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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望之子:十年文革两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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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留下的记忆已淡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在“文革”中苦苦挣扎,受尽屈辱,以至于影响到子女的一生。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演越烈。我所在的杭大附中(以后更名为学军中学)举办了一次展览会,宣扬阶级斗争,展出了部分同学父母的抗战及解放战争军功章和其它物件。那时我涉事未深,对“阶级斗争”混然不知,写下一篇参观感受。在这篇作文中,我回忆了母亲盛静霞告诉我,父亲蒋礼鸿是教会大学的穷学生,为了完成学业,把学校颁发的金质奖状变换成现钱,支助生活和学习。我本意是要学习父亲那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没想到捅了马蜂窝。作文交上去不久,我的班长职务被撤消了。50年以后,我才在母亲的遗稿中发现,原本处分并没有那么轻松。学校本来要把我开除学籍!因为有一些老师出面力保我,最终得以保留学籍,撤去班长职务。这件事直到母亲去世,她也没有告诉我,但她自已在内心默默承受着的痛处一定非常深刻。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在一个仲夏夜的晚上,天色漆黑一片,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我家门前嘎然而止。黑压压的人群围在门口高呼:“蒋礼鸿滚出来!”“蒋礼鸿滚出来!”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从睡梦中一轱辘翻下床,看到父亲走出家门。我跟着在后面,来到客厅,支撑着桌子,混身发抖地看着窗外。门外学生们紧紧围着父亲振臂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蒋礼鸿!”黑暗中有一个声音高喊:“向毛主席下跪!”令人惊诧的一幕出现了,我的父亲双膝齐齐整整地跪在地上,向毛泽东谢罪。以后听我母亲讲、经过我对杭大老教师寻问,才知道父亲这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戴上的。


“文革”前,广大知识分子学《毛选》改造思想。父亲是搞语言教学和研究的,在阅读《毛选》过程中,认为有几处语言不规范,在课堂上提出异议。有一处,毛泽东用“前赴后继”一成语,父亲认为应该是“前仆后继”;另一处毛泽东解释鲁迅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毛解释“千夫”为敌人,父亲认为应解释为“老百姓”。毛说:“各位同志们:……”,父亲认为复数重复。本来议论最高领袖是忌讳的,但是父亲这样一个书呆子居然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危险,还在课堂上公开提出自己的见解,岂有不被打倒,再踩上一只脚的?另外解放后,父亲为应顺形势,作过一对联,“毛泽东……蒸蒸日上,蒋介石……江河日下”(大意)被认作把毛、蒋并立,也是一大罪状。


之后,这批造反的学生咋咋呼呼又到别的人家造反去了。这一夜是杭大道古桥宿舍恐怖的一夜,有多少知识分子被揪斗已无从得知,听说老干部林琼被揪斗时,有人竟大喊:“扒了她的衣服!”那一夜,我曾经幸福的四口之家,在黑暗中熬过了漫漫长夜,从此失去了笑脸。


第二天,父亲被勒令到道古桥宿舍八幢前的大草地上除草,一干“牛鬼蛇神”有中文系夏承焘、姜亮夫、任铭善、陈企霞、孙席珍等先生,外语系张君川,数学系徐瑞云等先生。在夏天的烈日下,父亲被晒得混身通红,回到家汗流夹背、大口喝水、直喘粗气。


紧接着,杭州大学开展了批斗林淡秋、夏承焘的“林夏战役”,父亲作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门生,被陪斗。毎天早上随夏承焘先生和一大帮“牛鬼蛇神”,徒步从杭大出发,到解放街市府大门口游街示众。父亲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身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在高凳上站一个多小时再步行回杭大。这样的批斗持续一个多月,父亲满头黑发霎时变成白发。


一天夜里,家里又遭到浩劫。一批杭大附中的学生闯进来“破四旧”。据说是一位杭大子女提供的名单。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年代,为取得革命群众的宽恕,不惜以自家的珍贵典籍换取同情,是何等的悲哀?我家有几千册书,还有明清版本的,被他们洗劫一空。我实在忍不住,指着一部解放后重新修订的《辞海》说:“这是解放后修订的,难道也是毒草?”又指着《本草纲目》说:“这是医书,不是毒草!”这两套书最终被留下来。在没有书的日子里,父亲常常捧着这两套书,嘴里喃喃地说:“这本书是蒋遂为我留下的。”书被搬到附中办公楼一楼的一间房间,最初按照毎户人家分开摆放。这些人家有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胡士莹、任铭善、蒋祖怡等先生。以后革命小将经不住毒草的诱惑,打开锁欣赏起来,再以后干脆住进房间,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珍贵的古藉成了手纸,随意践踏,我家的世界名著、莎翁全集不翼而飞。几年后当取回这些书时,已失之二、三成。很多成套的古藉少了其中的几册,封面、后页被撕碎,穿线断裂比比皆是。父亲默默用旧信封制作封面,用棉沙线穿针装订。而那些失去的书,那些不成套的古籍,缺失的封面后页,成了永远的憾!


