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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猛:一个后来者的文革阅读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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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后来者的文革阅读和思考(一)


在过去的一两年,文革的话题渐渐又成为热点,这多少让人意外。对于文革,邓时代的领导人希望能迅速翻过这一页,以一种更加开明、自我克制的风格来为文革所暴露的政治体制的缺陷打上补丁,并以暂缓危机重重的原教旨实践、接受一些人所共知的世俗目标来安慰人心。但从今天的情况看,持续十年的政治生态带来的影响并不那么容易消失,一代人并不像一页书那么容易翻过。
我不是文革的专业研究者,很多著作都没来得及读,也没有亲历者才有的那种细腻完整的感受,但作为紧随其后的一代人,我无可逃脱地身陷于这个话题,也关注着这个话题。在经过很多的阅读和交流之后,我慢慢相信,关于这个话题的很多不假思索的套话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它妨碍了我们从过去的实践中吸取教训,并像麻醉剂一样钝化了民族的政治思考力,使人们既不能看清过去也无法看清未来。
本文只是想梳理一下,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受到哪些人和事的影响。它并非要提供什么权威的指南——我很怀疑是否存在这样的指南,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将在讨论中呈现出来,如果要类比的话,这篇短文更像一篇风景游记,记述自己在阅读旅途上的所见所闻,并说出自己的心得,以便在当地人/亲历者/专业人士那里加以验证,并传递给局外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那些曾经影响过自己的作者、作品的一篇致谢,
我自己算已步入中年,按理一个中年人对公共讨论能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的成熟、常识和平衡感,然而今天许多参与公共发言的同龄人(包括一些成名成家的),却如老年人一样昏聩,情况比上一代并没有改善多少。就此说来,面对这几十年来的历程,诚实地说出个人的感觉,也具有了现实的意义。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初,属于官方所说的文革期间。我没有目睹文革初期的喧嚣和暴力,但还是被它的尾巴扫中,幼年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少那个时代的印记:胸前挂着牌子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的大人,广场的公审大会,久久回响在街道里的政策宣传车上高音喇叭传出的高亢声音……
在我出生的那个赣东北的城市,文革进行得如何,至今我也没有多少了解。从上一辈人的交往和讲述中,我知道有些老街坊有非常不幸的遭遇,——但这些遭遇也不一定始于文革,可能在1949年或1957年就开始了。不过,那时我只是作为儿童捎带听听,并未想到要去了解,等到很久以后我对这些发生了兴趣,想去了解时,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已经不多,有的老辈则已过世,他们人生遭遇的坎坷颠簸也一起湮没无闻地过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环境中,人们即使谈论过去,说得最多的也只是日常生活的艰辛,很少对宏观政治或者大人物作什么品评和指责,仿佛这是超出他们安排的一种力量,只能默然接受。事实上,人们就是这样看待政治带来的伤害和动荡的,仿佛面对的是地震、洪水一般,没法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始终表里如一地远离政治,不论是出于多年政治运动的规训而有意如此,还是本身就没有产生政治意识,——当然更可能的原因是两者同时存在。因为这种种,这个环境在政治观念上给我的影响十分有限。
从社会来看,当时总体的氛围对文革有很多控诉,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遭遇尤其被屡屡提到。但具体到学校教育,记忆里并无多少触及,惟一有印象的是,小学有篇课文《周总理你在哪里?》,作者柯岩,有的句子琅琅上口,现在还能记得。不过它之给我留下印象,是因为教语文的女老师在读课文时声音哽咽,中途她便停了下来,让一位女同学起来替她读完。我从未见过老师这样情感外露,惊讶之余她的情绪却并未传染给我,我心里甚至有点小小的疑惑。——以后在生活中,我也不断遇到这样的情形,周围总有些人,而且还是一些人品不错的人,对周有一种特别质朴的情感,甚至可以说非常崇拜,我一则自己掌握的事实也不多,不能确凿地说出什么,二则不想直接去破坏人家的深厚感情,所以往往都是回避不谈。

生活和学校环境都没有对我产生大的影响,我对文革的情感和最初看法主要是在课外阅读中慢慢形成的。当时报刊上常有反映、揭露文革恶行的文章,其中的主人公,确如日后有些人批评的,以老干部居多,讲述他们怎么遭到迫害却坚持斗争,最后扭转乾坤把国家带上正轨;还有就是各类文艺界知识界人士的受迫害事迹,比如老舍、傅雷、严凤英等等。这些作品虽然对我没有产生特别的触动,但作为一个大背景也许不可能毫无影响。比如那些写老干部的文章,自己当时也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分担着他们的命运,为他们的运筹帷幄、力挽狂澜而激动,但后来越来越意识到,这些作品不能告诉我们,作为平民百姓的“我”实际上处在什么位置,应该站在哪里,而且在流传的各种政治笑话、种种老干部对文革新人的嘲笑中,甚至包含着对我们自己的否定。
