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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及困难时期]韩福东:跃进过后是饥荒 川东达州市三年“灾害”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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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跃进时期达县专区红星农场培育的江西大萝卜,号称亩产15000斤。(韩福东摄)


跃进过后是饥荒 川东达州市三年“灾害”纪实


--作者:南都记者韩福东


50年过去了,朱全森仍无法忘记那持续多年的饥饿体验。


1959年,当饥饿在四川省东部蔓延开来时,26周岁的朱全森,是四川省达县专区(现为达州市)碑庙乡中心校教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数十年后,他参与《达州市志》三卷本的编纂工作,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对那段岁月有刻骨铭心的反思。


朱全森说,在三年灾害期间,达县专区(下辖达县、巴中、通江、宣汉等县,1992年撤销),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让他颇感悲伤。“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并非秘密。在王光美、刘源等人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也曾记载,刘少奇曾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图:原达县专区碑庙乡中心校教师朱全森,后参与《达州市志》编纂,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韩福东摄)


《达州市志》称,1959年~1961年,达县专区连续三年旱灾,1959年6月30日起,达县、宣汉等地持续伏旱49~67天,1960年,各县伏旱20~47天,1961年夏全境干旱及中南部伏旱(大竹县54天),使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不过,朱全森更愿意用“人祸”来形容这场灾害,他和达州市公安局文史工作者何大地均对南都记者说,那三年,栽秧时节水稻田里是有水的,那点干旱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给那段惨痛历史做注脚的数字是,1962年,达县专区总人口354.2254万人,比1958年减少30.4396万人,年均减少7.6099万人,年均递减19.78%;而在1950~1957年,人口是呈增长态势的,年均增长率为16 .81%(据《达州市志》)。官方的人口统计是否准确,仍有很多争议。达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在编著《中国共产党达县历史第二卷(1949-1978)》时,就回避了该县死亡人数,仅提及“1961年春,全县10余万人出现水肿病。”据达县县志,1961年达县人口88万余人。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吉文对南都记者说,“统计数字是失真的,和实际与推论不符合,死的人应该更多些。”


“达县专区饿死人的情况,在四川算严重,但不是最严重。专区内部也不平衡,要看地方领导的领导水平如何,有的领导更过火,有的手软些。达县专区11个县,灾害最严重的是宣汉县,而宣汉县内也不平衡,基层执行并不完全一致。”朱全森说。


这一段饿死人的故事,是从“大跃进”开始的。


“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


周永开,生于1928年,是民国时期加入中共地下党的老革命,“大跃进”开始时,他是达县专区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


图:原达县专区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周永开。(韩福东摄)


“1958年,巴中县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把农民抽走,农田里没劳动力了,粮食都没收回来,红薯在田里都烂掉了,但后来还算到总产量里去了。”周永开对大跃进的回忆,从农田荒废开始。他对南都记者说,在1958年之前,全国经济上升,大环境很好。而转折就发生在1958年。


这一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被提上日程。总路线、大跃进与随后出现的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开始在全国大力度推行。


“大跃进”语境下,达县专区也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工业上号召“超英赶美”,组织了大约85万人的钢铁大军,建成土高炉上万座,铁质的生活用品和碑、钟等文物都被拿去炼钢了。仅宣汉县,就有4557间农民住房、5997间牲畜圈舍和1659万株成林树木被拆毁砍伐,充当燃料。农业上,则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统一劳动和吃饭供给。


“大办公共食堂,不准自己家冒烟做饭,农民也没自留地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没有三面红旗,农民要好过得多。”时为达县专区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严宗全对南都记者说。农民的命运和人民公社紧紧捆绑在一起,为此后的灾害埋下了伏笔。


朱全森说,为响应“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那儿就把两个食堂合并成了一个,小李家沟的人都要去大李家沟吃饭。开始时,有的妇女觉得还可以,因为不做家务了。后来从觉得不合口味开始,慢慢问题越来越多。”


