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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及困难时期]周轩进: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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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 (一)
周轩进 (1970届)

周轩进与父母

电视剧《金婚风雨情》热播后,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有谁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今年的除夕迎来了比金婚整整多出二十年的“白金婚”纪念日!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七十不稀奇。但一对革命结发夫妻和子女们欢聚一堂,共同举杯庆祝结婚七十周年的白金婚,仍然是一件少之又少的稀罕事,喜庆事。
一方高寿易,双方高寿难;双方高寿,且七十年恩爱不离不弃者更不易;即或有之,多为山居村野人士。而一对夫妇,始终处在社会矛盾中心的风口浪尖上,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风浪,特别是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文革”的疾风暴雨, 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仍然健在,并且能和子女们一起共同在餐桌上举杯庆祝自己的白金婚纪念日,就不仅是“古来稀”,也是当代难得的喜庆之事了!故受兄妹之托,匆匆书写此文,以示庆贺。

父亲周伯萍(周本厚)和母亲朱向明(朱玲)是七十年前的二月一日,在新四军淮阴根据地内举行的婚礼。至今已整整七十周年。
妈妈从小被过继给我二姑奶奶朱秉清。二姑奶奶家住涟水,早年丧夫后,就开始变卖家产,支持共产党闹革命。她的家一度成为当地共产党秘密聚会的据点。每当“表叔”们来家“聚会”时,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妈妈不仅负责做饭,还主动在门外站岗“望风”,自觉地担任起保卫党的会议的任务,小小年纪就有了这样一段“革命经历”。1939年,妈妈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公学校(抗日公学)” 算是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妈妈后随校转入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后发展成独立营和老八团。后来才转到了新四军所属的税务局。遇到了爸爸。有一次她指挥战士们合唱抗日革命歌曲时,由于年龄太小,个子还没长高,只能站在板凳上指挥。在一片欢笑的歌声中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杀敌保家的士气!在“反扫荡”,“反顽固”的残酷战争环境中,这股难得的欢乐士气,也深深感染了看到这一切的父亲。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漂亮的“站板凳姑娘”------

左一身着新四军戎装的妈妈

抗日战争爆发时,爸爸高中尚未毕业,作为一名热血的爱国知识青年,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战场。在当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高中生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知识分子。既能拿枪,又能拿笔,且能打得一手好算盘(相当于现在的电脑高手),这样的人才不多。在前赴后继的严酷战争环境中,革命坚决的父亲,很快就升到了团级干部,在李一氓和方毅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兼任根据地税务局长和部队后勤等工作。抗日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内部规定:年满28岁或团职以上的干部才可以在部队内结婚。爸爸当时虽然还不到28岁,但已是负责后勤工作的团级干部,算是符合结婚条件。等到二月一日妈妈生日这一天,这位虚岁18岁的“老革命”,就和爸爸这位年轻的“大干部”永远结合到了一起。
结婚七十年纪念之所以弥足珍贵,首先是因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双双都能够幸存实属不易。这里除了革命坚决、机智英勇外,还要有几分运气和“贵人相助”。小时候就听舅舅对我们讲过:一次,敌人乘我主力外线作战,突袭我后方机关。就在敌人即将合围时,妈妈的一个姐妹弄枪走了火,敌人听到枪声,误以为是完成合围的信号,立即对爸爸妈妈所在的后勤机关发起了进攻。爸爸虽然戴着眼镜,但却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他的警卫员更是武艺高强。在撂倒了几个冒进的敌人后,敌人一则畏惧爸爸他们的枪法,二则误认为反正已经实现包围,跑不了,遂踌躇不前。战斗打成了相持。妈妈他们百十名机关人员乘机从敌人包围缺口中冲出,爸爸他们也且战且退,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如果不是那位女战士正巧弄枪走了火,等敌人完成了合围再进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前年我们一些新四军子女一起寻访老革命根据地时,叶飞的女儿叶小楠就对我们说过一件运气决定命运的事:皖南事变前,原决定是她爸爸叶飞的团随叶挺军部行动,后因一个偶然的原因临时耽搁了一下,军部遂临时决定,改为派遣就近的另一个团,护随军部前往皖南。结果,该团官兵大多壮烈牺牲。他爸爸这个团幸运地避开了皖南事变,保存下来,成为以后新四军放手发展壮大的主力骨干。如果不是那个偶然的原因,就不会有以后的人大副委员长叶飞了!爸爸妈妈认为他们都是战争的幸存者,时常回忆起那些曾在自己身边的,但已经牺牲了的许多优秀同志。爸爸从淮北带到苏北的贴身警卫员谢振友,枪法准确,武艺精湛,在保卫后方机关中立下了不少功劳。但他家有多人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苦大仇深,多次要求我父亲批准他到一线部队去痛杀鬼子。后来父亲终于被他感动,从自己负责的税警队中抽调了一个班的武装,用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起来交给他,由他担任班长,整建制地调到了3师7旅19团4连(后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半年后,谢振友在刘老庄阻击战中亲手杀死了几十个日本鬼子,和他的全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作为著名的刘老庄82烈士载入史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曾把刘老庄乡战斗誉为“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当前几年胡锦涛主席前往刘老庄缅怀吊唁82烈士时,电视广播提到了谢振友的名字,爸爸妈妈在电视前,向我们沉痛地回忆起了这位亲密的战友。
战争中还有另一种不那么光荣的英勇牺牲,险些让爸爸赶上。爸爸有一次在调运从根据地征集的物资时,由于麻痹轻敌,误认为河边的顽军不敢轻易动我新四军的物资,不听下属劝告,坚持将整船物资顺水运输。结果,由于内部有人投敌,提前将消息告诉了敌人。这船物资全部被敌人劫走。按照当时的军纪,这种错误被枪毙也是可能的。幸得李一氓同志网开一面,责令爸爸戴罪立功,在限期内重新筹得一批物资。黄克诚师长也主动表示,让那个投敌者逃脱掉,他本人也有用人失察的责任。为爸爸分担了一些责任。爸爸又及时完成了再筹军需物资的任务,才免于一死。由于有了这段“不杀之恩”,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风暴中,李一氓同志虽几经沉浮,但爸爸始终都是他最坚定可靠的朋友,直到他的临终。当然,爸爸之所以能及时完成任务,将功补过,除他工作能力强外,当时新四军的根据地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有能力源源不断地向部队供应财物,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根据后来军事科学院的研究:由于八路军所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人民贫穷。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的财政有60%以上是由新四军方面供应的。这是新四军对中国革命胜利所做出的一项鲜为人知的巨大贡献。读过现代战争学的人都知道,现代战争的胜负,在一定程度上拼的是财力物力。爸爸他们所从事的新四军后勤供应工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却很少见诸史料。但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们,却深知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例如,陈毅同志在淮海战役结束后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运粮小推车推出来的!
抗日战争刚结束,刘震司令员奉命率一个旅迅速北上东北,抢占战略先机。仓促间,他找到爸爸这位老战友,要求立即为他部队增添冬衣等装备。爸爸迅速调集了大批棉衣,还特意给了他一件里外全新的棉大衣,为他超配了武器弹药。当时,一些走得太仓促,没来得及装备冬衣的北上部队,因冻伤等严重减员,影响了战斗力。刘震的部队,因有充足的棉衣和武器弹药,成为北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屡建奇功。刘震司令员也一路高升。解放后担任过大军区负责人和共和国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多年后,他每见到父亲时,都要对父亲当年对他的物资“超配”表示感激不尽。
当年,爸爸在方毅同志兼任处长的财粮处担任副处长,具体负责新四军的筹钱和征粮工作。又直接受到李一氓同志的指导。对于新四军的后勤供应和保障工作情况,烂熟于心。我们曾多次劝爸爸趁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同志还活着,把这段史料写下来。爸爸却认为材料都在自己脑子里,以后再写不成问题。不料爸爸年过九旬后,脑力不济,力不从心了。除以前在对李一氓和方毅等同志的回忆录中零星提到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外,未能较完整地留下一段他亲身经历的有关新四军后勤工作的史料,是一大遗憾。
记得小时候看了电影《南征北战》后,我兴奋地对爸爸说,你们当年真神勇,“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打得敌人落花流水!”不料爸爸向我迎头泼了盆冷水,说:“什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是七战七捷后骄傲自满,被敌人打得几乎溃不成军!”“我去接应时,看到一位指挥员,问他,老弟,怎么这么一副狼狈相?他气喘吁吁地说,老兄,吃了大亏了,吃了大亏了!这次能活着回来,就算万幸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战争中哪有电影里说得那么浪漫”。妈妈也说,爸爸那时在前方,她们后方机关也因前线失利,仓促撤退,当时她赶着毛驴拼命跑,毛驴身上挎着两个筐,一头装的是哥哥,另一头是我和姐姐。一个和妈妈一起照顾我们的女战士,撤退时被冲散了,转向东北连云港方向突围,结果被敌人抓住,英勇牺牲了。妈妈她们向涟水方向撤退的,大部保全下来了。否则,妈妈、哥哥、姐姐和我可能就都完蛋了。有一次我看到爸爸的渡江作战奖章时,妈妈说是爸爸当时担任百万大军的粮食部长所得。他们抚摸着奖章,诉说着有多少个熟悉的战友倒在了江面上!-------
爸爸妈妈常说,许多优秀的同志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们只是剩下的渣子。能够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争风云活下来,实属侥幸。
全国解放队伍进城后,许多革命干部重建了家庭。但爸爸妈妈,始终恩恩爱爱,相敬如宾。从未有过绯闻。即使有了矛盾,也是和风细雨地解决,并避开孩子们。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见过爸爸妈妈红过脸,吵过架。其中原因,我想,爸爸出身书香门第,恪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妈妈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面色秀美,天生丽质,不用化妆,在任何时期都比她同年龄段的大多数人显得要年轻的多。这些固然都是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走到一起的,心底无私,彼此胸怀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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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 (二)
周轩进(1970届)

父母和周轩进甄小英周谦孙媳重孙女周安捷四世同堂
( 二)

