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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关于师东兵事件文章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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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师东兵的公开信
作者:纪坡民(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
最后更新:2009-07-31 10:09:37 来源:infzm.com
标签师东兵文革
师东兵先生:


我们虽然不认识,可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听说你是山西人,这样说来我们还是老乡了。十几年前,我就读过你写的《短暂的春秋》一书,这本书里关于别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其中关于我父亲纪登奎的一些记述,据我所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听说,你后来还写过不少关于文革时代的书,可我没有都看。近来,我看到你写的对我父亲的访问记,题为《“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一篇很长的文章。


作为纪登奎的子女,我要郑重申明,我父亲生前根本没有接受过你的所谓访问,而且,我父亲以及我们家的任何人,过去同你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任何交住。因此,你的这篇对纪登奎的访问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对你这篇所谓的纪登奎访问记,我想指出几处明显的不实之处:


你在这篇纪登奎访问记中说:“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和纪登奎谈了几次……”


按照这段话中的说法,你访问纪登奎的时间,是“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用语十分明确,应该是1989年的秋天。但是,我父亲因突患急性心梗,在1988年夏天的7月13日己经去世了,他怎么可能在去世一年多以后又接受你的采访呢?纪登奎去世的消息,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中央关于他的治丧事宜,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988年8月初,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有公开报道。你是研究“文革史”的,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吗?你要把故事编得可信一点,也该去查查这些并不难找的资料嘛。


你的这篇访问记中还有这么一段话:“这个曾经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的省委领导班子干部,1968年解放出来的时候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进入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曾经戏謔地问道:‘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于是,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就拿纪登奎作为例子:‘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象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你这段话,说得还沾点边,对纪登奎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可以算是说好话的。不过,其中明显的不确之处是:


第一, 纪登奎在“文革”中被“解放”出来并担任“河南省革筹”的副组长,是1967年7月末,而不是1968年。如今,“文化革命”己经被否定了,纪登奎在“文革”中的“受迫害”,不仅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还是点“政治资本”呢。如果你的初衷是要为纪登奎说点好话的话,那恐怕是说过头了,把他“受迫害”的时间多说了起码半年。


另外,纪登奎在“文革”中参加“三结合”,那时的说法,叫“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这么个词;那时候有另一个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指的是“走资派”们的子女,不过那是稍为晚一些时间的事。


第二, 毛主席称纪登奎为“我的老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早就认识,从解放初的1951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前,十几年里,毛主席同纪登奎的个别谈话,主席是调查研究,他是汇报工作,有十几次之多,己经很熟悉了。因此,情况不是你说的那样,纪登奎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才“因祸得福,成了毛泽东的老朋友。”


关于你在纪登奎访问记中讲的内容,我想谈这么几点意见:


第一,你的这篇访问记,借纪登奎之口讲的话,大部份内容,其实都是毛主席的谈话,比如关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事,当年是党中央发到各级党组织的文件,还有关于1976年“批邓”的文件,更是在基层群众中公开传达的。这些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在那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事。


不过,你在所谓纪登奎的谈话里,也加进了一些中央文件中没有的内容,比如你这篇访问记的标题里“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这样的话,还有关于许世友和华国锋等人的一些话。你把这些话说成是纪登奎讲的。


我想澄清的是:我父亲在当“中央领导人”时,因为有“党的纪律”,对他工作上的事也是守口如瓶;不过他下台以后,成了老百姓了,同我们私下谈话时也很随便的。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没有听父亲说过这样的话。


第二,你在这篇所谓“访问记”中还写道,纪登奎当着你的面,一会儿拿出一份文件,念给你听,一会儿又拿出另一份文件,念给你听,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使读者看了以后,颇有亲临现场之感。


这里,我要给你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我父亲在中央工作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家里办公,那时候,子女都不在家住,我们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加上秘书、警卫、司机等一大堆工作人员;因此,我们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中央的一处办公场所,大量的文件也都存放在家里由秘书们保管。


