了江西的星子县,他为什么能够到江西?因为他在1949年5月左右,整个江南大部分地方已经落入共产党之手,国民党被打的落花流水。为了迅速对南方地区进行有效控制,共产党在东北包括晋察冀、冀鲁豫这些地方,抽调了大概十多万今天称之为“南下干部”的军人,接管新的解放区,包括今天的江西、浙江、福建、广州这些地方,当时叫做接管地方政府,或者接管“蒋家王朝”。
贺明星随军南下之际,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叫王素琴,但她并没有南下,因为当时的条件很严格,他们只是一个隐隐约约的男女朋友关系,要一同南下,两人必须是夫妻关系。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个人的书信就一直在说怎么样南下团聚,就写了35封信。到1951年3月份的时候,王素琴终于南下到了南昌,这个关系等于是打通了。他们的通信也就结束了。南下以后他们两个人恋爱是不是谈成了,是不是在南昌结婚或者成家,或者怎么样,或者还是又返回到东北,这些都不知道了。
到了第三种以后,是关于王素琴一个人的材料,这些材料里,关于贺明星里面只提了一句:照顾他的丈夫贺明星。那我可以看得出他们两个人终于成了家,这个事情成了,爱情成了。但是这时候的材料就是关于王素琴一个人的,一个是1955年,另外一个是1968年。1968年,我们知道是“文革”的高潮时期,这时候王素琴已经成为当时我们江西一个很有名的在“一五”期间算得上是一个江西省重点国企的领导干部。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她等于是一个国企高管。她当时已经是这个厂的革委会主任,这时候在这个位置上,受到了很多人对她的揭批,揭批她什么呢?对毛主席思想宣传不力,不领着工人开展运动,任人唯亲等等这些东西。
我的这本书就是根据这样三种材料,慢慢把它写成的。因为这三种东西当时拿到手里的时候,初步整理出来,我只是明白它是这么三样东西,很不完整。如果我要讲这个故事,就要尝试把它们能够拼接起来。怎么才能拼完整呢?这成了件很头痛的事情。
王素琴写的给贺明星的信

我在《读库》上发表过文章,我觉得他的编辑特别好,有时候我会去写一些评论性的话语,就是这种评论性的话语对某一个事件带有感情色彩。后来我发现,到最后清样的时候,这些话都被拿掉了。这给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只要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出来,看的人一定会看懂这个故事。后来我就想,那么一个残缺不完整的东西,怎么去讲完整,我就着手来讲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黑龙江明水县,我找了很多的地方志,通过地方史志的拼接,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个故事里面,还隐藏着贺明星的父亲,他当年是在北平大学上学,毕业后刚好是1931年,9·18事变爆发了,他没有选择留到北京,回到了明水县,在日本人的政府手下,做了十一年,从1931年到1942年,任一个小小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村官。
我发现他做了很多事情,白天工作,晚上偷偷的给地下组织送情报,直到1942年的时候,东北联军的一支部队被日军歼灭,从中缴获了一份名单,上面就有他,然后就把他给抓走了。我慢慢把这些线索,包括他的家族,终于理顺了。这中间又写到关于江西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文革、土改是怎么去进行的,因为这些东西不够完整,比如说贺明星1951年,1949年南下到星子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土改,但是你看他的资料,我猜他一定是做了这些工作的。因为他后来工作很突出,在1953年的时候,还当了一任星子县的县长,那时候他只有21岁,大概一年不到,又把他调到省里的一个单位。因此我判断,他肯定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土改和镇反。
那么,土改和镇反是怎样进行的,从贺、王二人的原始材料中,没有找到直接的答案。为了把这些讲清楚,我就找了另外的很多材料,比如在这本书里面,我用了一个旁证,就是一个关于土改的日记。
魏必达的土改日记

