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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黄廉同志,重温重庆文革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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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网按:原四川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黄廉同志,因病于2017年12月17日9时25分逝世,享年84岁。黄廉同志生于1936年3月16日,文革运动初期被重庆市木材公司当权派以“一贯反党”的罪名批斗、关押,后来被北京南下串联学生从老保手上“抢”出来参与文革运动。在文革期间黄廉同志最为特殊的经历是:毛泽东曾经为他落选省革委会副主任鸣不平,江青在1976年“打招呼会议”上代表毛主席亲自关心他的入党问题,曾经作为毛主席关心造反派政治上成长的一个范例。2004年,学者老田对黄廉同志进行访谈,整理出《重庆文革口述史》,成为研究四川、重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激流网今日刊发黄廉同志的访谈录《重庆文革口述史》节选部分,以表达我们的缅怀与崇敬之情。


沉痛悼念黄廉同志,重温重庆文革旧事-激流网图为周家喻等临终前去看望黄廉。左一为原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八一五”组织负责人周家喻,周家喻与黄廉分别为“八一五”与“反到底”组织负责人,文革后两人摒弃前嫌,为红色事业并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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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廉自述: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不到两个月,1976年11月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就被非法关押了接近五年半,当时在专案人员的巨大压力之下要我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问题,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的“交代材料”;今天我已经年愈古稀,越来越迫切感到:需要就自己的经历对历史、对人民写出我自己的交代。今天我把自己的这一段历史如实地留给青年人,


以佐证历史之一角,至于是非功过,那就任人评说了。


黄廉1949年入伍,195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因为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担任群众组织的勤务员,从此人生波澜起伏,在文革期间黄廉最为特殊的经历是:毛泽东曾经为他落选省革委会副主任鸣不平,江青在1976年“打招呼会议”上亲自关心他的入党问题,曾经作为毛江关心造反派政治上成长的一个范例。在文革运动初期,黄廉被重庆市木材公司当权派以“一贯反党”的罪名批斗、关押,后来是在北京南下串联学生从老保手上“抢”出来参与文革运动的。他于1966年9月最早参与组织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担任总部勤务组长;最初重庆造反派都是八一五派观点,他曾与周家喻一起筹划成立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周家喻是总指挥,黄廉担任政委;在夺权前夕,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带人将联合指挥部公章一劈两半,指挥部因此解体。在一月夺权之时,由于驻渝的7788部队偏向以八一五为主的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革联会”),对反对他们的人大搞打、砸、抓,许多人被他们抓进监狱,这样在重庆就产生了“砸派”(主张砸烂革联会的这一方,即反到底前身)和八一五的严重对立和分裂;在1967年2月发生的“二月镇反运动”期间,黄廉被抓入狱;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五十四军从监狱里把黄廉接出,和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等军队干部一起去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1968年成立四川省革委会,黄廉担任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此后黄廉算是十年不倒。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之下,1970年黄廉和周家喻一同下放长安机器厂三车间劳动;1971年5月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黄廉又回木材公司被当做“五一六骨干分子”办“四不准学习班”,据说还与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和格瓦拉有关系,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1975年依然是周恩来提名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而出席大会;是年在邓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顿期间,四川发起“批派”运动,黄廉又被赵紫阳指为四川的批判对象,说他们是“四大名旦”(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之一;1976年4月入党;赵紫阳主持四川工作,省委下文安排黄廉分管重庆市计委工作;1976年11月随着中央有变,黄廉又成了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关押审查了五年多,轮流在全市各单位批斗了四年多,1982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骇人听闻的大罪名,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11月14日受刑期满释放;现黄廉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居重庆,是“无房子无家庭无医保无工作”的“四无”流浪者。


一、 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经历


我1933年出生于铜梁土桥乡,随父亲自幼在重庆谋生,我父亲解放前先在望龙门小学当校工,以后在东林煤矿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本人7岁到重庆,读过小学,初中二年级之后因为家里贫困,辍学后曾在又新川剧学校当学生,后进入重庆小米市群丰商行当见习生,相当于学徒。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二野十一军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在求精中学报名,我考入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中队,校址在万县高级农校。我作为预科学员,学习的是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主义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著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场上需要人手,8月份学校就提前结业,我随军部去青岛建设海军基地。后来安排我在南京挹江门海军联合学校二分校参谋系学习两年后,又转到北京前广平库总参雷达学校学习。1952年4月,因为战场上需要,分配到青岛海军基地高射炮兵1413部队高工团作战股当联络员,相当于见习参谋。53年调到1447支队当文书,在机关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调回作战股当侦察员。1953年4月在青岛海军基地加入共青团,后改称海军北海舰队基地。


1956年5月,转业到重庆木材公司,任政治部办公室当宣教干事、秘书等,直到66年参加文革。此间最难忘的是1957年参加的反右斗争。在反右期间,我先是木材公司党组织选的战斗组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理论上和右派作斗争。其间许多人头天还是我的朋友,就因为在社会上说了一些“不当”言论,第二天就被交到战斗组受批判。我当时认为言语过激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怎么他们就划成“右派”了当敌人处理了呢?有个同事名叫姜云萍,是行政秘书,我们关系尚好,被划成极右派,一下子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南下干部名赵春元,别人说同样的话没有事,而他说了同样的话就脱不到手,就要查他的历史,还说他是反革命。


因此我对党支部包办的反右运动有些想法,就在会上讲,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是谁在那里集中,谁来集中民主就在谁手上,我曾提出质疑:党委第一书记有了问题,谁来监督?我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发扬民主,要让群众讲话才能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我还说到人事安排上也有问题,在战争年代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对的,和平时代还是要发挥个人特长,应该让自己选择工作合适的工作岗位,我自己只适合当教师,不适合搞宣传工作。我还说我们的工会工作是虚设,工会最好是民办,官办工会没有作用。


我这样一讲就不得了,先要我离开战斗组,反右结束后又找我谈话,说“你的出身成份好,但是你的观点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们在公司里用我的放大照片,缺席开批判会。在文革期间,当权派还以此诬我是“内控右派”,不是好人,这在群众组织中间曾引起过几次辩论。我被木材公司背地里划为中间偏右,可是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时候,木材公司主持工作的当权派又不认帐了。