不过,在1980年春,自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之后,按照中央的规定,他己经把文件全部上交给有关部门了,听父亲说,拉了整整一卡车,并且办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续;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因此,如你在访问记里说的,好像我们家还保存着许多中央文件,纪登奎可以随时拿出来念给你听,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你在访问记里一再说,纪登奎始终一本正经地给你宣读中央文件。


我的印象,这完全不是我父亲的谈话风格。父亲下台以后,时常同我们在一起聊天,对他谈话的习惯和风格,我还了解。我父亲属于那种很健谈的人,性格很开朗,记忆力极好,谈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简明扼要、反应敏捷、相当干脆,我没有听过他讲演,可他谈话的口才,还是很不错的。像你访问记里描述的那个样子,他在私下里谈话,也只是一味照本宣科地宣读文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看了你的这番描述,对我这个爹,不仅变得相当陌生,而且觉得十分滑稽。


1988年底,父亲去世后,《燎望》杂志刊登过王灵书(他当时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对纪登奎的一篇访问,曾向我核实一些情况,我对《燎望》杂志编辑部和王灵书说:父亲同王灵书的谈话,我不在场,因此无法核实。不过,那篇访问里,有些情况我还听父亲说过,而且也像是他谈话的风格。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燎望》杂志那篇文章找来,比较一下。


师东兵先生,您现在是名人了,看到介绍你的材料,我该比你大几岁吧,在这个世上经的事也稍多一些,这里就给你介绍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军事院校的学员,也参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红卫兵一样,东跑西颠的,到处串连。1967年1月,我在海军大院看到一张大字报,看的人很多,我也凑过去看。原来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的谈话,有群众的提问,主要是陈伯达的回答,全文一万多字,大字报贴了好几十张。这份大字报,是从北京的大专院校传来的,据说,北京到处转抄,当时十分轰动。这篇“中央文革领导讲话”,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陈伯达在接见某群众组织时,回答实际上是反驳他们的提问时,当面痛斥他们是“保守派”、“保皇派”!这让当时的“造反派”们看着十分过瘾。


当时,海军大院里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张”的是“造反派”,这一派的情绪狂热、势头日盛,己接近完全胜利,他们对陈伯达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自然感到非常振奋!他们把这篇从别处来的传单抄成大字报贴在海军大院里,无疑为了给自己这一派壮声势,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如今人们的印象,觉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终就是一个样儿,实际上,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语言,一会儿一变,有时差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不一样。在1967年1月,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分野和对立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己经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说法,还只是群众的语言;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并不这么讲,对“两派”的称呼,他们那时的说法,叫“多数派”和“少数派”。显然,这个用词,是非褒贬的倾向性还不太明显。


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陈伯达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觉得很过瘾,可又多少有点诧异。这大概是因为,对“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怎么进入状态,而且,我是空军的,到海军大院只是看热闹,比较超脱,有点“旁观者”的味道,所以才会有诧异的感觉。


谁知道过了几天,陈伯达出来“辟谣”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也讲了,陈伯达根本没有这么个“讲话”!而且,这篇所谓的“陈伯达讲话”,真正的“作者”也被“揪出来”了,原来是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编造出来的。我当时的感觉,这个北大的学生也不简单呢,编得还挺像的。当这个学生被追问,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还记得:我想表达我对文革两派的观点,可是我说的话,没有多大社会影响;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说话影响大,我编造他的讲话,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


这是我在“文革”中亲见亲闻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在不怎么“诚信”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因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而随之斩草除根、消声匿迹。我在猜测,师东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学生抱有同样的想法呢?