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问题解决的好坏,始终关系到共产党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粮食部,是中央决策的最重要的核心参谋部之一,也是党内各种矛盾交汇的一个风口浪尖。爸爸从华东粮食局长的位置,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粮食部担任首任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兼党委书记。在党组书记两度空缺的情况下,担起重担,完成了粮食部的组建和一系列工作。 直到文革前被中央通过任命为粮食部副部长、后调任外交部之前,始终处在这一中央重要决策机构的风口浪尖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由于爸爸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因此遇到的政治风险更大。但爸爸妈妈始终不谋任何私利,一次又一次幸运地得到“贵人”相助,才得以逢凶化吉。使他和妈妈及我们这个家庭得以幸免于难。
在党内批判“高饶反党集团时”,因为爸爸是新四军和华东局出来的,提拔又快,而饶漱石曾担任过新四军政委和华东局书记,爸爸险些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分子。幸得新来的党组书记陈国栋证明爸爸是曾山同志提名破格提拔上来的,与饶漱石并无任何私人来往,才得以过关。但从原应有的7级工资,下调到10级。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视察徐水县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诸如 《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等脱离实际的社论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极左口号。掀起了大力发展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高潮。可是爸爸随后到徐水的“早稻卫星田”实地考察时,却发现这块田的早稻已开始枯死。一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些水稻是几天前从周围十里的稻田里挖过来给中央领导和来参观者看高产样子的!爸爸回来后,在粮食部党组会上如实地汇报了看到的真实情况。正在大家为真实情况而嘘唏时,不料一位副部长突然大着嗓门跳了起来,声色俱厉地指责爸爸是和毛主席亲自肯定的徐水经验唱反调,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要求立即对爸爸进行处理。爸爸和妈妈立即面临灭顶之灾。(彭德怀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夫人不得已而与之离了婚)。幸而李先念副总理听到情况后,当机立断,立即将这位副部长调到陕西省当副省长,并且命令他第二天必须赴任,一天也不准耽搁。以后,此人因工作有成绩,升任到邻省当了省长。李先念副总理当时是中央财委主任,他需要爸爸这样了解基层情况,又敢于讲真话的干部来协助他制定政策,遂以这样高超的政治铁腕,保护了爸爸,维护了当时党中央这一关于粮食问题的重要决策参谋机构的正常运转。爸爸妈妈也因此躲过一劫,与李先念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文革”中,一夜之间,满城都是“打倒李先念”的大标语。我坚信李先念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组织了一些人刷大标语,对这股逆流进行了坚决反击。 后来李先念作为国家主席出访巴基斯坦时,我恰在巴基斯坦当记者。李主席在紧张的国事访问中,告诉外交部礼宾司长我是“当年的粮食部副部长周伯萍的儿子”,专门召我去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并要我问候爸爸。
对爸爸妈妈更大的考验还在“大跃进”之后三年的“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最难忘的是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进行的一次“冒死进谏”。还记得当年有一天半夜,父亲去中南海前对妈妈和闻声爬起来的我说:“毛主席对我们说:共产党人要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爸爸以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语气向我们告别,嘱咐我好好听妈妈的话。我作为一个孩子,听到“离婚”,“杀头”这样的字眼。感到气氛有些浓重,怯生生地问:“爸爸,你不害怕吗?”爸爸大声回答我,其实也是说给妈妈听:“在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安危的大问题上,封建士大夫,尚能以死相谏,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连封建士大夫都不如!”
当时,缺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因缺粮饿病而死。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钢铁年代》首次在银幕上真实地披露了当时中国严重缺粮的情况。但是当时谁要敢于据实禀报,就会被诬陷为“反对三面红旗”,轻则罢官,重则打入“反革命”死牢。当时真正掌握各省报表中意外减少的各省配粮人口总数的(从中可知非正常死亡人数),每省只有两人,即省粮食厅长和省委第一书记。这些数据又直接汇总到兼任粮食部计划调配司司长的父亲手中。敢不敢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如实汇报病饿而死的人数?敢不敢要求党中央,暂停一下“自力更生”解决粮食的方针政策,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这是一个比当年揭露徐水县水稻卫星田造假要严重得多的大问题。弄得不好,会落得家破人亡,粉身碎骨的下场。恐怕到时候连李先念和周总理都保不了自己。
那夜,爸爸在向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汇报后,又和李先念同志等一起去周总理处商讨对策。而他们开完会后,周总理又单独将父亲留下来,一起反复核算纠正误差,因此最后的统计数字则只有周总理和父亲知道了。父亲统计完数字后,请求周总理允许他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冒死上书”,要求立即批准进口粮食。他痛苦地向总理陈诉:我们手中的粮食几乎调拨殆尽,连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也一用再用,难以为继了。事态已经严重到再迟进口一天粮食,都要多饿死多少万人那!周总理神态肃穆地对父亲说,“你相信我吗?如果相信,事情交给我来办”。据说父亲走后,周总理找毛主席彻夜长谈。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决定。理由是国际市场大米贵,小麦便宜。当然数量由总理定。
由于父亲如实报告了“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对李先念,陈云,周总理等早就想进口粮食的中央领导同志,提供了有力的配合。他们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使党中央及时统一了思想,迅速调整了粮食政策。成千上万吨加拿大的小麦和面粉等粮食立即进口,又按照父亲提供的各地缺粮数字资料,依轻重缓急,协调好火车车皮,直接从港口转运到各灾区,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百姓得救了!信佛的奶奶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时粮食的及时大量进口,救活的可不只是一命,也不止只是百条命,千条命,和万条命啊!
爸爸退休后,每逢重大生日,我总爱回忆这段往事,用奶奶的这段话来赞颂爸爸的功绩。但爸爸却不以为然,从不愿意人们谈起这段往事。在他看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饿死了那么多人,是共产党的奇耻大辱。毫无个人的功绩可言。而且纠正错误的过程又是那样的艰辛和危险,充满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回忆。
妈妈在爸爸屡经政治风险,几度可能毁灭家庭的政治高压和家庭缺粮等重重不堪忍受的困境下,甚至一度面临崩溃。那时哥哥姐姐在外上学,常不在家。妹妹们又小。只有我在身边,不时地乱插嘴,不知天高地厚地给爸爸出主意,常常因为 “谏言”不当和淘气,遭到爸爸的痛揍。爸爸老了以后还为此向我道歉,说那时候打我,是因为他工作压力大,心情烦躁,把我当成了出气筒。请我不要记恨他。他老人家那里知道,那时我虽小,已经能够理解爸爸当时打我的原因。而且奶奶为了爸爸成材,从小痛揍爸爸的故事我耳熟能详。爸爸从未因小时挨揍“记恨”过奶奶。反而像《红楼梦》里的贾政对贾母一样,对奶奶毕恭毕敬,孝顺有加。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怨恨”。以后更因能以自己弱小的身躯,为爸爸妈妈分担一点当时巨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使他们能为纠正党内错误,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后来,记得爸爸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国乱思良相,家贫思贤妻”。在国家经济的时刻,毛主席重新启用了陈云同志主持全国经济工作。1961年,史称“七千人大会”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爸爸和何畏、陈国栋、姚依林等四人,奉陈云同志的秘密派遣,分成两组,下去调查到了一些地方缺粮和农民为自救,自留地里的收成远好过大田作物等真实情况。陈云同志为避免可能伤及其他同志。告诉爸爸他们,这些情况,除向他本人汇报外,不得有任何外传,包括不能向粮食部党组会议汇报。北戴河中央会议前,陈云同志将爸爸他们调查的情况,单独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批评指责了陈云同志 “右倾”,“离右派只差半步”。据爸爸后来向我解释说,这个“半步”,就是因为他们严格遵守了陈云同志规定的纪律。使得陈云同志所说的情况,除向毛主席本人汇报外,没有做任何扩散。毛主席才没有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将陈云同志和邓子恢同志一样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也才又避免了一次被打成什么集团分子之类的劫难。后来,《陈云文选》出版时,爸爸曾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我(陈云)有三、四个可以无话不谈,正真交心的朋友”,自豪地对我们说:“我就是这三、四个人中的一个!”
最不能忘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家庭生活。尽管爸爸兼任着中央粮食部计划调配司司长,掌握着全国粮食的计划调拨权,但妈妈却饿得两腿浮肿!当时国家虽然给爸爸这样的高干配有一定的黄豆之类的补助品。但母亲深知父亲的工作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安危,决不能让他倒下,他倒下了,可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要倒下。因此第一重点要保父亲。作为母亲,她担心营养不良影响孩子们一辈子,第二重点要保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孩子。有时还要让出一点营养品给更困难的一般干部。剩下的营养不良就只能由母亲悄悄地咬牙扛着,以至严重浮肿了才被大家发现。每每想起母亲当年的浮肿,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多么伟大的妻子,多么伟大的母亲,多么伟大的中国妇女,多么伟大的共产党人呐!
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结交国际友人。他们有时会问起:“在别的国家,因政府失误死了几百人,几千人,政府就要下台。可是60年代初,中国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起来造反,甚至连怨言都很少听说?共产党是用什么办法控制住局面的?”我给他们讲了毛主席不吃肉,周总理节食和我的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妈妈的故事,他们皆默然了。
爸爸妈妈,一生淡泊名利。1964年中央已经通过爸爸的副部长任命,未及上任,即被陈老总要到外交部,准备外派当大使。又赶上“文革”。组织上说,此时此刻,无法派大使。只能去当临时代办,是党委书记,实际的一把手。问爸爸去不去。爸爸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当时外交部的干部中盛传:“外交部外派了一个副部级参赞(正常情况下,当时参赞多是副司级,少数为正司级)”。爸爸对此毫不介意。结果,几乎所有老干部都在国内遭受了各种磨难,陈国栋甚至被造反派装进麻袋殴打------,爸爸却在外交战线上,为中华民族扬威海外做出了重要贡献。爸爸从开始指导坦赞铁路勘探设计,到随方毅同志参加坦赞铁路建设谈判,后自己也受命直接担任坦赞铁路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几乎经历了坦赞铁路的建设全过程。坦赞铁路也是新中国的铁路技术第一次在海外扬眉吐气!
爸爸妈妈的无私无畏,淡薄名利,除了使他们自己在国外躲过了“文革”的摧残外,也使我们子女直接受惠。我当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给中央文革的康生贴大字报。“反中央文革”,这在当年也是死罪。但因中央有政策,在国外工作人员的家属子女一般不要动。助我躲过了一劫。
爸爸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首任大使时,又曾意外地遭受了一次几乎灭顶的灾难,即“雅典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首任大使周伯萍和夫人朱向明在希腊爱琴海边留影

1973年5月,爸爸刚刚递交完国书,上任才一个月,还没有来得及熟悉使馆和驻在国的情况,就被负责礼宾工作的使馆办公室和翻译的一系列错误,阴差阳错地领进了即将结束国庆招待会的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将以色列大使误作科威特大使,匆匆握手祝贺国庆。当时中国还没有和以色列建交。这一握手,被西方记者大肆渲染,在全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四人帮”正千方百计地寻找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外交工作的差错,以求夺取和控制外交大权。因此爸爸被紧急召回后见到唯一在家的妹妹周大捷时,第一句话就是:“我闯了个破天大祸,很可能杀头坐牢”。爸爸在向中央写的检查中,简单交代了一下事情经过和自己采取的几点补救措施外,承担了全部责任。没有丝毫责怪使馆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字句。我回到家后,问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时,爸爸对我说,“ 我是‘特命全权’大使,‘特命全权’就意味着要承担全部责任。既然已经铸成大错,自己作为大使无论如何是脱不了干系的,杀头坐牢,均由自己一人承担,没必要让更多的同志受到牵连”。在“四人帮”步步紧逼,企图篡夺外交大权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如果直接保护爸爸,爸爸反将遭受大劫,总理对此事的处理体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事件报回国后,总理立刻表示:“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从严查处。”总理办公室又以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称“雅典事件”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总理发出通报后不禁当着许多同志的面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啊!”我驻希腊使馆接通报后,也向外交部写了检查,说明了爸爸被误导的具体经过,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因父亲参加外交工作后从未在外交部工作,当时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就误以为爸爸“不是总理的人”,故未将此案视为攻击总理的机会,以较客观的态度将两份检查报告同时摆在了主席案头。毛主席大笔一挥,将外交部原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的字句全部划掉,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爸爸对所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终于使爸爸转危为安,度过一大劫数。紧接着来访的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也主动承担了希腊方面错误地将各使馆车队不加区别地引向以色列使馆的责任,坚持要求爸爸参加他来访的接待工作,并盼爸爸能返回希腊工作。使本来已铁定被撤销大使职务的爸爸,返回了希腊大使的岗位上。逃过了一生中又一次大劫难!当时使馆的同志已决定将那个犯有主要错误的翻译同志调回国内。被爸爸坚决阻止,说,“现在让他回去,他一辈子就完了,等过个一年半载的,事情冷却下来后再回去好好总结经验,还能继续为国家工作。”爸爸在战争中及和平时期都是这样,即使在自己遇到杀头之险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自己周围的同志。结果,“雅典事件”错误后,爸爸在外交部里的威信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后来爸爸又在阿尔及利亚,扎伊尔等国担任大使,妈妈作为大使夫人一直陪伴工作在爸爸身旁成为爸爸的好助手。她从不摆“夫人”架子,她说,“大使夫人的头衔只是为了对外工作方便,对内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志”。为了改善使馆同志的生活,她经常亲自下厨房。同志们有了思想问题,她总是耐心地开导。每次回国休假,她都为暂时不能回国的同志带回捎给家里的东西和书信,一家一家地走访------。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曾决定调爸爸去上海担任常务副市长。却因爸爸病倒在国外使馆,一时无法回国而未能成行。爸爸回国后,因中央调爸爸到上海任职一事,已时过境迁。组织上对爸爸下一步工作的安排,主动征求爸爸意见:“一是到外经贸部去当常务副部长,一是到新组建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给陈慕华主任当副手,主持日常工作。”爸爸没有选择令许多人羡慕的外经贸部领导岗位,而选择了对全国经济发展更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人口控制工作。记得当时国家计生委刚刚组建,又是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统计资料混乱缺失,人手缺少。我当时在光明日报担任编辑记者。还时常利用我的职业优势,帮助爸爸整理、分析各种人口资料数据,勾画出了解放后人口变化发展的曲线------。爸爸以求实的态度,务求各项数据真实可靠。日夜辛劳,终于为中央人口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腾飞,从另一个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后来,爸爸还根据人口变化发展的趋势,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过适当放松人口控制的建议。可惜,这种可以及时延长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的建议,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采纳。
在此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爸爸对此事的处理,再次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忠诚的高度一致性。像许多中央机关一样,当时单位里有些年轻人写好了大幅标语,准备上街声援绝食的学生。爸爸再三劝说阻止,但他们就是听不进去,说游行示威是他们的公民权利,谁也无权剥夺。爸爸无奈之下只好说,本来就要派你们出国进修,如果你们坚持你们的权利,我也将行使我的权利,就是不批准你们出国!------最后,这几个年轻人终于放弃了游行。爸爸主管的单位,成为当时少有的没有干部上街游行的国家机关之一。事后,机关办公厅主任执意要向中央写报告为父亲请功。被爸爸愤怒地予以制止。爸爸说:“我制止他们上街是因为他们政治上幼稚,是为了保护他们。你们这样做,将这几个年轻人置于何地?”后来在讨论是否批准这几个年轻人出国的会议上,许多人认为他们虽未上街游行,但已经写了标语,已犯错误,不能出国。但爸爸力排众议,说,他们放弃了游行,就是听了党的话,为什么不批准?并亲自担保他们出了国(当时如果有人出国不归,担保的单位领导,是要受到降职降级处分的)。以后他们学成归来,为党和国家做出了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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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 (三)


