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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文革四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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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年文革”的历程
批判《海瑞罢官》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
1959年,毛泽东在看了湘剧《生死牌》之后,曾提出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于是,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写出了剧本《海瑞罢官》,歌颂一位敢于直言骂皇帝的诤官海瑞。可是,却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认为,这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彭德环翻案。其实,《海》剧写在前,庐山会议开在后。但他还是决定要批判《海瑞罢官》,遂授意他的夫人江青向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提出,却遭到了他们的抵制。
主管文化事务的彭真在上海与毛力辩,说《海瑞罢官》跟彭德怀没有关系,不是影射他。当日本共产党人问及此事时,彭甚至说;“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竟敢在外国人面前抱怨毛,其罪岂能恕?
于是,毛泽东指示江青绕过他认为的“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泼不进去”的北京,秘密到上海组织批判文章。由姚文元执笔起草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十易其稿、毛泽东三次修改后,于1965年11 月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但北京却迟迟不予转载。 
为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正常轨道上来,“五人小组”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任组长,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其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
1966年2月,这个汇报提纲得到在京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故称《二月提纲》。彭、陆带着《二月提纲》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更引起他极大的不满。毛已感觉到再让江青跟彭真这样暗斗下去将对他们不利,终于亲自出面说话了:“解放以来,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反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他还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毛泽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彭真与毛泽东的矛盾便逐渐公开化,并因此被扣上了搞“独立王国”的罪名。毛泽东在多次与康生、江青的谈话中指出:《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点名批评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还说彭真是他们的后台。遂又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其讨伐的声势之大,预示着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邓拓、吴晗、廖沫沙不仅是党政高官,更是知名的学者、文化人,因合作写《三家村札记》而得名。他们写的文章,或自嘲、或唱和、或针砭时弊、或咏古讽今,无不幽默睿智、妙趣横生,根本与反党、反社会主义风牛马不相及。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三家村成了“文革”的第一批殉葬者:邓拓于1966年5月18日在批斗后含愤自尽,吴晗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只有廖沫沙熬过了八年铁窗磨难,“三家村”终于在1979年获平反昭雪。
在这第一批殉葬者中不得不沉重地提到田家英,他是毛泽东的贴身秘书。因为对毛泽东想以《海瑞罢官》为由,对文人大张挞伐的做法提出过异议;在整理毛泽东就《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谈话时,又有意删去了涉及彭德怀和表扬关锋、戚本禹的内容。这无疑触怒了他的主人。为此,中共中央向田家英宣布,认为他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政治立场一贯右倾,责令他停职反省、做出检查,清理并交出毛泽东的全部手稿和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上午,年仅44岁的田家英,忍受不了这种诬陷和侮辱,悲愤地自尽了。可谓英年早逝。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终于,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林彪在会上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可能发生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要引起注意。毛主席预防政变已经好几年了,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他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在一次对陆定一的批斗会上,林咬牙切齿地说:“彭、罗、陆、杨和陆的老婆,这些王八蛋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林彪之所以格外痛恨陆定一和他的妻子严慰冰是因为,严曾写匿名信到处散发,说叶群在延安时同陆定一好,生下了林豆豆。陆说他不知道严写匿名信的事,她有精神分裂症。林彪恶狠狠地说:“你们成天睡在一个床上XX,你能不知道?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为这事林彪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郑重其事地以书面形式宣布:“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政治局委员们瞠目结舌。
毛泽东向随后到访的越南胡志明主席说,这四个人“是国民党的人”,胡问他这怎么可能呢?毛的回答是:“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毛认为,彭、罗、陆、杨是刘邓司令部的前沿阵地,必须首先打倒,为“文革”的开张扫清障碍。毛在“文革”中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打倒了“彭罗陆杨”。
“文革”还没有开始,就遭到残酷批斗的第一个高级干部就是由林彪提名时任解放军参谋总长的罗瑞卿大将,逼得他跳楼自杀而未遂,摔断了腿。“文革”开始后,我在北师大看到过批斗他,他是被用一个箩筐抬上台的。
在打倒彭、罗、陆、扬“反党集团”的问题上,周恩来明确表态:“我跟毛主席保持一致。”毛得林、周鼎力襄助,一武一文,毛胜券在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毛授意、以江青的名义写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这个《通知》,毛修改了七遍,有很大的篇幅是他亲自起草的。如: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通知》宣布,停止彭、罗、陆、杨的职务,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开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之火,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线已经燃烧起来了。
围绕工作组问题的较量。

毛泽东突然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并不了解领袖的意图,还以为是整顿学校的文风,又是整知识分子。当时毛泽东在外地视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遵照毛泽东在批判“三家村”时的讲话精神,按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做法,派工作组进驻各大学,在文化人中间,再搞一次比1957年反右斗争规模更大的“文化革命”。
这一决定得到了除不在京的毛泽东之外的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致同意。但在实施过程中,却遭到了部分师生的抵制、反抗。
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写出大字报,公然反对校党委。按照共产党的原则和纪律,反对党委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行为。因此,聂元梓等遭到严厉的批判和讨伐。
终于,康生等人找到了“火种”:利用聂元梓从北大点火,往上搞,向中央进攻。聂在北大的名声并不好,但康生却露骨地说:“她就是王八蛋,我也要支持!”他把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密报在外地的毛泽东,并令其夫人曹轶欧到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鼓动师生造反。  
1966年5月31日,毛泽东指示公开广播、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又亲自修改、审定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6月1日发表,号召全国大中学校学生们冲出校园杀向社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横扫一切”的局面。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各级党委、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蹲点清华大学,支持党委和工作组。当时的清华是“游街一大串,批斗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干部被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70%之多!校长、副校长无一幸免。刘少奇指示:“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学生蒯大富因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
7月31日晚,周恩来接见了蒯大富,他首先“很轻松”地、“非常有魅力”地、“很容易沟通”地让蒯放松下来,接着说自己是“受主席的委托,向你了解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天之内两次谈话共六个多小时,主要是由蒯介绍关于工作组和王光美在清华的情况。
后来,在中央文革指示下,蒯大富率领五千名造反派学生在北京游行,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国家主席的消息便以这种方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打倒刘少奇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毛泽东说过:“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点起来的。”
刘少奇完全没有想到他点的这把反右之火烧到了自己头上,他和邓小平紧急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请他回来主持运动,毛表示同意他们派工作组的做法,并指示他们相机行事。
毛泽东经过在南方几个月的调兵遣将,完成了对首都北京的军事包围以及对中央要害单位的军事接管后,便放心大胆地突然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晚赶去汇报,却遭拒见,吃了一记闭门羹。这是必然的。刘少奇的“反右运动”改变了毛泽东的主攻方向:解决党内权力之争,就是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回京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行动。他指出:“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又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紧接着,他亲切地接见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鼓励他们革命造反。“五大学生领袖”是: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再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刘少奇说了心里话:“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多么无奈。大会行将结束时,毛泽东来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连绵不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使大会气氛骤然生辉。
我们可以设想,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反党必遭镇压,而这次,竟然成了造反英雄。他们怎能不从心底里发出拯救了他们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呢?他们又怎能不从心底里发出打倒镇压了他们的刘少奇的怒吼声呢?在政治上,刘少奇受了重重的第一记“钩拳”。
对刘少奇的检讨,毛泽东很不满意。8月5日,他又打出重拳: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支持聂元梓等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语气十分严厉地斥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特别是这最后一句话,含义深长。这是一篇明显的把矛头指向刘少奇的檄文。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这时,林彪又适时地作了讲话:“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这段话,或许能说明,毛泽东为能从刘少奇手中夺回文化革命的领导权,确实做了相当艰苦的努力。
《16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在1963-1965年开展的“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中就已经提出这一目标。那次运动毛、刘两位主席为这一提法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但没能打倒刘少奇。
这次运动,刘少奇在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他的排名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窜上到第二位。
红卫兵运动掀起个人崇拜热潮。



红卫兵运动是从北京的中学生中首先发起的。1966年5月29日,由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中学生在他们写的小字报上署名“红卫兵”而得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工作组参与了大中学校的运动。在中学生中首先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红卫兵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组的正常工作秩序,也必定会受到工作组的压制。工作组说他们是:“搞地下,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被强行解散。刘少奇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8月份解决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主要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右派分子的底线是大学生,这次,反右的面更大了,中学生也不得幸免。
工作组对中学红卫兵的残酷镇压,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强烈抵抗,他们与大学的造反派集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工作组力量。
像对待大学的工作组问题一样,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当然也受到毛泽东的极大支持。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写到:“你们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慨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红卫兵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什么‘人情’呀……都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场权力的斗争中,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来作为他的宣传力量,而支持红卫兵正是一种鼓起青年人对他的狂热崇拜的最有效做法。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掀起的红色风暴,借力打力以打倒刘少奇的战略,实在远远高于他的对手。
接着,林彪指示编撰的《毛主席语录》全国人民人手一册,手不离红宝书,口不离念语录;《毛泽东选集》出版,掀起了学习毛著的高潮;中国当代的圣经——“最高指示”无处不在,“一句顶一万句”。据悉,“文革”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达十亿多套,《毛主席语录》50亿册,远超过全国八亿人人手一册。
7月16日,毛泽东横渡长江,更激发了全国人民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当年有一张伟大领袖从水里出来,穿着睡衣,高举右手,向欢呼的革命群众招手的巨幅相片风靡全国。
为发动这场运动,毛泽东身着军装在天安们广场,八次接见来自全国的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更把这种个人崇拜的热潮,推到了一个痴迷疯狂的极端高度,从而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上帝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极为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才干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胜利。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一个女中学生红卫兵走上天安门,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他欣然默认了“红司令”这一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她遂改名宋要武。这是一个信号,正如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
领袖发出了造反有理的伟大号召,从此,红卫兵组织迅猛发展。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的大、中学校停课,他们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乘车船、吃住均免费。造反之势如火如荼,无处不在,无所不包。
刘少奇的工作组激发了红卫兵组织的产生,而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的需要,是红卫兵组织产生的政治前提。红卫兵组织是“造反有理”的独特产儿,“造反有理”是红卫兵一切行动的理论基础。
“血统论”和“出身论”。



红卫兵主要来自高干权贵子女。最初的红卫兵的当“兵”条件必须是所谓的“红五类”出身,即: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家庭出身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的阶级基础:“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就是说,首先要看成分,再看表现,如果是在事前,那就只有先看成分了。成分在先,是第一位的,这是唯物论;表现跟其后,是第二位的,这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红卫兵组织首先要求其成员的成分百分之百的纯洁是非常自然的。
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血统论”,概括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与“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是“血统论”的积极鼓吹者,他曾雄辩地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他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
红卫兵小将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式的革命传统教育,以血腥打杀为荣,把党内外所有问题都归结于阶级和阶级矛盾,用一面阶级斗争的红色大旗掩盖住贫困、落后、黑暗、专制、饥荒、苦难等一切现象,解决的途径唯有革命再革命,斗争再斗争。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运动很快风靡北京。特别是在中学,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都成了他们的同学、红卫兵“专政”的对象。红卫兵对所谓“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和资本家)及其子女的专政是非常的残酷的,不,是极其的残忍的,被誉为“红色恐怖万岁!”。
北京市六中学生王光华对“血统论”提出异议,被抓进学校私设的“劳改所”活活打死。凡是进了这个“劳改所”的“狗崽子”,都要遭受到惨绝人寰的刑法的逼供审讯,即使不死,也得残废。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徐霈田,被诬为残渣余孽之类,毒打后施用“开水洗澡”刑,被活活烫死。此事轰动北京。记得那时我正在北京,还专程跑去看了。听说,老人被打死后,中央文革戚本禹到了学校,他问:老头在死前说了什么话?他喊了“毛主席万岁”没有?在场的人回答说:他只是大声喊叫,慢慢就没有声音了。戚说埋了吧,就走了。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被红卫兵打死,打死他的正是那位宋彬彬和她的六名同学,13天以后,她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还是这个学校,红卫兵小将们把一位身材瘦小的张老师,扔进两三米深的大粪坑,张满身粪污爬出来以后,他们又把她扔进粪坑,哈哈大笑地看她艰难地往外爬。校长恳求他们不要再折磨她了,小将们就用木质长枪对着这位校长练起了“刺杀”。
这是火车上的一个场景:一个女中学生红卫兵,身穿绿军装,腰系宽皮带,押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返乡,她脖子上挂着一块“打倒地主婆”的大牌子。这位小红卫兵故意让老人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火车的晃动使老人站不稳,不自觉地靠向车门,这时,她立即毫不留情地用皮带狠狠地抽打老人,而有些旅客却投以赞许的目光。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风气。
最使“黑七类”子女感到悲哀和痛心的是,“红五类”不准他们佩带毛泽东像章,不准他们读语录、唱语录歌,总之是不准他们响应红司令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准革命!”这是使他们最无法忍受的屈辱。因此,有些“狗崽子”为了革命,大义灭亲,主动宣布和家里脱离关系,划清阶级界线,这时就“重在表现”了;更有些父母,为了能让孩子参加革命,也大义灭亲,主动力劝孩子与自己脱离关系。可怜天下父母心呀!还用再举例吗,还能再举例吗?
