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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伟国: 文革往事:郭影秋与“二月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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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
电子邮箱:luweiguo1900@sina.com  



原题
文革往事:郭影秋与“二月兵变”
                        

文革中的斗争,是激烈的、残酷的,也是诡异的。郭影秋是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文革初升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而“二月兵变”则是那时一个骇人听闻、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这两者怎么会联系到一起呢?






郭影秋


一,新市委


1.乱云飞渡浊浪起


1965年秋,还是在校四年级的我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的不断升温。


一部部受批判的电影,当成大毒草在校内的文化广场上组织观看,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红日》《革命家庭》《聂耳》《怒潮》《不夜城》《抓壮丁》《兵临城下》《武训传》等等一大串。从1964年夏社教结束回校到1966年2月在人大看最后一部电影,一共看了36部,好像从来没看过这么多的电影。好在人大有个从延安带来的革命老传统,每人有一个小马扎,看露天电影很是方便。连一些戏剧,像孟超所编的昆曲《李慧娘》、田汉所作的京剧《谢瑶环》也开始批判了。


同时,开始了对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物的批判,比如,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生“四条汉子”的批判。而在理论界分量就更重了,发起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和孙冶方“市场经济论”等等的批判。最热闹的是史学界,文章可多了。尤其是作为文革前哨战的上海《文汇报》1965年11 月10日发表极左势力打手姚文元所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还有对翦伯赞的批判等等。看过之后,也知道这些文章话里有话、甚至话外有话,是有所指的,但没有想到他们会一直指到最高层,没想到这还只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兆。谁也没料到,极左的步伐已经逼上来了,打破了所有人的善良愿望和平静的心思。


  如果这些还只是打嘴仗的话,那么1966年5月4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那就是炮声隆隆了。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原有的“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包括重新组成“中央文革小组”以替代中央书记处等等。就此开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幕。


当时,听了有关这些文件的传达,叫人感觉天色真的是变暗了。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让革命成功以后再去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里其他那么多人是在干什么吃的呢,连这个也看不见吗?有关部门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自己干部的呢?又不是像小偷悄悄地藏个东西掖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这些高位是大家都在仰望着的,是怎么窃到的呢?这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随着文革的开始而开始了。




尤其是传达会上林彪的“5·18政变讲话”,不由让人心头一怔。林彪在那里面歇斯底里地喊叫:“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请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而且林彪还指名道姓地说:“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详见《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言语之间,一脸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治局势都到了这种危急恐怖的地步啦?不敢信,更不敢问。心里只觉得很沉重,很担忧,我们国家出大事了。
                          
2.荣任书记如临渊


在这波风浪中,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传达中得知我们尊敬的校长郭影秋,5月19日也被任命为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兼原职)并代表华北局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在人大的职务仍然保留。(新北京市委的组成是: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凡、赵寒)我们的校领导都能进入新市委了,大家听了心里都很高兴。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孙泱主持。6月2日,郭影秋又被任命为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前,郭影秋是人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因年事已高,由郭影秋实际主持工作。


然而,尽管郭影秋得到了高升,他却没有丝毫的高兴,几次推脱都推不掉。因为他看到了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的下场。邓拓基本上是和郭影秋同类型的党内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郭影秋在南京大学工作时,与邓拓并称为是党内的南北两大才子。而邓拓早在1942年7月1日就在“晋察冀日报”撰写社论,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个词。然而他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秉性,却为毛泽东所不容。且不说1950年代,毛泽东就批评他主管人民日报是在“死人办报”。“文革”初始就成了受批判的三家村“村长”,并于1966年5月17日深夜(也有记为5月18日)自杀身亡。


毛泽东对邓拓的死有个批示。对这个批示的原文,在这儿笔者不便于写出来。郭影秋在他的“临终口述”中提到了这事。郭影秋说:“我听了这一传达(指毛对邓自杀的批示)后,顿时不寒而栗。我参加革命以来,对毛主席可以说是出自内心的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服,而他对邓拓之死的批示,却使我大感意外,怎么能如此铁石心肠,对待一个已经死去的、多才多艺的,即便是犯有错误的党内高级干部呢?”(请见:《往事漫忆》,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而叫郭影秋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就是去填补邓拓死后的空缺,怎能不叫郭忧心忡忡,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顿时就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
                  