但在1958年,吃饭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按受访者的说法,事实上,虽然有农作物腐烂在农地里没有收割,但这一年的事实粮食产量较1957年为多,这一年并没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起干劲搞生产”。也是在1958年,“大放卫星”的风气开始在全国流行。“粮食都估产很高,从亩产千斤到亩产万斤。”周永开说。


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在四川省大跃进上颇费心思。“他讲要亩产万斤,有一次,温江一位地委副书记说,达到亩产9800斤了。四川省委书记说:只9800斤,一万斤搞不上?这位地委副书记说,没得行了,只9000多斤了。省委书记说: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周永开提及这段往事时,也注意到现在袁隆平超级稻亩产刚刚突破900公斤。


图:1958年达县专区的“大锅饭”,工厂利用吃饭时间组织工人读报。(韩福东摄)


“不相信农民会种田”


为了达到高亩产目标,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达县专区也采用了很多办法。


首先是划分了很多试验田,并在耕种方式上力图革新。比较带有时代特色的革新包括密植和深挖,这和农民传统种植方式相去甚远,但举国上下强制推广。


朱全森记得,1959年的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叫去种植试验田。“干部在一边指手画脚,叫我种第一行,我就按照密植的要求种了。区委书记表扬我,说我的‘四方兜’密植很好,又问我是否会‘梅花秧’种法,我说会。他让大家都这样种,我们七八个人栽了一下午秧苗。后来没人去收割。太密了,根本不产粮食。”“四方兜”也好、“梅花秧”也好,一个共同点是密植。


密植不产粮食的现实,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朱全森说,到了1960年,四川省又发起“三个一”运动,要求栽秧的行距等都要保持一致,试验田种地都要拿着尺子,一边量一边栽,“太密了,不仅费种子,而且耗工误农时,十几个人一天也就载一亩秧。”更关键的是,影响收成。示范田,大家要严格按要求密植,非示范田就好些。


深耕的经历同样惨痛。1959年,朱全森工作的碑庙乡组织机关干部和右派分子40多人,去中心校后面一块田地种植油菜。“挖地,挖三尺深,分三层挖。然后种植油菜。这是最荒唐的事,后来颗粒无收,油菜根都烂了。但到了1960年,还继续深耕。”


那次深耕,朱全森等人一直劳作到凌晨2点,大家头发都被露水打湿,也感觉非常疲惫。一位干部提议回家休息算了,得到大家响应。他们回去洗洗刚躺下约半个小时,就被哨声唤醒,原来上级检查来了。大家赶快起来,又赶往田头。


“一晚上没怎么睡,怎么办?早饭后,白天睡。”朱全森把房门外挂上锁,谎称下乡去了,自己则在屋中睡大觉。其他人或者去农民家,或者在山间找块空地,补回头晚的损失。


这是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强迫超时劳动现象,普遍的饥饿让这种劳动强度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民众在可能的空间内寻求解脱。朱全森说,1958、1959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野战”,到1960年上半年随着水肿病越来越多,才慢慢少了。有一次,在碑庙中心校搞基建的朱全森去李家营生产队送木料,看到管理区一个副队长正组织大家披着蓑衣去农田“野战”。“没下雨,怎么披蓑衣?”朱全森内心奇怪,偷偷跟了过去,原来他们只是在应付上级检查,在附近一个空房子内地上铺着蓑衣睡觉。


何大地祖母的弟弟,曾经在背地里痛骂:这样背时的政府哪能……,这样搞生产哪能有吃的?只是那个时候,这种声音只能在私下讲出。“没人敢说真话。”朱全森说。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大跃进之前,“整风反右”等运动,已经让人们懂得管好自己的嘴。


那时,朱全森出生地北外公社是达县专区的样板公社,另一个魏家公社是达县的样板。朱全森记得,魏家公社上报的亩产是6000斤,临近上级检查时,就从附近的麻柳乡挑长势好、抽穗的谷子拔出来,用汽车运来,堆种在试验田里。“结果秋雨来了,谷子不透风,检查过后,没有长熟就捂烂了。”


