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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人生:文革中的印记(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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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印记之一——回忆(26)《文革中的河北农专》

     河北保定农业专科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先后发表的《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等重要文件的指示和号召下,在河北省属于帅先,搞起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大专院校。
起初是有学校青年教师宋连枝,革命烈士子弟刘武等,几位根红苗正的学生组织发起,完全模仿紧跟北京大学方式,造反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农专七百多名师生,在保定举行游行示威,当晚在市委造反,宣读造反声明,一夜振惊河北全省。
那天晚上有同学让我跟着去,我回答,我不是红卫兵不去。
农专的造反行动,引起保定市委和公安局极大的关注,怕扩散到市内其他学校,为此果断处置,把他(她)们几个人,分别隔离关起来进行教育,届时学校教学秩序,暂时恢复了平静。
      随着运动的深入,加上他们的同伙跑北京呼吁求援,制造多种舆论传播,称造反派受到血性镇压,要求无条件释放,广泛爭取社会各界声援。
     他们出来后,有了政治资本,标榜自已是真正革命左派,不是保皇派,成天叫喊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为他们行动贴标签。
     刘武曾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刻,卧倒在主席小汽车前,要求毛主席单独接见农专红卫兵,野心之大空前绝后。
回来后立即扩大影响,扩展农专红卫兵红色造反团组织规模,印刷造反团大旗、红卫兵袖章、刻印章、挂牌子、通报全社会,驾驶汽车到市中心游说,高音喇叭播音不断,声势空前,並一举夺下学校行政、财务大权,实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局面,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之下。
紧接着,不是破四旧、抄家,就是打、砸、抢,利令智昏,随心所欲,势不可挡。
一时间搅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停课闹革命,随意揪斗学校领导、学术权威、教授等。大肄抄家搜集反革命证据,成为保定市学生界,声望空前知名度较大的造反队伍。
折腾的学校上下乌烟瘴气,大字报贴的辅天盖地,墙壁贴满,路两侧栽杆子扎席子,命令年纪高龄教授,称谓反动分子,让这些教师整天用大锅熬浆糊,帮他们贴大字报,
而且对这些教授,所谓性质严重者,采取隔离关押,反省自己反革命罪行,揭发学校”黑党委”如何执行修正主义教肓路线,点名一些教授,为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指令相互揭发,坦白自己如何里通外国,如何配合帮蒋介石,潜伏下来反攻大陆的反革命罪行等。
只因老校长使用了,一批前国民党中高级将领任教,当时教师队伍绝大多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是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骨干教师队伍。
对上述人员,实行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管的劳动改造,並派出各路人马,进行内查外调,搜罗所谓的反革命证据,以供自称农专革命委员会,屡屡大会批斗定罪治罪的铁证。
在学校操场搭建台子,专门开批斗大会用,批斗头一天,事前发海报和广播通知,播了一遍又一遍。
每次被批斗的对象,两侧都会有陪榜人员,胸前都挂一个大牌子,上面醒目写着某某人,属于那个性质,什么罪行。
主持人先宣读最高指示后,在高呼口号声中,勒令把批斗分子揪上台来,每个人有两个红卫兵,扭着胳膊押上去,弯腰低头喷气式姿势,脖子挂重物下垂,态度不老实者,脖子上重物再加码,女性教授有的被剪断头发,大肄丑化,令人发指。
批斗会全过程,间断性振臂高呼口号,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XXX;再踏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彻底肃清其余毒……。批斗会现场,高音喇叭传四方。



