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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润民:“北外”19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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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检查热烈鼓掌通过校内“斗批改”拉开序幕

1966年10月 至12月,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是批判以刘新权为首的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新权是外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他的顶头上司是外交部部长陈毅,批工作队和刘新权必然要涉及到陈毅。这一时期,外语学院贴出了很多批判陈毅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围绕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一些激进的学生喊出了“打倒陈毅”的口号,并贴出了标语。但大多数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陈毅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能不能打倒,要由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决定。1966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外语学院群众组织“红旗大队”的代表,听取了学生们的意见,最后表态说: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准备安排他做一次公开检查。1967年1月25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外事口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出席。这次会议主要是听取陈毅同志的检查。陈老总就文化大革命初期向外事口派出15个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他所讲的一些错话,进行自我批评和检讨。陈毅检讨完以后,周总理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今后外事口工作由陈老总出面”,“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帮助他”。周总理还针对有人攻击17年来的外交路线,特意强调:“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总理在这里实际上是划了一条界限:陈毅的问题仅仅限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而不涉及我国外事方针、政策、路线,外事大权高度集中,是由毛主席亲自掌握和制定的,外交部长只是执行者。事实也确实如此,“文革”中的大字报披露,陈毅曾说:“我这个外交部长有什么权?连请外国人吃顿饭都要请示总理。”不到半年,这条界限被打破,外事口掀起一股更加猛烈的批陈风暴,由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扩展到执行所谓“三降一灭”外交路线。

“一·二五”大会上,陈毅的检讨和周总理的讲话受到与会群众热烈鼓掌和欢迎。

这次大会是外语学院和整个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因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对陈毅的批判结束。在“一·二五”大会之前,原来拥护工作队、院党委的“保守派”及其红卫兵组织土崩瓦解。而批判工作队的“造反派”—— “红旗大队”扬眉吐气,并夺了外语学院的权。然而,不久,“红旗大队”内部发生了分裂,一部分成员另立山头,成立了新的组织 ——“红旗造反团”。“红旗大队”和“红旗造反团”成为北京外语学院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在院内和外事口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观点对立,用当时的语言来讲,这两大群众组织是新形势下的造反派(“红旗造反团”)和保守派(“红旗大队”)。

“一·二五”大会以后,两派群众组织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校内问题上,准备搞“斗批改”,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造反团”还成立了一个“斗批改办公室”,对运动初期被打倒的所谓“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准备立案审查。

3月的一天,二饭厅前贴出一张题为“党委内幕”的大字报,作者石春来,就是运动初期被院党委定为“刘(刘柯)、郝(郝金禄)、石(石春来)反党集团”中的那个“石”。大字报以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自从1959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简称“西院”)和北京俄语学院(简称“东院”)合并以来两院干部之间的矛盾,重点揭露原北京俄语学院党委书记杨刚于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所犯的右倾错误,以及原北京俄语学院院长张锡俦在1960年“反修斗争”中的问题。石春来在大字报中披露,杨刚在1959年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错误言论,根据中央的精神,以刘柯为首的院党委对他进行了批判。1962年,根据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对杨刚进行了甄别,但原俄语学院的干部借机刮起了翻案风。院长张锡俦因为曾在苏联待过20年,并娶了一个名叫柳芭的苏联妻子,“反修斗争”开始以后,党内有些文件不让他看了。原俄语学院的干部认为这是刘柯夺了院长张锡俦的权。石春来所披露的这些内幕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

石春来是原“西院”干部中的笔杆子,曾任院党委常委、英语系党总支书记。他写的这份大字报,其观点显然带有“左”的色彩,但披露的却是外语学院干部内部矛盾的事实,对立面除了喊出“打退黑帮分子的新反扑”这类空洞口号以外,无法正面反驳。石春来在院党委把他和刘柯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的情况下,用“左”的东西来保护自己。“左”在当时意味着革命。

紧接着石春来的大字报,又有人贴出大字报,爆出猛料:院长张锡俦是杨尚昆的入团介绍人,某年国庆节,杨尚昆还邀请他登上了天安门。除此之外,他和当时被打成“苏修特务”的师哲、陈昌浩、李立三关系十分密切。张锡俦和他的苏联妻子柳芭离婚以后,又和旧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夏英结了婚,夏英的顶头上司就是“文革”初期被揪出来的反党黑帮“三家村”中的廖沫沙。一比较,原俄语学院的代表人物张锡俦的问题比外国语学校的刘柯要严重多了。

这样一来,两院的干部都不干净了。以刘柯为首的“西院”干部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已被和彭真挂上了勾。现在,以张锡俦为首的“东院”干部又和杨尚昆等人联系起来。文化大革命初期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外语学院就沾上了其中的两个。

4月26日,以英语系章含之、梅仁毅、张仲载为骨干的一批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他们主要针对院内问题贴大字报,批判院党委和工作队运动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和教师队伍中把矛头对准原“西院”的干部和教师,用章含之的话来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捍卫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教育路线。“四·二六”的大字报实际上是和石春来的大字报遥相呼应,互相配合,鉴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是院党委和工作队,“红旗大队”予以接纳。他们中的章含之,因为和毛主席有直接联系,后来成为外语学院“文革”中的风云人物。

对立面“造反团”中,运动初期保院党委和工作队的人很快盯上了“四·二六”,认为这是“反攻倒算”;理由是:“四·二六”成员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和非劳动人民家庭,本人又和“刘、郝、石黑帮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教师队伍公开亮相,不仅给原来以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增加了新的成分,而且带来了外语学院“文革”以前教师和干部队伍中的历史纠葛和矛盾,使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斗争结合起来,这种情况从此伴随着北外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

谭震林怀仁堂拍案而起陈老总帮腔引火烧身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批判陈毅之风又一次刮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次“批陈”是自上而下,而且势头越来越大,冲淡了校内干部之间的矛盾和刚刚开始的“斗批改”准备工作。

重新刮起的“批陈”之风,源于“二月逆流”问题。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列席。会议原定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然而,会议开始之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新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因陈丕显问题发生冲突。此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还没有被免职。当时中央决定,要把各省市主要领导人接到北京加以保护。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没有?”张春桥答:“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一听,气从心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接着,“谭老板”余怒未消,继续批张春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老干部,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打倒,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越说越有气,准备退出会场,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如果陈毅这时候保持沉默,所谓的“二月逆流”就和他没有关系,那样,“文革”中他和整个外事口的历史就得改写。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亡党亡国了,再不出来说话,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老总不仅说话了,而且分量比谭震林还重:“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他接过谭震林的话题说道:“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这些家伙上台,他们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吗?现在又有人这么整老干部!”

陈毅所说的延安整风整老干部,指的是康生当年搞的“抢救失足者”,老同志都知道那场运动错整了很多人。文化大革命以来,康生以“文革顾问”的身份故伎重演,又开始整人。在这次会议的前10天,陈毅亲自登门拜访康生,想请他出面阻止外事口出现的揪斗驻外大使的极左之风,康生竟拒不接见。今天怀仁堂开会,陈老总终于忍不住积郁在心头的愤懑而当面敲打这位“顾问”。

接着,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等相继发言,纷纷谴责整老干部。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会上气这么大,还和年初以来党内和社会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正常事件有关。1967年1月4日,中央第4号人物(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陶铸突然被中央“文革”宣布打倒;事前未经政治局讨论,甚至连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也不知情。接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揪斗。1月21日,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被人发现不明不白地死在井里,不久妻子不堪虐待自杀身亡。1月22日,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惨死在批斗台上。张霖之是中央委员,他的死震动了中央,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才做出把各省市主要领导接到北京加以保护的决定。现在,陈丕显因为张春桥有意阻挠未能来京,谭震林、陈毅又是陈丕显的老上级,他们怎能不愤慨?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迫不及待地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当晚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将其定性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二月逆流”,并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实际上是批判。周恩来特意宣布,关于中央政治局生活批评会要保密。然而,江青一伙无视中央会议的纪律,有意将会议内容泄露给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致使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击“二月逆流”的浊浪。

实际上,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贯做法。“文革”小组的成员经常将党内高层的不同意见透露给学生组织,利用年轻学生的无知和狂热制造社会动荡,进而又假借群众的名义给反对他们的中央领导人施加压力,激化党内矛盾。1966年五六月份,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将中央内部会议情况及尚未公开的彭真问题透露给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聂元梓写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京大学成了批判彭真和旧北京市委的发源地和中心。到了七八月份,“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频繁到北京各大学发表讲话,借工作组问题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清华”成了人们瞩目的中心。这次,他们又居心叵测地借“二月逆流”问题把中央政治局内部的生活批评会扩散到社会上,于是,外语学院以及整个外事口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矛盾的焦点。正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那样:“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经从北大、清华转移到外语学院。”

