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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 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而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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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识网上看到王友琴的访谈,不禁想起十年前我们在芝加哥的聊天。王友琴和我是同届生,自从1979年考入北大,她就一直在收集文革中北京被打死的教师的史料。在她的住宅里,别无长物,书架上却堆满了采访记录的卷宗。十年过去了,她依然在做她的研究。在此次共识网的访谈中,她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专题研究,并说“我希望这些专题研究能成为一些坚实的砖块或者石头,为写一部编年式通史打基础”。




最初知道她,是在网上看到她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通过一个个采访文革过来人,说服他们说出真相,并把它整理成史实,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工作。能默默坚持三十多年,更是令人感佩。她的这一研究的成果是《文革受难者》的出版,采访上千人,收录659个受难者的小传。余英时先生称其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诚为谠言。




我觉得,她的这一研究甚至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范围。迄今为止,由于思维与方法的限制,史书都只是记录重要人物,而汰除掉普通人。用法国作家加缪的话说,前者是“创造历史”的人,后者是“承受历史”的人。这样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人民在历史书中往往成了一个物态的存在。即如寥寥几部关于文革的历史书,也只是简化为大事记,或者那些国家领导的受难史,看不到普通人的遭遇。王友琴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她只是在为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人立传。




这得归于“口述历史”方法的出现,更得归于历史观念的改变。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然而,那些组成人民的普通人又何曾创造过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被迫承受权力者创造的历史,并在史书记载的大事件中湮没无闻。创造历史构成了事件,承受历史构成了细节。




王友琴的研究就是将历史事件中的细节打捞出来,从而构成一种普通人的历史,这些个体实录与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很高的历史真实。




史的生命在求真。余英时先生曾指出,王友琴的研究采用了“文”(文字)与“献”(口述)两种史源,这使得她能交叉互证,力求真实、客观和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对话中还提到,她会将史实放在网上,与网友互动,以尽量核实事实。“我的文章放在网上,会收到读者来信,他们通过电邮提供材料,订正错误。”




我认为,她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治史的新方法,它与“文”与“献”结合,可称为三重证据法。网络的出现,给这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例如,我在网上就见过另外的目击者写卞仲耘之死,可与王友琴的调查互证。




更重要的是,这些实录并不是单纯的史料,王友琴采用《史记》的互见手法,以专门人物立传,又常在他传中提及该人物,使得群体的实录组成一个整体,成为有系统的历史著述。由于这不是官修史,而是个人撰写的史,她个人的思考贯穿其中,穿插背景,夹叙夹议,呈现出作史者的撰史宗旨,那就是普世的人道主义。在谈及纳粹反人道的行径时,阿伦特曾写道,这是“任何实用目的都无法予以解释的一种罪行”。这也正是王友琴的著述给我的最深刻印象。




这是一部血腥的实录,其中叙述了许多人的死。北师大附中卞仲耘校长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着钢背心。居民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




他们都是普通人,却成为文革的最大牺牲者。




据王友琴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于当下腐败成风,社会不公,许多人开始怀念文革。对于那些文革的获利者,或者那些只看观念不看事实的学者,跟他们讲道理、摆事实是无意义的。但许多青年人并不了解文革,他们认为文革就是追求社会平等,反对特权阶层。王友琴的研究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这些普通人受迫害的唯一理由,就是缘于他们的身份,这才是文革的实质。用阿伦特的话说,它“攻击人的差异,也就是说,攻击‘人的身份’特性,没有这种特性,‘人种’或‘人类’一类词便会毫无意义”。




正是由于此,王友琴的研究赢得许多人的钦佩,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所有这一切,都更显出她的研究的意义。






(责任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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