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家的人就是太把自己当人了，只要不把自己当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但留清白在人间──记农学家戴铭杰
1991年10月3日晚7时，中央电视台在报导四川棉区又获大丰收的画面时，三次出现了戴铭杰的名字。泪水浸润了我的双眼，我已记不清楚解说词是如何赞扬戴铭杰了，只隐隐约约觉得当他的名字和雪白棉花画面融合在一起时，解说员深情的说，…今天这田里的朵朵白花正表达着对戴铭杰等老科学家们深沉的怀念和无比的崇敬…此时，戴铭杰已含冤离世25年了。戴铭杰是我的七叔，著名的农业专家。1966年他离去后，已开过两次追悼会了。至今我们只能想象他是投身云南巴边江中，尸骨无存。
1918年6月28日杰叔诞生在江苏省泰兴县孙家池。在那个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的年代，虽然他生在簪缨世家，但家道已严重衰落。1930年泰兴暴发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不幸殃及，突发高热狂燥，角弓反张，病情极为凶险。家人急延中西医诊治，投以鲜竹沥油，以图控制。同时又急电镇江，请其叔父名医戴侬季邀得周炳华、赵琴伯两位内外科名医星夜专轮驰泰城抢救。经施以脊髓减压术及药物治疗，乃转危为安。但从此留下了后遗症，他的眼睛近视猛增至千度以上，听力也只剩下了左耳。因此，他常说自己“感官能力差矣！”当时祖父曾有意让他辍学改习木工，学门手艺谋生。但他矢志锐进不止，攻读愈勤。初中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35年他同时考上了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家中有意让他进武汉大学，因为我父亲（其三哥）在武大执教多年，可以就近照顾。可他一向自强，毅然进入了攻读条件比较艰苦的中大农科。南京沦陷，他随校入川，备尝艰幸。那时“学农”找工作不易，家中屡屡劝他弃农改行，可他已爱上了农科，立志务农痴心不改。
杰叔1939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研究生院，仍孜孜不倦的从事清苦的农业科研工作。当时他生活非常艰苦，其姐夫阎振兴（后国民党中常委、台大校长）刚从美返国，又主持中缅公路的修建，想接济他。他自立自强，坚决不受，在家族中传为佳话。由于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考上公费出国去美康奈尔大学深造。小时候，杰叔多次告诉我，抗战时官费名额很少，报名时他十分犹豫，一是耽心自己实力不够，二是怕国家腐败陪考场。他说，我父亲专程去做他的工作，他们二人在一堵破旧的城墙下大便，蹲了半个多钟头。我父亲苦口婆心的开导他，一定要搏一搏，考官费是平等竟争，没人敢营私舞弊。还给他讲祖上在京吃黄莲提神苦读九年终获功名的往事来激励他。最后他精神抖擞的面见考官，终于如愿。1946年他拿到硕士后立即回国，决心将学到的本领报效祖国。回到上海，他和兄长铭谦以及几个侄儿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聚会。此时苏北泰兴内战正酣，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目睹沪上国民党达官显贵灯红酒绿的情景，气愤不已，在酒桌上大骂不止。后来他毅然谢绝了京沪一带的高薪聘请，去了大西南的贵州大学农学院任农艺系主任。
解放后祖国面貌换然一新，此时杰叔在成都四川农业改进所从事植保科研，他十分欢欣鼓舞，深感祖国有望，满怀赤诚投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1952年四川棉区暴发了大面积棉花枯萎病害，棉农告急，疫情十分严重。他率队日夜兼程奔赴灾区。但因疫情延续，棉苗枯死，回天无力。损失非常惨重。他目睹棉农抱杆痛哭的场景，震动极大，内疚万分。回蓉后立即和大家一起商讨防治办法，立题苦干。他坚信只有深入棉区，从选育抗病棉株入手，不断改良优化品种，才可消灭棉花枯萎病。从此，杰叔长期蹲点于射洪等地棉区，全身心的投入，奋战了三年，乃获得优良抗病植株，使防治工作得以突破。首战告捷，为抗枯萎病课题辟开了通道，奠定了基础。后来杰叔又奉调去渝，任西南农科所植保室主任。这时，棉花抗高枯萎病的抗源品种之研究则于棉花所协作继续进行，乃至最后完成。