日记的当事人是一个学生,从南昌派到弋阳,就是方志敏的老家,去进行一个月的土改工作。他写了每一天的日记,很真切。我们从中能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当时所谓的地主,其实就是一个小康之家,小农之家。因为他抄了一个地主的家,所有的家当都盘算的清清楚楚:
好大缸2口,茶子2斗5升,果米(即花生——笔者注)1石,糯米1.25石,硬谷1石2斗5升,种谷2.08石,木柜2口(内藏糯米),冻米2斗5升。
红箱1口,蓝毛士林褂1件,小孩帽4顶,鞋1双,手套1双,女鞋3双,童衣1件,棉片2块,锡壶2把,棉絮1床。
铁锅1口(破),木桶1口,茶叶1袋,凳子1个,竹床1张,麻袋1捆,床1张,木橱1张,木柜1口。
仓2间,谷5石,绿豆1石。
破大缸2口,瓷脸盆1个,房1间,白色棉线衣1件,新夹袄1件,白竹布褂1件,白土布1丈,铁耙齿17根,耙半副,枣子4斗,锡吊壶1把,铁柜1个,锁子1副,糖桶1只,西桶1只,凳4条,大桌1张,抽桌1张,小酒壶1把,大酒壶1把,麻垫2铺。
小油缸2个,算盘1把,碗橱1张,荞麦1斗,锄头1把,大脚盆1个,罗缸4个,缸架1个,猪栏、牛栏各1,白染土布1.75丈,新阳伞1柄,银练1副。
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我们惯有的观念中,地主可能就是家财万贯什么的,但是当我看到日记中的内容,地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感到这很可怕。再比如那时候怎么样枪毙一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应该枪毙,怎样能把他留下来,完全凭一个人说了算。批斗会开完以后,马上拉出去,“打了三四枪”,日记里面写的很清楚,结果还没死,再补一枪,这个人就没了。
这一个地方是这样,其他地方它都是这个样子,完完全全在复制这个模式。
地主李秋香
我有一份小的资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1960年,一个所谓的“地主”李秋香(女的)写的保证书。保证什么呢?改造他的思想。
李秋香的保证书

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写的很搞笑,很荒唐,如果今天谁写这个东西,每天去汇报,或隔几天汇报,看起来就太不可思议了。
李秋香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样子?她后面还写了一个坦白书:
7岁家里可怜没有饭吃,做媳妇。20岁婆家没有饭吃,又出卖到泉水湾陈朝海家里(陈朝海在另一份资料里看到是她的老公)。也又是过穷,也已直到35岁,齐家过世,也是受了有钱的影响,以后有了钱,就请着长工,剥削了人家。
几句话写的很简单,就是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中产阶层一样,刚开始也是很辛苦,蜗居,奋斗,积累到三四十岁,有了自己房子,有了车,有点小事业,然后雇了人。人家就说你剥削,最后就要战战兢兢写这个东西。
在贺明星写的自传里面,他也写过这样的话。在1940年左右,他家的地已经达到了100多亩地。100多亩地在我们今天听起来还是蛮多,但是在当时的东北,地广很少,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地主,就是一个小屯。这个屯里面,大家都姓贺,然后经过几代人努力,家业大起来了。但贺明星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的意识里,整个家庭,父辈和祖辈雇了长工,产生了剥削,怎么剥削的,比如长工冬天没有什么衣服穿,没有什么东西吃等等。
这是真实的情况吗?我们反过头想一想,就从最基本的经济关系、雇佣关系考虑,如果你是地主,我是你的长工,你如果每天不给我饭吃,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我哪有力气好好干活?这根本就不符合常识。我曾听听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过,以前的地主不是后来说的那样子。很多人非常好,他不仅要照顾整个家口,还要照顾整个村庄。比如这个村庄里出现了饥荒、病疫什么的,他都要照顾。我前段时间在南昌看到了一个马上要拆掉的老宅子,叫程氏公馆,是民国中期建的。程氏是江西南昌县一个非常大的家族。那他们建这个公馆干什么呢?里面有两块碑写的很清楚,这个房子是怎么建的,哪些人出了钱,建了它来干嘛?原来是专门供程氏家族中的贫寒子弟到南昌读书,或者说有的人要找工作,暂时要落脚,就让你住到这里,实际上,这就是富人们的社会义务,也是中国人传统的精神,士大夫的文化教育必须承担这个东西。
“蜜告人”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份旧档案。是一个检举书,很长,跟卷轴一样。为了把它保存的好一点,我就把它拓了一下,不然这个纸就折了,再打开就会折坏。
“蜜告人”手印

