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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彭晓玲访谈云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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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废弃的书信里,他拼凑出一段隐秘跌宕的历史







放着所有原始资料、写有“抄家材料”字样的档案袋


贺明星写给王素琴的书信

这是一部由于当事人回避、沉默,还有命运的某种意外反转,导致无法完整呈现男女主角人生经历的“残缺”历史。“没有办法。”《明星与素琴》的作者云从龙对此满是无奈。

2010年秋天,云从龙在南昌市郊一家大型书报废纸收购厂里,第一次接触到夹杂在废书报中的档案材料。里面有历年来官方发布的红头文件,某个单位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审查的个人档案,工厂、学校、村社的会议记录,以及普通私人日记、信札。其中有一个写着“抄家材料”的破旧档案袋,里面是一份1948年写的入党自传、35封书信,还有“文革”中的举报信和检查材料。贺明星和王素琴,两位普通年轻人就这样被意外地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

在贺明星近3000字的自传中,藏着东北小城里一个家族的百年沉浮,一位37岁的地下抗日烈士被捕前,深情长吻儿子的悲壮身影。青年情侣通信、后来的“文革”检举材料,又钩沉出1949年前后,他们的道路选择与命运巨变,“他们的经历实际上有很大的代表性,是一代人的代表”。



贺明星近3000字的自传封面

意外的是,2013年初,当兴奋激动的云从龙,辗转与尚在人世的女主角王素琴取得联系时,他却碰了“钉子”,就像作家方方的小说《软埋》中那位选择遗忘“土改”遭遇的老太太一样,王素琴不愿谈及往事,也没有拿回书信——她或许也不再记得,曾在信中向远方的恋人表白,“我决不会负你”。

“结尾还是有点匆忙。”《明星与素琴》一书出版后,不少人看后都告诉云从龙。但这样的结尾,是他权衡再三的决定——他们没有与历史和解,他也不想坚持做一位闯入者,“不管以前他们做了什么,王素琴应该有一个安静的晚年,让历史就这么过去”。



《明星与素琴》
云从龙 著
东方出版社2017年1月版

在县志中寻找到“父亲”

云从龙发表第一篇历史写作《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时,恰好美国作家何伟的《寻路中国》和《江城》相继出版,在中国掀起一阵非虚构写作热。直到完成《明星与素琴》,本科学社会学,也在媒体供职过的云从龙,始终都不愿给自己贴上非虚构写作的标签。

他将着眼于普通人旧事发掘和整理的写作,形容为“历史拼图”,“榜样”则是史景迁、孔飞力。不过,将他们的研究和写作方法,用在这大半个世纪随着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而沉浮的小人物身上,却很困难。“就像《明星与素琴》,最初收集资料时,原始材料就是断代的,自传是1948年12月就结束了。与王素琴的通信是1949年5月至1951年3月,材料本身是不完整的。”再加上“传主”们不愿触碰痛处,要填补“拼图”中的空白难上加难。


王素琴写给贺明星的书信

《明星与素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材料相对最完整,是1948年12月2日一个深夜,17岁的黑龙江省财政厅企业科员贺明星用11页稿纸,对党组织写下的一份近3000字的自传,讲述祖父、父亲为核心的地主家庭背景,以及参加革命工作的原因。

贺明星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大青岗镇贺家屯,出生时家里已有120多亩地。父亲贺文翰从北平大学毕业,“九一八”事变后带着妻儿回到贺家屯,在地方上担任过一些文职。伪满政权中期,出任过伪村长,“伪康德九年(按:即1942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二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父亲)后来据说受尽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饭,死了!”