3.出尔反尔是康陈


果然,没多少日子,便又来了个谁也意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新市委也不新了。郭影秋在这个位子上才干了两个月,就被撤职。其原因是,康生一开始对郭是抱有希望的,几次的拉拢争取,但是郭影秋明显不愿意追随极左势力而很快就被打倒。


这个分歧,可以用派遣工作组为例来说明。在派张承先为组长的北大工作组的前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于5月30日向在外地的毛泽东请示:拟派由陈伯达领导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毛泽东当天就回复:“同意这样做。”所以,5月3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就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晚在钓鱼台研究向北大派工作组时,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也都在座,没有一个人反对派工作组,大家似乎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顺理成章的事。


接着6月4日孙友渔(一机部副部长,有些资料写作孙友余)到北师大,叶林(经委副主任)到清华大学,其他各高校也要陆续派出。因为派工作组大都由郭影秋安排。对工作组成员要求比较高,时间又急迫,一时安排不了那么多。而陈伯达和康生,却不顾一切地反复打电话催促:“要快派”,“尽快派”,还不依不饶地逼迫说:“派不出去也得派,要么你(郭影秋)就自己去!”当时,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还希望能到北大工作组任副组长。这些事实都说明,康生、陈伯达一伙,当初知道派工作组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他们不仅不反对派出,还百般催促,甚至毛遂自荐,想方设法往里挤。


然而,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后,形势急转直下。当康生、陈伯达得知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后,居然不顾最起码的信誉和脸面,翻脸比翻书还快。在中央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大发脾气,公然抵赖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的都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气得李雪峰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而康生则连忙掩饰,不但说曹轶欧从没有参加北大工作组,更是否认她还想当工作组副组长。而且还对郭影秋施压,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都是刘少奇背着主席决定的,你要揭发刘少奇。”


郭影秋心里怎么都想不明白,作为高级干部,康生陈伯达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竟然瞪着眼睛说假话,明明派了工作组,却说从来没有派过工作组。而刘少奇就从来没有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有过什么指示。所以,短短的两个月,郭影秋对极左势力就完全看透了、失望了。在参加所有的会议上,在中央高层对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中,郭影秋没有说过一句对刘少奇不利的话。郭影秋在这些极左势力搞垮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中,不但没有成为工具,而且还成了绊脚石。

郭影秋与极左势力的直接冲突是从北师大开始发端。6月20日,北师大的谭厚兰(当时的“革命造反”五大领袖之一)等人贴出大字报——《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该校的工作组长孙友渔。对此,孙友渔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广播讲话,表示反对工作组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干扰。这样,北师大校内情绪激化。郭影秋只好过去做调查,看大字报,并对围观的师生讲了话,希望北师大的师生员工按照中央的部署,在以孙友渔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下,摆事实,讲道理,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不过,这个“温和”的讲话,激怒了一心想把事情搞大、唯恐天下不乱的极左势力,把这讲话说成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宣言书”。


就在新市委为怎么处理孙友渔、怎么改组北师大工作组讨论商量时,那天郭影秋还正在中宣部开会呢,康生就叫吴德打电话过来,要他们立即去康生处。去到后,康生对郭影秋和吴德大发脾气,声色俱厉地说:“孙友渔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是为什么?我看孙友渔有后台,有后台!后台之后还有后台!”(请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显然极左势力对郭影秋也已经完全失望。


很快极左势力就要找借口除去郭影秋。这个借口,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二月兵变”。




郭影秋1934年


二.“二月兵变”


1.事情由来


极左势力在按照他们的既定意图,步步逼进。他们耸人听闻地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即所谓“二月兵变”,直接指向中国人民大学。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要为林彪的“五一八”政变讲话提供证据,更是为了一下子就置彭真、贺龙于死地,说就是他们要搞军事政变,直接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缺口。同时也能轻易地搞垮郭影秋、陆平这些高校领导。


所谓“二月兵变”,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2月4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63军188师负责组建。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海淀区武装部便向他们介绍说,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被郭影秋婉言谢绝。后来,卫戍区政委刘绍文也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而住到南苑的一个靶场去了。(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2.信口雌黄


这个事情传到社会上就变了样了。北京大学团委的于鉴写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说2月份北京卫戍区到北京大学联系住房一事“是要搞军事政变”,并言之凿凿地定名为“二月兵变”。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把这件事跟郭影秋联系上的是北师大的造反派。因为对郭影秋保护孙友渔有气,在极左势力的煽动下,北师大的王运民(有个资料写作王运良)贴出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质问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民大学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硬是把郭影秋和“二月兵变”联系了起来。