随着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狗崽子”。从杭大南大门进去,北门出来到附中,一直是我上学的路。可是有一天,我被一个其貌不扬的门卫拦住,不让我进杭大的大门。我抗争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走?”,他横蛮地说:“就不让你走!”我乘他不注意溜进去,他箭步上来把我摔在地上,挙脚相加,我口吐鲜血欲哭无泪!回家后母亲含泪说:“你别再走杭大了,他对我说‘蒋礼鸿老婆,不许你儿子从杭大走!’”原来,我之所以不能走杭大,因为我是蒋礼鸿的儿子,是“狗崽子”。“狗崽子”在“看门狗”面前,也是低“狗”一等!


来到附中,更是一场噩梦。我所在的初二甲班是有名的工农子弟班,工农子女、干部子女占大多数。他们强迫我到讲台前接受批斗,非工农干部子女坐在台下观摩。一个粗壮的杭钢子弟,举着一寸多宽的武装带恶狠狠地问我:;“父亲是什么人?”


答:“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


问:“母亲是什么人?”


答:“职员。”


问:“爷爷是什么人?”


答:“城市贫民。”


问:“奶奶是什么人?”


答:“家庭妇女。”


问:“外公是什么人?”


答:“资本家。”


问:“外婆是什么人?”


答:“家庭妇女。”


“哈哈哈,地主婆!”


随后他举起武装带抽打我背部。一次比一次抽得狠,顿时背上火辣辣的痛。他还把一块写着“反革命”的硬纸板挂在我胸前!抽打声惊动了教室外,有两个高中同学把那人拉开,我算是躲过一劫。


“文革”中,造反派不但抄了我的家,还硬生生把我家一分为二,分配进外语系一位年轻教师陈纲(改革开放后,陈纲去东欧留学,取得中国第一个旅游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杭大创办旅游系,招收硕、博士研究生。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旅游史上的No1)。我的杭大道古桥宿舍五幢四号的家是一个约80平米的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套间。我家住一大房,约13个平方,陈家住两小间,共约14个平方,客厅两家共用。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房间里,一大一小两张床。书已扫地出门,家具变卖了,只有两张小办公桌,一个大衣橱和一排箱子,几乎是家徒四壁。陈家也是四口人,陈纲夫妻,他岳母和两三岁的女儿。所幸陈家是一个善良的人家,不像有些老先生家住进的造反派,还要受到凌辱。陈纲称我母亲“盛静霞同志”,对我这个“现行反革命”父亲不好称呼,偷偷的叫“蒋先生”。陈夫人于忠屏,岳母姥姥和可爱的小姑娘艳南,没有那么多忌讳,随南南叫我父亲“大大”,母亲“大娘”。当时虽然住房局促,但陈家人的善良多少抚慰了我家受伤的心。善良的人还不止陈纲一家,有位中文系学生唐佳文,离校时乘着夜幕偷偷跑到我家窗外,向我母亲告别,告之父亲在“牛棚”的近况,要我母亲坚强地活下去。但“文革”使人性变得残忍,杭大道古桥宿舍有自杀的老知识分子,自杀的中年教师和家属,失踪的老干部。比起他们,我家四口人最终安然无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父亲最初在学校接受批斗,还能回家。他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胸前缝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几次我和他面对面走过,两人都低着头,默默无语。亲人相逢不能相见,是何等的感受?以后父亲被关进“牛棚”,强迫劳动改造。每天是不厌其烦的接受批斗,打扫卫生,写交待材料,日复一日。关压牛鬼蛇神的造反派头目养尊处优,个人拥有一个厕所,他指定父亲搞这厕所的卫生。为达到不得看见一点污垢的要求,父亲跪在厕所的便池边,用铅笔刀一刀一刀地刮去污垢。同一“牛棚”的“历史反革命”雪克先生看在眼里,多年后教诲学生说:“你们做学问要像蒋先生搞厕所那样。”无异成为黑色幽默。