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正举行最后一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批判陈毅。就在这天早晨,有人在中南海附近贴出“火烧陈毅”的大标语。4月1日,外事口有人喊出了“打倒陈毅,解放外事口”的口号。

外语学院闻风而动。4月13日,“红旗造反团”(以下简称“造反团”)发起,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批陈联络站”,办公地点就设在外语学院,开始提的口号是“彻底批判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随着形势的变化,很快改为“不打倒陈毅,誓不罢休”。4月中旬,外交部造反派也喊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假如说1966年外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外交部领导下进行的,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么,到了1967年,随着外交部内部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外语学院和外交部变成了互动关系。围绕着对陈毅的态度,外语学院“红旗大队”主张“一批二保”,“造反团”则坚持“打倒”。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属于“打倒派”,而“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总部”)则属于“一批二保”派。于是,北外“造反团”和外交部“联络站”结盟,而“红旗大队”则和“总部”联手。外交部的群众组织都需要借助外语学院的学生壮大声势,必要时让学生们打头阵,干一些冲冲打打的“武活”;外语学院的学生组织也需要获得外交部相关组织的支持以及获取大批判的资料和信息。这两股力量都在寻求“无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这两大派群众组织面前都鲜明地表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态度。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这一年的8月7日发表讲话,公开支持外交部“联络站”打倒陈毅,批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是保守组织,对于外语学院而言,这等于支持“造反团”,反对“红旗大队”。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以各种形式支持外语学院“造反团”。李富春副总理在以北外“红旗大队”和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为首的“外事联委”主办的“8.27”批陈大会上明确表示:“总理是支持你们的”。

现在,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群众组织,往往通通被称之为“造反派”。事实上,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高层支持者态度的变化而变化。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在1966年是反工作队的“造反派”,到了1967年,成了“保陈毅”的“保守派”。而对立面“造反团”中有相当一批人1966年是保院党委和工作队的“保守派”,而到了1967年则成了打倒陈毅的“造反派”。即使是被贴上“造反派”和“保守派”标签,也不是绝对的;在对待某一个领导干部问题上,“造反派”要打倒,“保守派”要保护,而对另一个领导干部问题上,则完全倒了过来。

5月11日,北外“造反团”、“六一六”以及外事口其他组织以“揪陈”的名义在天安门前游行。当晚,周恩来总理接见“批陈联络站”、外语学院“造反团”、“六一六”等组织的代表,批评了他们这种极端行为,并明确表示:揪陈毅,中央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不能强加给中央,也不能强加给我。然而,“倒陈派”坚决要求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周总理严词拒绝。周总理和他们就召开“批陈”会议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争论,最后达成协议:第一,批陈会议要待安排好了再开;第二,先在外交部开小会,然后再到外语学院等单位接受批判。

右手高举红宝书、高呼口号者是姚登山

抗暴英雄昏头走错路上贼船助纣为虐入“秦城”

当时,两派组织虽然观点不同,但都需要批判陈毅;批陈毅,需要材料。5月13日,北外“红旗大队”学生冲入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办公大楼,试图抄录有关陈毅问题的大字报,不料,和外交部“联络站”成员发生武斗。“联络站”扣押了数名学生。而之前,北外“造反团”和“六一六”多次冲入外交部摘抄大字报,“联络站”却视而不见。

周总理得知外交部内发生武斗事件后,指示不要扩大事态,并委托姚登山宣布他的指示:双方脱离接触,释放“红旗大队”的学生回校。“联络站”负责人对此极为不满,姚登山则埋怨总理把“难差事”交给他办。

姚登山原是我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他在领导我使馆人员抗击印尼政府反华暴行中立了功,于1967年4月30日回国,5月1日在天安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被媒体冠以“红色外交战士”的称号。

接着,外事口各单位纷纷邀请他作“抗暴”讲演。作为一个高级干部,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本应慎重行事,谁知,姚登山对邀者不拒,逢会必讲,而且讲话调门越来越高,把他领导的“抗暴斗争”和外事口所谓的两条路线联系起来,大批“刘邓路线”在驻外使领馆的表现,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我国驻外使领馆就是反对“帝(即帝国主义国家)、修(修正主义国家,特指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反”(各国反动派,泛指一切跟随美国反对中国的国家)的前沿阵地,和驻在国当局斗得越厉害就越革命。一时,姚登山成了外交部英雄般的人物。同时,在外交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他公开支持“联络站”,助长了外事口“打倒陈毅”的恶风浊浪。在处理“五·一三”事件中,他又违背总理“避免扩大事态”指示精神,大骂“红旗大队”学生是“卡比,卡比”(印尼语:暴徒)。他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投靠中央“文革”小组,在政治上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5个月之后,1967年10月14日,“红旗大队”把姚登山揪到外国语学院,在二饭厅大礼堂开了一个批判会,会场横幅上写的是“打倒政治大扒手姚登山”。周总理深知红卫兵小将们的脾气,赶紧派联络员王文政于次日凌晨将姚登山接回外交部,使他少受了些皮肉之苦。

姚登山,1918年生,山西襄汾县人,他有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1942年,他担任曲襄抗日游击队教导员,1945年担任曲襄县委书记。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将晋南地区的地方武装组建成“襄陵独立团”,带领这支队伍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战役。1949年3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5师554团,1951年春,该团被编入工程兵第10团。这个团后来出了一个闻名全军的模范人物——雷锋。姚登山是“雷锋团”的第一任团长兼政委。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组建时,中央从部队调来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兵团级、军级、师团级军官,分别担任副部长、司局长;外派时,兵团级任驻外大使,如耿飚、黄镇、姬鹏飞等,师团级则任政务参赞和一等秘书、二等秘书。当时,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他对这些出国外交官说:“你们这些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这批从部队转业到外交战线的干部当时又被戏称为“穿着文装的解放军”,姚登山是这些“中央选了又选”的“文装解放军”中的一员,1950年2月调到在北京举办的中央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8月就被派到驻丹麦、芬兰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参赞。当时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过10来个,外派的这些外交官如同过筛子一般,再一次“选了又选”。所以,周恩来对姚登山这个人有一定印象。不过,那时候的姚登山和周恩来之间隔着好多级,在总理面前还轮不到他说话的份。

左起:周恩来,江青,姚登山,毛泽东,林彪,徐仁,康生

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革命老干部,没有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他从印尼回国以后所做的“抗暴讲演”,为外事口所刮起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全盘否定17年的外 交路线,把总理气得心脏病发作。姚登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隔离审查3年多,被判处“现行反革命”入狱9年。1980年,外交部党委对姚登山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他的问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特殊的背景,为其重新做了结论:“姚登山在文化革命期间犯有严重错误。”这一年,他走出秦城监狱,恢复了行政10级高干待遇,1985年办理离休手续,1998年因病逝世,享年80岁。

姚登山在“文革”中是个极富戏剧色彩的人物。1967年5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左手挽着毛主席的胳膊,右手挽着江青,和所有的政治局常委照了一张像,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没有想到,仅仅过了4个月,他就倒台了。波诡云谲的“文革”风云谁也难以预测,有的人今天还上了天安门,明天就可能被送进监狱。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传记文学》 2015年第7期P7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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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2-01
“北外”1967 (二)

外交部门前揪陈毅谢富治支持又鼓励

1967年7月,北京城里发生了两大事件:一是2000多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围困中南海,要揪刘少奇;二是外语学院“造反团”和“六一六”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要揪陈毅。这两起事件都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姚登山亲临“揪陈火线”,传达戚本禹的讲话:“革命小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来揪陈毅,这是革命行动。总的讲,这个大方向对得很。”“我们看了小将们的材料,问题很严重,应该让他(陈毅)下到群众中来。”“外事战线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身上了。”戚本禹插手外事口并讲话,无疑是给“揪陈大军”加油鼓劲,也为自己后来垮台创造了条件。

北外“造反团”和“六一六”从7月15日在外交部所在地正义路4号安营扎寨,到8月5日撤离,历时21天。期间,先后召开了“批斗陈毅誓师大会”、“陈毅推行‘三降一灭’外交路线罪行报告会”、“陈毅问题答辩会”、“陈毅黑史报告会”,并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在外交部门前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外交部“联络站”下属一个组织写了一封声援信,信中一首诗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搭起帐篷当睡地,筑起舞台演影戏,装上喇叭把陈批,大字报、画贴满地。”