我们看最后面这个地方,所有人的手印在这里,指纹在这里。整个检举书的内容大概是:某一个人,是一个村里的,也是一个地主,叫彩林,牵扯到了一些事,大多数都是柴米油盐。只有其中一件说到三几年的时候,有个人他当时被拉去做红军,他就把这事给告诉了国民党,把这个人抓走了。后来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血债,所有的人都是“蜜告人”。这个“蜜”按我们现在来说,写的都是不对的,手印白纸黑字全部按在这里。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人,或者我们这些人要这样对付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他能不能活得下去?好难。
日本有一部电影,叫《垫底辣妹》,里面的小女孩是一个小太妹,不学习,很淘气。老师又管不住她,白天在课堂睡觉,晚上跟小姐妹在酒吧里玩儿,喝酒唱歌。有一次她的老师发现这个女孩子她的书包里有一包烟,就把她叫到了办公室去。这个女孩子她很害怕,老师就跟她说,你如果想要在我这个学校里留下来,继续读书,那就告诉我,你的同伙还有谁,还有谁抽了烟。小女孩就害怕了,然后把她的家长叫来,是她的母亲。母亲来了以后,了解了事情原委,然后说,如果我的小孩为了留在这个学校,而要去出卖友谊,出卖她的朋友的话,我宁可让她回去,不读书了。
这是日本人的做法,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母亲的做法。但是你想想在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我们的母亲会这样吗?大概不会。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都在鼓励“打小报告”,通常情况下,“打小报告”的同学都是好学生,都是老师喜欢的,都能戴上一朵小红花。这就是我们的教育。
郭武纯的“中国梦”
我们再来看一份资料。这是江西泰和,当时有一个泰和中学,现在还是全国的重点中学,这所中学的历史很悠久。一个叫郭武纯的学生1946年写的一篇作文《为政院改组试呈意见》,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准备要改组政府,把各大党派全部放进来。江西这个地方,在1935年之前,报纸上讲的全是“缴匪”,就是国军跟红军作战的新闻。1935年之后,也就是熊式辉主政之后,开始建设新江西,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扎根在江西。这个背景告诉我们,江西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统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这里很扎实。
郭武纯的作文

郭武纯的作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关于如何改组政府,他写了六点:
第一,改组后之国民政府以和平建国纲领施政之准绳,由参加之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人士共同负责完成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
第二,以‘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为原则。
第三,为促进世界和平,拥护联合国宪章起见,我国外交政策应对各友邦平等亲善,无所偏倚。
第四,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只须中共愿意和平铁路交通完全恢复,政府就要以政治方法谋取国内之和平统一。
第五,彻底整理税制及财政,简化稽征,或减少赋税种类及附加税,以减轻人民之负担。
第六,政府应严格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严禁非法之逮捕与干涉,维持社会秩序。
1946年,郭武纯大概就十六岁,写了这样一篇文章。1946年他写下这些的时候,当然有受到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影响,但更多反映的是当时的民心,甚至可以说,“郭六点”代表的就是民心。
表扬状、牲畜大死亡、糠酒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东西。这是一个表扬状,写的非常简单,话语表述一看就知道是大跃进时期的,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讲什么满堂红、天天红、月月红,日日红、时时红,分秒必争,成绩突出,超额完成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表扬状代表着荣誉,应该比较严谨和神圣。但是我发现,这张奖状的背面竟然是一张表格纸,也就是说,有关方面用一张废纸做了一张奖状,颁发给了个人。这样的奖状,有一回我在一个小地摊上看到了七八张,全部拿了回来。
表扬状的正反面

