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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清华文革往事:从红卫兵诞生到百日大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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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往事(上):从红卫兵诞生到百日大武斗
2017-01-01 聊聊八卦
1966 年爆发的 “文化大革命” 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也毫无例外地席卷了清华园。近期,我们将在系列文章中梳理清华文革往事,评述相关人物和历史,以史为鉴,警示后人。

红卫兵的诞生与分化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五 · 一六通知”,标志文革正式拉开序幕。在上层政治空气的鼓动下,最先受到影响的学生是红色家庭和高干子弟。5 月 29 日,一批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在圆明园遗址秘密集会(当时圆明园没有围墙),成立了文革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自称毛泽东这个 “红司令” 的红卫兵,要反对当时的校方和党委,把文化革命的运动在学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8 月,毛泽东亲自给附中红卫兵回信,肯定了他们的行为。由此,文革中影响最大的运动——红卫兵运动从清华园迅速走向全国各地。
在清华大学,文革第一个牺牲品是以蒋南翔校长为首的旧党委系统。6 月 13 日,北京市委派遣工作组进驻清华,宣布蒋南翔是黑帮分子,将蒋南翔及其党委系统打倒在地,同时接管了学校党政权力。工作组组长是叶林,但实际控制人是刘少奇派到清华的工作组 “顾问”、也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工作组到清华后,起初受到反蒋师生的欢迎,但随后就因工作作风专横、打击群众、乱扣帽子等问题受到批评。面对质疑,工作组反而施加强力手段,将批评工作组最力的工程化学系 902 班蒯大富关押、批斗,并把校内 700 多人打成 “蒯氏人物”,这是工作组自己给自己挖下的坟墓。
8 月 1 日,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要以高校文革工作为突破口,打倒刘少奇。他派周恩来到清华了解清华工作组的情况,周恩来则在甲所单独接见了蒯大富等人,同他交谈三个多小时,后又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谈了三个多小时,了解了清华文革的第一手情况。8 月 4 日晚,周恩来出席了在东操召开的全体师生大会,正式给蒯大富和 “蒯氏人物” 平反。从此,清华的文革进入了群众运动的阶段。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 8 月之后。7 月底,工作组退出清华之后,由贺龙之子贺鹏飞、刘少奇之女刘涛等人负责的 “清华大学革委会临筹委” 接管了学校权力。“临筹委” 的主要成员后来组织为 “八 · 九” 串联会和 “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为高干子女把持,起初是工作组路线的继承者,后来在中央权力斗争的诱导下,又迅速演化成极左的打砸抢烧分子。他们主张极端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在清华园内制造红色恐怖,最重大的事件是 8 月 24 日推倒二校门。(奇怪的是,这笔账后来一直被有意无意算在了蒯大富等人的头上。)不过,随着刘少奇等人被边缘化乃至打倒,“八 · 九” 派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文革史研究者一般称其为 “老红卫兵”。

反对工作组、主张对工作组进行批判的一派学生在 8 月 8 日成立 “八 · 八” 串联会,后来发展为 “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头目有唐伟、陈育延等人。9 月 23 日,在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的授意下,蒯大富及其蒯派分子成立了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12 月 20 日,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裂后的 “八八总部” 和 “临时总部” 合并,成立了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任主要负责人,清华校内其它红卫兵组织随即迅速消亡。井冈山兵团成为了清华造反派的主要组织,也是随后的文革进程中诸多红卫兵参与事件的主角。

“团派” 和 “四派” 的形成
清华大学红卫兵的组织特点,与全国红卫兵一样,具有准军事化的结构。普通成员称为战士,初期只有出身合格的同学才能加入,井冈山兵团成立后,开放所有清华师生、工人加入兵团,时人称之为 “上山”。最基层组织是战斗组,一般由同班级或者思想观点相近的几个成员组成。每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名字,如 “锷未残”、“轮机兵”、“第一湘江”、“不怕鬼” 等等,多取自毛主席诗词和语录。
战斗组之上,有 “串联会”、“纵队” 和 “战团” 等名目。串联会是各个战斗组之间较为松散的同盟,例如前面提到的 “八八” 串联会,串联会一般只有召集人,决策机构是各战斗组负责人的联席会议。“纵队” 和 “战团” 则是具有科层结构的战斗组团体,有专职的负责人和常设机构。例如蒯大富最亲近的 “28 团”、宿长忠、沈如槐创立的 “八八纵队”、孙怒涛、汲鹏创立的 “天安门纵队” 等。这些常设机构很多都自称 “勤务站”,头头们自称 “勤务员”。高于这些的是 “兵团” 和 “总部”,其领导称为 “总部委员”,与中央领导一样排座次分工。
虽然这些组织名称有些 “杀气腾腾”,但在 1967 年下半年之前,校内的群众运动主要仍是以贴大字报和辩论会的形式为主,没有真刀真枪。这与社会上其它地方的群众运动迅速演化成社会动荡有所不同。在清华,即使是 1968 年大武斗期间,水、电、锅炉、食堂也没有彻底罢工,而是靠着后勤系统的工人们兢兢业业工作,为大批判大辩论乃至大武斗的学生们提供了物质保障。
1967 年初的清华红卫兵运动有三个主题:批斗刘少奇、王光美;批判原校党委;组建革委会。1 月 6 日,蒯大富下属的红卫兵将刘少奇夫妇骗出中南海,随后将王光美揪到清华西操批斗,自称 “智擒王光美”,成为轰动一时的文革大事件。4 月 10 日,随着中央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井冈山兵团又在清华主楼广场前举办了三十万人参与批斗王光美大会,将原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蒋南翔等人统统拉来陪斗。他们受江青挑拨,给王光美带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羞辱她去印尼访问时所戴的项链,据说这串乒乓球至今尚存清华档案馆。
  