当时我听过彭真的一个录音报告,那完全是领导人可以随意决定人家的生死。李井泉在会上举例说,南充的一个生产队长被划成右派之后,就上吊自杀了,他说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嘛,上吊干什么?他和彭真都是一路货,把别人的生死轻飘飘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自己还感觉蛮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如此,一句话主宰别人的生杀大权,不民主怎么得了?对把持党政大权、还想要将权力窃为己有的官僚们,不让群众起来批判斗争怎么能行?还是毛主席说得有理“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二、 文革初期的感受


四清运动的时候,23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很赞同。文革开初的时候,重庆大学的学生写了很多大字报,揭露西南局和市委的官僚主义,尖锐批评他们把运动矛头对准一般群众,我就认为大学生的做法和提法合乎23条,觉得他们是对的。可是四清一开始,就是把矛头指向生产队长和一般农民,工厂里也是把车间主任和一般工人作为对象,我们木材公司是重点把矛头对准向领导提意见的人,其他单位也差不多。


文革初期,重庆市委抛出早已垮台的干部张黎群就是转移方向,因为张黎群当时已经不在重庆了,调去成都西南局工作了。回想起来,四清运动在他们领导下也是走过场,把矛头对准农民的投机倒把什么的,而不是清查公社书记以上的当权派。文革一开始市委就派工作组去重庆大学,不几天,一个好端端的校长郑思群就自杀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和以假乱真是走资派的惯用伎俩。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大学生游行,遭到赤卫军的围攻,工厂里面也组织工人纠察队,学校里面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些都是各单位在市委组织下干的。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市委为什么要派学生中的保守组织去抄老百姓的家呢?还有学生在街上剪裤管,剪头发,都是根据市委和各单位走资派的安排,由中学生里面的保守组织出面搞的。不时还有消息传过来,说北京“西纠”可以随便打死人。他们安排中学生保守组织到处搞打砸抢,起了很怀的作用,后来的“文革史家”们却一致说这些都是造反派干的。


另外一方面,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反动路线里,根据市委和工作组的布置,在大学生里面抓所谓的“假左派、真右派”,在工厂里抓危险分子。运动按照市委文革小组的部署,矛头下指,在群众中间大搞“横扫”,而且纠缠许多过去的历史问题,本来按照政策都是过去解决了的,又唆使保守派组织翻出来整。我在一次本单位的学习会上提出:这些搞法难道还要给地主找接班的吗?把矛头指向“黑五类”(就是指出身不好的任),按照中央精神,斗争矛头应该指向搞特权和官僚主义的书记局长才对。我这么一说,就不得了了,非要我在会上讲清楚,他们还明里暗里翻出我在57年所谓“右倾言论”的旧帐,说我当时就是为右派为反革命说话,观点一向是很右的,还捏造说我在北海舰队曾经和文工团一个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女孩恋爱。


我说“本人”不仅自己的出身很好,历史上也没有“黑巴巴”,“红巴巴”倒是有几个,自己是解放军转业,还是共青团员。我接着就举例揭发,公司建造了一栋新房子,我看那些没有住房、几世同堂的任都没有住到,都是科长以上的干部分了,工作上书记也是一天到晚养尊处优,不读书不看报,依我看,公司经理以上的,虽不是走资派,已经有一个特权阶层的问题,你们不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我身上。


会后我到市委去看了大字报,半夜我回到家里刚刚把女儿哄睡了。这个时候房门打开了,进来八个人,要我回公司里去开会,他们就这样把我绑架回去,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公司党委组织的保守派。回公司之后连夜开批斗会,说我一贯反党,还要我交代去市委看大字报的事情,说市委已经发布了“四不准”,在非常时期,不准抄大字报,不准看大字报,不准跟学生往来,不准去外面发表演讲。我说大字报上说,你们搞特权,你们镇压群众运动,你们怕革命,你们心有鬼,毛主席就是这么讲的。


第二天开始就不让我上街,关押在公司地下室里。我索性写了一张揭露公司黑暗的大字报,题目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内容是:你们读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吗?现在修正主义就在我们眼前,你们害怕群众起来揭你们的问题,你们怕群众起来造你们的反,你们想压制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想错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不是你们的奴隶,工人再不起来反对走资派,党会不会变色,国家将走向何方?我们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现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时?……最后是三个口号。


我被公司里保守派关押的事情,被公司工人越明祥等传出去了,把我写的大字报给了八一五和南下串联的学生。南下串联的学生就跑到木材公司来调查,公司里的保守派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约本地的学生一起行动,那一天来的人很多,把整个中兴路都扎断了,最后冲了进来,找到了我,将我拥着出了木材公司。出来之后就到了市委,外面已经是大变样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十六条也已经发布了,到处还张贴着转抄过来的北京传单,还有一些江青在北京一些大学的讲话什么的,同时也有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的传单,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下了凡,惊奇不已。我最开始接触的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德法系的孟宪成,华东政法学院的张金根等外地串联学生,我感到他们很有水平。


后来才听说,我的那张大字报传播得很广,成都的一些学校造反派、硬骨头造反团等也转抄过去了。学生们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首先是题目很好,引导工人冲破黑暗,预言了运动的展开,帮助人们冲破思想禁锢,以满怀悲壮的语言去迎接运动高潮的到来。接着就有很多人,给我送毛主席语录,不少人争着要我签名,许多工厂的工人也邀请我去厂里串联、支持、讲话等,我就到处讲要勇敢跟着毛主席参加造反,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不要怕,工人们觉得我讲的好,与他们的感受和心灵相通。当时我也自认是与八一五的心灵相通的。


我看到一些学生搞抄家破四旧,完全没有章法,例如砸佛教罗汉寺、损坏老君洞、到渣滓洞去砸什么陵墓,我十分反感。更不要跟着搞什么戴高帽游街,走资派就是希望造反派破坏政策,失去运动大方向。我感到当今中国的问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能顺利贯彻,中间受到走资派的歪曲,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对准走资派,要反修防修,避免党变修国变色。文革的对象不是群众中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是打死老虎,而且过去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经成了劳动者,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的子女再接班当剥削者,所以我坚决反对谭力夫提出的“血统论”。有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却认为谭力夫是干部,有水平,讲话是对的;孟宪成说谭力夫是干部子弟,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江青批评过,但谭力夫是干部子弟,文化水平是有的,也很能讲话,我们应该是有成份论,但不能唯成份论,老黄,你要注意这个政策。