为什么要用一张废纸来印表扬状呢?暂时放下这个问题,来看另外一份材料。江西的赣南地区,就是今天的赣州,五六十年代叫赣南行署,当时的行署公安处,每周出一个小简报,叫做情况汇报。1960年这一年,正是大跃进的时候,也是后来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关于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是不承认死了这么多人。那我们从这份赣南行署的《情况汇报》里来看,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我来念一段1960年3月11日的内容,主要讲的是一些地方耕牛、生猪被杀害和死亡的现象不断发生:
定南县一月至三月中旬,被私宰的有2头,生猪89头;死亡耕牛192头,生猪1009头。广昌县1月至2月10日死亡耕牛306头、生猪4176头。死亡的306头耕牛中,能耕田的站80%,小牛占20%。从死亡的原因来看,因管理不善跌死的占60%,病死占23%,杀害占17%。
还有下面写到一些比如说破坏分子,用坏分子波水中因对现实不满,将保养的三头耕牛经常不喂饱,牛栏也潮湿,以致十天内就把三头牛受冻受饿而死。
大跃进时期一直提倡的农业机械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梦想,当时根本没有条件实现,真正主力的生产工具,还是耕牛。也就是说耕牛这个东西是很值钱的,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去让它死掉。那么大批量耕牛的死亡,肯定是有原因的。中国历史上,政府一直对大牲畜,牛、马、骡等控制的比较严,不允许私自宰杀,更不会放任出现大批量死亡的现象,因为它们是重要的劳动力。
为什么在1960年定南县的牲畜会突然死这么多?而且有的还是人为砍杀,耕田耕的好好的,农民突然就把它给推下悬崖去摔死,这是为什么?实际上,这时候农民没东西吃了,饿肚子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生产积极性。人都活不下去,还要牛干什么?他要把它弄死以后吃掉,只有把这个它吃了,他才能活命。农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城市里的工厂,还在每天发任务超额704%的奖状,非常荒唐,背后却隐藏着铁的事实,真实的历史。
那么面对饥饿,老百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对这个现状是怎样回应的?我们来看另外一份简报。
在这份简报里,公安机关主要到有人在散布变天言论,恐吓群众,有人开始说最近国民党的军队已占领了广东、福建的一半,大余县一公社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黄正荣造谣说,现在美国发明了一种什么东西,吃了可以永远不饿。还一个叫杨清秀的大肆造谣,雷公打开一个石头,从里捡到两本经书,上面写着“庚子之年,人吃糠,虽有大斗,无米粮。”1960年正好是庚子。还有一个人造谣说,毛主席到了赣州,戴着黑眼镜、口罩到百货商场去密查,当时遇到很多小学生。毛主席问学生,你们有什么意见,学生们说别的没什么意见,就是粮食少,吃不饱,结果毛主席就批评了赣南的粮食工作搞的不好。
实际上,这些正是普通百姓真正的呼声,饥馑的局面已经很严峻了。而一省之隔的安徽,情况更糟糕,安徽当时死了500多万人。那么我们江西这三年,死了多少人呢?权威的说法,算上自然死亡,一共18.6万人,江西当时总人口5000多万。我前两年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叫《大跃进时期的江西政局》,写了大概两万字,仔细地论述了为什么一省之隔,江西和安徽在大跃进时期死亡人口的数字差距会如此之大?江西当时可能是全国少有的几个地方在这三年里还能够往出调粮,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深究。
我还看到另外一份资料。有一个人被抓起来以后,他就在监狱里一直说,十几年我都吃不饱,以前至少还能吃饱饭。还有两个人是景德镇一个学校的老师,每天晚上两个人在河边密谋,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说国民党绕道印度喜马拉雅山这边,要进入大陆境内,要进行反攻,因此他们要组织一个队伍,要去策应他们。只有把他们弄来,就有吃的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回过头再来看表扬状,七八张表扬状的后面都是写了字的,但是在1965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头最劲的几年,甚至是1955年以前都没有这种现象,为什么?因为大跃进搞坏了整个国家,连纸张都极为稀缺,缺到没有好纸来写一张看起来像回事的表扬状,只能拿这样的废纸去印。
糠酒

