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嘤鸣:怀念高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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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今夜,总是怀念起高华先生


六年前的今天,2011年12月26日夜晚,高华教授永远的走了,时年57岁。





高华先生走时没有书面遗嘱,也未留下一句话。只有他的书,他的文章在世间流传:





“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相信很多人第一次读到他的学术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时,都会有一种“震撼无以言说”的感觉。





但是,明明是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却没有学校敢要。在单位还要经受明里暗里的白眼和冷遇。甚至包括他的病,如果不是环境这样恶劣,高华也许就不会得这样的病。





高华一生贫穷。虽然他在海内外学术界有极大的影响力,却最终因为没钱治病而乞助于学校。





高华是1999年才评上教授的,而且还是因为钱理群、杨振宁等知名人士多次对南京大学表示不满的社会压力中才评上的。





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教授曾撰文写道:





高华被万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却抑制一种巨大的悲痛,因为我们太需要他了——单就正在蜕变成官场和商场的中国大学来说吧,现在多么需要像高华那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者来为失魂的大学招魂啊!





我最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想知道一个国家文化的堕落和衰败,当首看它的大学的精神状态。要想知道大学的精神状态,只要看看大学校长和教授的言论就差不多了。清华的校长发出政治誓言:大学要“精忠报党”,吓得老校友资中筠(一位当代颇有良知的学者)不敢回母校参加那官味十足的百年庆典。北大校长则拒绝人类普世价值,不敢面对中国教育的严重问题,高调鼓吹文化民族主义。两校的教授中都有为“文-革”、“大-跃进”唱赞歌,为极左路线叫好者,种种丑态,不一而足。





面对如此文化颓败、道德滑坡和精神萎缩,大部分知识分子失语,保持着思想奴隶的沉默,这时我们更加渴望着一代知识分子的新觉醒,因此也就更加惋惜高华这样的学者之离我们而去。如果再给他十年八年,他定会有更精彩的史学著作问世,去打垮那些专制主义权势者所御用的“伪史学”。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文章里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现代史过去曾是史学中被扭曲最甚的领域,在我们的学科目录上,“中共党史”这门学问所属的“一级学科”甚至不是“历史学”,而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换言之,“党史”不被认为是历史,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这当然就很难实事求是。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门学问也成了求真求实者们最有开拓潜力的地方。





这些年来,在新材料发现和思想解放两个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现代史成为史学中进展最大的领域,可以说是群星闪耀,而高华则是最早闪现光华的星之一。可惜的是,如今他又成了最早陨落的星之一。














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授权,今天嘤鸣君特别刊发高华生前好友贺军先生的回忆文章,回顾这位史学大家的童年、疾病与爱情。






追 寻 消 逝 的 时 光


贺 军


本文来自《史家高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






12 月27 日,西雅图的梁侃在我的留言机里告之,高华长眠了。我脑子里一团浆糊,想给他的妻子刘韶洪打电话,却又怕听到对方伤心的哭泣声,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她。后来电话接通,刘韶洪没有哭,但我感觉到她的悲哀与失落,她似乎不愿多说,让赶去安慰的世安兄与我交谈。我和高华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的5月,我到日本,本不想回国,突然有一股想见高华的愿望,当然还有我老娘。联系后才得知,他正在上海治病。当高华知道我要去看他,笑声是欢畅的。可惜,第二天下午他就要回南京,时间太短暂了。





那天见面后,他罕有地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悠然道:“老贺,老朋友了!”他要求斜躺着和我说话,我哪能说不,自小他就喜欢这样,何况现在。神聊之际,我想抽烟,欲去开窗,被他阻止说,哪有那么讲究!我在交谈中得知,他已经写了十几万字有关林彪及其事件的研究,生病后无法完成。我深深的惋惜,林彪事件是文革史上最为诡异的谜团,很多地方讲不通道不明。接着他告诉我,他近来研究的题目是有关华东军政大学对留用人员和青年学生的改造与分配。这真是一个好题目,亏他想得出,做好了,可以成为对1949 年以后洗脑和思想改造的探源。期间,他嘱咐家人联系床位,一边到南京后直奔省医院,给我的错觉好像是他在为一个熟人操劳。