周轩进(1970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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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白金婚与周轩进兄妹五人合影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为他奉献的女人。爸爸妈妈的关系也不例外。爸爸在工作事业上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但在生活上却是一个不太会自理,永远也离不开妈妈照顾的人。有一次爸爸在中南海开了一夜会,清晨时离开,不想过早地叫醒司机,打算自己乘公交车回去。当售票员要爸爸买票时,爸爸才意识到自己兜里没有一分钱。因为爸爸从不到商店去买东西。发了钱都交给妈妈,自己从来不带钱。尴尬之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四分钱邮票,问售票员可不可以买票?售票员又好气又好笑,看看爸爸不像个耍赖逃票的人,摆了摆手说,算了算了,下次上车一定记着带钱。尴尬之余,爸爸像一个被赦免的犯了错误的小孩了一样落荒而逃。还有一次妈妈开玩笑说爸爸离开她几天就得饿死。因为爸爸什么饭都不会做。爸爸不服气地说,“我会煮挂面”。结果一试,把挂面放在冷水里,全都煮成了糊糊!引得全家哈哈大笑。


当然,再好的夫妻也难免有矛盾。解放初期,为了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妈妈在北京大学办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原打算继续上北大。但我们兄弟姐妹5人,外加一个没了父母,与我同龄的小姨,都要爸爸妈妈抚养,还有我的老奶奶,一家八、九口人,靠爸爸的一个表嫂“大大”,照顾不过来。爸爸虽然是“高干”,但没了妈妈这份收入,还是常常入不敷出。常要靠爸爸给人民日报或大公报等写稿,来补贴家用。那时,我非常羡慕哥哥,小小年纪,就能帮助爸爸誊写稿件,协助爸爸养家了!记得一年爸爸靠积攒的稿费,买回了一台“五灯收音机”,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从此,每当少年儿童节目“嗒嘀嗒———”的声音一响,爸爸都要招呼小妹妹小玲过来:“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每逢春节,我们全家也可以在家里听到侯宝林的相声了!------。妈妈要继续上学深造,就没有工资了。在经济,家务,孩子,老人,和爸爸工作繁忙的多重压力下,为了爸爸和这个家,妈妈只能选择牺牲自己的前途,放弃继续上学。


母亲由于常年在父亲领导下做人事工作,父亲总是坚持共产党人先人后己的原则,同时认为,做人事工作的同志,应该最后提级才能服众,才能做好其他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因此,每次遇到提拔机会,都把母亲压下来,把机会留给别人。由于爸爸的一压再压,母亲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从未犯过错误,直到离休时,才是副处级,而当年革命队伍中资历能力相同的老姐妹,绝大多数都是司局级或更高级别离休。年老多病时还不得不和年轻人一样排队挂号。看病硬要挤公交车,直到一次被车门夹断手臂才作罢。小时候常听粮食部的干部们说妈妈“党性强”,当时只知道他们是在夸奖妈妈,但并不懂“党性”是什么意思。直到入党多年后,才懂得了这份夸奖的份量。外交部老干部局面对母亲这种少见的低待遇情况,十分尴尬。后来,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才解决了母亲医疗的司局级待遇。
爸爸曾因在非洲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妈妈也因病经历了大手术。他们能够在几次危及生命的疾病中挺过来,也是得以庆祝自己白金婚的不可忽略的原因。我的叔叔婶婶虽然能从被打为“右派”的苦难中挺过来,成为享誉国外的知名学者,但终于未能挺过疾病关,就是一大遗憾。


为了人民的利益,爸爸曾以“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的英雄气概,向党中央如实报告严重的灾情。爸爸制止单位幼稚“年轻人”上街于先,舍身护犊力保“年轻人”出国于后------。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处处体现了爸爸毫不利己,一心为党为民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爸爸现在老了,思维有些迟钝了,但仍尽量坚持生活自理。妈妈则像当年照顾我们这些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爸爸的饮食起居和身体健康。爸爸每次起夜,妈妈不顾自己80多岁的高龄,都要亲自起来扶爸爸如厕,多少年如一日。因为妈妈既放心不下爸爸,也不愿影响保姆的休息。


现在,爸爸妈妈虽然因为年老体衰,无法再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他们七十年的白金婚经历永远是我们强大的精神支柱。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爸爸有了正部级医疗待遇,较好地延缓了爸爸脑力的衰退,妈妈也解决了司局级待遇。他们这些离休老干部都大幅度地提高了退休金待遇。得以安享晚年。爸爸晚年写的一首诗,充分体现了爸爸妈妈退休后的心情:  
“肩上无负担,心中无块垒;平生万事足,盛世享余年。”


虽说“万事足”,爸爸还是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回安徽肥西老家一趟。但终因年老体衰,被我们兄弟姐妹劝阻。爸爸当年投笔从戎前,曾当着众乡亲的面,掷石子于绕村一圈的圩河中,誓言:“不驱鞑虏,不革命成功,誓不返乡!”在爸爸90大寿前,我和姐姐一起回老家,看望了周家的家族聚集地“周老圩子”和爸爸的出生地“康弯圩子”,为爸爸捧回了家乡的土壤,替爸爸还了这个愿。


爸爸出身的周家,在历史上是安徽省数得上的名门望族。至今周老圩子里,还生长着一颗巨大的玉兰树,上面挂着一个“慈禧太后御赐周家”的大牌子。慈禧小名“玉兰”,钦赐与自己乳名相同的大树于周家,可见当时对周家的器重。据肥西史料记载,到民国时,周家仍然势大。黎元洪大总统,为拉拢周家,曾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女儿嫁到周家。解放后,族人们则以周家出了爸爸这样一个人物而感到自豪,并多次恳求爸爸出任周氏家谱编修委员会的主任。我和姐姐访问周老圩子时,当地纪念馆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当年的族人们却都认为爸爸是一个“弃家投(共)匪”的“逆子”。奶奶也因早年丧夫,又有了个共产党的儿子,受尽了家族和社会的屈辱。但奶奶是大家闺秀,虽然有一双缠足的小脚,却自小识文断字。深明大义。支持爸爸革命。我小时候就常看奶奶阅读《东周列国志》等长篇历史故事。我和姐姐从家乡回来后向爸爸报告,家乡的人们大多已富裕起来,有的承包了果木园,有的以家族史为招牌,开了乡村家庭旅馆,还有的族人成了现代企业家,如上市公司“海螺水泥”工厂的董事长以及信息产业的领先企业等。对几个尚存的家乡老人,我们也替爸爸给了一点钱。最后在我爱人甄小英的学生的帮助下,在合肥最新的“天鹅大酒店”招待了族亲们,使爸爸未了的心愿稍得宽慰。


在爸爸的客厅和书房里,至今悬挂着爸爸的两幅座右铭:一副是陈云同志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副是爸爸自己的格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爸爸妈妈一辈子做人和做事的准则。爸爸一生中在党内的职务和地位一直都不高,但却总处在一个能影响全局的关键岗位和风口浪尖上。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为了恪守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他们曾和李一氓、方毅、李先念、陈云,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经过了战争风云,度过了党内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在祖国盛世的今天终于迎来了他们结婚七十周年的家庭喜庆节日。


好久不看电视新闻的爸爸,在胡主席访美期间,一直守在电视机旁,不断地赞叹“真精彩!”他们当年在新四军结婚时,四周燃起的是抗日烽火,到处都是子弹飞,枪炮响。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还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积弱贫穷,山河破碎,无以为家。七十年后,在他们庆祝自己的白金婚时,四面升起的是庆祝新春的礼花,周围响起的是喜庆的爆竹声。他们亲眼看到了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看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不仅从此站起来了,而且胡主席和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平起平坐了!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老人家能不连呼“精彩”吗?在电视里传来奥巴马总统欢迎胡主席的21响礼炮声中,我按爸妈提供的部分诗句和意思,整理成一首小诗。其中最难的是要用七个字概括爸爸妈妈这七十年经历的大事,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反右派,反右倾等)以及“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等。苦思一夜,用“改”与“革”两字的拆与合,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这句出于我手的诗句,被姐妹们嘲笑为整诗中“最蹩脚的一句”。可怜“江郎才尽”,想不出更好的七字句来,还是允许我用爸爸妈妈的这首小诗来结束本文吧:


白金婚书怀


连理七十岁蹉跎,抗战建国改而革;


度尽劫波夫妻在,相视一笑慰家国。


                        周轩进完稿 于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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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版周轩进: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

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


周轩进 (1970届)