但在批判原校党委及其干部方面,造反派发生了分歧。在群众运动早期,由于中央的统一部署,绝大多数师生都已经承认了蒋南翔是黑帮分子,也对工作组不满。但对于蒋南翔领导下的整个清华党委系统的干部如何处理,并没有一致意见。蒯大富及其亲近的 “28 团” 等极左造反派认为,这些干部必须全盘打倒,只有把他们统统扫出清华园,才能取得文革胜利。而沈如槐、孙怒涛等人则认为,应当团结原党委中的部分 “革命干部”,而不能完全否定他们。
与此同时,极左造反派的派性思维和夺权意识进一步膨胀,在行事作风上越来越脱离学生运动的本色,开始搞阴谋诡计和打压异己。例如对原 “八八” 串联会、参与创建井冈山兵团、后又因不满蒯大富个人专横退出的唐伟及其 “纵队” 进行批判运动,导致唐伟与沈如槐、孙怒涛等人合流成为 “纵队派”,站到了兵团核心的 “28 团” 的对立面。随着辩论和批斗的进一步深入,上述干部政策和斗争方法的争论也逐步上升到对前 “十七年” 历史定位和文革自身走向的争论。极左派认为,前 “十七年” 是完全的黑线专政,文革的目的就是要继续革命,而其反对面则并不以为然。
4 月 14 日,以上述几个大的反对派组织为核心的 “414 串联会” 宣布成立,此后支持温和造反派的被称为 “四派”,而原兵团总部的支持者称为 “团派”,民间俗称 “老四” 和 “老团”。不少清华中层干部,例如时任团委副书记的谭浩强、贺美英都加入了四派。成立初始,团、四两派尚处于同一个井冈山兵团中,双方互贴大字报,召开辩论会,进而上升到抢夺广播站(当时设在明斋)等具体行动,派性斗争愈演愈烈。
蒯大富一心想通过建立革委会的方式重新一统清华造反派。围绕着革委会中的成员名额、斗争的路线方针、双方掌握的资源乃至广播站的归属,两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在谢富治的直接干预下,团派在革委会筹委会中只给了四派 4 个学生名额(剩下 9 个为团派)。四派的核心人物反复密谋,认为与其屈从于革委会,不如从井冈山兵团正式分裂出去。在这一密谋驱动下,5 月 29 日四派正式宣布与团派分裂,成立 “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沈如槐为总负责人。这直接导致原定第二天召开的革委会成立大会流产(周恩来以两派没有大团结为由建议推迟革委会成立)。团派与四派的对立从此正式形成。

百日大武斗
全国范围内的夺权和武斗高潮兴起于 1967 年。虽然中央早在 1966 年就指示 “要文斗不要武斗”,但群众性的派系矛盾一旦引燃,已经不是已经千疮百孔的旧党委体制能够控制的了。1967 年,江青又在接见造反派时提出 “文攻武卫” 的口号,掀起全国武斗的高潮。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1967 年底,团四两派开始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武斗冲突,互相绑架对方的有关负责人员。1968 年 1 月 4 日,两派爆发第一次武斗,团派围攻四派人员聚居和广播台所在的 12 号楼,造成两人重伤。随后,两派冲突不断加剧,校园开始出现逃亡人流。4 月 20 日,四派绑架站在团派一边的原清华干部陶森,并计划于 4 月 23 日在礼堂召开批陶大会。团派决定反击,百日大武斗由此开始。
  
团派的总根据地是化学馆和明斋,因为蒯大富及其核心人物都来自工程化学系。四派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4 月 23 日凌晨,团派首先抢占了大礼堂、旧水和新水,并广播指责四派挑起武斗。四派随即反击,占领旧电机馆、动农馆、土木馆和汽车楼(现新清华学堂附近)。团派当天围攻旧电机馆,迫使四派放弃该楼,随后几天连续进攻科学馆。在宿舍区,团派抢占了 1~4 号楼,四派抢占了东区 5、8、12 号楼,其余东区宿舍被团派抢占。双方在 4 月底割据楼宇,从食堂抢劫粮油米面,在所占据地盘内囤积物资。其它人员纷纷逃离清华,武斗开始清华约有一万人,到四月底武斗人员已经不足一千人。
5 月开始后团派多次发动进攻,占领土木馆、13 号楼等要地,基本上控制了校河以西的地区。四派为巩固科学馆的防守,攻占了工字厅,修筑地堡、壕沟,挖掘水井,在科学馆中囤积了半年的粮食。同时四派抢占了主楼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东区根据地。两派在各自地盘上试制各种土制武器、炸药,团派在化学馆配置燃烧弹,四派在汽车楼后试制土坦克。期间,双方在校园内互相绑架对方人员,各有人员伤亡。
东区浴室与四派的 5、12 号楼互为犄角,是四派在东区宿舍的重要据点,又是控制四派唯一食堂九食堂的关键。为改变东区宿舍团派与四派犬牙交错的局面,团派于 5 月 30 日凌晨发起对东区浴室的偷袭。不料四派早有准备,偷袭未能得手,四派随即调动部队支援东区浴室,而团派也集合人马围点打援,双方在东操激战数次,四派的土坦克一度冲到九食堂门前。团派数次强攻东区浴室,试图登顶,都被四派守军打退,最后使用燃烧瓶将浴室一层二层烧毁。四派守军为了让重伤员得到救治,宣布投降。当天傍晚,四派人员撤出 5、12 号楼,团派在东区宿舍取得优势。
东区浴室之战是大武斗期间参与人数最多(双方共出动 500 余人)、死伤人数最大(3 人当场死亡,多人重伤)的一战。虽然团派取胜,但付出惨重代价,使其再也不敢正面强攻四派戒备森严的据点。四派虽然落败,但主力得到保存,同时也坚定了同团派斗争到底的信心。
东区浴室失守后,四派相继放弃 8 号楼、工字厅等据点,主力收缩到主楼到动农馆一线,科学馆孤悬于外,被团派重重包围。团派依靠从外地搞到的枪支,对科学馆展开多次强攻和偷袭,打死数人,但始终不能攻入。科学馆的四派守军 100 多人只能依靠临时挖掘的水井和囤积的粮食生存,蔬果药品缺乏。四派多次组织救援,7 月 7 日凌晨炸断双清路高压线,试图策应科学馆人员乘停电后的夜色突围,未果。7 月 9 日团派强攻科学馆,用燃烧瓶烧毁科学馆四楼屋顶,但仍不能得手。7 月 16 日,四派从动农馆挖到科学馆的地道被团派从大草坪中炸断,这使得四派营救科学馆守军的努力破灭。
  