这件事,极左势力得知后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颗大炸弹。不过这两张大字报,虽然内容事关重大,但信的人并不多,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也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上,康生突然问郭影秋:“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郭影秋说:“大字报我没看过,但我知道这件事。”康生又问:“你知道,为什么不汇报?”郭影秋说,“我认为大字报揭发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事,所以没有汇报。”当时,康生冷笑着“嗯”了一声,随手从包里拿出个材料给郭影秋看,原来是他的联络员给他写的一个汇报。材料中说:北大有大字报揭发北大、人大都曾有过驻军,是要搞兵变。康生用红铅笔在材料上划了大杠杠,还指着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


7月27日,康生就直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 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2月底、3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阴谋策划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计划之一就是要往北大、人大每个学校派去一个营的军队,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并在北大、人大看过房子的。这件事包含着极其大的阴谋,这件事,北大团委组织部长亲自参加过他们的黑会,陆平黑帮给他们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这是一件明显的事,6月1日后,北大的同学用大字报揭发出来的,这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师大的一位同学叫王运民的,回去在6月20日贴出一张大字报,本来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个大字报,被工作组孙友渔歪曲了。孙友渔在6月20日的报告中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本来是件真事,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要政变,要夺权,孙友渔说是造谣。”


这一下,郭影秋被说成是参与了“二月兵变”(至少是了解内情),那还得了么,马上形势突变。第二天夜里,郭影秋就被反郭派揪回学校。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汽车刚进入人民大学的大门,郭影秋就被人从车上拽下来,拖到新饭厅批斗。震天的大喇叭,把我们从被窝里都吵了过去。因为新饭厅就靠在我们住的东风楼边上。这时候,跟一个月前批斗孙泱时,那架势又大大升级了,戴高帽,搞喷气式,连他的夫人、校纪委书记凌静也被拉来一起陪斗。主持大会的人,狂吼着:“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头子郭影秋必须交代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


在这种情况下,郭影秋还是很冷静,在一鞠躬后,对人民大学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他来人大以后的工作和不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他说,人民大学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有三条黑线一直在争夺这个阵地,一是旧北京市委,一是旧高教部,一是旧中宣部,情况很复杂。再接着讲,由这三条黑线,产生出了很多矛盾,比别的高校多得多的矛盾。再接着讲,他对这些矛盾的分析认识,每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次要方面是什么,他的看法是什么,怎么去解决,哪些方面没做好,哪些方面还解决不了,等等。一直讲了两个多小时,讲得非常令人信服,至少对我是这样。这哪里是交代问题,分明是一场工作报告。这时,会场主持人再高呼“打倒郭影秋”,已经应者寥寥。


但是会后,郭影秋还是被押到我住的东风三楼的底层,法律系的男生宿舍里,手脚都被绳捆了起来。结果,大批不赞成批郭的学生、员工跟了过去,围在楼前,我也在其中。直到黎明将至,人数越来越多,人声鼎沸,争吵不息,情况渐渐趋向激化。有的等不及要冲进去抢人,有的则比较策略,提出我们也要批判校领导,为什么只能你们批,不允许我们批啊。最后,反郭派的人只得把他放出,当郭影秋走出楼道时,欢呼声四起。这边的人又把他转移到了法律系旁边的那个楼——东风二楼2层28号,农经系的宿舍。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3.上访市委


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7月29日上午,北京市文化革命革委员会副主任陶鲁笳到校,在文化革命广场(文化广场改了名)群众大会上讲话,表示支持学生革命热情,但不要大轰大哄,要摆事实讲道理,可以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错误,但不要戴高帽、限制他的自由等等。下午,李雪峰在人民大会堂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撤销郭影秋刚担任了两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


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对他也被当作黑帮一样撤职,我们很想不通。当晚,我们还在文化革命广场上看大字报,消息传来,大家为此实在气不过,越想越气,一时议论纷纷、群情激昂,终于压不住了(文化革命广场:原办公教学楼北侧的一块空地,当时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也就是前面提到看露天电影的地方,《人大文革大事记》里的那张照片就是文化广场,这儿就不再放了)。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两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还真没有所谓的唆使者组织者。