白金婚风雨情


连理七十岁蹉跎,抗战建国到改革;
度尽劫波夫妻在,相视一笑慰家国。


这首《白金婚书怀》,是爸爸妈妈革命婚姻七十年历程的真实写照。
父亲周伯萍(周本厚)和母亲朱向明(朱玲)是七十年前的二月一日,在新四军淮阴根据地内举行的婚礼。至今已整整七十周年。
妈妈从小被过继给我二姑奶奶朱秉清。二姑奶奶家住涟水。早年丧夫后,就开始变卖家产,支持共产党闹革命。她的家一度成为当地共产党秘密聚会的据点。每当“表叔”们来家“聚会”时,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妈妈不仅负责做饭,还主动在门外站岗“望风”,自觉地担任起保卫党的会议的任务,小小年纪就有了这样一段“革命经历”。1939年,妈妈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公学校(抗日公学)” 算是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妈妈后随校转入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后发展成独立营和老八团。后来才转到了新四军所属的税务局。遇到了爸爸。
有一次她指挥战士们合唱抗日革命歌曲时,由于年龄太小,个子还没长高,只能站在板凳上指挥。战士们在一片欢笑的歌声中极大地鼓舞了杀敌保家的士气!
在“反扫荡”,“反顽固”的残酷战争环境中,这股难得的欢乐士气,也深深感染了看到这一切的父亲。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漂亮的“站板凳姑娘”。------
抗日战争爆发时,爸爸高中尚未毕业,作为一名热血爱国知识青年,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战场。
在当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高中生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知识分子。既能拿枪,又能拿笔,且能打得一手好算盘(相当于现在的电脑高手),这样的人才不多。在前赴后继的严酷战争环境中,革命坚决的父亲,很快就升到了团级干部,在李一氓和方毅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兼任根据地税务局长和部队后勤等工作。
抗日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内部规定:年满28岁或团职以上的干部才可以在部队内结婚。爸爸当时虽然还不到28岁,但已是负责后勤工作的团级干部,算是符合结婚条件。等到二月一日妈妈生日这一天,这位虚岁18岁的“老革命”,就和爸爸这位年轻的“大干部”永远结合到了一起。
结婚七十年纪念之所以弥足珍贵,首先是因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双双都能够幸存实属不易。这里除了革命坚决、机智英勇外,还要有几分运气和“贵人相助”。
小时候就听舅舅对我们讲过:一次,敌人乘我主力外线作战,突袭我后方机关。就在敌人即将合围时,妈妈的一个姐妹弄枪走了火,敌人听到枪声,误以为是完成合围的信号,立即对爸爸妈妈所在的后勤机关发起了进攻。爸爸虽然戴着眼镜,但却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他的警卫员更是武艺高强。在撂倒了几个冒进的敌人后,敌人一则畏惧爸爸他们的枪法,二则误认为反正已经实现包围,跑不了,遂踌躇不前。战斗打成了相持。妈妈他们百十名机关人员乘机从敌人包围缺口中冲出,爸爸他们也且战且退,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如果不是那位女战士正巧弄枪走了火,等敌人完成了合围再进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前年我们一些新四军子女一起寻访老革命根据地时,叶飞的女儿叶小楠就对我们说过一件运气决定命运的事:皖南事变前,原决定是他爸爸叶飞的团随叶挺军部行动,后因一个偶然的原因临时耽搁了一下,军部遂临时决定,改为派遣就近的另一个团,护随军部前往皖南。结果,该团官兵大多壮烈牺牲。他爸爸这个团幸运地避开了皖南事变,保存下来,成为以后新四军放手发展壮大的主力骨干。如果不是那个偶然的原因,就不会有以后的人大副委员长叶飞了!
爸爸妈妈认为他们都是战争的幸存者,时常回忆起那些曾在自己身边的,但已经牺牲了的许多优秀同志。
爸爸从淮北带到苏北的贴身警卫员谢振友,枪法准确,武艺精湛,在保卫后方机关中立下了不少功劳。但他家有多人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苦大仇深,多次要求我父亲批准他到一线部队去痛杀鬼子。
后父亲终于被他感动,为壮其行色,从自己负责的税警队中抽调了一个班的武装,用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起来交给他,由他担任班长,整建制地调到了3师7旅19团4连(后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半年后,谢振友在刘老庄阻击战中亲手杀死了几十个日本鬼子,和他的全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作为著名的刘老庄82烈士载入史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曾把刘老庄乡战斗誉为“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当前几年胡锦涛主席前往刘老庄缅怀吊唁82烈士时,电视广播提到了谢振友的名字,爸爸妈妈在电视前,向我们沉痛地回忆起了这位亲密的战友。------
战争中还有另一种不那么光荣的英勇牺牲,险些让爸爸赶上。
爸爸有一次在调运从根据地征集的物资时,由于麻痹轻敌,误认为河边的顽军不敢轻易动我新四军的物资,不听下属劝告,坚持将整船物资顺水运输。结果,由于内部有人投敌,提前将消息告诉了敌人。这船物资全部被敌人劫走。按照当时的军纪,这种错误被枪毙也是可能的。幸得李一氓同志网开一面,责令爸爸戴罪立功,在限期内重新筹得一批物资。黄克诚师长也主动表示,让那个投敌者逃脱掉,他本人也有用人失察的责任。为爸爸分担了一些责任。爸爸又及时完成了再筹军需物资的任务,才免于一死。由于有了这段“不杀之恩”,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风暴中,李一氓同志虽几经沉浮,但爸爸始终都是他坚定可靠的朋友,直到他的临终。当然,爸爸之所以能及时完成任务,将功补过,除他工作能力强外,当时新四军的根据地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有能力源源不断地向部队供应财物,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根据后来军事科学院的研究:由于八路军所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人民贫穷。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的财政有60%以上是由新四军方面供应的。这是新四军对中国革命胜利所做出的一项鲜为人知的巨大贡献。读过现代战争学的人都知道,现代战争的胜负,在一定程度上拼的是财力物力。爸爸他们所从事的新四军后勤供应工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却很少见诸史料。但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们,却深知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刚结束,刘震司令员奉命率一个旅迅速北上东北,抢占战略先机。仓促间,他找到爸爸这位老战友,要求立即为他部队增添冬衣等装备。爸爸迅速调集了大批棉衣,还特意给了他一件里外全新的棉大衣,为他超配了武器弹药。
当时,一些走得太仓促,没来得及装备冬衣的北上部队,因冻伤等严重减员,影响了战斗力。刘震的部队,因有充足的棉衣和武器弹药,成为北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屡建奇功。刘震司令员也一路高升。解放后担任过大军区负责人和共和国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多年后,他每见到父亲时,都要对父亲当年对他的物资“超配”表示感激不尽。
当年,爸爸担任根据地担任财粮处副处长,具体负责部队的筹钱和征粮工作。直接受到李一氓同志的指导。对于新四军的后勤供应和保障工作情况,烂熟于心。我们曾多次劝爸爸趁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同志还活着,把这段史料写下来。爸爸却认为材料都在自己脑子里,以后再写不成问题。不料爸爸年过九旬后,脑力不济,力不从心了。除以前在对李一氓和方毅等同志的回忆录中零星提到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外,未能较完整地留下一段他亲身经历的有关新四军后勤工作的史料,是一大遗憾。
记得小时候看了电影《南征北战》后,我兴奋地对爸爸说,你们当年真神勇,“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打得敌人落花流水!”不料爸爸向我迎头泼了盆冷水,说:什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是七战七捷后骄傲自满,被敌人打得几乎溃不成军!”“ “胜败乃兵家常事,战争中哪有电影里说得那么浪漫”。妈妈也说,爸爸那时在前方,她们后方机关也因前线失利,仓促撤退,当时她赶着毛驴拼命跑,毛驴身上挎着两个筐,一头装的是哥哥,另一头是我和姐姐。一个和妈妈一起照顾我们的女战士,撤退时被冲散了,转向东北连云港方向突围,结果被敌人抓住,英勇牺牲了。妈妈她们是向涟水方向撤退的,大部保全下来了。否则,妈妈、哥哥、姐姐和我可能就都完蛋了。
有一次我看到爸爸的渡江作战奖章时,妈妈说是爸爸当时担任百万大军的粮食部长时所得。
解放战争后期,从淮海战役,到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我军打仗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投入几十万兵力到在长江边陈兵百万。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也越来越繁重、复杂和重要。为了协调和统一后勤供应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无序和混乱情况,我军历史上首次成立了专门的后勤司令部(这应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最早的前身)。由刘瑞龙同志担任首任司令员。爸爸在刘瑞龙和方毅等同志领导下,担任粮食部长。百万大军的“粮食部长”,官虽不大,但岗位却很重要。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再强的部队,如果没有粮食吃,也是不能作战的。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击溃袁绍的百万大军,就是因为成功地捣毁了袁军乌巢的军粮。诸葛亮失街亭,唱空城计,挥泪斩马谡,由胜转败,也是因为断了军粮。爸爸先后作为华东野战军和百万渡江作战大军的“粮草官”,尽职尽责。
爸爸凭借手中的一把铁算盘。在犬牙交错的敌我双方战线中,时刻保持着与前线指挥官和各地粮站的联系。根据战况,指挥百万民工的进退。指挥他们用手推车和扁担将粮食及时运抵作战部队。如果说,解放战争中,我军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坦克。我后勤部队则依靠小推车加扁担战胜了国民党的重型卡车!诸葛亮当年错用粮草官马谡,痛失街亭粮仓,使整个战役功败垂成。不得不铤而走险,靠唱”空城计”逃得一命。共产党和人民军.没有错用他们的后勤司令和粮食官!
当年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庄重曾在他去年发表的《淮海战役日记摘抄》中,记录了爸爸等向刘瑞龙同志汇报部队后勤供应工作的情况。后来,陈毅元帅曾高度评价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持和贡献,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上百万老百姓组成的民工用手推车推出来的。新四军原参谋长张云逸大将的儿子张光东将军曾向我精辟地分析过淮海战役以少胜多的原因之一:
淮海战役解放军以60万兵力全歼国民党80万部队。至今被国际军事史上列为“不可思议”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但老外们不懂,“国军”80万部队中,至少有20万属于后勤保障的非直接战斗人员。而我军除60万战斗人员外,还有100多万主要由手推车和扁担武装起来的,由民工组成的后勤供应大军。实际战役比例应是我解放军以160万兵力,全歼蒋军80万!
而这被国内外忽视的另一只百万大军的总指挥就是后勤司令部司令刘瑞龙。
当淮海战役大捷的胜利消息传来时,妹妹刚好出生. 因此在我军一片”大捷!大捷!”的胜利欢呼声中,妹妹取名周”大捷”。
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被后来军事史研究称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前身的后勤司令部也自行解散。甚至没有来得及留下一份完整的文书档案。
上海解放后,父亲作为华东粮食局长,充分运用他在新四军中为部队秘密运送粮食的经验和渠道。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数以千吨计的粮食运进上海,为陈云同志一举平易物价,彻底打垮粮食和银元投机商,奠定新中国人民币的地位,和巩固新中国的经济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爸爸妈妈常说,“许多优秀的同志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我们只是剩下的渣子”。能够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争风云活下来,实属侥幸。
全国解放,队伍进城后,许多革命干部重建了家庭。但爸爸妈妈,始终恩恩爱爱,相敬如宾。从未有过绯闻。即使有了矛盾,也是和风细雨地解决,并避开孩子们。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见过爸爸妈妈红过脸,吵过架。
其中原因,我想,爸爸出身书香门第,恪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妈妈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面色秀美,天生丽质,不用化妆,在任何时期都比她同年龄段的大多数人显得要年轻的多。这些固然都是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走到一起的,心底无私,彼此胸怀坦荡。





