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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运:耄耋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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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回眸

我从十六岁当小学教师开始,到六十岁退休,在中小学教师岗位上度过了四十多年。退休之后的廿多年里,我还会想起过去的一切,特别是我的恩师和同窗,及众多的学生。许多的人和事还多次出现在梦境里。倘要写出来,足以构成一部长篇连续剧。我,人是退下来了,脑子还闲不下来,由不得还会胡思乱想,日子还是过得不清净。
我是真的羡慕公园里那些吹、拉、弹、唱,翩翩起舞的老人,他们找到的乐趣我一样也不会,也学不了。有心看点书,学点书画吧,又因眼睛不济,亦不能随心如愿,日子就这么匆匆过去了,每想到这里,还真有点心惊肉跳。
    我的身上有太多的毛病,坏的脾气性格伴随了我一生,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和它密不可分的。耄耋晚年,我想用文字记录下我的亲身经历,尽量真切地描绘出一个真实的我,好让晚辈们知道我的一个大概,从中取长补短,作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生于1937年1月13日,属鼠。幼年时,家境比较穷困。临近解放的一两年,常常一、两天吃不上一顿饭。七岁上父亲染肺病离世。四年后,因生活所迫,母亲也离开了我们。留下我和两个妹妹,只得由爷爷、奶奶扛起抚养我们的重担。但,困难的是家里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很艰难。
四八年春,我刚满十一岁,找了个糊口的差事,去瑞华药店当小伙计。药店里有一个掌柜,另有一个坐堂的老大夫,他们都不干活,里里外外全是我的事。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完店铺就去卸门板,挑水,做饭,得空还得给老板娘洗尿布看孩子。店铺里的中药材常得晾晒、加工,许多丸散膏丹都得自己制作,所以活儿多得根本干不完。晚上关门也没个时间,掌柜好赌,常常很晚回来,他不放话,你就不能关门。有一年冬天,我实在困得不行,不知怎的就撞到墙上,烫得很厉害,掌柜舍不得给点药,只叫我坐在灶膛上去烤,那滋味简直是上刑,如果你没受过,绝对想象不到。我干的许多活,就是一个大人也不轻松,比如上门板。门板有大有小,大的和舖板一样大,一样重,要举起来挂到钩子上可不容易,因为看不见就得瞎碰。它要保护的是玻璃,所以一但不小心碰一下就碎了,总是心慌意乱生怕出事。最痛苦的是挨掌柜的骂,冷嘲热讽,常常叫我左右不是,不辨东西。我想家,想妹妹,想妈妈,心酸得常掉泪,还不敢叫人看见,只好憋在心里。为了吃这一口饭活命,忍气吞声,当牛作马。我知道一个人没本事,就得一辈子痛苦受罪。
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原解放,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试着跑到母校,去找教导主任。庞惠润主任同情我,要我回校跟上六年级补习功课。并告诉我:过几天师范要招生,如果能考上住和吃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如果考不上,再跟下届六年级上,还可以为我申请助学金。我当时感动的哭了。我要尽快离开那个鬼地方,到校补课,要豁出命去干。幼时,曾听说过“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困乏了我就想试一试,但怕疼,为驱走睡魔,就在鼻子上抹点辣椒面,或者含上一个辣椒。经过一个月的日夜苦读,竟也被国民师范录取了。说真的,我真是喜出望外,乐得快飞起来了。
