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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世安:悼念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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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高华




颜世安(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高华走了。一直不相信这一天真的会来。他生这场重病已经快有五年,一直暗暗替他担心,又一直怀着一线希望,因为他的坚韧和积极面对,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至今记得2007年春天,有一天我和高华、朱剑(学报)、余斌(中文系)四个人在阳光广场旁边的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学校组织的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体检时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当时我们也都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以后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鼓楼医院检查怀疑是肝癌,当时便觉着是一个晴空霹雳。打电话给高华,他告诉我确实是这样,准备去上海复查。高华性格中有一种极认真的东西,他平时很随意,谈笑风生,温雅而幽默,但对重要的事,他会认真面对,全力以赴以求解决。怀疑是肝癌以后很快决定去上海寻求更好的检查和医治,便反映了这种性格。从那时起,将近5年的时间里,高华一直是以这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病魔。但他一方面认真,另一方面却从不慌张。所有最后这几年接触过高华的人一定都会有一个印象,他在大病之中从未让人感觉有慌乱和绝望,总是很平静从容。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告诉我病况如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准备如何应对,给人的感觉是,总是有办法的。




2009年秋天,他在上海动手术,割去一部分肝脏。我当时在台北,从学生来信知道这一情况,心里替他难过,知道是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年底回南京,立即去医院看他,感觉他明显消瘦。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向我讲述他所知道的病情。他说,现在就像堵河堤缺口,哪里水要出来就在哪里堵,就是这样了。我知道有一句话他没有说:有一天堵不住了,就随它去。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熟悉他讲话的风格,那一定就是他的意思。但他还是那样平静,不是听之任之的消沉的平静,是认真面对的平静。他语调平和,感觉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甚至仍然时时夹带他那种独有的幽默。




一直到临终前十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他还保持着那种认真、平静和幽默混合在一起的风格。那时他已经十分消瘦,气色也很不好。躺在病床上,因为每周需要几次输血,插在腿上的一种什么管子就留在那儿,他不仅下床极困难,翻身也困难,可以想象很痛苦。他肯定知道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但一点没有显出无力的绝望感。他神色安详,向我们几个人讲述现在的病情和治疗的情况。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告诉我们,前两天医生说,已经发了两次病危通知了。然后他带有调侃地抱怨说,这个医生就站在我的病床跟前这样说,按理讲他不应该当我的面说,他真是拿我当铁打金刚了。这完全是开玩笑的语气,与他以前没病时谈话的神气一样。当时我们几个人都笑了一下,内心非常沉重,但我们都是高华多年的朋友,我们熟悉和他谈话的这种气氛,某种智力和精神力量混合的东西把过去的岁月和记忆拉到了眼前,瞬间压住了悲哀的感觉。我后来想,那位医生当高华面就讲发病危通知的事,也许真的是因为一直替高华看病,对他的从容平静有深刻印象,才在疏忽中丢掉了医生在危重病人面前通常会有的小心,真把他当作永远不会慌乱的“铁打金刚”了。




那次离开医院以后,我虽然从学生处知道,医生认为他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心里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记得几个月以前我们去他家里看他,他说北京的朋友联系了一个气功高手,他准备各项指标稳定一些以后(当时天天去医院输液),就去北京跟着练气功。我觉得气功治疗这样的方法,在高华身上说不定真有大用。高华生病以后求生意志很顽强,精神力量也很顽强。他说不定能度过眼前这一关,缓和下来以后去练气功,出现什么奇迹也未可知。后来又听人说,高华有去台湾寻求医治的想法。总之此后的日子,心里一直悬着,又带着一丝希望。直到12月27号上午接到他的学生姜超的电话,才真的知道,高华最终还是走了。心里的悲伤难以言喻!不仅因为一位多年的好友永远离去,也因为知道高华一定有特别的不甘。这是熟悉他的朋友共同的感受,因为高华长期的阅读和思考的积累,学术研究正进入黄金岁月,他有许多对近、现代史日渐深入的想法,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写出来。任何人在这样的岁数辞世都会遗憾和不甘,但高华一定是非常的不甘啊!