8月2日晚,“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开大会,一个大人物突然出现在会场,他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谢富治并没有受中央委派,也没有收到邀请,他为自己这一“不请自来”的举动找了个借口,说:“晚上出来散步,顺便过来看看。”谢富治到这里来“散步”,显然是支持“揪陈”的。两天以后,8月4日,谢富治又一次来到“揪陈大军”驻地,这一次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来意,并公开发表看法。他首先对“揪陈大军”表示慰问,说:“你们辛苦了。”接着又说:“我的意思是陈毅可以出去,去你们学院作检查,你们批判他;先开个大会,几千人,开个头,然后开小会,然后再检讨。”谢富治的讲话和周恩来提出的先开小会后开大会的设想完全相反,显然,他的话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

1975年,乔冠华与毛泽东在一起

谢富治本是一位有着光荣历史的开国上将,他参与指挥过著名的“上党战役”,率领“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后来一直打到西南边陲,是“刘邓大军”麾下一员战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和绝大多数“很不理解”的老干部相反,他积极投靠并紧跟“中央文革”,在一系列恶性事件如武汉的“七·二o”事件、北京的围攻中南海和外交部“安营扎寨揪陈毅”等事件中助纣为虐,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虽然于1972年3月26日因病逝世,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80年10月做出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悼词,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将他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8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万人“批陈大会”,这次大会以外语学院“造反团”、外交部“联络站”、第二外语学院“首都红卫兵团”为主的“批陈联络站”组织发起。会前,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会场不许挂“打倒陈毅”和“陈毅是三反分子”之类的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武斗、揪人等。为了确保安全,周总理还特别安排8341部队战士坐在会场前面两排座位上。

大会开始以后,周总理讲了几句开场白,然后离开会场去处理急事,会议由谢富治主持。周总理刚一离开会场,突然,“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从二楼和三楼同时垂直落下,与此同时,坐在一楼的“造反团”成员横向拉开“打倒陈毅”的大标语。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向周恩来示威的行动。陈毅站在主席台右侧接受批判,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揪上台陪斗,“打倒陈毅”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外语学院“造反团”负责人宣读了“批斗陈毅大会通令”,要求陈毅“在15天之内向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递交有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认罪书’”。大会主席团还建议中央“停止陈毅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代,接受群众的批斗”。批判会开始不久,外语学院几个“六一六”分子试图冲上主席台揪陈毅,8341部队战士手拉手阻挡。然而,几个“六一六”分子趁警卫战士不备,再次冲上台去,一把揪住陈毅的领口,就想动武。陈毅的秘书见状立即和警卫战士赶上前去,推开那几个极左分子的手,簇拥着陈毅到后台。

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主持会议的谢富治眼皮底下,而他对眼前违抗总理指示的行为竟视若无睹,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坐在观众席里的黄镇大使见此情景,忍不住大声喊道:“谢富治,你为什么不管?”

谢富治支持和偏袒北外“造反团”早已不是秘密。早些时候,他就说过“造反团”一个主要负责人是他的好朋友的话。他两次亲临“造反团”安营扎寨的“揪陈”火线,今天又主持“造反团”唱主角的“批陈大会”,对违抗总理指示的极端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外事口清查一小撮极“左”分子参与火烧英代办、夺外交部大权一系列罪行时,谢富治的态度十分暧昧。后来,他所派出的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的“工人宣传队”和海军宣传队在外语学院支持“造反团”,打击“红旗大队”,造成多起非正常死人事件,导致“红旗大队”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毛主席亲自过问外语学院的运动,派8341部队进驻,开展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不久,谢富治被诊断出患胃癌,有人分析说,谢富治身患不治之症以及政治上可悲的结局,一大半原因是他插手外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元帅蒙难厕所藏身总理遭围攻18小时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要让谁灭亡,先让他疯狂。”

在“8·11”批陈大会上出尽风头的“造反团”并未就此罢手。

8月26日下午,外交部正在举行批判陈毅的小型会议。外语学院“造反团”得知消息后,派出几百人冲入外交部,准备劫走陈毅。周总理闻讯,立即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人保护,并派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协助,同时亲自给姚登山打电话,责成他负责保护陈毅的安全。于是,在外交部大楼里,一场惊心动魄的保陈毅和抓陈毅的“战斗”开始了。在造反派楼上楼下四处搜寻陈毅踪迹的混乱之际,秘书、警卫和保卫人员机警地选中了一楼一间不起眼的盥洗室,然后掩护陈毅悄悄地进入,躲藏起来。可怜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竟在那里待了五六个小时。直至夜幕降临时分,陈毅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绕开外交部大门,从后门出来,坐上卫戍区的军车,才安全地离开,回到中南海家中已是晚上8时。而“造反团”的人一边在外交部办公楼内到处搜寻陈毅,一边紧紧盯着停放在办公楼前陈毅的专车。当他们得知陈毅早已离开时,几个极“左”分子气急败坏,把陈毅专车的轮胎扎破,以解他们的心头之狠。

8月26日晚上,周恩来接见了北外“造反团”和外交部“联络站”的代表,严厉批评了“造反团”冲外交部揪人的错误行动。可是,“倒陈派”不仅不认错,反而提出无理要求,要求重开批判会,还要扩大批判会范围,给周恩来不断施加压力。他们反复纠缠、围攻总理达18个小时。周恩来被外国人称为是“世界上最难对付的政治家”、“外交谈判高手”,如今竟被红卫兵整得心力交瘁,感到心脏隐隐作痛,医生两次给他服药,仍未见好转。他忍无可忍地说:“你们这么搞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番战术,已经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也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也不能再忍受了!”总理的保健医生也发出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即搀扶总理离开会场。

不料,这帮人还不甘心,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进人民大会堂揪陈毅。本已走出会场的周恩来听到后,回过头来怒不可遏地警告道:“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冲人民大会堂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总理这番话让听者大吃一惊,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讲话素以温和出名,今天的言辞如此激烈,尚属首次。

此时,外人尚不知情,周总理手里已经拿到了一把“尚方宝剑”,制造外事口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文革”小组失“小三”

1967年8月份以来,外事口恶性事件一个接一个。8月14日,“造反团”派人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开创了中央部机关砸政治部的先例。8月18日,“造反团”派出100多人进驻外交部,伙同外交部“联络站”,查封部党委,成立“夺权临时指挥部”,并发布三项通令:“一、从即日起,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集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工作;二、部党委成员中,姬鹏飞、乔冠华二人必须于今日下午三点钟前来本指挥部报到,其他成员必须根据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情节,进行自我交代和检查,必须对陈毅及其他部党委委员进行认真具体的揭发,每晚八点到我指挥部报到;三、外交部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权力机构,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外交部的一切党政事务应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处理。”

外交部被夺权后,适逢某国驻华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指示姬鹏飞副外长出席,“造反团”扣押了他,不让出席。更有甚者,“造反团”还强迫姬鹏飞、乔冠华两位副外长到王府井大街叫卖他们编辑出版的“批陈”刊物《“文革”风云》,羞辱这两位外交部的高官。

两个副外长中,乔冠华最引人注目。他个头大,儒雅而潇洒,在社会上知名度高。60年代初,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喜剧片《乔老爷上轿》,风靡全国。外交部的干部们发现,影片中的乔老爷大大咧咧,幽默而风趣,和他们身边这位副部长颇有些相似,于是便把“乔老爷”这顶“桂冠”送给了这位副部长。乔冠华对这个并无恶意的外号似乎不反感,任凭人们去叫。如今他出现在王府井大街上,叫卖红卫兵小报,“乔老爷卖报”一时成为京城一大新闻。

谁也没有想到,“文革”这么乱,“乔老爷卖报”这样的小插曲竟然引起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的兴趣,并记在了心中。

6年以后,即1973年春天,中美两国决定互设联络处,外交部准备派韩叙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中日建交,廖承志正率领代表团在日本访问;副外长乔冠华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代表詹金斯谈判顺利。面对我国外交工作所出现的喜人局面,“乔老爷”诗兴大发,遂写下了几句打油诗: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才华横溢的乔冠华写到这里,竟想不出合适的结尾来。正好,过了一天,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中美谈判情况,有人顺便谈起此事,毛主席听了,来了兴致,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接着,便吟道:“‘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人开怀大笑,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这其中的故事。

可是,6年以前的外交气氛远没有这么轻松。那时,外交部完全瘫痪,我国对外活动中止了4年。

外交部党委被查封以后,发生了一起严重涉外事件 ——“火烧英代办”。

事件发生之前,港英当局在香港抓了几名中国记者并封闭了几家报社。外交部在极“左”思潮的指导下,发出了一个“通牒”照会,限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放人,否则就要采取措施。48小时到了,英国政府没有理会。8月22日深夜,首都“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学生造反派公然违抗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开始冲击位于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这一次,又是外语学院“造反团”打头阵,里面竟有一位高级干部。他们打伤20多名执勤解放军战士,冲进去后,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殴打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及其工作人员,砸代办处的陈设,放火烧了9辆汽车。最后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大楼。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震惊中外的“火烧英代办”事件。

周总理后来多次提到,那段日子“我说话不灵了”。

一个大学的群众组织为什么胆子这么大?竟敢和周恩来总理对抗?