科学馆四楼被焚烧
由于在武斗中处于劣势,四派人员一直在市内游行呼吁中央和北京市委到清华制止武斗。中央已于 7 月 3 日发布了制止广西武斗的布告,但各地造反派并未停止武斗,并且互相串联,大有脱离控制的趋势。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丢卒保车,派遣工宣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7 月 27 日凌晨,工宣队 3 万余人从东门、南门和西门涌入清华,四派立即开门欢迎。团派不明就里,蒯大富下令各据点武力抵抗,造成手无寸铁的工宣队死亡 5 人,引起中央震动。
毛泽东于 7 月 28 日凌晨召见了蒯大富等首都高校造反派 “五大领袖”,发表了著名的 “七 · 二八” 讲话,其中批评蒯大富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 ” 然后提出要坚决制止武斗:“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 蒯大富回校后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团派最后几个据点化学馆、9003 大楼才放下武器。
百日大武斗一共造成 18 人死亡,数十人致残,约 1100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0 万元,是北京地区影响最大、损失最重的武斗,也给清华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百年清华历史上最血腥的一页之一。
工宣队进校,标志着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结束,也标志着全国范围内上升到武斗形式的群众运动的结束。此后展开的文革已经回到了党内斗争的老路上,不再具有前期暴风骤雨、席卷全社会的威力了。但文革给清华园留下的创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给参与文革的清华学子带来的影响更是终身的。对他们个人而言,文革改变了他们的整个人生,但反过来,他们又带着文革的烙印,将其影响反作用于中国历史的进程。那些风云人物有着怎样的结局,而清华的文革往事又对中国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阐述,敬请期待。
清华文革往事(中):演员 · 观众 · 祭品
2017-01-06 聊聊八卦
歌德曾经有一句名言:
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

(Ich habe oft einen bitteren Schmerz empfunden bei dem Gedanken an das deutsche Volk,das so achtbar im einzelnen und so miserabel im ganzen ist.)
在清华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中,这句话屡屡被提起,令人印象深刻。的确,六十年代进入清华学习和在清华工作的师生,几乎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精英,但在文革这场悲剧的大舞台上,他们又都有意无意地沦为提线木偶,有的是演员,有的是观众,有的成了祭品。


1966 年清华当时有六级本科学生,分属土建、工物、水利、电机、自控、工化、无线电、机械、动农、数力、冶金等 12 个院系(动力机械系和农业机械系合署办公,统称动农系)和体育、文艺两个代表队。1965 年之前本科学制六年,1965 年入学改为五年,因此导致 65 级和 64 级同时毕业(预计 1970 年毕业)。当时清华班级按照毕业年份编号,最高年级是 1960 年入学的 6 字班,最低年级是 1965 年刚刚入学的 00 字班(上一级已经是 0 字班了),共计一万余人。但文革随即爆发,入学和毕业都停止了,他们成为了清华园中文革的主力。加上当时园中的教师职工,直接参与清华文革的大约不到两万人。

00 字班校友 1996 年在近春园南山上捐建的 “零零阁”
文革运动鼎盛时期,团派号称一万余人,四派号称七千人,此数应当有一定水分。按照团派 “动态组” 1967 年 5 月初在其第 22 期《内部动态》上的统计结果,当时在校学生总数为 8423 人,教职工 4382 人。在学生中间原老红卫兵和 “八 · 九” 派有 2651 人,占三分之一不到,并且已经分裂到团派和四派中。团派学生 4358 人,四派学生 4065 人,势均力敌,在教师队伍中四派还更多一些。
一般而言,老红卫兵的主要组成是红色家庭后代、学生干部和 “保皇派”;团派的主要组成是出身工农的平民子弟或迫切希望通过运动改变出身命运的 “黑五类”;四派的主要组成则比较复杂,可以说反对团派极左路线的都有可能加入四派,主要代表成分是文革前的学生干部、业务骨干和前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后期随着武斗加剧,双方 90% 的成员都变成了不参与运动的逍遥派,或闭门读书,或外出串联游山玩水。到百日武斗期间,校内只剩下不到一千人的活跃分子了。
老红卫兵们在文革前期活动最激烈、也最左,但随着他们的干部家庭被打倒,绝大多数老红卫兵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境地,从红二代跌到黑五类的深渊。由于他们的阅历和阅读面普遍广于一般学生,在文革中最早从运动里觉醒,意识到走出文革的必要性,在文革后随着父母平反也重新掌权,如贺鹏飞、陈元、刘菊芬等。
四派集中了温和造反派和中间派,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或积极反对、或消极抵制,最关键的是在武斗中采取防御政策,文革后期清查时没有受到大规模制裁,其成员在文革结束后大多重返技术和科研工作,留在清华的学生干部以四派最多,如谭浩强、贺美英等。
团派由于是极左造反派,武斗中血债最多,百日大武斗死亡 18 人中有 16 人死于团派之手,在文革后期就有不少团派成员因此被捕判刑,文革结束后更是被划入 “三种人” 另册。其头目大多蒙受了多年牢狱之灾,如蒯大富就被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但未在武斗中伤人的团派一般成员仍有做出一番事业者。
上述概括对于个案或未必准确,但对总体趋势应当大致不差,文革时老红卫兵、四派和团派的势力对比,与今天正好反过来,这与蒯大富等人提出的文革就是 “大翻个儿” 理论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反差。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当年参与者都已经步入了古稀之年,退休之后回忆文字纷纷见诸笔端,最近十年中涌现出不少回忆录和文章。老红卫兵个个位高权重,或移居海外,轻易不愿开口;团派人物饱受折磨,愿意动笔者也不多;反而是四派人物的回忆文字最多。提到当年恩怨,虽然仍有针锋相对,但已经不再上纲上线,而只是酒席中把盏叙谈的话题了。
  
2007 年蒯大富(左)和四派的一把手沈如槐(右)在校友聚会上握手言欢
演员
蒯大富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清华文革风云人物,当年连毛主席都称他一声
“蒯司令”,而清华人则更多地称其为 “老蒯”。老蒯是烈士后代,出身贫农,所以当时工作组整他时死命想挖出历史问题,也没有奏效。在大礼堂组织的几次辩论会上,老蒯充分展现出辩才无碍的本领,把贺鹏飞带领的一帮支持工作组的对手驳斥得哑口无言,成为日后清华园中建立威望的开端。
蒯大富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十分强烈的夺权意识,可以说,他的文革生涯是成也夺权,败也夺权。日后流传全国的蒯大富三十六条权经,不知是否真是他总结的,但至少部分反映他的思想。蒯大富引起工作组注意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1966 年 6 月 21 日他在同系同级的刘才堂大字报下的批语: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造反初期,手中无权,广大学生也迫切希望有蒯大富这样的人物出来带领他们夺权。可他夺得权力之后,一心想的还是夺权,就颇为人反感了,到后来参与到批斗王光美、打倒刘少奇,更是夺权的扩大化。蒯大富不仅在校内要做清华井冈山的蒯司令,还想做全国造反派的蒯司令。最后致他于死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 1968 年 7 月召集的各地武斗造反派的串联会。林彪后来说,“我们还没有开九大,他们倒先开了”,老蒯夺权夺到中央头上了,焉有不被铲除之理?
1968 年,蒯大富毕业被分配到甘肃青铜峡铝厂,1970 年回校接受审查,1978 年被正式逮捕,1983 年判处 17 年有期徒刑,刑期从 1970 年算起。1987 年出狱后,先回青铜峡铝厂工作,后在山东等地经商。1993 年一度返京,王光美得知后施压将他赶出北京。蒯大富只得南下深圳,与人合办公司,小有成就,现已在深圳养老。
  
