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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樵:一九六七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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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地主
    这一年我从农校回到淮南,淮南正在大斗大批,搞得热火朝天。斗当然是斗争,批当然是批判,具体对象首先是“阶级敌人”,而“阶级敌人”排在最前列的则是“地主”。
    我们这条街巷里有两户“地主”,一个姓魏,一个姓童。
    在一次“批斗”会上,40来岁的魏地主挨了很多打,然后“造反派”令他交代他是如何像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欺压、残害广大贫下中农的。魏地主哭成了一个肉坨坨,他说:他从小8岁跟家里的老长工一起放牛,15岁跟父亲学着犁田耙地,没享过一天福,没过过一天“地主”的日子,一辈子别说欺压、迫害过什么人,就连牛都没有打过。他家有120亩地,父亲死,弟兄四人平均分了30亩。三个哥哥都在外面,委托他帮助打理田亩。“解放”以后,土改工作队把120亩土地都算在他一个人身上,结果他被打成了“地主分子”。
    魏地主是淮南本地人,他说的情况很多人都知道。实际上他只够划个中农成分,他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土改工作队为了抓成绩,曾找他商议,叫他来当地主。他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实农民,不知道被划成地主将会是什么后果,就稀里糊涂认下了。
    童地主是山东人,已经81岁,老人身体特别好,因此照样挨了打。童地主交待:他家里原来有40亩土地,算是祖产老坟地,出租给一个表亲耕作,每年由表亲自愿,送来两、三千斤五谷杂粮,留作全家饮食,算是交租。他从12岁就在城里跟父亲赶马车,长大以后自己开了马车店。三、五年攒了积蓄,就回家买地,让表亲的儿子们继续租种,到临近“解放”的时候,他总计买了100多亩地。打淮海战役,他把自己经营了50多年的马车队连车带骡马全部捐给了“解放军”,得了“开明绅士”的嘉奖,然后回家准备自己种地安度晚年。土改的时候,他把所有“剥削”所得的土地、房产都缴公了,只带了12块大洋到淮南来做小生意糊口。
    “造反派”同样要他交待如何像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欺压、残害广大贫下中农的,童地主像背家谱似地背出了很多名字,说:这些人都曾经是他家的佣工,现在都在淮南地区某某处当工人或者做其他行当,如果他们有一个人说我欺压、残害过任何一个穷人,我情愿担当千刀万剐之刑!
    一个十八、九岁的“造反派”大骂老人胡说八道、欺骗群众,夺了老人的手杖,对老人劈头盖脸一顿狠打,喝令老人“老实交代”。老人因久经阳光暴晒而紫黑发红的面容爆裂多处,一时血流如注,白胡子被染成了红胡子,围观的群众不可自制地露出了恻隐的表情,“批斗”会主持人自己也觉得场面难以继续,只好叫被抓来陪斗的老人的儿子孙子们把老人弄去包扎一下再说。
    那个十八、九岁的“造反派”并不算完,冲着老人的背影喊道:“不老实交代,下一次给你灌辣椒水、上老虎凳!”接着,他又和其他几个年轻人背起了《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还唱起了《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此后,在我们的巷子里,大家再也没有见到童地主和他的裹小脚的“地主婆”。一个多月以后,老人的一个孙子来处理老人的房产和家具,大家问他情况,他告诉我们:爷爷性格刚烈,吃老鼠药死了,60多岁的奶奶哭的两眼流血,七天七夜没吃一口饭,也死了。
    乡村批斗会