原来,所有这一切都和一篇讲话有关。8月7日晚上9点至11点45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钓鱼台办公室接见了姚登山和外交部“联络站”代表。王力在听取汇报后,就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以及“批陈”问题发表公开谈话,声称:“揪陈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20几岁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部党委的班子不动动怎么行?”并鼓吹“红卫兵可以办外交”。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红卫兵办外交”造成的恶果。

面对失控的外事口形势,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国家的利益将受到更严重的损害。

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五号楼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将王力8月7日讲话稿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主席,请主席指示。25日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后,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王力讲话、造反派打倒陈毅、夺外交部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

毛主席没有马上表态。

一天后,即8月26日上午9时,毛主席召见杨成武,表态:“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随后毛主席又对杨成武补充说:“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下?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 杨成武边听边作记录,记录完,检查一遍,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认真看了一遍,将记录稿还给杨成武说:“对,就这样。”“马上去办吧。”

中午12 时40分,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西郊机场,立即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杨成武取出记录纸,念完后将记录呈交周总理。周总理马上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在钓鱼台16号楼开会。全体人员到齐后,周总理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 王力和关锋随即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这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中央文革”小组如日中天,没有人敢挑战它,当时流行这样一句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就打倒谁!”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号称“中央文革”内部的“小三”(即三个小字辈,“老三”即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极为活跃,经常以“中央文革”首长的身份到处讲话,接见红卫兵,煽动造反。

王力,1921年8月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939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大众日报》编辑,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委宣传部长。1958年,因擅长撰写国际评论文章,担任《红旗》杂志副主编。从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从1964年开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1月,经毛主席提名,接替陶铸担任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力垮台以后,江青竭力要把王力和“中央文革”撇清,说他是“刘邓司令部的黑秀才,是彭真的黑爪牙”。1967年8月26日,周恩来宣布王力“请假检讨”时,开始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10月26日,转移到西山一座别墅,由卫戍区看管,从此便彻底失去了自由。1968年1月26日,他被转入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被开除党籍。王力从“请假检讨”到进入秦城监狱,失去自由长达15年,因为有毛主席“不准提审”的批示,没有人敢提审他,成了一个特殊的犯人。1982年王力获释,1996年10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75岁。他晚年留下了一本《王力反思录》,书中为他1967年8月7日那篇讲话辩解,矢口否认当年外交部混乱局面和他有任何关系。

左起:关锋,王力,戚本禹,穆欣

关锋,1919年生于山东省庆云县。1944年,任中央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得到康生赏识,1956年调入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年,调入《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阅读的《思想理论动态》。在王、关、戚三人中,关锋是最善于揣摩和迎合毛泽东个人思想脉搏的一位。1957年“反右派”时,他写了一篇《驳所谓‘一切阶级都有局限性’》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向》一文,提出应当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4年,他写文章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宣传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观点。1966年5月,他以“何明”的笔名公开批判北京市委。他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接着,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倒台,除了1967年8月4日和戚本禹一起接见姚登山并发表讲话支持外事口的极左行动以外,还由于他主持起草了《红旗》杂志1967年“八一”社论,其中强调“揪军内一小撮”。这个一贯善于揣摩毛泽东个人思想脉搏的笔杆子这一次揣摩错了,毛泽东看了“八一”社论大为震怒,批道:“大毒草!”“还我长城。”

关锋政治生命的终结过程和王力相同,也是从1967年8月26日被软禁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秦城监狱。他比王力高寿,2005年逝世,享年85岁。和王力不同的是,他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文革”的资料,他出狱后对“文革”的态度是“四不”,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

戚本禹,1931年生于山东威海,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编辑组组长、副总编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65年12月8日,他在《红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因此引起人们的注意,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3月30日,他在《红旗》第5期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用一系列捏造和歪曲的事实公开批判刘少奇。他比王力、关锋晚几个月失去自由,于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直至1986年出狱。和王力、关锋所不同的是,这两个“难兄”没有被判刑,而“难弟”戚本禹则于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工作,1990年退休。晚年的戚本禹对指控他“文革”中参与迫害老干部的罪行很不服气,声称:“我是1931年出生的,我怎么知道1929年的事?都是江青让我干的!”

戚本禹被判刑入狱一个重要原因是1967年7月中旬煽动围困中南海并在中南海内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一事件给叶剑英元帅留下及其深刻的记忆,也为9年以后逮捕“中央文革”小组剩下的3名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埋下了伏笔。

1976年9月15日,叶剑英元帅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接见完前来吊唁和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外宾后,两人就当时的国内形势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都担心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即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篡夺国家权力,谈话中叶帅提到了1967年批斗刘、邓、陶事件。汪东兴介绍了当时的情况:1967年7月9日晚8时,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召集周总理等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开会,提出他要离京外出一段时间,由汪东兴陪同,期间,由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7月18日,北京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批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接着,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得知戚本禹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邓、陶夫妇时,两次打电话报告汪东兴,汪东兴当即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让他转告总理:“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总理说:“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讲讲。”汪东兴又把主席的指示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

戚本禹很不高兴地说:“你 说的事情我知道了。家里的事由我来办。”说完就气哼哼地把电话挂断。

江青一伙并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们还是组织人批斗了刘、邓、陶夫妇。

叶帅听完汪东兴这段话后说:“他们无法无天!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灾难又要临头了!”

叶帅和汪东兴心里明白,如“四人帮”上台,“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那一幕就会重演,毛主席在世时都敢那样做,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在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叶帅和汪东兴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得到华国锋主席的支持,采取非常措施,逮捕了“四人帮”。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传记文学》 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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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1967 (三)

总理忙国事疲惫不堪康生乱政精神抖擞

“王、关、戚”被“隔离审查”以后,外事口大规模的“批陈”运动似乎应该停下来,而且,毛主席早在7月份就有“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的指示,其中的“等人”可以理解为包括陈毅在内。

然而,8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批判陈毅大会,即第二次万人批陈大会。

周恩来总理深深懂得,政治运动一旦达到了高潮,如果急刹车,如同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力。因此,尽管制造外事口动乱的幕后黑手被抓,又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仍然安排了第二次批陈大会。

这次批陈大会和“8·11批陈大会”在性质上不同,前者实际上是一场违反总理有关规定的批斗陈毅大会,把陈毅定性为“三反分子”要打倒。而“8·27批陈大会”则是总理事前答应了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和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为主的“外事联委”(全称:“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的,而这一派组织将要按照总理指示举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大会。

当时,两派斗争的焦点已经不是批不批陈的问题,而是怎样批,由谁来批。批陈已经成为外事口两大派之间获取政治资本的砝码。“批陈联络站”自从主办了“8·11批陈大会”以后,要垄断外事口的“批陈权”,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外事联委”批陈。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取消原定的“8·27批陈大会”,“批陈联络站”就会借此大做文章,使“外事联委”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外事口的形势将会更加混乱。

因此,周总理于8月26日晚给“批陈联络站”的代表反复做说服工作,确定“8·27批陈大会”由“外事联委”主办,谈话一直持续到8月27日凌晨,工作还没有做通。这时,“批陈联络站”竟有人扬言要拦截陈毅的专车,要冲击人民大会堂会场,企图破坏“8·27批陈大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总理才怒不可遏地说:“你们谁敢冲击人大会堂,我就站在那里,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为了保证大会顺利举行以及陈毅的安全,周总理在时间上做了巧妙安排,将大会时间由原定下午2点改在夜里11点。同时,他亲自打电话通知陈毅于27日凌晨4时30分提前到人民大会堂等待,这等于把陈毅保护在人民大会堂,免遭被劫走的危险。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度过了漫长的一天,直至28日凌晨2时批判大会结束才回家。

1967年9月,周恩来总理(前排中)和李富春副总理(右一)接见叙利亚客人

总理对“8·27批陈大会”如此重视,体现了他一贯维护大局、处事周全的境界和作风。从内心来讲,他实在不忍心让他的老战友再次蒙羞出现在批判大会上,但当时的形势失控,外事口处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他不能看着这个口子被“中央文革”操纵下的极左势力所控制,不能让他们垄断“批陈”权,同时又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批陈”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平台。