朱全森说,类似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61年春《农业六十条》发布,“这才终于相信农民自己会种田。”


“公粮一交,农民没得吃了”


四川省虚报的高额粮食产量,给了中央超额征购粮食的理由。


“中央传达指示说,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只剩下7天粮了,四川要调几十亿斤粮食支援。巴中县一天有四五千辆车,连续不断给中央运粮。本来粮食就少了,大家的口粮就慢慢减少。”当时主管农业的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说,国务院给四川省委书记打电话,省委书记再给各地县电话,要求必须调粮,头等任务就是要保证运到中央。周永开经常参加省委电话会,经常一天有两三个会议协调调粮,有时还要前往省城成都。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农民,也包括干部。周永开说,公职人员最初的口粮是每月每人30斤,后来慢慢减为27斤、21斤,最低时仅18斤。不过,那时领导干部有特殊照顾,所谓大灶、中灶、小灶的区分。周永开每月能额外多分些肉蛋。严宗全1961年是副科级干部,曾享受了三四个月的特供食品,他记得一个月有一条烟、一斤黄豆等。


最惨的还是农民。“公粮一交,农民没得吃了。”周永开说,那时缺油少盐,农民还要超负荷重体力劳动,一人每天最少要1斤粮才能吃饱。但干部还有定量口粮,农民就没人具体管了,交完公粮剩下多少算多少。


周永开彼时主抓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和征粮,他思想上的压力很大。“主要是粮食压力,就是要保证把仓库里的粮食运走。”他说,总体上而言,那时候的老百姓和现在的想法不一样,巴中是革命老区,人民尤其听话,特别是听说调粮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所以也比较配合。“那时的政治宣传到这种地步,中央一声号令,别说要粮,死都愿意。”


老百姓的听话程度,在调粮过程中展露无遗。达县专区位于大巴山区,交通不便,曾一度用人力背粮行走山路。朱全森说,1960年,济南军区派出一个营来到达县,用汽车往外运粮。在汽车不能抵达的乡村,只有动员饥饿的农民上阵。


从金石乡背负粮食到通车的公路,有三十里的上下坡山路。朱全森听说,有一个农民就在这个过程中饿死在路边。但也有农民会借此机会偷偷吃些米。碑庙乡一位副区长唐成之,就曾看到一个农民用自带的铁皮罐头盒子,在桥边舀来水,就地煮米饭吃。不过,唐成之并未揪斗此人,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去煮。这种不完全执行中央与地方命令,暗中同情农民的官员,被朱全森称为好干部。


达县专区通江县沙溪公社伏家坝生产队的何光宇也记得,那时每家都被分配了背粮的任务,不得不完成,村里连老婆婆都动员起来,背粮走80里山路到毛浴镇,那里通公路了,再远处,广元的火车站有专列在等着向外运粮。


1960年,达县专区的粮食被源源不断地运出去。“那是水肿病最厉害的时期,死人最多是在1960年春节前后,尤其是农历正月、二月的时候。”朱全森回忆。


“那两年我们村一个娃都没生”


饥饿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


12周岁的何光宇读四年级了。放学回家时,因为肚子饿,走山路爬石梯常常爬不动,用手撑在地上一点点挪动。在公共食堂做饭的母亲心疼得哭,常常偷偷给他点吃的,所以他身体比一般同学还要好些。


何光宇所在的村子原来有100多人,后来因食堂合并,附近住得分散的村民为避免走十多里山路前来吃饭,也搬过来住,形成200多人的规模。而他们原来的居所就在空芜中慢慢败坏。


将家中茶壶都砸烂去炼钢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敞开肚皮吃饭”的好景也不长,1959年的饥荒袭来,公共食堂吃得都是“超级稀饭”。吃饭时,“每人一勺稀饭,和炊事员关系好的,一勺干些的稀饭,不好的,水就多些。吃野菜,只要猪能吃的人也吃。”