遗憾的是,教我们有机化学的好教授何佑老师,只因名子是”佑”子,偶意为”右”,说他反动透顶,是从骨子里反对共产党,想翻天搞复僻活动,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特务,最终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执行枪毙、草菅人命,制造出保定首例怨假错案。
我班有位太行山区唐县来的学生,在教室内当众,抽一位教农机的女老师的嘴巴,右巴掌把老师头抽歪,左巴掌再把老师头抽正,女老师高姿态连连说”不要这样”,此举吓得我班在场的女同学,扭转脸不敢看,偷着掉眼泪。
在我校文化大革命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一系列批判中,竞然把我罗列成了校党委的一大罪行之一。
说我是黑党委的黑标兵,因文革前我曾是,学校和保定市”五好学生”、”干劲冲天成绩卓著”修防洪堤的模范,这也是榜上有名的罪证。
造反团把农专文革折腾的差不多了,立即杀向社会,冲击保定专署和河北省委,爭抢主要领导干部。
  一是显示造反的革命精神和决心,二是为将来成立革命委员会,爭取更多话语权,三是可爭取更多,筹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名额,以便左派掌权。保持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势地位。
若大的保定地区,成立保定革命委员会时,给了保定农专两个名额,总算是造反有功。
抢来的省、地级主要领导干,分别关在农专大礼堂和平房单间,二十四小时由铁杆红卫兵,轮流看管按时送饭,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家人送衣物也要检查,这些领导老革命,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旦省里或地区开批斗大会,办手续提人,不管是大会批斗或是游街,用完了把人再送回农专校园。
随着文革的高潮到来,我校造反派被河北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团所取代,降之附属地位,而农大造反团,一时跃居全省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引领全省学生运动,向恶性方向愈走愈远。
最后三十八军决定,支左不再支持河北省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团了,农专造反团又恢复到头前的位置。



文革中的印记之二——回忆(27)《河北保定文革》
       保定地区的文化大文革,概括为乱、复杂、激烈,这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乱表态、乱插黑手、支一派打一派,加之军队之间支左政治倾向、观点、感情的差异。
      使得保定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老大难地区,恶性武斗事件频发,死伤群众最多,回顾起来大体上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先是红卫兵学生轰轰烈烈的造反,在学校踢开党委、停课闹革命,出名的学校有农专、农大、红二师,一中尖兵、要武学校、电校等。
      紧接着红卫兵学生冲出学校,杀向社会造反,破四旧、抄家、批斗、游斗老干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批斗地委书纪李悦农;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批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其他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先后遭到多轮批斗游街,那时批斗游街已成家常便饭,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任意由红卫学生摆布宰割,失去了人生自由,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无政治主义状态。
      批斗会在省体育场举行,各单位排队进场,红卫兵着装泛绿整齐,个个佩载红卫兵袖章,英姿飒爽、雄赳赳气昂昂,队伍前头举着醒目红旗,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有序进入会场。
主会场设在保定,各地区设分会厂,以有线广播收听,批斗结束,上街示众游行,挂牌子穿古装戏服,加以丑化党政领导干部,对有病的老干部也不放过。
      有时候两派批斗大会,选择同一天互不相让,爭夺主席台上的麦克风,或游行队伍在十字路口撞车,爆发摩擦,人群赤拳互相推搡,双方有的人员被打得鼻青脸肿。
      随后保定红卫兵和保定各派造反组织,查封《河北日报》和《保定日报》,,拚命爭夺舆论宣传工具造势,纷纷抢先夺权,使省地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陷入瘫痪,各单位部门完全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
        而且进一步深入到工厂煽风点火,导致工厂停产闹革命,学生与工人结合,农民组织也参与进来,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阵营,到处都充满火药味,武斗一触即发。
       各单位两派与社会两派观点对立,经过多轮斗争、大辩论、分化瓦解、大浪淘沙、重组洗牌。
       保定形成”工总派”与”红楼派”(工筹派),政治观点旗帜鲜明,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互相指责”造反”与”保皇”,开始零星武斗事件发生,续后武斗规模升级,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此期间毛主席发出全国学大庆,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指示和号召,保定各大工厂立即组成工人工宣队或工人纠察队,分别进驻重点大专院校,以解决学生两派纠纷与对立情绪,其收效甚微,有的适得其反,如火上浇油,反而把工人也分成了两大派。
      主席又指示,”三支两军”即”支工、支农、支左”。保定”三支两军”工作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三月。由河北军区,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驻军是六十九军(4642部队),军长董其武、谢振华,奉命两军共同介入保定文化大革命。
      第二阶段,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底,六十九军调往山西大同;由河北军区和驻军共同担负”三支两军”工作,驻军4800部队(三十八军),从东北调往保定,军长李光军、政委刘海清、副政委邢泽,邢泽号称铁嘴,做政治报告,不带讲话稿,不载手表,讲完结束的时间,整场上下不超过预定时间两分钟。
   第三阶段,一九六九年底至一九七四年,由三十八军一个部队,执行”三支两军”工作。
      主要任务,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保定问题一系列决定,恢复建设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年初,河北省会迁址石家庄,为的是有利于,保定问题早日解决,实现两派联合,及早成立革命委员会。
      河北省会,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由天津迁回保定,历史上曾几度搬迁,最早在保定,中途迁天津,再后又迁回保定,文革期间迁至石家庄至今。
        保定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成立,日子选的很吉利。
     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是党政权力机构,长时间瘫痪之后,恢复得唯一合法的政府权力机构。