因此,他才花费了那么大心血来保证“8·27批陈大会”按原计划进行,并对大会的时间以及陈毅同志的安全等细节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周总理已经连续18个小时没有休息,终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不能出席“8·27批陈大会”,特意委托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表他出席。李副总理在大会上说:“这次大会批判得很好,总理是支持你们的。”他还明确地表示:“有的人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我还接受不了。”

陈毅得知这次批判会是以外语学院“红旗大队”为主,想到以前曾同这个组织有过多次接触,觉得他们还比较讲道理,想借机在会上回答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辩论,澄清一些事实。秘书杜易善意地提醒他:“总理有过交代,还是不回答问题为好。不管哪个造反组织,在批判会上都要表现自己是革命的,是左派。回答问题势必有人起哄,展开辩论既不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造反派不会同意你的回答,更不愿在辩论中服输。”

陈毅听从了秘书的劝告,打消了回答问题和辩论的念头。

和“8·11批陈大会”相比较,“8·27批陈大会”开得比较文明,虽然大会发言很多违背事实、上纲过高,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是迫不得已。即使这样的批判大会,也被对立面“批陈联络站”说成是“假批判,真包庇”的“保陈大会”,“造反团”负责人甚至攻击李富春副总理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大毒草,扬言要贴他的大字报。

8月25日到27日,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3天。如果说,从26日到27日,他连续18个小时没有休息,实际上,25日这一天他也没有休息好:凌晨1点钟,他派杨成武将军坐飞机赴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发生在外事口的几大事件。这一天,他在焦急地等待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宋天仪同志(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原副总经理)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当天总理疲惫不堪的情景:“昨晚(25日)九点许,周总理、康生同志观看日本齿轮座剧团演出的《野火》……看戏时我坐在总理和康生的后面,旁边是翻译。据说他是刚结束了另一个活动,连饭都没有吃,就来看演出了,从晚九点到十二点!看得出总理很劳累,好几场戏他都在打盹,但又尽力挣扎着,强打精神睁开眼坚持看。正在观看中,秘书赵茂峰拿来一个纸条给他,总理戴上花镜,看了看,说了句:‘我看可以。’便把纸条交给了秘书,算是办完了一件公事,又看戏了。中间休息时,在剧场右侧大厅接见,我坐在总理后面记录。因他的声音小,而且有点哑,所以很多话没有听清楚。总理苍老多了!康生虽瘦,但很精神!”

1967年8月26日,周总理观看日本艺术团演出。前排右二为周总理,右三为康生,后排左一为宋天仪

“文革”中,身着军装的康生(右)和江青(左)在一起

一个很精神,一个累得嗓子都哑了,多么大的反差!

其实,外事口刮起的这股极左妖风始作俑者就是这位“很精神”的“文革”顾问 ——康生。

在批陈过程中,不管是哪一派,所列举的陈毅“罪状”中最醒目的一条是所谓“‘三降一灭’外交路线”。“三降一灭”就是康生首先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康生就借毛主席针对我驻外使领馆工作所做出的“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批示(因批示于9月9日,又称“九·九批示”),污蔑我国建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的所谓“三降一灭”路线。

1967年7月2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康生专门听取了外语学院“红旗大队”负责人关于批判“三降一灭”外交路线的汇报,告诉这位学生组织负责人:制定这条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魁祸首是刘(刘少奇)、邓(邓小平)、王(王稼祥),并向他介绍了有关资料,还鼓励说:“要坐下来好好学习研究。”

王稼祥在60年代初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62年前后,他针对我国当时所面临的三年经济困难以及国际上的反华包围圈,提出:“我国对西方国家、苏联、印度等国在外交上应该和缓一些,对亚洲、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应该量力而行,适当减少。”这个建议却遭到毛主席批评。1963年,毛主席认为王稼祥这一建议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减少”,批评这是“三和一少”的对外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康生把“三和一少”进一步上纲到“三降一灭”,而且煽动学生去批“刘邓王”。

1967年 四五月间,我驻某国使馆工作人员被驻在国暴徒打伤,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康生以极其夸张的动作把伤员抱在怀里,周恩来总理站在一旁,表情极为复杂

“红旗大队”负责人听了“理论权威”这一番指点,马上喊出了“打倒刘邓王”的口号,并试图把王稼祥揪到外语学院批斗。然而,红卫兵们不了解党内错综复杂的历史。王稼祥曾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主席关键的一票,毛主席记了他一辈子的恩。由于毛主席的保护,提出“三和一少”的王稼祥没有被公开批斗。搞批判必须有个对象,否则,就没有气氛,结果,张闻天被拉到外语学院斗了一番。于是,出现了滑稽的一幕:台下喊的是“打倒刘邓王”,台上站的是张闻天。张闻天是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早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就被调离了外交部,他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毫无关系。

“中央文革”的“小三”之一王力垮台的原因之一是公开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老奸巨猾的“顾问”在外事口的两派斗争中,其态度则是两派都利用。这一边,他支持“红旗大队”批“刘邓王”,那一边,他通过“造反团”搜集陈毅的材料,前者是公开的,后者则是秘密的。1967年7月,“造反团”负责人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说:“现在有一个中央首长要看陈毅全面系统的材料,他比陈毅大,能管陈。”陈毅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官比陈毅大的必须是政治局常委,能管陈毅的常委是谁呢?“中央文革”中分管外事的就是康生。

这位“文革顾问”又号称是理论权威,他在1966年和1967年就外交工作提出一系列极左口号:“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正是在这一极“左”理论煽动下,1967年夏季的北京,外事口出现了“三砸一烧”事件:砸缅甸使馆、印度使馆、印尼使馆,火烧英国代办处,使我国在国际上陷入极端孤立。

早在外事口极左风潮刚刚刮起的1967年初,陈毅试图找这位顾问面谈一下,希望他能予以制止。2月6日,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奉调回国,刚一下飞机就被揪斗,挂牌子、搞“喷气式”,外国记者作了报道。陈毅认为:“这样影响太坏,大使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国内遭如此侮辱,怎么出去工作?”当天晚上,他乘车直奔钓鱼台8号楼康生的办公地。当他让值班工作人员通报,说有事要谈时,得到的回答是:“正在开会,不见。”陈毅说:“我同他谈一个问题,用不了多少时间,为什么不能抽空见一下?”他又口述了谈话要点,写成字条,让值班人员送进去,结果还是不见。一个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要见“中央文革”的顾问,竟然连遭拒绝!陈毅这才意识到,外事口的乱象其实就是康生捣的鬼,他火冒三丈,禁不住骂道:“小人得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革“中的康生(右)、江青(中)、张春桥(左)

10天以后,也就是2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陈毅余怒未消,在批张春桥的同时又不点名地抖落康生延安整风时整人的老底。孰料,这是毛主席最忌讳的话题,这就是陈毅为什么成了“二月逆流”最出名的人物,成为挨斗次数最多、被批判最厉害的国家领导人。

康生在思想上一贯极左,在历史上一贯整人。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窃取党中央领导权,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从此他追随王明,忠实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43年7月,他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一大批干部打成“特务”、“叛徒”、“敌探”。1946年底至1948年春,他在陇东、晋绥、山东渤海地区土改中执行极“左”政策,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还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策划了批小说《刘志丹》事件,整倒了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文化大革命中,他时而躲在幕后扇阴风,点鬼火,时而跳在前台,公开点名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他的职位随着他在“文革”中的“左”的行为和理论不断上升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直至党中央副主席。欠账迟早是要还的,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传记文学》 2015年第9期P9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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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1967 (四)

王海容带头批王力姚登山、冼依“北外”挨斗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王力和关锋于8月26日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戚本禹也已失势,但当时对外尚未公开宣布。一直到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才对8月份外事口的重大事件正式表态,称其为“完全脱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轨道”,“火烧英代办至少是无知”,并说:“这说明有坏人。”

这次会议又被称为“9·1号令”。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其中有这样几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

这几句话是毛泽东审阅时亲自加上去的。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两句话虽然没有挑明说,但在外事口,人们一听就知道指的是“炮打周恩来”。

“9·1号令”和“9·8文章”为8月份外事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定了性。

从8月31日开始,周总理公开点名批评姚登山,指责他在外事口极“左”思潮中起了恶劣作用,9月14日,姚登山被“隔离审查”。

9月24日,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当天,外交部综合室科员王海容面见伟大领袖,亲耳听到了毛主席对王力“8·7”讲话的批评,3天以后,他在外交部贴出了一张《王‘八·七’讲话是大毒草》的大字报。

