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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101中)林永宁:文革亲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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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亲历与思考》. 王一知与刘少奇



《文革亲历与思考》. 王一知与刘少奇  http://yn.lin.blog.163.com/blog/static/88225052201201612336499/
王一知与施存统、张太雷和龚饮冰之婚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813/10/535885_140044282.shtml
2012-02-16 21:11:34|  分类: 文革追忆反思(原 |  标签:文革  王一知  张太雷  刘少奇  一零一中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在红卫兵通讯社上班每天看着剃了光头的王一知出出进进,我对她的家也产生了好奇心,她出去干活从不锁门,我们有时也会进去看看。用当时平房的面积来衡量,王校长住的房子不算太大,屋里的“奢侈品”除了沙发还有一台冰箱。这是一台需要放冰的冰箱,并没有冷冻装置。王一知被打倒后,家里的保姆走了,冰箱变成了橱柜。每天的三顿饭都是她自己做,吃剩下的东西仍旧放在这只冰箱里,一个孤老婆子,看起来也挺可怜的。      
      想想在我们入学的时候,王一知校长是一零一中的骄傲,1922年经刘少奇介绍入党的老革命,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烈士的遗孀,中国知名的教育家……


       文化革命中,笼罩在她头上的光环被一层层地拨开,早在刘少奇倒台前,关于她的大字报就已经贴满了校园,大字报中写的许多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主要内容还是记得住的。


       一、参加革命的目的是追求“性解放”,一生曾多次结婚。


       二、不是张太雷烈士的原配夫人、是第三者插足。


       三、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之后重新投身革命,找刘少奇帮助续接党龄。


       我为了证实大字报内容的真伪,特意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以便能够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的王一知。


        一、“性解放”及一生曾多次结婚”的问题。


       “王一知,原名杨代诚,1901年出生于湖南湘西芷江县城一个典型书香门第的封建家庭。她父亲杨凤笙少时曾与熊希龄是沅水校经堂的同窗好友,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熊希龄任民国国务院总理时,杨凤笙曾被邀担任国务院主事,辞官后回家乡芷江县城仍以教书为生。


       王一知的母亲谭氏20岁就嫁到杨家,因一次在清扫正堂时不小心打碎一只摆在神龛上的祖传明代细瓷,惹怒了婆母。丈夫杨凤笙为消母气,“从今以后不再进谭氏房”。杨的母亲去世后,经人说合方与妻同居,谭氏36岁才生下王一知。


       谭氏因封建礼教的折磨,40岁白了头,50岁含恨离开了人世,那时王一知才14岁。


       王一知目睹家庭这一切,违背父命,离家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桃源师范。王一知在这里学习的5年期间,父亲没给过她一文钱。”


      王来棣先生1956年10月发表的《中共创始人访谈录》中,王一知是这样描述她这一时期的经历的:


   “五四”前不久,社會風氣稍開,女子也可以入學了,但她們進學校,並不是都很順利的,有的固然是經家庭同意去的,有的則是經過奮鬥,從家裏逃出來的。我的父親不同意我升學,我於14歲那年,逃出家庭,進湖南桃源女子第二師範。


    1918年至1919年“五四”前我們在校裏,接觸到一些新思想,開始時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書。後來看了《新青年》、《新潮》等書刊,思想漸漸進步,要求女子獨立,反對男尊女卑的現象。那時,我們不滿現狀,愛國思想很濃厚,看見報紙上有喪權辱國的事,痛哭流涕。在校裏,我有幾個朋友時常在一起,談論起國事就慷慨激昂。”


     ““五四”後,我們寫文章說明留着長頭髮沒有用,好多同學剪了頭髮(剪得象現在男人西裝短髮的樣子),剪短髮在現在看起來是件小事,在當時則是經過鬥爭的。社會上和學校當局都反對,說我們象個尼姑,有的家長找到校裏來哭哭鬧鬧,校長怕社會上責備,也氣得哭了。當時女子剪短髮,的確是件受人注目的事,直到1922年我們在上海,上街時還有許多小孩跟着看。社會上的老朽罵我們是妖怪,說什麼“天之將亡,必出妖孽”。