三、 酝酿成立工人造反组织


这个时候旧市委已经被学生、工人、起来造反的教师、干部冲得人仰马翻,政府某些部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工人也起来了,但是还没有人去组织,也有乱贴大字报。革命高潮确实到来了,走资派被冲击,这个时候更需要有工人的组织,把运动引导到搞大批判、大揭发的大方向上来,真正实现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夺权这个概念,根本不敢想到这个方面去。


在南下学生的帮助和主持下,造反的工人在六中高二教室开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孟宪成提议成立重庆工人造反军,来支持重庆大学八一五学生的运动,也支持各地来串联的造反派学生,到工厂宣传。第一次推举我先承头,还有印制二厂的工人王文华,长安厂的干部郎伯灵,男男女女总共七个人,当时都不敢当头,头天选了第二天就不知去向了;只好第二天晚上又重新选举,这一次有重庆锅炉厂的老陈,402工区建筑工人朱正坤,杨国成等,也是七个人,后来又有几个自行消失了。


工人造反军成立勤务组,选举我当组长,在六中借了两间教室办公。对外发传单,也收集情况,与各厂建立联系,各个单位自己成立组织进行选举,选后到六中来与我们总部挂钩,由于大串联在全国开展,《红旗》杂志的文章和北京的传单不断有好消息,各界的人士都来支持。当时的情景,就象红军占领冬宫一样,人潮涌动,招呼都来不及,什么事情一个招呼都有人积极地去办。在孟宪成、吴有义的帮助下,在北大、清华串联学生的帮助下,我们正式定名为“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并写了《造反宣言》,这大概是八九月之间的事情。


造反军成立不久,由画家正威居间联络,文联的罗广斌约我去谈谈,我当时以为他是作协主席,我当时看到是他在文联主持工作。我从六中走过去,许多工人说你现在需要人保护,自发地跟着我走。从上清寺走到文联,路上就看到一队队保守组织“工纠”在街上游行,他们穿着整齐的新工作服,头戴钢盔,脚穿长统胶靴,列队整齐、口号统一,产业大军上街了!喊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打到任白戈;勒令市委交出黄廉。针对我的传单也很多,有的说我是右派,是反革命份子,曾经受过军法处置,还有的说我是任白戈的警卫员,受命打入造反派的;我看到自己也感到好笑。有一位穿着军装的新华社记者,问我:你看到关于你的大字报没有?我说他们花这么多钱印传单,诋毁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真是浪费,要是把钱节约下来给我多好哇。


罗广斌见到我之后,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站出来领导造反军,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很多革命前辈都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了,我要跟着毛主席走革命道路,江姐的革命牺牲精神还是鼓舞教育着我们。我问他是咋个想的,他说我们文联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我们觉悟不及工人农民,我的主管愿望是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支持革命派反对走资派,当一个人民的好作家。我说还是要大胆地为工农写出好的作品,要当跟工人一条心的作家,杨益言插话说绝对是应该跟工人一条心。罗广斌最后对我说,要注意政策,问我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回答说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有些官僚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为我们工农大众掌权,而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纯洁党的路线,要从共产党内清除他们打到他们。他说你这么说也对,要我多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6年8月份,“十六条”已经发布了,市里走资派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镇压造反,假手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压制还很厉害,为了防止工人参加运动,凡支持八一五的人就被打成“危险分子”,各个单位造反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支持八一五学生造反对不对?全市的争论都很激烈,在市中心区解放碑,很多的工人农民都自发出来参加辩论,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参加。人民群众是一片沸腾,起来揭发自己单位领导的人很是不少,在公路上、在广场上有人写出了大字标语“八一五好得很”,一个字有几米见方,还有标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李井泉等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在旧市委走资派的指使下,在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了“八一五”罪行展览,说造反派学生都是流氓无赖,我们有工人去该校调查过,发现都是保守组织造谣,根本没有用门板给女教师正驼背那么回事。他们就是用造谣手段镇压起来参加文革的学生、工人和教师。在一些工厂里,就更厉害了,有的造反派被开除、有的人遭到关押、批斗,动不动就说你破坏生产,扣工资,他们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扑灭运动的烈火,有的单位造反派被逼得跳楼,有的人被当权派逼疯,被游街批斗的更是寻常事。造反派的每一次斗争,几乎都要与当权派组织的保守派发生冲突。我们单位是把我关押在公司里批判斗争,甚至是深夜搞车轮战批判,不敢把我弄出去游街,因为我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怕游街的时候被学生抢走。那个时候很多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工人,都不敢回单位,大家都云集在重庆大学或者六中,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白色恐怖”现象。


我们当时明显感觉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落实到基层确实是困难重重,真切感觉到共产党里头有两股绝然不同的势力:一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些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他们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总是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篡改党的政策,任何一次运动他们都是颠倒黑白、矛头向下,打击工人农民和一般群众,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场生死存亡的大革命。既然如此严肃,如此严重,如此残酷的斗争,没有团结,没有组织,没有战斗堡垒,是绝对不行的,乌合之众是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去讲阶级斗争,完全是儿戏。为了战斗,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决心把重庆愿意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工人组织起来,把重庆工人造反军准备正式成立起来。


勤务组从9月25日就开会,第一、名正才能言顺,不少工人坚持:单称工人造反军不完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是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造一切剥削压迫者的反,因此必须全称为“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国际关系学院孟宪成和他的同学们都说好,一致通过。第二、要有一个说服力强,贯穿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激情宣言,这个宣言要有(1)中苏论战“九评”的内容;(2)“十六条”的主要论点;(3)重庆工人的冲天呐喊;(4)要把造反军严明的纪律广而告之;(5)要表明: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重大八一五学生的革命行动!这项工作由黄廉、唐工、陈未友、朱正坤、张怀珍去做,请国际关系学院孟宪成、吴有义帮助,务必在9月28日之前拿出来。