我想,有句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你这样随意编造纪登奎谈话的行为,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不过,咱们是老乡,用不着这么板着脸说话。虽然不是由于老乡的缘故,可我向你明确表个态,我不打算将此事诉诸法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保证说话算数。理由嘛,可以说上这么几条:


第一,我们的国家还远没有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立法不完备,执法又混乱,司法也不独立,这也难怪,人们听说“法制”这个词,还没有多少年呢。现在去打这种官司,把自己卷到是非窝里,纯粹瞎耽误功夫;中国建成个现代法治社会,恐怕还得几十年吧,我不想给我们的国家出难题、添乱。


第二,关于“文革”的事,国内出版的不少文字,包括相当正规的出版物,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相当不少,甚至十分离谱的胡编乱造也不鲜见;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许想法未必同你一样,可只追究你一个人的责任,显然不大公道;而且,我也不愿意让人家背后议论,说我这个人欺软怕硬,柿子专拣软的捏,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什么后台。


第三, 应当承认,你写的纪登奎访问记,内容全都是国家大事,一点也没有涉及我们家的私事。纪登奎是我的父亲,可他既然当了什么“中央领导人”,管得是国家公务,就不是我们家的私事了。


毛主席这个人说话,有时粗俗得不像个领袖的样子,他不正儿八经地说是“为人民服务”,而说个什么,当领导的人,是头毛驴,就是让人骑的。自然,当了毛驴,就得听人吆喝,挨骂是常事,有时还得挨鞭子。


谁让他纪登奎当那个什么“中央领导人”呢?何况又赶上“文化革命”那么个倒运的时代!国家搞成那个样子,挨批判、作检查、辞职下台,都是情理中的事。又不是杀头坐牢,给他编派个故事,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还打什么官司呢,算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编造这种访问记了,这对自己的名誉不好。


http://www.infzm.com/content/32172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2-03
彭真子女:我们没见过师东兵
来函照登(090813)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最后更新:2009-08-13 15:24:46 来源:南方周末
标签来函照登
南方周末编辑部:

贵刊7月30日登载的署名苏永通的《高层政治纪实作品被曝造假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一文发表后,我们接到了很多关注此事的友人特别是几位老同志的质疑电话,均提出该文所说:“按照传记所述,师东兵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认识更多同乡的‘老革命家’以及当时山西省政要。由此,他获得了高层的人脉关系和许多资料。”认为该文说的“山西老革命”是彭真同志,对彭真同志造成不好的影响。为澄清事实,我们不得不郑重声明如下:

彭真同志及其夫人张洁清和我们全体子女,均从未接受过师东兵的采访,根本没有见过他,更不可能介绍他去认识什么人。师东兵所写有关彭真同志的文字,多有杜撰。我们也闻所未闻什么人在“文革”中保护了我们的祖母免于批斗。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祖母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迫害死的。