读小学的何光宇也被要求每天挖6斤葛根,上交食堂。这个东西深埋在地底,要动用钢钎、锤子,费好大劲才能挖出来。何光宇的一位同龄同学何光森,因患有癫痫病,身体差,完不成任务,就被生产队的干部殴打。“用湿树条打他。他回家后没吃的,过两三天就死了。”


图:原达县专区通江县沙溪公社伏家坝生产队的何光宇。(韩福东摄)


伏家坝生产队一共饿死了4个人,其他三个是饭量大的精壮劳力。死人相对较少,因为附近的树皮草根比较多,可以充饥。食堂附近的原村民比外迁过来的占有优势,晚上生产队长会偷偷与大家私分些食物。


巴中县玉山区官公乡英雄大队就没有那么好运。虽然英雄大队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土地平旷,水利好,有河水自流灌溉,产粮也多。但正因其产量多,在极左干部的强迫下,征购粮也格外多。“结果大队1100多人,死了约200人。这是巴中县死人最多的地方。我们就批,死这么多人,哪里是英雄,是狗熊!”周永开说,他去这个村视察,村民反映上面应该给村民拨粮,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乡、村干部浮夸和工作作风粗暴上,对县级干部都不予批评。


大家普遍患有水肿病,女人则闭经和子宫脱落。“那两年,我们村一个娃都没生。”何光宇说,他的哥哥在不远的洪口乡教书,那里死人相对更多,常常有人走路时倒下,再也没能起来。而在沙溪公社文胜乡,还曾发生轰动一时的食人案。


“执行的背时,不执行的也背时”


饥饿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弦常常绷得更紧。在达县公安局档案目录上,南都记者看到不少这一时期的“反革命”等案件。另外,也有很多以“刀儿教”等名义的小范围预谋暴动,很快即被镇压。


对“三面红旗”心怀异议,在当时是件很危险的事。


伏家坝大队有个叫王成木的社员,因为对统购统销征粮过多有意见,在1958年时就被生产队长打成“坏分子、右派”。何光宇记得,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在学校会议室里开会,书桌都被移到一边,屋里燃起一堆火,他听见生产队长一声吆喝,“把反对统购统销的坏分子王成木抓上来”,立刻就有几个积极分子从人群中把王成木押上台,按在地上拿棒子打。


那次对王成木的批斗持续约半个小时,给年幼的何光宇留下很深印象。“那时动不动就打人。后来给王成木平反时,发现档案里没有坏分子和右派帽子,一直是生产队长自己说他坏分子、右派。”


在达县金桠公社,有个地主成分的杨光金,因为向《四川日报》写信,对粮食政策有意见。1960年被“抓获”,罪名是反对统购统销与大跃进。


“三面红旗,只能说好,不能批评,否则,想斗你就斗你。”朱全森说,面对自中央传达下来的指示,基层干部也常常不知所措,“执行的背时(倒霉),不执行的也背时。”


不执行中央决策者,完不成征购粮食任务,要受到处分;严格执行者,少不了手上添很多血债。1961年,政策开始有所转向,体现在达县专区基层的,是“反军阀作风”运动。部分干部因推行强迫命令逼死人而受到批斗。朱全森说,达县安云公社双河口村支书郑道福,因工作积极,严格执行上级命令而升迁为公社副书记,但在反军阀作风运动时祸临己身。“他人比较耿直,想不开,就在达县县委宾馆厕所里上吊死了。”


在达县专区,反军阀作风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乡村干部,连县级官员都很少触及。朱全森特别提及,饿死人最多的宣汉县,县委书记在群众中印象很差,最后只是调到专区某部任副部长而已。


饿死人的现象在1962年开始缓解。这得益于年初“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周永开参加了这次大会,他最终听到了四川省委书记在饿死人事件上的检讨。




转自《南方报业网》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6&tid=177&pid=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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