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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访谈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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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师大女附中百年校庆难以言说的历史—王友琴访谈(一)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也就是原来的北师大女附中,2017年9月初隆重举行百年校庆,吸引几十届新老校友与教师返校,共襄盛举。如果说官方媒体新华社也特别报道了百年校庆日的欢歌笑语的话,一段无法见诸于官方媒体的难以言说的历史也萦绕着一些前来参加庆典的个人思绪。1966年8月5日,在这所位于北京闹市中心的精英女校,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亢奋的红卫兵殴打致死,成为文革期间血腥的“红八月”的标志性事件。51年后卞仲耘之死的真相仍然无法大白于天下,百年校庆之隆重更淹没了这段官方不愿提及的历史。只是那些今人已经难以想象的暴力毕竟在那些过来人心中──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都留下难以抹平的印记,有人在校友微信圈中致信,公开就当年的行为道歉,也有人以更加个人的方式向当年的同窗表达歉意,但这些为数不多的个人行为更凸现出官方舆论对这段血腥历史的缄默。在本次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就连线最早记录卞仲耘之死的王友琴女士,共同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反思当年在这所精英学府更是在全中国大规模发生的暴力。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女士常年收集整理文革受难者资料,在2004年出版《文革受难者》一书,为那些在文革暴力中屈死的冤魂留下一份见证。

法广:今年是北师大女附中百年校庆。北师大女附中当然是一个精英学校。但在文革初期,这里发生了一次非常典型的暴力事件:学校的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殴打致死,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被学生批斗打死的校长。事件发生的时候,您自己正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您对当时的气氛有怎样的记忆?

王友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师大女附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3岁。文革开始以后,运动规模不断升级,先是开批判会,然后全面停课,揭发校长和老师,然后在1966年8月5日的下午,在师大女附中的校园里,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那一天一共打斗了5个学校的领导人,另外4个人也都受了重伤。

法广: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气氛?您当时是否感觉到一种暴力的气氛在逐渐酝酿,最后走到致命的一步?

王友琴:是这样。因为学校停课是6月初,到8月5日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两个月,可以看到暴力手段一步步发展起来。那天下午学校里开始斗争这5个学校领导,开始是拳打脚踢,后来用带了钉子的棍棒打,还用开水烫,而且进行各种体罚和折磨。大概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卞仲耘校长已经口吐白沫,昏倒在宿舍楼前的台阶上。天黑以后,她才被从到学校对门的医院,那个时候,医院说人已经死了。

这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而且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单,是北京的闹市中心,离天安门广场可能也就一公里左右的距离。这个消息马上被报告到上层领导,没有人来制止,甚至没有警察来看一眼被打死者。暴力就在北京迅速发展……

法广:就是说(女附中)最暴力的那一天,您在现场,是目击者……

王友琴:我是在现场,在开始时的大约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站在台下,看见台上他们跪着被打,身上浇了墨汁……这样的恐怖场景。我回到宿舍(当时我是住校生),看了一本书,我还记得那本书的名字:《趣味数学》。吃晚饭时我下楼,在食堂里还听见非常亢奋的议论,关于怎么打了他们。第二天早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就在广播里公布了这个消息,当然没有说(卞仲耘)被打死,只是说:她死了。

2004年,我出版了一本书:《文革受难者》。这本书总共有52万字。书里有659名受难者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姓名拼音排序,(关于)卞仲耘的这一篇是最长的,有两万字。

法广:为什么选择着墨特别记录卞仲耘之死呢?

王友琴:这里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66年8月5日发生的事情,我看到了开端,也看到了它的后来。我不能忘记。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她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还有一个原因是,13天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报纸上说有一百万学生红卫兵参加了这个集会。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红卫兵袖章。在献袖章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也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而且这次集会是向全国实况转播。这段对话是: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两天以后,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署名是“宋要武 (宋彬彬)”(注:《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章的标题是:我给毛主席献戴上了红袖章……

在 8月18日的集会之前,据我的调查,北京一共有三个中学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第一个是卞仲耘,第二个是北京通县一中的副校长程珉明,他也是一个数学老师。他8月7日在劳改队被折磨致死;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美术老师陈葆昆被打死。陈葆昆老师是在学校的喷水池前被打死的,围观者特别多,参与者也不少。然后,有了8月18日的集会;8月18日之后,暴力在北京全面升级,每天被打死的人不断上升,8月24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三位数。在最高的一天,是278人……

法广:是一天有278人(被打死)!