彭真子女

2009年8月1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32897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7-12-03
“师东兵事件”后续:“高层内幕作家”师东兵再被指责
“师东兵事件”后续:“高层内幕作家”师东兵再被指责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李跃群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0-01-07 10:29:41[size=; font-size: 1.1em,1.1em]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本报2009年7月30日刊发《高层政治纪实作品被曝造假 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不久,彭真家属来信,否认向师东兵介绍认识“老革命”;近日,华国锋长子苏华,向山西省有关官员调查取证,否认华国锋夫妇曾接受师东兵采访。而本报记者已无法联系上师东兵。
华国锋长子首度出面言其造假
师东兵“联系不上”
专写高层政治纪实作品、“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师东兵最近已联系不上。南方周末记者近日多次拨打师东兵助手手机,对方没有接听,1月6日拨打时则已关机;师东兵北京寓所电话显示为传真,师东兵的搜狐博客,最后更新日期为2009年8月5日。
本报记者根据此前一些消息,向北京市公安局求证师东兵是否被采取相关措施,北京警方表示,目前无法回答上述问题。
此前的2006年4月,师东兵曾被深圳市公安局拘传,并几被检方以诈骗罪起诉,后来被取保候审。此前媒体报道中,师东兵曾说,那次得以脱身,完全是师的女儿“在上头找人”的结果,他们事后曾向律师追索一半的代理费。
去年,在许宗衡落马后,师东兵曾说,自己曾应许之请求,给自己认识的国家领导人写信,举荐许当市长;而后,则因拒绝替许宗衡索贿,遭受许的“迫害”而在深圳被捕,他进而举报了许。
在网上,师东兵成了“反腐英雄”,但很快又被质疑为买官卖官的“掮客”。
某退休官员曾坦言,曾将升职希望寄托于师身上,信任感很大程度上来自师东兵所著的高层政治作品,以及一些与政治人物的合影。他回忆说,经人介绍初次认识师东兵时,对方赠予其多册书,包括:《中南海红墙内幕》、《早逝的英华——胡耀邦下台的前前后后》、《短暂的春秋》、《铁窗余生录——江青被捕前后秘闻》等;后来的接触中,师称自己已为多人升职提供帮助。
而在2004年10月底,师东兵结识当时的深圳市副市长许宗衡,并赠予许一本自己编的《湖南画册》,在一张国家领导人韶山参加毛泽东诞辰百年铜像揭幕仪式的照片上,师也在其中。
师东兵的女儿师建丽曾承认,其父曾帮一些人办事,并收到一些“跑腿费”。在本报报道刊发后,师东兵接受四川《读者报·影响力周刊》采访时也毫不避讳:“许宗衡当时想通过我向企业要钱,开口就是上千万。相比起来,10万元‘跑腿费’在深圳能干什么,能买个官?这是非常可笑的事。”
 
 
前三张照片收录在师东兵在《开放》杂志的文章中,他说“此三张照片摄于九十年代初的不同日子,地点在华国锋北京寓所”。但华国锋长子苏华说,这都是同一天所拍摄,而且并非是在北京,而是在山西晋祠宾馆内。图中的晋祠宾馆工作人员也出现在第二张图中。 图/南方周末资料图