直到抗战胜利后,贺家人才知道贺文翰遇害。自传中,贺明星也将父亲的死亡形容为“简单历史也就到此终了”。读到这里的云从龙,却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查阅了明水县文史、党史资料,发现县城虽然1922年才设立,但1980年代末编纂《明水县志》时,对现代反殖革命斗争阶段的历史记录得非常清楚。人物志中,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贺文翰。里面还提到很多自传中没有的细节,比如1927~1931年间,贺文翰曾与于天放、张甲洲两位中共黑龙江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有过交集;遇难后,遗体被日本人扔进了松花江冰窟窿里。

“当时我就想,这个贺文翰会不会是贺明星的父亲?北平大学毕业、出生地点、死亡时间,和自传都是吻合的。”2012年,云从龙在微博上发出想进一步寻找贺文翰的线索后,通过明水县一位网友,很快与县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景龙取得联系,后者恰好也在重新编修县志。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景龙冒着大雪去贺家屯找到了贺氏族谱,不仅帮云从龙印证了贺家是明水县第一代“闯关东”移民的猜测,还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王素琴依然在世,而且和他一样,生活在南昌。“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根据档案,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

五十三位南下干部之一

残留的这部分通信,从1949年5月开始。18岁的共产党员贺明星,准备南下解放江南前夕,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前一年到飞机场挖花时,见到的那位姑娘。她也在黑龙江省财政厅工作。“从我认识你那天起就对你有着很深的印象,”在写给王素琴的第一封信中他说,“别期很近了,促使我们必要在别前表示一下态度。”就此,拉开一段革命青年情侣的“两地书”序幕。

贺明星后来成为53位来自东北的南下干部之一,进驻江西省星子县。《星子县供销合作社志》是目前所见的官方公开文献中,唯一一份与贺明星有关的材料,记录了他在1951年5月20日之后的工作。云从龙研究书信发现,这一时间点,也与他和王素琴在信中经常谈到的团聚时间一致。

供销社是改革开放前重要的经济组织。当时广大中国农村经济凋敝,亟待恢复,推行和建立供销社制度势在必行。《星子县供销合作社志》评价贺明星“敏而好学,知识宽广,谈吐不俗,有远见卓识,遇事当机立断”,在九江地区的南下干部中,堪称是“有为青年”,自然被委以重任。

贺明星在星子县的工作,在通信和《合作社志》中均有谈及。他先担任合作管理科科长,负责全县供销社的组建工作。1953年3月,又被任命为星子县副县长。对于这次仕途擢升,云从龙认为除了《合作社志》中提到的工作成绩卓有成效之外,还与配合完成“供销社的整顿与撤并工作”有关,该工作实际执行中难度不小,组织层面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对贺明星实行了“高配”。

是年8月,基层供销社组建基本完成后,贺明星就“服从国家工业建设需要调离”,到九江一个历史悠久的纱厂做计划科科长,“此后几十年,贺明星一直在江西省工业战线从事领导工作”。贺明星的信息就此在官方公开材料中断掉。只在“文革”期间,王素琴的举报材料中提到,1968年有人说,“到厅里去找王素琴的爱人贺明星”。 根据《星子县合作社志》记录,贺明星1993年因病在南昌去世。云从龙后来发现,他其实是2009年才故去。

至于王素琴,除了每次通信中都谈及政治信仰,以及订下终身、南下团聚等话题外,提到的个人信息并不多见。只是梳理包括举报材料在内可以得知,她在1949年12月入党,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土改时家产全部被分”。

贺明星调到九江后,王素琴也跟着调动工作,在江西另外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企业做人事科长兼车间党委书记。1968年,因一起“泄密”事件被举报、批判,调动工作岗位。在抄家档案中,光是批判材料就有44页100多条。不过云从龙认为揭发材料会“夸大其词”,很难判断真假。

他们还没跟历史和解

云从龙后来才发现,在南昌,他其实离王素琴家很近,坐公交车仅需15分钟左右路程。但短短一段距离,努力了两年却怎么也跨不过。

2013年1月,云从龙拿到王素琴和儿子贺前(化名)的电话后,先和贺前取得联系,“主要怕老太太看到抄家材料,感情上接受不了。”贺前在江西某国企工作。第一次沟通时还算顺利,答应帮忙代为转达档案袋的事情。那次接触,令云从龙感觉到,与自己的主动相比,“他比较淡漠,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感情”。