       “1921年夏,我畢業於桃源二師,本來準備回家看一看就到北京去升學的,不料在回家途中,衣物鋪蓋都被強盜搶走了,父親不給錢讓我上學,只得找職業。我在向警予同志辦的淑浦縣立完全小學教書……”


    “ 我在淑浦半年中,初次看到了共產黨的宣傳品,這是當地一個在北京朝陽大學讀書的學生帶回來的。淑浦是個閉塞的小地方,但在1921年下半年就有了黨的宣傳活動,可見當時黨的宣傳工作已相當深入了……”


      “我在淑浦當了半年教員,每月拿12塊錢薪水,除去伙食費3塊錢外,剩下的錢,置了一些衣物鋪蓋,得有可能繼續升學。1921年下半年,朋友王劍虹從上海回來,說上海有“平民女學“,中學畢業想升學的可以去,不收學費,半工半讀,我覺得很好,於1922年春去上海,同去的有王劍虹、丁玲等六個人,都是原來桃源女師的學生。”


       1922年,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常去上海“平民女學“,总是被同学们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向他提问,刘少奇和蔼可亲的仔细把同学们的提问记录下来系统回答。同年下半年,王一知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张国焘在《张国焘回忆录》中披露:何葆贞曾因王一知自杀。王一知是张太雷的同居女友。张太雷领导广州暴动失败牺牲后,王一知1928年初秘密来到上海,大革命失败,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此时与王一知在上海同住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刘少奇、张国焘等夫妻。王一知心情低落,悲痛忧伤,刘少奇对她多有安慰,引起何葆贞的妒意。刘少奇和王一知在他们没结婚之前就是好朋友,刘少奇是王一知介绍入党人。何葆珍在刘少奇不在身边时,竟闭门服毒,幸被女工发现,刘少奇冒着危险将她送到一个私立医院救治。几天后,何葆贞出院回到原住所,王一知已迁至别处。刘少奇向医院和房东避重就轻地说是不严重的嫉妒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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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摘自网络)


      也有文章写到“ 王一知是中共初期的一名美女得到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亲眼见过邓颖超打过周恩来,并羞辱王一知。”


      在来自各方面的资料均表明,确如大字报所说,王一知经历了三次婚姻,这三个男人依次为施存统、张太雷、龚饮冰。


       王一知与施存统养育一子,与张太雷生有一子张知春,与龚饮冰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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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摘自网络)


二、究竟不是张太雷烈士的原配夫人?
     王一知的爱情婚姻,很复杂曲折。据郑超麟回忆录《政治与恋爱》如此记述: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可想及)”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CY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CY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施存统又名施复亮)”
       王一知与张太雷同居时,张太雷家里已有夫人而且养育二女一男。陆静华是张太雷的夫人。1918年夏与张太雷结婚。1920年生长女张西屏,1922年生次女张西蕾,1923年生儿子张一阳。
     下文摘自一位参观者的文章:
     “在参观张太雷故居时,担任解说的小姐偶然提到张太雷除了在老家有一位妻子,他在革命斗争的历程中,还有一位叫“王一知”女性随身相伴。我顿感惊讶,因为当时张太雷并没有和夫人陆静华失去联系,便问解说员小姐:“这是真的吗?”解说员小姐很肯定地说:“当然是真的。他们还生了一个男孩。这事当时在党内是公开的,周恩来、邓颖超都知道的,而且和张太雷、王一知是好朋友!”我又问:“既然是事实,为什么故居陈列里一点都没有提到呢?”她笑了笑说:“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会有损张太雷的形象的。”
  后来我在纪念馆买了不少有关张太雷的资料。在阅读中,读到一篇王一知女士解放后写的一篇回忆张太雷一起生活的文章,她详细回忆描述了和张太雷一起生活的经历,其中还提到,为了庆祝他们的孩子满月,“太雷特地在家里办了简单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到家中畅叙”。在分析阅读其他相关资料时,我还发现,王一知当时是有夫之妇,其丈夫是曾参与创建中共并曾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施存统!
  我实在无法对这段史事作出什么评价,但我要说,既然这是张太雷生平中的一段重要经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生活细节,而是与张太雷的革命生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王一知名义上是张太雷的秘书,张太雷牺牲前的那段非常日子,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张牺牲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一直给予王一知以精神上的关怀和生活上的支助,后来她把她和张太雷的儿子抚养成人),纪念馆为什么不可以如实反映呢? ”
      可见在第二个问题上,大字报所述也有根有据。
三、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是否脱党?