《诗经·黄鸟》追念秦国三良早逝,说“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规则在哪里)?”这样哀伤的疑问,古今一理。悠悠苍天,为何要在高华步入学术黄金岁月的时候,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也许宇宙中还有另外的世界,高华的生命在那里还会以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延续。但这个世界需要高华的思考和写作,高华也需要在这个世界实现他内心里长久的想法,可是这一切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我认识高华是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们相差一届,我同宿舍有一位贺军,是高华自幼的好友。高华经常来找贺军,有时就在我们宿舍聊天,慢慢地就熟起来了。那时不仅我和贺军喜欢和他一起聊天,许多同学也都喜欢听高华讲国共两党的人物和掌故。高华对国共两党党史的人物关系、事件脉络的熟悉,在读研究生时候就在同学圈子里广为人知。那种知识是很长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可以说是有“童子功”。高华自己在回忆文章里曾经说到他的家庭,他父亲作为一个南京的老地下党员在49年以后受到的不公待遇,家庭变故对他幼年心灵的影响。一些人往往容易有一种印象,认为高华是幼年生活环境的压抑,才特别注意了解现、当代史的种种事件脉络,人物遭际。这有一定道理,但我的印象有一些不同。我和一些熟悉他的朋友讲起来,大家都认为高华其实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不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那种发愤,而是对影响当代中国人命运的现代政治史有一种真正的兴趣。(其实司马迁早年搜集材料四处游历准备写史书,何尝不是有极大的兴趣。受了宫刑以后才转为发愤。)听他讲国共两党史事和人物,很少有激于义愤深挖某处的黑暗,或痛诋某人的罪恶,他不是那个路子。他总是娓娓而谈,轻松地理出他所看出的事情本相。揭示事情的本相似乎是他生命本能中的一个极大的喜好。熟悉高华的人都知道他其实不是那种义形于色的人,他为人幽默风趣,不是喜欢随便说笑的那种风趣,是用准确的语言把事情的委婉曲折揭穿,又能寓嘲讽于诙谐之中的那种风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高华的成名作,功力甚深,影响极大,语言也平实洗练,但我总觉得,好像与他闲谈时的语言相比,火候还是差一些。当然这也许不一样,写学术著作以客观准确为佳。他的口语叙述有特别的魔力,那是部分来自天生感悟力,部分来自大量阅读,还有部分来自南京市民文化中那种难以言喻的喜剧色彩的调侃诙谐。与他闲聊现、当代史真是快乐的时光,那时的文科研究生差不多个个眼高于顶,自大狂妄,同时视时间如命,但是看到高华一来,大家把书一合,心甘情愿放弃自视甚高的阅读,一起加入欢乐的闲聊。如果只是长期受压抑的忿忿不平,怎能有如此的魅力。




高华醉心于揭示事实,当然他也有立场,这立场的形成也许有一部分幼年家庭遭际的影响,但是我的感觉,主要还是来自少年青年时代广泛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可以这样说,他的立场主要不是党派的和政治的,而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的视角和立场贯穿在他谈论历史人物事件时的语气中,也贯穿在他后来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读过他书的朋友自然会有印象。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那时也会有兴趣跑到近、现代史的研究室里面看有关国、共两党的一些资料掌故,看到过一些作者从党派、政治立场写的揭露性质的文字,有时有很深印象。但是与高华的交谈获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高华相当熟悉史料,他讲的许多事都是把史料串联起来,构成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脉络,但是组织这些史料的眼光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的眼光。他评论某个重要历史人物,有时赞扬有时揶揄,都是出自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感和立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重要革命党,有特有的革命理念,两党的上层人物往往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有各自不同的革命意识,但作为政治人物在权力场中沉浮,人性中的自私、狭隘和黑暗又常常在不同情况下显露出来,高华的叙述便是在这样的线索中穿行,他有一个深刻的关切,是在革命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价值怎样被激发和生长,有时又因权力搏斗或其它历史原因受到催折。高华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就他的愿望而言,是想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学者的立场清理事实,但他的人文主义的情感和立场始终是很明显的。




