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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燕玉:我们那个年代――不寻常的寒假(101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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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玉・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全中国是一片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形势,人人都要自觉改造思想。由于我父母都是旧社会名牌大学毕业的,这种出身使我感到了相当的压力。虽然我积极要求进步,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但记得代表党组织的老师找我谈话说:“你政治上还需要再锻炼锻炼……,我们研究了你的情况,觉得你离无产阶级还差那么一点儿。那一点儿是什么,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用‘小资产阶级味儿’这个词……。”老师还说,“你很爱看小说,是不是看外国小说太多了?”这些话对我来说,有如雾里看花,虽然听后也没有弄清楚自己该如何努力,但我真心实意地愿意向工人农民靠拢。


             结识赵玉琴


那年夏天,学校为了“掺砂子”(注:即加进革命成份的意思),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贫下中农子弟班。该班的学生全都来自北京远郊区的农村。


我怀着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味儿”的强烈愿望,不由自主地就被这个特殊班吸引了。高三那年,带着一分好奇,二分失意,三分犹豫,我有时在自由活动的空档儿,就到那个贫下中农子弟班去走一趟。其实也没什么特定的目的,就是去看一看聊一聊,觉得也许会受到点儿熏陶,得到点儿启发什么的。


可能是缘分吧,这一走动,使我结识了赵玉琴,她后来成了我终生的好朋友。在以后近二十年的动荡岁月里,我们在患难时的相助,喜悦时的分享,都是我难以忘怀的,直到移居美国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记忆犹新。


玉琴那年十七岁,是个很文静的姑娘,个头儿比我稍矮,白晰的脸上那双大大的眼睛,衬上乌黑的眉毛,显出有一点儿忧郁。如果只看长相,人们会觉得她是个城里人。她不大爱说话,座位又是在角落里,我开始一直没注意到她。


有一天晚饭后,离晚自习大约还有半小时,我溜达到那个班。教室里人不多,玉琴在自己的座位上,她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就走了过去。那天聊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相互说了许多自己的事,好像早就熟识的老朋友似的,直到晚自习铃响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高三第一学期结束前我对玉琴说,我从小在北京长大,不了解贫下中农,寒假我没什么事,能到你家去受受教育吗?“好哇。”她平静地回答,没显出特别高兴,但也没有丝毫犹豫。于是我和家里打好了招呼,放假那天从宿舍里收拾了点随身用的东西,就跟玉琴一起上路了。


那时候去趟远郊区农村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算是出远门了。我俩起了个大早,出了学校,换了两趟公共汽车才到了永定门火车站,提前买好了中午的慢车票。郊区农村的公社都是小站,只有慢车才停靠。当我俩挤在熙熙攘攘的、挑着担子扛着行李抱着孩子的人群中,终于登上火车时,我的心情就像踏上了长征路程那样豪迈。


火车开出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北京西站,后来又到了丰台,是个大站,停了十多分钟。就这样慢慢腾腾地走走停停,到岳各庄公社时已是下午了。下车后,我们提着帆布包,沿着收获完庄稼的大片土地走了十多里路,天傍黑时才到了玉琴家所在的村子。那村子叫岳各庄生产队,和“大跃进”时有名的南韩继大队相邻。它和黄河上下广大的农村一样:小土房,土坯或玉米秸的院墙,各家连成一片就是个村子了。


一路上聊天儿,我知道了玉琴家的不少事。她母亲已去世,爷爷奶奶还健在,都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家务由奶奶主持,爷爷常年在生产队看场院。玉琴是老大,弟弟叫赵德,还有个七岁的妹妹,小名叫小崽儿。母亲去世后,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贫苦,所以父亲一直没再娶。玉琴不无感慨地说,依着她家的经济条件,要不是靠国家补助,她根本不可能到城里来上这么好的学校。玉琴年前被选进城里念高中,全村欢腾。那时赵德刚刚小学毕业,为了全家的生计,他没能继续上学,就成了生产队的一个全劳力。我掰着指头算算,她家是父亲弟弟爷爷三个男人干活儿,养活奶奶玉琴小崽儿三个女的。这个事实让我十分感慨:旧社会饿莩遍野,而今一人除了自己还能养活别人,人人有活干,个个有饭吃,可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可惜的是,那年我已经读了十二年书上到了高三,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仅限于“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当然不可能知道,当时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已够养活几十人;也没想过,十四岁的赵德和七十岁的爷爷是否应在“人人有活干”的旗帜下成为劳动主力;更没学会去琢磨,“有饭吃”是否仅指维持生存的赤贫状况,还是该有点儿别的什么内容。


