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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义军:黑龙江动乱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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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的动乱狂潮也和全国一样,5月酝酿,6月发酵,到8、9月各种自命为“革命派”的组织蜂起,造反运动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一切,各种乱纠乱斗事件不断发生。本文按时间顺序回溯一下1966年下半年黑龙江省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和一幕幕至今还让一些老干部刻骨铭心的活剧。
乱象渐现的六、七月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强调他们的职务。”通知最后警告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7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黑龙江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王一伦为组长。5月1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批转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关于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地、市、县党委的第一书记和书记,要亲自领导这一斗争,组织广大干部学习有关文件,组织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和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座谈讨论批判,大专院校的文、史、哲各科系停授原来的课程,集中力量搞“文化革命”,报纸、广播要紧跟全国形势,及时刊登播发新华社播发的有关重要文章,发表本地群众的批判文章。 同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举行第125次会议,讨论省委当前工作安排。确定当前主要抓 “文化革命”、四清运动、春耕生产、精简机构等项工作。决定潘复生任省委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王一伦任副组长。
5月2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贯彻中央“5·16通知”,决定要紧跟全国,发动群众把 “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起来。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播发的。之后,省内一些大专院校的师生即贴出了声援聂元梓和批判本单位党政领导的大字报。有的学生开始走出校园,将大字报贴上了街头,有的还到处鼓动,提出停课、停产、停业搞运动。为维护正常秩序,扭转混乱局面,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效仿北京的做法,抽调2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派往一些大专院校,协助党委工作。6月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各级党委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指出“文化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黑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省的重点是省直和哈尔滨市,部门的重点是“五届”,即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并要求不要停课、停产、停业搞运动。6月10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署名“富汪”的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反党黑帮——对刘相如、李默林、王志超等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批判》并发表3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材料”和编者按。《哈尔滨晚报》刊发了《揭开哈尔滨话剧院反党集团的黑幕》的文章,点名对哈尔滨话剧院院长刘相如、副院长李默林、王志超等人的所谓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展开批判,随后,对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主任牛乃文、哈尔滨市委副书记郑依平也进行了公开点名批判。
6月14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全省工作会议会,传达《五·一六通知》,对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作出部署:(1)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2)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斗争中形成和壮大“左派队伍”。(3)各级党委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头等大事,提到党委重要日程上来,由第一书记亲自负责,切实加强领导。(4)在紧跟全国形势同时,要有领导地开展本省、本地区、本单位的斗争。运动既要普遍开展,又要抓住重点,带动一般。省以省直单位和哈尔滨市为重点,带动其它市。省和各地、市委应以文化战线上的“五届”为重点,带动其它战线。(5)县镇开展“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文化界和教育界。(6)大专院校和高中,要集中一定时间,把“文化大革命”高深搞透。初中和小学应根据不同情况,组织学生学习有关社论和文章。(7)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民主人士,主要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8)在运动期间,报纸、电台要照常出报、广播。出版社除完成中央分给的印书任务外,一般书籍暂停出版。艺术表演团体也可以少演些戏。对新闻、出版、广播的内容和艺术团体的表演节目,都要加强审查。
6月19日,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邹问轩因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吃安眠药自杀。邹问轩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和大学党支部领导人之一。他的哥哥邹韬奋是死后入党的,他却在死后出党。