1968 年化 92 班毕业合影,背景是二校门原址上新建的毛主席像。中排左二为蒯大富,左三鲍长康
跟蒯大富一起打下团派江山的核心力量是工程化学系 9 字班和 0 字班的几个铁杆老团,以鲍长康、刘才堂等为代表。在团派总部委员中,蒯大富自然是排名第一的领导者,二把手则是他的亲密战友鲍长康。鲍长康是上海人,待人接物温文尔雅,思考问题缜密周全,与蒯大富的高谈阔论、霸气外露适成对比,人称 “鲍二先生”。蒯大富不在清华期间,团派的事情都委托鲍长康处理。
“七 · 二七” 当天,鲍长康先陪蒯大富进城接人,后来一起返校。蒯大富在团派指挥部静斋决策反击工宣队之后,他化妆成军人到大礼堂前打探虚实,被工宣队识破抓走。当天夜里,蒯大富被毛泽东接见,哭诉情况,毛泽东亲自下令放了鲍长康。蒯大富在回忆录里面说:
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一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不抓人,不打人。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就抓人,就打人。”
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
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
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
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什么大伤。

四派的头面人物远不如蒯大富出名。按四派负责人在文革期间的排序,应当是沈如槐(力 0)、孙怒涛(自 6)、宿长忠(水 7)、汲鹏(压 00)、陈楚三(力 6)。他们在文革后大都没有受到法律处分,各自从事专业工作。 沈如槐、宿长忠、陈楚三是 “东方红战团” 的核心人物,属于老蒯的主要反对派。孙怒涛和汲鹏则是 “三七战团” 的核心人物,本来立场介于团派和四派之间,孙怒涛还曾是团派的总部委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和蒯大富分道扬镳,成为团派的另一反对派。
陈楚三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烈士之子,据说又与康生关系甚密,团派一直怀疑他背后的康生是四派的 “后台”。百日大武斗中,陈楚三自始至终镇守科学馆,对稳定四派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文革后的 1984 年,他曾应邀给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写关于清华红卫兵的情况说明,其中对老红卫兵的错误多有批评,而推荐了不少四派成员。此信被陈云读到,做了极其严厉的批示:
……这些红卫兵(注:指高干子弟出身的老红卫兵)不属于 “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 “三种人” 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这个批示对老红卫兵、团派和四派人物命运造成了很大影响,可以说奠定了红色家族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的大格局。
四派的支持者倒有不少后来成为名人,前文曾提到的谭浩强、贺美英(均时任校团委副书记),还有后来做过清华党委副书记和深圳大学校长的罗征启(时任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做过北大党委书记的任彦申(动 0)等,再比如大名鼎鼎的万润南(给 0),都是四派支持者。十六、十七届政治局中的清华人,绝无团派背景,倒可能是更倾向于四派思想。当年担任文艺社团辅导员、人称 “大帅” 的胡总,在文革中唯一可考的大字报就是与四派的印甫盛(自控 7,时任文艺社团书记)等人合写的《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
  
1980 年高校运动会清华代表队合影,中坐者为罗征启(左六,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和贾春旺(右六,时任校团委书记)
社会上一直有种说法,“团派有领袖无理论,四派有理论无领袖”。团派有蒯大富那样的学生领袖,四派确实无人能及。至于四派的理论,一般认为指的是《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及其主要作者周泉缨(动 6)。令周泉缨终生引以为傲的事情是,他的 “理论家” 名号是毛泽东在 “七 · 二八” 接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的讲话中御口亲封的:
“……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四一四思潮必胜》原文有一个副标题 “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原来周泉缨在河南串联期间结识了一位女友,本文实际上是写给这位姑娘的 “情书”,但内容却是探讨文革的起源、发展、走向及其结局。周泉缨写好底稿后,又经过罗征启、万润南、印甫盛等人加以修改润色,主要对文章第一部分 “阶级关系的变化” 和总结部分作了充实调整,于 1967 年 8 月 3 日贴出。
这篇大字报系统分析了文革中主要群众运动和政治力量的特点和发展,得出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总结的 “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打天下的极左造反派不能坐天下,要让位给温和造反派来坐天下。大字报最后提出: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四一四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的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之后,团结一切力量,尽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 “赶时髦” “贪图禄位” 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 “解放” 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四一四派!
因为四派自己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周泉缨的观点,《四一四思潮必胜》在清华的影响并不大,但流传到社会上之后影响很大,被张春桥看到,送呈毛泽东,才引起最高领袖的重视。周泉缨一度因炮打陈伯达被捕,也是毛的话才让他得以释放。不过文革后,周泉缨时时以理论家自居,出版多部书籍宣扬他的 “量子佛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等等思想,不幸掉进了自我陶醉的泥潭,这是后话。

观众
轰轰烈烈的革命舞台底下,坐着数量更多的、隐没在追光阴影里的观众,造反派称他们为逍遥派。曾经是老红卫兵的阎淮(工物 0)回忆起自己在 1967 年的清华园中 “吃睡玩读” 的逍遥生活时说:
吃——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即许多产业工人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甚至抓革命促武斗破坏生产时,清华的大师傅一天、不!是一顿也没停饭, 让我们这些既不革命又不学习的 “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 顿顿吃好。我不敢说大师傅伟大光荣正确,但他们真敬业!
睡——幼儿园和中小学基本住校坚持午睡,清华也提倡午睡。当时 “毛 著” 没人天天读,午睡倒是 “雷打不动”,“工管” 后则大翻个颠倒乾坤、只读不睡了。前些年冬季回国,北京规定供暖 16 度即达标,冻得够呛。遥想当年清华温暖的冬夜,真感谢只拿三四十元的锅炉工。
玩——夏秋季,“布尔什维克” 的 “四人帮” 陈元、宋克荒(宋任穷之子)、刘泽彭和我, 偶尔捎上 “孟什维克” 的徐沙,每天午睡后到不要钱的颐和园去游没人管的野游。而后,在风景宜人的万寿山下昆明湖畔,交换读书心得、探讨时局形势,肆意褒贬毛林周及所有文革升迁者。……
文革前喝过一勺心灵鸡汤:“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玩就是人的生活吗?” 清华学子当然不甘于 “吃睡玩” 的低级人生活,于是我们还读书。班上同学说:“我现在不要四大自由,只要四大名著。” 他钻研的还真有成效,列出《红楼梦》主要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表,让初读者一目了然。又有后继者为三国诸将领和水浒 108 人列出小传,作为辅导资料油印分发。
7 月 16 日中央文革接见学生领袖,蒯大富说:“清华有 90% 是逍遥派, 没事干、大字报也不贴,从空想主义跌到悲观主义。”(《清华文革亲历》, P224)文革仅一年,我们 “吃睡玩读派” 是绝大多数,紧跟老人家 “继续革命” 的蒯式造反派才是 “一小撮”。