               年关的饺子


1965年的春节在2月上旬,所以我们到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准备过年。


春节前队里要结算全年的劳动所得。辛劳了一年的农民们,家家户户都盼着拿到钱好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过个好年。那时“过年”差不多就是“大吃”的意思,农民比城里人更盼着吃。农民们最期盼的光景是能在年前蒸出大批的干粮,包出多多的饺子,从初一吃到十五,那叫什么福分!玉琴的爷爷、奶奶一直嘀咕着,不知当年是不是能多分一些,特别是家里来了我这么个不速之客,总不能太寒碜了。玉琴也唠叨着,因为到家那几天,家里顿顿都是白薯面加上白薯叶蒸出的又黑又硬的窝头,借了点玉米面贴个饼子,就算是细粮了。每逢吃饭,他们总是先让我吃,我当然不肯,就这么推来推去的。其实我对粗糙的饭食心里倒真不在乎,出来就是锻炼的嘛,越苦才越炼的好呢!


终于盼到了分红那天,赵德一大早儿就到队上盯着去了。回来时,手里攥着一个小纸卷儿,那是他们全家的年终所得:一元七角八分。我睁大了眼睛脱口而出:“就这么点儿钱?”奶奶解释说,“全家人一年吃下来,全都预支了。这过冬天没的吃了,还得向生产队预支下一年的呢,年年都这样……”她好像不太在乎,转身对赵德说,“就这钱,去买肉和白面,包饺子!”在农村过春节吃不上饺子,就像办喜事摆不起宴席一样丢面子,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吃上饺子。奶奶嘱咐赵德可钉可铆地买,赵德也真的一分钱没剩回来,管他呢,先过了年再说。


和了面,馅儿也剁好了,临到要包的时候,才发现家里没盐。可是已经没钱买盐了。奶奶怔了一下,顿时想出个法子,端上个大海碗,向隔壁邻居讨了一碗腌菜缸里的咸水回来。那时村里每家都有一口大缸,秋菜下来就势腌上一缸咸菜,一冬天就靠这了。而玉琴家临到年关连咸菜都断顿了,菜缸敞着口,里面落满了灰尘,腌菜水全干了。奶奶把讨来的黑水沉淀了一会儿,然后把上面清点儿的倒在锅里熬,渐渐地一些灰色的盐粉渗了出来。小崽儿高兴地喊着,“出盐了,出盐了!”我也跟着瞎乐。


当天晚上,一家人欢乐地吃饺子,高高兴兴地过了年。奶奶端回的那碗黑咸水却长久地在我心中晃动……。


                 摸黑儿上炕


我记不得玉琴家有什么家具了,印象最深的是一进门那口水缸和土炕上的两个大木头箱子,家里的宝贝都装在那两个箱子里。吃饭时把一个小木桌搬到炕上,大家都坐在炕上吃。那小炕桌还真管用,省去了许多桌椅板凳。照亮用的是煤油灯,为了省钱他们家经常不点灯,吃完晚饭就早早地摸黑睡了,睡眠倒是很充足。我去的那些天,吃完饭要就着热炕头说会儿话,奶奶便摸出一个珍藏的煤油瓶子给灯加上了油,每天点一会儿。


睡觉时全家人一溜排开,头朝炕沿脚朝墙,一个挨着一个,挤着倒也暖和。自打我来了以后,玉琴他爸就没回家睡过,一直在队里的饲养棚过夜,他说夜里要照料牲口。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家里太挤了睡不下也说不定。