第三,造反军的成立大典时间定在9月30日下午,为了防止保守组织和走资派的破坏,具体时间绝对保密,不提前公布,对基层行业和战斗团、分部通知:“总部9月28日召开成立大会,28日下午各单位将出席大会代表领到六中,各单位准备的横幅、旗帜、传单,没有总部的指示不准拿出来,并请各分团、分部自己准备两三餐的干粮,何时进会场,会场在何地,临时听号令。这项工作由杨国成、杨木生、南岸城建分团的陈松柏、二轻徐传弟等同志负责。


9月29日下午,各单位造反军代表纷纷云集上清寺六中,教室、操场都坐满了,当时保守的黑公安、市委的密探,也都到六中来探察,他们看人山人海,就是没有会场,没有主席台,这些老保认为成立大会开不成了也就走了。我们以私下串联的方式告知各分团并个别通知到个人,今晚不必回厂,各自就近投亲靠友住一宿,明天九点之前仍然在六中会齐,列队进入会场。当晚许多同志就借着六中的教室假眠一宿,工人当时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甘愿受累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我们设置这种虚虚实实的措施,把保守派捣乱意图全搞乱了。


9月30日下午二时,我们取得占领市人民大礼堂的重庆中学生九一纵队主要负责人刘先裕等同志的支持,同意我们借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这是云集在六中的造反军3000多名代表,列队、举旗,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市大礼堂,里面不仅是座无虚席,而是连巷道都占满了造反军代表。工人造反军自己的纠察队立即封锁了各条通道,守住大门,与会者自己动手挂上横幅,贴上标语,宣言人手一份,会上笑声、歌声、掌声不断,由造反军总部杨国成主持大会,宣布大会开始,黄廉宣告“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经过血与火的大搏斗,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等同志前来与我握手,表示祝贺,我看到他也是含着泪花。主席台就座的各位勤务员,杨国成、张原贵、朱正坤、陈未友、徐传弟等也都是激动不已,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各地来渝串联的同学代表,都前来表示祝贺。我们以无比自信和自豪的声音宣读了《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宣言》,每读完一段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工人们看到自己的力量,尝试自己把我自己的命运的信念在起作用,这个场景我至今难忘。


在后来风激浪高的艰险战斗征途中,在走资派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的离间和破坏下,工人造反军和勤务组也曾经有过沙浪沉浮,但总的看来还是稳定的,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坚贞、纯朴、诚实和革命坚定性。由于时间久远,自己年迈和记忆衰退,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许多人的名字都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希望那些还尚在人间的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把自己曾经光明磊落地参与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留给后人,以补充我的记忆缺失。


1966年9月30日晚,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结束之后,三千多名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又迎来了共和国17周年的曙光。我们和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一起,在解放碑市区中央游行,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向全市民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


四、 在北京的经历


北京南下的学生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去。第一批红卫兵来重庆之后耀武扬威,行为非常过激,砸这砸那,陈伯达又把他们召回去了;第二批南下的学生比较讲政策,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他们的宣传,就与第一批很不相同,他们很虚心、也很讲道理,主要是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说第一批大多数是干部子弟,有些人是西城纠察队的成员,不少人是“保爹保妈派”。


我心里也很苦闷,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为什么总是受打击?为什么地方上毛主席的指示总是贯彻不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体验到李井泉确实是个土皇帝,很霸道,在重庆鲁大东他们竟然组织起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来对抗学生运动,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重大问题,造反军总部想直接听听中央的声音,经商量,由我亲自去一趟北京,去的时候还有几个文艺界的人跟我一道,几个南下回京的学生护送着我去到北京,记得其中一个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女同学名叫林怀。


到北京之后,我就想着要找周总理和文革接待站。到接待站,我填表的时候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履历和所写的大字报都写上了,是一个姓田的干部接待我的,他说“你是一个最正规的上访者”。他首先给我提了三个问题:你们说李井泉是土皇帝,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有那些很明显的违背?李大章是老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四川工作,你对他是什么看法?重庆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工纠是不是在积极抓生产?他们又是如何生产、如何革命的?我说工纠几十万人整天着装整齐游行示威,不准革命,他们既不革命也没有搞生产。我说我到北京来想要搞清楚,工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对不对?为什么总是挨批挨斗?受压的工人在重庆完全无路可走,这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对李井泉了解不多,省委的大字报揭露他生活腐化搞特权,重庆市委派工作组到重大,郑校长自杀,文革目标是要清党内的走资派,这些问题恐怕都是要搞清楚的。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听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都有检讨,四川饿死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李井泉的检讨?


田干部回答我说,现在是要把北京打扫干净,这恐怕不是对待上访者的措施,下面各个地方都混乱起来了,不可小看,十月份可能会有些决策出来。然后他就按照对口接待的原则,安排我住在物资部接待站,地址是在天坛公园里面。第二天林怀等几个学生带我去见蒯大富,清华和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林枫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会上揭发林枫派工作组到学校镇压学生,说他们对文革很不理解,批判很文明,林枫等坐在台上接受批判,学生们依次上台去发言。有人把蒯大富请下来做了介绍,他请我上台去坐,问了一些重庆的情况。当时我最关心的是工人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革运动对不对?是不是反革命?蒯大富说最近毛主席就要在天安门接见革命群众,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从文革接待站回到天坛之后,周总理的联络员开了一台华沙车来找我,又与我摆谈了一阵,问了一些情况。最后要我暂时住下,说准备给我一张票,不过目前还没有定。后来又通知我到文化宫,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都是各地比较有影响的人,有湖南湘江风雷的叶卫东,西安的李世英,我和几个四川和广西来人住在一个帐篷里。晚上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林杰来看我们,王力讲了几句话,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发动广大群众反修防修,要我们中国千秋万代高举红旗,有人说感谢王力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我们,王力赶紧声明:“我没有资格代表毛主席,我们代表中央文革来看你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主席更想念你们,明天要在天安门接见你们。”戚本禹说:“你们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到关押,你们受苦了,下面的干部对文革还很不理解,你们回去之后要帮助他们理解,也是帮中央文革的忙。”


他们还动员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自觉将随身携带的铁器交出来,衣服要整齐,每个人填一张表,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那天晚上还带我们去看了我们站立的位置,是天安门下面的东观礼台,我们旁边的就是军事院校的人。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出发,等到十点钟,整个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毛主席坐吉普车过来的时候,一个广西的年轻人在那里哭哇哭,最后昏过去了。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也是不断地有人昏倒,解放军抬着担架把他们送走。毛主席下车,走上天安门城楼,一边跟群众握手,想跟毛主席握手的人太多,到下午就传出消息说毛主席的手被争着跟他握手的认的指甲划破,我们是在离毛主席很远的观礼台上,只看见他老人家,没有机会涌上去握手,时间大概是十一月份上旬或者中旬的样子。