华国锋长子调查造假始末
事实上,师东兵近几个月一直处于被质疑的风波中。
按照师赠予本报记者的《师东兵传》所述,师曾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得以结识更多“老革命”和在任政要,从而开始了关于高层政治的写作。这位“老革命”,是其山西侯马老乡、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
本报7月30日报道刊发后,彭真家属来信指出:彭真同志及其夫人张洁清和我们全体子女,均从未接受过师东兵的采访,根本没有见过他,更不可能介绍他去认识什么人。师东兵所写有关彭真同志的文字,多有杜撰。我们也闻所未闻什么人在“文革”中保护了我们的祖母免于批斗。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祖母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迫害死的。
师东兵作品多次着墨的另一政治人物华国锋同样是山西人。一般认为师东兵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莫过于描写华国锋上下台过程的《短暂的春秋》(1993年于香港出版)。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去世,香港《开放》杂志即刊登一篇文章,上有胡耀邦对华国锋的评价。上述文章便摘自师东兵的《政坛访谈录》(1998年5月香港出版)中访问胡耀邦的篇章,并引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师的舌战,以及领导人后代对师东兵的集体质疑。
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华国锋长子苏华,亲自调查取证。他发现,2008年师东兵在《开放》杂志刊出三张与华国锋夫妇的合影,以驳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质疑,其中一张是师东兵与华国锋的合影,另外两张是与华国锋韩芝俊的合影。照片说明写道:“师东兵在华国锋家采访后和华国锋留影”,“此三张照片摄于九十年代的不同日子,地点在华国锋北京寓所”。
而由时任山西省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为苏华出具的书面答复显示:三张照片并非摄于北京,而是在山西。1995年6月初,华国锋在山西老家看牙时,住在太原的晋祠宾馆——照片背景以及沙发,以及被摄入其中的山西省工作人员亦可佐证。
三张照片也非“不同日子”拍摄。“师在三张照片中穿同一件上衣,同一条裤,口袋中插同一副眼镜,头发乱得也一样。他在写‘摄于不同日子’时可能没有留神。”苏华说。
书面答复援引当时省委省政府接待处负责人史虹光回忆确认,当时想拜望华国锋同志的人很多,史与师东兵熟悉,但他记不清是通过他还是通过别人拜见的华国锋同志。不过,他确认,师东兵与华不相识,仅照了张相而已,师没有采访华,而华此次在山西老家期间也未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我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自己见过师东兵。”苏华说,华国锋早知师东兵其人,若知情,一定会将他拒之门外;79岁的华国锋夫人韩芝俊也不知自己曾见过师,只记得当日“见了很多客人”,都是有关部门安排的。
苏华说,师东兵是华国锋最不喜欢的两个纪实作家之一,华国锋看过其《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一书,这是师东兵“文革纪实”系列之一,也是师极少数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著作,但华国锋对此书并不认同。