这位造反派头目还别出心裁,因为父亲是教会大学毕业,要他把《毛主席语录》翻译成英文。试想一个毕业30年,又是搞汉语研究的学者,用一本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的英语字典,在这样情况下,要完成这个仼务,真是天方夜谭。因此父亲稍不服气,他就报以老挙。实在逼得急了,一次父亲在三楼擦玻璃窗时,冒出一个念头,“我这向下一跳,岂非一了百了?”可他随即想到在家日夜盼他回家的妻儿,才收回这个念头,顽强地活下来。这位头目还非常残忍,蒋祖怡先生与他抗争,被他打成残疾。一天夜里,他要我姐姐与蒋祖怡先生儿子蒋绍忠去“牛棚”问话。我姐那时是20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我母亲怕有不测,问蒋绍忠“去不去?”绍忠说“不去!”,结果两人都没有去。“文革”结束后,听人说这位头目触犯法律,下了狱。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报销”!


到了1968年年末,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去农村”的号召。我们这帮“狗崽子”在城市里待不下去了。姐姐想和心怡的同学去北大荒黑龙江,我则想和任铭善先生儿子任平等好友去余杭农村。本来这就是无奈之举,姐姐远走高飞,父亲关在“牛棚”,我去不远的余杭农村,有事还可赶回来照顾母亲。可是一天早上,附中一位革命战士贴出几大张报名去黑龙江的大红纸张,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人名,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我这“现行反革命”的儿子无可抗争,加上年幼无知,认了下来(这位同学至今认为是他把我们带到黑山白水,战天斗地,引以为自豪。“文革”思潮的余孽,可悲啊)。我与姐姐在阳台上商量对策,母亲在屋里想必不会一无所知,吃晚饭的时候我俩向母亲摊牌。母亲争辩说她身体不好,父亲在“牛棚”,身边需要有亲人;我们说上山下乡是革命行动,离你远了,但离毛主席近了。母亲被这个“大道理”堵上了嘴,她说:“那我怎么办?”这个时候以前在我家做过钟点保姆的郑阿莲阿姨,帮我们出主意,请她年迈的妈妈住到我家陪我母亲,事情貌似解决了。


1969年3月8日夜(我的17周岁生日),我和姐姐穿着上面发下来的黄皮大衣,雄纠纠地前往“牛棚”向父亲告别。父亲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两人都远走高飞,母亲又怎么办?他但同样也抵抗不了这样的事实。姐姐振振有辞的告诉他:“你要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宽大处理!”相信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年轻人都会这么说,比起告发父母,检举夫妻的,已经强了许多。


3月9日清晨,阴冷。我们告别母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黑土地的路。母亲坐在家没起身、没言语。陈纲叔叔抱着小南南,用忧郁的目光送我们离开,小南南稚嫩的声音“大姐大哥早点回来!”在寒风中飘荡……


我们来到寒冷的北大荒,住进临时安排的老乡家。白天脸朝黑土背朝天,拼命干活,晚上忍受着老乡家跳蚤、虱子的轮翻进攻。混身被叮咬得化脓出血,不想家里又出了大事。杭大造反派翻出“三反五反”时原之江大学子虚乌有的“黄金案”,把我母亲抓进专案组隔离审查。母亲中年时十二指肠开过刀,饮食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胃痛。在专案组吃的是冷菜硬饭,引起肠梗阻,痛得在地上打滚,粪便从嘴里喷出来。残忍的造反派竟强迫她把粪便吃下去!肠梗阻是要性命的病,最终母亲被送医院紧急开刀。郑阿莲母亲自己风烛残年,照顾不了。实在举目无亲,童年好友、蒋祖怡先生的幼子蒋绍心,拖着残疾的双腿,在病榻旁拉屎倒尿照顾我母亲,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母亲开刀完,黑龙江大地已银装素裹,大田的农活干完了,姐姐匆匆赶回家。姐姐回家,却被人告发,说是中苏边境战事一触即发,我母亲把她叫回来了。天地良心,告发的还是曾受我父母恩惠的杭大教师家属。居委会找我母亲谈话,不得已我姐姐在春节前被迫返回黑龙江。知青点空无一人,同学们都回杭州过年,姐姐只得投宿到大串联时认识的一位哈尔滨男青年家。三年后姐姐与那位男青年成婚,女方家无一人出席婚礼。姐姐新婚第二天一早,就按当地习俗起床烧饭做家务侍候公婆。姐姐婚后一无户口二无工作,在街道小企业制做刷试管瓶子的小刷子。母亲原中央大学一位同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尚爱松教授知道我姐姐的窘况,找到哈市公安局一位侠义肝胆的熟人,千方百计把姐姐户口落到哈市。