6月中旬以后,有些院校、单位的一些学生和职工,不仅对文化战线各界“反动权威”进行批判,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本院、本单位党政领导。前期作为重点的单位的省委、省人委直属机关和附属单位参加运动的职工有25492人,到6月底,共贴出大字报14万多张。可谓声势浩大。
省委为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在7月18日召开有1万人参加的哈尔滨市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会上,省委书记李力安作了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的报告。报告强调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依靠和加强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要警惕的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一些群众的糊涂认识,利用党在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反对党的领导。但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按省委的要求进行,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上街张贴大小字报,一些机关、学校的工作和教学秩序受到干扰。
7月29日,潘复生从北京给省委打来急电,传达毛泽东对不派工组的指示和康生对北大工作队的批评后,他对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下了4条指示:(一)坚决撤销工作组;(二)让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三)明天召开群众大会,省、市委要检查错误;(四)省委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
8月3日,省委根据毛泽东批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的讲话,决定撤走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工作组撤走后,各院校党委工作更加被动。




“造反”组织在省内兴起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等一系列“左”的提法。这些提法和做法,使省委和各级党委处于被动,而青年学生则进一步发动起来了,一些学校开始出现脱离党委领导的学生自己成立的“造反”组织。8月6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中主张“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学生坚持“造反有理”,宣布成立“红色造反团”。主张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活动的学生于8月8日通过《十六条》后,宣布成立“八八红旗战斗团”。
哈军工学生“造反”组织的出现,对全省各院校、各地产生很大影响。随之,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哈尔滨师范学院(简称哈师院)、黑龙江大学(简称黑大)、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简称哈建工)等院校倾向“红色造反团”观点的学生相继建立了“红色造反团”(简称“造访团”),而倾向“八八红旗战斗团”观点的学生则相继建立了“八八红旗战斗团”(简称八八团)。之后,一些机关、企事业等单位也相继成立了群众性“造反”组织。8月18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检阅外地到北京进行“文化大革命”串联的百万师生并戴上“红卫兵”袖章。随着各种群众组织的建立和“破四旧”“大串联”活动的开展,一些观点大致相同的群众组织在串联中开始联合进行“革命造反”活动,并很快出现了全市性、地区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8月18日,哈军工等单位的“造反团”派“红卫兵”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门前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设立“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9月18日,哈军工等单位的“八八团”派“红卫兵”宣布成立了“哈尔滨红卫兵总部”。之后,全省各市、地、县相继建立了类似的“红卫兵”组织。在一些工厂、企事业单位也建立“红卫兵”、“赤卫队”等群众“造反”组织。
省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先后成立了“造反”组织。最先是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干事牛成山组织的“红炮战斗队”和财贸部组织的“东方红战斗队”。随后,其他各部委也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12月26日,在牛成山等人的串联下,成立了“省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各部委的战斗队陆续成立或改组为分团。
省委频频遭受冲击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公布后,全省“文化大革命”动乱形势进一步发展。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搞所谓扫“四旧”,更改街道、商店、学校名称。破坏具有古典艺术风格的建筑物,如哈尔滨南岗尼古拉教堂 (俗称喇嘛台)、极乐寺等,烧毁所谓“封、资、修”的文化典籍,一时以打、砸、抢、烧和以到全国各地“大串联”为特征的造反狂潮在全省各地迅速蔓延。哈军工、哈工大、哈师院、哈建工等30多个院校的“造反派”,先后多次召开所谓“造反有理”大会,批判斗争本院校党政领导和部分教授。同时,各院校的“造反派”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上街游行。有的还拉着队伍到省委机关门前,指责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批判省委领导,要求省委作检查。8月16日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一些人,到省委院内贴出“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到省委院内贴大字报的,演讲的,围观的,络绎不绝,致使省委难以正常工作。在此种形势下,当天下午,潘复生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回到哈尔滨,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问题的通知(即8.16通知)。通知发出后,党团员、干部、工人在省委门前与红卫兵辩论,认为“省委是革命”的人被戴上“保皇派”帽子,于是出现了“革”与“保”的分歧。鉴于当时形势,省委认为不宜再辩论下去。8月18日,在哈军工等“造反团”举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却表示支持炮打省委这个司令部,不经省委同意,宣布撤销“8.16通知”,潘复生认为这些集体上访的工人是“保守的”,是“反革命行动”,并戴上 “红卫兵”袖标,参加游行,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造反”。 之后,一些学生“造反”气焰更盛,指责省委“8.16通知”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8月中旬以后,黑龙江的形势越来越乱。哈尔滨市游街示众、抓人批斗接连不断。