五○年一月入学,五二年底就毕业了,市教育局给绝大多数同学分配了工作,留下我们七个年龄小同学就不管了。一连十几天逗留在校园,待在传达室不走,直到校长发现了我们,才帮我们找出路。后来有两个人入了后师,剩下的五人转到了省里。我因写的字还马马虎虎,便留下来抄抄写写。刚满十六岁的我,在板凳上坐不住,没事就提上水壶到处乱转,多次请求分配工作。当年九月份开学了,才安排到九一小学当教员。你想想看,自己还是个孩子,却要去作老师教育人,真是滑稽可笑。我整天绷着脸装大,可还是镇不住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气得直哭。看见学生弹玻璃球,手就痒痒。想搞好工作又缺少办法。普通话说不好,常惹得大家发笑,连起码的教师威信都建不起来,很是苦恼。这时,我想起我的庞老师来。他已经从太师附小调至省教育厅小教科,我隔一、两周就回去找他,向他诉苦讨教。每次他都给我打气,出主意,想办法。每次离开他,就觉得浑身是劲。工作渐渐有了起色,逐渐走向正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班同学都加入了少先队,我们班也被校方命名为“红领巾班”,张允中校长还写长诗祝贺。一九五六年秋季,这个班升入了六年级,我也安心地作了交接,考入山西师院中文科,当起大学生来。
两年后毕了业,我分配到太原九中。三年后,于六一年秋调来山大附中。当时的校领导想搞按程度编班的实验,招来的三百名新生,选分数高的一百人编为“五年(初中加高中)一贯制”,再选五十名分数高的编成一个“优质班”,考分次的一百人编了两个“普通班”,考分最差的五十名编为一个“实验班”,命名为初卅三班。领导分配我去作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当时廿四岁,年轻气盛,有过几年的工作基础,就大胆地上任了。一开始还信心满满,渐渐就觉得招架不住。这个班上有两三个学生,聪明,学习也好,作了班干部后带头捣乱,不服管教,经常当众和老师顶牛,所以班上的纪律很差。任课老师反映一进教室就头疼。我当时又缺少好的办法,常发态度,训斥学生,这样一来师生矛盾就尖锐了。有一次忍不住还打了学生。挨了批,作了检查,深感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真想撂下挑子不干了。校领导详细了解了班上的问题后,决定拆散这个班,分到别的班去。我又有点舍不得,担心到了别的班,同学受歧视。如果人家班的工作没搞好,还会找借口生怨。所以,我决定找领导,请他收回成命,并一再表示有决心有信心搞下去。校长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又调整了几个学生。工作渐渐顺手了,我又学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常给学生灌输“穷则思变”、“后来居上”的思想,在班上搞“比、学、赶、帮、超”。各位任课老师也积极配合,狠抓辅导,一有时间就“查漏补缺”。还组织学生参观刘胡兰陵园,开展足球等体育活动,一个蓬勃向上、团结奋进的好班风逐步形成了……每当回忆起在卅三班作班主任的这段工作经历,我就会涌上一种无以名状的成就感。我在小学时能带好“捣蛋班”,在中学,我还能带好“实验班”,所以自信心更强了,心想以后再卖点力气,一定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六四年送走了这个班,秋季又新任了初一的四十八班。那是一个“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时代,我也要突出政治,在工作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为了学好毛主席著作,我每天都要选一两条语录,工整地写在黑板上或一张大纸上,贴在教室的醒目位置,不仅要求大家背会,还要求同学们按毛主席的教导去作。为了在宿舍也营造一个学毛选的气氛,我也针对性地选了一批毛主席语录,让同学们抄下来,贴在自己的床头;在班里多次开“活学活用”心得交流会。
特别是,我还在班里搞了一个学毛著的成果展,并请全校师生参观指导,对推动其他班学毛著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我鼓励同学们“学雷锋,见行动”,不仅记好自己的日记,还要大作好人好事。我也带头参加勤工俭学,有了空闲给同学们洗枕巾、床单。见报上有王杰、刘英俊、欧阳海、麦贤德的先进事迹就及时在班上宣讲,号召大家学习解放军。看到报上有“将军下连队当兵”的报道,又看到郭兴福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事迹,我便学习他们把行李搬进男生宿舍,实行“三同”,一住就是几个月,直至文革才从宿舍逃出来。我连家都不回,一切家务事都不闻不问,连每个月的工资都原封不动地在床底压着。星期天还要留下来和不回家的同学作伴。
最难忘的是为了满足同学们参观刘胡兰陵园的心愿,我苦思冥想怎么样解决汽车问题。一个星期天便独自撞进山西医药公司,请求支援。书记听了我的来意后,表示可以借给我们汽车,也可以派出司机,可是汽油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说:“我们是穷单位,也没有什么办法能搞到,有了车还是去不成。”书记也作了难,说:“就是有钱还得有指标,不好办!”他见我不肯走,又说:“要么,我和后勤研究研究?”当即召集人来开会,最后连车带油全给解决了。