红卫兵如此猖狂的“革命行为”,受到了毛泽东的极大赞赏。林彪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正如四川省的一位负责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对他作为红卫兵领袖的儿子讲述会议精神时说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原来我们跟他们斗,现在我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子女斗。”
对于红卫兵如此的激烈行动,毛泽东仍嫌不够,1966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他给军队和公安人员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有人问公安部长谢富治:“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从“8·23”以后,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从8月24日到9月10日,仅北京就有33,695家被抄,1,772人被打死。
抄家所得集中放在文物管理处里,对毛、林、周、康、陈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一只18K法国金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咱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7块钱。酷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最丰,他对保管员说,谁谁家的东西过来时,告诉他一声。爱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拿得数千册古旧书籍,摆在他的会客室里,以这些书为背景,接待来访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
抄家之风十分猖獗,主要对象是知名人士、公私合营后的资本家,因为他们还有一些从旧社会带来的尚未被充公的私房钱和珍藏。使人痛心惋惜的是,作家们尚未完成的书稿、曲谱被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严寒的日子》;《三家巷》、《苦斗》等的作者欧阳山的未完成的五十多万字的手稿,等等。抗日名将张治中在被抄家后感叹地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8·23”之后,红卫兵才开始破坏文物古迹。8月23日当天,第一处古迹被砸毁: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仅北京一地,1958年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有4,922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
物极必反。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显示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当然也就包含了对“血统论”的支持。但是,“血统论”的泛滥却又隐含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以血统分高贵和低贱,而那些高贵的“走资派”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打击目标。
中央文革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能允许“血统论”继续泛滥。因此,对红卫兵的言行给予了坚决的抵制。
这时,只有到了这时,那些在“文革”中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冲杀在最前列的高干子弟,才开始意识到,他们造资产阶级的反所铸成的灾难就要临到自己头上了。他们认为:他们父辈的灾难无一不与林彪、中央文革有关。
他们在政治上突然“清醒”过来:“老子帮着你闹革命,你却打倒我的父母”,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作为,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以“誓死保卫毛主席”为旗帜,起来斗争。
他们在北大附中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把矛头对准毛夫人江青阿姨和她领导的中央文革。他们宣称:“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他们就像反工作组时那样,疯狂地抵制和反对中央文革的警告、压制,张贴标语:“油煎江青”,“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甚至喊出“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并多次冲击公安部。
这些高干子弟们的胆量之大,能量之大,已成为继续推行彻底打倒刘、邓的一支抗衡力量。公安部长谢富治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他们的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联动”头头在一夜之间均遭逮捕,“联动”组织作鸟兽散。
在此期间,也有热血青年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24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发表了他的“出身论”,他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立论是错误的。文章用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血统论”对青年人的毒害,希望大家都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在“血统论”弥天漫地、窒息无数有为青年,残害无数无罪心灵之际,呐喊真理的“出身论”擦亮了人们的眼睛,道出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这是面对红卫兵运动初期宣扬“血统论”的残酷现实的一种反抗,是六十年代中国的“人权宣言”。
尽管江青、陈伯达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他们则更不能容许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具有独立思考的“出身论”,因此,宣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后来,遇罗克被捕入狱,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处决。“文革”后公安部宣布遇罗克无罪,仅此而已。
与此同时,毛泽东怜悯“联动”的娃娃们,下令把他们释放了。谭力夫呢?他“根红苗正”,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参观故宫时,陪同者故宫博物馆党委书记谭滨即谭力夫。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我党的领导干部都知道这个原则。
破除“四旧”,打骂烧杀,砸抢抄抓。



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号召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原本是要打倒“走资派”的“文革”运动,很快就成了一场以破“四旧”为名的明火执仗的打骂烧杀,砸抢抄抓的浩劫。
它波及的面很大,所谓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后来又加上一个知识分子,称老九,即第九种被打倒的对象,都是被打击的对象,他们被打倒、被抄家、被洗劫、被游斗。
残酷的批斗令人发指,许多人死于非命,许多家庭一贫如洗。在灼人的炎夏之季的一天,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67岁作家老舍,多次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回到家里,凝结鲜血的衣服脱不下来。第二天清晨,老舍带着给他的“现行反革命”的牌子离开了家,来到德胜门外的太平湖畔,呆坐了一整天,深夜,投湖自尽了。
如此被迫自杀,以抗议“无法无天”的暴政者还有:李立三、阎红彦、南汉辰、范长江、金仲华、傅雷、翦伯赞、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小白玉霜、容国团、傅其芳等不计其数的英杰。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达、贺龙元帅等都被折磨致死。
除了刘少奇,毛泽东最恨的是彭德怀。在文革中,彭也吃够了苦头,甚至连以打砸抢闻名的“学生领袖”韩爱晶,都为她打过彭的行为非常后悔。1970年9月,彭在狱中完成了他的自述,在自述结尾他写道:“我仍然挺起胸腑,大喊百声,问心无愧!”1974年11月29日,这位在狱中受尽八年磨难的英雄巨人终于倒下了,但他在人民心中将永世长存。
康生诬陷彭真、贺龙等要搞政变,要抓军队,这就是触目惊心的所谓《二月兵变》。红卫兵批斗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说他跟贺龙搞兵变是想当参谋长,许平静地说:“谁都知道,搞兵变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才抢个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顿时会场上有人笑了起来,也有人大嚷大叫起来:“你许光达是大将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就让你知道一下革命小将的厉害!”对他拳打脚踢,打得他遍体鳞伤。1969年6月,一颗耀眼的将星陨落了!
造反派批斗著名作家赵树理时,说他是文艺黑线的一面大旗,他不承认,“啪”地一掌打来:“你说你是什么人?”
赵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啪”又一耳光:“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又一个耳光打来:“胡说!”
赵:“不对吗?那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又是一个耳光。
赵:“我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还是……”
几嘴巴打过来:“住口!你写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那么多毒草,毒害人民,还说你是有益于人民的人?”
赵反驳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种的呢!”
赵树理的倔强和幽默,代表了亿万人民对强权者的讽刺和嘲弄。
“文化”也遭到了革命。红卫兵传出了毛泽东对养花养鸟的看法,他认为,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们玩的。社会主义已经十几年了,养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多了,现在要改变。今后庭院里要多种树木、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果真,居民们把花拔了,盆砸了,鸟不养了,甚至猫也没有了。北京的中山公园里种上了粮食、蔬菜作物以供观赏,倒是别有一番情趣!这样,小学生们就不会把秧苗当韭菜了。
学生大串联,把“文革”之火燃遍全国,也殃及全国。
北京的学生运动,鼓舞了全国各地,他们依照北京的榜样,层层揪批各单位的当权派,当然也受到当地的压制。各地相继发生了所谓“西安交大6·6反革命事件”、“兰州事件”、“长沙惨案”等事件。工作组镇压造反的学生和红卫兵也是一点都不手软的。一些血气方刚的造反学生,决定上京告状。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津大学的部分师生,因为造反受到压制,他们徒步到北京“取经”。中央文革的成员知道此事后,认定这又是一颗“火种”,于是立即派火车在杨村车站迎接他们。当他们意外地踏上“毛主席派来的火车”时,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不止。从此,掀起了全国各地师生们上访北京的狂潮,结果有了毛泽东八次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红卫兵的空前壮举。
北京的师生,听到上访人员的愤怒控诉和声泪俱下的求援,引发了他们“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加之中央文革成员的背后促动,一批批红卫兵走出校门,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以帮助各地“破四旧”,支援“战友”们造反。他们到哪里,就参与那里的揪批“走资派”的斗争,同时,把他们“破四旧”运用自如的特技传到各地,看到名胜古迹中有“破四旧不彻底”的地方,便噼里啪啦地再“摧枯拉朽”一番,使留传了数千年的中华宝贵文物,一次次的遭受到摧毁文明的浩劫。文物古迹、古代遗址,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几近殆尽。
也有一些红卫兵,经不起物欲横流的诱惑,看到眼花缭乱的商品,便以“破四旧”为名,随手拿用,各取所需,“共产主义”,闹得各地鸡犬不宁。当然,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是揣着好奇的心理,奔向自己早已向往的目标,去游山玩水。全国名山大川,串联人流络绎不绝。应该说,中国的旅游活动开始于此时吧?