8月22日至23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学院等49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起,在省委门前召开“火烧省委大会”。
8月24日,大中学校、机关、工厂、企业单位在八区广场召开“哈尔滨市各界文化大革命点火大会”,有30多万人参加。大会斗争对象是李范五、王一伦、李力安。会上发言者宣称,省委召开的“7·18”会议和“8.16通知”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提出“要把隐藏在省委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来,斗倒斗臭!要求罢李范五、王一伦李力安的官,并当即把李范五等几个人拉下台去批斗。
8月25日至9月8日,省委召开二届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省委委员任仲夷、吕其恩、白汝瑷、延泽民未准出席),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安排当前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会议期间,“造反派”多次冲击会议,揪斗参加会议的各地、各部门的一些负责人,使会议难以正常进行。
8月25日,哈尔滨工程学院红卫兵“八八团”发起召开批斗李范五、王一伦大会,要求把他们的所谓“罪行”上报中央,并提出要把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揪回来。
      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职工在哈尔滨“红卫兵广场”(原八区广场)举行“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会上点名批判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陈雷、于杰等省党政领导人,要求罢李范五、王一伦的官。还给李范五、王一伦戴了高帽。此后这种戴高帽批斗的做法,各市县纷纷效仿,影响极坏。在这次会上潘复生讲了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这次大会是由省委各部委、省总工会、共青团省委、省妇联、省贫下中农协会筹委会机关的职工联合发起召开的,参加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市县委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共10万多人。27日,《黑龙江日报》报道了大会召开的消息,并发表短评:《向“司令部”开炮》。
        2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呈请中共中央并东北局,建议撤销李范五党内外一切职务,进行 “反省”。
       29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学院等单位的“红卫兵”联合发起,哈尔滨市各界群众70万人在“红卫兵广场”举行“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大会”。揭发批判中共黑龙江省委“某些主要负责人”“反党罪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出席大会并讲话。9月4日,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发起,在哈尔滨召开有11万群众参加的炮打司令部大会。会上宣布,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陈雷等是黑龙江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进行批斗,一些造反派学生听信有人诬陷陈雷杀害抗联干部和战士时,对陈雷大打出手,使陈雷成为在全国第一位在“文革”中挨打的省级领导。 此后,全省各地学生广泛展开了“大串联”活动,在地、市、县掀起对领导干部的揪斗风、体罚风、抄家风。各级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扣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反分子”等罪名,经常被“造反派”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进行批斗,挂上写有各种“罪名”的大牌子游行示众。在此期间,潘复生指使一些“造反派”接连贴出“地下黑省委”的大字报,并印发全省。
工人和学生的对立
     对于严重的混乱局面,许多干部、群众十分不满。9月7日,哈尔滨市第一、第二工具厂2000多名工人到中共黑龙江省委门前向省委提出6条意见:1、省委对运动要敢于领导,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态度明朗;2、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要由本单位管理;3、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搞“武斗”的做法要制止;4、对被造反团控制起来的省委领导人,要保证安全;5、不准造反团干涉外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6、潘复生为什么只见学生不见工人?要求潘复生接见。关于潘复生为什么不见工人,杨易辰在其回忆录中说“我考虑:不能让潘复生出面。它是省委第一书记,就是我们省委的人都打倒了,只要他不倒,还有省委嘛。何况潘复生出面接见,有些问题不好马上回答,没有回旋余地。”张林池、于杰、谭云鹤,还有省委工交政治部的鲁光、“文革”办的肖杰、总工会的常一彬在省委大楼门前为工人们做工作。杨易辰、李力安等其他领导人也出来向工人做说服劝阻工作,表示省委要研究工人们提出的意见。这件事以后被称为“九七事件”。与此同时,哈尔滨电表一厂工人串联10个工厂的工人酝酿声讨“造反团”,经说服劝阻,避免了工人与学生的冲突。9月8日,事态仍在发展。军工造反团20几个学生到锅炉厂和工人辩论,被越聚越多的工人团团围住,市委书记石青赶去解围。哈尔滨医科大学几名学生在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楼前贴大字块,被市民围住辩论,交通堵塞,车辆不能通行。当天晚上10点多钟,省委常委们集中在阿什河街省委俱乐部会议室开会。会议气氛相当紧张,潘复生刚坐下来就激动地说:“当前运动形势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运动中发生的某些打人、戴高帽游街等问题,是激流中的浪花,绝不是主流!”他还说:“有的人想抓学生打陈雷这一点攻击群众运动,挑动工人斗学生,是不能允许的!”9月9日上午10点钟,在省人委4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工具、第二工具厂、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和松花江拖拉机厂5厂工人代表座谈会,潘复生、杨易辰、陈剑飞、李瑞等参加了会议。会上10多个人给省委提意见,中心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问题。