后来我陪他到了上海火车站,还像以往一样闲聊。等他要进站了,我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无奈和无助,语言是那样的苍白和笨拙。我说:“高华,要保重啊,下次回来见!”他点点头说:“我会的。”当时,我微笑着转身离去,现在回想,眼睛有点湿润。






童   年






我和高华相识,是因为我是他弟弟高小宁小学四年级以后的同学。我和小宁放学同路,不知不觉,就认识了其兄高华,其姐高慧。认识高华之初,我还是个毛孩子,他比我成熟得多。不久,我见到通缉他父亲的告示,正惊魂未定时,学校乘虚而入,到我家告状:与“右派”的孩子过从甚密,思想复杂。于是,家里发出了“隔离令”,不许与高家的人来往!我当然没听,不是什么道德勇气,也不是什么觉悟,而是一个孤单孩童对友情的依赖。





高华在其书后记中提到,当他看到先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的特大喜讯时的惊鄂与疑惑,来和我交流。我们首先有一种挫折感,先主席当时才七十来岁,到我们八十多岁时他还在掌舵,人一辈子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真没劲;其次是对可能性的怀疑。高华喜欢看报,大小字报、党报、参考消息,站着看,躺着看,渐渐地居然炼就了“火眼金睛”,能从枯燥的社论、人名的排列、外电报道中看出玄机,往往挺灵验的。






考   试






1978 年高考,高华和我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是:怎样考数学?高华会打算盘,我只会做一元一次方程,听了几堂数学补习课后,决定放弃。那时,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风靡一时,读了让人感到,只要猜中了“1+1”,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了。我俩有点急了,到招生办打探。接待的人可能正幻想如何猜中1+1 吧,对我俩说:不考数学是不能上大学的!徐迟如果不懂数学,怎么能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呢?出门后,高华说:徐迟如果懂数学,怎么能写出报告文学!





大学毕业后,高华被分配到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为了考研究生,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我给他出主意,尽量请病假。但是,什么样的病是叫人看不出,又必须休息的呢?我对他说,痔疮!于是找同学开了病假单。一天,我正和高华一起准备,他的领导来体恤病情,他太太开的门,高叫:“董主任来看你了!”无疑是在提醒高华。只见他几个健步迎到门口,与之寒暄,并引入卧室,半个小时后,送领导时,我看到他作步履蹒跚状。事后,他说,当他和主任一握手,心想,坏了,痔疮病不能如此矫健如飞,并埋怨我,没提醒他,逗得我笑岔了气。





我没见过高华流眼泪,然而他提及过两次“流泪事件”,让我难以忘怀。一次是1982 还是1983 年,研究生的考试,专业都好,就是外语一门未过,对于一年的辛勤付诸流水,他很伤心。用他的话是:枯坐着,两行泪水悄然淌下。第二次是1989 年的夏天,我到南京,本想和他闲聊,散散心,他显得郁闷,告诉我:六月里的几天,他流了泪。是啊,谁愿意见到那样悲惨的结局呢!我猜想,这次可能不是悄然,而是涌出。





















高华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是借书给我看。七十年代初,高华被分配到新街口附近的“杨子衫袜店”工作,几近八年岁月。我和小宁因同住长江路,上中学时又是一个班,一直保持联系。一天,小宁往我书包里塞了一本书,悄悄说,回去看,两天。那是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看完后那过瘾劲,简直像饿得头昏眼花的乞丐,坐在干净的面馆里,吸着小笼汤包里的油。直觉告诉我,小宁是二手供应商,高华才是真主儿!