同学们如愿以偿,欢天喜地。参观陵园之后,为了扩大学习效果,我又琢磨着如何再引深一步,就想把话剧《刘胡兰》搬上舞台,使大家受到更多的教育。这可是空前的大胆构思,想到的困难很多,但和同学们商量后,跃跃一试的火就点起来了。大家热情推荐演员,主动制作道具,画海报,制布景,找衣服,连瓜皮小帽,旱烟锅,“三八大盖”也都很快筹集来了。班上的同学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特长,留下一些无事可做的同学也全部作了群众演员,登上了从未一试的舞台。我们不仅在校内演,还借铁校的大礼堂公演,一时轰动了校内外。主人感激发出来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凝聚力也增强了,一个个眉开眼笑,情绪高昂。卅年后,同学聚会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立马便激动起来了,当年许多趣事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但是不久,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一夜之间我竟变成牛鬼蛇神。一切的所作所为全都成了罪行。说我卖力气工作是为了出风头,说我严格管教学生是阶级报复,说我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马前卒……一次次批斗,戴上高帽,关了牛棚,劳动改造不算,还要株连我的爷爷奶奶,抄了砸了他们的家。
关进牛棚不久,有天早上刚进校门就被喝住,三下五除二就推了个阴阳头,不人不鬼的,活脱脱是个另类。他们先是押着我回家属院去我住处“破四旧”,自然一无所获。此时,校内掀起抄家的高潮,还办了抄家的展览,某些人就以为也可以去我城里的爷爷家抄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不久,一个下午,又命我带路前去。在教学楼前,我见校文革成员刘××忙来忙去张罗人上车,突然喊道:“贾晋英你下来!你还不是红卫兵呢!”又跑过来问我:“你爷爷家抄过没有?”我说:“好长时间没有回去,不知道。”心想,反正什么也没有,他们去看看就歇心了,所以很坦然。
一路上,小将们手持木枪,威风凛凛地押着我,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情绪十分高涨。出乎所料,他们一进我家就有些意外,人住的是窑洞土炕,黑黢黢的,也没什么像样的箱箱柜柜。先是把我爷爷、奶奶赶到院里,和我一起跪下。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女儿在一旁站着,吓得直哭。想到小女儿还在出麻疹,真让我心疼,无奈,担心落下什么后遗症。
屋子里不时传出翻箱倒柜的声响,“乓、乓”的刨炕声,有几个出出进进,搬出一摞医书、衣物、杂物,在院里点着烧了起来;有的边走边看毕业证、行医证、结婚证,几十年前的发黄照片和房产契约,全都一一投到火里。没过多长时间,一切都停下来了,叫我进家出糨糊、糊高帽。眼前是满地抛洒着的被褥和杂物,到处是撕碎的纸屑碎片和东倒西歪的家什,惨不忍睹。有人问我:“你家的好东西藏在哪里?”“在哪一块埋着?”我说:“我家不可能有。如果有,我也不会解放前当药铺的小伙计。”又问:“你敢保证?”我说:“敢。”他们不信,又在几处刨了起来……而后,逼我一句又一句地教爷爷奶奶唱“牛鬼蛇神歌”。有人扇爷爷耳光,竟有人踩着奶奶的小脚取乐,疼得她大叫。两个孩子吓得尖叫、大哭,后来才被好心的邻居领到他们家里。当时我真是万箭穿心,不知所措。不知怎的,听说我大姑也住在附近,有几个人又去了她家,同样采取了“革命行动”,又是抄、砸、烧。直到很晚,肚子饿了,才收兵回营。
如此这般的“破四旧”,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侮辱人,砸东西,烧东西,真让人大惑不解。更万万想不到的是,,年迈的爷爷、奶奶因我而受害,七十多了,两位老人为了让我好好工作,还替我看着两个孩子。我是他们亲手抚养长大的,不曾孝敬他们什么,如今却如此这般,两个女儿尚小,是我留给了她们此生难忘的阴影,我活得还算个人吗……我真是心如刀绞,欲哭无泪。回校后,我被罚站在教学楼前,一个姓慕的学生还得意地问我:“李开运!你有什么感想?”我无语。又令我打自己耳光,我只能“照办。”但是,几次举起手却找不准自己的脸,我是真心地想狠狠扇自己几个耳光的,但却办不到。他显得很不耐烦地说:“算毬了,别装洋蒜了。”你们说说,我活得还是个人吗?不是一个任人宰杀的羊,摆在案上的鱼吗?你们说说:我这个当老师的,竟被自己的学生糟蹋成这个样子,寒心不寒心?下辈子我还会再干教书育人的事吗?
