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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庆云: 我寫《我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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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化大革命》一書的作者,是以「雲姊姊」筆名著稱的作家黃慶雲。她於1939年畢業於中山大學,1948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回香港創辦兒童文學專刊《新兒童》,深受小讀者歡迎。1950年代,她與著名文學評論家周鋼鳴結婚,雙雙到大陸工作和生活,經歷了「史無前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40周年之際,黃慶雲有感於年輕人「對文革愈來愈陌生」,將自身親歷文革的過程和感受,寫成《我的文化大革命》一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希望「起凝聚教訓、啟迪反思的一點點作用」。


《我的文化大革命》出版了,我重重的舒了一口氣。有人奇怪地問我:「為甚麼寫了一輩子兒童文學,這時卻會寫這麼一本書呢?」正因為我一輩子都投入兒童文學的寫作中,我才覺得有寫這麼一本書的必要。
認識我的人大都會感到我是一個樂觀的、開朗的、天天都會想明天會更好的人。長期以來,我寫的童話和小說,都像傳統的、一般的童話故事所有的結尾:「從此,他們生活得一天比一天的幸福。」即使是一個悲劇的結局,那也是一個悲壯或淒美的結局,比大團圓更激動人心,不是使人絕望而是留下無限憧憬的結局。
睹學生遊行 批鬥教授們
在實際生活上也是如此。舉一個事例來說,在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那一天,我到我爸爸的家。我爸爸的家在廣州市最繁盛的市中心北京路樓上,前面有大露台,每次甚麼盛大遊行或花車表演等,都路經此處。親友們常常蒞臨那大露台參觀呢。這天我忽然聽到街上口號沖天價響,往下一看,不覺嚇得了眼,原來是哪一間大學在遊行,人分三列進行。中間的那行是披頭散髮的教授們,脖子上吊一雙皮鞋,雙腳卻赤一步一步踏在那給酷夏的太陽照得熱氣騰騰的瀝青路上,而在兩旁的紅衞兵,就揮鞭子,幾步一鞭的趕他們前進。看到這情況,我慌忙跑回屋子,哄我爸爸到屋後面的廚房去,逗他說話,免得他看了難過。他也是一位老知識分子啊!我就是這樣的人,對孩子我不願他們的幼小心靈受到創傷,對長者我也只讓他眼不見為淨。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在一次作家的聚會上,我們劫後餘生的好友又在一起,我寫了一首詞贈給菡子、郁茹和陶蘋,詞牌是:「江城子」:
巨劫過後,重上征途,繼續發展積極樂觀的調子,在兒童心上播下美和愛,與對真理不斷的追求,就是當時的心情。
但是,用白了少年頭作代價,換來了一個新的情意結:就是詞所謂欲說還休、欲罷難休的許久都得不到解開的情意結。
歎五七幹校 害了年輕人
記得四十年前,我正在農村深入生活,廣東作家協會召我回去參加文化大革命,開始學習文件時,我的摯愛的人沉重地對我說:「將來受害的就是年輕的人啊!」他的話使我震驚,當時我並不理會它的深層意義,後來經過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特別在五七幹校度過了悠悠三年時間,才逐漸加深了體會。
到五七幹校去是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幹部的必由之路,最高指示對它的說明也非常簡明了,就是「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如是而已。但是我在五七幹校過的生活並不是在校內做做和學學那麼簡單,還要帶任務走出校外,搜集材料寫出假、大、空的作品(這我交了白卷),和到農村去推廣「農業學大寨」和鼓吹人們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所有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字進行的。五七幹校校內和校外的一舉一動,都撥動了我心的弦──這些對青年帶來甚麼影響呢?
於是,當我從內地回到香港之後,痛定思痛,我曾動筆開了個頭,把當時驚心怵目的一些實際情況寫出來,企圖給人們作反思的材料,但是那時的氣候是不適宜出版的,據說文化大革命是當時寫作的禁區。縱然香港沒有禁令,可我怎能冒回鄉證被沒收的危險,我愛祖國,我不能失去祖國的啊!
不讓十字架 壓到下一代
直到後來,巴金莊嚴地提出了建立一個「中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建議,我又動念把這小冊子完成。但是,那時我有很多東西要寫,只好又停下筆來。我想,這既是一個神聖的任務,我不寫,別人也會寫,而且會寫得比我更好,更深刻,更多面化。那麼,就等到那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放下奠基石之後,再完成也不遲吧。
等待復等待,時間卻不容許你等待了。現在,連那位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建議者巴金也逝世了,不少作家已不管甚麼禁區不禁區,也不理會那博物館能不能實現,他們就提起筆來,寫那並不如煙的往事,寫那懺悔式的思痛錄,寫那言簡意賅、刻骨銘心的對話等等……不論是正面反映,或是旁敲側擊,或是隱蔽於字行間,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這可怖的歷史悲劇不要重演。這是我們曾經親歷巨劫的人應該負起的任務,我們老了,生命不能 take two,但沉重的十字架決不能壓到下一代的青年身上了!
認識病毒是 免疫第一步
為害無窮的文化大革命,為甚麼當時它能把全國──特別是青年人都捲到這狂飆面去呢?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高舉「文化革命」這面旗子。年輕人的血是沸騰的,誰不願意為革命而貢獻一切?青年又是生命開花的時期,誰不想為祖國綻開理想與智慧的花朵?文革的執行者就是利用青年人這些特點,處心積慮地把他們鍛煉成革命者的冷血殺手,摧毀文化的愚昧罪人,以迷信代替真理,以獸性代替愛心,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唯我獨尊,唯我獨革,無法無天,愈亂愈好,中毒愈深則為害愈大……
文化大革命這毒瘤最終為人民切除了。但是病毒是不易那麼肅清的,有了適當的條件,這些病毒還會以變種的形態出現。我們只有為年輕人加強免疫力。而免疫的第一步,就得首先對病毒的認識,從而提高對它的警惕。
於是,我再不等待了,心的情意結,從欲語還休到欲罷難休的心路歷程解開來,把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冰山一角的五、七幹校的情況如實地暴露出來,希望對人們能起凝聚教訓、啟迪反思的一點點作用。這本書不是兒童讀物,但也是為了青年,為了少年兒童而寫的。
書寫的是昨天的事,我的信念,卻永遠是「明天會更好!」
(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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