婚后姐夫从农场调回哈尔滨,在木材公司,具体工作是在松花江上打捞木材。姐姐作为家属到木材公司下属太平木材厂做出纳。一家人似乎又有了希望。可是下岗风刮起来,姐姐、姐夫双双下岗。姐夫蹬三轮车拉货,姐姐踩纫机做衣服,供养一双年幼的儿女。姐夫由于在江上打捞木材,落得腰椎间盘突出,蹬三轮力不从心,只剩下姐姐踩洋机(缝纫机)维持生活。父母远在天边,只能隔三差五寄一点钱,杯水车薪。他们到了退休年纪,原单位早就倒闭,自已补交养老保险,拿到最低退休金。


我们一同去黑龙江东凤阳大队的同学,前后无一不回到南方,唯有我姐姐像飘零的落叶,钉子一般钉在冰天雪地里。以后也曾有父母的学生陈汝法,想用关系把姐姐调去浙江台州;蒋祖怡先生女儿蒋绍忞想把他们调到浙江富阳。但姐姐考虑姐夫是北方人,一帮亲戚也都在北方;两个儿女自幼在北方长大,怕不习惯,宁愿留在北方。登高台兮望故乡,故乡兮不得归……


1972年,上级对“知识青年”政策有新的调整,一户人家可有一个子女留在城市,都已下乡的子女可抽调一个回城。母亲和我姐弟俩商量,姐姐愿意留在东北,回城指标让给了我。杭大中文系书记毛逸同志和办公室负责人周浩先生很爽快地为我抽调报告盖了公章,姐姐回东北跑公社知青办,历时半年办成我的回城手续。户口回杭后,母亲怕我无所事事学坏,竭力主张我马上去找工作,并说:“哪怕扫马路,也是革命工作。”当时的政策,国营企业三年不招工,通过街道办事处,找到一家“大集体”的杭州砂轮厂,草草上班。砂轮厂工艺技术落后,劳动强度大。我们要从250摄氏度的炉窑中取出沉重的砂轮毛坯;搞基建,两人抬着400斤的老式电焊机踏上竹排,抬上二楼;炼砂轮原料棕刚玉,在1500摄氏度的电炉前操作……经过农村的锻练这些对我已不在话下。


此时父亲从“牛棚”出来,出来的原因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也就是说,这“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带得没错,只是不向他“专政”了。时至今日,我也没明白这顶帽子摘了还是没摘?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一大批“文革”中被耽误的学子得以进入“象牙塔”,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国家命运。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子女,同样对知识充满向往。可是母亲不主张学文,父亲的命运、她自己的遭遇使得她不希望我重蹈覆辙。我很知趣,不能再伤了母亲的心,转而攻理工。我的学历是初二,数理化像三座大山压在我身上。我买了数十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没日没夜自学充电。几十条三角函数公式背得天昏地黑,化学元素表贴在办公室墙上,转眼背一背。领导监视,工作繁忙,学习效果进展缓慢。等到自己觉得可以一博时,已错过77、78、79年允许社会人员参加高考的政策。转向成人教育,一口气攻下五年制函授数学本科、三年制夜大计算机大专学历。成人学历不包分配,社会上也不待见,呜呼,“八年抗战”无功而返!以后在不景气的小企业磨难,辗转10个大小不一的单位,在到达退休年龄前七个月,再也撑不下去,失业回家,苦等退休。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父亲是学有专攻的语言学家,母亲是清新婉约的古典诗词专家。他们躲过了57年的“反右”运动,却没有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十年浩劫夺去父亲精力最旺盛的岁月,以至于他到谢世还没完成《史记》《康熙字典》校诂的宏愿。



翻出两张“文革”前的全家福老照片,网友说:“你那时笑得多开心,现在怎么不苟言笑了?”端详着老照片,我也很纳闷,这是童年幸福的我吗?岁月流逝淡忘了往事。一家人的“文革”往事,只是苍海一粟,“文革”余孽、“文革”思潮还在暗涛汹涌,揭开岁月伤疤,唯愿那一幕不要在后辈身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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