王海容从此走向政治斗争的前台而引人注目,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是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她生于1938年9月25日,父亲王德恒是革命烈士,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因此,她是毛泽东的姨表外孙女。1964年,王海容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接着,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进修。1964年6月24日,毛主席和王海容就教育问题有个谈话,大意是:1.鼓励学生造反、不遵守规章制度,上课可以打瞌睡,可以迟到早退,可以不参加星期日的课外活动;2.鼓励学生看《红楼梦》之类的小说,对校园里出现的反动标语不以为然;3.倡导外语学院编一本《汉英词典》(作者注:这一愿望直到1978年才实现);4.主张外语学院学生读《圣经》和佛经;5.不主张学生去考5分,也不主张考2分,考个3分、4分即可;6.认为学生负担太重,课程多,作业多。这个谈话当时只在小范围内做了传达,我入学后听老师们议论过。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六七月份,我们英语系学生轮流在5号楼值班,常有首都其他高校的学生来访,要找王海容了解那次谈话的内容。其实王海容于1965年11月份已分配到外交部,运动初期早已离校。

王海容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外交部掀起了批判王力、姚登山的高潮。曾被王力点名为保守组织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以及“攀险峰”翻了身,吹捧“王‘八·七’”讲话的“联络站”处于挨批地位。

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和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互相呼应,大张旗鼓地批判外事口的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动组织,查封了“六一六”在北外主教学楼的办公室,指控“造反团”负责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倒陈毅是幌子,其真实目的是要打倒周恩来”,并把“造反团”和“六一六”联系在一起。10月14日,“红旗大队”把姚登山揪到外语学院,在二饭厅大礼堂开了一个批斗大会。接着,又把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冼依揪来批斗,指控他是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分子。

冼依,1917年出生于山西平陆县,1936年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奉党的指示在傅作义部队做政治工作。从1941年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50年代末,担任杭州市副市长兼外办主任,1960年调入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1966年12月,我和“红旗大队”部分成员到外交部政治部查抄工作队整群众的黑材料时见过他一面,当时的他头发梳得光洁整齐,衣着讲究,脚上穿着一双尖头铮亮的皮鞋,一副外交官的派头。第二次见到时是在外语学院的批斗会上,他被两名“红旗战士”反剪双手押送到台上,昔日的派头全无。冼依的主要问题是1967年8月18日公开亮相,支持外交部“联络站”,主张打倒“陈(陈毅)、姬(姬鹏飞)、乔(乔冠华)”,被定为“五一六”分子。“文革”结束以后,外交部给他落实了政策,1984年6月,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部长级离休待遇,1998年7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81岁。

1970年12月,我被分配到哈尔滨122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工作,一起分配来的有一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行,和冼依的女儿冼霞是同学,她讲述了冼霞因受父亲问题牵连被迫害致疯的经过,听了让人十分震惊。事有凑巧,我在哈尔滨工作期间,经朋友介绍去看望黑龙江省原副省长杨和亭,他儿子得知我是外语学院学生时,向我叙述了他家和冼依的关系。原来,杨和亭的夫人和冼依的夫人是亲姐妹,冼依夫妇没有孩子,而杨和亭夫妇却有八九个孩子,于是就把最小的女儿给了冼依夫妇,她就是冼霞。虽不是亲生,冼依老两口视若己出,疼爱有加。谁知,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父亲被关,女儿被逼疯,听了让人唏嘘不已,“文革”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

“红旗大队”批姚登山,斗冼依,都是给“造反团”看的,是为了营造一个围剿“五一六”的气氛。

“造反团”虽然在外事口8月份一系列极“左”事件中扮演了打头阵的角色,但没有公开提出“炮轰周恩来”的口号。在“王关戚”所刮起的“八月黑风”中,“造反团”中很多人参加了“外交部安营扎寨揪陈毅”、“夺外交部大权”、“火烧英代办”事件,但到底哪些人是反总理的,哪些人是被裹挟跟着跑的,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很难说得清楚。再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截止“9·1号令”和“9·8社论”之前,“中央文革”对周总理的态度一直很暧昧,对于群众中所出现的反对周恩来的言论和行动,并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实际上等于纵容和助长了外事口极“左”思潮的发展。

1967年9月份以后,在批判“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同时,毛主席号召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还指出红卫兵头头和小将们犯了错误,主要是“派性”,“要求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在这样的形势下,“红旗大队”想借批极“左”思潮把“造反团”一举摧垮显然是不可能的。

虽然毛主席号召两派各做自我批评,求同存异,实现大联合,但外语学院两派根本联合不起来,相反,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逐步升级,到了1967年10月份,由文斗变成武斗。学院围墙中带尖的铁栅栏被拆下来当作长矛,建筑工人戴的柳条帽作为头盔,从“造反团”办公楼到大操场成为武斗战场。每逢武斗发生的时候,广播中播放的是《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我的同年级“红旗大队”的一位同学在武斗中肝部被对方刺伤,经海淀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幸运的是,“北外”武斗中没有死人。

“洋专家”遭诬陷入狱5年周总理亲自批示放人

1967年九十月份以后,我对学校两派之间的武斗心生厌倦,于是在主教学楼里找了一间屋子住了下来,门上贴上“峥嵘岁月”四个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个刚成立的群众组织办公室。我的宿舍本来在5号楼439室,正对着“造反团”的办公楼。那时,两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广播大战”,通过高音喇叭互相攻击对方。“造反团”的广播站就设在“造反楼”的顶层,数枚高音喇叭正对着我的房间,播音时间毫无规律可言,有时候深更半夜突然大叫起来,吵得人无法睡觉。我搬到主教学楼住,一是为了躲避武斗,二是为了躲避大喇叭的噪音。10月17日这一天,我正在屋子里看书,突然,“造反团”的广播响起来了,反复播放毛主席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武斗的“专题音乐”。过了一会儿,播送了一条“最新消息”,大意是“国际间谍柯鲁克挑动群众斗群众,已被我造反团战士当场抓获”。没有多久,“造反团”广播站又宣布说:“柯鲁克已被我造反团战士扭送公安机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有群众组织把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扭送到公安机关。尽管当时的“公检法”已遭到严重破坏,但公安机关还没有幼稚到你送一个我就收一个的地步,如果那样的话,全中国的监狱恐怕也装不下那么多人!现在,外语学院一派群众组织——“造反团”扭送来一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阶级敌人”,而且还是外国人,公安机关不仅接收了,而且给予“高规格待遇”——关押在公安部直属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5年多!如果没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批准,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谢富治支持北外“造反团”、插手外语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劣迹。1973年在释放柯鲁克时,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忍不住说道:“那时候的公安机关是谢富治管的,派性很强,抓了很多人。”

“造反团”为什么这样恨柯鲁克呢?原来,外语学院两派组织在校内干部问题上持对立观点;“红旗大队”倾向于保以刘柯为首的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干部(西院),而“造反团”保的是“东院”即原北京俄语学院的干部,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有“黑手”操纵。1967年初,在学院二饭厅大礼堂举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柯鲁克上台发言,题目是“Is Liu Ke a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 ”(《刘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由刘润清老师现场翻译。刘柯是原北京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学校和北京俄语学院合并以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柯鲁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刘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革命领导干部。这一发言让大部分学生感到震惊,因为刘柯在运动初期就被院党委和工作组定为“黑帮”,主要罪行是执行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现在,这位“洋专家”公开站出来为刘柯辩护,而且有根有据,许多学生开始怀疑校内的所谓“黑帮”问题了。

柯鲁克公开为刘柯辩护,表明自己是支持“红旗大队”的。“造反团”因而怀恨在心,于是利用他观看武斗的机会,捏造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幕后黑手”这样一个罪名。紧接着,又给他戴上“国际间谍”这样一顶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这说明“造反团”内早已有人在整理柯鲁克的黑材料,而且事先已经给公安部门打了招呼。要不,怎么一抓起来,公安部就接收呢?至于什么时候抓,怎么抓,看来只是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我在北外上学的时候,柯鲁克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没有直接教过我们,但我们英语系学生都熟悉这对黄发碧眼的外籍老师。