    因为怕我参加武斗被打死,父亲命令我到乡下奶奶那里住一段时间。这个地方是颍上县谢桥区的龚集街,算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建制,1000多口人。向来文化落后,教育缺乏,民风恶劣,一些人竟以刁顽、险恶、贪婪、道德败坏自诩。男人们在一起聊天,讲的都是杀人、劫财、骗色或是一夜暴富的故事。土著有姜、高、李三姓,“解放”前经常发动大规模械斗,每一次都死伤惨重。早在“土改”、“镇反”的时候,这里的地主、小官吏以及稍显富有的家庭全部被灭门,连“地主子女”、“反革命家属”都没有剩下,杀的最彻底、最干净,剩下来的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然而,时下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斗黑帮”。
    当地的造反派绞尽脑汁找出了几个对象:
    一是:已经70多岁的小脚老妇人,50年前年她的当了国民党军官、一直南征北战的丈夫姜子贵无暇返乡照顾她,宣布把她休掉,以便让她重新嫁人。可是她一直执着地孤身一人,苦捱光阴,可以说是龚集第一可怜人。当年“土改工作队”都没有为难她,没有把她划为“反革命家属”。这一次,造反派们硬把她弄了一个“潜伏特务”,理由是据说姜子贵现在“躲在”台湾。造反派们认为:她和姜子贵当初的“离婚”可能是一个骗局,以便让她更深地潜伏下来,她一直不肯改嫁,就是铁证,说明她心里有个不一般的念头、指望。这次斗争她,要她交代这些年怎么与台湾联系,电台藏在哪里,她当初在哪个国民党特务机关受过训。有人甚至拿报纸给她看,叫她念。老妇人说从来不识字,造反派们说她在装蒜,在欺骗“革命群众”。
    二是:焦屠夫,他在“大跃进”的时候宰杀了买来的一头黄牛,由此而被判了3年徒刑。他家是数代小镇平民,靠的是杀牛卖肉为生。他因为杀牛的事被判刑,不是因为他“犯法”,而是因为毛时代滥施刑罚,这样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一般正常的人不会再把他当作坏人。然而,现在的造反派却要尽可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人民群众中挤出、榨出“阶级敌人”来,于是就把焦屠夫也算上了一个。
    三是:供销社的营业员“王眼镜”。“王眼镜”30多岁,高度近视,以眼镜终年不离鼻梁而得名。大学毕业,本来是一个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他被打成右派仅只是因为高学历,他们单位分配右派名额,按资格、学历他在最前列,大家只好请他吃了一顿饭,让他来做右派。因为没有任何一款具体的“罪名”,只好保留党籍“下放”他,叫他来当供销社“副社长”。供销社本来三个人,后来只剩下了他一个,过了一阵子,他便是副社长兼营业员。
    这里的造反派没有到过大城市,却有无师自通的本事。批斗会那一天,他们的手段和北京的造反派几乎一样水平。他们把人五花大绑,头上戴高帽,脖子挂黑牌,脸上抹了黑,头发用剪子胡乱糟蹋一下。小脚老妇人的牌子是“美蒋潜伏特务”,焦屠夫的牌子是“仇恨社会主义的坏分子”,“王眼镜”的牌子是“反党、反MZD思想、反社会主义分子”。
    批判会在龚集西头前一天打起的土台子上举行,声讨、发言、批斗。发言人慷慨激扬,恨不得愤怒得立马死过去,就像与这三个人有着杀爹之仇、夺子之恨似的。那个可怜的老妇人,开始是跪在地上,后来是瘫在地上,几个造反派硬托着她,一面侧了脸去,因为老人大小便早已失禁。焦屠夫跪在地上,老老实实,一动不动。事后他对别人说,这样的罪,他在“蹲劳改”的时候就受过,不稀罕。“王眼镜”不跪,说:我是共产党员,马克思都没有叫共产党员跪下的规定;“你们说我有什么罪,只管揭发、批判,够枪毙就枪毙我,反正不跪!”
    “王眼镜”平时谨言慎行,一般不与任何街坊搭讪。几个捣鼓批斗会的造反派说不出一和二来,只好大喊口号以解尴尬:
    “打倒‘王眼镜’!”、“打倒右派分子”、“誓死捍卫毛主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王眼镜”噗嗤一下笑了,造反派们问他笑什么,“王眼镜”说:“在俺这龚集,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好群众,根本就没有人反对毛主席,你要誓死捍卫毛主席,搁我,我就不会在这里干咋呼,我就跑到北京去,到那里‘誓死捍卫’,那才光棍呢!”