王友琴:对,一天有278人。这一天是1966年9月1日。这个时候,暴力已经从学校里发展到社会上,一大批人被打死……

法广: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红八月”。“红八月”总计北京被打死的人有1700多人……

王友琴:是的,是的。当时,每天由不同部门向公安局、向媒体记者、向上报告当天被打死的人数。在文革结束以后,《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1772人!

法广:女附中校内为卞仲耘修建了一座半身塑像(是在室内的),但是,今天的(女附中)学生对这段历史是否了解?学校内是否这段历史是否有所讲述?

王友琴:我想,现在的学生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1993年我访问学校的时候,当时和4个学生谈话,他们都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问我来做什么…他们听我说后看着我:什么?在我们的宿舍楼前打死过人?…他们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就更不知道了……关于塑像,也有比较复杂的故事。当时塑像造好的时候,有人甚至反对写上她死的日期,希望只写年,不写日,不要写上8月5日。就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应当写上她在8月5日被打死,有的人连日期都不让写,最后只是写了卞仲耘死的日期:1966年8月5日。至于她怎么死的,根本就没有提……这样的方法当然特别有效,因为文革的暴力历史、红卫兵的暴力历史就被抹白了,被忘却了。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有相当多的人会坚持记住这些事情,并反省这些事情。这次百年校庆,我觉得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当年)初二(四班)的黄晓丽同学的道歉信,我觉得非常好。我在1996年就报道过初二四班的学生(1966年)8月4日(就是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怎么在她们班里打了她们班上的所谓“狗崽子”,就是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场面非常典型:把同学分成三种,一部分坐在椅子上,是红卫兵,一部分坐在地上,是所谓“不好也不坏”的家庭来的孩子,还有10个同学站在教室前边被绳子拴起来,遭到“斗争”。然后,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

法广:卞仲耘本人已经无法指认打死自己的凶手,她的丈夫和家人是否在后来的年代里是否了解了(那时)具体是哪些人参与了殴打致死的行动?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在1966年就做过详细的调查,他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989年上述最高人民检察院,12月他得到一个回答。检察院的回答解释了这件事,还讲到:这次暴力事件是“仿照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但是没有人来处理这件事。王晶垚先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在2007年90年校庆的时候,学校根本没有邀请王晶垚先生,而是把宋彬彬当作90个杰出校友之一!王晶垚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校长袁爱俊,在那封信里他讲到了卞仲耘之死,指出,把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放在大型展板上是错误的,他说:“宋彬彬献的那个袖章上沾着卞仲耘的血”! 此后王晶垚先生还有两次抗议,一次是在他们做道歉的时候(注:宋彬彬2014年1月12日重返母校,向昔日的老师和校领导道歉,并向卞仲耘塑像鞠躬致意)。王晶垚先生说,这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道歉,她们否认事实。替王晶垚先生为这封信打字的人告诉我,原来他打的字是:刘进、宋彬彬他们的态度是丧心病狂,王晶垚先生说,不是丧心病狂,她们不疯,她们知道她们的利益和她们的理念,她们是丧尽天良!这是他第二次抗议。这封信发表在网络上,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发表。第三次抗议是2014年的3月,《南方周末》发表4版报道文章(记者冯翔访问了宋彬彬),他们在文章里说我的书《文革受难者》“歪曲事实”,让我很惊讶:一句话就下了断语!他们采访了王晶垚。在这次采访里,王晶垚说:有人说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王晶垚说:她是没有动手,但是,她们是一伙的。这句话,《南方周末》发表了。