研究生毕业时,因为那时高校大量需要培养年轻师资,我和高华都留在系里任教。高华那时已经成家生子,学校给他一间筒子楼里的小房间,大概只有十个平方米,他和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住在里面。记不清楚这样有多少年,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学校有一次排队点房,他点到了上海路一个两家合住的套房,他有一大一小两间房,还有一个小厨房,合用卫生间。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很长时间。我最近看过一些高华的外地朋友写的回忆文字,说到高华居处的窘迫和经济上的困难,有时就说到这个住处如何逼仄。但我记的很清楚,刚分到这个房子时高华夫妇是很高兴的。房子已经点到手,还未拿到钥匙时他们夫妇去看房,那次我也一起去,同去的好像还有刘广明(哲学系),当时他的妻子刘韶洪站在那一大间的门外,反复端详以后,拍着年幼的高欣的脑袋高兴地说: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了。高华从那时起有一个自己的小书房,是个朝北的房子,水泥地,大概只有七、八个平方,他十分满足。天天坐在那个小房间里看书写东西,常常一边放着他喜欢的欧洲古典音乐,声音低低的,一边做自己的事。有时我晚上去找他闲谈,音乐也不关掉,就在里面聊天。高华喜欢猫,有时他工作猫就伏在旁边。他出去散步,猫就跟在脚后面。后来那只猫被人偷走了,高华失魂落魄好几天,跟我说什么事也做不了,并痛心地说以后再也不养猫了。几年以后儿子渐长,需要一间单独的房子,那间小房让给儿子,高华又失去书房。晚上就到厨房的饭桌上工作。外间所传高华的书是在厨房里写出来就是这个时候。高华那时居住条件、经济情况肯定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工作的年轻教师许多都是那样。一个真正对书有兴趣的人,能有一个安安静静读书思考的环境,不经常被莫名其妙的事情打乱,就有很大的快乐。我记得那时跟他聊到过这事。有句话说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我们在一起嘲笑这话。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人生本来应该“热”,但要把学问做好必须“冷”。好像还伏了一个意思,能够下决心“冷”一段,就能迎来人生的“热”。当然提倡坐“冷板凳”的前辈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希望后辈不要浮躁,踏踏实实做学问。但是“坐冷板凳”还有“耐得住寂寞”这类说法,实在不是形容学者生活的好说法。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书思考,与二三好友时时聚谈,这根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有自己的快乐,就是悠闲、自由和有趣,思考成熟的时候可以有所创造。一个人选择做学者,就意味着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决不是为了学问名声而“耐住寂寞”,为了迎来“热”而卧薪尝胆地“冷”。当然外地的朋友描述高华清贫是事实,高华也一直有经济生活上的压力,希望改变,有时甚至也有着急,这都是人之常情。举个例子可知他那时的情况,90年代上半段开始,他除在历史系完成教学工作之外,还额外到中美文化中心给留学生代课,主要目的就是挣一份讲课费。那时好像平均每周要上四节课,还要给学生答疑,改作业,月收入大概800元,真的是辛苦钱。所以说他清贫是准确的,但我想说出我熟悉的年轻时代的另一个高华。他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搞清楚,对此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生性没有什么其它嗜好(大概只有抽烟),就是喜欢看书、思考,读书与研究带给他许多快乐。因为这些快乐,他常常是平和、有趣而幽默的。其实不仅熟悉他的朋友,凡是听过高华课的历史系的学生,都会对高华特有的有趣和幽默有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幽默来自智力,也来自平和静观的生活姿态,常把自己搅到利益纠葛里面忿忿不平的人,很难有幽默感。