此时的市委大楼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灭,人进人出,川流不息,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尔尼宫。我们进去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大学工委的陶鲁笳(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但讲的都是推托之词,不得要领。他们讲的主要意思是,要相信中央的决定;郭影秋有哪些错误,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也可以请示中央文革,他们掌握情况比较多,我们市委不便于说,等等。


回想起来,这大概也算是上访吧。


见到的这几位领导,当时虽然是被选拔到文革第一线,算是重用了。但我看他们的神情,也是几分的疲惫和无奈。陶鲁笳很快就失势了,林彪事件后才重新起来。张经武,在文革中期更是被收押审查,1971年10月27日绝食而死。吴德还算混得好一点。

4.责问康生


因为那几个市委领导没能说服我们,彻夜未眠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直接去了鼓楼西侧的“中央文革”驻地找康生。那是一个大院,清代某王府的一个院落,灰砖灰瓦,很庄严也很深沉。进大门过照壁,穿过院子,进得一个厅堂。里面光线很暗,窗帘没有拉开,开的电灯也很小。摆着几十张椅子,坐不下的人站在后面,前面长条桌后的沙发椅还空着,大家都在等着。


过了一会,一个矮胖女人从侧门进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曹大姐。”这是他老婆曹轶欧先出来挡驾。她说:“康老现在一天到晚很忙很辛苦,刚睡下不久,请你们等一会儿。”接着她又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了一会。


我们坚持不走。许久,一个干瘦的老头在侧门出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什么,只能看见从他眼镜片后面露出的光也像这屋子一样地阴暗深沉。这就是康生。他是满心不愿意,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面对同学们提出的很多很尖锐的责问,他很有一番推功,没有一一作答,而是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要理解和相信中央的部署,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等等。


对郭影秋的问题,他也不作正面回答,只说郭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跟不上形势了。这些话,跟他之前之后讲的另一些话,就不一样了。见到康生,用阴森两个字描述最为恰当。阴森的院子,特地弄得灯光很暗淡的阴森的大会议室,那黑黝黝的阴森的脸盘上透过反着光的眼镜,是那黑黝黝的阴森的眼神。


等回到学校,已是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


1964年2月,郭影秋在人民大学第七次党代会上讲话

   三,两次大辩论


1.邓小平表态


接着,8月2日夜,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作为中央全会的一场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还有外校和临近单位的不少人也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人声嘈杂。


大喇叭响起了主持人的声音:“同学们,辩论会马上开始,请安静了!”会场立即安静下来。我一看,那主持人不就是前两天去市委见到的吴德么。


    “同学们,今天参加我们辩论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同志!”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们一听连“总书记邓小平”都来了,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向前面走去,原本较为松散的人群向主席台方向收缩了。只见邓小平、陶铸先后站起来向大家招手示意。邓小平穿了一身浅色衣服,留着小平头,很精神。他与陶铸坐在侧面的一排桌子后面,斜对着主席台上的发言人。吴德正在作开场白呢,忽然停了下来,说:“我接到一个条子,问我是谁?我姓吴,叫吴德!”那时候,还真有点“民主”,在台下坐在地上,还能递个条子上去,说不定还会回答你。

大会开始后,正反双方轮番登台,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这真的是场辩论实战,不像现在有些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和表演。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有讽刺挖苦,但没有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但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政治风浪也能锤炼和涌现出一些不凡的人物。这次辩论会上,就有一位国际政治系63级的女同学吴廷嘉表现出色。她口才极佳,发言时滔滔不绝、出口成章、言辞犀利、精彩不断。一时间成了校内名人,被戏称为“吴老娘”。她后来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幸于1997年病逝。痛哉,又一位人才的离去。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了总结发言,讲了那句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在双方观点僵持不下、要求上台发言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吴德只好说,“这个辩论会总有休会的时候,我们从2日辩论到3日了,马上就要出太阳了。下面咱们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讲话!”