我去以前,睡觉的排列顺序是:爷爷,奶奶,小崽儿,赵德,爸爸(我不知道玉琴进城住校前,夹在哪个空挡里)。爷爷睡炕头,他有寒腿病,炕头有烧饭的余热,比较暖和。我去了以后睡哪儿,可能着实让奶奶动了一番脑筋吧。要充分利用被子,又不能让我这个客人和别人钻一个被窝。睡顶远的边上也不好,那儿炕凉靠窗,太冷了。奶奶明确地指定,我睡在她和玉琴之间,单独一条被子。左边是爷爷和奶奶共用一条被,右边是玉琴小崽儿共用一条被,最右边靠窗是赵德。


晚上该睡觉时,他们都不动弹,等着我先脱衣服钻被窝。开始我招呼他们一起上炕,可怎么说也没人动,我以为这是他们的礼数,就不客气了。一家人像是看西洋景似的,盯着我剥洋葱,先脱下带罩衣的小棉袄和外裤,再脱里面的毛衣、毛裤,还有毛背心,剩下棉毛衫和棉毛裤(当然里面还有内衣裤)。有时我发现小崽儿偷偷地笑我,也弄不清她笑啥。等我躺好了,奶奶一吹灯,好像是一声令下,他们才一骨碌地上炕钻被窝。早上,他们总是摸着黑比我先起床,我倒也没觉得奇怪。直到有一天……


那天夜里,爷爷咳喘得很厉害,奶奶爬起来给他倒开水,点亮了油灯。我隐隐约约地看到,趴在被窝里的爷爷光着身子,什么也没穿。回头一看,赵德仰起来的上半身也是光溜溜的。那一瞥令我心惊肉跳,脸热到了脖子根,我在昏暗中闭眼装睡,一动也不敢动。一个书香门第的城市女孩儿,哪儿见过这等赤裸裸的场面!待我进一步暗中观察才发现,他们总是在奶奶吹灯后,把身上的棉袄棉裤一扒,往脚下一扔就钻被窝了,睡觉时显然都是一丝不挂。好奇心把我折磨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悄悄地问玉琴:“你们喜欢光着睡?”她的回答又着实让我尴尬了一番,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说:“我们冬天能穿上棉袄棉裤就算不错了,总不能再换上夏天的衣服睡觉吧。”


               小独轮儿车


春节前,村里大喇叭一遍一遍地广播着公社的通知,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过了初一,人人都得下地干活,不干还扣工分呢。初二大清早,我和玉琴就跟着她爸去了队里的牲口圈。派给我们的活,是把起出的圈肥运到地里去。我有在中学几年劳动打下的底子,加上良好的身体素质,对运肥倒是不犯怵,可没想到那小独轮车却把我给治惨了。


我管那车叫“死木疙瘩车”,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两个把,一块板,下面一个轮子,统统是木头的,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纯天然”。推起来吱扭吱扭地叫着,把土路压出一条弯弯曲曲的沟。走的多了,那沟越来越深,就成了独轮车的专轨,不沿着它走还真不行了。牲口圈在村里,地在村外,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每人推上个小独轮车,一个跟着一个,混杂出了一曲雄壮的交响乐,编织成了一条壮观的风景线。推着走着,不由得“水浒传”里对独轮车的描写就从脑子里冒了出来,把我朦朦胧胧地带回到八百多年前的神州土地上,历史仿佛就这样地凝固住了似的。