晚上,我借还书的机会,去了他们家。高华斜躺在床上和我交谈,可能是站柜台太累的缘故吧。(现在想来,高华以半躺的姿势与我聊天贯穿了我们交往的始终,以后又扩展到他的同学兼好友谢建平和蒋宁身上。)使我无比惊讶的是,他已经读了那么多书!那一晚,他从外国文学聊到中国近现代文学,吐出的书名有上百种之多,这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至今使我涂抹不掉的印象是他的总结,他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一生,读书不会超过五六百本,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可以超过两千。这么算来,还未弱冠,他已经朝百分之一进发了。









“斜躺”着的高华






从此,高华的家成了我的“五十一号兵站”,看书、谈书、议时政,遐想乃至搞笑,成了我们在那枯燥干瘪年代里的一种乐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家里有藏书的,不是被抄被烧就是自己怕事销毁;图书馆成了档案馆,人们知道有书,但不能看;新华书店更如清汤寡水的馒头铺,不含一点油水和荤腥。





高华曾在其书的后记中提及书的来源:南京第九中学是个重点学校,文革时被勒令搬至农村,校图书馆的一大批书被堆放在一位留守人员的家中,足有两房间。高华没提到的是,其一,他非常幸运,这两房大多是文学社科类书,如果是数理化的书,他肯定傻了眼;其二,每次还书时,高华就在名点心店里买两个鲜炸出炉的油球,四分钱一个,不要粮票,一予己,一赠老人,老人在欢喜中哪分得清上次借出九本还是八本?毕竟在当时,下午吃点心是市革委会主任才有份的事。





那时他还搞到一张单位的集体借书证,不过也没什么可借,旧版《鲁迅全集》就被他借了还、还了再借。记得1973 到1975 年,为批判苏修,一批从苏联出逃者在西方写的书在内部出版。高华有所耳闻,与我一起到南京图书馆借书。从寒暄中可以感到,高华常和借书部的工作人员打交道,但当他问那批书可否开后门一阅时,对方断然拒绝:不行!那是县团级以上才能借的。我顿时觉得羞愧,自己太瘦弱,又衣冠不整,连领导的警卫员都不像。然而,高华处事不惊:我们单位可以出证明。对方迅速回答:你们单位不是县团级!我赶紧溜到门外,不久却听到里面传来冰雪消融般的笑声,原来高华给她预留了两双出口转内销、称之为“等外品”的袜子。





高华嗜书如命,一生只送过两次书给我,一次是他的书,还有一次是在万不得已时割舍的。那是1996 年在华盛顿,他要回国,行李太多,郑重其事地将三卷本的《毛泽东年谱》塞到我手上。看出他的依依不舍,我说,今后给他带回去。他知道我根本做不到,说:不要跟我“比大胡划”!(南京八十年代流行语,即含有坑蒙拐骗的胡言乱语。)





2000 年,他搬入新居,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书房。2001年我到南京,他请我吃饭,坐在一家高档饭店里,他感叹说:“老贺讲究啊,普罗大众的地方他会不满的,但高档的地方,菜都是微量元素。”饭后,我们到他的新居。他有点疲惫,我说:你躺一会吧,我参观一下你的书房,这几年我很多书都没买着。五分钟不到,就听到他在喊:“刘韶洪啊,去看看老贺在干什么。”刘不紧不慢地说:让他看好了!意思好像是我们刚请他吃过饭,他总不会明抢暗偷吧。又过了五分钟,他实在撑不住了,嚷着要我出来,否则下床。以前借书给我,因为那也是他借的,不还等于绝交;现在书是他的,借等于送。














爱   情






应该是1974 年,高华在同学聚会时,重新发现刘韶洪,从而展开了他们的姻缘。所谓重新,可能因为初中毕业时,刘还太小,是个黄毛丫头;或是学校里男女同班不说话,一说话就是“小纰漏”(南京土话,即小流氓)。高华回来后很激动,把他的发现和父母弟妹说了,我也在旁。高华的评价是:好看,喜欢看书,对文学有兴趣。





高华年轻时,按香港人说法,应算是个“靓仔”。他谈吐不俗,有才华,“右派”家庭的压力也没有导致他走向软弱或萎缩,反而在他的性格中注入了一种刚性特质:是我的,就争取,不相予,就抗争。





刘韶洪第一次来到高华家时,我也在。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红扑扑的脸,一双飘忽的水灵灵的大眼睛,进门的气息犹如刚烤出炉的山芋,既香又甜。我和小宁少不更事,想赖着不走,看看高华是怎样“花”她的。他父亲看不下去了,朝我俩眨眨眼,拉我们一起出门。高华不久就抽上了烟,谈恋爱,是一项烦恼的工程。烦恼我管不着,吞云吐雾吸引了我,使我痛下雄心:哪天摆脱我父亲的掌控了就抽烟。