高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写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这本书,他准备材料可能很早就开始了。但决心系统地清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的印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那时面临的问题是这样:他如果按常规的方式做研究,可以申请课题,可以较早发表研究成果,申请职称等等。他早年一系列有关孙科的论文应该就属于这样的研究。但他学术上最有心得之处不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到选择研究课题的事。他后来决心丢开可以申请研究经费的课题,把自己最有想法的问题做出来,促成这个决心有多方面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书生不肯辜负自己的生命。谁也不愿辜负自己的生命,但各人性情不同,生命的展开方式也不同。高华是一个天生的读书人,他选择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内心认可的真学问,是性情所致。当然这是我的旁观,高华写这本书当然有其它的原因,幼年时的生活经历,长期的思考,一个认真的学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等等。但我想说,高华的性情决定了他就是要选择做最好的学问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否则的话,一个人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方式对自己负责。做学问也可以先虚张声势,举旗夺塞。东汉末年的民间古诗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氛围,特别容易让知识人接受这样离乱失败时代的人生醒悟。我们这一代学者总体上的表现,已经显示不少人都是这样醒悟的。但高华与许多人不同,他要对自己负责,是认真地做有价值的好学问。他开始准备写书是90年代初,那时写这样的作品,既不能发文章也不能申请经费,也不可能出版(当时尚未想到可以在海外出版),对于争取个人前程来说,完全不合时宜。记得那时他曾对我和朱剑说,他现在不想这些事,就是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写出来先放在那儿。这是20年前的事了,他的原话记不清楚,我打电话与朱剑核对,大体就是这样的意思,肯定不会错。很多朋友提到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我完全赞同。我的感觉还有一点,他的出众的才华和学识,让他醉心于做出真正好的历史研究,哪怕不能出版也在所不顾。他做这样的工作时真的不是“耐住寂寞”,他是内心里有极大的热情。他那时每写一个部分,都要把全部相关资料再看一遍。然后一个人出去散步,静静地思考,把许多不同的历史记录和回忆资料参照对比,慢慢地在心里追踪事情的真相。他看不到档案,所有相关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也许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也同意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我特别想说,这在高华同时是一个欣喜、自得的过程。




我的专业不是中国现代史,《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学术上的成就和得失,我没有资格评判。这部著作已经在国内外有重大反响,将来一定还会持续地发生很大影响。我想回顾的是高华这个人。高华要写延安整风的书,我们几位来往较多的朋友一直知道。但是直到他的书写完付梓,我都没有看过其中的章节,我不知道是否有其它专业相近的朋友看过付梓前的初稿。因为没有看过具体章节,一直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内容和可能会造成的冲击。直到快要完成时,我才有点知道这本书在内容上的严峻性,开始替高华担心,怕他会遇到麻烦。高华的性格还有一个方面,是他的谨慎和敏感,对可能的危险,对别人可能带给他的伤害,他都很敏感。惟其如此,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真是显示了他的勇气。记得出版前有一次我和朱剑跟他在一起,知道了他拟定的书名,我们两人都有些吃惊,觉得这是醒目的书名,但担心太刺激,建议他选择更学术化的书名。但他当时好像没有太多的犹豫,说不改了,就这样吧。高华心里一直有一种坦然,他觉得自己是做学术性的研究,不是站在党派立场做褒扬或贬抑,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这书的内容的敏感和可能带来的冲击他怎会不知?对书出版以后可能带来的麻烦,他当然是有估计和精神准备的。如果他是一个粗爽豪放的人,那又是另一回事,惟其是一个细心和敏感的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才特别显示出他的勇气。我想这是一种书生式的英雄主义,一定要艰苦探索挖掘事实真相,同时一定要把自己探索的果实公布出来。纵然事事谨慎,这件事却顾不了那么多。所以我总是想,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是高华个人生命中最有灿烂光华的一段。我不是就这书的成就和影响而言,是就一个人的生命品质而言。