经各地长期反复多次实验，其优越性极为明显。不仅抗病力强，且获生产效果。予期目的胜利达到，为我国棉花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他作为农业专家被农业部派到越南，为邻邦的农业发展贡献其聪明才智。在越南他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的工作，受到了友邦好评，并两次被胡志明主席接见。由于他一贯严守科学真理，务实求真，不顾人情世风，更恶随波逐流，在越期间多次真诚无私、坦荡陈辞。孰料竟由此开罪于人，回国后即改调云南农科所，再赴春城。时值祖国大跃进初现，浮夸风骤起，那里有老实人说话的天地。
此时，我才11岁，在武汉大学附小读书。儿时的场景永远难以忘记。大跃进到处一片热气腾腾，武大附小很少上课，经常让我们去运砖，种地、捡煤渣、捡废品和表演文艺节目。一天下午我因右手划破请假在家休息。下午三点左右，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停在了我家门口，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推门下了车。“七叔来了！”我高兴的叫着。爸爸匆匆从书桌边站起来说：“他不是在云南吗？怎么又来武汉了。”七叔一进门就大声说：“现在天天放卫星，说假话，你们湖北麻城县又放了一颗大卫星，水稻亩产三万八千斤，派我们来参观的。我们明天去麻城，这次同来的还有外国专家呢！”爸爸的脸沉了下来，忙说：“嚷什么，进屋再说，进屋再说。”一会儿爸爸就和七叔在房里争了起来。我看见爸爸递给七叔一只烟后，匆匆走出大门对司机说：“您先回洪山宾馆吧，戴铭杰等一会儿自己回去。”车走了，父亲和七叔还在房里谈话。半小时后，七叔要回水果湖开会，我拉着七叔的手不让他走，找他要外国邮票。爸爸说：“别吵了，我们一起送送七叔吧。”我们顺着湖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水果湖洪山宾馆。路上他们仍在争执，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至今我只记得几句话，七叔叔说：“…怎么可能呢？…你想想连小学生都会算的题，不就是长乘宽乘高再乘上一个密度吗？你想想38000斤稻子在一亩地上要堆多高呀！…我一定要说，肯定是虚报。”爸爸说：“你才40岁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也不是大学生、小学生的问题，你怎么不听你三哥的话呢？”我记得爸爸还说了一些社会不是黑白两种颜色，什么灰色之类的话，我当时弄不明白。
杰叔那里知道，当代人最大的特征就是说假话和躲避，有太多的东西要躲避了，不躲不昧良心，他就过不下去。后来，杰叔还是说了实话。据说还是在党组织的正式会议上说的。他绝不相信亩产38000斤。几个月后，他被大会批判，取消了予备党员的资格。
戴铭杰从来为人坦诚，问心无愧，又不怕吃苦，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调工资时，他不但自己让出名额，还动员大学毕业后多年没长过工资的妻子也让一让。他常说，比比农民，看看年青人，我们已在天上了。只要能为国工作，只要能干他的本行，他终身无怨无悔。1962年后，大气候变化，省里给他平反，又让他当了农科所所长，还给了个楚雄州政协副主席和云南省政协委员的名份。那几年他常去北京开会，几乎每次都要在武汉停留，每次我父亲都要和他作彻夜长谈，争论十分激烈。当时许多杰叔在京的昔日上级和同窗挚友都一再邀其去北京等大城市工作，他在美国的学弟、后来当了农业部副部长的鲍文奎并开玩笑说：“楚雄、景东怎么容得下你这个大菩萨！”他固执己见，他一贯认为学农而远离大片田地，脱离农业生产对祖国谈何贡献。此时，他已依国家急需被调到林业部林科院景东紫胶研究所任敌虫害室主任。该所地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中，景东西北是无量山，东南面临哀牢山，交通不便，条件坚苦。杰叔毫不在乎，他将三个大孩子留在楚雄，两个小的送往成都岳家，携妻毅然前往。夏日修家书中犹称“面无量，背哀牢，乘风远眺，效力祖国，服务边疆，不亦乐乎！”他的一片赤子之心及刚正忠诚、敬业效国的精神可昭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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