革命委员会,其中学生占比例鮮明,份额居多,我们农专就占据两个名额,学生名单如下:
        付主任:孟惠芹,22岁,保定红二师学生。
        常委:载宝成,26岁,河北农大学生。
        委员:范志明,20岁,河北农专学生。
             赵成,24岁,河北农专学生。
             汪金锁,18岁,保定三中学生。
             张绍礼,21岁,保定电校学生
             杨素霞,20岁,保定要武战校学生。这些地区领导成员,前所未有的年轻化、学生化。
     为使两派早日联合,放弃武斗尽快成立革委会,三十八军召集两派头头,到北京办两派学习班,最终达成联合协议,毛主席曾肯定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全国加以推广。
      自此两派态度趣于平和平静,双方挑起激烈事端事件,人次数大幅度下降,开启了学生、工人逐步回原单位闹革命的先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朝着稳定方向过度发展。



文革印记之四——回忆(29)《大串联与下厂》
      
          文化大革命中,最倒霉的人群唯属”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后来又加上黑帮、臭老九统称为”牛鬼蛇神”。
          出生在这些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为摆脱当时社会的政治歧视,就连想去兵团的一条路,也被极左的政审关拒之门外,遭受到社会的抛弃被边缘化。
               而农专造反派在阶级队伍排队时,把我定性为,农专"黑党委"树立的"黑标兵"。
          一段时间搞得我抬不起头来,成为另类,走路也是低头靠边走,极左分子扬言要批斗我,一度使我长时间紧张恐惧失眠,曾一度有过轻生的闪念,幸亏有关注我的好心同学,身影不离劝导安慰我,使我度过了一段人生的低谷。
         我是全校唯一遭大字报和小字报批判的学生,所以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双方都不允许我加入各自的红卫兵组织,自然我成了文革中,地地道道少见的”逍遥派”。
          虽说我是”逍遥派”,有的好心红卫兵同学带着我,断断续续去全国各地大、专、院校,进行大串联,串联时拿着河北农专 ,造反派组织出据的介绍信、证明等相关手续,乘坐火车、汽车、轮船都不需买票,住宿也不用花钱,而且回学校后还可报一定数额的出差补助,全校学生都是这个待遇。
         文革前我与同班马乾振同学,是河北农专学雷锋的"一对红",大串联时我俩在一个组,同行五人三男二女,五人办一张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他(她)们四人是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唯一的我是一名群众,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跟他(她)们一起大串联可沾光,受到各地红卫接待站热情欢迎和接待,免费供吃管住,没了钱可打白条借给钱,天冷还借给军大衣和大头鞋,充分体现出天下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深厚的革命感情。
火车上挤满了人,有的人是从车窗外被下面的人硬塞进来,车内根本没有插足之地,就连行李架上边也坐滿了人,厕所也挤进好几个人,就是一个座椅底下铺上报纸也躺好几个人。
火车在南京过长江时先解体,再用轮船把火车车厢同学生一块渡江,要耽误好长时间,车上没有水喝也不能上厕所,只能到火车站站台上,去用席子围的临时厕所去大小便,等上完厕所回来有的人再也挤不进火车上来,人满为患,车上车下喊成一片也无济于事,只好车上相跟的同学下车共同等下趟火车走。
          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印记最深的大城市,是首都北京和广州。
          大串联的首站,我是去首都北京直奔文革发起地北京大学,白松林同学看我穿着布鞋,他主动把他脚上穿的塑料鞋脱给我,他说穿上塑料鞋不怕下雨。
  先去北京目的是冲着北大哲学系聂元梓,"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而来,到哲学系后每天不是听煽动言讲宣传,就是看铺天盖地大字报,还要认真做记录或抄大字报内容,並学习如何开批斗大会,走访用什么形式批斗党政领导、专家、学者、教授、"牛鬼蛇神"、和有海外关系里通外国的”敌特分子"等。
          还参 观了被隔离者和被劳动改造者的劳动现场,他(她)们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黑牌子,上面写着本人简历和罗列所谓罪名,都是一些年过半百或近六十岁的老人,挂着黑牌子在校园干体力活,看后令人心酸惶恐不安,最后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及其它相关资料。
            一天晚上意外通知第二天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结果晚上11点就开始集合编队,出发前每人发两颗煮鸡蛋和两个苹果,我们被分到天安门东侧华表位置,距天安城楼较近,上午十点左右奏响东方红乐曲,喇叭播出 伟大领袖毛主席蹬上了天安门城楼消息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人山人海欢呼起来此起彼伏,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浪接一浪,毛主席和国家党政领导人向红卫兵频频挥舞手致意,我近距离看到毛主席和国家党政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和检阅百万红卫兵大军的盛况,令人难忘记忆犹新。
          游行活动一直持续到天黑,兴奋之后才知道 肚子饿了,我们进了一家要关门的饭馆,没饭可吃把仅有的一大锅面汤喝的一干二净。
      南下大串联曾去广州住中山大学,有幸赶上一年一度的中国秋季商品交易会,看到了我国出口的商品,也是第一次看见了 各种肤色的外国客人,大开眼界增长见识。