六十年代的颐和园
逍遥之余,自然也有爱情之花在绽放。动荡年代的爱情,往往都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比如周泉缨的 “情书”,就成为了四派的理论代表。团派也有一段堪称传奇的往事,不过主角叶志江(力 9)不是主要演员,而是被卷入舞台的观众了。
叶志江是文革前蒋南翔树立的 “又红又专” 标兵,本科期间就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两篇论文,文革一开始自然难逃厄运,被革命群众揪出打倒。1967 年,叶志江与团派的总部委员陈育延(力 00)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相恋,“黑” 与 “红” 的花边新闻轰动全校。他们的爱情在百日武斗期间因为叶志江的英雄救美,而进一步成为清华的传奇故事之一。1968 年 5 月 19 日,陈育延和叶志江途径科学馆门口时,陈育延被四派绑架进入科学馆,叶志江得以逃脱。三天后,叶志江前往科学馆,上演了一出 “英雄救美” 的故事。叶志江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道:
我并不奢望我真的能像蜘蛛俠一样,可以将陈育延从铁壁重围中救出。但我的 “自投罗网”,至少可以证明我并非不管他人安危,临阵脱逃的懦夫。

然而,孙华栋尸骨未寒,414 派全体将士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候我去自投罗网,无异于去自杀。
五月二十二日,时近黄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笼罩下,清华园里一片肃杀之气。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大门上留下 “遗书” 后,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馆的大门,颇有一种走向刑场的感觉。
大门口放哨的卫兵认出我是叶志江后,很是惊讶,问我有什么事。我指着背在肩上的书包说:“我给陈育延送衣物。”卫兵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所以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将东西留下,我帮你交给陈育延。” 我回答他:“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 他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他要请示领导。
几分钟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陈楚三出现在大门口。

……
陈楚三问清我的来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慷慨地说:“好吧,我让你进去。”仿佛我是被准许去参观一个“闲人免进”的军事基地。
在进门前,大概是怕我有前来侦察科学馆工事的意图,陈楚三让他的手下用一块黑布将我的眼睛蒙上。
从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将近七十天。当我重见阳光时,眼前的树木人物都苍白得像曝光过度的照片。

  
叶志江与陈育延在文革中
陈育延在科学馆中绝食抗争,被关押八天后气息奄奄,四派将其放回。而叶志江则一直作为人质,在团派围困科学馆期间被扣押了七十多天,受尽拷打折磨。陈育延出狱后,得知叶志江之举大为感动,之后的两个多月中时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叶志江被工宣队解放后的第一个晚上,陈育延再次动情地弹起此曲,两人泪如泉涌。
不过,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让叶陈二人走到最后。叶志江身上仍然有着余永泽式知识分子的气息,而陈育延当时早已是一个革命女性。1975 年,他们又在武汉戏剧性的分手。革命的大潮再次把两艘帆船分开,各赴前程。
革命之后的改革年代,头头们走下舞台,观众们反倒登台亮相。原先的派性被淡忘,新的事业中清华人再度聚首。蒯大富当年的秘书段永基(化 00),曾经在工宣队进校时陪蒯大富翻墙出校、给中央发电报求救,后来在八十年代末接替万润南,成为四通和新浪的掌门人。他在回顾四通成立三十年历程的文章中写道:
四通是当年中共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倡议发起的。鉴于当年的华夏硅谷公司、京海公司、科海公司、信通公司都是由科学院下属院所投资创办,或是由科学院与海淀区政府合资创办,贾春旺与印甫盛、刘菊芬等同志商议,应动员一批知识分子不端铁饭碗,只端泥饭碗,辞去公职直接下海兴办公司。他们分头行动,动员了万润南、沈国钧、王安时、刘海平、石政民、段永基等参加公司筹办。贾春旺同志同时要求当时北京四季青乡予以支持,于是李文元、李文俊等同志也热情投入,四通就这样诞生了,中关村第一家民有、民享、民办的新型公司面世了,中国城市改革中的私有制序幕拉开了。
这里牵头的人当中,贾春旺是工物 4 字班校友,文革开始时任校团委学习劳动部副部长,倾向四派。印甫盛与刘菊芬(刘宁一之女)是夫妻,印是四派,刘是老红卫兵。万润南是四派,段永基是团派。一个小小的四通公司,集合了清华文革中的几乎所有势力,无怪乎其后来能在八十年代呼风唤雨。
  
1986 年,万润南、沈国钧、王安时、段永基(左起)在香港

祭品
现代社会的革命同胚于原始社会的祭祀。《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有文革亲历者进一步反问,“圣人不仁,刍狗奈之何?” 死去的祭品已经无法发声,只有后人不忘记他们的悲剧,才能避免历史重演。
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在文革期间非正常(因伤、自杀)死亡 58 人,其中 18 人死于百日大武斗,21 人在工宣队进校之后的 “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自杀。受迫害间接患病而死者可能更多。武斗中死亡的 18 人,16 人死于团派之手,只有 2 人死于四派(在东区浴室之战中被刺死) 。工宣队进校后,杀人凶手又陆续被追究刑事责任。无论是凶手还是受害者,他们自身的主观恶意都是那个时代扭曲人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革命的祭品。
在百日大武斗的 18 位牺牲者中,最常被人们提起的是许恭生(焊 8),连梁文道在《常识》中也曾拿他做例子:
1967 年 5 月 30 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着名的清华大学 “百日武斗” 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
  