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问题解决的好坏,始终关系到共产党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粮食部,是中央决策的最重要的核心参谋部之一,也是党内各种矛盾交汇的一个风口浪尖。爸爸从华东粮食局长的位置,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粮食部担任首任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兼党委书记。在党组书记两度空缺的情况下,担起重担,完成了粮食部的组建和一系列工作。 直到文革前被中央通过任命为粮食部副部长、后调任外交部之前,始终处在这一中央重要决策机构的风口浪尖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由于爸爸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因此遇到的政治风险更大。但爸爸妈妈始终不谋任何私利,一次又一次幸运地得到“贵人”相助,才得以逢凶化吉。使他和妈妈及我们这个家庭得以幸免于难。
在党内批判“高饶反党集团时”,因为爸爸是新四军和华东局出来的,提拔又快,而饶漱石曾担任过新四军政委和华东局书记,爸爸险些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分子。幸得新来的党组书记陈国栋证明爸爸是曾山同志提名破格提拔上来的,与饶漱石并无任何私人来往,才得以过关。但从原应有的7级工资,下调到10级。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视察徐水县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诸如 《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等脱离实际的社论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极左口号。掀起了大力发展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高潮。可是爸爸随后到徐水的“早稻卫星田”实地考察时,却发现这块田的早稻已开始枯死。一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些水稻是几天前从周围十里的稻田里挖过来给中央领导和来参观者看高产样子的!爸爸回来后,在粮食部党组会上如实地汇报了看到的真实情况。正在大家为真实情况而嘘唏时,不料一位副部长突然大着嗓门跳了起来,声色俱厉地指责爸爸是和毛主席亲自肯定的徐水经验唱反调,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要求立即对爸爸进行处理。爸爸和妈妈立即面临灭顶之灾。(彭德怀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夫人不得已而与之离了婚)。幸而李先念副总理听到情况后,当机立断,立即将这位副部长调到外省当副省长,并且命令他第二天必须赴任,一天也不准耽搁。以后,此人因工作有成绩,升任到邻省当了省长。李先念副总理当时是中央财委主任,他需要爸爸这样了解基层情况,又敢于讲真话的干部来协助他制定政策,遂以这样高超的政治智慧,保护了爸爸,维护了当时党中央这一关于粮食问题的重要决策参谋机构的正常运转。爸爸妈妈也因此躲过一劫,对李先念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李先念作为国家主席出访巴基斯坦时,我恰在巴基斯坦当记者。李主席在紧张的国事访问中,专门召我去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并要我问候爸爸。
对爸爸妈妈更大的考验还在此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最难忘的是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进行”的一次“冒死进谏”。
还记得当年有一天半夜,父亲去中南海之前对妈妈和闻声爬起来的我说:“毛主席对我们说:共产党人要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爸爸以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语气向我们告别,嘱咐我好好听妈妈的话。我作为一个孩子,听到“离婚”,“杀头”这样的字眼,感到气氛有些浓重,怯生生地问:“爸爸,你不害怕吗?”爸爸大声回答我,其实也是说给妈妈听:“在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安危的大问题上,封建士大夫,尚能以死相谏,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连封建士大夫都不如!”
当时,缺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因缺粮饿病而死。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钢铁年代》首次在银幕上真实地披露了当时中国严重缺粮的情况。但是当时谁要敢于据实禀报,就会被诬陷为“反对三面红旗”,轻则罢官,重则打入“反革命”死牢。当时真正掌握各省报表中人口减少数和各省配粮人口总数的(从中可知非正常死亡人数),每省只有两人,即省粮食厅长和省委第一书记。这些数据又直接汇总到兼任粮食部计划调配司司长的父亲手中。敢不敢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如实汇报病饿而死的人数?敢不敢要求党中央,暂停一下“自力更生”解决粮食的方针政策,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这是一个比当年揭露徐水县水稻卫星田造假要严重的多的大问题。弄得不好,会落得家破人亡,粉身碎骨的下场。恐怕到时候连李先念和周总理都保不了自己。
那夜,爸爸在向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汇报后,又和李先念同志等一起去周总理处商讨对策。而他们开完会后,周总理又单独将父亲留下来,一起反复核算纠正误差,因此最后的统计数字则只有周总理和父亲知道了。
父亲统计完数字后,请求周总理允许他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冒死上书”,要求立即批准进口粮食。他痛苦地向总理陈诉:我们手中的粮食几乎调拨殆尽,连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也一用再用,难以为继了。事态已经严重到再迟进口一天粮食,都要多饿死多少万人那!周总理神态肃穆地对父亲说,“你相信我吗?如果相信,事情交给我来办”。据说父亲走后,周总理找毛主席彻夜长谈。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决定。理由是国际市场大米贵,小麦便宜。当然数量由总理定。
由于父亲如实报告了“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对李先念,陈云,周总理等早就想进口粮食的中央领导同志,提供了有力的配合。他们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使党中央及时统一了思想,迅速调整了粮食政策。成千上万吨加拿大的小麦和面粉等粮食立即进口,又按照父亲提供的各地缺粮数字资料,依轻重缓急,协调好火车车皮,直接从港口转运到各灾区,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百姓得救了!信佛的奶奶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时粮食的及时大量进口,救活的可不只是一命,也不止只是百条命,千条命,和万条命啊!
爸爸退休后,每逢重大生日,我总爱回忆这段往事,用奶奶的这段话来赞颂爸爸的功绩。但爸爸却不以为然,从不愿意人们谈起这段往事。在他看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饿死了那么多人,是共产党的奇耻大辱,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毫无个人的功绩可言。而且纠正错误的过程又是那样的艰辛和危险,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妈妈在爸爸屡经政治风险,几度可能毁灭家庭的政治高压和家庭缺粮等重重不堪忍受的困境下,甚至一度面临崩溃。那时哥哥姐姐在外上学,常不在家。妹妹们又小。只有我在身边,不时地乱插嘴,不知天高地厚地给爸爸出主意,常常因为 “谏言”不当和淘气,遭到爸爸的痛揍。
爸爸老了以后还为此向我道歉,说那时候打我,是因为他工作压力大,心情烦躁,把我当成了出气筒。请我不要记恨他。他老人家那里知道,那时我虽小,已经能够理解爸爸当时打我的原因。而且奶奶为了爸爸成材,从小痛揍爸爸的故事我耳熟能详。爸爸从未因小时挨揍“记恨”过奶奶。反而像《红楼梦》里的贾政对贾母一样,对奶奶毕恭毕敬,孝顺有加。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怨恨”。以后更因能以自己弱小的身躯,为爸爸妈妈分担一点当时巨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使他们能为减少错误造成的损失,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后来,记得爸爸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国乱思良相,家贫思贤妻”,重新启用了陈云同志主持全国经济工作。
1961年,史称“七千人大会”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爸爸和何畏、陈国栋、姚依林等四人,奉陈云同志的秘密派遣,分成两组,下去调查到了一些地方缺粮和农民为自救,自留地里的收成远好过大田作物等真实情况。陈云同志为避免可能伤及其他同志。告诉爸爸他们,这些情况,除向他本人汇报外,不得有任何外传,包括不能向粮食部党组会议汇报。北戴河中央会议前,陈云同志将爸爸他们调查的情况,单独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批评指责了陈云同志 “右倾”,“离右派只差半步”。据爸爸后来向我解释说,这个“半步”,就是因为他们严格遵守了陈云同志规定的纪律。使得陈云同志所说的情况,除向毛主席本人汇报外,没有做任何扩散。毛主席才没有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将陈云同志和邓子恢同志一样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也才又避免了一次被打成什么集团分子之类的劫难。后来,《陈云文选》出版时,爸爸曾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我(陈云)有三、四个可以无话不谈,正真交心的朋友”,对我们说:“我就是这三、四个人中的一个!”
最不能忘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尽管爸爸兼任着中央粮食部计划调配司司长,掌握着全国粮食的计划调拨权,但妈妈却饿得两腿浮肿!当时国家虽然给爸爸这样的高干配有一定的黄豆之类的补助品。但母亲深知父亲肩 上担子的分量,决不能让他倒下,他倒下了,可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要倒下。因此第一重点要保父亲。作为母亲,她担心营养不良影响孩子们一辈子,第二重点要保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孩子。有时还要让出一点营养品给更困难的一般干部。剩下的营养不良就只能由母亲悄悄地咬牙扛着,以至严重浮肿了才被大家发现。每每想起母亲当年的浮肿,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多么伟大的妻子,多么伟大的母亲,多么伟大的中国妇女,多么伟大的共产党人呐!
因为工作关系常常结交国际友人,他们有时会问起:“在别的国家,因政府失误死了几百人,几千人,政府就要下台。可是60年代初,中国饿死了上千万人,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起来造反,甚至连怨言都很少听说?共产党是用什么办法控制住局面的?”我给他们讲了毛主席不吃肉,周总理节食和我的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妈妈的故事,他们皆默然了。
爸爸妈妈,一生淡泊名利。1964年中央已经通过爸爸的副部长任命,未及上任,即被陈老总要到外交部,准备外派当大使。又赶上“文革”。组织上说,此时此刻,无法派大使。只能去当临时代办,是党委书记,实际的一把手。问爸爸去不去。爸爸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当时外交部的干部中盛传:“外交部外派了一个副部级参赞(正常情况下,当时参赞多是副司级,少数为正司级)”。爸爸对此毫不介意。
结果,几乎所有老干部都在国内遭受了各种磨难,陈国栋甚至被造反派装进麻袋殴打------,爸爸却在外交战线上,为中华民族扬威海外做出了重要贡献。爸爸从开始指导坦赞铁路勘探设计,到随方毅同志参加坦赞铁路建设谈判,后自己也受命直接担任坦赞铁路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几乎经历了坦赞铁路的建设全过程。坦赞铁路也是新中国的铁路技术第一次在海外扬眉吐气!
爸爸妈妈的无私无畏,淡薄名利,除了使他们自己在国外躲过了“文革”的摧残外,也使我们子女直接受惠。我当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给中央文革的康生贴大字报。“反中央文革”,这在当年也是严重罪行。但因中央有政策,在国外工作人员的家属子女一般不要动。助我躲过了一劫。
爸爸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首任大使时,又曾意外地遭受了一次几乎灭顶的灾难———“雅典事件”。
1973年5月,爸爸刚刚递交完国书,上任才一个月,还没有来得及熟悉使馆和驻在国的情况,就被负责礼宾工作的使馆办公室和翻译的一系列错误,阴差阳错地领进了即将结束国庆招待会的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将以色列大使误作科威特大使,匆匆握手祝贺国庆。当时中国还没有和以色列建交。这一握手,被西方记者大肆渲染,在全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四人帮”正千方百计地寻找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外交工作的差错,以求夺取和控制外交大权。因此爸爸被紧急召回后见到唯一在家的妹妹周大捷时,第一句话就是:“我闯了个破天大祸,很可能杀头坐牢”。爸爸在向中央写的检查中,简单交代了一下事情经过和自己采取的几点补救措施外,承担了全部责任。没有丝毫责怪使馆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字句。我回到家后,问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时,爸爸对我说,“ 我是‘特命全权’大使,‘特命全权’就意味着要承担全部责任。既然已经铸成大错,自己作为大使无论如何是脱不了干系的,杀头坐牢,均由自己一人承担,没必要让更多的同志受到牵连”。在“四人帮”步步紧逼,企图篡夺外交大权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如果直接保护爸爸,爸爸反将遭受大劫,总理对此事的处理体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事件报回国后,总理立刻表示:“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从严查处。”总理办公室又以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称“雅典事件”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总理发出通报后不禁当着许多同志的面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啊!”我驻希腊使馆接通报后,也向外交部写了检查,说明了爸爸被误导的具体经过,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将两份检查报告同时摆在了主席案头。毛主席大笔一挥,将外交部原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的字句全部划掉,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爸爸对所犯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终于使爸爸转危为安,度过一大劫数。紧接着来访的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也主动承担了希腊方面错误地将各使馆车队不加区别地引向以色列使馆的责任,坚持要求爸爸参加他来访的接待工作,并盼爸爸能返回希腊工作。使本来已铁定被撤销大使职务的爸爸,返回了希腊大使的岗位上。逃过了一生中又一次大劫难!当时使馆的同志已决定将那个犯有主要错误的翻译同志调回国内。被爸爸坚决阻止,说,“现在让他回去,他一辈子就完了,等过个一年半载的,事情冷却下来后再回去好好总结经验,还能继续为国家工作。”爸爸总是这样,关心自己周围的同志胜于考虑个人的得失。
爸爸在战争中及和平时期都是这样,即使在自己遇到杀头、丢官之险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自己周围的同志。
结果,“雅典事件”错误后,爸爸在外交部里的威信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后来爸爸又在阿尔及利亚,扎伊尔等国担任大使,妈妈作为大使夫人一直陪伴工作在爸爸身旁,成为爸爸的好助手。妈妈从不摆“大使夫人”的架子,说:“大使夫人”的头衔,只是为了对外工作方便,对内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志”。为了改善使馆同志的生活,她经常亲自下厨房。同志们有了思想问题,她总是耐心地开导。每次回国休假,她都为暂时不能回国的同志带回捎给家里的东西和书信,一家一家地走访------。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曾决定调爸爸去上海担任常务副市长。却因爸爸病倒在国外使馆,一时无法回国而未能成行。
爸爸回国后,因中央调爸爸到上海任职一事,已时过境迁。组织上对爸爸下一步工作的安排,主动征求爸爸意见:“一是到外经贸部去当常务副部长,一是到新组建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给陈慕华主任当副手,主持日常工作。”爸爸没有选择令许多人羡慕的外经贸部领导岗位,而选择了对全国经济发展更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人口控制工作。记得当时国家计生委刚刚组建,又是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统计资料混乱缺失,人手缺少。我当时在光明日报担任编辑记者。还时常利用我的职业优势,帮助爸爸整理、分析各种人口资料数据。爸爸以求实的态度,务求各项数据真实可靠。组织计生委有关人员 ,日夜辛劳,勾画出了解放后人口变化发展的曲线------。为中央人口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腾飞,从另一个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后来,爸爸还根据人口变化发展的趋势,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过适当放松人口控制的建议。可惜,这种可以及时延长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的建议,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采纳。-----
在此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爸爸对此事的处理,再次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忠诚的高度一致性。像许多中央机关一样,当时单位里有些年轻人写好了大幅标语,准备上街声援绝食的学生。爸爸再三劝说阻止,但他们就是听不进去,说游行示威是他们的公民权利,谁也无权剥夺。爸爸无奈之下只好说,本来就要派你们出国进修,如果你们坚持你们的权利,我也将行使我的权利,就是不批准你们出国!------最后,这几个年轻人终于放弃了游行。爸爸主管的单位,成为当时少有的没有干部上街游行的国家机关之一。事后,机关办公厅主任执意要向中央写报告为父亲请功。被爸爸愤怒地予以制止。爸爸说:“我制止他们上街是因为他们政治上幼稚,是为了保护他们。你们这样做,将这几个年轻人置于何地?”后来在讨论是否批准这几个年轻人出国的会议上,许多人认为他们虽未上街游行,但已经写了标语,已犯错误,不能出国。但爸爸力排众议,说,他们放弃了游行,就是听了党的话,为什么不批准?并亲自担保他们出了国(当时如果有人出国不归,担保的单位领导,是要受到降职降级处分的)。以后他们学成归来,为党和国家做出了新贡献。------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为他奉献的女人。爸爸妈妈的关系也不例外。爸爸在工作事业上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但在生活上却是一个不太会自理,永远也离不开妈妈照顾的人。有一次爸爸在中南海开了一夜会,清晨时离开,不想过早地叫醒司机,打算自己乘公交车回去。当售票员要爸爸买票时,爸爸才意识到自己兜里没有一分钱。因为爸爸从不到商店去买东西。发了钱都交给妈妈,自己从来不带钱。尴尬之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四分钱邮票,问售票员可不可以买票?售票员又好气又好笑,看看爸爸不像个耍赖逃票的人,摆了摆手说,算了算了,下次上车一定记着带钱。尴尬之余,爸爸像一个被赦免的犯了错误的小孩了一样落荒而逃。还有一次妈妈开玩笑说爸爸离开她几天就得饿死。因为爸爸什么饭都不会做。爸爸不服气地说,“我会煮挂面”。结果一试,把挂面放在冷水里,全都煮成了糊糊!引得全家哈哈大笑。------
当然,再好的夫妻也难免有矛盾。
解放初期,为了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妈妈在北京大学办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原打算继续上北大。但我们兄弟姐妹5人,外加一个没了父母,与我同龄的小姨,都要爸爸妈妈抚养,还有我的老奶奶,一家八、九口人,如果仅靠爸爸的一个表嫂操持家务,照顾不过来。爸爸虽然是“高干”,但没了妈妈这份收入,还是常常入不敷出。常要靠爸爸给人民日报或大公报等写稿,来补贴家用。那时,我非常羡慕哥哥,小小年纪,就能帮助爸爸誊写稿件,协助爸爸养家了!记得一年爸爸靠积攒的稿费,买回了一台“五灯收音机”,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从此,每当少年儿童节目“嗒嘀嗒———”的声音一响,爸爸都要招呼小妹妹小玲过来:“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每逢春节,我们全家也可以在家里听到侯宝林的相声了!------。妈妈要继续上学深造,就没有工资了。在经济,家务,孩子,老人,和爸爸工作繁忙的多重压力下,为了爸爸和这个家,妈妈只能选择牺牲自己的前途,放弃继续上学。------
母亲由于常年在父亲领导下做人事工作,父亲总是坚持共产党人先人后己的原则,同时认为,做人事工作的同志,应该最后提级才能服众,才能做好其他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因此,每次遇到提拔机会,都把母亲压下来,把机会留给别人。由于爸爸的一压再压,母亲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从未犯过错误,直到离休时,才是副处级,而当年革命队伍中资历能力相同的老姐妹,绝大多数都是司局级或更高级别离休。年老多病时还不得不和年轻人一样排队挂号。看病硬要挤公交车,直到一次被车门夹断手臂才作罢。小时候常听粮食部的干部们说妈妈“党性强”,当时只知道他们是在夸奖妈妈,但并不懂“党性”是什么意思。直到入党多年后,才懂得了这份夸奖的份量。外交部老干部局面对母亲这种少见的低待遇情况,十分尴尬。后来,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才解决了母亲医疗的司局级待遇。