一天在广州街上我突然流鼻血不止,关键时刻一位慈祥的老婆婆把我拽到自来水跟前,按着我的头用自来水浇头,不一会见效,老婆婆又把我带到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检查化验,整整忙了一上午,我似乎在异地他乡第一次尝到母爱的滋味,看着慈祥微笑离去的"老妈妈",我双眼不由自主的流下了热泪,为怀念这位"老妈妈"的恩情,至今还珍藏当年看病用的门珍证。(见照片)
          串联还到过上海、杭州、绍山、西安等地,后期提倡徒步大串联,我怕走路磨破鞋子,故没有参加徒步大串联。
          下工厂两个月,让我们去的是华北生物制药厂,说该厂是文革死角发动不起来,死气沉沉没生气,该厂党委书记是一位转业军人姓候,是华北地区的重点生物制药工厂。
           分给我的任务是播音室播音,一天播音三次,报纸、稿子由人提供。晚上我住在播音室有个单人床。这个厂生活伙食搞的好,天天能吃上兔肉。
           该厂主要生产猪瘟、鸡瘟疫苗,以刚生下的小兔和成年兔心肝肺,为寄生疫苗母体,注射疫苗24小时繁殖期后,杀死成年兔掏出心肝肺,会同小兔仔捣碎,过滤灭菌成为疫苗。成年兔肉为下脚料,供大家吃肉。
           该厂还伺养了千只鸽子,一次卖给天津300只,用汽车运到天津后,不到一星期,这群鸽子自己又飞回到保定生物制药厂,成为一大新闻。
            一次奉校革委会之命,随同红卫兵到河北省军区搞外调,达半月之久,住军区招待所,房间有蚊帐,我第一次尝受住蚊帐的滋味,生活条件太好了,看见座便不会用,惹的服员哈哈大笑,笑得我满脸痛红,每天还能吃上大米饭炒鸡蛋,凭生第一次吃大米饭,口味鮮美。
           看到军区一幕幕的美景顿时生情,不由得留恋起农专党委,当年推荐我报考军校的体检过程,可惜只因检查耳朵短时间无定论,故六五年未被军校录取,命运事事难随人愿。