至于那些文艺知识界人士,我始终对他们都抱有同情,但当时阅读所及都是报刊上的短文章,而且自己的情感和理解力也没有长成,所以无法深入人物的内心产生共鸣,因此带来的情感冲击是不大的。惟一的例外,是当时在《读者文摘》(后来改称《读者》)上看到一篇小文章,讲述女钢琴家顾圣婴一家在文革的不幸遭遇,题目叫《那一场音乐会》,曾深深打动过我。
当时有一类叫做“伤痕文学”的作品,十分流行而且获得了主流的认可,不少作品还改编成电影。我可能看过一两部,但都没有印象。真正给我带来冲击的,是三部电影文学剧本: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王靖《女贼》以及李克成《在社会的档案里》,它们似乎也被视为伤痕文学,有时则归入“新时期争鸣文学作品”。可能是因为被禁的缘故,这些剧本虽然造成了短暂的轰动,但很快就从公众视野里消失,所以我的同龄人不太知道它们的存在,偶有知道的也是因为它们曾在台湾被搬上银幕。然而,这些却是真正的好作品,尤其从公共的道德教育这一层意义来说——这样的作品至今仍是我们最缺乏的。阅读它们给我带来了极其强烈的、不可逆转的冲击力。像《假如我是真的》讲的是一个人无意间被当作高干子弟,结果发现很多普通百姓难以解决的日常困难很容易就解决了,整个官僚体制在更高的地位面前一下子运转得极其配合、高效,于是他也假戏真做开始做起了骗子,直到最后露馅而被捕。剧本的内容通过作家高超的铺垫已经唤起了人们强烈的爱与憎,而它的名字更是画龙点睛,锋芒十足。《在社会的档案里》讲到一位正直的公安民警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了高级领导干部的丑恶腐败,就在读者义愤填膺之余,结尾出现了他深沉无奈、十分精彩的陈词:“这些材料的命运只有被销毁。不过,任何罪行都写在社会的档案里,登记在受害者的心里。这是谁也销毁不了的。”一下子把读者的良心都召唤到了这山一样沉重的压迫性体制面前,站到了它的对立面。
这些作品唤醒着读者的良知和正义感,虽然我尚未成年,但也感觉到作品带来的强烈震撼,仿佛置身于一个不容逃避的道德世界,人必须在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之间做出选择,而善的、美的、真的又恰恰属于力量弱小的一方,因而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它的充满现实感的、锋芒毕露的批判,将过去和当下、将舞台和真实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大概是它们无法见容于“新时期”的原因,毕竟它还要借助压制来维持。
少年时期读到这些作品确实是一种比较独特的经历。很多年以后,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荣如德译本)里,我读到这样一个情节:从劳改营回来的主人公奥列格和同样有不幸遭遇的工友叶丽扎薇塔聊到了过去,叶丽扎薇塔问:“麻烦的是孩子渐渐长大,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把全部真相都压到他身上去?这会把大人也压沉,把肋骨也压碎的!要是隐瞒真相,促使他和生活妥协——这样做对不对?他父亲会怎么说呢?”奥列格的反应则是毫不犹豫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说:“把真相压上去!”。——这部小说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很多,这是其中之一。只是,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像奥列格回答的那样去做,让孩子知道全部的谎言和真相,虽然自己可以说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关于这些作品,还有两点补充。第一,邓曾经对伤痕文学有一个著名的评语“哭哭啼啼,没有出息”,很多人喜欢引用,但我考虑的逻辑是这样的:你把这些真正有锋芒、有力量的作品给禁了(包括邓本人直接介入批判的白桦的剧本《苦恋》),不让人们接触,然后留下来的都是一些你还能允许存在的哭哭啼啼的作品,但你反过来这么批判它哭哭啼啼,这无论如何是一种不太磊落的评论。
第二,禁止这些作品的传播、讨论,有什么损害吗?我毫不怀疑,有。这些作品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公共的道德情感教育,事实上,每一次围绕这些重大的、道德性的作品的公开讨论,就是社会自我改善、自我更新的一次尝试,而长期地、反复地禁止这样的作品,将它与公众隔绝开,就是使社会失去自我教育、提振自己的机会,久而久之势必使人群慢慢变得冷漠、分裂和玩世不恭,损伤民族的元气。在今天我们所目睹的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一直以来的对这类作品的封杀之间,我认为是有联系的。
除了这些剧本,其他一些作品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比如北岛的诗歌,遇罗锦纪念她哥哥遇罗克所写的《一个冬天的童话》,以及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作品,尤其是《第二种忠诚》。个人的正义就越见得体制的不正义,个人的反抗于我也就成为道德的真正起点,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把道德、品格同简单的好人好事联系在一起,后者无论让我抱有多少好感,但决不能让我产生崇敬之心。所以,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决定了我对文革的最早的情感,而且塑造了我的情感本身。更进一步地,这一类作品在“新时期”的命运(被禁止、被批判、被隔绝)也让我看到文革和文革后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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