爸爸曾因在非洲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妈妈也因病经历了大手术。他们能够在几次危及生命的疾病中挺过来,也是得以庆祝自己白金婚的不可忽略的原因。我的叔叔婶婶虽然能从被打为“右派”的苦难中挺过来,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但终于未能挺过疾病关,就是一大遗憾。
为了人民的利益,爸爸曾以“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的英雄气概,向党中央如实报告严重的灾情。爸爸制止单位幼稚“年轻人”上街于先,舍身护犊力保“年轻人”于后------。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处处体现了爸爸毫不利己,一心为党为民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爸爸现在老了,思维有些迟钝了,但仍尽量坚持生活自理。妈妈则像当年照顾我们这些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爸爸的饮食起居和身体健康。爸爸每次起夜,妈妈不顾自己80多岁的高龄,都要亲自起来扶爸爸如厕,多少年如一日。因为妈妈既放心不下爸爸,也不愿影响保姆的休息-----。
现在,爸爸妈妈虽然因为年老体衰,无法再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他们七十年的白金婚经历永远是我们强大的精神支柱。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爸爸有了正部级医疗待遇,较好地延缓了爸爸脑力的衰退,妈妈也解决了司局级待遇。他们这些离休老干部都大幅度地提高了退休金待遇。得以安享晚年。爸爸晚年写的一首诗,充分体现了爸爸妈妈退休后的心情:  “肩上无负担,心中无块垒;平生万事足,盛世享余年。


在爸爸的客厅和书房里,至今悬挂着爸爸的两幅座右铭:一副是陈云同志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一副是爸爸自己的座右铭:“宽厚待人,严格律己,勤奋工学,淡泊名利”。这是爸爸妈妈一辈子做人和做事的准则。爸爸一生中在党内的职务和地位一直都不高,但却总处在一个能影响全局的关键岗位和风口浪尖上。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为了恪守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他们曾先后和李一氓、方毅、李先念、陈云,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经过了战争风云,度过了党内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终于迎来了他们结婚七十周年的家庭节日。
好久不看电视新闻的爸爸,在胡主席访美期间,一直守在电视机旁。听着电视里传来奥巴马总统欢迎胡主席的21响礼炮声。爸爸不断地赞叹“真精彩!”他们当年在新四军结婚时,四周燃起的是抗日烽火,到处都是子弹飞,枪炮响。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还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积贫积弱,山河破碎,无以为家。七十年后,在他们庆祝自己的白金婚时,四面升起的是庆祝新春的礼花,周围响起的是喜庆的爆竹声。他们亲眼看到了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看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不仅从此站起来了,而且胡主席和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几乎平起平坐了!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老人家能不连呼“精彩”吗?。
爸爸妈妈结婚七十周年,也是我党我国从弱到强,经历种种曲折,发展壮大的七十年。结婚`七十周年,在西方大多习惯叫《白金婚》。特参照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金婚风雨情》,著文《白金婚风雨情》,以纪念庆祝我党建党九十周年。


                       --- 周轩进完稿 于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


star 续记一


"神九落地,英魂升天"。《白金婚风雨情》的男主人翁,我亲爱的父亲周伯萍在与疾病顽强搏斗了3个多月后,走了。告别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现实社会政治舞台,为子女和后来的共产党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走了。他在最后等来了重孙女丫丫(周安捷)轻柔的呼唤后,于2012年6月29日17点30分停止了最后一次心跳。安详,平和,没有任何痛苦和遗憾地永远地走了。
一年多前,为庆祝爸爸妈妈结婚70周年而写的《白金婚风雨情》,被临时作为爸爸的生平介绍在网站上重新发表了。原作系一夜之间根据记忆一气呵成。重点回忆了爸爸妈妈70年奋斗的坎坷、艰辛,及老来圆满的大结局。没有过度地涉及爸爸的功劳。作为生平介绍重新发表,这次细化了爸爸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作为全军的“总粮草官”的具体作用和功劳。
另外,根据有关史料,上海解放初,由陈云同志领导的,与银元,粮食,布匹投机商和敌对势力进行的一场经济大战,对新政权的建立可谓生死攸关。堪称一场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爸爸处在粮食局长的关键位置上,出色完成了陈云同志交给的任务。这次也稍有补充。
此役后爸爸深得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任。这也是父亲后来出任共和国粮食部首任办公厅主任,成为多年来中央粮食政策的主要操盘手的重要原因。多年来,不论粮食部的职务如何变动,部里仅有的两张进出中南海的通行证,始终有爸爸一个,足见中央对爸爸的信任。
爸爸在他最后一个工作岗位上,遇到了6.4风波。在大风大浪中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
爸爸在整个风波中,不论是对党还是对群众,始终保持着同一幅面孔和同一颗心,那就是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生前不便细说,这次也秉笔直书,功过是非任由人评说。


--- 周轩进,2012年6月30日

http://ourenglish.org/NKAlumni/Zhouxuanjin/70thwedding-fulltext06302012.html

依依别惜
--《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 续记二
周轩进 (1970届)

2012年7月5日上午10点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与`爸爸的遗体举行了`最后的告别。爸爸慈祥的遗像挂在大厅中央,左侧依次为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彭云,蒋正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一些部长,将军,大使,以几及故李先念主席夫人林佳楣,周恩来总理的亲属,和王首道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等诸多亲朋好友敬献的花圈。右面是中组部,计生委等党和国家部委,以及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等组织机构向爸爸敬献的花圈。两边的花圈,摆满了大厅后,又一直外延到外面的等候厅。新四军老战士丁兆甲叔叔,正在外地开会的张光东少将(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大将的儿子),王守道的女儿王维滨以及李海文、王素廉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和大姨李少清及叔叔舅舅家的孩子等亲朋好友都专程赶来向爸爸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计生委的原主任张维庆,不论是过去在职委里时还是现在任职政协时,经常登门向爸爸问寒问暖。现任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正在国外访问时听到爸爸生病住院的消息后,在回国后的第一时间就到医院探望爸爸。许多和爸爸共事过的同事,不论是上级,下级还是同级,只要是了解爸爸的,都对爸爸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友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了.还有的群众,仅仅是凭着对爸爸这样人民公仆的景仰,不邀自来地向爸爸表达最后的敬意。
此前,习近平,李源潮曾打来电话,向爸爸表示哀悼,向妈妈表示慰问。后来, 胡锦涛总书记也打来了慰问电话,这些都使我们全家几度热泪盈眶。因为即使在筹备十八大这样最重要,最繁忙,最紧张的时刻,他们都没有忘记爸爸。这是对爸爸一生为党为民无私奉献的最好回报。是对爸爸英灵最好的告慰。

7月5日的天气和前几天的高温暴晒及狂风暴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上起灵时,天山掉下了雨滴,好像老天也在为爸爸的离去而垂泪。老天爷好像知道爸爸一生爱党爱民,不愿意让来向他作最后告别的领导和群众遭受日晒雨淋,随后收起了雨滴,一直没有出太阳,直到散会后,悼念的人们回到了家,才又撒了几滴雨泪,向爸爸表示了最后的惜别。

上午10点半左右,原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云等同志, 在先行慰问了妈妈后,来到了告别大厅向爸爸的遗体深深鞠躬, 向爸爸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当她依次握手,来到我面前时,往事涌上心头:我深深地知道,这位当前中国最令人尊敬的妇女,绝不仅仅是来例行公事的,她是怀着和爸爸在共和国危难关头,并肩作战的深厚的战友之情,来向爸爸作最后的告别的!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千言万语,如梗在喉,只说出了一句话:“谢谢你来向爸爸作最后的告别!”
女中豪杰,人中凤凰-彭珮云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彭珮云。文革风云突起时,她是北京市大学部的部长。是全国所有起来“造反”的学生或红卫兵的主攻目标。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场场震耳欲聋的批斗会,都高呼“打倒彭珮云”,“彭珮云不低头就砸烂她的狗头”。但彭珮云就像是一棵娇小挺拔的青松。坚信文革是错误的,坚决不肯低下她那高贵的头颅!其大义凛然的神态,简直就像是在敌人铡刀面前绝不肯低头的刘胡兰!给不论是反对她还是支持她的两派群众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粉碎四人帮后,她在历尽磨难之后终于复出来到国家计生委任职。爸爸对她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因为有了这样一位有威望,有魄力的领导。计生委许多初建时期遇到的难题,都有望得到解决。
爸爸当时虽然由于年龄关系,已退出了一线工作岗位,但组织上还要借重他的影响力,不让他退休。要他担任了国家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负责协会日常工作。协会会长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待遇)王首道同志担任(后由退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担任会长)。国家计划生育协会是中央正式批准的与全国妇女联及共青团并列的三大社团组织。2000多万会员,几十万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城乡。堪称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社团组织。

彭珮云上任后,工作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解决了许多难题。但由于工作作风强势,也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因此到爸爸等处告她“霸道”。爸爸总是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告诉她们彭作风虽有些强势,但都是为了做好工作,没有一点私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必须好好配合她工作。日久见人心,爸爸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爸爸和同志们的有力配合下,彭珮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很快荣升为国务委员,后又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她在工作中了解了爸爸的人品人格,始终将爸爸引以为朋友。

没想到这种友谊,在共和国遇到的又一次危机关头,发挥了意外巨大的作用,帮助爸爸和彭佩云,完成了一件中央交办的一件重要的任务。

这件任务可从爸爸生平简介中一句简单的话中看出端倪:周伯萍同志“曾任世界著名国际组织<争取更好世界协会〉中国理事。

“六.四风波”之初,全世界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中国一遍喊打之声。西方世界对中国外交几乎进行了全面封锁。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在一次聚会上,原驻美大使章文晋先生对父亲痛心地说:“周总理从亚非会议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外交,竟然毁于一旦!现在连文革的时候都不如。文革时还有你老兄坦桑尼亚,坦赞铁路的大亮点,还有巴基斯坦卡拉奇的通道。现在的外交工作几乎全面停顿了!”章大使当时说的痛不欲生。没想到此言竟成诀别。仅仅几天后,章文晋同志就在绝望中悲奋的辞世了!由此一斑,足可见当时我国面临外交形势之严峻和我外交官倍感压抑的程度。

就在我国外交被各种反华势力重重包围,几乎找不到任何突破口的时候。<争取更好世界协会〉却意外地成为一线曙光。

由美国有线电视(CNN)总裁泰徳.特纳和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几年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高级民间组织,〈争取更好世界协会〉(Better World Society)。该协会由美国前总统卡特,前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尔福德任理事, CNN老板特纳提供赞助和各种支持任理事长。各参加国各派一名前高官担任理事。这些前高官多为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其副职,最低也是前部长,如前苏联。这个协会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级别最高的国际民间组织。该协会也向中国发出了派员参加的邀请。

中央在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派员参加,看看能否从高级民间外交活动入手,首先取得突破,再向其它领域推进。1989年那场风波后,爸爸在这个组织中的任务,实际上是中央在重重外交包围中,正面反击受阻时,向外派出的一支寻求突破的外交奇兵!