对于红卫兵的大串联活动,给地方上带来的无穷灾难,各地大多采取了抵制的行动。地方的党政领导人,他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更不理解青年人思想和行动的突变。他们按党的老经验传统,按开国以来的一贯做法,继续与学生,特别是前来串联的红卫兵发生对立,全国各地,到处出现群众日夜围攻北京学生的事件。
学生充当急先锋挫败刘少奇的斗争刚刚开始,却受到“走资派”的抵抗和工人、农民的冲击,这在客观上起了抵制和反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扭转这一趋势的发展。因此,他发出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支持学生的大串联,支持红卫兵闹革命。
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讲话:“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
大串联使红卫兵的浩劫破坏活动,殃及全国各地;大串联使全国的交通运输不堪重负,货物严重积压。从开始串联到1966底,几个月时间,仅铁路运输积压的物资就有一千多万吨,给全国的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打倒陶铸。
破除“四旧”,打骂烧杀,砸抢抄抓。
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号召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原本是要打倒“走资派”的“文革”运动,很快就成了一场以破“四旧”为名的明火执仗的打骂烧杀,砸抢抄抓的浩劫。
它波及的面很大,所谓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后来又加上一个知识分子,称老九,即第九种被打倒的对象,都是被打击的对象,他们被打倒、被抄家、被洗劫、被游斗。
残酷的批斗令人发指,许多人死于非命,许多家庭一贫如洗。在灼人的炎夏之季的一天,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67岁作家老舍,多次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回到家里,凝结鲜血的衣服脱不下来。第二天清晨,老舍带着给他的“现行反革命”的牌子离开了家,来到德胜门外的太平湖畔,呆坐了一整天,深夜,投湖自尽了。
如此被迫自杀,以抗议“无法无天”的暴政者还有:李立三、阎红彦、南汉辰、范长江、金仲华、傅雷、翦伯赞、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小白玉霜、容国团、傅其芳等不计其数的英杰。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达、贺龙元帅等都被折磨致死。
除了刘少奇,毛泽东最恨的是彭德怀。在文革中,彭也吃够了苦头,甚至连以打砸抢闻名的“学生领袖”韩爱晶,都为她打过彭的行为非常后悔。1970年9月,彭在狱中完成了他的自述,在自述结尾他写道:“我仍然挺起胸腑,大喊百声,问心无愧!”1974年11月29日,这位在狱中受尽八年磨难的英雄巨人终于倒下了,但他在人民心中将永世长存。
康生诬陷彭真、贺龙等要搞政变,要抓军队,这就是触目惊心的所谓《二月兵变》。红卫兵批斗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说他跟贺龙搞兵变是想当参谋长,许平静地说:“谁都知道,搞兵变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才抢个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顿时会场上有人笑了起来,也有人大嚷大叫起来:“你许光达是大将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就让你知道一下革命小将的厉害!”对他拳打脚踢,打得他遍体鳞伤。1969年6月,一颗耀眼的将星陨落了!
造反派批斗著名作家赵树理时,说他是文艺黑线的一面大旗,他不承认,“啪”地一掌打来:“你说你是什么人?”
赵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啪”又一耳光:“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又一个耳光打来:“胡说!”
赵:“不对吗?那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又是一个耳光。
赵:“我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还是……”
几嘴巴打过来:“住口!你写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那么多毒草,毒害人民,还说你是有益于人民的人?”
赵反驳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种的呢!”
赵树理的倔强和幽默,代表了亿万人民对强权者的讽刺和嘲弄。
“文化”也遭到了革命。红卫兵传出了毛泽东对养花养鸟的看法,他认为,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们玩的。社会主义已经十几年了,养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多了,现在要改变。今后庭院里要多种树木、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果真,居民们把花拔了,盆砸了,鸟不养了,甚至猫也没有了。北京的中山公园里种上了粮食、蔬菜作物以供观赏,倒是别有一番情趣!这样,小学生们就不会把秧苗当韭菜了。
学生大串联,把“文革”之火燃遍全国,也殃及全国。
北京的学生运动,鼓舞了全国各地,他们依照北京的榜样,层层揪批各单位的当权派,当然也受到当地的压制。各地相继发生了所谓“西安交大6·6反革命事件”、“兰州事件”、“长沙惨案”等事件。工作组镇压造反的学生和红卫兵也是一点都不手软的。一些血气方刚的造反学生,决定上京告状。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津大学的部分师生,因为造反受到压制,他们徒步到北京“取经”。中央文革的成员知道此事后,认定这又是一颗“火种”,于是立即派火车在杨村车站迎接他们。当他们意外地踏上“毛主席派来的火车”时,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不止。从此,掀起了全国各地师生们上访北京的狂潮,结果有了毛泽东八次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红卫兵的空前壮举。
北京的师生,听到上访人员的愤怒控诉和声泪俱下的求援,引发了他们“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加之中央文革成员的背后促动,一批批红卫兵走出校门,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以帮助各地“破四旧”,支援“战友”们造反。他们到哪里,就参与那里的揪批“走资派”的斗争,同时,把他们“破四旧”运用自如的特技传到各地,看到名胜古迹中有“破四旧不彻底”的地方,便噼里啪啦地再“摧枯拉朽”一番,使留传了数千年的中华宝贵文物,一次次的遭受到摧毁文明的浩劫。文物古迹、古代遗址,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几近殆尽。
也有一些红卫兵,经不起物欲横流的诱惑,看到眼花缭乱的商品,便以“破四旧”为名,随手拿用,各取所需,“共产主义”,闹得各地鸡犬不宁。当然,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是揣着好奇的心理,奔向自己早已向往的目标,去游山玩水。全国名山大川,串联人流络绎不绝。应该说,中国的旅游活动开始于此时吧?
对于红卫兵的大串联活动,给地方上带来的无穷灾难,各地大多采取了抵制的行动。地方的党政领导人,他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更不理解青年人思想和行动的突变。他们按党的老经验传统,按开国以来的一贯做法,继续与学生,特别是前来串联的红卫兵发生对立,全国各地,到处出现群众日夜围攻北京学生的事件。
学生充当急先锋挫败刘少奇的斗争刚刚开始,却受到“走资派”的抵抗和工人、农民的冲击,这在客观上起了抵制和反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扭转这一趋势的发展。因此,他发出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支持学生的大串联,支持红卫兵闹革命。
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讲话:“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
大串联使红卫兵的浩劫破坏活动,殃及全国各地;大串联使全国的交通运输不堪重负,货物严重积压。从开始串联到1966底,几个月时间,仅铁路运输积压的物资就有一千多万吨,给全国的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打倒陶铸。



“文革”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原本是想要邓小平协助他打倒刘少奇,但邓不识时务,跟不上形势而被抛弃。毛便调陶铸上京,做他的助手,任中央文革顾问。可是,陶也不识抬举,他经常与康生、陈伯达、江青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多次顶撞他们,故招致江青几度大发雷霆,说他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的代理人。
有一次,江青当着众人对陶铸尖叫:“你给我到学部去,你非去不可!”被激怒了的陶铸,一下子从沙发里跳起,怒声说:“我就不去!你干涉得太多,管得太宽了,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江青大哭大闹:“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是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当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她何以敢如此猖狂?
对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这种做法,毛泽东自有独到的见解和处理方法。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同时,批评江青太任性,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一位政治局常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泽东亲切地与陶铸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再次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劝陶铸不必介意。他接着说:“你这个人,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一席话,说得陶铸满心欢喜,也得意忘形。他自认为有主席保他,便认为自己是对的,继续“一意孤行”。
其实,毛泽东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1967年1月8日,他在召见中央文革成员时就曾说过:“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因此,在此期间,中央文革仍然有恃无恐地继续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声讨刘、邓、陶,其声势之大,已经到了需要毛泽东本人公开表态的时候了。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又讲话了:“陶铸问题很严重,他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陶铸领导的那几个部,我们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就这样,利用红卫兵的力量,毛泽东扫除了作为最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最大障碍—-陶铸。
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折磨死在合肥市一间不见阳光的黑屋里,他那双燃烧着仇恨火焰的大眼睛,仍然圆睁着,不肯闭目!
毛泽东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摧毁这个司令部,不仅要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而且要打倒这个司令部的其他成员。为此,在打倒陶铸的同时,还要打击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
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传达林彪的讲话时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多年,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多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在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毛泽东思想。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都受到影响。组织部是彭真一套,宣传部有问题,统战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中联部搞‘三和一少’,农业部搞‘三自一包’。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对干部的大批判的运动。”
林彪说得更明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这些讲话,为打倒一大批高级干部、夺取最高权力制造了舆论。陈伯达、康生帮着鼓吹,说;“林副主席的指示太重要了,上上下下要大讲特讲。”于是,那些干过革命的老革命,都被点名批判,特别是在反击“二月逆流”之后,更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迫害。老帅们也岌岌可危。
“一月风暴”、“二月逆流”。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以上海国棉十六厂保卫干事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全面武斗夺权,打倒了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姚文元掌握了上海的实权。他们从“全面夺权”开始,对上海人民实行“全面专政”、血腥镇压。
毛泽东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个大革命。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由毛泽东口授、以红旗杂志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号召夺权,从此,武斗夺权之风弥漫神州上下,各级党委荡然无存,无政府主义横行无忌,全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这就是“一月风暴”。
“文革”之火,很快又蔓延到军队,中央文革鼓噪在军队内搞“大民主”,批判“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开始了“揪军内一小撮”。据“林彪死党”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出狱后写的回忆录说,当时林彪是不赞成军队介入地方上运动的。
1967年2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鉴于文革已经泛滥成灾,老帅们痛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表示了对“文革”的强烈不满。谭震林在一次发言时愤怒地拍桌子,拍断了一根手指,叶帅也在拍案怒斥江青等人冲击军队时,把右手掌骨震裂。从而,形成了一股反“文革洪流”的“二月逆流”。
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震怒,他召集政治局会议,非常尖锐和严厉地斥责他们:“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要刘、邓上台。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凝视着这些在战争年代同他共过患难的战友,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说:“把北京留给你们,让你们来搞,就让陈毅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充军!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他对叶群说:“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我和林彪今天就走!”