几天后,云从龙拨通王素琴家中座机电话。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哎呀,这个东西没想到现在还在呀!”语气间满是感慨。通话持续了20多分钟,王素琴思路清晰,普通话标准,听起来健康状况很好。提到贺文翰,她说贺明星在世时几乎不提父亲。至于她和贺明星后来经历了什么,也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好写的”。

“她的反应让我很谨慎。搜集材料时一直都以为他们不在了,可以放手去写。”云从龙反复说服后,老太太才答应他的写作,但强调“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

对于这些书信档案,王素琴也问过云从龙,写作完成后材料能否还给她,但最后并没有要。“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只要能联系到当事人或者后人,只要他们表达想要的意愿,我都会给他们,这才是它们最好的归宿,而不是今后进博物馆。”在此之前,云从龙两次在联系到后人后,将历史材料物归原主。那些后人都以先人为荣,也非常感激。王素琴一家人的态度,还是第一次遇到。

2015年底,《明星与素琴》在《读库》上发表后,云从龙再次联系贺前,提出想送给他们几本。没想到这次他竟告诫云从龙,最好不要再和王素琴联系,“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也做了“妥协”,提供了贺明星同母异父弟弟的电话。1949年后,贺明星母亲改嫁给贺家一个从前的长工。

贺明星弟弟的态度相对缓和些,他一直在默默关注云从龙的写作,并透露“文革”期间贺明星比较激进,“文革”结束后命运翻转也很厉害,“这么多年,嫂子一直想不明白,心情也不是很好,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

“挂了电话后,我就明白她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也不肯要回档案材料了。”云从龙接触过江西当年“造反派”的头头,一提到“文革”也是缄默,但又固执地坚持还是那个时代好。“他们没有跟历史真正和解。虽然社会前进发展了,但历史在他们那里‘终结’掉了,没有勇气面对过去的历史,也没有信心承认当下的现实。”

云从龙最后一次和王素琴一家联系,是今年1月,《明星与素琴》一书正式出版之后。贺前的手机无人接听,王素琴家座机电话注销。她要么换号,要么去世了,云从龙惆怅地推测。而当初答应见面的贺前叔叔,同样不接电话。“他应该知道是我,我猜也是在回避。”

思索再三后,云从龙决定放弃。“既然这样,我也不去打扰别人。不然就变成闯入者,很不礼貌。就让这段历史慢慢封尘或者遗忘掉吧。实际上更多的东西走到最后都是这一步。”

民间历史写作的兴起

《明星与素琴》之前,云从龙写过两部民间历史作品。《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的主角是一位生活在武汉的退休老太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她留下了407篇日记。《4928-1》的名字源于一份档案的编号,1955年,南铁设计所大型科一位叫狄陆嘉的工程师被人检举后,被迫自我检举,周周折折多年,最后组织给出“不审不查”的结论才算平息。云从龙的朋友圈中,从事民间历史材料收集、研究或写作的人,起码有十多位。

近年来,像云从龙这样以民间身份研究并进行历史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主编者章东盘和晏欢,一位是做手电筒的商人,一位是建筑师。《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是著名民间历史学者章东磐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纪实作品。在他之前,也有多位民间学者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对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比如中学历史教师袁枚芳等人写的《中国远征军:滇缅战争拼图与老战士口述历史》等。孔夫子旧书网上,书信、日记、账本等民间史料的出售、拍卖一直很热。

“民间历史写作的兴起,已有十多年。这与国家开始重视民间历史有关。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时,很多档案馆编地方志,都会收集民间史料,促使民间历史爱好者活跃。当然除了少数研究比较有影响,大部分都是地方性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说,这些来自底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对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曾经的历史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可以从中发现中国鲜为人知的侧面。

“实际上现在,我这样的学者做的努力不比民间独立学者少。”张乐天从1988年开始有意收集旧账本、日记、“大字报”等民间历史材料,目前有35万封个人书信,4000多本私人笔记,还建成运行了“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

不过,怎么处置民间资料,深深受制于处置者本人的立场和观念。“就算是独立学者,在处置资料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自己的眼光和方法。‘独立’的含义是不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干扰,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观点。”张乐天还提醒,民间学者做的事情固然值得参考,但不能认为民间学者认识的历史就比学院派的更高或者低,而是应该特别注意“他们的立场、价值观和方法”。

对话云从龙

“社会终于回归生活,生活才是我们的本质”

第一财经:你意外联系上王素琴老人的过程很有意思,很多人也想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这段探访为什么没有在书中写出来?