又是一个八年吧,他俩结婚,邀请我和谢建平等几位朋友在南京新街口的大三元摆了一桌婚宴。年轻么,只要能起哄,有好东西吃,就能从梦中笑醒,何况高华大喜。不记得哪位学医的混蛋告诉我,喝酒前吞两片小苏打,酒量倍增。结果,喝下去的洋河大曲发酵成雁荡啤酒,在我腹中漂胸中荡,至今不知,高华的婚宴是如何结束的。













高华一生不喝酒,因为从青年时代起,他的肝脏化验指标就不稳定。1985 年寒假前夕,他大醉了一次,从此不沾酒,还染上了不碰酒的坏习惯。1995 年他从上海赴美国,我给老娘下了“死命令”,让他带两瓶白酒来!第二天,老娘来电告状:高华不肯带。顿时,我那玫瑰花般的幻想变成了一地鸡毛。高华居然浪费指标,不肯为我捎酒救渴。他来到波士顿,我责问他时已经有点仰天长啸的感觉,可他却轻描淡写地说:喝酒对身体不好。我反驳道:抽烟危害更大,你不是还在抽?他笑起来了,说:你不也抽嘛。





高华有个习惯,出门在国内外,一定要给妻儿买礼物,且有充分的自主权去决定礼物的形式、内容与贵贱。不像我,买什么,在老婆看来就不是什么。1996 年在华盛顿的三天两夜,高华把这种高度的自主权发展到了巅峰,买来的礼物装满了一个大箱和一个特大的旅行包。高华对妻儿如此的重情重义,在我老婆的脑海里扎下了根。前两三个月,我从欧洲回来后,发现她逢人就说,他有个同学叫高华,在美国时很困难,回国时还大包小包送老婆儿子,我这老公呢?带回来的是一堆脏衣服!当时高华还没有走,我很后悔没打电话告诉他:对刘韶洪,他是个好丈夫,对高欣,他是个好父亲。










史家高華


熊景明、徐曉 主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2年出版













五年前,当我第一次听说高华查出有肝脏恶性肿瘤时,希望最终是一个“大乌龙”。我到南京去看他,听他叙说查病经过,还及时到上海做了病灶冰冻手术。看着他那“鹤发童颜”、侃侃而谈的模样,我有了某种自信。果然,一年多后,上海有个权威说:谁敢说高华的肿瘤是恶性的!消息传来后,我打电话给他:高华,你诈和啊……然而,幸运最终没有落到高华头上。先是他母亲去世,事后他告诉我,母亲住院时,他天天送饭,母亲去世后,天天失眠。然后,听谢建平说,高华开了刀,切出来的病灶,经化验,是“那个东西”。高华生病期间,从头到尾,我打心眼里佩服他的从容和泰然。





高华是国内几个把中共党史当学问来做的凤毛麟角者之一,在这方面他具备特殊的“慧根”、敏锐的洞察力和解读能力。然而有一点,不熟悉他的人可能不知道,而这对他又非常重要,那就是在这领域的探究,每一个发现,每一个新论,都会使他兴奋、舒坦和愉悦。他找到了他的乐趣。据说,哈佛的史华兹教授在写毛的专著时,写了后章改前章,循环往复,没完没了,以致于他夫人要把他的手稿藏起来,才得以完成。看高华的书,你会觉得他在如数家珍,向你娓娓道来,刘韶洪呢,则在旁奋笔疾书记录,然后交给别人打字。读书、教书、写书,是高华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从这一角度,我有点宽慰,这一生,高华没有委屈自己。





对我个人来说,与高华相知相交,少年时,是我的幸运;青年时,是我的知心;到了中年,就有点魏晋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境界了。那么,老年呢?他过早走了,成了我的伤痛,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他那给一点阳光就光辉灿烂的笑容,听不到他那一惊一乍的忽悠了。行文至此,泪水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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