还有一次次武斗,钢丝鞭打得我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请问:我究竟错在哪里?但是,我却没有一个诉说的机会,如果耄耋之年这口恶气还吐不出来,叫我如何合上双眼。几十年来,我怕别人问我,“你怎么就会那样呢?”我没法说!说也难说清。有时实在憋不住说上几句,又担心触动了某些人过敏的神经。但我想到“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想到刘少奇主席等人的下场,想到出生入死的罗瑞卿,想到陶铸、吴晗,想到老舍、傅雷,想到一个个送了性命的老革命、老教师、老科学家,想到卓有成就的许多作家、美术家,想到那些屈死的冤魂,我也就释然了。比起他们来,自己总算留了一条命。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再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也不过是向大家倒倒苦水,让自己轻松一点而已。诸位听到的更为耸人的人和事已经够多的了,现在还听我絮叨这些,可能有点反感。但是受过害的人却觉得别人知道的远不够。
    下面,我还想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痛,回放一下当年被武斗的情景,请诸位耐着性子看看吧。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我正在二楼会议室的教工学习班上,倾听支左来的罗排长讲话,突然进来两个女生,到罗的跟前,耳语了几句,意思是要带我出去问话。我刚从牛棚出来,一切罪孽都无数次的交待过了,心里并没有一丝慌乱。她俩把我带到二楼东边的厕所,便完成了任务离去了。进到厕所,我看到四个女生拿着纸笔,围坐在课桌旁。还没定下神来,就悠闲地晃进来三个人,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叫左宽、宋子恩、秦安平,一个手里拿着钢锉,一个拿着库房的大铁锁,另一个提着一节办公桌的桌腿,把我围了起来。有一个问道:“你去山大小树林干啥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山大小树林,没去过。”话音未落,铁锉就戳过来,铁锁砸向我的肩膀,桌腿也抡过来了。接着一声喝问:“你知不知道党的政策?”不等我回答,又打了起来,并令我脱了外衣。打一会,问一句,反正就是这两个问题。我意识到,他们就是来打人的。我被打得卷曲在地上,直不起身来。我与他们无怨无仇,怎得对我这般凶恨?打了我的第三天,“左”、“宋”便合伙打死了一个同学,据说是对方看上了他们也喜欢的一个女同学。说到这里,大家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动手打起人来是多么的心狠手辣,无所顾忌。过了好长时间,楼道里有人喊“开饭了”!他们准备走,离开前冲我吼道:“下午两点再来!再不老实,还有钢鞭等你呢!”我想走,可直不起腰,手也肿胀的失去了知觉,无法捡起地上的棉衣,一个好心的女同事替我捡起来披在身上。心想,已经把我打成这样,该够了吧,躲一躲也就过去了,何必等下午挨鞭子?我绕道回到了爷爷那里,怕他们找到,又转到二叔家。可是,万万想不到当晚就有一车人去抓我,说我畏罪潜逃了,是革委会派他们去的。我已在中午受到了毒打,浑身疼得不能动,听到院子里、房顶上有人大呼小叫,也动弹不得,很快我就被拖到院里,没穿多少衣服,在深冬的寒气里冻得发抖,一群人不顾三七二十一又打又踢,打了一阵才把我拖上汽车。回校的路上,左宽拧着我的手指,隔一会,再换着拧另一个,口里不停地骂:“你小子跑!我教你小子跑!”“今天非毁你一件子不行。”
进了楼,有人要拖我上二楼,刚拖了一多半,被解放军喝住,不知是哪一位一下就把我推倒,从楼梯上骨碌到楼道里。一群人便围上来乱打乱踩,钢鞭也朝头上甩下来,顿时鲜血灌满了我的脖子,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脚趾打断了,手指打折了,脑子是一片空白。隔了一会,一位战士把我扶进教导处,趴到桌子上,不一会就流了一滩血。过了一阵子,有人拿来救急包,包住了我的头,派人拉小平车,送我去武警医院。
小护士搞清了我的身份后,不等坐下就搬住我的头缝起来,既是牛鬼,也不必打止疼针,打破伤风了。我时而疼醒,时而迷糊,大体还知道给我缝了十几针后,小平车又把我送到学校,关在二楼西边的厕所里。天亮后,王铁樑老师告诉看守我的人,他是教工学习班派来的。一见我,还没张口我就栽倒了……