云从龙:第一次给《读库》的初稿上有个后记,写了这段经历。《读库》出来后和他们接触,知道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出版时我反复想过,既然别人不愿意面对,我还是不要刻意去打扰了。

而且后来那部分写作,确实有很多困难和障碍,当事人不愿意谈。“文革”里各种派别也是非常复杂的,当时很多事情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凭我的一点材料根本讲不清楚,只能这样终结。也许很多年后有再版的可能,我会把后面的东西尽最大努力补上。这本书中我主要还是想把故事讲好。

第一财经:知道到“文革”后贺明星命运发生的翻转,你去查过相关官方档案记载吗?

云从龙:其实包括他在什么系统,我都找过很多资料。我相信他是有档案的,只是目前我没有找到,或者看到。很多资料获取对我来说也有难度。获得档案有效信息的渠道比较少,门槛也比较高。比如某些档案虽然到一定时间会自动解封,但现实中未必是这样执行的。

第一财经:谈到档案难找,我想起你民间写作的立场。就你本人来说,民间历史写作会面临哪些困难?

云从龙:(提高嗓门)对于我个人来讲,你在体制外面做独立学者,很多时候完全靠一己之力。可能做得认真点会做得深入点,草率一点就肤浅一点。现在网络信息很发达,有很多大型数据库对体制内系统是全部开放的。但系统之外,学术文献的查阅会有很大障碍。还有档案馆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在一些地方,登记时要填工作单位,发现你是社会层面人员,有时服务就很差。有一次我在一个档案馆查到了一份资料,他们就盘问我很久,像警察审犯人一样,还说要开介绍信,我就很恼火。

第一财经:你曾经提到过《王氏之死》《叫魂》《万历十五年》等国外历史学家的作品。你是否受到这类历史写作比较大的影响?

云从龙:在我写作之前或者过程中,这类书对我的影响好大。实际上我为什么选这类故事来写,从小人物揭示大时代,就是看了它们之后才知道,原来历史的叙述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尤其是《王氏之死》和《叫魂》,都是这类历史叙述的范本,抽丝剥茧还原历史。所以我说我是“历史拼图”。

第一财经:“历史拼图”,为什么不说是非虚构写作?

云从龙:我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材料,有文献、档案依据。非虚构写作更多面向社会领域的一些社会现象,比如“正午故事”、网易的“在人间”栏目这些非虚构写作平台,实际是典型的“生活方式”,是生活中的某种切片。但我这种历史写作是基于历史,是通过很小的切口,企图讲述大的历史怎样影响千千万万的人。

以前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里,还是很在乎普通人的,司马迁的《史记》会写失败者的历史。后来的《梦梁录》等笔记小说、志怪小说,都是记录小人物。古人实际是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反映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传统直到晚清还在保持,比如前几天我看徐继畬留下的审案奏折,里面全是小人物。但是后来的历史叙述变掉了,有时还变成“造神”运动。

慢慢地我发现,还是要通过小人物再现大历史,会非常真切。通过王素琴、贺明星去看当时的社会肌理,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中,一个其实已经过着优渥退休生活的老妇人,在日记里还总是关心物价,可见当时物价高得老百姓都接受不了。还有《4928-1》中那位工程师,每次出差都要带萝卜回来,因此1958年后被揪出来诬陷,拔高、放大,现在看很滑稽。就像莫言那部写计划生育的小说《蛙》,都是以人的器官给小说人物取名,陈鼻、陈耳、王脚、王肝、吴大肠……非常荒诞,却足够真实。不管怎样,今天,我们的社会终于回归到以生活为中心,生活才是我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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