这次赴京,我才大致弄懂了五十多天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对北京红卫兵中有三个司令部的情况也了解一些,我打电话给林怀,她说自己是“一司”的,现在她的爸妈不让出来了,红袖章也不带了,现在“垮司令”是相当风光,她把蒯大富称为垮司令。我到文化宫去,看到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牌子已经被人砸了,我的好朋友孟宪成说自己是二司的,他不保守,对工人也很客观,他说:我们也造了一司的反,因为他们是保工作组的,搞打砸抢,到处东砸西砸,是受工作组的指派,西纠犯了错误,我们“二司”就不当保爹保妈派,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到地质学院“三司”去一看,司令部里全部是首都各个大学派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是真正的造反派,这一次我没有单独见到王大宾同志,是司令部负责人赵文明同志接待的。


文革接待站又来找我,对我说:“你来北京半个月了,也见了毛主席,应该早点回去。”我正要准备回重庆,第二天文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又找到我,要我快去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做造反军的工作,并说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可能再遭镇压和打击,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到煤二所,我才知道造反军有250多人北上,起初他们是步行北上,走了一百多里,到了永川才上火车。我向北上告状的同志们转达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意思,他们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没有解决呢,全市各单位的造反派被批斗、遭打击、扣工资、被关押、打成右派等等,你知道吗?国务院天天来联络员,还派记者来接待同志们,听大家的反映,同时也催我们早点回去。


在那里我又听到一曲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的悲壮故事,参加北上告状的有各个行业的人。在我们造反军正式成立之后,旧市委的走资派害怕工人形成的组织,开始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工人造反军召开成立大会,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在正式成立之后,不但举行了国庆游行,而且还在大街小巷里做了两天的宣传,市里当权派很恼火,下令各工矿企事业单位疯狂地打击参加了造反军的工人和干部,各个单位受到打击的同志深感事态严重,因此云集到六中和市总工会等地,举行游行抗议,印发传单、寻找当权派理论,还到市委去静坐都无济于事,许多工人回不了单位,生活无着,一顶顶反革命帽子压下来,怎么办?造反军总部的勤务员和首都串联红卫兵一起分析了形势,决定各个单位排除造反军代表组织北上告状,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楚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否有罪,工人该不该参加?


领导这次进京告状的总部勤务员有叶祖禄、朱正坤、杨国成、周世成、陈松柏、哈尔滨(赵勋忠)、张厚贵等,北京南下学生随同一路支持的有孟宪成、李扬快,北上告状团出发时有400余人,时间是1966年10月中旬的样子。他们临行时在菜园坝火车站受阻,大家无比气愤,决定不步行上京,他们打着旗子,一路上散发传单,沿途演讲宣传,从重庆步行到永川。沿途一带,老百姓有议论,有掌声,有人送茶送水,还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来问长问短。市委当权派派大车小车尾追,来回队伍前后,步行的第一天只到达壁山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市委派出副秘书长许佳陆坐着小车追到壁山县,与造反军勤务员谈判,最后答应由市委派军用卡车将他们送去永川火车站登车,不存在什么“造反军在小南海强行拦火车,使铁路停运3小时”的事情,这是出于走资派的编造,在草稿上我也因袭了这个错误的说法。


造反军中间有人认为勤务组的人有右倾思想,说叶祖禄右倾思想严重,说不定是市委派来的;他们又在永川召开了“遵义会议”性质的会议,重新选举了勤务员,还承认我,其他几个选出来的负责人是杨国成,402工区的工人;张厚贵,重庆锅炉厂工人;朱正坤,四建公司的工人蒋兆林等。他们到北京之后,文革接待站的赵文成要他们找黄廉。


他们在京期间,天天到各个归口部去反映问题,揭露重庆的走资派抗拒文革的种种情形,控诉走资派怎么迫害批斗他们,还召开记者座谈会。还在北京人民公园召开一次四川赴京工人联合控诉李井泉的大会,北京各个部委和各大群众组织都派人参加了,各个报纸都派了记者,了解西南走资派对群众的镇压情况。各个部委的造反派,都支持四川赴京造反派,帮助解决吃穿,由于天气转冷,还支持了大衣什么的。


其间我去人民日报编辑部,见到了当时的总编唐平铸,他是一个军人。我要求他派人派记者去重庆,他送了一张毛主席的大像片给我们。他向我了解了一些四川和重庆的情况,唐总编说:我们看了你写的大字报,觉得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认识高度,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你们工人来北京和你们的大字报,建议你尽快把大家带回去就地闹革命,把重庆工人造反军带好,这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要拿出工人阶级的责任心。他还告诉我最近中央文革要召开一次会议,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举办举办会议,准备请中央文革的人来作报告,专门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还有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参加,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希望你们重庆工人造反军带个头回去,你们200多人不能全部参加,问给你们20张票怎么样?我要了40张入场券,他开玩笑说没有座位不要造反啊。


会议地点是总后勤部在王府井的帅府园礼堂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十一月十五号或者十六号的样子。我拿着票回到煤二所,经过大家研究,基本上保证每个系统每个厂有人,进帅府园之后重庆工人造反军坐在第一二排。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出席大会,王力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戚本禹讲粉碎走资派反扑的新胜利,关锋讲以革命促生产,以生产激励革命的辩证关系,讲了中央文革的意见。最后是说,情况已经清楚,线路已经明确,走资派各种伎俩都已经破产了,现在是我们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了,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给毛主席争气。末了还问重庆工人造反军什么时候回去,有人回答说见了毛主席就回去,后面的人也跟着喊,一阵掌声过后,戚本禹说这也有可能嘛,不过要由毛主席来安排。