那时候,常住中国的外国人非常少,外国语学院因为聘请了一批外籍专家,是当时北京城里外国人最多的地方之一。专家们都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友谊宾馆,每当上课的时候,一辆辆小汽车沿着海淀至苏州街那条路(现在的西三环)自北向南开来,有的从北外东院西门鱼贯而入,有的进入西院的英语系教学楼。下课的时候,小汽车早早停放在教学楼前,专家们走出教室,和他们的中国同行寒暄几句,夹着公文包,一头钻进汽车,回到友谊宾馆。这么多小汽车、洋人,成为那个年代北外校门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66年6月初,北外停课闹革命。学生和老师们开始贴大字报,声讨“三家村”、“旧北京市委”以及“黑帮”。一位英国专家大概出于好奇,用照相机对大字报进行拍照。外交部得到报告后,派教育司司长雷阳亲自来到学校处理,要求那位专家交出胶卷。不久,住在友谊宾馆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专家都回国了。

柯鲁克夫妇和住在友谊宾馆的那些外国专家不同。他们一家就住在北外西院南楼一栋普通单元宿舍楼里,过着和普通中国人几乎一样的生活。他平时骑自行车往返于东院和西院,还到我们学生食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时候还和学生一起参加校内劳动。1966年初的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了一篇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的新闻和大幅照片,柯鲁克也在其中,当老师指着照片中的柯鲁克给我们介绍时,我们深为“毛主席接见的人就在我们身边”而荣幸。

柯鲁克1910年8月14日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5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38年,受英国共产党派遣,来到上海,先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后转移到成都金陵大学,在这里,结识了美丽的加拿大姑娘伊丽莎白。伊丽莎白1915年12月1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1938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心理学硕士后回四川从事人类学研究。1942年,克鲁柯和伊丽莎白在伦敦结为伉俪。

1994年,柯鲁克夫妇在北外西院他们的寓所

1948年夏,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叶剑英(左一)走访柯鲁克(左三)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左四),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他们一起疏散在野地里

1947年,柯鲁克夫妇经英国共产党负责人介绍,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来的目的是考察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原来打算停留18个月,不料,这一“停留”就是一生。

1948年,柯鲁克夫妇受聘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他经历了北外各个时期——石家庄南海山;北京东交民巷日本兵营;1950年初,学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校,校址迁到西苑袁世凯兵营;1954年搬到魏公村至今。柯鲁克夫妇将他们的大半生献身于北外和中国的英语教学事业。

1966年8月31日,美国友人阳春、寒早夫妇以及史克、汤普金斯写出了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他们要求和中国人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予以批准。于是,这些外国专家也像当时的中国人一样,成立战斗队,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很快,他们也分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柯鲁克参加的是“白求恩——延安战斗队”,只见他经常戴着红袖标,出现在北外校园里。

柯鲁克被以“国际间谍罪”和“现行反革命罪”关入秦城监狱5年多。所谓“现行反革命罪”指的就是1967年10月17日那天的武斗,那纯属诬陷;而所谓的“国际间谍”罪更为荒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柯鲁克加入英国皇家空军,随军驻扎在印度,从事对日空军的情报工作。二战期间,英国是中国的盟国,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以及东南亚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也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现在,竟因柯鲁克搜集日本情报一事被打成“国际间谍”。柯鲁克的另一条“间谍罪状”则和河北一个农村有关。1947年秋季,柯鲁克夫妇经党组织批准和安排,在太行山区一个叫十里店的农村考察当地的土改运动。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一起参加忆苦思甜、斗地主、分土地运动。他们写的关于解放区的报道通过有关领导的安排,转送到天津英国领事馆,用外交邮件发往英国。如此公开为共产党做宣传的行为,竟和“国际间谍”联系在了一起。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一事件对我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自然也影响到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专家的命运。周恩来总理把对外国专家工作纳入外交工作范畴,亲自处理。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华外国专家共410人,“文革”中因“间谍”、“特务”等罪名被关押和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和批斗的8人。柯鲁克案件则是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外国专家工作领域比较典型的一例。于是,总理把“柯案”作为突破口,准备为在华外国专家落实政策。

这一年的深秋,已调入外交部的章含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柯鲁克的案情。章含之是柯鲁克夫妇的学生,后来又成为同事,她了解和同情柯鲁克的遭遇。周总理让章含之尽快写份材料送他。

章含之第二天就找了外语学院英语系梅仁毅老师,两人将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份汇报,报送周总理。1973年1月27日,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通知北外去接柯鲁克回学校。院党委副书记刘柯和梅仁毅来到外交部,乔冠华通知他们去秦城监狱接人。后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公安部门,要他们向非法拘禁的外国朋友道歉,并下令释放了其他遭监禁的外国友人。

1973年3月8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招待会,除了在华外交使节以外,还有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出席。招待会开始不久,周总理对全场的中、外宾客说,他要借此机会代表中国政府向曾经受到错误对待的外国朋友致以歉意。周总理接着说:“章含之告诉了我柯鲁克同志遭到错误的监禁。我对这事很不安。我在这里向柯鲁克同志和其他遭受过错误对待的外国朋友道歉。”周总理要求把他的讲话通知因遭错误对待已回国的外国朋友,向他们道歉,请他们回来,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周总理还表示个别外国朋友因受迫害、精神受到刺激的,我们应当请他们回来治病。

接着,周总理到各桌敬酒,当走到柯鲁克夫妇一桌时,第一句话就是:“柯鲁克同志,你受苦了,祝贺你们全家团聚。你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好同志,好朋友,我向你们道歉。”总理然后转身问他们的大儿子马凯:“你们什么时候出国学习啊?希望你们学成后再回到中国,这是你们的第二故乡嘛!”柯鲁克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及周围的同志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柯鲁克案件”不仅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外国专家伤害的一个典型案例,而且也是外语学院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重大案件,它影响了一批人的命运。当年“造反团”抓柯鲁克的时候,指控他是“红旗大队”的幕后黑手,接着又说他是“国际间谍”。“文革”中,当一个群众组织和“国际间谍”联系上以后,其遭遇可想而知。19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在英语系大抓“国民党特务”和“国际间谍”。因柯鲁克长期在英语系工作,一大批参加“红旗大队”组织的青年教师因此受到怀疑和审查,英语系党总支副书记吴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青年教师吴千之和梅仁毅被无端扣上“里通外国”的“特嫌”的帽子。1973年1月,当柯鲁克被释放时,外交部指定“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分子的院党委副书记刘柯和被工宣队打成“特嫌”的梅仁毅去秦城监狱接他,这就意味着这两个人也同时被“解放”了。如果柯鲁克的案子不平反,原北京外国语学校(西院)一大批干部和教师还要继续蒙受牵连,接受审查。

柯鲁克被解除监禁后,对友人说:“五年的监狱生活对我是不轻松的。许多事使我困惑不解。但是,当我问自己,是否后悔来到中国并且定居下来时,我的回答始终是明确的:我不后悔。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无论我曾被投入怎样的困境,我从不后悔来到中国。倘若能够给我机会,我仍然要像过去一样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献出一份力量。”

不久,他以英语顾问的身份投入到《汉英词典》的编辑工作中,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自编的第一部《汉英词典》做出了重要贡献。伊丽莎白早他一年即1972年3月6日恢复了自由,随即走上讲台。25年前,北外的前身——中央外事学校建立的时候,他们是仅有的4名外籍教师之中的2位,25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只剩下他们两位“外教”。1973年,我被临时调到北京三机部外语培训班教英语,在教学的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听力,特别想听听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讲的英语,当时只有北外有这个条件,于是我到母校复制了一些英语讲演的录音带,其中伊丽莎白用英语讲述的北外建校初期的历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改革开放以后,柯鲁柯夫妇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问,为北外在新时期的发展贡献了他们的全部力量。

1994年5月,柯鲁克夫妇在北外校门口留影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传记文学》 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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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1967 (五)
外交部91人亮相保陈毅外语学院“掘墓人”隐身批谢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有91人签名,他们中大多是大使、参赞、司局级干部,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刘新权、符浩。这就是“文革”中名噪一时的外交部“91人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总结了1967年4月至8月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一小撮极“左”分子借“打倒陈毅”的口号否定我国建国17年以来的外交路线,破坏和干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制定的对外工作方针、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损害国家荣誉的事件,使我国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和孤立。大字报最后表示,欢迎陈毅同志回到外交部主持工作。

陈毅本人得知这张大字报以后喜忧参半,他说:“天下自有公道在,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当然好,但弄不好这张大字报又是给我帮倒忙啊!”