《文革亲历与思考》. 王一知与刘少奇 - 林家铺子 - 林家铺子
      (图片摘自网络)


      查阅的资料有两个说法:


      版本一:1927年底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她转入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坚持白区城市地下斗争长达10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与龚饮冰回到家乡芷江,欲在芷江开设一书店,传播抗战文艺和新文化知识,开拓后方抗日工作。


      1938年初,奉周恩来之命和龚饮冰在上海设立3个秘密电台,即李白台、杨健生台和郑执中台,定期与延安的党中央联系,担任情报传递工作,以主妇身份掩护党的机要交通工作。1942年9月,李白电台暴露,报务员李白(《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原型)被捕,她不顾个人安危,立即通知另两个电台的人员转移,并将财产作了善后处理,收回大笔款子交给党组织。随后去重庆开展地下工作。


      版本二:与大字报上说的基本一样,大革命失败后蛰居,抗战开始后随龚饮冰到武汉与周恩来接上了头。


      建国后,王一知1950年10月任华北中学校长。1952年华北中学并入北师大附中为二部,她任副校长。1953年北师大附中二部改为北师大二附中,任校长。周恩来总理到学校视察,提出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应与工人子弟打成一片。于是1955年起北师大二附中改为普通中学,她提出把学校命名为“一○一中学”,说:“如果说过去有成绩,那就用一○○来表示,一是新的起点,让我们从一开始!”。1964年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写信,要求在全日制重点中学试行半工半读,自己编写教材。刘少奇批示后,率先在全日制中学试行半工半读,创办校办工厂,组织师生参加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因此受到迫害,1977年平反,恢复一○一中学校长职务。1981年离休,在中学校长的岗位上埋头苦干了30年。她曾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1979年荣获北京市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称号。1991年11月23日在京逝世,享年89岁。


      王一知在任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前,国家给她定的是行政八级,享受部长待遇。而当时北师大附中校长是一位民主人士,工资为十二级。王一知便多次申请把自己的工资级别下降为十二级,从那时起,一直到离休,30年来,她都只拿这个级别的工资。


      倘若是1922年入党的干部,连续党龄的话,究竟应该定位行政八级,十二级抑或更高、更低?大字报第三条的真伪,见智见仁,我相信读者自己的判断。


      透过一个较为真实的王一知,我们能够更加立体地解老一辈革命家的方方面面,与王一知先后的三个丈夫相比,她的入党介绍人刘少奇则有六次婚姻的经历。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真的算不上什么,一个连自己爱情都不敢追求的人是干不成大事的,只有勇于追求自己幸福的人才可能为更多的人去追求幸福的未来。王一知校长和刘少奇主席并不会因此就失去了我对他们的敬重,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才是应该鄙视的人。


      —— 是文化革命给了我一个“平视”领导的机会,并让我从此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接下来请看《 文革亲历与思考》. 文攻武卫1 —— “逃”出北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5b17040102dxpz.html#cmt_4FDDAC21-7F000001-50CE2FEC-946-8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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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1-04
《文革亲历与思考》. 大串联 2
(续上)

    在徒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就是先回家去副食店买了2角钱的肉和5分钱的大酱,做了一瓶肉酱。第二天一早,在学校大食堂吃罢早饭,便带上肉酱、地图、指南针、洗漱用具、毛选四卷、和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与几名同学一道出发了。