师东兵的作品颠覆了一些历史观点,比如他指称华国锋“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一位亲历粉碎“四人帮”的前领导人亲属说:“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强加在胡耀邦身上,借胡的口,说华国锋篡党夺权,那就否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转折意义。”他还指出,师东兵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之口,说彭德怀被批判是因为他一再公开挑战毛泽东,将这场悲剧责任加在彭身上。曾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朱永嘉最近也曾公开发表类似观点,《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12月3日在本报发表《有关庐山会议的一篇奇文》驳之。不能“戏说”的当代政治史
苏华说,华国锋仅接受过党史部门的研究者的采访,未接受其他任何人采访。另有一些与之熟识的老同志(比如张根生、熊向晖),曾在一些党史研究刊物上,零星发表回忆文章。
自1981年6月,华国锋卸下总理职务,便逐渐淡出人们视线。本报记者从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数据库查询发现,有关他的专门著述,在其卸任后,仅有两本,一本出自台湾,另一本则是师东兵所著《短暂的春秋》。
苏华说,在华国锋去世前,曾进行口述记录等“抢救性工作”,以存留珍贵历史,其在山西、湖南任职时的史料基本搜集整理完毕。
本报记者发现,师东兵的《政坛回忆录》和其他纪实作品所涉及政要,多与“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凡是派”有关。而有关他们的回忆录、传记等,在内地公开出版较少。
而这些被认为造假的“史料”,却被一些网友视为历史教科书之外的真相。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说,师东兵利用了人们与高层信息不对称的现状,误导了包括一些党政官员(比如许宗衡)在内的读者,而他们一般无力求证。
作为“还原”历史的参与主体,纪实作品在史学界一直存在巨大争议,特别是史实与合理想象的边界,一直未有定论。学者丁东看完本报此前报道后,撰写文章认为,师东兵作品“应属历史演义或传奇范畴”。
韩钢印象最深的是,师东兵作品中常有大段的高层人物心理描写。韩钢认为,这些心理描写倘若没有来自对当事人的采访或当事人的口述回忆作依据,只能是杜撰和编造。
但现实中,纪实文学往往被当做历史阅读,一位自称看过师东兵不少高层政治书的读者看了本报报道后感慨说师东兵“原来一直是一个小说家,并不是在写史实”。
中央党校党史专家王海光说,当下大量的报告文学破坏了历史原型,他反对戏说历史人物,特别是对现实中国社会仍有利害关系的当代历史人物。韩钢认为,按照同一标准,官方组织的各类纪实作品也不能简单当史实看,看任何作品都应保持独立和理性。
不过面对诸多前领导人后代的质疑,师东兵认为这些前领导人子女“没有资格代替父亲说话”。
“列宁从来不相信回忆录”,在相关文章和访谈中,师东兵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封建帝王的历史,我们看的是司马迁的、班固的,从来也没有说看哪个皇帝儿子写的……往往是‘草民’才能写出原貌。”(《读者报·影响力周刊》报道)
韩钢说,作为一些重大决策或事件亲历者的政治人物的自述和回忆,确实难免夸大自己的功绩,掩盖和回避失误。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量,当事或亲历者毕竟记录的是现场的历史,无论如何总会提供一些史实方面的信息,而从不同角度特别是从对立面的角度所作的回忆,往往更有助于人们互相对照,并借助文献档案加以映证,以最大程度地复原“历史真相”。
随着时间推移,师东兵作品所涉及的一些高层敏感人物,许多都已有作品结集或者正在编写。除了有关部门组织外,一些老人也在主动写作,其中不乏精品。比如,张胜(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之子)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满妹(胡耀邦女儿)所写《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阎长贵(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以及于光远所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等。