接着,会议开始了批斗。康生趁机“上纲”:“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谢富治声嘶力竭地喊:“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江青说;“你们保护什么老干部,是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你们就是要招降纳叛!”陈伯达说:“你们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批斗会,一直开到3月18日方才结束,整整一个月。毛泽东取得了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进一步控制了文化大革命的局势。乘胜追击,全国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狂潮,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所谓“刘邓司令部的成员”——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北京街头还出现了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
利用群众运动来影响国家最高层的权力关系,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惯用手法。林彪以胜利者的姿态说:“我们打了大胜仗。这一斗争的胜利,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这次斗争“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从此,林彪的副统帅的地位更加牢固,他在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历程上,又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在四十一年前的这一天,陈毅和北京的市民、工人、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请愿,要求政府不要屈服当时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等八国对中国政府的通牒,却惨遭段琪瑞政府的枪击和屠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在3月18日这天,陈毅痛心地说:“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从这一天起,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它。从此以后,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中国大陆,任何公开表露对“文革”的不满和对刘少奇、邓小平同情的情绪都已无法存在了。
刘少奇在抗争中去世。



“文攻武卫”和“清理阶级队伍”。9
“文革”运动很快就从红卫兵组织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各个领域、各个单位,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他们对本省、本市、本县、本乡镇、本单位的当权派,谁是应该打到倒的“走资派”发生严重分歧,从而形成“打”、“保”两大派别的群众组织,当然,也有少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逍遥派”。
尤其是,“一月风暴”起始的上海武斗夺权,掀起了全国性的武斗夺权运动,观点相异的各派群众组织,都自认为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这就更要夺得本单位的领导权。有矛盾冲突,又互不相让,对立情绪不断高涨。
他们之间,开始是“文攻”辩论,唇枪舌战,争论不休,逐渐升级到“武斗”,拳脚相加,兵戎相见,以致发展到动用枪炮,大打出手,以杀人对杀人。这就是所谓的“文攻武卫”。“文攻武卫”是江青提出的一个口号。“武卫”当然只可能是武斗罗。
毛泽东赞许地称之为“全面内战”。他虽然也曾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可他又说:“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 “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多年没打仗,打一下锻炼锻炼也可以。”
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杀戮怎么不会如星星之火,遍地燎原呢?
毛更进一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武装左派?他们打我们,我们就可以打他们。”并下令成立“第二武装”。从此,枪支在民间泛滥,真枪实弹的武斗蔓延开来,全国城镇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内战战场。
以上说明,我们不能把“全面内战”简单的看成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互相争权夺利,这样的理解,混淆了因与果、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历史界限。实质上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利用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所谓镇压“阶级敌人”的暴力杀戮行为。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者,应该有这样的见识。                                                                        
重庆是武斗最厉害的重灾区。江青在接见四川造反派时说:“四川武打全国出了名,重庆打得稀烂,阵线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1967年到1968年,美丽的山城笼罩在内战的炮火中,两派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动用了坦克、迫击炮、登陆艇和各类轻重武器。仅在一次武斗里,就打了一万多发炮弹,有600多人血溅山城,其中牺牲时最小的红卫兵只有14岁。
现在,沙坪坝西南的土岗上还有红卫兵墓,埋着500多具小将们的尸骨。每年清明节都有亲人来扫墓,他们不会忘记这些天真单纯浪漫的孩子,是在被深深愚弄受骗后才被推进了坟墓的。
此时,学生已经不是主流,相反,红卫兵的结局是悲哀的。“文革”初期,红卫兵因抵制刘少奇的工作组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而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赞扬;时至今日,红卫兵却因抵制毛泽东的工(军)宣队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而被他下令解散。全国的最早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终于被自己的红司令收拾干净,从瓶子里放出来,又收回到瓶子里去了。两千多万学生和红卫兵被发送到老(老革命根据地)、边(边疆大漠)、穷(贫穷落后地区)地区接受再教育,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也烟消云散。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五大学生领袖”后来也都锒铛入狱。
这就叫做:“两个凡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正如当时林彪对“五大学生领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要干什么”。其实,在全国,能有几个人看得清“文革”每个时期要干什么呢?中央文革的得力干将,在“文革”中屡建奇功的王力、关峰、戚本禹,也因其所谓的“极左”行动破坏了毛的战略部署而被打倒,成了“小爬虫”、牺牲品。江青称此为“第五回合”的胜利。“第四回合”是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革命集团”。不及细说了。
全国上下建立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1968年,也是“文革”大屠杀登峰造极的一年,是以新的国家机器的名义进行的公开的暴力和屠杀。比“文攻武卫”阶段又大大地进了一步。
这些骇人听闻的暴力和屠杀,并不是发生在1966年运动初起的“无政府”时期,也不是1967年两派武斗时期,就是说,并不是“红卫兵”和“造反派”为非作歹所造成的恶果,而是19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广泛建立以后,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在搞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时期。
这时,红卫兵潮已经消退,他们的父兄主力军上阵了,形成了一场在新政权领导下的范围更广泛,声势更浩大,迫害更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级敌人”的类别多达23种,对他们大搞“逼供信”,各种刑罚都用上了。挨整的达数千万,比以往任何一次运动迫害的人都多得多。
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问题的又是江青。注意,“文革”时期的许多“战略口号”都是出自她,岂不意味深长吗?1967年11月,她在一次会上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悔改的人。”即清理阶级异己分子,所谓出身不好的、有海外港台关系的、有历史问题的等,都在清理之列。还有一个主要对象,就是那些在“文革”中被打败的那一方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前者是“死老虎”,后者是“落水狗”,不能“费尔泼赖”。
声势最大的是清理所谓的“5·16分子”。1967年6月,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中央文革借此机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大抓“5·16分子”,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致使清查“5·16”集团的斗争,酿成全国性两派群众组织的大混战,加剧了两派群众尖锐对立的派性斗争。
受害最重的省份之一是内蒙古,“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蒙族死、伤、残最大的两个冤案。毛泽东很早就怀疑有人要把内蒙古分裂出去,跟外蒙古合并。为此,那里的负责人滕海清将军搞了一场大清查。被清查的人,有被头上钉钉子的,有被割舌头挖眼睛的,有被鼻孔里塞上火药点着火的,有妇女被用棍子强奸的。在这次清查中,34万6千多人遭到残酷迫害,16,222人致死,受牵连的高达一百万人,75%是蒙古族人。
另一个惨遭不幸的是云南省,时任省委书记赵建民当年曾反对饿死人的政策,支持刘少奇,于是有了个子虚乌有的“赵建民特务案”。仅此一案,将近149万人受到审查,打死逼死1万7千多人。
广西的韦国清将军在全省刮起了“红色恐怖”风暴,不惜动用机关枪和大炮镇压反对他的人。宾阳县的新当权者、某部副师长传达上级指示:“简单的枪毙人不足以吓人,要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能教育群众。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的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们还组织“杀人样板会”,教人怎样行凶杀人。就这样,从7月26日到8月6日的十一天内,全县杀害“阶级敌人”达3,681人。在这场风暴中,广西死了大约十万人。
广西还吃人成风,摆所谓“人肉宴席”。几十年后,一位作家访问了一个时年已86岁的开膛杀人凶手、农民邓记芳,他豪气十足地说:“是我杀的人开的膛,谁来问也是这个话……那么多群众支持,杀的是坏人,……不怕冤鬼报仇?不怕,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
等等,太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局长以上的高级干部受到立案审查的就有75%左右。
注意!抓“5.16分子”的是中央文革,抓“内人党”的是内蒙革委会主任滕海青将军,广西大屠杀的是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将军,……。
军队镇压造反派。我们以青海“二二三事件”为例,来阐述这个问题。这是发生在“文革”时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最典型的事例。当然不是唯一的事件。
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接到安徽省军区的报告,请示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否应该派部队警卫会场。毛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2月上旬,毛泽东又批示,大意是:决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
但问题出来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来界定,怎样界定?
起来造反、力主打倒“走资派”并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是毛泽东定义的左派。可是,此时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热衷于斗争、打倒“走资派”,都高喊“打倒刘邓陶”,都称自己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有资格参与夺权。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对立,彼此反对,使“真正的革命左派”一语无法严格定义,更使“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很难执行。
军队怎么办?他们自然会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党的阶级路线来判定。那些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多的群众组织背后多半有“党的领导”,天然就是革命左派;再加上,各级部队的第一政治委员都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党的第一书记,因此,军地干部惺惺相惜,对地方干部尤其是他们的政委被残酷批斗很难接受。而批斗、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核心成员一般是大学生,党团员少,老工人少,“成分不纯”,“行为过激”,怎么看都不像左派,要军队支持他们,无异于缘木求鱼。
造反派怎么看?我们打倒了地方上的第一书记,军队的第一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为什么司令员就不能打呢?书记在地方上有“爪牙、同党”,作为政委,他们在军队里自然也有“爪牙、同党”,既然领导一切的党的机关都可以造反,军队就没有不可冲击的道理,更何况当时中央文革正在支持“揪军内一小撮”,正在批斗军内高级干部,如,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员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等。因此,造反派组织无惧与军队对立,无惧冲击军区司令部。
这样一来,左派又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右派了。要么夺省委权和冲击军区都是革命行动,要么都是反革命行动。说夺省委权的是左派,冲击军区是右派,自相矛盾。这个矛盾看来无解!?
在毛泽东那里,这个似无解的矛盾,其实很好解,或许,这正是他设的一个套。军队是巩固政权的钢铁长城,毛泽东给了他们“尚方宝剑”,那就是“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可以开枪自卫”。在军队已经武装到牙齿的现代社会,群众组织不会有人以卵击石,对军队“动武”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是,“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却给了军队巨大的空间。当军队要为镇压制造理由时,只要说“对方动武,我们还击”就够了。
制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青海省军区负责人赵永夫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
青海有个造反派组织“八一八”,他们要打倒省委第二书记王昭,认为他是“彭、罗安插在青海的死党分子”,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支持“八一八”,但副司令员赵永夫全反对,在省军区内,追随赵的占多数,他们夺了刘的权,强悍的赵永夫控制了军队,也就控制了青海全省。他的行动得到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的支持。
可是,“八一八”的夺权是得到中央认可的,他们夺了权,但实权仍在军队手中,即在赵的手中,他们唯一夺到手的,只是一个《青海日报》社。
造反派夺权,大权“旁落”到军队或革命干部手中,造反派不过是花瓶而已,这是“文革”夺权后的普遍现象。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现象,岂不是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吗?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怎么可能“旁落”到乌合之众的造反派手中呢?