http://cn.rfi.fr/%E4%B8%AD%E5%9B%BD/20171019-%E5%8E%9F%E5%B8%88%E5%A4%A7%E5%A5%B3%E9%99%84%E4%B8%AD%E7%99%BE%E5%B9%B4%E6%A0%A1%E5%BA%86%E9%9A%BE%E4%BB%A5%E8%A8%80%E8%AF%B4%E7%9A%84%E5%8E%86%E5%8F%B2%E7%8E%8B%E5%8F%8B%E7%90%B4%E8%AE%BF%E8%B0%88%E4%B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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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2-22
文革历史言说的困窘—王友琴访谈(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也就是原来的北师大女附中2017年9月初隆重举行百年校庆,吸引几十届新老校友与教师返校,共襄盛举。但在百年校庆日的欢歌笑语背后,一段难以言说的历史也萦绕着一些前来参加庆典的个人思绪。1966年8月5日,在这所位于北京闹市中心的精英女校,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亢奋的红卫兵殴打致死,成为文革暴力的标志性事件。这种暴力远不止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但过于这段暴力历史的记录与讲述因为官方对文革话题的沉默甚至压制而陷入窘境。欢迎您收听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女士的采访的第二部分内容。

官方舆论控制与文革历史言说的困窘

法广:围绕文革历史的讲述,一直都有不少争议。针对北师大女附中在文革“红八月”期间以及以后的暴力,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 卞仲耘当天毙命,无法指认自己的加害人,但其他几位从殴打批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师,他们对当时的打人者亲眼所见,为什么也没有人出面指证呢?

王友琴:是的,我的“文革受难者”出版以后,我终于联系上了当时被打的一个教导主任,他的名字叫梅树民。梅树民老师现在也已经去世了。但是,10年以前,我同他取得了联系。在写“文革受难者”这本书的时候,我只见到了卞仲耘校长的丈夫和胡志涛副校长这两个与8·5暴力直接相关的人。后来才找到梅树民老师。梅树民老师告诉我:那一天的斗争会不是自发开 起来的,是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当天)上午就有人来通知过他说:下午要斗争你们……他认为我(在书中)的描写不准确……我(当时)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当时只是看到到达打人、斗人地点的是我们班高一(三)班的红卫兵。但梅树民老师告诉我不是的,是有组织的。可是,当时红卫兵的领袖刘进坚决否认。我和刘进见过一面(平常他们拒绝和我来往),她说,梅树民老师一个人说的,是孤证,不算……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情况。

法广:胡志涛副校长在文革之后,有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人参加了对她的殴打?

王友琴:我听说胡志涛校长同有关部门详细地谈过。我自己只是在1993年访问了她。那天我没有问是谁打了她。第二次我再去找她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我只见到了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很明确地告诉我,以前也有人问胡志涛(这个问题),胡志涛说:我只和组织谈。听说胡志涛校长跟上级组织甚至和公安部门都谈了详细的情况……

当时“红八月”的暴力有多严重,我可以举个例子:习近平当时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的学生,他也被红卫兵殴打,甚至还被游了一次街。他的老师陈秋影老师前年(2015)来同我谈过详细的经过。陈秋影老师与习近平还一直有来往。现在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他(习近平)在几十年后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我们才说那样做是不对的。陈秋影老师的看法非常明确:我们首先要否定的是殴打一个六年级的13岁的少年,仅仅因为他爸爸所谓有问题,这样的暴力迫害原则是必须要否定的。

后面的故事也可以再印证当时北京的恐怖。陈秋影老师和我见面的时候还有她的两个同学。他们196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班里的同学毕业后当然大部分成了中学老师。他们来看我是来感谢我,因为在我的《文革受难者》书里有两个老师是他们的同班同学。我把他们的事情写出来了。他们只是普通的老师,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靳正宇老师,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张辅仁老师。张辅仁就是在8月18日的第二天被打死的,靳正宇老师是8月25日被打死的。那一天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园里,有他们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语文老师靳正宇、还有一位学生的母亲叫樊希曼三个人被打死。从卞仲耘被打死的8月5日到8月25日的20天里,暴力从打死一个人发展到在一个学校里一天打死三个人!

陈秋影老师和她的两个同学告诉我,他们班还有一个同学也在“红八月”的时候被害死,叫廉秀文,是北京地安门中学的老师。那时候她还没有结婚,大概二十七、八岁,和父母住在一起。她的父亲大概原来是个小商人,家里可能有些东西。8月18日后他们被抄家,(红卫兵)说,如果不把枪交出来,下午就打死她。廉秀文老师中午就跳楼了。这就是说,他们1960年毕业的同班同学中有三个人在“红八月”的时候遇害。这个班只有三十来个学生。

这是她们来看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就是习近平是她的学生,她说习近平当时还问了她为什么,她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只好胡乱解释了一通。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不是陈秋影老师编出来的。去年9月教师节的时候,习近平曾到八一学校,人们可以从照片上看到陈秋影老师站在习近平身边。

法广:但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习近平也是当年文革暴力的受害人之一,他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其他文革受难者中的一例,但他如今中国当今最高领导人,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中国媒体几乎没有提及,如何理解在他的任下,他并没有鼓励、推动对文革的反思呢?