    台下的群众炸了窝地哄笑起来,本来,但凡开“批斗会”的地方,百分之九十九的群众都是来赶热闹、看稀奇的,谁想把哪一个人活活整死呢?然而,老妇人实在撑不下去了,她开始大哭嚎啕,造反派烦了,把她拖到一边去。不料,龚集西头的那口井离她太近,她一窜身扎了进去。于是乎,远亲近邻纷纷上前,忙着救老妇人。乱了个一塌糊涂,本来预定接下来游街示众的,只好取消了。
     斗争父亲
    这一年,北京的“红卫兵”有个姓潭的家伙推出了“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时甚嚣尘上,弄得父亲有“问题”的人心里好不苦恼。然而,那年月,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没有“问题”。MZD一个“运动”连着一个“运动”地搞,这一次你不是打击对象,保不齐下一次就把你一网打了进去。当时在北京,有“问题”的人随手抓一大把,以此而论,就没有多少人够资格加入“红卫兵”。MZD希望运动如火如荼地闹腾起来,人少了怎么能行?因此纠之为:老子英雄儿继承,老子反动儿背叛!在社会上,蜡刻油印的《MZD自传》开始流行,里边前面部分写的就是MZD怎样反叛自己的父亲,怎样拉拢母亲、弟弟和长工与他的亲老子作“斗争”。
    “领袖的榜样是无穷的”,于是乎儿子背叛老子的行动开始了。这反叛也叫造反,美其名曰:“划清阶级阵线,爆发家庭革命”!
    淮南五中有个姓王的教师,“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后来平反,算“错划右派”。但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敌人总要制造敌人,有人说是“错划右派”也算“右派”。王老师老婆因难产死了,一个人又要工作又得抚养子女,艰辛的情况无法言诉。他的儿子葛小光是我的同学,一丝一毫都没有体恤父亲的这一切,为了能够加入“红卫兵”,竟坚决与父亲“划清界线”。葛小光回家照吃饭、照睡觉,需要父亲时却以“哎,老右派!”呼之。有一天,王老师“罢工”了:自己搬到宿舍住了。葛小光没有钱买东西吃,不是乞求父亲原谅,而是要求我们这些“红卫兵”们去帮忙,叫去斗争他的父亲,强迫他父亲给钱养活他。
    谢家集曲艺组的负责人叫段立山,他有两个儿子。有一段时间在文化馆前开段立山的批判会,段立山的大儿子上台,不仅批判其父,揭发其父,大骂其父,还上前掐着段立山的脖子,把他的头往下压。围观群众中,年长者大为唏嘘:世道变了,世道变了!
    当然,这只是一碟小菜。据说北京有一个部级高干叫薄什么的,被打入“刘×奇叛徒集团”,老婆自杀了,他自己受尽了酷刑。他的一个儿子为了表示背叛、与其父不共戴天,居然把自己的亲爹狠很揍了一顿,还一脚踹断了好几根肋骨!
    在古城寿县的北门外,有一个在“旧社会”当过兵的农民,别人说他是“国民党排长”、“牛鬼蛇神”。这是一个将近60岁的老人,妻子早就死了,家中只有一个30多岁的儿子。老人平时老老实实,没有罪恶,没有过错,沉默寡言,谁也没有得罪过。当地搞“大批判”,拉老人做靶子,游街、批斗。有一天,儿子厌烦了。他觉得有这样一个父亲真倒霉、真丢人,自己30多岁了被人瞧不起,讨不上老婆,全是因为这个“牛鬼蛇神”的连累。他把老人轰出家门,不给吃饭,叫老人“跳河死了算了”。老人没有骨气跳河,到了夜晚,回到家门口和衣睡在碾盘上。儿子越看越气愤,干脆拿了一把铁镐,甩起来一下子,活劈了老人,把老人的头颅砸了个稀烂。然后,他对着附近村民的家居连声大喊:“我把‘牛鬼蛇神’砸死了!我把‘牛鬼蛇神’砸死了!我把‘牛鬼蛇神’砸死了!!!”