一听邓小平要讲话,我们更是来了精神,直起了腰杆,竖起了耳朵。邓小平起身离开座位,健步走到发言席前。吴德把麦克风往下按了按,调整到合适的位子。邓小平声音洪亮,带有四川乡音的讲话显得铿锵有力。他说,是毛主席要他们到学生中来学习的,不是做指示的。他主要讲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文化革命怎么搞,我还弄不清楚,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你们要问我怎么打日本鬼子,怎么打老蒋,怎么打地主分田地,我有经验,我知道;要问我怎么搞文化革命,我的确没有经验,不知道!所以,我今天是来学习的。第二,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到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不很了解,但是,你们可以辩论,大家可以和他的前任比较一下,是否有进步和变化呢?要更细致地研究问题,更冷静地分析问题。对于一个干部多少年的评价,你们学校本身不能做结论,要由中央或新市委从全面的角度来考虑。


邓小平说:“他既不是‘革命左派’,也不是‘反革命黑帮’”;“他的诗不是反动的,是灰色的”。当然他对郭影秋的这些保护性的话,以后反而成了郭影秋是“刘邓司令部的人”的把柄,使郭影秋更加“罪加一等”。


邓小平还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艰巨,担子很重。‘批’比‘斗’更难,‘改’更困难。艰苦的担子摆在同学们面前,勇敢地挑起来,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创造经验。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时吴德递给他一张条子,问他对今天大家发言的看法。邓小平说:“今天的发言,我听出来大致上有两种观点,也可以说是分成两派。我感觉无论哪一种观点讲得都非常精彩!水平都很高!”


    这事刚讲完,吴德又递上一个条子,邓小平念了念:“有大字报揭发,说郭影秋参加了‘二月兵变’,有没有这回事?”


对这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在自己也已经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不顾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在场,挺身而出,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对“二月兵变”进行了说明。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因为当时有些军队,要驻在北京,分配一些营房,后来军队同志感到住在学校里,军队和学校混起来也不好,所以只是这么一件事。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那天,直到半夜后三点多,辩论大会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都意犹未尽,边走边争论,个个都是那样的激动。几十辆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在那时也是极少有的场面。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在湖南社教时见过的省委领导张平化他们都来了。

  邓小平的表态,使康生这个鬼,被迫在8月4日的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康生是个鬼,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卑鄙、最恶劣的小人。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反而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大人物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以北方沿海一个村镇为背景,叙述了中国农村从1949年到1989年的社会变迁。书中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附:康生8月4日在北大的讲话摘录: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权?要。已经和罗瑞卿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有驻军?军委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孙友渔利用这件事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孙友渔要拿这个来围攻革命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2.第二次大辩论  
        
当然,中规中矩的大辩论已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8月12日,校文革筹委会说是人大红卫兵将纠集5000红卫兵来斗郭影秋,结果大批保郭观点的职工、学生把东风二楼(将郭保护起来的暂住地)团团围了起来,加以守护,开始了两派“武装割据”的苗头。


8月14日,邓小平、陶铸接见了校文革筹委会成员,再次强调了他们在大辩论会上对郭影秋的看法。事后,校文革筹委会作了传达。


8月20日晚,中央再次在人民大学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已经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在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已经很难表什么态了,讲好讲不好,都不好说了。他说,“郭影秋同志既不算革命左派,也不是黑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表现是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师大孙友渔问题的处理上犯了错误,不能执行中央政策,所以撤销了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省委书记职务。他回来不是来领导人大的,而是回人大检查的。”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当年年底,陶铸就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3.农民进城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1965年的秋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那儿,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1966年8月20日,苏家坨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他们来到郭影秋暂住的东风二楼前,郭出于防止事态扩大的考虑,还走到窗前说了几分钟话。他向楼下的群众招了招手,声音哽咽地说:“大家千万不要到城里来,不要耽误了生产。我的问题要相信组织,要相信人民大学的红卫兵,会把问题搞清楚。”说完他就退回了屋里,任凭乡亲们怎么呼唤也不再出来。


这次活动领头的是西小营大队的贫协主席王志太。有同学问他,谁组织的?王志太说:“压根就没有人组织,是我们贫协的几个人,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干部,还要受这么大的委屈,心里觉得太不公平,大家就都来了。”其实那天晚上,我们去市委、去康生那儿也是这样,有人一招呼,就都去了,哪有什么组织者、指挥者。


这些淳朴的农民,甚至还在校园里和校门口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以至于毛泽东9月7日在山东王效禹写的报告上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在这前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保证红卫兵运动毫无阻拦地向前展开,让红卫兵放手大干一场,曾多次要求各地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比如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9月7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9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等等。


可是,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之下,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并没有反学生。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那天,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在校门外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4.军事调动