王友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来想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专门对此做过研究。我就是觉得陈老师是一个非常正直有勇气的人,敢于站出来,把这样的故事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应该让她的声音发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实。我不知道控制中国媒体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定下的守则是什么?但我想,作为中国几亿经历了文革的普通人,我们应该要求开放对文革的事实和是非判断的讨论,不应该用愚民政策把大家的嘴封上。而且,同时,另外的一些人比如一些当年活跃的红卫兵,他们反而很活跃,他们甚至出版了一本书:《故事不是历史》,他们的主要意思是说: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

法广:文革暴力行为的责任追究一直都在集体责任和个体责任的纠结中徘徊。但文革发动50年之后,您认为指认具体的施暴者是否仍然重要?如何看个人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全国规模的运动中的责任呢?

王友琴:我认为至少两方面责任都有,但是具体怎么做,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事情。不过,我尽了我的能力。第一,我觉得应该把文革暴力迫害的真相告诉大家,而不是隐瞒起来;第二,我觉得应该对文革做更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文革的理论和目标。就第一点而言,我所做的是收集了受难者的名单,就第二点而言,我后来发表过一些文章,讨论文革的迫害机制,比如有一篇文章是《文革斗争会》,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尽管迫害在很多其他地方也发生过,但文革用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手法,叫“斗争会”。卞仲耘校长就是在所谓的“斗争会”上被打死的。女三中的校长沙坪也是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也迫害了很多人,杀死了很多人,但他还是使用了所谓“表演性审判”(show trial),他还有一个法律的形式,虽然是表演性的,但是在中国的文革期间连这都没有用过。卞仲耘经过任何法律的审判吗?没有。就是被拉到“斗争会”上打死的,这种文革的迫害机制是所谓“群众专政”,红卫兵就是一个群众组织,红卫兵就可以打死人而不受到任何法律干预,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教训。还有一个是“牛棚”……

“我们不能付诸法律,只有付诸历史”

法广:我还想知道,王晶垚自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一直没有放弃申诉,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结果呢?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在1989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拒绝。其实我觉得那封信也不完全是拒绝。那封信承认在师大女附中发生了红卫兵打死卞仲耘的事件。那封信还指出,北京的校园暴力是从北京大学附中开始的。只是当时法院和检察部门不能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之后王先生说了一句话:我们不能付诸法律,只有付诸历史。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或者反过来说,曾经作恶的人也很敏感啊,他们就开始进攻写历史的人,所以他们写了《故事不是历史》一书。

法广:王晶垚先生说不能付诸法律,就付诸历史,他当时希望怎样做呢?

王友琴:他提供了很多证据,他有全部的记录。我有一寸多高的材料是从他那里来的。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材料。他现在年纪大了。所以我一直希望女附中的同学和更多当年的学生,他们还年轻,会用电脑,他们有能力把历史写出来,就像陈秋影老师一样,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陈秋影老师和她的同学们怀念他们班上这三个被害死的同学,所以他们主动来找我告诉我这些事情,他们自己也写了一些关于这三个同学的文章,只是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王晶垚先生96岁了,目前在医院里。他所做的一些事让我非常感动。1967年,抄家风在北京有些弱了,王晶垚先生就在家里的柜子里给卞仲耘作了一个纪念堂,柜门平常关着,内壁贴了卞仲耘的照片,柜子里他们总是放上一朵鲜花,一瓶清水……这是他家柜子里的纪念堂。我的看法是,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真的纪念堂,纪念文革受难者,至少我们可以在网上建一个纪念堂,这是我的文革网页的一个动机。

最近,我的同班同学杨团写了一个建议书,正在同学中传阅。她建议女附中,就是现在的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把8月5日作为一个特别纪念日,纪念卞仲耘校长,也纪念女附中另外9位在文革中被害死的老师和职工。当然,我们可以更推广一步,纪念所有的文革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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