   第一天走了大约70里地,中午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里吃饭,自己掏的钱。每人4两刚刚烙得的大饼,抹上我们自带的肉酱,每人外加一碗2分钱的汤,那叫一个香。到通县大串联接待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晚饭是免费的,比起中午差多了,吃完饭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前面的人在土路上走了很长一段,稀里糊涂就进了一间大屋子,没有被褥,只好用毛选当枕头。

   从通县起,我们过起了依靠大串联接待站吃住的日子。

   第二天我们仍然早早起床,很快就从土路折返到柏油路上。大家沿着大运河畔的京津公路前行,大运河的水很清,从没有见到过船。天气很好,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很少。我们走的很快,根据路旁的里程碑和书包里半导体收音机的整点报时,边走边做“行走试验”,测得我们当时的行进速度是每小时12-16里,每小时12里是“经济时速”,可以长时间保持这一速度,加快步伐走到每小时16里时,“油耗”明显增高,时间长了需要停下来休息。这一天的累计行程大约是120里地,天黑时到达河西务镇,行程过半。

   大家都很疲惫,有的人脚上还起了水泡。我们学着周围人的样子,找来热水泡了脚,用针引根头发从水泡中穿过去,头发就留在瘪下去的水泡里,然后才去睡觉。

   第三天,一觉醒来后双腿仍然酸胀,体力恢复明显不如前一天。于是大家决定把原计划一天的路程改成两天,今天只走60里,到武清县住宿,明天晚上再到天津。

   一路走走停停,在太阳高挂的时候便到达武清县城,晚饭后还有兴致到街上转转。

   第四天大家明显的缓过劲来了,进入天津市区后,本可以免费乘车的,但我们一直决定徒步走到住宿的学校,完全依靠自己的双脚完成这次300华里的“串越”。

   在天津的主要活动就是去南开等高校看大字报,这时大字报的内容早就升格了,对于校领导和老教授们的批判文章很少,多是对“大领导”们的。如对以刘少奇为首的62人“叛徒集团”的揭发,老革命“秦香莲”批判前夫“潘仁美”等等。有时间我们也去劝业场等天津的热闹场所看看,没太阳的时候,大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比谁的方向认得准,北京人到初到天津,没几个人不转向的。

   就在我们商量何时徒步回京的时候,一个突发情况改变了我的行程。

   那天晚上回到驻地的时候,同屋有两个河北学生说他们的包丢了,我们赶快去翻藏在被子底下的半导体收音机,发现每个人放在被子里面的收音机都不见了。大家立即向学校的接待站报了案,同时查阅了他们的接待登记记录,得知学校当天下午只有几个上海人离去,与我们同住一个教室的只有1人上海人,登记的名字叫YYZ,学校是上海市南洋中学。我立即想到与我们同住一室的上海人以及他看到我们人手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时流露出来的羡慕眼神,大家便决定前往上海去碰碰运气。

   我们几个人拿着学校写的条子一同去了天津火车站,车站站只同意给我们3张去上海的火车票。两个河北学生不愿意分开,我们只能去一个。

   当天夜里,我与两个河北的高中生一同登上了去上海的绿皮车。

《文革亲历与思考》. <wbr>大串联 <wbr>2
(一同大串联的同学们)
   因为不是始发站,能上车就谢天谢地了,过道里人挨人地挤着,行李架上也”搁“满了人,第二天我实在受不了了,看到有一个座位底下还空着,便钻了进去,也顾不上一双双臭脚在眼前晃来晃去,佝偻着身子便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火车已经停在浦口,一列火车被解组成几段,等候过江。从江北浦口到江南南京,用了整整4个多小时。

   到上海后被安排到江湾的一家工厂住宿,离市区很远。住的地方可能是厂房吧,屋子又高又大,能住几百人,一张张席子整齐地铺在地上,上面有一床薄被子和铺位编号,我们被安排到铺位上后,每人发了一张7日内有效的公交月票和工厂的餐卷,并告诉我们这些免费提供的吃、住、行最多只有7天。言外之意是7天后必须离开上海。