这一次我们是要参加毛主席倒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给我们安排的地方是广场西侧、靠近人民大会堂的地方,工人造反军说不想站在那里看别人,我们要参加游行。因为不让外地人参加游行,我们就把队伍带到清华大学参加了他们,大家凑钱做了一个20多公尺的横幅和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旗帜,比哪个的横幅都大,十多个人拉着平面通过天安门,希望毛主席能够看得见。毛主席接见之后,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第二天我们就赶着回去。那个时候革命的政府,办事效率真是不一样,在大家的要求下,中央文革联络员同意给重庆工人造反军刻制了两枚白色塑料公章,还有一枚造反军驻京办事处的公章,此前造反军没有公章,只用了一个金石艺术家刻的“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艺术章代替公章使用。车厢已经帮我们包好了,票也已经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车厢就什么时候挂上去。我们心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大家赶着买了主席像章,要买上一大包回去作为礼品,文件和传单也是几大包,吃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准备。看到重庆工人这种精神面貌,煤二所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


戚本禹说你们回去就是宣传队,我早就想好了要在成都下车,给李井泉示个威。我们到成都火车站下车之后,安排所有的造反军有秩序地坐在车站,我去给省委打电话要他们帮助我们找住的地方,接电话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张敏,他们怕我们分散下去了在成都造成影响,迅速就来了五台公交车,把我们拉到财贸干校住下。还来了两个干部,要求我们不要上街,还很关心我们好久离开,说我们有什么要求他们都一一记下来,这个时候省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事情,我们就说要列席省委扩大会议,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还要给成都的造反派战友汇报中央文革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没想到李大章竟然同意了,他说你们送上门来,我们欢迎,既然是中央的声音,工人有意见,我们应该直接听你们讲,听你们的观点。


第二天下午,就派车把我们重庆工人造反军200多人拉到锦江宾馆礼堂,群众坐在三楼靠栏杆的地方,头头就坐在楼下第一排。李大章说他们老了,愿意来听听工人的意见,他说:我们还讲不到王力那个好,听听中央的声音,你们回去重庆再去跟鲁大东讲。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兵团的前身成都工人硬骨头战斗团等。李大章是省长,一副学者气派,这时省委主管工作的还是廖志高,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部、厅、局长都在会上。


开头我还很担心,准备去念王力的讲话,底下的群众讲,黄老总你不要讲了,下面排队等着讲话的有十几个。我要朱正坤去念,朱正坤根本不念这个,他上台讲自己怎么见了毛主席,然后控诉了重庆当权派怎么迫害他,还说王力那个讲话你们下去自己看,要四川日报印刷厂帮助印五万份发给大家,李大章说“跟他们印,跟他们印”。我感到在成都做事,比重庆还方便。控诉完之后,一些干部说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做官当老爷惯了,恐怕我们成都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汇报会变成了批斗会,一些成都造反派又把杨超推上去,站在第一排交代问题。


会议结束后,李大章在锦江宾馆礼堂后台休息室召见我们,问我们几时回重庆,是坐火车还是汽车?有人要李大章给经费,有的要他给重庆下指示。他说传单印刷好办,他可以解决装车运回重庆去,至于说给重庆下指示,我找一个人来,你们跟他谈,省里面还是志高同志负责。廖志高过来给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鲁大东的,还有一封是给军分区的,要他们帮助解决受资反路线迫害的遗留问题。写完之后,还问我满意不满意?对工人造反军的工作,他也表示支持,同意20-30个人脱产,其他人回单位,原来扣的工资要补发,挨批判的同志要道歉。轻工厅还支持我们十辆自行车,成都的造反派还列队欢送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虽说是保守的,但他们对外地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偏见,对我们也很友好,这更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一路上就散发传单。


我们乘坐的列车是晚上半夜到重庆,市委没有人出来接待,群众出来接待的很多,我们就半夜扭起秧歌。几百人没有地方落脚,有建议说回六中,有人说干脆全部住进总工会。第二天满街都是造反军胜利归来的大字报和中央文革的讲话,许多同志就分别回到自己的单位去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总工会要了两间办公室,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以后怎么工作,一天都有上万人来访问、串联、交流,总工会的地毯都踩坏了,结果只好收起来。食堂说吃饭的人太多,完全承受不了,造反军总部就出一个通知,说往来串联人员不能在总工会食堂进餐,那个时候的革命权威完全依赖群众的自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也不去食堂打饭了,本来是食堂是给他们准备饭菜的。造反派都是很讲道理遵守纪律的,并不是走资派及其御用文人所攻击的青面獠牙的妖魔。


那个时候,群众确实都发动起来了,真是一派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的势头,工会的干部也有一部分倾向我们,那些老保干部连班也不上了。


我们在内部就开始健全组织造反军的组织机构,总部下设宣传部由唐工、陈未友负责、联络部是朱正坤、保卫部徐传弟、办公室罗哲光、还有一个关系调解部;作战部是杨国成负责,主要收集情报,比如鲁大东在哪里,李井泉过重庆准备去上海的消息,都是他收集的,准备跟走资派斗。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革命气质和作风,如办公室的王英衣服穿得比较好,就有人说不合适,她第二天就换上工作服来上班。总负责人是黄廉、叶祖禄、张厚贵、蒋兆麟、朱正坤、杨国成,机构健全之后,我就把事情交给他们,自己独立想些事情,听汇报,有时还要下工厂去作报告,有时候一天好几场。


这个时候,市委多次派人来找我要廖志高的信,我们不想理他们,因为工厂里面打个招呼,印刷什么的,自己就能够解决,不再有求于他们了,基本上是半夺权状态。社会上支持革命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工人有什么事情也已经不去找他们,而是来找工人造反军解决了,市委基本上是出于半瘫痪状态。到九月底的时候,市委又来找我们,要拿廖志高信,我不需要他们帮助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一直把廖志高的信揣在身上,不给他们。鲁大东这个时候来找我们,是想借机搞好关系,我们理都不理,也不想见鲁大东了。这是社会上出现传单说:黄廉原来是干部,是任白戈的警卫员,我也不屑于去辨白。总部的工作人员拿中央文革给我们刻的公章,在重庆市公安局批准又去做了一架制工作证的钢印,上面是“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公章和钢印在解散群众组织的“倒旗”运动之后,都上交给重庆军分区保存。