天黑之后,我被送回了家。不久,来了十几位同学,要送我去医院,有个四十八班的小个子叫张守民的同学,见我行动不便,二话不说,就叫我趴在他的身上,背着我上车,我的胸口巨疼难忍,只能谢绝了他的好意。到了省人民医院,值班大夫作了检查,填了诊断书,又要我去透视,浑身里里外外疼得我受不住,坚持不去,医生只得作罢,告诉送我的同学:“先回去,有情况随时送来。”
我在床上躺了两三个月,才能下床移步。七十多岁的老祖父常给我开方抓药,段护士常上门为我打针,郑木匠也经常到家和我聊天,给我解闷。前后有几位学生和十几位老师来看我,给我以安慰。有一天张允中校长也来了,意思是说:校方派他来看看我的病情。我便将病历、诊断书拿给他,请他回去复命。次日他又把这些东西还给我,还用针线全都订在一起,并嘱咐我安心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我又难过又激动,真不知说什么好。从十六岁工作以来,我就在张校长领导下工作生活,他是看着我一天天长大的,对我的一切可以说了如指掌。同样我也了解这位慈父般的领导,尊敬他,钦佩他,理解他的处境和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劝他,对我可以放心,心里没病,不会寻短见。
在病床上,我无数次地反省自己,我今天遭到如此的不幸,究竟何故?思来想去,就因为:一、没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没学好教育学、心理学;三、我缺乏自知之明,忽视自我改造;四、性格火爆,遇事缺乏有效的办法,各方面都幼稚、不成熟。我虽然主观上想搞好工作,但不被人理解…… 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呢?自己酿下的苦酒只能由自己尝了。
不久,我又赶上了干部下放。校革委为了照顾我,让我去“安置”享清福。这辈子我是再也不想当老师了,一天也不想待在这个伤心透顶的地方,任何地方我都情愿立刻走。但是,我不想刚卅三岁就让国家养起来,不领情对我的这些照顾,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改成了下放。我催促他们快快给我办手续。我反复想,我究竟是不是“老、弱、病、残”?如果是,为什么要下放,这符合“五七”指示吗?如果不是,当初为什么能照顾安置?想来想去,我懂得了,想叫你滚蛋,怎么说怎么做都可以。我这不人不鬼的准牛鬼,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戴高帽、理阴阳头、关牛棚改造、抄家、武斗、下放,文革中的一切不幸我是一个都没落下,至今仍不明白犯了什么罪,遭此报应。我恐怕到农村挣工分养活不了自己,又恐拖累孩子,影响他们的前程,试探着向妻子提出离了婚吧。话还没说完,就堵住了我的口,“不要再说了”,“我养活你,要死要活我愿意。”我想,我又没干过坏事,将来或许能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徐悲鸿说:“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我欣赏这句话,我也想作一个铁骨铮铮的人,所以挺过一天又一天。
我终于没有家破人亡,十年之后,重返附中了。起初领导还担心我回来不好好干。其实他们多虑了,他们真不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岂不知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来的,现领导收留了我,我怎会让他们失望后悔呢!我是憋着一肚子气回来的,我要卖命地工作,做出一些成绩,让大家看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有没有能力干好班主任,能不能胜任高中语文教学?让事实说话吧!我铆足了劲,重振旗鼓,信心十足地上班了。
迎接我的第一个考验,就是接任了初二、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书记张履家给我介绍了班上的情况,说:“这个班是‘通了天’的。”张鏸校长说:“对你的要求也不高,将来有一个算一个。”