现在知道,1966年初,康生诬陷彭真、贺龙要搞的“二月兵变”是子虚乌有,但军队的调动倒是确有其事,而且规模还真不小。正是在那个时候,为了把握住政治斗争中的压倒性优势,以确保万无一失、放手大干一场,反倒是林彪落实了最高指示,将第38军调入北京,并进驻部分重要机关。


  1966年二月底、三月初,正当中央军委机关、总参谋部机关天天大会小会忙于批判罗瑞卿、无暇顾及之际,驻守在山海关外的三十八军,却奉命悄悄移师,以春季练兵的名义,穿越万里长城,一直行进到北京外围的密云、昌平、延庆、房山一带的大山里扎下营帐。紧接着,以北京卫戍区的名义,派出多个军事接管小组,于同一个晚上,分头进驻《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北京日报》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宣布实施军事管制。


    一方面,是自己调动数万大军,进驻京畿要地,再来坐镇指挥。  另一方面,反过来通过康生诬陷彭真、贺龙(连带郭影秋、陆平)要搞“二月兵变”,趁机彻底打倒。这是别的文革史,很少讲到的事。这之后,才有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再之后,才有7月18日返回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相连带的是,1967年2月,38军军部由通化迁至保定。1968年 2月,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当然,这件事还有许多细节和谜团有待进一步解开。(部分资料请见:搜狐博客:文革研究:内战与分裂(十六)2008-08-21 18:16)






1949年郭影秋任二野18军政治部主任

       四、郭影秋其人


1.跌入深渊


至此,像邓小平、陶铸这样相对务实的领导也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广大贫下中农更是帮不上忙了。


极左势力对人民大学问题的定性是很明确的。他们的那个急先锋戚本禹,在他自己垮台之前,始终是把人民大学抓得紧紧的。1967年3月3日,他特地来人民大学召开大会,讲到了人民大学的重要性。他说:人民大学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政治斗争的中心。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这些问题,你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差不多涉及全国、全党、全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重大问题。例如:陶铸,邓小平,王任重,刘志坚都与你们这里有关系。他们这些所谓“大人物”(如陶铸、邓小平等)都来过。这里的斗争任务是非常艰巨,也是非常光荣的。


他对人民大学的主要负责人,都像是怀着深仇大恨,都看成是阶级敌人。他说:我看对人民大学来说,第一个敌人是孙泱,你们说打倒,但是没有打倒,你们团结不起来,打不倒孙泱。第二个是谁?第二个是郭影秋,第三个是谁呢?是胡锡奎。


他还特地讲到了郭影秋。他说,郭影秋也没打倒,郭影秋也没有很好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但郭影秋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性质,你们反他是对的,是正确的。而保他是错误的。


郭影秋在他的回忆录《往事漫忆》中也讲到:“1967年三四月康生在一次群众会上,信誓旦旦地说:‘郭影秋是叛徒,现在已有确凿的证据。’这又是进一步的栽赃陷害,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这之后,郭影秋就跌入了深渊,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


他在自己的“临终口述”中说道:“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详见《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王俊义整理,《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1967年郭影秋在被批斗


郭影秋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活了下来,却被截去左下肢,终身残疾。尽管这与后来医生的误诊有一定关系,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受到长时间多次毒打,又没能得到及时的良好治疗所造成。这就是一个为广大群众所敬仰的优秀干部在极左时期的遭遇。而孙泱、胡锡奎,则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另有文章再专门讲。

   2.革命历史


这儿简单介绍下郭影秋的历史。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一生的经历,也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痕迹。






1940年湖西根据地黄河支队领导人合影,后排左二为郭影秋


他生于1909年,江苏铜山人。原是江苏沛县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务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当地的学生和青年起来武装抗日,活动在湖西一带。这儿的湖西,是指微山湖的西面。湖西,后来在我的生命中也留下过一页,在那儿住过一年半,甚至还曾步行二三百里,穿越整个沛县。郭影秋后来分别担任过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建国初期,郭影秋任川南行署主任。


1952年 ,郭影秋任云南省省长。那时的省长后来都担任了很高的职务,但他却在1957年反右之际,不避风险,主动要求到教育界工作。他说:“我最大的志愿是当个教书匠,办好一所学校。”这年7月,中央组织部依照他的愿望调他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后来,周恩来总理曾对云南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说:“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这就是广为流传的“不当省长当校长”的美誉的由来。