这种原始的小独轮车最沉重的是轮子,那硬梆梆的厚厚的木头轮毂,简直就像焊在车轴上一样,顽固地戳在地上不肯转动。当我把劲儿都使在推它的时候,哪儿还顾得上平衡?拼了九牛二虎之力,轮子倒是动了,可车一下子就歪到一边,上面的土肥自然就全翻到地上了。开始我推着空车走一段都费劲,更别说装满车了。为什么要用木头做轮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不是早已远离了封建社会,抛弃了小农经济吗?如今不是有更好的材料和更轻便的工具了吗?干嘛还拼这等苦力!他们为什么这么保守,为什么就不能多动点脑子呢?后来生产队长的一句话,才使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十个木头轮子,也赶不上一个胶皮轮子的价儿。”可不是嘛,当劳动力是最便宜的工具时,钱花在任何其他工具上都是奢侈的。我算是真的明白了,说贫困会吞没对先进材料的欲望,排斥对科学手段的尝试,那是不假。我心里那么想着,但干起活来还是不能在老乡们面前掉价。于是我铆足了劲儿推上车,紧紧地跟着玉琴。一上午下来浑身大汗,满手血泡,可毕竟能整趟地推下来了。


                 奶奶骂街


有一天我和玉琴下工回家,奶奶已经做好了饭,但她爸还没回来,我就和奶奶一起到大门口张望。村里下工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从玉琴家门前路过。等着等着,不知为什么奶奶突然动了气,一把拽了我就往院子里走,说咱不站在这儿了。我不解其意,说眼看着玉琴她爸就回来了,再等一会儿。奶奶见拽不动我,就冲着过路的人破口大骂起来,每个走过去的人,都被她指手划脚地追着屁股骂。可那些人非但不生气,还都嬉皮笑脸的,互相逗笑着。有的人无动于衷地直瞪着奶奶看;有的人默不作声地偷笑;有的人走过去之后还不住地回头,恋恋不舍似的;有个人甚至退着走,后背撞上了前面人扛的工具。下工的人流像被注入了激情,涌动着一股活力。奶奶骂了一阵子,竟然没一个吭声,没一个回嘴的,这场面让我一头雾水。仔细听听,奶奶的骂词是:“不长见识的,(我)让你丫的眼睛生疮!”“看什么看你,X你姥姥!”“(我)让你眼珠子叫狗吃了,八辈子娶不上媳妇!”……


总算等到玉琴她爸回来了,我们转身回屋,但奶奶的余怒还没全消停,继续小声地嘟囔着。玉琴不以为然地说:“看就让他们看去呗,眼睛长在人家身上,你管得了吗?装没看见不就得了!”然后玉琴悄悄对我说:“奶奶讨厌过路的男人们盯着你看。”噢,我这才明白,奶奶生气骂街是因为那些人看我来着。说实在的,我当时并无女性特色,穿的是和男生一样的蓝褐灰老三色旧罩衣,以往冬天女生还能包个花围巾,但后来革命化,我也戴上了栽绒的棉帽子;剪着齐耳的短发,脚上蹬的是黑灯芯绒的老棉鞋,和农民也差不多。我琢磨不出来我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只能说这地方太闭塞了,外面来一个生人也会是很大的新鲜事。


后来,我听过一个英国学者的报告,讲述她在七十年代初访问中国时被老百姓围观的情况。那时中国“与世隔绝”已有二十多年了。她说她无论走到哪儿都被包围着,人们蜂拥而至,推推搡搡,最前面的人有时被推撞到她的身上。人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甚至有人把脸凑到近前盯着看,离她的脸仅半尺远,呼出的气热烘烘地冲到她脸上;她住的船舱,窗户上从早到晚扒满了观众,争先恐后“像看动物一样”。这倒也是,当年北京郊区的农民对我这么个城里人还盯着看不够呢,更何况边远地区的人围观黄毛蓝眼的“洋鬼子”,那还能挡得住吗?!