文革印记之三——(28)《目睹两派武斗》
      
         武斗体现出保定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味,表面上是两派为争权夺势而斗。
         实质是政治野心家们在捣鬼,他们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插手保定问题,暗地里操纵挑动群众斗群众,什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语道破,混水摸鱼,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开始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紧接着又喊要文攻武卫,这些变色龙,拉开了保定武斗的序幕,唯恐天下不乱,而大多数年轻单纯的学生、工人、农民、群众,都是充当被利用的政治工具、受蒙蔽、遭愚弄。
         当时保定地区好多单位,都有两个革命委员会同时掌权,各方组织结构自成一体,分别有一套干部队伍和武装队伍,在行驶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对立与冲突,
         为清除对方障碍,采取两手抓,一手抓舆论导向,煽动群众,其口号:”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最大限度的瓦解对方阵营,此消彼起。
         另一手不遗余力,展开你死我活的武斗攻势,强势一方站据市中心,弱势一方临时驻扎在乡下根据地,不断向市区发起多轮攻击,为实现独家掌权的目的,双方殊死搏斗。
   于是数起武斗由此爆发,使好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和追随者,凭一腔无知热血,充当炮灰,无畏断送年轻的生命,留下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罪恶深重,残不忍睹。
   我同众多围观者站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了,河北农业大学农机楼,发生的一起大型恶性武斗事件。
    农机楼守势一方是农大红色造反团,其头头是学生崔士林,是铁道兵副政委,崔天民的儿子,在石家庄地区支左,搞的乌烟瘴气。
   造反团动员广播车告急,呼吁社会各界学生、工人给予支援,现场两派规模,约两万余人参加搏斗撕杀。
  激烈场面,给农机楼断水断电,双方拉锯式攻防,外面的一会攻进去,里面的一会冲出来,上面扔杂物抵御外围攻击,封堵楼道门窗,外围开着链轨托拉机,顶部焊上铁板,改成简易装甲车,抵挡楼上投掷物,相持不下。
  河北省军区、三十八军派人到现场,制止武斗,维持秩序,但由于双方意见难达成一致。这次武斗打死七人,伤者逾千人,两军劝阻的解放军战士也有不少人受伤。
  自此保定市内武斗接踵而来,刘守庙、华二公司、保定十中、化纤厂、造纸厂、棉纺厂、保定电校、惠阳机械厂(军工厂)等等。
  保定地区各县武斗异常激烈,如清苑、高阳、定州、望都等县,都发生过数起大型武斗事件。
   仅容城县数十起武斗中死亡46人之多,无辜生灵遭涂炭。保定市曾在一段时间内,晚上大街不见人影,行人怕遭枪击或帮架,
  各县两派都有一支武斗队,半军事化管理,集体吃住,有部分衣服统一着装,由单位、生产队自愿或强行摊派出粮出资,养着这么一帮亡命之徒。
  我曾到武斗队里面混过几天饭吃,里面的人不能独立自由行动,随时待命或巡逻,严防对方偷袭,武斗人员训练有素,召之即来,随时随地拉出去参加武斗。
  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门,都是从地方武装部和野战部队仓库抢来的,大部分是退役武器,实际是各派支持的后台明抢暗发武器而已。
  各种武器门类齐全,有步抢、机枪、冲锋枪、手榴弹、迫机炮、火箭筒、半自动、转盘枪等。这些武器不允许个人单独带在身边,而是集体行动时才能配带。



如小件手枪就难说了,我班张玉升不知怎么搞到一支,藏在身上,一次他与李增瑞同学因政治观点上不同,发生激烈爭执,幸亏李增瑞同学跑的块,险遭张玉升同学手枪的枪击。
我班张同学与贾同学,因政治观点不和,张同学抓起直径5一6公分的木棒,从教室追打到外边,木棒打断了,贾同学胳膊被打伤,至今留下历史见证——疤痕一条。
宋同学找刘同学,要申请加入红卫兵组织,无缘无故挨了刘同学几个耳光,红卫兵也没入成,怨恨成见深深扎根脑海记忆之中。
虽然文革已过去几十年,可是当年的同窗学友情深,却被文革两派对立怨恨所割断,时至今日还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前年同班同学搞聚会,有的同学竞然拒绝再见面,心灵创伤实在难以愈合抚慰,从这一点上说,无产阶文化大文革命深层次的质感,触动到同学们的灵魂,其影响深远不尽人意。
中央为彻底解决保定问题,早日实现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排除干扰,采取三条果断措施。
一是决定把河北省省会迁出保定。
二是动员部分学生去内蒙古生产建兵团,而学生带着不同的派性倾向,去到曾支左支持过自己学生组织的部队,所组建的兵团各师、团。
我们班同学马乾振、邱金甲两个人去了六师五十一团;宋纯义、安杏兰两个人去了一师三团,分别分在三连、五连;我去了三师二十三团。
三是限期强行收缴武器,解散民间武装,特别是中央出动空军飞机,空投散发”7.22””7.23””7.28”布告,发怖命令停止武斗,上激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大联合,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震慑各种嚣张气焰。
这些措施才使得保定地区武斗,由强到弱、由大到小、逐步平息,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
      然而自”批林批孔”运动一来,旧病复发,两派武斗又有所抬斗,时紧时松,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下半年,可见保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惨烈曲折,闻名全国。