   这里的伙食明显比一路走来的大串联接待处好得多,只是喝不惯这里的水,一股浓重的氯气味道,为了少喝水,每顿饭后灌个汤饱。

   吃完晚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南洋中学,我们找了本电话簿,查出上海有两个南洋中学,一个就叫南洋中学,另一个叫南洋模范中学。我们决定先去南洋中学。

   第二天上午,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公共汽车站。上海公共汽车的售票员个个身手不凡,不像北京的售票员有围起来的专座,他们全部是站着售票,前一站站在在前门,下一站到站到后门。车一到站,最先下车的是售票员,再车下面查票、补票,开车的时候最后上车,许多时候要奋力挤才能够关上车门。他们也没有北京售票员身上跨的票袋子,车票和钱全捏在一只手里。我心想:哇,上海人这么能干!

   换了两三部车子后来到南洋中学,学校里除去传达室里的老伯伯外,里面见不到其他任何人,老伯伯说他不知道学校里有没有叫YYZ的学生,也不清楚老师和校长现在在哪里。我提出要看学校的花名册,他一开始推说学校前一阵子很乱,不知道花名册是不是弄丢了,接着说要是有的话,也不知现在放在哪里。

   一问三不知,碰了个软钉子。我们出了传达室,商量了一下,决定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查下去,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两个河北的哥哥都是北方大汉,自告奋勇地说,要是动手,他俩先上。

   我们三个人再次回到屋里,继续索要“花名册”,老伯伯还是满口的“阿拉不晓得”。我递过去一句话:“你不知道也没关系,你找不到就让我们自己找,反正撬锁也费不了多大功夫,大不了再破一回四旧!”老伯伯一听此言,顿时软了三分,赶紧说:“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些时光,让阿拉再想想办法。”

   他出去不久,就把花名册送了过来。没费多大劲儿,我们便在初一的学生中发现了YYZ的名字。接着我们就要YYZ家的地址。老伯伯见状,赶紧同我们说,明天是老师们集中返校的日子,我见到他们班主任后,一定让她把YYZ叫到学校来,你们明天下午再来这里行吗?事情比我们想象要顺利些,趁着还没有闹僵,见好就收吧!

   第二天我们到学校的时候,老伯伯早就侯着我们了。YYZ还没有到,另一名小同学站在老伯伯身旁,老伯伯说,他家就在附近的江南造船厂公房,一会儿就到。果然,不到5分钟,YYZ便这位小同学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见到我们的面,他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没等我们开口,便竹筒倒豆子般把他干的事情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他对我们说,除了包里吃的东西外,其余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上海北站失物招领处了。我们问为什么要放在失物招领处?他说:“一回家我爸爸就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我说是捡的。爸爸说你哪里检的,我说是在火车上捡的,爸爸就逼着我把这些东西送到失物招领处去了。不信的话我马上领你们去取。”

    老伯伯始终陪着我们,听到此处,他对我们说,他还是小孩子,你们千万不要打他啊!并坚持同我们一同乘公交车去上海北站。

   在北站的失物招领处,YYZ按照要求填写了一张表格,没有再问一句多余的话,两个包包就从窗口递了出来,大哥哥的证件和纪念章还在,我们的半导体收音机还在,我打开听了一下,都响着呢。

   我们没有食言,自始至终没碰YYZ一个手指头。



   YYZ同南洋中学那位老伯伯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的上海人,还有就是未曾谋面的YYZ爸爸。算起来的话,YYZ今年该60岁了。在这里祝这位曾经失足但没有失身的小弟弟晚年幸福安康,如果YYZ爸爸还健在的话,也向他老人家致意,是他让我看到了上海工人闪光的品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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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1-04
《文革亲历与思考》. 红卫兵通讯
上海“串联办案”成功的喜悦不久便消失了,转眼就过了1967年的春节。
    校园里空荡荡的,我有时在家,有时住在学校,宿舍里见不到几个同学,也不知他们现在究竟在哪里。现在大批判的矛头早已指向高层,学校里的领导除去王一知校长外,实在找不出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能够说上话的人。