对于造反派“八一八”控制着党的舆论工具,赵当然是不甘心的,为了革命的彻底性,他必须要把报社夺回来。于是,他决定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2月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就动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与阻拦,可以压死人。”
2月23日上午,赵永夫在中央军委的批准下,调动十三个连的部队开始向报社挺进,先是枪击报社外的喇叭,接着向报社院内密集开炮射击,三个“八一八”成员首先倒下,其他成员手挽手组成人墙,高声朗读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人墙倒下了,第二排的岿然不动,继续高呼语录,第二排的又到下了,第三排的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22日晚,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给她的父亲送饭,由于天晚了,没有回去,第二天她爸爸中弹后,她扑在她爸爸身上痛哭不止,这时一梭子弹打过来,她被当场打死。她爸爸至今尚在,谈起此事非常痛心。这次行动,当场打死174人,打伤204人。
在北京“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赵永夫数次讲话,大谈平暴经验,成了平暴英雄。直到“二月逆流”事发,叶剑英、徐向前受到批判,赵受到牵连被处理,“八一八”被平反。这又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军队镇压造反派组织的事件,这当然不是唯一的。
1967年2月5日,内蒙军区军训部柳副部长故意开枪打死师范学院学生韩桐挑起杀戮,打响了军队对平民的第一枪。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武装部现役军人、基层民兵对当地“湘江风雷”的造反派和“黑五类”进行屠杀,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此影响,全地区其余十个县也在杀人,非正常死亡者达9093人。
1967年春,昆明军区的五个师的一万多兵力,以镇压“民族叛乱”为名,对云南蒙自县沙甸村的回民进行了血洗,杀死一千多人。
1967年8月28日,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一“占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反对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101人,打伤132人。
“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完全是在新政权成立以后的国家机器的革命行动,即暴力行动。这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必然产物。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人民群众的拼死抗争。



军队镇压造反派。10
我们以青海“二二三事件”为例,来阐述这个问题。这是发生在“文革”时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最典型的事例。
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接到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否应该派部队警卫会场。毛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2月上旬,毛泽东又批示,大意是:决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
问题出来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来界定,怎样界定?
起来造反、力主打倒“走资派”并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是毛泽东定义的左派。可是,此时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热衷于斗争、打倒“走资派”,都高喊“打倒刘邓陶”,都称自己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有资格参与夺权。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对立,彼此反对,使“真正的革命左派”一语无法严格定义,更使“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很难执行。
军队怎么办?他们自然会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党的阶级路线来判定。那些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多的群众组织背后多半有“党的领导”,天然就是革命左派;再加上,各级部队的第一政治委员都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党的第一书记,因此,军地干部惺惺相惜,对地方干部尤其是他们的政委被残酷批斗很难接受。而批斗、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核心成员一般是大学生,党团员少,老工人少,“成分不纯”,“行为过激”,怎么看都不像左派,要军队支持他们,无异于缘木求鱼。
造反派怎么看?我们打倒了地方上的第一书记,军队的第一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为什么司令员就不能打呢?书记在地方上有“爪牙、同党”,作为政委,他们在军队里自然也有“爪牙、同党”,既然领导一切的党的机关都可以造反,军队就没有不可冲击的道理,更何况当时中央文革正在支持“揪军内一小撮”,正在批斗军内高级干部,如,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员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等。因此,造反派组织无惧与军队对立,无惧冲击军区司令部。
这样一来,左派又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右派了。要么夺省委权和冲击军区都是革命行动,要么都是反革命行动。说夺省委权的是左派,冲击军区是右派,自相矛盾。这个矛盾看来无解!?
在毛泽东那里,这个似无解的矛盾,其实很好解,或许,这正是他设的一个套。军队是巩固政权的钢铁长城,毛泽东给了他们“尚方宝剑”,那就是“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可以开枪自卫”。在军队已经武装到牙齿的现代社会,群众组织不会有人以卵击石,对军队“动武”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是,“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却给了军队巨大的空间。当军队要为镇压制造理由时,只要说“对方动武,我们还击”就够了。
制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青海省军区负责人赵永夫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
青海有个造反派组织“八一八”,他们要打倒省委第二书记王昭,认为他是彭、罗安插在青海的死党分子。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支持“八一八”,但副司令员赵永夫反对。在省军区内,追随赵的占多数,他们夺了刘的权,强悍的赵永夫控制了军队,也就控制了青海全省。他的行动得到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的支持。
可是,“八一八”的夺权是得到中央认可的,他们夺了权,但实权仍在军队手中,即在赵的手中,他们唯一夺到手的,只是一个《青海日报》社。
造反派夺权,大权“旁落”到军队或革命干部手中,造反派不过是花瓶而已,这是“文革”夺权后的普遍现象。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现象,岂不是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吗?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怎么可能“旁落”到乌合之众的造反派手中呢?
对于造反派“八一八”控制着党的舆论工具,赵永夫当然不能容忍,他必须要把报社夺回来。于是,他决定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2月22日午夜,赵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就动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与阻拦,可以压死人。”
2月23日上午,赵永夫在中央军委的批准下,调动十三个连的部队开始向报社挺进,先是枪击报社外的喇叭,接着向报社院内密集开炮射击,三个“八一八”成员首先倒下,其他成员手挽手组成人墙,高声朗读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人墙倒下了,第二排的岿然不动,继续高呼语录,第二排的又到下了,第三排的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22日晚,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给她的父亲送饭,由于天晚了,没有回去,第二天她爸爸中弹后,她扑在她爸爸身上痛哭不止,这时一梭子弹打过来,她被当场打死。她爸爸至今尚在,谈起此事非常痛心。这次行动,当场打死174人,打伤204人。
青海“二二三事件”,震惊全国。但毛、林对此事均不明确表态。据林彪的秘书张分析:“主席最初对青海事件是持肯定态度的。主席的战略意图似乎是尽可能稳住部队,因此,他刚刚批示,对那些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右派”组织,应予有力的回击,必要时可以进行镇压。”周恩来虽然“审问”过赵永夫,自然是不置对否。倒是中央军委的叶副主席连连称赞:“你们打得好,打得好。”
有军委撑腰,赵在24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12人。接着,赵以“平定反革命暴乱”为名,在青海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3504人。
赵永夫成了平暴英雄,在北京“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他数次讲话,大谈平暴经验。直到“二月逆流”事发,叶剑英、徐向前受到批判,赵、张受到牵连被处理,“八一八”被平反。可是,如果,叶、徐没有卷进“二月逆流”呢?毛可能不会改变对青海事件的态度,赵仍是英雄,死者仍是冤魂。这又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军队镇压造反派组织的事件,这当然不是唯一的。
1967年2月5日,内蒙军区军训部柳副部长故意开枪打死师范学院学生韩桐挑起杀戮,打响了军队对平民的第一枪。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武装部现役军人、基层民兵对当地“湘江风雷”的造反派和“黑五类”进行屠杀,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此影响,全地区其余十个县也在杀人,非正常死亡者达9093人。
1967年春,昆明军区的五个师的一万多兵力,以镇压“民族叛乱”为名,对云南蒙自县沙甸村的回民进行了血洗,杀死一千多人。
1967年8月28日,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反对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101人,打伤132人。
“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完全是在新政权成立以后的国家机器的革命行动,即暴力行动。这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武装支援左派”的指示和口号下的一种必然产物。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人民群众的拼死抗争。11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缅怀“文革”中的英烈们,故专章述之。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号召人们去农村,干部下放劳动。因此,各地都建立了“五·七干校”。它实际上成为使无数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在劳动期间饱受折磨和摧残的地方。
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她在干校公开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认为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是错误的,“对林彪没有什么信赖”的言论,她还说:“江青说这个是叛徒,那个是特务,她自己怎么样?”因此,由毛远新下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为了阻止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喊出真理的呼声,行刑前,她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一代巾帼英雄张志新于1975年4月4日上午10时12分在刑场就义。“文革”后,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召开大会为张志新平了反,并追认为烈士。据一则报导,像张这样被割喉处决的“反革命”,仅甘肃一个省就有60多人!
这里再讲一位普通学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19岁芳龄的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的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有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一封抗议书: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她用德文重写了一遍带在身上,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喝下四瓶DDT杀虫剂,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对抗文革的事情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时却是在公安医院里。
她被判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受尽非人的磨难。看守给她戴上“背铐”,吃饭只能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窝窝头,半年后,当欲把“背铐”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手已不能动了。可庆幸的是,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了下来,活到了1976年9月以后,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在一般老百姓中像这样壮丽的英雄不计其数。如:解放军大校蔡铁根、成都大学统计系学生王正志、海南岛牙义农场的女医生宫明华、湖北大庸的年轻姑娘丁祖晓、解放军战士石仁祥等等。
经过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冲动,又逐渐觉醒并敢于面对邪恶、呼喊真理的人越来越多。由于时代的烙印,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的看法难免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然而,他们确实是在向当时最黑暗、最丑恶的方向冲击。这种冲击使他们头破血流甚而粉身碎骨,而每一次的冲击力又是那么“微不足道”。而正是这一次次的“微不足道”汇加在一起,才最终汇集成冲散遮蔽中国十年之久的乌云的力量,使中国人民得以重见天日。
林彪的崛起和覆灭。12



在各种场合公开着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林彪登上权力高峰的捷径;同时,毛泽东利用林彪对他的个人崇拜,也把自己变成了事实上的“帝王”。相互利用,相辅相成。林彪这种人是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产物,而这种人又反过来加强权力集中的趋势。
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当林彪从鼓吹个人崇拜中崛起时,中国大陆在政治上陷入了疯狂,人们用各种愚昧可笑的方式向伟大领袖献忠心,不惜对自己的同胞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和斗争,使亿万中国人民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屈辱参加“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下干校”、“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等运动。文化大革命成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摧残文化和文明的“革命”。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按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则应在1961年召开“九大”。刘少奇等也曾力促那时召开,很可能刘当选党主席,毛当名誉党主席。这当然是毛不愿的,硬是让他拖了13年,在他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清洗干净了后,才放心地开了会。
在“九大”会议的主席台上,毛泽东居中而坐,其左侧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其右侧是周恩来、董必武等。一种说法是,“四人帮”如此刻意地安排座位,以表示他们与周恩来等不同的左派身份;另一种说法是,毛的左右是他的一武一文。几乎“文革”中的每一个事件,无论其大小,当今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说不清楚。
九届一中全会徒有形式地“选举”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政治局委员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名字下面划横线的共12人,占政治局委员的多数,后来他们都成了罪犯,林、康、谢死,其他人被判刑。)81%的中央委员是新人。“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新党章。新党章去掉了原有章程中的“党员权利”的部分。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使毛泽东—林彪体制在中国大地上得到正式确立起来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林之间的裂痕也在无声中出现了,并不断扩大着。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围绕设不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和林彪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林彪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并说要毛泽东当主席。他或许是真心的,或许有个人的打算。如果毛不愿当国家主席,那正好由他来当;如果毛当主席,他当副主席也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从宪法上确立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叶群曾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是呀,他往那里放呢?毛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还要当在总理、副总理之下的国防部长吗?