延安整风的书出版以后,给高华带来很大的学术声誉,也给他带来一些压力。那时我曾听到一些传闻,说有些上层重要人物对这书有很严厉的否定评价。类似的传闻难辨真假,高华不可能没有听说。依他敏感的性格,内心一定是有压力的。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点问题。这两件事的时间我都记不清,大约都是2005年以前。一是曾有一位律师从香港带他的书入境被海关查扣,这位律师状告海关,说禁入海关的书目上没有此书,海关查扣无依据。后来律师胜诉。当时这事颇为轰动。但我知道律师开始告状时,高华是很担忧的。那时学者在海外出书,上层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如果因为官司的事情闹大,上面要是对高华的书加上什么定性,就会给他带来很大麻烦,至少会影响他的安安静静的研究。还有一次是北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机构召开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邀请他去参加,他就比较欣慰。他不是想进入官方的研究系统,到里面分享经费什么的。他在意的是,这样的邀请表明官方研究机构(至少是其中一些有决定权的人),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表达政治意见。他一直希望别人(包括官方)以学术的眼光看待他的书,这符合他研究的初衷,也免于给他带来诸多压力和困扰。我现在回忆这事,说明高华的谨慎和小心,不是想说他胆小。相反,我是想说他的勇气。高华不是斗士性格的人,他是一个学者,有学术上的兴趣,有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研究问题,是想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不是特别想反对谁。但是他研究的问题有相当的敏感性,面对事实时他没有任何回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他的勇气。书稿完成后明白出版可能会带来风险,这是怎样的风险当时很难估计,但他仍然决心出版,这也是他的勇气。书出版以后,据我所知,他并没有遇到很严重的麻烦,但这是后来的情况,当初谁也不知会怎样。2008年春天,在他查出患肝癌以后大约一年左右,有一次在上海请一位著名的肝病专家诊治,这位老专家怀疑他不是肝癌,可能只是肝硬化。要他注意定期复查。他听了非常高兴,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遇到我,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他说:“老颜,我们都是凡人啊!”这句话我印象极深,当时他儿子高欣也站在旁边。高华说的一点不错,他是一个凡人,有经济压力,要孝敬老人,要养家糊口,要还房贷,也要规避风险。可是在学术上他不肯取巧,不肯打马虎眼,勇敢面对事实。这是我们今天悼念他,要特别敬重他的地方。有人曾经跟我说到,高华患肝癌,可能与长期的精神压力有关。 我想这是有可能的。高华90年代初患乙型肝炎,当时不严重,很快就好了,但这可能是一个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的劳累,书稿完成以后精神上的压力等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延安整风的书稿出版以后,高华获得很大的学术声誉,他比过去忙碌了,经常去海内外各处开会讲学。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是学术界的,也有一些不是学术界的,其中也接触了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弟家属。广泛的交流和对话,更使他扩大眼界,进一步反省和提炼自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如果不是患病,他再把新的交往和资料消化,渐渐沉淀下来,一定又会有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出来。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出版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中1969—1971年卷本来是由高华撰写,他对林彪事件有长期的关注和思考,如果写成出版,一定对这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有新的剖析和梳理。可惜身体情况迫使他不得不终止写作。这只是一项研究,如果假高华以时日,他不知会有多少重头的研究成果出来。即使在患病期间,高华仍然坚持写一些论文和评论文章,看他最后几年写的东西,思想愈加深沉,文笔愈加客观、老到。高华真的是到了一个学者最成熟的时候,却不幸一病不起,再无提笔的机会,伤如何之!








追悼会上,看着安安静静躺在花丛中的高华,不仅悲从中来。高华去世这些天我一直引导自己这样想:高华虽然年寿不长, 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在质量。高华写出了极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影响了很多人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他的生命已经质量很高了,应该无所遗憾。可是看着安睡的高华,我总忍不住想起年轻时候在研究生宿舍里他敲门而入,大家合上书聚拢闲聊的时候;想起在他小书房里低低地放着音乐,闲谈各种问题的时候;想起他晚上散步思考问题,一只猫安静地跟在脚边……那个生动的有趣的高华再也没有了,这是任何功业也无法抵消的沉痛哀伤!






高华辞世已有半月,内心一直沉郁难解。本来准备过一阵等心情平静再写纪念文章。高华夫人告知香港中文大学要出纪念文集,嘱我撰文,敢不从命!谨以此简短回忆,献于亡友灵前。




愿高华安息!










2012年1月12日于南京












【按】颜世安老师今晚打来电话,云“明天是高华老师逝世周年纪念,一年来我也没有写过新的文章纪念他。这篇文章还没有在校园网上发过,请帮我发个帖,以志对高华教授的纪念。”


http://history.nju.edu.cn/bencandy.php?fid=69&id=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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