文革印记之五——回忆(30)《从工厂到兵团》

在那火红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总也看不清文革运动的走向和终点,等待的只是天天停课闹革命,荒废学业虚度年华,这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是个头哇?日思夜梦干着急,常常想自己以后的生活出路在那里。
每天呆傻在学校里听到的总是一些,参加武斗回来的同学讲述武斗过程,谁胜谁负,又死伤几人,我听后有些害怕。
我生怕自己被武斗卷进去,便产生了离开农专的念头,想找份工作干干,挣点零花钱,不能这样凭白无故的消磨时光。
第一份工作,是学校员工的儿子,叫董大财长我8岁,带我去山西煤矿找工作,我欣然同意,反正座火车也不花钱。
他把我带至山西灵石的小煤矿上,一看是进坑道,爬着从斜坡矿井中,人跪着用木箱向外拉煤,眼下让我想起插队时,在峰峰煤矿下矿井挖煤泥时的苦难滋味,我死活不干这种差事,一刻也不呆又回到了学校。
第二份工作,是同情我的贾秀芬老大娘,她找人推荐我,到定州食品公司下属,定州第一食品厂工作。
工作报道填写履历表时,厂领导见我是农专在校学生,格外喜欢我,在国家劳动指标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当即给我签订合同,答应我工作满两年后,定期转为国家正式职工。
我总算有了生活的依靠和奔头,头一天上班被分到水果糖块车间,负责熬糖技术操作,一天三班倒24小时生产,开始提拔我为值班长,负责一个班的水果糖生产,半年后又提升我为车间副主任。
熬水果糖核心技术,掌握熬制火候,火大把糖熬糊,火小糖块不仅粘牙,而且受潮爱潮解,一箱子糖块粘连成一大块,成品变废品,一年下来,全盘技术我都学到了手,我还想多学几套技术本领,以便将来谋生。



当时酱油醋车间,因市场防腐剂断货,影响酱油醋食品的保质期,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用所学化学方程式的氧化还原反应原理,用苯甲酸与碳酸氢钠,成功及时制造出了防腐剂苯甲酸纳,保证了食品的质量。
后来厂领导答应我去该车间帮忙,学习酿造技术,还给抄写了一份工艺流程记录,我现在还保存着(见照片)。
糖果车间职工中有不少来自38军1I4师的干部家属,她们都支持我的工作,有位炮团团长夫人张玉华大姐格外关照我,她极力推荐我去内蒙兵团23团参加工作,她说食品厂没有发展前途,主动带我去组建23团的戴副政委家认门见面,並全面介绍我的情况。戴副政委听后说:"23团正缺你这种人才,欢迎你来23团,我等你的消息"。
      只因 ,定州食品厂六九年职工转正指标,到年底就从保定地区批下来,很可惜给我的整式职工指标作废,我总是犹豫不决,又经过张玉华大姐再三开导,我才放弃了职工转正指标,最后还是她到戴副政委家给我报了名。
      六九年九月的一天,定州食品厂全体干部、职工敲锣打鼓用马车,把我欢送到了定州火车站,在火车站站台上,定卅食品厂的同事们宣读了给我的贺信(见照片),我与同事们一一握手告别,去了保定农专学校,办理迁户口等事宜。
再从保定火车站,踏上发往内蒙古建设兵团的专列,来到誉称,享有军人战士待遇的内蒙古建设兵团。
从此我的人生道路,先后沿着由讨饭的孤儿——念完不完整的中小学——留校当徒工又被精减——散插队三年——考上河北农专学校——文革消遥靠边站——参加地方工厂工作——最终来到了兵团,沿着这条苦难多磨的命运轨迹,走完了兵团战士的历程。
自踏上命运转换的时代列车,行驶到艰苦崎岖的人生驿站兵团,一干就是几十年,最后退休在内蒙古河套,自觉与不自觉,完成了扎根边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虽说我退休多年,只要回忆起在兵团的大半生,自然想到领我来兵团的指路人,张玉华大姐,她是东北人,又是38军随军家属,她爱人时任114师某炮团团长。
自打六九年,我从定州食品厂来兵团后,就与张大姐失去了联系,退休后找过几次无功而返,得到的信息是,她现与保定工作的姑娘住在一起养老,我愁眉不展、如同大海捞针一样,难寻到这位曾帮助过我的好人。


六九年定州食品厂送我来兵团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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