http://www.infzm.com/content/3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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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7-12-03
“高层作家”行骗政商高层——庭审背后的师东兵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0-09-27 17:11:05[size=; font-size: 1.1em,1.1em]来源:南方周末



不管师东兵与一些国家前领导人的照片背后是何实情,这些合影,与师东兵作品一起,成为师东兵吹嘘其“高层活动”的重要依据。师东兵被捕前出行都是前呼后拥,他以奔驰吉普车为座驾,有5名随从,均是武警天安门支队退伍军人,他对外称是“中央领导派来照顾自己生活”。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师东兵时,便有他的助手在不远处盯着。师东兵对外界的质疑很敏感。去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面对记者关于他所谓的“采访领导人证据”的追问,他激动地砸了杯子。
师东兵被指控涉嫌诈骗,但他认为拿人费用受之无愧。在法庭上,他还动不动宣称认识国家领导人。 (CFP/图)

“高高在上”的刑事被告站在被告席上的师东兵白了头。这位自称所谓“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9月13日因涉嫌诈骗罪出庭受审。
一年间,形势逆转。去年7月9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师东兵正以原告身份状告民航官员周某,索要数百万元“欠款”。而现在,师成了被告人,周成了被害人。2009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刊发《高层政治纪实作品被曝造假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并指师东兵涉嫌参与权钱交易。8月10日,师被北京市公安局刑拘。
根据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起诉书,师东兵被指控于2004年至2006年间,以“虚构自己认识国家或地方领导人”,可以办理职务升迁、项目审批、购买便宜汽车等为诱饵,骗取周某、陈某等8名被害人350万余元。此案实际上是“旧案重启”,只不过,受害人从4人增至8人。2006年4月,师东兵正是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市公安局拘留,6月被逮捕,9月取保候审。
师东兵称,他拒绝替时任深圳市长许宗衡索贿,而遭到陷害。2009年6月,许宗衡落马后,师东兵以“举报人”和受害人身份,开始频繁曝光,被一些媒体捧为“反腐英雄”。不过,许的落马,非但没有证明师东兵的“冤狱”,相反,师东兵的高调举动,把陈年案件再次扯了出来。一位财经类杂志记者说,师东兵曾主动找到该刊,要求接受采访,被主编“觉得很不靠谱”而逐出。
与此同时,师东兵正陷入一个更大的漩涡之中。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他与其作品中所涉及的9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们展开激烈论争——他们集体质疑师的纪实作品“造假”。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师东兵正是因其高层写作,而被一些官员和商人奉为上宾。他自称采访过多位前国家领导人,并在庭审中称与现在的领导人“也有固定的联系”。
8名“受害人”中,原民航华北局副局长周某、深圳市国土局李某和北京银行副行长刘某,都曾寄望其能协助自己“升官”,商人们则委托其办理项目审批等事务,后来他们都发现,“上当了”。而一种说法是,许宗衡“报复”师东兵,是因为他发现,师根本不认识什么中央领导。
在庭审中,师东兵多次双手比划着,以“一派胡言”或者“胡说八道”回应相关指控。而据旁听的记者称,师回答干脆洪亮,而且使用“极其讽刺和贬低的语言”描述“受害人”。对退休官员周某说:“他老缠着我,像狗一样求我,我用诈骗他吗?”对商人陈某说:“我没介绍过我的身份,对他们,我是高高在上的。”“高层作家”怎样炼成在国内,师东兵与叶永烈、权延赤曾被称作大陆政治文学的“三驾马车”,不过,中央党校教授韩钢等多位党史专家以及叶剑英元帅侄子叶选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师的可信度最低。60岁的师东兵,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撰写关于中共高层政治的文学作品,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万字作品。而不完全统计,他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一位党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员。
这种“通天”的本领何来?按照师赠予南方周末记者的《师东兵传》所述,当时许多人尚未恢复职务和工作,比较容易接触。而由于他曾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文革”后,这位“山西老革命”介绍其认识了更多政要,从此获得了大量写作资源。师东兵的写作,以及后来复杂的政商关系,一直与盛产“老一辈革命家”的山西有关。根据传记,他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侯马市文联,担任副主席职务。他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就显示来自山西。
与师东兵同为侯马人的“山西老革命”,即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不过,彭真子女给南方周末来信指出,“我们闻所未闻什么人在‘文革’中保护了我们的祖母免于批斗。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祖母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迫害死的。”师东兵成名作之一《短暂的春秋》主人公,则是同为山西人的华国锋。2008年8月,华国锋去世,香港媒体引述师东兵“专访”胡耀邦的文章,称华国锋“其实一点也不老实”,引起胡耀邦家属强烈不满。
“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强加在胡耀邦身上,借胡的口,说华国锋篡党夺权。”看过师东兵的几部作品的叶选基说。师东兵作品最吸引人、亦是最大的争议,在于大量的领导人直接引语和心理描写,但被指出严重超出“合理想象”范围。
一位党史专家分析说,师东兵作品有基本的历史大事件框架和真实人物,但多数细节背离了基本史实。他怀疑有些素材取自“文革”大字报,而这些用作政治攻击的材料显然真实性有很大问题。但一般读者可能难以辨识。师东兵作品,多涉及“文革”、“四人帮”等敏感题材,且均为高层政治角度,正式出版物较少。此外,由于师的作品多在香港出版,以地摊书形式流入,更增添神秘色彩。师东兵去年被捕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我所知,在北京,团以上的干部都看过。”
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韩钢说,师东兵利用了人们与高层信息不对称的现状,误导了包括一些党政官员 (比如许宗衡)在内的读者,而他们一般无力求证。被利用的领导人合影
师东兵喜欢展示他与领导人的那些真真假假的合影。 (CFP/图)