    大串联已经停止了,不花钱就能周游全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第一批以红色血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已经分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变成了“狗崽子”,这时的红卫兵已经发展成为平民化的学生组织,该组织的旗下山头林立,我加入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为了不再无所事事,去学校的红卫兵通讯社“上班”。

    红卫兵通讯社设在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里,办公设备有电话机、录音机、收音机、油印机和钢板、蜡纸、油墨等等。一开始我干的是用油印机印刷资料,具体讲就是把已经刻好的蜡纸绷在油印机的纱网上,然后用煤油调制油墨,调好后用蘸了油墨的辊子在纱网上一推,油墨透过蜡纸刻透的部分,字迹便留在蜡纸下面的纸张上了。推一次辊子、抬一次纱网,翻一张纸,接着盖上纱网,继续推辊子。这看似简单的油印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推辊子的速度和力度、油墨的多少和稠稀都直接与印刷质量相关,推不好的话轻了说是印的份数不够,重了说就是没几下蜡纸就破了,那就必须从刻蜡纸的环节重新开始。还好,第二天我就能够“独立上岗”了。

    后来,其他工种的人手不够,我也整理过“首长”的录音,学习着刻过蜡纸、排版、装订等。

《文革亲历与思考》. <wbr>红卫兵通讯

《文革亲历与思考》. <wbr>红卫兵通讯

《文革亲历与思考》. <wbr>红卫兵通讯
(红卫兵通讯社印刷的歌曲)

    有时,我们会将传单套色印刷,也会在小册子的封面上印上毛主席的头像。因为蜡纸是半透明的,把它覆盖到想“盗版”的图案上,就可以像描红一样将这些图案的轮廓轻轻勾勒在蜡纸上,然后再将带有轮廓的蜡纸放到刻字钢板上,用铁笔将其刻透便可。技术好的人用这种方法“私刻公章”,效果可以乱真。这种方法比用萝卜刻公章强多了。

《文革亲历与思考》. <wbr>红卫兵通讯


(红卫兵通讯社印制的封面)

    红卫兵通讯社的信息主要来自设在清华大学的资料交换站,在交换站内,每个“通讯机构”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信箱,你可以把自己的资料扔到任何一个信箱内,并从自己的信箱里取出别人“扔”给你的资料。如果你所扔到别人信箱里的东西越有价值,你的信箱里所收到的资料就越多。

    在传媒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红旗杂志)的时代,更多的小道消息是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的,红卫兵通讯最多的内容是“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以及关于某某领导的某某传言,现在看来,大部分传言是有一定的事实作依据的,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这是“中央文革”传递信息、操纵群众运动的一种更隐秘方式,也是他们借刀杀人的惯用伎俩。

    为了能够获得更加重要的一手资料,是否有“独家新闻”是非常重要的,为此,红卫兵通讯社与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建立了“热线电话”,用录音机记录来自上海的声音。记得最多的是徐景贤的讲话,我们那时叫他“徐老三”,就是上海地区的三把手。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吃住在办公室里,往往是某领导在上海今天晚上的讲话,第二天一早就刊登在“红卫兵通讯”上,出现在各主要通讯机构信箱内。我们的经验是:不用多,每个月只要抢了一、两次头条,你的信箱就一定会是满满的。

    出了校长办公室的后门,便是荷花池,池边是王一知校长在学校的家,家和校长室之间是一片铺着水泥方砖的空地,地上有石桌、石凳,头顶上有葡萄、紫藤,着实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天气渐暖,我们鸠占鹊巢,无事便到这片空地上纳凉、下棋、拉琴。

    学校的劳改队已经名存实亡,劳改队里大部分“牛鬼蛇神”已经不知去向,只有住在荷花池旁的老校长依然健在。她的阴阳头不知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光头,并且已经覆盖上一层细密的头发,远远望去,像个尼姑。尽管看押她的红卫兵早已不知去向,但她每天仍然自行去校园拔草锄地,身体似乎也比文革开始前好了。这位1922年经刘少奇介绍入党的老人与我们每天都会打几个照面,尽管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形同陌人,但关于她的事情我还想说说——

    请看《文革亲历与思考》.  王一知与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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