五、 与老保的最后一战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教育战线的工作者,解除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顾虑,群众组织宛如雨后春笋一样成长起来。此间鲁大东和他操纵的保守组织都感到很恼火,不少老保、工纠开始反戈,加上我们在大字报里猛烈抨击走资派和保守组织在五十多天的错误,反复申说走资派才是运动的斗争对象,保守组织想要再转移运动方向、阻挡革命已经不可能了。重庆的“工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也感到受了蒙蔽,但是也还不服气,他们心里有失落感。但那些老保的出身好,大多数也是些正统的优秀工人,有些还是劳动模范,市委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假左派”,防止“右派翻天”,他们很多人确实是一些有朴素感情、热爱党的人,只是盲目地听从上级的调度,这样的挫折对他们在精神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路线上站错了队,他们批判牛鬼蛇神、搞抄家破四旧,乱打人,都是干部动员的结果。重庆执行抄家、伤害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党委安排的,目的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重庆执行这些路线的人,就是市委组织起来的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纠,正是因为各地的当权派都是这个搞法,毛主席在他的大字报里把这些称为“白色恐怖”。结果对方却是受到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支持的“真左派”,他们深感自己犯了错误,但又不服气,有怨气,鲁大东等人想开个大会示威,利用他们的特权再与造反派较量一次,以便稳住阵脚。


在12月4日这一天,由市委支持,在重庆市体育场召集全市的保守组织开会,有“工人纠察队”“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30万人开会。为了帮助稳定保守派的人心,据说鲁大东亲自出席他们的示威大会,准备在会上讲话。妄图继续挑起他们对造反派的新仇恨,因为他们原来的名字已经很臭了,就准备在12月4日这天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改名大会,统一改名为“重庆工人战斗军”,我们八一五派就决定到场造反,工人造反军、北京南下支队和大专院校八一五造反派三股力量,联合冲击了这个号称是30万人的大会场。


保守派开会,市委要给他们发几块钱的补贴,“12-4”这天还给他们发麻饼,最后保守派就被人们称为“麻子兵”,成为老保的代名词。造反派去冲击他们的会场,冲突的开始是他们不让造反派入场,不准我们在大会上宣读中央文件,主席台上开始抢喇叭,会场上传出周家喻被老保从主席台上推下来了。因此体育场外就开始冲大门,保守派就动用他们事先准备拿了扁担和棒棒打人,造反派在愤怒之下都赤手空拳冲进去,结果被他们打伤了不少人,造反军的邓胜利、彭韧等30余人伤势严重而住院。尽管如此,造反派还是不惜一切地冲上主席台,保守派作鸟兽散都跑掉了,旗子、袖章丢了一地,有字的衣服都勒令他们脱下来。造反军抓获了30多人,送进总工会,经过询问之后都释放了。老保没有造反派那样的拼命精神,虽然他们准备了武器,结果还是被赤手空拳的造反派冲得人仰马翻。一个南下红卫兵说他亲眼看到鲁大东在台上脸色铁青,坐在那里直摇头,造反派上去的时候他被保镖拥着出去上车走了。造反派欢呼雀跃,我登上检阅台撕毁了保守派的会标和宣传标语,拔掉工纠的旗帜,看到现场一片人潮滚滚的场景,气魄非常大。我感到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革命的洪流,这就是众怒!


工纠的铁旗杆是用大钢管电焊做出的,有20多公尺长,说他们是铁杆老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旗杆沉重无比,四十多个工人才抬回去,放在总工会造反军总部门口,上面就有很多人贴上纸条,有的写着“向造反军的战友致敬”,有的是给造反军献计献策,还有的是“欢呼铁杆保皇派倒了”。我在这里再次体验倒革命的怒潮和群众运动的力量,只有这样的群众怒潮才能征服修正主义和特权官僚势力。


“12-4”这一天具体打伤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当时传说有人被老保打死了,鲁大东也很慌张,唯恐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市委一声令下,保守派就不再公开活动了。许多传言说当权派把死人放在重钢的高炉里烧了毁尸灭迹,因此一些造反派就要查封火葬场,要各个单位注意当权派的动向,防止他们转移尸体,掩盖事实。一些人甚至说,医院不准收治老保,我说这个不行,我挨个医院打电话过去,要他们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伤员。还有一位女同志拉着我的手哭,说一定要向老保讨回血债!当时是一片传言四起,北京国务院也打电话来问,外地群众组织也问到底死了人没有?全市人民都很关心,但是谁也说不清楚。


这时我感到走资派的狡猾和斗争的复杂性,造反派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工人造反军一无权二无钱,只局限在一腔热血上,怎么能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12-4这个事件在表面上是我们胜利了,保守组织也被我们冲垮了,但是我们工人造反军能够拿出什么决策?能回答群众的问题吗?我们有能力在全市范围内组织清理排查吗?当时造反派许多人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讨论,如何鉴别尸体来源和真假,以及是否进行抬尸游行等等,哈军工的周闯、毛琦坚持要搞抬尸游行,我劝他们要把事情搞清楚,周闯说我右倾,是个小官僚。张金根说老黄主张慎重一些,我认为是恰当的,他不同意小官僚的说法,还有重大的“左左派”徐光明也极力支持,南下的串联学生几乎是一手包办决策,他们在火葬场找了几具尸体,要通过抬尸游行去控诉走资派对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拿了三具尸体,也不知道死者得单位和名字,连我都不让去看。罗广斌也说要谨慎,同时也劝我说,你也没有什么权力去调查,又说大方向是不能过分去给学生们泼冷水。文艺界的人还编了一首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后来调查证明,拿来的那几具尸体都不是造反派,老保和当权派就借着这个造舆论对我们进行反击。造反派有革命热情,但是没有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很多人自以为是,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有着自由主义的本能缺点,不会思前想后,我提出谨慎的建议,被一些人取笑为胆小怕事和右倾,遭人轰了。火葬场和医院都是走资派控制的,学生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尸体?最后竟然拿了一具犯人的尸体,是什么人决定拿的,也不清楚,市委很快就拿这个事情大做文章。今天还听到有人唱那首歌,我听后心里不是滋味,觉得教训极为深刻。


以前赤卫军和工纠,都是明的,是公开地反对文革。在一二四那天工纠打伤了很多人,造反派拼死一冲,双方以血相见,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之后,保守派组织在表面上是自行瓦解,实际上也是鲁大东害怕死人,一纸令下的结果。而且在一二四事件之后,整个重庆谈到“工纠”就是一种耻辱,舆论氛围变换就是如此彻底,公开的保守派已经不可能继续活动了。