当时,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学生普遍认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接的这个班,学生全部是山大子弟,他们的家长也多是“臭老九”,自己尚未缓过劲来,没心思去管教孩子。有些子女也看不起他们,家长们说上几句,回敬的是:“管好你吧,我还是‘祖国的花朵’呢!”自己的父母管不了,别人也不敢管,山大又是一个敞开的自由环境,所以这些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无法无天,在山大的校园里任性折腾。抢军帽、偷球鞋、砸玻璃、塞门锁,打狗杀鸡,天黑了拉绳绊人,毁坏人家的花池…… 想出种种办法恶作剧。更为出格的是破窗钻进肉铺偷刀子,割了武装部的封条偷手榴弹,搞得山大人心惶惶、寝食不安,还以为阶级敌人要作乱,被公安定为大案、要案,限在国庆、中秋两节前破案。案还没有破,家属子弟又失踪了四、五个,他们的家长也发现抽屉里的钱少了,箱底的金银首饰丢了,原来以上这些都是“通了天”的乱班的几个山大子弟干的。“失踪”案一出,没几天也就真相大白了。
他们来到附中后,折腾劲一点也不收敛,不仅不愿学习,就是搞恶作剧。随便毁坏课桌、课凳,不论上课、上自习,即使有老师在,也追逐嬉闹,老师在前面追,后面就拍手呼叫“抓住他”。他们自制了小火枪,把火柴按上,朝教室顶棚上打,比赛谁的子弹厉害,烧得窟窿大。他们还朝着胆子小的女生打,听她们的尖叫声取乐。有一次把佘云华的眼睛也打伤了,住进了医院。从此教室里就出现了几个戴草帽的学生,生怕也怕被击中。整个教室乱成一锅粥,家长们排了值日表,轮流到学校帮老师维持纪律,班主任一心想早点调走。任课老师都头疼得不行。校长想改变这个班的面貌,先后物色过多年的班主任任老师,物色过年轻能干的物理赵老师,去接任班主任王老师,但谁也不肯去;又让教导处张主任办学习班,看不到有多大成效。家长们一天天找校长,校长也束手无策,跟我说:“我的门衔都快被家长踢破了。人还没到家,就等着几个家长,屁股后面还跟着几个。一天三顿饭没一顿吃得歇心,中午根本就睡不成午觉……”时间一长,家长们看见没甚变化,再乱下去怎么得了,一年后就要考高中了,怎么办?他们见找校长不解决问题,有的就干脆托人找学校转走自己的孩子,派代表去省人大反映,找教育厅告状,直至省长罗贵波去山大慰问知识分子,问起他们有什么后顾之忧,家长们众口一辞,“附中乱得上不成学”。罗省长当即打电话,把张鏸校长叫去,问他怎么办,让他想办法一定要解决。
诸位,听了上述的讲述,您了解了什么是“通了天”的乱班了吧!校领导商量之后,决定把这个班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
他们担心我文革中受过罪,讲条件,不卖力,闹情绪,出难题,所以还给我打预防针。其实,他们真不了解我。接班后,因为有迎接困难的充分准备,又时时提醒自己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不能粗暴发火,更不能打人。遇到问题总是动脑筋想办法,废寝忘食地拼老命干,同时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所有任课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有了成效,出现了根本转变。八一年毕业时,附中的这一届在初升高的统考中赢得了全市第一名。为此我格外高兴,因为我教的学生没有拉年级的后腿,付出的汗水没有白流,深感欣慰。家长王政仁向市教育局邱俊生局长推荐我作优秀教师,家长郭德厚,见了我说我是“挽救了几十个孩子”,自己也觉得受之无愧,因为我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也打响了重回附中后的第一枪。


然而,我并没有忘乎所以。秋季开学,我又迎来了更加艰巨的第二次考验。我算不算一个合格的高中语文老师呢,我要作出点成绩,让事实说话,和当年搞乱班的班主任工作一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憋着一口气,重振旗鼓,下决心继续争取一个他人认可的成绩来。
二话没说,我挑起了高四班(理科)的语文教学和班主任的担子。第二年又加了高六班(文科)的语文教学,同时免去了高四班的班主任。虽然我刚从北京作了鼻部的大手术回来,带的课却是语文老师中最重的。我知道自己仅仅是个专科生,能力也离工作的要求不相称,深感教这两班课的担子多么的沉重。但是,我有决心,有干劲,我年轻,能扛住所有的困难,不能误人子弟。老实说,我又开始了“夜不成寐,食不甘味”的日子。不论备课、讲课、阅读、写作都不敢有一点马虎。我要求自己把每一节课上得让所有的学生满意。有时间我就到图书馆找材料,推荐给学生。特别是在作文教学中,我从命题、辅导到批改、讲评,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让学生写作文,我也写,并不怕露怯,和同学共同评议。我还要求学生天天练笔,写好日记,改了作文,还改日记,别的班一学期写六篇,我写十二篇,我的方法得到主管教学的校长的认可,建议在组里交流,派我去参加全省作文教学研究会,我写的材料推荐到市里。我还常给学生介绍古今名家写作的故事。鼓励同学下功夫写好作文,极大地提高了写作的积极性,学到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总而言之,凡是与高考有关的知识基础,阅读、写作,我都十分在意,尽量作好。