文革中身穿防护服、手持长矛的许恭生
许恭生是江西人,家中独子,有一个妹妹。1962 年考入冶金系之后,他参加了校击剑队,迅速显示出在击剑上的天赋,曾经两次夺得北京市高校大运会重剑比赛冠军。文革中他加入了团派,武斗开始后成为了东区部队的剑术教官。同属团派的高子正(制 91)回忆道:
许恭生曾经教我们如何使用自制的长矛。他自己像一个儒将,白面书生,不像后来电影里的霍元甲,而像《叶问》的电影演员甄子丹。我模模糊糊记得,大家学习使用长矛的时候还问:如何刺中对方而不至于过度伤人?答案是刺屁股。大意是说,你打败了对方,趁对方逃跑的时候, 刺一下对方屁股……大家不由得大笑起来。
当时参加武斗的双方使用的 “长矛”,是用自来水管截成的两米左右钢管,前端加工成尖头。学生们基本没有使用长矛的训练,因此武斗中许恭生这样的高手就占尽优势。他多次带队参加团派武斗,四派伤在许恭生矛下的不知有多少。4 月 29 日他参加了团派与四派在九食堂前的抢粮战斗,目击者李子壮(清华附中初三学生,李传信之子)叙述当时的情景为:
那是在九饭厅刘才堂带领老团 “抢粮”,矛靠一边,人散各处。老四列队冲来,气势很盛。刘才堂带车把老四队伍冲散,才变成捉对厮杀。冲击老四队伍时把老四的谢晋澄轧死了。收队时,许(恭生)走在队列前面,矛虽短,气势雄,真是威风八面。
5 月 30 日当天,东区浴室之战打响后,团派担任攻楼任务的是西区部队,许恭生率领的部队负责打援,守卫从东大操场通向 12 号楼的道路。当时东操以北全是荒地,地面高低不平,道路也只是土路。清晨四派援军到来,大举进攻,许恭生在撤退中断后,他之前的战功使他成为了此时四派的众矢之的。高子正的回忆中说: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群老四武斗人员,大约 30 多人,瞬间便冲到了我们的跟前。走在最前面的 L 边打边退,不慎摔倒在地,两个老四举起长矛向他刺去。正好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赶到,将其击退。L 君得以重新站起。老团多人喊:快撤!而这时的老四,显出目标首先集中是许恭生一人。当我转身向后 “逃跑” 的时候,正好看到在不到 5 米远的地方,许恭生向后慢慢地倒下,老四的十多根长矛一起向他刺去的镜头, 那是一个 “铭刻在脑海里” 终生难忘的 “画面”。显然,许恭生是有意掩护大家撤退,才走到了最后面。我心中一阵颤抖和剧痛,但是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跑了一二百米,遇到了团派的另一支队伍,约 50 多人。我们求救;他们立即直追,打退了刚才那批老四。我看到,5 到 6 个人,抬着拽着许恭生向回跑,许的头盔掉了,脸色煞白,四肢无力的耷拉着,鲜血一股一股地流着撒在地上……
许恭生之死对当天的战局造成了巨大影响。带队围攻东区浴室的团派李自茂(汽 0)回忆说:
如果许恭生仅是受伤,团派眼看攻楼无望,肯定会偃旗息鼓,老团本来也没准备强攻。由于他的阵亡,激起了团派特别是东区同学的义愤,全体一致要求 “报仇”。报仇的意识在当时的场景里出现,毫不奇怪,平静如水才是不正常。许恭生在武斗中伤过四派多人,四派出于 “报仇” 意识在其倒地后仍将其刺死,手段足够凶狠,而这又激起团派的报复,从浴室南面和东面的一次次地攀梯强攻全是在 “为许恭生报仇” 理念驱使下的东区团派的行动,使一场偷袭演变成大型武斗。
许恭生死后,团派将其追认为 “革命烈士”,又将其安葬在近春园荒岛上。许恭生家里只有老母亲一人,生活艰难,蒯大富从卖《井冈山报》的收入中拨出 3000 元给许母以示抚恤。许的同班同学 24 人有 22 人是团派,彼此感情十分深厚,班里的唐金鹤回忆道:
我们班的同学是非常善良的,大家都对许妈妈寄予了充分的同情。分到江西南昌附近的同学,主动地承担起看望许妈妈的任务。这些年轻人一到节假日就去看望许妈妈,他们想给许妈妈一些安慰,想分担许妈妈的一些忧愁,想帮助许妈妈做一些事情。但是,许妈妈每见到他们一次就哭一次,这样的情况使这批年轻人不知如何是好。许妈妈后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来了,我见到你们我就又想起了银波(许恭生小名)。银波要是活着,也像你们一样工作了。一见到你们,一想到此,我就更难受。”就这样这几个同学才终止了对许妈妈的探望。可怜的失去了儿子的老妈妈,这么多年来你受了多少煎熬啊!
如果我们能够把阴曹地府的大门打开,让许恭生重新回到我们的班里,我相信无论要我们班的所有同学付出怎么样地艰辛,我们都会竭尽全力拉他回来。我相信,如果他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班,让他重新选择的话,他绝对不会去参加这场两派的武斗。
如果,如果,但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如果了!

同学之间的温情,最终还是战胜了派性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团派的时作隆(体育代表队 9 字班),在进攻东区浴室时从屋顶上坠落,胸椎骨折,同学急送他去积水潭医院抢救,仍成高位截瘫的残疾。蒯大富亲自到医院看望,承诺他 “尽管放心,你这一生我包了”,并给了他家里 3000 元用于养病和生活。但随着蒯大富很快倒台,这笔钱也被追回。时作隆是北京本地人,先在医院,后被工宣队赶回家中。体育代表队的同学为了照顾小时的生活,自发组织起来,排球队的王子渝(制 8)回忆道:
因为涉及到小时将来的治疗及生活补助等问题,由于学校不管,小时未来的生活成了大问题,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以我提议由我们这些代表队的同学和专案组的同学自愿参加,大家轮流给小时寄钱,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小时生活下去。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大家支持。由我和王杰排了名单,每个月有两位同学给小时寄钱,每人 20 元,一人一年寄一次。后来,我每次回到北京去看小时,总要问起大家寄钱的情况。我的印象,小时说实际寄钱的同学比当时确定的人多很多,而且寄的钱也比当时定的 “每人一年一次,一次 20 元” 多。
直到时作隆 1984 年因高位截瘫的并发症(尿毒症)去世,同学们一直陪伴在他左右。时作隆去世后,同学们依然时常关注他的家庭,一直持续到今天。