    武斗
    1967年1月爆发了由MZD默许、妖妇江青操纵指挥的“上海夺权”,“上海公社”悍然成立。恶劣的影响快速发酵,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乃至偏僻县城都在兴起 “夺权”狂潮。
    在我们淮南市,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都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红工兵”、“红农兵”、“红商兵”等等应运而生,连剃头的、摆小摊卖凉粉的、澡堂子修脚搓背的都有了“司令部”、“战斗队”。千百人一级的造反派组织更是纷纷鼎立,较大的有“红总”、“红司”、“红工兵”、“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市贫司”)等等、等等。
    这便是全民大造反的最高阶段,为“文化大革命”领头军的红卫兵却在其中悄然失色。
    “夺权”就是摘桃子,桃子该谁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造反派组织开始因此而争执、对抗,渐而从相互攻击辱骂到大打出手。妖妇江青不失时机地抛出“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很快,棍棒用上了,大刀长矛用上了。突然有一天更为神奇的事件发生了:对立的双方手里有了冲锋枪、重机枪、小钢炮。是年入夏,淮南的造反组织分化出“支持派”、“炮轰派”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系武斗专业队伍。最厉害的武斗队伍是由矿工组成,其次是当地农民,最为著名的武斗组织有“市贫司”、“十四兵团”、“115司令部”、“猴子兵”、“飞虎队”等等。机关、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食堂、影剧院、街市要道口尽被武斗组织占据,拉上铁丝网,筑上沙包,架上机关枪,放上武装岗哨。
    有了杀人武器当然就要杀人,于是有的人就开始随便杀人。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一家食堂吃饭,淮南煤矿机械厂“猴子兵”司令张殿生也在那里,被敌对一方认出,几个家伙进了大厅就开枪,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打得张血肉飞溅。
    “党的生日”那天,我父亲到土坝子去探望一位老友,下午没有回来,我去找他,一个30多岁的外地男子赶来与我同行。路过瓷器厂门口,竟被一个素不相识的武斗人员一枪打死了外地男子,然后死命地追赶我,发誓要用刀把我活活劈掉。这家伙瘦得像剥了皮的猴子,幸亏他突然摔倒,被我夺了枪和刀。我没有杀他,但是我再也不能回家,只好参加了门邻孙哥的“飞虎队”。
    “飞虎队”是“支持派”一个装备精良的、拔尖的专业武斗组织。 7月14日,我随孙哥参加了毕家岗的武斗,这一仗,打死了五、六个人。第二天,我又随孙哥参加了新庄孜的武斗。这次武斗用上了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仅新庄孜电影院一处,就一炮打死了十几个人。这次武斗是淮南市最为惨烈的一场,总计打死了20多人。
    整个武斗的季节,淮南市发生了“火烧猴子兵”、“血战九龙岗”、“火烧高皇寺”、“炮击八公山影剧院”等等大型武斗,参战双方百人、数百人不等,围观群众往往数千人,伤者众多,死者惨烈。除“火烧高皇寺”之外,其他武斗我都去了。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我没有杀人的欲望,只是手拄长枪充个数,站的远远的看热闹,看年龄稍大一些的同伙们怎样地冲锋陷阵,怎样地杀掉对方,或是怎样地被敌方打死。
    是年秋天,刘S奇及其“叛徒集团”全面崩盘,“文革”基本目的已完全达到,MZD对造反派的态度迅速由晴变阴,如何对付、解决造反派的诡计及时形成。骤然间,北京的清华、北大著名红卫兵领袖遭到MZD冷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隔离审查。大家得到消息,面面相觑,“革命热情”一落千丈。又接着“最新指示”下来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走狗文奴姚文元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
    “工人阶级”哗啦一下站到了社会的前端,“革命的中坚力量”完全变更, “红卫兵小将”再也不是“时代的骄子”了。
    毛又说:“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于是到了1968年,“工宣队”上来了,给他们保驾的还有280多万“三支两军”、手持钢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几千万手持一米五大木棒的“群众专政队员”。在如此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面前,学生娃子吓破了狗胆。于是乎,大家缴枪了、投降了。没有“血债”的回家去老实呆着,有“血债”的逮起来等候处置。
    那些当初以革命的名义,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血战同胞,打死了人、杀了人,负下了“血债”的哥们儿,最后都象李玉和那样被砸上脚镣手镣,被游街示众,被押赴刑~场,饮弹毙命,肝脑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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