我们说远一点,林彪自1953年住进北京的毛家湾老宅后,就长期托病,韬光养晦。这幢老宅始建于明世宗嘉靖年,因此毛泽东申饬他时说:“你想当明世宗!”,明武宗死,世宗继位初,即下诏尽除武宗弊政,朝政为之一新。毛的批评真是“不幸言中”。还有一个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不幸言中”,那就是林彪的校长蒋介石,正当他的学生在“文革”中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会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他的秘书陶希圣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
可是,对设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又是怎么想的呢?那时,在中国的最高层,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林彪为首的新集团。毛泽东已感到,在经过三、四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他的权力受到这个新集团的威胁。毛警觉到,林的权势到了几乎一手遮天的程度,即使得到毛欢心的人,要想不倒台还得靠上林。想到这一点,想到明世宗,毛不寒而栗,这是他绝对不能容许的! 因此,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以遏抑林彪的野心膨胀。再说,一位具有放眼世界宏伟抱负的领袖,毛泽东也确实不愿当这个要应付日常琐事的国家主席。
林彪在8月23日开幕大会上突然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并由毛当主席的提议,立刻引起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包括政治局常委们的积极响应。陈伯达对第一夫人的专横跋扈早就很不满,这次,他“误会”地投靠了林彪,在会上抛出了“天才论”,歌颂毛泽东、鼓吹设立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使毛泽东非常恼火,林彪不听话了,倒向他的人很多,这阵势本身就是林彪权力的惊人表现。这就更加坚定了毛不能设国家主席的决心,他引用三国时的历史故事,告诫林彪等人:“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开国以来,都有国家主席,首任主席是毛泽东,后由刘少奇继任,按说,刘被打倒后,还是应该再选一个国家元首,或毛或林都合情合理合法。但说不要就不要,你也得听着,林彪势力再大,顶不住毛泽东的一句话。
原本想跟着林彪唱和的上海的中央委员王洪文,立即转风使舵,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换成批判陈伯达和天才论的内容。“林彪事件”后,反林、陈有功的王洪文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这个靠打砸抢发家的年轻人,是一个提不起的“阿斗”,这是后话。
林彪精心策划的设立国家主席的计划,仅折腾了两天半的时间,便被毛泽东挫败了。毛一时还不愿也不能和林彪决裂,遂拿陈伯达开刀,对他进行审查和批判,最终,他被送进了监狱,获刑18年。这次他站错了队,江青又得一分。在“文革”中,江青始终是战无不胜的,这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尽管毛泽东说了“对林还是要保”,但在他的心里,林彪一伙已经失宠了;林彪心里也很明白。在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之后,毛、林搭档开始散架。
毛泽东南巡讲话。庐山会议之后,毛、林之间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对毛泽东来说,不管是谁触犯了他,对他搞的“文革”稍有异议,谁就会倒台以除后患,林彪也不例外。1971年8月,他开始南巡,为打倒“林彪反革命集团”做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林彪“死党”吴法宪在他晚年写的《吴法宪回忆录》中,谈到了对毛南巡活动的一些看法:一是捏造罪名:毛在南巡中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强加之罪。二是上纲上线:毛南巡中说,庐山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明毛、林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三是撒谎欺骗:林多次求见毛,我们(黄李叶吴邱)也求见过,毛就是不见,而在南巡时却煞有介事地说;“他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他们。”四是分化瓦解:凡是与林彪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党内高干,毛都要打预防针,严词警示。
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指毛的南巡讲话)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是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吴列举了许多事例,不再引述了。
“联合舰队”和“五七一工程纪要”。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尽管严令绝密,还是传到了林彪那里。林彪便打算用武力抢班夺权。“联合舰队”是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搞武装政变的行动组织;有“武装起义”谐音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舰队”的行动计划纲领。长话短说,林彪父子策划的惊心动魄的谋杀毛泽东的武装政变,终被不可战胜的毛泽东彻底摧垮。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事情到了最后关头,林的唯一出路只有一条了:出逃。9月12日晚,林立果乘林彪的专机飞回到北戴河,准备明天出走。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把明天早上六点父母出逃的计划,告诉了他的姐姐林立衡(豆豆),约她同行。万万没想到豆豆会向周总理告了密,自己也躲了起来,这就迫使他们无可奈何地连夜仓皇出逃。13日凌晨,飞机失事,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儿子林立果死在蒙古边境。豆豆的这一行动导致了她全家的覆亡,这也是她事前没有料到的。关于这个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个谜?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不知说些什么,我没看过。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在接近权力顶峰的一刹那,掉进了万丈深渊。
林彪之死,在中国大陆酿成了一场默默无声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在“九·一三事件”前,许多人在个人崇拜毒雾的笼罩下,真诚地、自觉地崇拜毛泽东,并按毛泽东、包括林彪的指示去投身文化大革命,期望打倒“走资派”,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而“九·一三事件”和林彪之死,许多人终于发现自己遭受到了空前的欺骗,一场“文革”,竟是一场摧残人性、摧残文明、践踏民主、践踏法制的浩劫,一场空前的大动乱。愈来愈多的人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来分析周围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暂时进入了一个低潮。
“文革”风云人物江青。13



中国知识分子之命运。19
王蒙在1988年访问苏联的见闻中,记述了苏联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太高了,读后,觉得不可思议,不敢想象。“文革”后,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已有很大提高,已不可与那个年代同日而语,那时的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老九”,成为“文革”的“陪祭品”,是有其历史渊源的。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说: “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但是,这句话(及其后的一大段谈知识分子的话)在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删去了。
1955年,在全国开展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源于胡风对毛泽东在十多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某些观点持有不同看法。这是一场特大的文字狱,凡是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或与胡风有过交往的,都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
到1956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扩大成为一场全国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创了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的先例。直到80年代初这些人获得平反,但它的许多骨干、文化精英早已含冤九泉,可以告慰的是胡风活到了平反后。
1957年初,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后来演变成一场反右派分子运动。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50多万右派,他们许多是知识界的精英分子。50多万是官方公开公布的数字,一直沿用至今;现在解密的195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内部通报的数字是: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学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学生20,745人。定性为右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明明是3百多万,而要说成是50多万,当年,为什么要缩小反右的辉煌战果呢?不明白。反右远动是解放以来打击面最大、造成对人的伤害时间最长的一次运动,直到七-八十年代才陆续平反昭雪。
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它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造成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非正常死亡3700多万人。人类酿成天灾,天灾惩罚人类。
1959年,“反右倾运动”又把彭德坏、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党的高级干部打成“反革命集团”,近380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此,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百家哑然,百花凋零,只有“歌德”一枝独秀。
到了1962年,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那时我正读大学五年级,一天,一个同学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听了一个精彩的报告。他说,昨天他走到小会议室门口,没人拦阻他,他就进去了,原来是彭校长对校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做报告,介绍他参加广州会议的情况。
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主持了这个会议。反右的前车之鉴,“老九”们三天没一人吭声。无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赶到广州,动员大家踊跃发言,提出开个“三不”的“神仙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终于大家开了口,于是有了下面的精彩问答:
有人问:“我们是什么知识分子?”
周答:“你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又问:“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答:“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又问:“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
周说:“这个问题我答不出,回去请示后再回答你们”。
不久,我校党委书记在给全校师生作报告时说,我校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教师队伍的33%,其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校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学生队伍的28%。此语一出,台下哗然,同学们惊诧:啊!原来我们大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呀!
恰在此时,在大学里搞这样一次知识分子情况的调查分析排队绝不是无缘无故的空穴来风。记得,那年还发表了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把这些都联系起来分析就明白了。
毛泽东曾说:“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就要讲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58年,他在中央“成都会议”上做过开国后的阶级分析论述:“我们国内存在着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把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实际上是把他们列入了被专政对象,这就极大地摧残了自己的人才资源。
到了“文革”初期,毛泽东与其外甥女王海蓉有一次谈话,大谈读书越多越愚蠢、越反动,把对知识分子的贬抑推向一个新高潮。因为文化大革命革的是文化的命,“读书无用论”四处泛滥,人们普遍鄙视文化知识,鄙视有文化知识的人。
当时,官方有一篇报导,为了论证毛泽东早年说过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文中作了大量举证,还记得的有:一位英国皇家学会机电专家,在接通一台普通电机的电源时,竟接反了线路而触电倒在电机上,幸得工人抢救而免于难;一位数学家只知道根号2等于1.414,但却算不出来;工人们问力学专家钱伟长什么叫“应力集中”,他说我不知道,那是胡说八道的;…… 。它举那么多例子,无非是拿知识分子出洋相,进一步地贬抑他们,同时也是在为科学知识不多的工农大众壮胆,以蛊惑人心。
1977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筹备会上做了一个内部报告。他说:我出国在外,亲身感受到我们国家落后了。我们的法国大使馆是租用一座三层楼的半边,中间一板之隔,那半边是法国的建筑工人宿舍,他们非常安静,完全不影响我们,但毕竟是一栋工人宿舍楼,大使馆想搬家,也有了地皮,可盖楼要自己的工程人员和技术,我国的建筑水平太落后,不敢派出去丢人现眼,新楼也就盖不起来。自然科学我们落后了,社会科学我们更落后,日本编辑了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希望和我们交流,我们只有1951年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小册子,拿不出手。他说:“这些情况我只敢偷偷跟周总理汇报”。
“读书无用论”带来的后患是无穷的,实实在在的。我也不妨举证一二:
1970年,我在武汉的一家医院住院,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在打扫卫生,一打听,原来他们是该院的教授。那时是,工人既做工又管工厂,学生既上学又管学校。一天,来了一位急诊病人,得的是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正在该院实习的学生们决定由他们主刀,他们还没学解剖学,居然敢操刀开膛剖肚。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一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乘凉,我的邻居陈老师非常感叹地说:“今天我为高三的同学们复习数学,问了一道题,-1大还是-2大?大家面面相嘘,只有一位同学不自信地说,恐怕还是-1大吧?”“文革”十年中,这些孩子们包括已在大学的学生都没有好好读过书呀! 我在后面提到的,测绘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小沈,竟然不会操作最简单的测量仪器水准仪!