1956年,郭影秋(左2)陪同周恩来、陈毅在昆明参观

郭影秋在南大的六年中,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在反右和大跃进的狂潮中,排除极左干扰,按教育规律办事。六年中,他呕心沥血,励精图治,把自己的学识、才能和精力都倾注到办好南大的工作之中。事实证明,郭影秋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党政领导干部,同时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懂教育、会办学的教育家,赢得了南大师生员工的好评。甚至在郭影秋离开南大数年之后,得知他在莫须有的“二月兵变”谣传中受到冲击,还有不少南大师生自发北上,来人大参加大辩论,保护郭影秋。


1963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被康生诬为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而罢官。周恩来想调郭影秋当国务院代秘书长,但他却谢绝,而应吴玉章校长之邀来到人大。4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郭为人大党委书记。同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31次全体会议任命郭为人大副校长。




郭影秋在人民大学


郭影秋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始终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心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应有权益。尤其是他有一种领导干部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的那种社会正义感,为人处世比较有人性化,讲人格,讲道德。他在种种政治高压之下,尽其所能,保护了一批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郭影秋得到了人大大多数师生员工的称赞。他没有领导架子,来人大的第一天,车刚到校门外就下车,自己扛着行李进来,打听校长办公室在哪儿,拿着介绍信自己去报到。他生活简朴,来人大后,不要豪宅,就住在和我们隔了一个篮球场的二处,和我们一样的灰旧的老房子,还是平房。五间房,一个院,很有点农舍的味道。老伴病了,他自己背她上车。很多的点点滴滴,都记在人大广大师生员工的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夏,郭影秋陪同毛泽东会见非洲教育代表团


人民大学自建校后至1963年初这段时间内,学校工作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特别是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0年的“反修”教学检查,这两次政治运动,使学校的元气大为损伤。校系领导与教学骨干受批判的有近百人之多,一些同志还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左”的政治运动留下了大量后遗症。郭影秋来校后,日以继夜做了大量工作,情况掌握得清、矛盾抓得准,到校后半年工夫就扭转了学校工作的被动局面。大量的事例就不在这儿说了。

  简要提一下人大复校的事情。文革中期,1970年10月,人大干脆被撤销了,连校区都划给了二炮。在学校被撤销、教师重新分配单位时,郭影秋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按建制集中分配到几所高校去的办法,以保存这批力量,这为日后迅速恢复人民大学奠定了可靠基础。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影秋多次向中央提出恢复人大的请求。1978年7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中国人民大学。郭影秋热爱教育事业、热爱人民大学,他全力以赴,不顾伤残病痛,架着双拐,来回奔走,同各有关单位协商解决难以数计的具体问题。 在他的带领和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大学就正式招生、重新开学上课。






郭影秋(前排中)在病中为人民大学复校奔波

3.“肃托”事件


讲到郭影秋,就要讲一下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件大事,那就是1939年湖西根据地的“肃托”事件。


“肃托”是“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简称。现在的中国人,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流亡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人暗杀掉的托洛茨基,原本是跟我们八杆子打不到的事情,在当年却有多少中国的革命志士,莫名其妙地被贴上他的标签而受害受难。这是党内极左分子许多次残害自己同志中的一次。


1969年的冬天,那时我在湖西的坦克二师农场,部队请了位老前辈讲当年的革命斗争。来的是一位皮肤黝黑粗糙、又瘦又高的老人,是位当地的老乡,讲的是抗战的故事。他没有更多地讲打鬼子,讲着讲着,就讲到了政治审查,被自己人抓起来怎么严刑拷打。他讲到,原本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刑具,都用到了自己同志的身上。他讲到,那老虎凳上凝结的血块比铜钱还厚。他讲到,许多优秀的同志,没有倒在杀敌的战场,却死在了自己同志的手里。他颤抖着举起双手,这是我被打伤的手啊,从此再也不能参加工作,说着就老泪纵横,不能自己。