虽然难以统计有多少官员看过师东兵的作品,不过,从许宗衡案以及此次开庭审理的诈骗案来看,“高层政治作品”显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2004年10月,时任民航华北空管局副局长的周某经由朋友介绍初识师东兵,就获赠《短暂的春秋》等多册书。“我们认为他很有关系,很有背景。”周某说。
而同月月底,师东兵被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宗衡请到了深圳,“甜言蜜语地让我尽力帮助他当市长”。“许宗衡说他看过我父亲写的书,仰慕得很,已经想认识我父亲很多年了。”后来在深圳市被刑拘后,师东兵女儿师建丽曾在网上发文“揭露”许宗衡陷害其父。师东兵曾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该帖确为师建丽所写。
师赠予许《今日湖南》画册,在一张国家领导人于韶山参加毛泽东诞辰百年铜像揭幕仪式的照片上,师也在其中。按照时间推算,那应该是在1993年。而许宗衡1993年之前一直在老家湖南工作,官至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1997年,师东兵前往长沙主编画册《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湖南省一高官的传记。师在其任太原市领导时与其结识,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画册。
不过,这本书不久被当作歌功颂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败”举报到中央。湖南籍著名作家、《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是举报者。师东兵还称,“师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号楼,曾和汪东兴相见并谈话。”
湖南九所即湖南省委招待所,现称“蓉园宾馆”,毛泽东等领导人曾在此居住。不过,汪东兴女儿汪延群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汪东兴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但没会见师东兵。而在与华国锋家属论争时,师东兵认为自己掌握了最有力的证据——他与华国锋夫妇的合影。华国锋长子苏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由于回乡,见面的人多,“一个接一个”,“我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自己见过师东兵”。
不管照片背后是何实情,这些合影,与师东兵作品一起,成为其吹嘘“高层活动”的重要依据。而那本他认可的自传,引用“一位熟悉师东兵的记者”的评价,师东兵是一位“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庭审中,被问及“何种职务,凭什么能为国家领导人推荐人”,师东兵宣称:“我是个政治作家。我和党政军领导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有的还叫我‘师老’。”他还对起诉书称自己“无业”表达了不满。
根据证人证言,师东兵出行前呼后拥,他以奔驰吉普车为座驾,有5名随从(包括司机),均是武警天安门支队退伍军人,但他对“被害人”称,这是中央领导派来照顾自己生活。与外人吃饭时,两名军人站在身后拿衣服端杯子,称呼其“首长”。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师东兵时,便有助手在不远处盯着。推荐信进了信访办至少,有“受害人”相信了师东兵的能耐。
上述民航官员周某去年7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透露自己的“上钩”过程:初识时他收到师东兵的那些“高层著作”,接着是几次吃饭,后来还约出一些官员或者富商,熟识之后,师主动对他说,“周局长你这个人有能力,有水平,很正派,是党的好干部,完全应该当正职”,并称自己已向中央领导举荐。与此同时,师东兵提出想在北京买一套别墅,让周先垫付。于是周为其垫付了85万元。而后来,师东兵还借周醉酒之机,称为周垫付203万元买房以做邻居,让周写了张借条,而师实际未付欠款。令周没想到的是,2008年12月,师东兵把他告上了法庭,索要203万元“欠款”。
“被逼上绝路”的周某,选择调查和举报师东兵“借中央领导名义”的“诈骗行为”以“自保”。而据证言,前深圳市国土局土地交易中心书记李某,为求局长一职,给了师东兵83万元“好处费”,但师亦没办成。
但也有“受害人”表示看穿了师东兵。原北京银行副行长刘某称,他经人介绍认识师,师自称认识北京市高层领导,办理升迁需要一笔钱,可打欠条。“我没给过他财物,他其实就是个骗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刘某说,他感觉师不靠谱,仅帮他在东方饭店结过账,一共6.1万元。师东兵则称最多消费了五六千元,并认为自己帮忙办事,负担差旅费是应该的。令南方周末记者意外的是,师东兵女儿师建丽2006年为其父“鸣冤”时就承认收取“跑腿费”,而师东兵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认为“办事收费很正常”,又承认自己曾为许宗衡等人给上级领导甚至“中央高层”写信推荐,但他矢口否认买官卖官或协助索贿。
师东兵认为自己“很正当”的逻辑是,自己是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向组织推荐人才。他认为自己的推荐信可以被中央领导看到,是“因为我是个作家,我写的作品是高层政治,所以高层领导能了解”。他“指点江山”的状态,也带到了法庭中。由于师东兵在回答法官讯问时,不时“发表演讲”,法官不得不多次敲法槌打断。庭审持续了一整天。旁听的一位记者称,师东兵“满嘴跑火车”,女儿请来的辩护律师也很少发言。
去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面对记者关于采访领导人证据的追问,他激动地砸了杯子。没有公开证据表明,师东兵与许宗衡的真实关系,但事实是,许后来当上了深圳市长,而周某在餐桌上听到了师东兵讲述自己帮助许当上市长的故事。
事实是,包括周某在内的上述三个“受害人”“升官梦”都化为泡影。师东兵称曾再三向深圳市领导和广东省领导推荐过李某,但深圳市委组织部和广东省政府办公厅都出具证明称未收到其推荐信。倒是北京市的信访部门,在法庭证言上称,收到过师东兵给市长写的两封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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