中央最初决定由前外长黄华同志出任中国理事。但被黄华同志以健康等理由婉拒了。黄华同志向中央建议:派周伯萍同志以无任所大使的名义出任中国理事。
开局出乎意料的顺利。特纳雄心勃勃建立的这个世界最高级别的民间组织,缺了中国很难算数。爸爸的到任,解了他心头之难。再加上爸爸朴实无华,待人诚恳的外交作风,很快得到了特纳和卡特等人的信任。特纳甚至以最高的私人礼节,亲自执鞭,驾驶他的豪华马车带爸爸去参观他的庄园别墅。

记得那年海湾战争结束时,CNN因为在海湾战争中屡屡暴出独家新闻,收视率和风头都大大盖过了美国ABC 和NBC等主流电视台。俨然成为了美国第一大电视台。特纳为此特意为他的金牌记者召开了庆功会。并请〈争取更好世界协会〉(Better World Society)理事们参加。爸爸此时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已经成为了特纳的“哥们”。我当时受国家新闻出版署派遣,在纽约一家中国出版公司担任执行总裁,也在纽约。作为周大使公子,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不仅如此,还把我作为中国记者,请上主桌,当面聆听他的金牌记者是如何战胜他的同行竞争者,抢先获得一个又一个独家新闻的。我趁机插嘴做工作说:现在的独家新闻在中国国内。

随后在分组讨论时,我和协会理事,一位日本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等坐在一桌。记得在讨论是否应写进“在国与国的国际交往中应禁止一切武力”时,这位日籍副秘书长,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说:“按照中国的一种提法“文攻武卫”,将武力仅仅用在防卫方面还是可以考虑的”,其他人听后似乎不太同意,但一时又说不出什么。我本没资格发言,但既然提到了中国,别人不了解情况。我不得不`插言道:“军事上有一条原则,在一定条件下,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因此,不管是否只限于防卫,只要允许使用武力,就一定会在进攻中使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文攻武卫”,最终几乎演变成了一场全面内战就是明证”。副秘书长看了看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由于爸爸成功地在<争取更好世界协会〉站住了脚,能相机向特纳和其他理事介绍中国正面的消息的线索。特纳的CNN开始率先报道了一些中国的正面消息,并为此受到其它主流电视台的攻击。但喜欢特立独行的特纳,别人越攻击,他越起劲。开时比较大量地报道中国的正面消息。这时,特纳在他事业顶峰中又迎来了生活中的一个高潮。好莱坞的奥斯卡女主角奖获得者,国际影星简.芳达,接受了特纳的求婚,和他喜结良缘了。特纳向新婚妻子夸下了海口: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CNN,没有一个国家不欢迎他特纳!简.芳达趁机提出了要到中国蜜月旅行的要求。特纳遂向爸爸提`出了要求。

这给爸爸出了个很大的难题。一方面,在不断负面报道中国的舆论包围中,刚刚撕开了一个突破口,这个滩头阵地必须继续巩固扩大。特纳的合理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另一方面,国内对CNN的成见极深。主要是六.四时,CNN报道的天安门坦克前有人阻挡的镜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国内有人恨之入骨,极力封杀。

另外,国内有些不懂外宣的官员,每天在统计着CNN又发表了几篇抹黑中国的报道等等,向上报告。似乎CNN越变越坏。实际上,在一片负面报道中国的舆论中,多抹黑一笔和少抹黑一笔并无多大区别。反到是每多一篇正面报道中国的消息,对于改善中国对外形象都极为重要。

正确的做法是置负面报道于不顾,而每天逐台统计,对比正面或中性报道中国的消息.

但国内有关部门,不知是不懂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基本的外宣原则。每每误导中央对外国媒体的判断。使爸爸申请特纳访华的报告屡屡受挫。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国内终于批准了特纳的访华报告,但条件是只按民间接待,官方不参加。爸爸知道这样的接待方案是行不通的,会极大地伤害特纳的自尊心,很可能会使我们刚刚撬开的一点突破口,重新关闭。会使我国尽快突破海外舆论和外交封锁,尽快恢复改革开放大局的总体战略大大受挫。但没办法,只能先接受下来,走一步看一步。尽量争取。

为了争取时间,爸爸为特纳设计的方案是,先尽情陪夫人旅游观光购物,把会见领导人的高潮放在最后的告别宴会上。特纳夫妇欣然同意。玩的很尽兴。在此期间,爸爸四处活动,但由于政府最高领导人等坚决拒绝。其他人也不愿自找麻烦,结果连一个正部级官员的接待都落实不下来。而最后高潮的日子却越来越逼近。爸爸心急如焚,他深知特纳是个性情中人,一旦在新婚夫人面前栽了面子。反过手来极力抹黑中国。那些整天上报CNN越变越坏的人必然得到证明,爸爸也可能会被扣上投靠抹黑中国的黑手,出卖祖国利益之类的大帽子。最最让爸爸接受不了的是,好不容易抢到手的,突破包围中国外交舆论阵线的滩头阵地,将得而复失。这将大大延迟我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推迟我中华民族复兴的早日到来。

万般无奈之际,爸爸和我细数着一个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看还有哪个可能性还没有想到。数到彭佩云时,我和爸爸都眼前一亮!彭珮云同志一贯胸怀大局,敢做敢为。和爸爸又在工作中结下了一定的友谊。她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虽然排位不高,却是女干部中职位最高的!

爸爸大腿一拍,立刻驱车前往彭佩云处。

彭珮云虽然没有搞过外交和外宣工作。但天资聪慧,悟性极强。很快明白请她正式出面招待特纳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性。当即表态:伯萍同志你放心,我一定参加你们这次会见。请你立即向中央打报告。爸爸趁机得寸进尺说,时间紧迫,等报告批下来再准备恐怕就来不及了。彭佩云当即痛快地回答:你立即着手制定接待计划,不管报告什么时候批下来,我一定去救场!这不是救你周伯萍个人的场,是救党和国家的场!

由于彭珮云同志表态坚决,在最后日子到来的前一天,报告终于批了下来。爸爸和我立刻去向特纳夫妇通报说:鉴于你们这次来访是结婚蜜月旅行。根据“Laday  First”的原则,新娘简.芳达夫人是我们的第一主宾。出于对第一主宾的尊重,中国政府决定,由我国政府领导人中女性最高领导人国务委员彭佩云女士代表中国政府招待并会见你们。简.芳达听后受宠若惊,当即高兴地从床上蹦了起来,得意地向特纳表示出胜利的姿态。夫人如此高兴,特纳当然欣然接受。不过,从简.芳达胜利的姿态中我似乎领悟到,此行中国,这对夫妇大概一直在争论,,调侃,打赌:“谁才是此行中国最受欢迎,最受重视的人?是特纳这位美国媒体大亨,还是简这位奥斯卡影星?”。看来,我们自鸣得意的最佳方案,在特纳那里多少还是打了些折扣的。但无论如何,这已是当时能争取到的最圆满方案了。后来,我以周大使公子的身份,应邀出席了特纳和简.芳达的答谢宴会。广电部的主要负责人还是没敢出席,派了一个低些级别的负责人出席。新闻出版署没有派人参加。但在来宾介绍中,在我周大使公子的身份后,又加了一条,国家新闻出版署副司长。由于当时还没有成立新闻出版总署,在英文翻译中,副署长和副司长听起来区别不大。这样一来,除国家最高女性领导人彭佩云已提前招待并会见外,国内两大主要新闻出版管理机构,都算有高官出席了。可以说,给足了夫人的面子,也就是给足了特纳的面子。

记得在宴会中,特纳,特意从招待中央电视台等的主桌上下来,热烈地拥抱我和父亲。以示感谢。这个镜头被有人拍了下来,送给我留作纪念至今。

圆满结束了中国蜜月之行后,特纳大大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在热爱中国的夫人简.芳达的鼓动下,大大加深了对中国正面消息的深度报道。

新闻界有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长期连篇累牍地负面报道中国的过程中,负面报道中国不再是读者关心的话题,谩骂和讽刺特纳CNN的报道,并没有压制住特纳CNN 对中国的深度报道,反而提高了CNN的收视率。美国ABC和NBC等主流电视台等媒体不得不跟进CNN,放弃了一味反华的报道,加大了要求与中国接触的呼声。日、欧等媒体也唯美国主要媒体的马首是瞻,逐步跟进加强与中国接触等报道。西方舆论对我国的围剿开始瓦解,外交包围也开始解冻。为我对日外交,对欧外交,对亚外交等全面出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爸爸这个‘无任所大使’,其实就是个游击大使,中央交付的任务,就是寻找机会, 争取找到一个封锁突破口,占领一个外交舆论突破的滩头阵地。但爸爸在出色完成初期游击任务,抢占到CNN这个滩头阵地后,却在内外交困的孤军奋战中,几乎前功尽弃,得而复失。

在最紧急的危难关头,彭佩云这支正规主力部队,挺身而出,帮助爸爸这支奇兵,实际上是帮助党守住了这第一个滩头阵地。为以后的外交大反攻奠定了基础。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但在外宣和外交的功劳簿上, 恐怕找不到彭佩云的名字。

更有甚者,彭珮云同志工作作风强势粗放,难免会得罪人,和有些枝枝叉叉的把柄给人抓住。爸爸对此类枝叉,一贯斥之以鼻。
在模糊的泪水中,望着虽已年轻不再,但依然挺着胸膛,迈着坚实步伐,渐行渐远的彭佩云同志的身影。想起了爸爸生前说过的话:彭佩云同志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六.四风波这样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都能够不顾个人安危,不顾个人名誉地位,大义凛然,挺身而出。在大是大非面前,高风亮节。她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她是女中豪杰,人中凤凰!

在访华答谢宴会上,CNN老板泰德.特钠,奥斯卡影星简.芳达与<争取更好世界协会>(Better World Society)中国理事周伯萍大使及大使公子,国家新闻出版署副司长周轩进合影

特纳在美国<争取更好世界协会>(Better World Society)理事会上与周伯萍大使及公子周轩进(时任中国出版贸易有限公司纽约公司执行总裁)合影.

美国前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尔福德在<争取更好世界协会>(Better World Society)理事会上与周伯萍大使及公子周轩进合影
--- 周轩进,2012年7月7日

http://ourenglish.org/NKAlumni/Zhouxuanjin/70thwedding-fulltext06302012-2.html


-- 《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
周轩进
和吴阶平的友谊源自周总理

去年“神9”落地那一天,爸爸的英魂升了天。今年“神十”归来后的第四天,我们亲爱的爸爸周伯萍已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东厅内静静地休息了一年了。

一年来,爸爸并不寂寞。这里有许多他生前的老同事,老战友,可以和他共论天下大事。最主要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和他几乎是无话不谈和拥有谈不尽共同话题的老朋友——著名医学泰斗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

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国家主席后首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人民最友好的“拉菲克”坦桑尼亚。那是在“文革”的非常时期,爸爸作为临时代办和使馆党委书记整整工作了四年的地方。习主席在我国当年援坦牺牲的烈士公墓前,向我国在坦桑尼亚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张敏才同志深深鞠躬的镜头,引起了我们全家的回忆。爸爸和吴阶平延续了40多年的友谊,就始于对张敏才同志的抢救。


据妈妈说,张敏才同志1967年的一天,作为坦赞铁路线路勘察队的一名技术人员,勘察途中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吃饭时,不料饭香薰扰了树上的野蜂窝。成群的非洲野蜂向考察队袭来。在仓惶逃命时,张敏才同志不慎被茅草绊倒,所有的野蜂都扑向了他。。。。。。。

为了抢救张敏才同志,爸爸立即决定向国内发出了求援电报,要求国内立刻派有关医学专家来抢救。国内很快回了电。大意是说:国内现有一专家,曾多次出国为外国首脑治病。但由于在(文革)运动中还没有完全“解脱”,办出国手续可能要些时日。并就此“征求使馆的意见”。爸爸由于过去在粮食部工作中,特别是在1959年到1962年的粮食困难时期,经常单独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对周总理的言谈和行文风格十分熟悉。立刻猜测到,这封电报是出自周总理之手,并领悟到,周总理这不仅是要抢救张敏才,而且是要借此把吴阶平教授从文革的困扰中迅速“解脱”出来。爸爸立即心照不宣地回复了一份语气十分强硬的电报,说抢救张的工作已引起坦方领导乃至总统的高度重视,已关系到两国外交大局。国内应克服一切繁文缛节,派吴教授乘接报后的第一趟航班飞坦!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到处“造反”,党政机构多已瘫痪。总理虽然还能行使权力,但已处处受到“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掣肘。而坦赞铁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项目,我驻坦使馆是仅存的几个还能正常开展工作的使馆。而且当时“内事服从外事”的共识尚存。因此爸爸他们使馆的意见还是份量很重的。有了我驻坦使馆的意见,周总理迅速排除了一切可能的干扰,以最快的速度把吴阶平派到了坦桑。
非洲的野蜂毒性极大,不要说被一群蜂蛰的遍体鳞伤,就是一只蜂也能把人蛰死。尽管吴教授尽快赶到,但张敏才毕竟中毒太深,终于抢救无效死亡,成为我国援坦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并按照总理“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指示,安葬于坦桑。成为中坦鲜血筑就的友谊的第一个象征。

当时父亲如果只是简单地向国内报告抢救无效。吴阶平同志很可能回国后陷入更大的困境。爸爸当时没有这样做,而是亲自起草了给国内的报告,特别强调了吴阶平同志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在抢救时,“充满了无产阶级感情,冒着自己中毒的危险,亲自口对口呼吸进行抢救。只是因为来晚了,且中毒太深,才未能挽救张的生命”。