    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这一下给学校的造反派打了气,撑了腰。
9月12日,哈尔滨市大中学校造反团约5万多人上街游行,他们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省委有鬼,把省委的鬼纠出来”等口号。当天晚上,省委工交政治部正在开会,哈军工海军系造反团的学生闯进会场,把杨易辰、谭云鹤等强行抓到哈军工,分头审问,要他们交待省委是怎样挑动工人镇压学生的。后把他们送到花园邨“黑帮”关押室关了起来。
9月15日傍晚,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在北方大厦广场开了“深入揭发省委问题大会”,被揪斗的有李范五、王一伦、杨易辰、任仲夷、陈雷。接着18日、19日哈军工造反团、八八团连续开了“揭发斗争杨易辰大会”,批判杨易辰所谓“挑动工人围攻学生的罪行”。
至此,由于“造反派”学生的不断冲击,加上省委机关内部一些人“造反”,省委书记处12名书记、候补书记,除潘复生一人外,全部被揪斗,省委完全处于瘫痪状态。省里厅局级干部200多人,106个被揪斗已无法正常工作。




动乱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由于工人和学生的对立,工人停产闹革命,引起了周恩来的不安。9月21日,周恩来和陶铸在北京召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哈尔滨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等造反组织代表开座谈会,东北局的宋任穷、马明芳、顾卓新和黑龙江的潘复生都参加了。陶铸说,黑龙江省委瘫痪了。什么叫瘫痪?像得了风湿病一样,省委9个书记,5个书记:李范五、王一伦、陈雷、任仲夷、杨易辰没有自由了,你们去研究,反正不能工作了,省委工作非常困难,现在恰恰是关键时刻,还有李瑞、谭云鹤在家等着。今年生产关键是农业生产最好的一年,有些地方小麦还没有收完,现在工作很困难,确实是紧张的时候,140亿损失20—30亿就很了不得了。有30多个县瘫痪了,6个市也瘫痪了,(总理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也是国家大事,三千多万人要吃饭,不吃饭怎么能行,在目前这是一件大事)这样好的年景,粮食拿不到手是很大损失,搞不好就会丰产不丰收。周恩来指出:如果工业继续受影响,就要影响明年的生产。更重要的问题是尖端项目,今年已经耽误一个月。你们懂得,一个配件差一点都不行。有人说我这个话是唯武器论。这不是唯武器论。又说:要承认和支持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对黑龙江省委要一分为二,对每一个干部都要一分为二。“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但周恩来的劝阻并未平息黑龙江的造反狂潮,又有几件事捅到了周恩来的面前。10月,黑龙江省委保密办公室反映省委与中央的长途电话、机要密码电报泄密,红卫兵、电话员窃听省委、公安厅给中央的电话问题。10月7日,周恩来批告谢富治,要谢与潘复生一商,严格控制保密电话。
也是10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要国防科委副秘书长路扬交出黑名单和工作笔记,这件事反映到周恩来这里,13日周批示:(一)“八八”战斗团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或派代表来谈,全军文革小组和国防科委派人参加。(二)笔记属于国家机密,不能给,交军委封存。(三)干部可以去参加批判会,但要给他们休息机会,不能让干部长时间在那里不回来,他们还要工作。17日,周又批告刘志坚这三条指示适用于国防科委所属十一所院校。10月份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红卫兵要到天安门给刘少奇贴大字报,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10月20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指出: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没有的,你们就要考虑考虑。针对有代表提出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周回答说,八大党章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在谈到“不要怕乱”问题时指出:工人、农民不能放假,不能串联,他们有生产任务。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炮打司令部,是不是全国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呢?不能那么讲。又说: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领域内展开夺权斗争,马、恩、列、斯都没有搞过这种斗争。
10月9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点名让杨易辰参加。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和哈尔滨市委书记王观潮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接见了杨易辰等。杨易辰在回忆中说:
在进入回会场时,总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等候在那里。见我来了,便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会后请到河北厅留下,有事谈。”散会后,有人领着我到隔壁会议室,只见周总理、李先念、陈毅都在那里,潘复生也在场。一见面,陈毅就说:“你小子行了,高帽也戴了,街也游了,我们还没戴呢!”总理说:“你不突出政治应该受到批评,要认真检查。黑龙江是反修前哨,又是重要工业基地,一定要搞好。潘复生刚去,不了解情况,你要协助潘复生多抓些工作嘛。潘复生是支持学生的,你要支持潘复生。”
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省各地“造反派”不断召开揭发批判各级党委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期间,哈尔滨市许多单位“造反团”联合召开多次较大规模的揭发批判省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许多干部、党、团员因对造党委的反不满,保过单位领导,而被戴上“保皇”、“老保”等帽子,被批判、斗争。这时,全省大、中、小学已全部停课,部分工矿企业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各级党组织也全部陷于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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