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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说说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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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0日,黄帅英年早逝,令我辈唏嘘。

“我辈”,是个复数,大致应该在55-60岁之间的人,我比她小两岁,在这个范围内;“唏嘘”,是我个人的感叹,一是为自己,一是为黄帅。

“文^革”开始,“我辈”还是心智不健全的孩子;浩劫七年时,“我辈”也还是孩子,哪里懂什么“革命”?遑论“文化革命”!我们连看客都算不上。尽管包括大哥哥大姐姐的中学生在内的整个社会都被卷入这场“革命”,有些父母的命运也改变了孩子的命运,课本和课程也体现了“文化革命”后的“新气象”,但总体来说,“我辈”还是按时地上完“学前班”(幼儿园)进入小学。“革命”对于“我辈”来说,只是课本上的语汇,而不是行动。

但是,黄帅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

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发了《北京日报》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之后,黄帅作为“反潮流革命小闯将”家喻户晓。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

黄帅,12岁女生(应该是13岁,但我记忆中报纸说12岁),京城小学五年级学生,居然可以“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旧的传统观念还很顽强。‘师道尊严’必须破”(《人民日报》“编者按”),怎能不让我们仰视?做“黄帅式反潮流英雄”的号召,让“我辈”进入行动。

那时,我是一所“联中”的小学四年级学生。所谓“联中”,就是小学和初中联在一起读。做“黄帅式反潮流英雄”,是初中部开始的。初中部一位男老师策动学生,矛头对准的是教我们四年级语文的一位漂亮的女老师,她姓王,年龄不足20岁。初中生领头,我们加入。我因为作文写得好,还登台念大批判稿!

说起来很荒唐。王老师被“反潮流”,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旧的传统观念还很顽强”和“师道尊严”都挨不上,只是因为她多次拒绝那位男老师的示好而已。

学校校长是年过半百的黄百川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担任过本地“青年救国会”主任,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做过多所学校的校长。他懂教育,政策性强,在我们的父母中有着极好的口碑。

黄校长试图制止这种荒唐的行为,但他的威望抵不过那个小小的黄帅,他也差点成为“潮流”被我们一起“反”了。

1982年,我和黄老师的儿子黄同华成为大学同班同学,寒暑假都要去看望老人家。他说起“联中”的往事,说起这场荒唐的“反潮流”,也是唏嘘不已。

后来,我也常常唏嘘。在那场浩劫中,“我辈”本来可以只做无知的看客,但因为有了黄帅,也背上了历史的包袱。多年以后见到王老师,我还特意向她道歉。但我知道,仅仅道歉是不够的。

这也是我为黄帅“唏嘘”的原因。四十多年来,参与历史上这一页的人,包括黄帅在内他的父母甚至包括策划这件事的人,目力所及,我未见有人出来公开道歉过。

四十多年来,关于这一历史事件,历史脉络大致是清楚的。

1973年11月27日,黄帅的来信首先刊登在《北京日报·内部参考》上,题目就是“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记者在这篇报道中,为来信定了性:把海淀区中关村一小学生黄帅和班主任老师的矛盾当作教师有“师道尊严”,而黄帅是“反潮流”问题加以反映。

据知情者后来告诉我,主持编发这篇文章的是徐姓的一位“本家”,后来官至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我读过他不少类似励志式的散文,年轻时曾为他有气势的文笔折服过。因他写文章通常用的名字是“余心言”,我也东施效颦用“余广人”的名字发过文章—汗颜!

这份定性的“内部参考”,正契合在大学兴风作浪的迟群、谢静宜的心情,或者说就是贴着二人的思路写的。

早在这年7月,辽宁一个考大学不会答题的张铁生,在试题背面的“吐槽”,被冠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辽宁日报》发表,8月《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发,大学的“教育革命运动”轰轰烈烈了,迟群、谢静宜即参与其中。这回《北京日报.内部参考》又提供了小学生的来信,正好借此把小学和中学的运动搞起来。

迟群、谢静宜看后当然“认为写的好”,要北京市委抓一下这个典型,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于是,谢静宜将这期《内参》附上登《北京日报》的建议,转送给市委领导同志;又给市委宣传部长打电话,要《北京日报》公开发表,展开“讨论”。此后,她和迟群一起约见黄帅,支持她的“反潮流”精神。

于是,12月12日,《北京日报》先加“编者按”发表;12月28日,《人民日报》再加“编者按”发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说:“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在这股“反潮流”的浪潮中,中小学为摆脱“文革”开始后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这期间,黄帅也成为全国的知名人物。她成为中央会议的代表,甚至有传言说她要当共青团“接班人”培养,这些不必考。在我的记忆中,在毛泽东的追悼会上,她和浩然一起也列在“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还有”之列。那时,我刚读完浩然的《新春曲》,印象深刻。

但是,很快,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黄帅的风光也不再,她的父母也遭受审查,父亲甚至被关进监狱。

这些事实都是后来慢慢披露出来的。当然,披露这些事实的人,都抱着对黄帅及其父母同情的心情。我却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黄帅当年13岁,未成年,父母是监护人。她给《北京日报》写信,是自觉的行为还是由父母推动?至少从信的语句表达上不见小学生的幼稚。比如,“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就不像小学生的语言。再接着推论,从《北京日报.内部参考》定性刊登,到迟群、谢静宜指示,再到二人约见黄帅,她的父母有无参与?如果参与,参与的程度有多大?

我的问题没有直接答案。但是,从她父母尤其她父亲的遭遇反推,至少不能否认他的推手的作用。联系到当年的政治生态,愚忠导致揣摩政治气候,“一人得道”的极大诱惑,说黄帅身后的人肯定有政治企图有些武断,但又如何能排除这种武断?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历史的板子打在了黄帅父母身上,却飘过了为黄帅“来信”首先定性的《北京日报.内部参考》的编者。

还好,黄帅本人并未为此遭受更多的磨难。1979年,尽管在她考大学时“政审”这一关有争议,但教育部领导的“不能让孩子承担责任”话,她顺利考入北京工业大学;而此时,仍有许多普通人因为“政审”范围内的“直系亲属、社会关系、个人表现”等等问题失去上大学的机会。1985年,她又到日本留学,成为让人羡慕的早期留学者。1990年代回到母校的出版社供职,直到善终。

黄帅一直对自己的历史保持沉默。2013年,她的《黄帅心语》出版,我很迫切地读,希望发现她所搅动的这段历史的真相,她的父母以及编发文章的人的作为,却一无所获。为此,我曾致电给她,希望当面请教,但她有礼貌、有教养地拒绝了。再进一步问:您只说到和您当年反潮流的老师关系好,您给他道过歉吗?她把电话挂断了。

当时,我就很唏嘘,现在,仍然为黄帅“唏嘘”。自然,那段历史不能由黄帅来承担责任,但身为其中的黄帅、她的父母,以及参与推波助澜的人,无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总应该有所反思,向被这场运动的受害者道个歉。但是,黄帅没有,她的父母也没有,推波助澜者也没有。

如今,黄帅离世,“死者为大”,本不应该再说什么。但是,历史无情,无情到即使你带着朦胧伤感的泪水去遮蔽,历史依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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