我看了郭影秋校长的回忆录,才知道他在那次事件中也未能幸免。他当时任苏鲁豫独立大队政委。被抓后,又上老虎凳,又灌辣椒水,不承认是“托派”就往死里打。承认了,更可以“名正言顺”地枪毙。在这之前,郭影秋被国民党抓住过,也上过刑。他说,被自己的同志上刑更难熬。最后一次受刑时,极左分子拉来了民运干部陈景文,竟然当场活活打死给他看,说,想清楚了,明天再不承认,也这样打死你。亏得第二天,一一五师的罗荣桓赶到,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具体事例,请见:《往事漫忆》,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这次事件,完全是党内极左分子为邀功请赏向上爬而恣意妄为、大开杀戒。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死了三百多名优秀干部。湖西根据地遭到了连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能造成的巨大损失。据事后反复调查,根本连半个“托派”都没有,完全是在无中生有,连“莫须有”都算不上。有个成语叫“捕风捉影”,可这是连个影子都没有,就捕人,就杀人。


尤其令人可气的是,湖西的“肃托”事件,事后虽然也搞了复查、甄别,但并没有妥善解决。只承认是“扩大化”,不承认是搞错了,还特地留了七个“托派”分子不予更正(这和后来对反右的处理极为相似,大概是应付这一套早就有经验了)。甚至反而还倒过来责怪在严刑拷打下被逼承认是“托派”的受害者为什么要招供,为什么没有保持“革命气节”、至死不屈。你这是丧失立场,如果是被国民党审讯,这不就是叛徒了吗?还因此而受到党纪处分,被“永远开除出党”。以至有的同志好不容易熬过了“肃托”,又在复查中为此愤而自杀。这个事件,一直到1984年,在胡耀邦的过问之下,才得以不留尾巴地彻底平反。


4.知识分子禀性


这个事件对郭影秋校长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使他极其深刻地亲身感受到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一直想远离官场。所以,1949年,正当解放大军节节向南推进之际,别人都兴奋不已的时候,他却写下了“学剑不成书误了”的诗句。建国之后,虽有多次升迁机会,却如周恩来所说:“不当省长当校长”,连调任国务院秘书长都不去,远离政界和官场。我想,大概都是与此有关。到文革初期,虽然升任北京市委书记,却还是诚惶诚恐、几番推脱,而且也不肯昧着良心去讨好和追随极左势力,这也就好理解了。当然尽管如此,最终还是没能躲开风浪的冲击。


我感觉,郭影秋是革命队伍里有着知识分子禀性的一位难得的领导干部。他所写的一首《满江红——四十初度有记》,就是刚才提到“学剑不成书误了”的那首,很能说明这一点:


“四十年华,随逝水、无端抛掉。回首处,云烟往事,空余涕笑。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尽神难肖。望遥天、独自立黄昏,心如绞。
青山在,柴已少;黄花瘦,骨犹傲。怕秋虫夜语,孤灯斜照。蒲柳漫兴迟暮感,烛火偏向黎明曜。挥长铗、纵手斩妖魔,风狂啸。”(请见:《郭影秋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


诗中的“脱胎”二字,在当时揭发郭影秋的大字报里写的是“拔毛”,那可是当时的一大罪状。可能是在后来出版时,郭影秋作了修订。其实,这首诗写于1949年9月,那时还没有那么多的禁忌。在这首诗里,那种知识分子的文人风范跃然于纸。当时,我在大字报栏前,看到时就佩服得不得了。但是极左势力对这些是绝对不能相容的。






郭影秋部分著作

就这样一个事务繁忙的领导,他还是位明史专家,主攻南明史,写有《李定国纪年》的专著。他在诗词上也很有造诣,是党内高层的一位才子。他的史学著作和诗词,可不是像现在泛滥成灾的名为戏说、实为胡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艺,更不是“羊羔体”、“泪流帝”、“纵为鬼也幸福”的那些胡言乱语。现在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校领导,和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真是难望项背,差得十万八千里。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抗战时期,郭影秋还曾为湖西根据地的剧社写过十几份戏剧作品,可惜一份也没能保存下来。


5.永远的怀念


郭影秋于1985年10月29日不幸病逝。


南京大学的教工,这多少年过去了,也一直在怀念老校长。在南大汉口路校区的北校园里,有座郭影秋的塑像。直至现在,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在一个不很起眼的角落,绿影婆娑之中,我凝视着我们的老校长、好书记。四周静静的,有白发的老人安详地领着儿孙,有年青的伴侣缓步细语,而我则沉浸在当年难忘的时光,久久不忍离去。






本文作者在南京大学校园的郭影秋塑像,2017年8月






主要参考资料:
《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陆伟国,漓江出版社,2012年
《往事漫忆》,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高华,写于2003年,见于2011年12月27日.腾讯网。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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