不仅如此,爸爸还要求国内让吴阶平多留些时日,进行中坦医疗卫生合作学术交流。

当时,中国援坦医疗队,不怕艰苦,深入基层为坦桑老百姓治病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尼雷尔总统有意扩大中国医疗队的合作规模。但坦桑卫生部,从部长到专家顾问,多为英国医生或英国留学归来。有些怀疑中国医生的医疗和学术水平,不愿把原由英国医生掌管的各地医疗站的医疗处方权交给中国医疗队,也对尼雷尔扩大医疗队规模的意见有些消极抵制。吴阶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批在美国学成后归国的专家。在爸爸的安排下,他用熟练的英语,精确的医学术语和对中国和国际医疗卫生现状的全面了解,对包括坦方卫生部长和许多英国医生顾问在内的坦桑学术界作了学术报告。折服了包括英国医生在内的所有听众。他们纷纷表示想不到中国竟然有如此高水平的医疗专家。尼雷尔总统趁机下令将地方医疗站的处方权全部交给中国医生并向中国要求加派医疗队。中国医疗队的大规模派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坦友谊。记得当时有音乐家还专门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中国医疗队之歌”。


这样,吴阶平不仅没有作为一个抢救失败的医生回国,而是作为一个医术精湛,充满无产阶级感情的,在促进中坦友谊,和外交上为国立了大功的功臣载誉归国。因此,他一回国,不仅立即恢复了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的职权,而且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央医疗保健组的组长,担起了维护中央领导同志健康的重任。

事后了解到吴阶平出国前所处的困境是:他不仅被北京第二医学院的造反派剥夺了院长的职权,已经“靠边站”,而且正准备材料,要把他打成“美国特务”。原因是吴阶平在给印尼总统苏家诺治病时,随意接了一个外国朋友打给他的电话。按照当时的外事纪律,在外工作时,未经组织允许,是不准自行给外国人打电话的。但吴阶平由于是接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自己并没有主动往外打电话,因此未放在心上。却在不经意间险些被打成了“特嫌”。在这种困境下,周总理凭一己之力,确实没有把握迅速把吴阶平派出国。一旦延迟出国,张敏才已去世,则会失去这次借出国解救吴的机会。但在爸爸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配合下,和周总理打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迅速突破了当时学院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尚未来得及组成的联防线,顺利地外派和解救出了吴阶平!

从此以后,吴阶平和爸爸成了莫逆之交。

记得1970年,那个年代人们的性知识都很贫乏。我和爱人甄小英新婚不久,她体内有些不适,心生恐惧。我和爸爸说了后,爸爸说这好办,吴阶平是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请他来看看。说完就给吴打了电话。其时,吴阶平已身兼多职,特别是担任中央医疗保健组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上午接了电话,下午就赶到我家来,给我爱人简单询问诊治后,哈哈大笑说:“这是新婚夫妇常有的一种心里和生理反应,俗称蜜月病,无需治疗,过些日子会自行消失的”。

作为国际上负有盛名,国内首屈一指的泌尿科专家,多少学者想投其门下学习,都不得其门而入。但吴阶平却多次主动提出要尚在广州军医大学学习的妹妹周大捷来给他当研究生。虽因军地转换不太方便等原因,妹妹未能当上他的研究生。但只要妹妹有任何问题,都可直接登堂入室向他求教。

不仅如此,吴阶平在私生活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也会主动来向爸爸甚至妹妹讨教。记得吴阶平的原夫人去世后,吴在重找续弦时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专门来我家向爸爸倾诉和讨教。妹妹也在一旁帮腔。帮他出主意应找什么样的对象。吴阶平当选人大副委员长后,工作学术格外繁重。他的现任夫人,出于对他健康的保护,不得不对一些来访的过去的老朋友适当“挡驾”。但她从不阻拦随意登堂入室的妹妹周大捷。。。。。。。

爸爸和吴阶平的交情,起因于周总理,发展至深也因为他们都崇敬周总理,热爱周总理,处处学习周总理。爸爸毕生都把周总理当做集中华民族各种优良传统于一身的做人楷模。以致有时谈话时下意识地模仿总理伤残左臂弯曲的动作而不自知!总理在私下里和爸爸聊天时曾提到过,根据周氏家谱,爸爸和他是同出一门。在爸爸担任驻希腊大使期间,犯了“雅典事件”的错误,等待处分之际,总理竟当着方毅等许多同志的面,情不自禁地仰天长叹:“周门不幸!”

爸爸和吴阶平之所以有谈不完的共同话题,就是因为他们不仅都由衷地热爱总理,也都曾在总理身旁贴身工作过多年。知道许多有关周总理的鲜为人知的秘密。周总理一生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说给吴阶平的:“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爸爸和周总理之间也有一项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是该揭秘的时候了。
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不知从何时开始的,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所谓的“大饥荒”问题兴致越来越高。对于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或俗称的“饿死人数”,的各种推测,考证也越来越多,且各数据间差距巨大,可达数千万之巨。一些学术作风较严谨的学者都能看出,这样大的差距,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误差的允许范围。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把目光转向了真正掌握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字和数据的父亲周伯萍。

爸爸在那个时期作为中央粮食部的党组成员,身兼政研室、计划司、采购司等多个司局长职务。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总理特别看重爸爸诚实可靠,了解实情,敢讲真话,从不弄虚作假的品质。看重他高超的算盘计算,及超强的记忆能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理经常把爸爸直接招到中南海单独询问和研究问题。实际上把爸爸当成了他在粮食工作上的一个大秘书。每当粮食部有人提出异议,说爸爸不分管这方面工作时,总理就让陈国栋给爸爸加一个新的司局长头衔,继续进行上述工作。爸爸从粮食部建部起到文革前夕调到外交部期间,先后兼任过七、八个司局的司局长,有时同时兼任几个司局长,始终拥有一张自由进出中南海的通行证。这是许多其他副部长都没有的。这足见总理对爸爸的器重。妈妈悄悄说,也因此引起一些副部长们的嫉妒。但爸爸一心为国为民,从不考虑各种人事关系和自己升职的问题。

当时粮食部最重要的司局就是政策研究室和计划统计司,一个出政策,一个管实施。都由爸爸兼任。计划司负责统计调配各地需粮和缺粮数,负责往各地调配粮食的工作。这在当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也由爸爸兼任,并直接听命于总理的指挥。

当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工作,就是各地的“缺粮人口”。这是计划调拨粮食的依据。各省的数据都归口到省粮食局长,(有些省有统计局长协助)直接汇报给省委第一书记。因此掌握全省数据的,各省都只有2、3个人。各省的数据又全部归口到爸爸处(有时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参与),由爸爸直接向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周总理汇报,其他副部长等都不得过问。当时统计的“全国缺粮人口”,总体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少报则意味着少得粮食,饿死自己更多的人。多报就意味着用欺骗手段,从别人口里夺食,致别人于死地。一经查出,后果很严重。

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

毛主席很快批准了总理分批大量进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麦粉,和适量出口国际价格较高的大米的意见。具体数量由总理定。爸爸根据总理的指示,和铁道部长一起,守在港口,根据各地缺粮情况的轻重缓急,将几十亿斤救命的进口粮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灾区。共和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人口危机,终于化解。虽然损失惨重,至今令人十分痛心。但从中华民族整体来看,在人口资源上终未伤及民族复兴的根本,并很快恢复元气。虽后又经文革人口损失,到改革开放后,却又出现了不得不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此是后话。

关于爸爸和总理最后统计出的数据,爸爸始终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绝不透露。总理去世后,我问到爸爸时,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单独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时,爸爸似是无意地说:“我当时按照总理的要求,最后统计出来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是1700多万,一个是2000多万。”我问爸爸,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的误差会有3、4百万这么大?爸爸说,“这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引起的。”当我再想多问时,爸爸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仅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警告我说,今天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去讲!此后,任何人再问起这个问题,爸爸的回答总是那句,“记不清了”。

我选择在爸爸周年之际公布这恪守了半个世纪的数据。首先是因为爸爸已经用他的一生恪守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承诺。此时公布,无损爸爸守承诺、讲信誉的人格。更重要的是现在各种数据漫天飞,公布出这两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据,可供严肃的学者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依据。有利于还历史一个真实。

需要指出的是:
一、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其中一个数据应该更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比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参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更不要说一些,从未与爸爸谋面,却假冒爸爸谈话的学者们了!当然“缺粮人口”之差和“非正常减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乃至“饿死人数”之间虽然不能划等号,但确实是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这正是需要学者们去研究的。

二、爸爸和总理计算出来并保密至今的是两个数据,而非一个数据。如果有人宣称什么爸爸向他公布过一个什么数据,一定是假的。这两个数据不同,相信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吃奶的新生儿口粮是否计算,如何计算,与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等等既有关系,又有区别。

三、有些所谓“学者”,把爸爸和总理之间的保密约定,说成“刻意隐瞒共产党饿死人的罪过”,至少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须知当时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更何况当时美蒋对是否要借机“反攻大陆”正在犹豫不决之间!爸爸之所以在同级党组成员,副部长、甚至一些上级的探寻面前,死死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缄口不语,即使因此得罪人,影响自己的仕途也在所不惜。这绝不仅仅是出于对总理个人的愚忠,而是以总理为榜样,为挽救和保护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为党、为国、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忍辱负重。总理之所以决定采取出口少量大米,以及不让茅台酒厂关门等等以及销毁一切档案数据等严格保密措施,重要考虑之一是为了迷惑国外资本家粮商,稳定国际粮价,以确保我有限的外汇能换回上千万人民的生命!即使在那计划经济年代,总理都能对国外市场洞若观火,并以熟练的市场手段从容应对,对国外资本战而胜之,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天才伟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总能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用深邃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超前的手段来处理眼下的事务和危机。遗憾的是,时至中国市场经济已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学者专家,还不能理解总理当年市场手段之高明和重要性,不能领略其精髓于一二。反而把总理决定出口少量大米以及不让茅台酒厂停产等等市场斗争手法,极端错误地解释成“不顾人民死活”。政治家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可分三类。劣等政治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为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不怕历史留恶名。平庸政治家,过多顾忌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而是为自己留好名声而作为,怕留不好名声而不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全心全意为国为民,只要他认定是于国于民长远有利的,即使历史暂留恶名也在所不惜。总理就是这一类最伟大的政治家。只要他认准是于国于民有利长远的,即使给人抓去一些“恶名把柄”也在所不惜。对于粮食问题是如此。在“文革”中不得不委曲求全,做一些违心的事,也是如此。他不做些违心的事,就不可能有权力,有机会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我党中间骨干保存下来,没有他们,中华民族也就会失去开创改革开放大好机遇!这种为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终究成为伟大政治家和平庸政治家的分水岭。周恩来总理,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500年、甚至上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政治实践家。有了周恩来,中华民族幸甚。中国共产党幸甚。爸爸的一生,能有机会在这位天才伟人的亲自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工作,幸甚!

在爸爸周年之际,我替爸爸把他和老朋友吴阶平之间可能涉及周恩来总理的话题公之于众。应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尾声

爸爸一生中十分钦佩,并有幸在其直接指导下工作过的伟人,还有陈云同志。爸爸曾指着《陈云文选》中的一段话:“我有几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可以真正过心的朋友(大意)”。对我自豪地说过,“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详见《白金婚风雨情》正文)

陈云同志临终前,曾向爸爸转达过带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三点意见”。我相信,这个重要的“三点意见”一定向许多重要中央领导同志表达过。特意告诉爸爸,只是“立此存照”的意思。因此,我没有义务和权力来替爸爸发表这个意见。说出此事,我也是“立此存照”。在党和人民认为时机成熟时,作为一个间接佐证。其中的“高饶”事件,在多年前的一次谈心中,爸爸曾深深感受到陈云同志的难过心情。将来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补充。

塞万提斯曾经说过:“父亲的德行是儿子最好的遗产”。我之所以在爸爸去世一周年之际,写下这些。就是想把爸爸过去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做一小结。之所以仍把周年祭文列入《白金婚风雨情》系列,是因为唯有此,才能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我的祭文。不至于让祭文被人断章取义。因为短短的一篇祭文,对事件和爸爸感受的描述,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此外,此文也可作为《白金婚风雨情》的一个补充,有助于全面了解爸爸的一生。

最后,我把今天献上爸爸灵堂的祭语,作为全篇的结束语:

“亲爱的爸爸,您们老一代共产党人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功地托梦给了最可靠的接班人习近平。他正勇敢地领导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执着地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努力奋斗!您老人家可以安息了。

次子  轩进 于2013-6-29日夜
【作者声明】凡引用本文有关数据者,必须完整引用,注明出处,否则不得引用。

http://ourenglish.org/NKAlumni/Zhouxuanjin/OneyearAnniversary06292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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