谢晋澄安葬处
四派的第一位牺牲者、也是百日大武斗中第一位牺牲者谢晋澄(自 9)死于 4 月 29 日九食堂抢粮之战。四派二把手孙怒涛在回忆录中叙述了谢晋澄安葬至今的往事:
他的父亲从老家赶到清华见了宝贝独子的最后一面。火化后,他的同学们为他选了一个质地尽可能好一点的骨灰盒。
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中最大的悲伤。这位悲痛欲绝的可怜父亲,临走的时候已经抱不动重如千斤的骨灰盒。
当时学校还在武斗中。骨灰盒怎么办?一位家在北京的同学站了出来,二话没说,抱起骨灰盒,就存放到他的家里。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大家的生活都不安定,谢晋澄的骨灰盒,在该同学家里一保存就是 10 年。然而,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与几位好友一起商议,大家决定还是入土为安最为妥当。
葬于什么地方?怎么安葬?这是最为煞费苦心的难题。方案一个个提出,又一个个否定。
北京,清华,是谢晋澄追寻梦想的地方,也是他梦碎魂断的地方。比较了好些可选择的地点,最后大家决定,那就让他长眠在北京,安葬在一个比较宁静的他能遥望清华园的地方吧!
某天,夜深人静之时,有几个中年人手捏铁锨,肩扛水泥,提着水桶,捧着骨灰盒,来到预先勘察过的地方。
铲起草皮,挖好深洞,洞底铺上厚厚的泥浆,小心地安放好骨灰盒,再把泥浆浇注在骨灰盒的四周和顶上,回填泥土,覆盖好草皮。
等到一切都做妥以后,几个人站立四周,默默地致哀、告别,然后悄然离去。
谢晋澄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安葬在毗邻清华园的一方净土之中。没有仪式,没有悼词,甚至没有做一点明显的标记。
当我们来到 “墓地” 的时候,我想起,这片地方我在校的时候也曾来过。印象中, 十分荒芜冷清。如今,这里松柏成荫,绿草茵茵,斜坡向阳,清静肃穆,无意中,这儿成了一块风水宝地。
“墓地” 上没有墓碑。“墓碑” 就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一行头发花白皱纹满面的故交旧友,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悼念我们的好兄弟,百感交集。我们悼念他,不是因为他牺牲得多么伟大壮烈,而是因为他死得太不值得太可惜。他是不幸的死难者。他以他的死揭示文革是个大劫难,以他的命控诉极左路线的罪大恶极,以他的 “墓” 告诫后人不要再重演他这样的悲剧。
当年的厮杀呐喊已经销声匿迹,这些年来谢晋澄听到的是后生学子们匆匆行进的脚步声。
当年的腥风血雨已经无影无踪,这些年来谢晋澄闻到的是远处飘来带着芬芳的书卷气。
清华宣称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挺进。是成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殿堂还是培养听话出活驯服工具的衙门,我们这些已经远离清华行将就木的老人,只有请谢晋澄替我们就近 “见证” 了。
清华百日大武斗中十几个死难者,我唯一认识的就是谢晋澄。此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他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充满朝气。我心中的旧伤再次绞痛!
谢晋澄的安葬之地,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这也许是 414 最后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也将随着我们的陆续逝去而成为永远的秘密。


西方谚语云,“没有一滴雨水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 当这些亲历者回顾文革往事,对每个人的命运沉浮都能一一认清,却又难免陷入细节的汪洋而看不到历史的洪流大势。一人之沉浮,一校之荣辱,在一国之兴亡历程中具有何种地位,需要足够的时空距离才能正确判断。
回到文章开头,歌德的名言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 1965 年翻译出版的内部书籍在文革十年中从干部子弟流传到社会青年手中,深刻揭露了纳粹德国内部的政治生态,成为当时青年反思文革的启蒙读物,不少清华人都读过。1967 年,胡德平的北大同学找他借《第三帝国的兴亡》,胡德平嘱咐他一定保管好,“我父亲说了,什么书没了,《兴亡》也不能丢!” 叶永烈也说过,他的《“四人帮” 兴亡》就是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启发下动笔的。清华园中的风云,与大时代的兴亡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留待下文评说。
清华文革往事(下):历史的进程
2017-01-15 聊聊八卦
  
1968 年清华部分红卫兵在天安门前合影,展示带血的红旗
四派代表人物之一、压 00 班的汲鹏曾经在文革中大礼堂举行的一次辩论会上说过:“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此语在那一代清华人中流传很广,与胡适的名言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适成鲜明的对比。历史的进程当然如大理石一样已经不可修改,但历史的余波和扰动却仍在不断变幻,只有一切尘埃落定,才能显示出它的本来面目。

清华文革在全国的地位
对清华文革在整个 “文化大革命” 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看法。著名文革史研究者、清华大学教授唐少杰在其《清华大学 “文化大革命” 历史引论》一文开篇处,把清华文革拔高到了文革标杆的地位:
清华大学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在整个文革历史中占有非同小可的地位,具有超越除了中共中央以外的全国文革所有单位、部门和机构的独特角色,对于整个文革的兴起、深入、转向和衰变起到了直接相关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文革的实践上还是在文革的理论及其思潮上,清华大学的文革都是富有典型意义和典型特征的 “活化石”。
而文革亲历者们又有不同看法。汲鹏曾经对蒯大富说,“你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就是在全国普及了一个 ‘蒯’ 字。”此语虽属戏谑,实际暗含着清华文革的形式和内容都远远脱离了全国范围内文革运动的意蕴。
从文革的重大事件上看,清华的文革确实贯穿着整个文化大革命始终,其中的若干重大历史节点还与文革全局高度重合。从文革一开始,“踢开党委闹革命” 就在清华展开,蒋南翔被旧市委抛出受批判。之后工作组五十天专政,经由王光美和周恩来的一反一正干预,成为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打倒刘少奇的关键砝码。此后清华造反派参与了北京发生的几乎全部文革事件,揪斗老干部、大搞破四旧,直到最后爆发北京地区最大的武斗,并以工宣队进校作为全国造反派的终结开始。疾风暴雨之后,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中,仍有清华大学的身影。文革中的最后一场运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导火索作用的又是清华的刘冰等四人上书毛泽东。因此,清华文革的每一步进程,确实都与文革全局息息相关。
但在政治斗争之下,清华文革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内涵又是远远脱离基层实际的。在清华进行文革的学生们,绝大多数的物质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基层群众,在北京的政治生活环境与全国其他地方的造反派们更是有着天壤之别:他们要想见到毛泽东、林彪以下的中央首长(从周恩来开始),几乎总是能够实现的,因此这里的政治嗅觉也远比地方上敏感得多。团派头目孙耘回忆文革初期赶走清华工作组之后前往兰州、考察兰州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开展文革的情况时说:
兰大的校园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感觉到一种 “白色恐怖” 的气氛。但我知道,有许多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我多次遭遇这种情况,走到一个避静的拐角处,会有一个人叫住你,向你控诉所受的迫害,然后又悄然消逝。他们都是被李贵子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学生。我同情他们,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他们也向我倾诉,对我充满信任。我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 “革命情谊”,那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纯正的、真挚的感情,至今值得回味。
兰州大学尚处在工作组的绝对权威下,孙耘等人随后在万人大会上公开点了甘肃省委的名,并派人进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文革随后遥相呼应,批评了甘肃省委当时的负责人,从而打倒了甘肃省委在兰州大学的领导。这种特殊地位是全国任何其它造反派不能相比的。