在“文革”中,当代最大的大知识分子郭沫若受尽人格侮辱,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6月,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的大知识分子阿英去世,郭老在悼念他的这位老朋友时,曾作一诗:“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地又久。”表达了他对“文革”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小结。
上述的“文革”历程,是我读了大量的有关“文革”的书籍、报刊、杂志而辑录成的,我摘录了许多《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新著《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中的我认为可信的记述。纪记者在该书的副标题《文革四十年祭》中称“文革”是:“一段痛心的历史,一场血泪书写的浩劫,一面留下伤口的镜子。”
近读某报的一篇追念朱老总的文章,说的是在“文革”时期,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如何迫害朱德而毛泽东如何保护朱德的动人故事,这是当前写“文革”的一种标准格式。纪记者是求实的,但他毕竟是党报记者,不会也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很理解,他有党性,也有良心。
1968年10月,毛泽东曾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问中央委员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没有人回答。毛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由此可见,毛泽东始终认为,他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基本正确的(三七开)。正如李锐所说:“如果说,毛泽东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要保护自己保到底。”
至今,我仍听到多种不同的评论,一种说法,假如毛泽东早去世十年,不发动“文革”,那就成为十全十美的伟人了,这大概是否定“文革”派。另一种说法,假如毛泽东再多活十年,把“文革”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那才是空前绝后的伟人呢,这应该是拥护“文革”派。还有一种假设,毛先于周而去,那将会怎样?提问者想得比较深。可是,世上没有假如,都是无稽之谈。
不过“文革”的寻根朔源和评说,现在说不清,但总会是后继有人的,可能是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终究会完全浮出水面!!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呢?



五、我亲历亲见的事例24
“文革”之初,全国大兴读“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之风。老三篇是毛主席著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人人必须背下来,背不下来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个罪名可大了。在批斗刘少奇时,不是叫他背“老三篇”吗?我们都能背下来,这可难为了刘公。
“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指示摘录毛著的一些片段,编辑而成的一本小册子,称“红宝书”,是我们的“精神原子弹”,原是给部队战士阅读的,“文革”以来已是人手一册,干什么都不能离开它。进食堂、进商店要带语录牌,否则不能进;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必须是“毛主席语录”上的,譬如,我打电话,接线员接听后会说:“‘为人民服务’,您要接哪里”,我则说:“‘要斗私批修’,请接某某”;在“文攻”阶段,双方都用“毛主席语录”攻击对方,一方用语录的某些话作矛,另一方就会用语录的另一些话作盾反击之,很有意思;如此等等。
早“祷告”、跳“忠”字舞。这是举国上下每天清早上班、上工、上学的第一件大事,由单位的头头带领全体人员高举“毛主席语录”本,一边挥舞,一边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忠”字舞;如果你是坐在火车上,清早,当广播里响起“东方红”的音乐时,全体旅客便都站起来,面向列车前行的方向,齐声高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想想,在火车轰鸣的伴奏声中,大家齐声高呼的情景该是多么壮观呀。我当年就很激动兴奋。
所谓“忠”,就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统称“三忠于”,这是写文章、作报告的必须开篇词。

我处的李书记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她在幼儿园的保育员某阿姨,因跟她的妈妈不和,便教唆她说:“我妈在家说要杀毛主席”,孩子在公开场合讲了这句话,某阿姨上告到军管会,军管会召开全局万人大会,把她妈妈逮捕法办,这是我局“文革”以来的第一个正式被捕的“罪犯”。
我局有一个职工,他把大坝工程的壮观景致拍了照,打算寄给香港的亲戚,他为能在祖国的重要部门工作而自豪。谁知,信被截获,他被捕了,以泄露国家机密、里通外国而被判重刑。其实,工地的场面,在《中国画报》上已有报导。那不一样,在你不知道国家画报上已公开发表过的前提下,你就是别有用心地泄密。
我处有一位齐副处长,是位老革命,抗日战争时,他是地下党的一个支部书记,被小日本鬼子抓去了,严刑拷打、灌辣椒水,都没有出卖党组织,敌人抓不到把柄,便把他放了,在放他走时,汉奸翻译对他说,出去以后,发现共产党就来报告啊,他嗯了一声“是”就走了。就因为他曾被捕过,“文革”初期,造反派说他是叛徒,他很不服气,说出了上面的实情为自己辩护,这一声“是”正好成了他当过叛徒的铁证,不打自招,被抓进了“牛棚”。
我被关进“牛棚”后,就住在他的隔壁,但见不到面。我经常听到那边鬼哭狼嚎,听出来是齐副处长的声音。我们都出来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造反派在给他“治病”,原来他的两条腿被打得抬不起来,走不动路,可是下午又要出去陪斗,(召开全局万人大会,批判斗争“走资派”,他们——中层领导干部要站在旁边陪斗),那些人就在中午到他房里,强把他的腿往上抬高,重庆哥乐山渣滓洞把这种刑法叫做“老虎凳”。
我处的樊副处长也是个抗日战争时的老革命,他家有一座毛主席的石膏像,有一天他的小孩的钢笔不出水,他修理时一甩钢笔,一滴墨水溅到了像的左胸前,他赶紧拿湿布去擦,擦出一个小洞,他收拾干净后,又放回桌上供奉着,坏了,被造反派看见了,逮个正着—反革命:恶意在毛心脏处“打一枪”。
无独有偶,听说(只是听说)有一位解放军买了一座瓷质的毛泽东像,双手捧着往回走,不料被人碰了一下,瓷像摔得粉碎,青年军人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向毛老人家请罪,许多人围观上来,当他们知道原由后,便把这位军人当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
哦,写到这里,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1971年10月初,我刚调到我爱人(医生)工作的县里,一天晚上,她上夜班去了,我的女儿(当年4岁多)睡了,我见墙上贴的一张毛主席像破了一点,前车之鉴,我把它取了下来,准备换张新的,旧像不能撕毁,那会留下痕迹,肯定会被发觉,必当反革命无疑,唯一的办法是只能烧掉,便偷偷把它点着,突然,小女儿醒了:“好啊,你烧毛主席的像”,我当时很害怕,但又很清醒,我知道不能呵斥她,那会适得其反,我赶紧拿出一张纸点着,对她说:“梅子,你看,爸爸烧的是什么?”,“哦,烧的是纸”,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我丝毫没有夸张,当时的社会和家庭氛围就是这样的。在我们工程局,军宣队把我们局技术处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个连,名曰“革命连”,集体去参加劳动。工地上最重最急的伙找我们去干,高难的技术伙也找我们去做,我们都做得很好。“革命连”的红旗,在工地上到处飘扬,“老九”们不仅能劳心,也能劳力。
不劳动时就坐在办公室学毛著,作自我反省。坐在那里,大家都不说话,心里七上八下的,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的人喊:“张三跟我们走”,李四等会不自觉地跟在后面,“你们跟在后面干什么,回去”。他们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这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老九”是主要的清理对象之一,一旦被叫出去,不死也得掉层皮呀!他们能不紧张吗?
这是在1968年上半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名为清理阶级异己,实则大多是“胜利”的一派,清理“失败”的一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攘外必须先安内,打倒对立派比清算那些所谓的阶级异己“死老虎”,更为现实,更为重要。
两派“文攻武卫”,没有“裁判”是永远都不可能分出胜负的,所以,武斗才会升级,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之所以最后总有一派“胜出”,自然是有权威的表态,这个权威只能是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我局的胜负就是在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一次讲话后和支左部队的表态下“完赛”的。
其实,“文革”中的两派,“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是无知的、盲目的,根本说不上谁对谁错。但是,从两个“凡是”来分析,运动初期,造反派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打倒了刘少奇,他们是对的,革命的;后来,革命委员会以后,保守派清理阶级队伍,巩固新政权,而造反派“继续革命”,是错的,反革命的。再从党的基本路线进行阶级分析,前面已经说过,造反派的失败是注定的、必然的。事实证明,全国皆然,概莫例外。我局的“革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这里,我就讲讲我们那一派的“战友”们的遭遇,他们都是被打倒的一派的骨干积极分子。这是后来我们都被“解放”后,大家偶然聚在一起时,互相“笑谈”(当时大家如是称)那段尚未如烟的往事。
申屠说:“我的两脚拴着两块混凝土试块,(15厘米的正方体,重约7千克),让我露膝挺直腰跪在煤渣上,时间长了,我挺不住便弯下腰来,他们就打我,叫我挺起来,打我也实在直不起来,他们便给我‘活动活动’:在煤渣上来回拉动我,顿时,两膝鲜血淋漓”。
老万说:“他们捆起我的两个大拇指把我吊起来,一使劲把我的两个手指的外皮撕掉了,我从空中掉下来,他们又把我的两个没有皮的拇指再捆起来再吊上去,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放下来。”
老李说:“你这算什么,你这是“平衡吊”,我是被捆着右手大拇指和左脚大拇指再吊起来,这叫‘不平衡吊’”,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自己的“飞机”姿势。
机械厂的一位老技师说:“他们把我的头夹在老虎钳中间,摇动把手慢慢夹紧,当我感到头皮有点发紧时,就大喊要坦白。因为我很明白,头盖骨是没有弹性的,握把手的人只要轻轻地转动一点把手,他没什么感觉,可我的头盖骨就会爆裂呀!”他对我说:“他们本来要对你实行电刑,叫我厂试制电棍,可一开电源,拿电棍的老触电,他们只好放弃。”
小崔(女)说:“我的两腿被打烂了不给治疗,里面都长了蛆”。她的老公刘说:“他们用刑逼迫我承认了是“反共救国军”的头头”,并似有歉意地拱手对我说:“我把你也拉进去了。我怕他们秘密杀了我,就把我原来在部队的军长也拉进去,他们真的去找那位军长调查,军长一听就火了:你们一定要保证刘的安全,他若死了我枪毙你们,军长也怕自己洗不清呀!”