造反军受到广泛支持之后,大家的胆子就大了,农民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市委说跨行业的组织他们不欢迎,还说造反军里面牛鬼蛇神多,我说要他们那些当官的说你好,文革就不要搞了,我们自己回去按照毛主席说的进行批判,运动矛头就是指向官僚主义。


那个时候杂七杂八的事情不少,什么两口子打架了,也跑到造反军总部来离婚,完全是应接不暇。我们因此下了五条规定,对于反对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反对干部特殊化的要支持,抓革命促生产要支持,一切破坏社会治安、不利于文革深入进行的要反对,对于制造干扰的行为要批判和加以限制,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去管。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组织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跟着形势的变化常常有些分化和重组。造反军作为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也是这样。在造反军总部北上北京告状的时候,留在重庆的同志组织了造反军司令部,为首的是赵慰武、蒋国志、李云成等同志,他的主要功绩是把文艺界的人士组织在一起,举办文艺宣传队,同时创办《造反军战报》。他们也不赞成革联会一派夺权,在根本观点上与总部是一致的,但是办公地点不与总部在一起;67年武斗起来的时候,他们就退隐了。在造反军北上告状的途中,重庆建筑联社中的一些同志编为告状团的一支队,负责人是朱登明同志;返回重庆之后,朱因为在人事安排上与总部有分歧,故将造反军一支队的旗帜先后插在捍卫路、小什字建设银行、新华路、山城电影院等处;一支队在大方向上与总部始终保持一致,也坚持反对一派夺权,没有参与革联会的夺权活动;由于朱登明同志个性好强,在1967年的武斗期间,他们驻在两路口山城电影院的要道上,一次54军的吉普车强行通过他们的哨卡,发生误会射击,致54军张处长死亡,曾辉平重伤,朱登明作为一支队的负责人,因此遭受十多年的牢狱之灾,造反军一支队就过早地停止了活动。还有一个造反军二分团,团长是杨大瑜,他本人也参加过北上告状,是个老造反派;在一月夺权的时候,造反军总部反对没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拒绝参加革联会而遭受镇压,杨大瑜转向了革联会,以造反军二分团的名义参加了革联会的夺权,此后二分团就成为八一五派的一个组织,与造反军后来演变形成的“反到底”没有关系了。


12-4事件之后,我曾经和一些造反派头头、各界的有识之士磋商,要将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凭现在的组织展开是不行的。老保已经垮了,为何我们还是这这样“内乱”?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之外,我们自身的严重问题是团结不够、统一不够、联合不够,只有把左派团结和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更好地把全部八一五的力量凝聚起来。一些同志要我来承头召集,先与八一五派的代表人物周家喻商量。我们在重庆少年宫找到了他,我把12-4事件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实现大联合实现统一指挥的建议。周家喻说你们工人有责任感,提出的这个建议也很重要,很有价值,这么大的问题要向总团汇报,集体研究之后再决定。


两天之后我们在六中见面了,周家喻说学校总团原则上同意,你看怎么个搞法?我提出的建议是:名称就叫“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由八一五总团和造反军先承头搭架子,总团和造反军各派3-9人出来参加联合办公,其他群众组织用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请来参加商议,清他们逐步联合、逐步完善,在工作中间形成信任、责任、地位。我们先进入工作。周家喻认为是大范围的工作机构,办公地点要单独地点,而且要有比较好的获得场所,方便群众往来,最后就选在市文化宫。与文化宫协商之后,确定了文化宫图书馆的一栋房子作为办公地点。


重庆大学除了周家喻之外,还派出了师专的聂珍荣、赵云生等九名老师和同学参加联合指挥部,造反军派出了黄廉、陈发荣、张勇、刘忠海等九位同志。二七工人造反团的王庭学也曾经在总部工作过。成立联合指挥部的消息传出之后,深受八一五派群众的拥护。指挥部也很受大家尊敬,办事很有威信。一些群众组织主动找我们协调关系,向指挥部通报情况。我向文联借了一辆吉普车,在大游行的时候逆着队伍,去重庆大学印刷工作证书,车子上仅仅是贴了一个联合指挥部的标记,街上的群众看到是指挥部的车子,都要停下来让路,游行队伍就自动分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我们去重庆大学印刷厂办指挥部的工作证,工人都是加班加点赶工。


这样很快就左右了重庆的局势,市委感到很恐慌,对于工人和学生的团结,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市委文革会”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还特意把简报送到八一五总团。他们散布谣言,说“学生打了天下,轻轻松松让给工人了。”市委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说黄廉何许人也,他不姓黄而是姓白,是打入造反派内部的黑手,以前是任白戈的秘书,在本单位是一个流氓,曾经打伤过三个情夫,我对这些鬼蜮伎俩嗤之以鼻,根本不屑去辩解。“黄廉是坏人”怎么能当指挥部政委?重大内部发生了分歧,市八一五总团就给周家喻施加压力,市委又说黄廉有问题,真要有问题朗个承担得起;有些人认为他们最先起来造反,让黄廉去当政委也不舒服,要求解散联合指挥部。


在一月夺权的前夕,我与罗广斌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告全市人民书的时候,造反军说重大来了几十个人,包围了办公室勒令秘书陈发荣把公章交出来,熊代富拿到公章之后亲手一劈两半,留一半给我们,宣布解散联合指挥部。罗广斌试着问我,你回去是不是也带几十个人去把八一五砸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前头的文革都抹黑了。我说还是要顾大局,不能去砸八一五。当时造反军和一些群众组织都恨气愤,要我集中几十个人去砸八一五总团,我制止了他们的冲动情绪,我深知熊代富个人的思想、行为、胆略,他不敢作这样的决策,此举的背后有着重大的黑影。我说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不能去做走资派高兴的事情,不能给造反派丢人。


从熊代富砸了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庆造反军工人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埋下了后来分裂乃至武斗的种子,后来熊搞武斗也很积极,一切有利于造反派分裂的事情,他都很积极。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点都不曾触动他,有人说他是市文革委派进来的,市委也确实一直在保护他,现在也是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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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黄廉同志,重温重庆文革旧事-激流网(作者:黄廉。来源:《重庆文革口述史》。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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