我还见到过另外一件东西,是1959年的一瓶酒。酒一般意义上用粮食酿造的,但是这瓶酒用什么酿的?用糠来酿造的,糠皮,因此叫糠酒。后来我就问一个非常懂酒的朋友,他说这些酒全部是从城市流转到农村去的,并且这个酒喝下去,不是死就是就是瞎,绝对喝不得。为什么不用粮食酿酒呢?因为没有粮食了,可是酒又是快销品,大家还要喝,红白喜事什么的,都要用到。怎么办呢?只好用糠皮还有当时苏联的技术来酿“糠酒”,酒精度高达七八十度,完全不能够喝的。
我还注意到在这几年里,江西原来有好几个大的纺织厂,都搞不下去了,最后没办法,要么停掉,要么兼并,要么把它改成其它的企业,比如说将棉纺厂换成化纤厂。我在《明星与素琴》里面写到,王素琴的工作单位,1955年的时候还是一个纺织厂,到了1958年、1959年搞不下去了,只能转变成化纤生产线。为什么?没有原材料,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生产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停顿,国民经济不是某一个点上的烂掉,而是整个面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伪”军官焦佩珍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的故事。
这个人叫焦佩珍,他是一个什么人?伪军官。3岁死了父亲,父亲亡故,7岁的时候母亲亡故,跟着嫂嫂、哥哥过日子。过了大概几年,到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哥哥又过世,只有跟嫂嫂、侄子相依为命。后来嫂嫂跟他说,实在过不下去,你当兵吧,当兵可能还有一条活路。结果他去当了兵。当兵以后,他先在安徽宣城,抗战开始后换防到江苏。八年抗战,他先跟了卫立煌,后来国共合作跟了朱德,到了太行山,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打过三次仗,有一次拼刺刀,一刀过来,把脚踝从后面穿到前面,成了伤残。抗战结束后,1946年到1948年,因为受了伤,他便在队伍的后勤上当了个运输工兵的小头目。1948年,他看到形势不妙了,就当逃兵跑了,在陕西白城娶了个老婆,落脚到这里。
焦佩珍

按理来说,这样的人应该是民族英雄,应该受到尊重和优待。结果1949年以后,有关方面把他追了十几年,到处调他的档案,比如他跟安徽的关系,跟河南的关系,河南哪个人认识他,就去调档,开个介绍信,然后去找,询问他的历史。最后结成了一本厚厚的档案,里面有一个字,频频出现:伪。他所有的职务前面都要加一个“伪”,比如伪蒋,伪国民党。姓焦,就叫“伪焦”。我见过很多的档案,全是这种。一个字就把你以前的经历全部否定掉,把很多人的一生否定掉,只要这样一个字。
伪,意味着你曾经经历的那些都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虽然你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拼了刺刀,挨了刺刀,甚至还可能冒着把脑袋提在手里的风险去打了日本人,对不起,到我这里,都跟我没关系。你帮伪国民党运输了后备物资,你就是有问题的人,你就是与人民作对。我们对历史就理解成了这样子。切割过往,不承认过去。
“无反动意愿”
这样的东西就太多太多了,我刚才讲的都是年份比较早,这一份就比较近,我把这里粘了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单位的名字,年份较近,不宜公开。
“挂钩信案”卷宗

这是1997年的,某个人写的信,然后被检查了,发现寄信地址不对,就把这信拦下来,不让寄出去。写给哪里?写给台湾。他们把这类事件统称为“挂钩信案”,大概有二十多宗,都是同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写信呢?去投稿,台湾有一个什么电台,当时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主播,类似我们现在那种声音好甜的明星,把大家都吸引来,每天听这个电台,然后就想把他的文章投过去,请他读读文章,或者帮忙找一下在台湾的亲人。结果所有的信件全部被扣了下来,并且对你写信的人进行讯问,里面还有讯问记录,你为什么要写?最后每一个结论里面,写的都是有几句同样的话,就是无反动意愿,等等。这是1997年的事情。
1997年的时候,我们还是这样子的,包括像保证书,悔过书等等,现在还要写这个。1949年、1950年的时候在写,现在还要写。我们这个社会,我认为它没有变化过,还是这样子的。
我把我的经历和写作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我写的和关注的,我认为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恰恰是通过很普通的一些人,又能够看到别人,更多的人,甚至我们整个时代共同的命运。我认为,这些都是最真实的历史,并且是能够折射出细节和价值的历史,值得我们不断的去搜寻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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