小袁是我的朋友,他说:“我现在才知道江姐双手被扎竹钎的滋味,她的两手是被捆在凳子上的,已经麻木了,而我是他们突然把我的两手扭到背后,八个大头针一下子扎进我的八个手指,顿时我就尿了一裤子,到现在还小便失禁。他们说我是要炸水坝的现行反革命,屈打成招,我承认了,还指认你(指我)是我们爆破三人小组的组长”。
事后,有人认为他们的“屈打成招”是没有骨气,应该宁死不屈,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痛。我认为,他们的(包括我)招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那样残酷的刑罚下,你不得不招供呀,这与江姐在狱中的坚贞不屈的性质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码事,不能相提并论。那是为革命抛头颅撒热血,宁可牺牲自己不暴露组织,不出卖战友,不给革命造成损失;而这是莫须有的无中生有的诬陷,即使“招供”也是假的,是运动初期暂时的极左表现,是一个闹剧,完全没有必要为他们去保持那种“骨气”而枉受皮肉之苦,甚至丢掉性命。“招供”这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正是相信党的信念的表现,当然,更不能说那些因受不了精神和肉体摧残而自杀的同志是叛党叛国。事实上,运动后期我们这些人包括上述举例中的被判刑者,都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
最后,再讲一个既荒唐、可笑又可悲的真实故事:小范原是天津大学肄业的学生,在工地当农民工,是我们这一派的总头头。支左部队支持对立派成立革委会后,我们这一派的许多成员都遭到迫害,因为他是民工,只把他遣返回了农村,可家乡的农民不放过他,把他抓起来,叫他交待当造反派(那时,每一派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头头的“狼子野心”,开始他说是想当县长,他们嫌太小;想当省长,太小;他说是想当华北王,搞华北自治,他们还嫌小,逼急了,他说是想当日本总统,农民们觉得这还差不多,暂时把他放回家了,第二天又把他抓起来:“你小子骗我们,我们调查了,日本没有总统,只有天皇”,真叫他啼笑皆非,无可奈何。这是我后来亲听小范讲的。
这些是发生在我近旁的一些人的事例。在我局,惨遭迫害的当然不止这几个人;在全国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整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八千亿元人民币。”
“文革”后的这几十年来,常有当事人写的亲身遭遇的回忆文章,比我上述的更触目惊心、更深刻得多。



六、谈谈我家的遭遇25
     先简单地讲一下我的弟弟,他比我受的摧残要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他是转业军人,在地方上的一个文艺单位工作。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有一天晚上,他替别人抄写大字报,混乱中有人把印有毛主席语录纸的背面放在桌上,他不知道就在上面写了大字报,当晚贴了出去,第二天被公检法发现,马上把他逮捕法办,判了五年徒刑,坐了三年多才平反放出来。
出狱后,他专程来看我们。几年的牢狱折磨,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在一次包饺子擀皮时竟晕倒了。那时的监狱多么可怕。我不禁想到南非人权领袖曼德拉,他坐了26年的牢,出来后,还那么健康,白人统治时期的南非可是个残暴的国家呀!
又是无独有偶,我的父亲在北京也有类似的遭遇,也是因替人抄写大字报写错了字而被批斗,好在他已是退休了的老人,批完了事,逃过大难。
我弟弟给我讲了一个他亲历的故事。比他后进监狱的一个叫刘中央的木工,有一天他在做木工伙,在他东边有一个铁匠在打铁,烟气乘风势吹向他,直迷他的眼睛,搞得他无法操作,他便生气地说:“怎么直刮东风不刮西风呢?现在刮西风多好”,好家伙,“东风压倒西风”,他竟敢说西风好,加上他的名字是故意暗喻“刘少奇中央”,被抓了进去,判刑九年,成了他的难兄难弟。
当年,曾在报上看到过一则讲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报道,它举例说,有一个阶级敌人给他的四个孩子起名为,建中、建华、建民、建国。
     我的岳父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蒋介石派黄杰(岳父的黄埔同学、好友,后在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防部长”)带着蒋介石任命他为台北警备司令的手谕,来接他去台湾,他没有去,而是在湖南跟随程潜起义了。起义后,他荣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解放军某兵团副司令员,民革中央委员。
     解放初,陶铸到他家里看望他,见到他的大女儿(我现在的夫人)、大儿子,都在读小学,陶铸说庐山的八一小学的条件好些,就把他俩送到那里读书了。李敏、李纳跟她弟弟同班,她高一年级。
     解放后,他的部下大都被遣返回家,结果许多人被镇压。在反右时,他为此事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1962年摘帽,降为行政十三级。本来起义人员对国家是有很大功劳的,反右时,彭真称他们是落魄英雄。
     写到此,不禁联想到我在美国参观西点军校时听到的故事。在美国也曾有过一次国内解放战争,即南北战争,南军统帅罗伯特·李率军队向北军统帅格兰特投降,格兰特感慨地说:“战争结束了,叛乱者现在又是我们的同胞了”。罗伯特·李战后仍然受到国家的信任。今天,在西点军校、在南方许多地方的纪念馆和公共场所,不仅有格兰特的纪念文物和塑像,而且也有罗伯特·李的文物和塑像,他们同样受到美国人民的纪念和尊重。美国南北战争不仅解放了奴隶,而且展示了战争中的新的文明和风格:宽容、和解和尊重。是林肯和格兰特这样一些卓越的领导者,以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政治智慧,化解了南北双方因战争而引起的隔阂、相互猜忌和仇恨,战争没有给人们心灵上留下创伤和后遗症,而是给社会带来了持久的安定、和睦与繁荣;从此,这片土地上不再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战事,这是美国人民的幸运。建国才二百多年的美国,今天能“称霸”世界,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中,革命小将红卫兵响应“造反有理”的号召,到处打砸抢、抄家掠夺、除“四旧”,横扫“牛鬼蛇神”,自然他家便首当其冲,被洗劫一空,秋凉后没有衣服穿,已经脑溢血偏瘫的岳父,受了风寒感冒,到医院去却不准他住院治疗,终于1968年9月含愤去世于医院的走廊里。
     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在武汉只有岳父母和我的女儿(一岁多)三人生活在一起,岳母做家务、上街买菜,岳父就坐在轮椅上抱着她。那时,常有人以“革命”的名义,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入室抢劫,想捞一点油水,那些人一来,两位老人很害怕,小女儿也吓得直哭,她一哭一闹,他们就烦了,再一看,这个家确已一贫如洗,空空如也,便悻悻地走了,家里又避免了一次灾难。
     岳父和共产党的陈赓大将是小同乡,年青时,他俩一同从湖南步行到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毕业后,他们一同讨伐过军阀,后来分道扬镳,岳父效忠他的校长,进剿过共产党,但更多的是跟日本鬼子打仗,有一天,他卷起裤腿对我说,你看,这些枪眼都是跟日本鬼子作战被他们打的,怎么能说国民党不抗日呢。抗日战争中的宜昌保卫战就是他当师长时指挥的。
     1940年中期,日本准备进攻“陪都”重庆,山雨欲来风满楼,重庆笼罩在悲观失望的氛围中。可是毛独具慧眼,他说,希望他们(日本)打到重庆去,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宜昌保卫战的胜利,阻止了日军沿江而上占领陪都重庆。战后,他到了重庆,蒋介石亲自到朝天门码头接他。同时期,不识时务的彭德怀发动了“百团大战”拉了日军的后腿,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倒的可能性,这使毛愤怒之极,成了以后整彭的一大罪状。
     前几年出版的《黄埔军校三百名将录》岳父榜上有名。去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他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由胡锦涛题写章名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勋章,这是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将军的。这个在他老去世37年后迟到的荣誉,总算对他老的一生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告慰了他老在天的英灵。
      去年,还有文章报道他参加过抗日战争中的几场关键性战役的事迹。今年清明,我和夫人及专程从美国回来的女儿,一起去武汉为二老扫了墓。
      岳父去世后,岳母被扫地出门,给了一间没有厕所的小房子,带着我的小女儿,祖孙相依为命,倒也平安无事。他们原来的住房,分给了一个9级高干。
     只是在打倒四人帮后,有一件事引起她老伤心。八十年代初,(不记得是那一年),原国民党湖南保安司令李默庵中将,从国外回来,国家给予了鼎级的礼遇,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然后他要到武汉来,当地省市当然也要高规格接待。李是岳父母的朋友。有一天,政府派人带着果品来家里看望老岳母,请她老届时到机场去接李。她老实在不想去,但也只得从命了。
     李到时,湖北的省市领导请岳母走在最前面去迎接。那天正下雨,飞机又晚点,等了几个小时,淋了点雨,加上触景生情,心情不好,回来就病了。她老对我说,李为什么这时回来,宋庆龄去世前(1893年2月14日出生,1981年5月29日逝世)他怎么不敢回来?他现在回来,如此风光,二十多年前就起义了的老头子却早已命归黄泉,她老怎能不伤心呢?
      当时,我妻子的父亲刚刚去世,我音讯杳然,(我当时被关押,不能与家里联系),她肚子里的孩子即将分娩,三重压力集于一身,其沉重之程度可想而知。
岂止于此,她因其父而受牵连也遭到批斗。在县医院,她跟一个姓邓的护理员同屋,小邓家境贫寒,妻子常给她一些接济。妻子有一张她父亲穿国民党军服的相片,邓某看见过。“文革”初,她将此事告发,造反派开始批斗她,越批越上纲,越斗越离谱,说什么她箱子里藏有她父亲的军服、委任状,企图等待变天。她那里经历过这种场面,吓得不知所措,慌了手脚,她当着小邓的面把箱子贴上封条,让他们来检查。这一下更不得了,他们来了,但并不打开箱子,他们当然知道箱子里什么也没有,而是说她抗拒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在她的床前,晚上上床睡觉时,要轻轻地把大字报拨开钻进去,千万不能弄破一点点,不然,那就会招来更恶狠地批斗。
       后来形成两派“文攻武卫”,把她忘了;再后来,她参加的一派群众组织胜了,有意思吧;更有意思的是,上述的去年报导岳父的文章,有他的一幅肖像插图,就是这张相片。
      我家“文革”中的遭遇就写这么多吧。

七、最后,谈谈我自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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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2-06
原博主应该只是贴了一部分,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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