1966 年清华红卫兵在延安串联
更重要的不同是,清华文革中诞生了大量的大字报,举行过不计其数的大辩论,最后集中体现为团派和四派的大争论。这场争论中双方观点上升到的理论水平和高度,是一般造反派所望尘莫及的。蒯大富的《井冈山报》行销全国各地,成为造反派的共同读物,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也成功地 “墙内开花墙外香”。反观全国其它地方,除了遇罗克、杨小凯等寥寥几个非主流造反派堪称有思想之外,几乎都没有建立起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
清华文革与文革全局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以来不断试图主动融入劳动阶层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它最终的形态是一道最高指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论团派还是四派,在上不过是棋子,在下又是脱离民间实际、享受着高物质水平的精神 “贵族”,青年学生的天真和热情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不能接受当年的革命往事不过是徒劳的事实。

清华文革对参与者的影响
清华文革对参与其中的师生员工无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三年疾风骤雨的革命生活以及随之七年的反思与彷徨,教育和唤醒了这批高级知识分子。然而觉醒的内容不同,却让他们日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老红卫兵觉醒较早,思考较深,分化也最典型:一派牢记文革中群众的民主诉求,对体制产生了反思,支持八十年代的改革和民主尝试,很多人最终流亡海外;另一派痛惜文革的巨大破坏,渴望回到前十七年高歌猛进的红旗下,反对破坏体制,成为九十年代之后打左灯向右转的代表人物。团派和四派大多数人物已经抛弃当年自己的意识形态,支持改革开放,同情学生运动,对专制深恶痛绝,对民主抱有期望。个别团派人物仍对文革的极左路线念念不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反对文革中疯狂到泯灭人性的阶级斗争路线。
从参与文革的最狂热分子,到觉醒后的新人,在这一点上清华师生又一次与一般群众产生了区别。使他们觉醒的重大节点有四个,即赶走工作组引发的对毛泽东以下一切党委领导的全面怀疑、大辩论大字报间隙的阅读和思考、上山下乡大串联所见的社会主义现实与书本报纸宣传的巨大差异、文革现实政治泡沫的总破灭——九一三事件。
全面怀疑党委使得前十七年的党委体制崩塌在地,即使今后百般修补,也再难回到五十年代那种斗争对象自己都死心塌地接受斗争的情境中去。阅读与思考使得他们接触到正统教育之外的种种知识,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理论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即使如蒯大富的 “权经” 也不免打上了孙子兵法的影子。接触社会底层的经历使得原先象牙塔中的他们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惨痛现实,强化了走出文革的负帕累托共识。九一三事件彻底击碎了绝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天然迷信,捅破了反思文革的最后一层窗户纸。
秦晖曾经把文革后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总结为四类:体制内肯定、体制内否定、反体制肯定、反体制否定。清华文革群体粗略地体现了这四类:团派少数、老红卫兵左翼、老红卫兵右翼、四派和团派大多数群众。他们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都各自找到了代言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孰是孰非,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清华文革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的短二十世纪中,学生运动一共发生了整整四代:五四、一二九、文革和八十年代,学生运动的主题也从民族救亡到民众启蒙,占据了历史教科书的大量篇幅。文革中的学生运动就恰恰是从救亡主题到启蒙主题的关键一环,在新中国成立、救亡任务完成大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主动向学生们提出了问题:中央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
事实上,继续革命理论乃是前期救亡阶段斗争和敌人意识的自然延续,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是继续革命理论与改革开放的根本分歧。文革的学生运动,使得学生从亲身实践出发,深刻否定了继续革命理论,也就为之后的建设准备了精神条件。这并不是说文革有功,而是它深刻的破坏力警醒了民众。从五四的救亡、一二九的抗日、文革的混乱再到后来的民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在振荡中前进。
历史的复杂性体现在,四代学生运动虽然是主题上前后相继,但在实践上却是相互否定的。一二九运动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阻挡学生上街,冯友兰被左派学生抄家。文革打倒的清华党委第一个人物蒋南翔,正是一二九运动中最重要的学生领袖之一。而八十年代末期的新青年们,更是将红卫兵们视为坏蛋和笨蛋(王丹评价蒯大富)。浓烈的弑父情结,萦绕在整个二十世纪学生运动的历程上。
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鲜有反思的空间。革命之后的今天,我们需要检讨革命的暴力。在革命征途上,谁代表了真理,谁代表了谬误,当时如何判断,日后又如何翻案,都是历史常态,但关键是如何处理那些你认为不代表真理的人。革命是血红的,是要用活生生的鲜血把旗帜和枪缨染红的,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历史的复现,是西方左右两派意识形态共有的暴力种子,又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扬光大的民粹暴力的混合物。在二十世纪最后的暴力之后之所以再也没有了革命,其原因也许正是我们再也不愿承受以血祭换来的革命成果了。

血与火的二十世纪业已落幕,它留给我们深重的灾难记录,也让我们深切的反思过去。革命年代得到的最重要结论,莫过于一条:共和比民主和强大更重要。1949 年,清华的老前辈张奚若先生深思熟虑,为新中国选择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国名,没有采纳那个有可能导致暴民专制的 “民主”,而把共和放到了国体的地位上。共和的精髓,是妥协,是利益诉求群体之间的共识、容忍和协作,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前提。走出斗争哲学的文革,我们才能开启走向共和的道路,完成中国艰难转型的百年蓝图。

“清华文革往事”系列主要参考文献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 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 年版;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 年版;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 年版;
唐金鹤:《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 年初版,2013 年修订版;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年版;
蒯大富:《清华文革 “五十天”》,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年版;
叶志江:《走出文革》,美国,激流出版社,2014 年版;
李自茂:《毕竟东流去》,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 年版;
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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