                   争议


玉琴没进北京上学之前,凡是寒暑假在队里干活都是记工分的。这次我俩一起在队里干了十天活,我来“改造自己”算义务劳动,她说她现在靠国家的补助在城里上学,为报答党的恩情,她也需要自觉锻炼,因此就不要工分了。一天晚上,爸爸和爷爷为了玉琴工分的事争论了起来。


玉琴她爸对玉琴的想法全然不接受,他很激动地说:“干了活为什么不要工分?咱又没多吃多占,咱是靠自己的劳动!你看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连咸菜都快吃不上了,你回来这么些天不也在家吃喝吗?!挣点工分不容易,你不要我还要呢!咱们现在有饥荒,但凡富裕点儿我也不说这话了。”玉琴他爸不管家事,那次是我第一次见他出来说话。


可玉琴她爷爷倒不在乎这工分,他把精神境界看得更重要。他说:“不要就不要吧,思想总是最重要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爷爷突出政治,顺口就背诵出了一大串毛主席语录来: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人家那是什么精神?那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等等。他坚决支持玉琴的“革命行动”。


爸爸和爷爷各执一辞,各讲各的理,最后是否争出结果来了,我就记不清了。反正我当时对爷爷油然生出敬意,佩服他在贫困中仍能牢记毛主席的话,不计个人得失,事事把思想革命放在第一位。我想,这才是老贫农的阶级本色呢。只是有一点我倒没想明白,玉琴她爸也是贫农,又是生产队的骨干,当了半辈子饲养员。那时候农村只有成份好、觉悟高的人才能当饲养员呢。我没想清楚为什么他的“觉悟”反倒比不上爷爷,他是受了哪方面的影响呢?当然不会是因为“看外国小说太多了”。这也许正说明,“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吧,不然的话,出身和生活环境都一样的人,为什么对工分报酬会有不同的态度呢?


                赵德的眼泪


赵德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我去玉琴家时他也就有锄头把那么高,又瘦又小。那一言不发的性格,让我觉得他很早熟。每天收工回来,他总是默默无言地忙进忙出,担水劈柴,听从爷爷奶奶的支使,替家里分担着生活的重量。他很腼腆,我和他说话他总是很不好意思,笑一下用摇头或点头回应。但我和玉琴出门时他愿意跟在屁股后面护驾,我们聊天时他就睁大了眼睛颇有兴趣地听。


八年多以后,赵德已是个大小伙子了,娶了媳妇,当了生产队长,块头儿比以前粗壮多了。他认定了我这个朋友,得空进城时就来看我。后来他们生产队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比如缺化肥,想买汽车之类的,也来找我帮忙,可惜我都没帮成。


记得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一下子都没认出这个大男人是赵德。见了我话还没说出口,他的眼泪止不住就唰地流了下来,痛苦地呻吟着说:“燕玉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啊,大学毕业后,我们这些刚走上社会的学生,就自动地“升”了一级,变成了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思想”。于是,我和一批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一起,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那段在“五七干校”的劳改生活比起岳各庄来要苦多了。岳各庄的贫穷在玉琴一家的亲情中透着温暖,而“干校”的强劳动在工军宣队的监管下却冰冷无情;去岳各庄是自觉的奋争,而去“干校”却是被打入冷宫;在岳各庄有被贫下中农肯定的欢愉,有受信任的尊严,而去“干校”是因为被排斥于革命队伍之外,面临着无限期的改造。三年下来,我在思想上有多大长进自己也说不清,但总归是掉了二十多斤的体重,又黑又瘦地回到了北京。赵德的眼泪里充满了痛苦的惋惜,在他眼里,我可能已是风采尽失了吧。


                   尾 声


寒假结束了,我回到了学校。新学期开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在团小组内座谈各人在假期里的收获。我记不清自己在小组会上说了些什么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会讲自己在农村的收获和感慨,比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人有活干,个个有饭吃”;比如农民的干劲,“过革命化的春节”;比如我们生活水平如何脱离贫下中农,而我们的精神境界又如何比不上他们,爷爷的“毫不利己之心”,等等。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同组的同学们是否因此受到了教育,就不得而知了。


□ 寄自美国


http://hx.cnd.org/2006/03/07/%E7%87%95%E7%8E%89%EF%BC%9A%E6%88%91%E4%BB%AC%E9%82%A3%E4%B8%AA%E5%B9%B4%E4%BB%A3%E2%80%95%E2%80%95%E4%B8%8D%E5%AF%BB%E5%B8%B8%E7%9A%84%E5%AF%92%E5%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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