三年流出的汗水,终于在八四年的高考中得到了丰硕的回报。据教导处统计,我所教的文科班和理科班双双夺得了全市第一名,连特级教师任教的五中、十中高中毕业班语文成绩,也被我甩在后面,这在附中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实践告诉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多一分辛苦,就多一分收获”,“一切皆有可能”。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看到这般成果,我无比舒畅,增添了自信,我的教学成绩还说得过去。
然而,我没有听到一句肯定的话,没有得到一纸奖状。内心也不平衡起来了。翻遍了附中几十年的历史,尚未发现有人在他所任的学科和班上全部获得过太原市的桂冠,也没有哪个人带过“实验班”、“通了天的乱班”。我没有要求当“优秀”的奢望,自然也不觉得失望。可是校长、书记们怎么就看不懂摆上桌的统计表呢?在八八年评职称时,我竟连“高级”的提名资格也排不上队!后来又听说,领导们找过不少老教师,动员他们入党,怎么也不觉得该与我谈一次话呢?我想呀想,把脑仁想疼了还是想不通。对领导产生了意见,便决定给他们写封公开信。但是,石沉大海了,等了一个月都没一点反响。于是,我真的失望了,向书记王士峰要回了给校领导的公开信,彻底寒心了。
后来我又接过高十九、高卅六、高五十五的班主任和语文课,说实话成绩都还不错,但工作的劲头远不像当年那样拼命,支撑我的也就是“别误人子弟,影响孩子的前程”的一颗良心而已。
一九九○年,我接受了大夫的建议,为了作过十二次大小手术的鼻炎不至恶化,打了报告,要求退下讲台。在退休前的最后七年里,我在图书馆吐完了“丝”,流完了“泪”。我像“春蚕”“蜡烛”那样,结束了我的教师生涯。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我亲手教过的学生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一点点或大或小的成绩时,看到或听到他们得到什么奖励荣誉时,看到他们写的论文专著诗词时,看到他们晋升为科长、处长、书记、院长,聘为高工、专家、博导时,我便会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甚至有时几天几夜睡不好觉,想到当年的一切。我总会提出把他们的东西送我看看,我更想亲自见到他们,向他们表示祝贺,尊称他们为“老师”。他们曾是我的学生,但他们早已成为我的老师。“能者为师”的古训实在说得在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言不谬也。他们曾经踩在我的肩上,攀上了一个个高峰,为祖国做出了远超于我的不同贡献,我由衷地为他们骄傲,内心真有一种说不清的自豪。可以说,我四十多年付出的血汗培育的桃李,朵朵艳丽芬芳,此生无怨无悔,自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天我会挺直腰杆拜见奥斯特洛夫斯基,感谢他的名言“……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对我一生的教诲和鞭策。如果还能见到马克思,我会请求他严格审查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并请他作我的入党介绍人。
“古曰人生七十稀,而今九十亦未奇。虽逾八十尚稚嫩,尚须努力多学习”。谨以此拙著赠与诸位共勉。


                             李开运     2017年3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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