果不出陈毅所料,“中央文革小组”把这张大字报定性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并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了名。周恩来总理也不得不违心地批评“91人大字报”是“右倾回潮”。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干部被迫作检讨,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批判。直到1971年11月8日,毛主席接见我国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得知符浩、陈楚就是当年“91人大字报”的签名者时,说“我还是喜欢‘91’”,才了结了这桩公案。

外交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外语学院。“91人大字报”贴出不久,外语学院贴出了一张“炮打谢富治”的大字报,大字报指控谢富治是“造反团”的后台,是外事口极“左”思潮的鼓动者和支持者。“91人大字报”批极“左”时最多点了王力和姚登山的名,而这位署名“掘墓人”的学生竟敢和权倾一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叫板。“掘墓人”的真实姓名叫冯志军,法语系一年级学生,甘肃宁县人,父亲曾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后因作战负伤而休养,母亲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王树声大将的老部下。70年代初,他翻译了一部名为《风流女皇》的畅销书,讲的是俄国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故事。冯志军北外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90年代曾任我驻布隆迪大使。这位红军后代用他那支犀利的笔揭露谢富治在“8月黑风”中的表现,大字报篇幅不长,但分量很重,贴出后,吸引了校内外很多人的关注。

外语学院贴谢富治大字报不是孤立的事件,不仅受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影响,还和整个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形势有关。当时,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另一派是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首的“地派”。“天派”是反谢富治的,“地派”保谢富治。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属于“天派”,“造反团”则属于“地派”。3月18日,北京大街上出现大标语:“揪出变色龙,扫除小爬虫!”“变色龙”指的就是谢富治。3月23日,“地派”组织上街游行,高喊口号:“击退反革命右倾翻案风”,“捍卫以谢富治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为二月逆流翻案没有好下场”。

此时,谢富治成为一个焦点人物。

正当“天派”和“地派”为“倒谢”和“保谢”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最为离奇古怪的一桩事件。这天夜里,陈毅等几个老帅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军队干部大会,他们在会场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开会。在等待期间,只见主席台上的工作人员一会儿把椅子搬上,一会儿又撤下,搬上来和撤下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然是军队干部大会,身为军委副主席的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却没有被安排上主席台,只坐在台下,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以及林彪的几位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却坐在了主席台上。文化大革命中座位和名次的安排大有讲究,此时此刻,一上一下,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号不言自明:老帅们没有发言权了,只有听讲话的份。

大会开始后,林彪首先讲话,宣布免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在讲他们的错误时,没有提到政治路线上的问题,多是人事矛盾。说到杨成武时,林彪说杨一心想去掉那个“代”字,说他总想把和他职务级别差不多的几个将领拿掉;说余立金反对吴法宪,傅崇碧反对谢富治。江青在讲话中则杜撰了一个傅崇碧带人冲击“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故事,即使在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陈毅参加完会议后感到,在会上讲话的人谁也没有说清楚杨、余、傅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这三个人被打倒实在莫名其妙。陈毅说的也是当时大多数人对“3·24”会议的感受。吴德在回忆“杨、余、傅”事件时说:“文化革命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道会飞来什么横祸。”吴德这番话代表了相当一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态。

实际上,“杨、余、傅”事件是反击“二月逆流”的继续,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和以周恩来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斗争的继续。杨成武和傅崇碧因为在“文革”初期听总理和几个老帅的话,特别是在拿下“王、关、戚”三位干将和保护老干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康生总是在关键时刻用直截了当的语言道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真实意图,他在“3·24”大会上就恶狠狠地说:“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还有黑后台。”3月29日,天安门出现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揪出杨成武的黑后台!”接着,开始批判“多中心论”和“山头主义”,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因为杨成武、傅崇碧都是原晋察冀和华北军区的干部,长期在聂帅领导下征战。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每当批极“左”进入高潮的时候,突然会来一个急转弯——批右,这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让人吃惊的突发性事件。1967年9月至1968年2月,当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批极“左”时,3月下旬突然转向,大批右倾,接着出了个“杨、余、傅”事件。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开始在各个领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极“左”错误,全国开始第二次批极“左”,然而,不久调子变了,说林彪不是“左”而是右。1973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右倾错误”,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莫名其妙地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再一次批判极“左”,整顿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乱局,没有过几个月就被说成是“右倾翻案”,1976年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全国开始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杨、余、傅”事件以后,保谢富治那一派高兴,因为被抓起来的傅崇碧有一条罪状是反谢富治。消息传到北外,“造反团”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起来,在广播中天天批判“红旗大队”炮打谢富治、为“二月逆流”翻案。

工宣队进校形势陡变支一派打一派“红旗”受压

1968年8月下旬,《红旗》杂志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工人阶级领导各级学校的斗批改,并要永远领导学校。根据这一精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外语学院派出了由北京第五建筑公司所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与此同时,海军也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同时进驻外语学院,领导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军、工宣传队进校,意味着由北京市直接领导外语学院,切断了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关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是谢富治,他一贯支持外语学院“造反团”。所以,宣传队进校以后,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

军、工宣传队进校以后,首先是造势,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把对毛主席的崇拜和神化推到了极致。第五建筑公司所派出的工宣队负责人姓刘,他一上台讲话,不厌其烦地先要说上一通“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才开讲。开会过程中,“万岁”、“打倒”的口号声要持续很长时间。每逢“最新指示”发表,都要游行,放鞭炮、开大会庆祝。海军宣传队还带头搞起了一个绣“忠”字活动,让人们用刺绣方式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有一位从基层来的海军战士上街购买刺绣用的针线,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在造势过程中,“五建”一个工宣队员向全院师生员工做“忆苦思甜”教育:“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受尽了苦!”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随着台上的血泪控诉,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个老工人年约50岁左右,络腮胡子,瘦高个,自从这次“忆苦思甜”报告会后,他经常怀揣“红宝书”,胸前戴着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吃饭的时候跑到学生食堂要给大家念毛主席语录,还要尖声怪气地唱上一段样板戏。那样子十分滑稽可笑,但当时谁也不敢说,还得违心地说:“工人阶级对毛主席感情最深。”后来查出这个人是什么“阶级异己分子”。“文革”中,这种荒唐事比比皆是。

工宣队进校不久,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在大操场东边修建了一个绘有“毛主席去安源”的水泥纪念碑,并强迫所谓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每天在这里向毛主席请罪。这是工宣队给外语学院留下的纪念物,可惜,不知什么时候被弄掉了。

在紧接着的“斗批改”中,军、工宣传队支持“造反团”、打击“红旗大队”的态度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968年10月,在大操场举行了一次批斗大会,将刘柯(院党委副书记)、杨淦春(法语系总支书记)等“西院”的干部和教授拉出来公开批斗,还把这些人由几个壮汉分别押着绕着大操场跑步示众。当时他们都是50多岁的人,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12月初,在二饭厅大礼堂,又举行了一次“批判汪、雷反党集团”大会,支持“红旗大队”的法语系教师汪家荣、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雷之礼被拉出来公开批斗。雷之礼是支持“红旗大队”的院级干部中级别最高的,这个人长得又瘦又小,满头白发,平时给人一种弱者的印象,如今低头弯腰,更显得十分可怜。我和雷之礼曾有过多次接触,对他印象不错,看到所熟悉的人遭此凌辱,心里实在不爽,没有多看,便离开了会场。

在深挖所谓“红旗大队”的幕后黑手和坏人的同时,宣传队也解放、结合了几个革命干部,其中有党委政治部主任王某和英语系党总支书记蔡某,他们都是支持“造反团”的干部。

工宣队在外语学院搞的这种带倾向性的“斗批改”,在干部和教师队伍中造成一片恐慌。这个时候的恐惧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同,那个时候是不懂事的中学生乱造反,是明显的胡作非为,人们虽然感到害怕,但心里都明白这种情况持续不了多久。而1968年的恐怖局面则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工宣队这些人以大老粗自居,鄙视知识,粗暴地对待那些专家、教授,侮辱人格,动辄骂他们“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其无理和荒谬使很多知识分子感到绝望。“五建”工宣队进驻北外不久,就发生了俄语系一位老教师服“敌敌畏”自杀事件。有人统计过,文化大革命中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科学家、艺术家自杀最多的时期就是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后。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是1968年12月份自杀的,这是“文革”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宋天仪同志在1968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阶级斗争日趋白热化,凶杀、自杀者颇多。据说北京大学几天内就发生5起,其中有历史学家、副校长翦伯赞夫妇。昨晚,全市戒严,街上到处是解放军巡逻,荷枪实弹,气氛森严。”

在北外最恐怖的日子到来之前,1968年12月9日,我们英语系部分同学到唐山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临走之前,看到政治高压下老师们忧郁的表情,没有文化的“大老粗”们颐指气使的神态,动辄用“语录”教训人,大家从心里发出一阵厌恶的感叹:“这哪里像大学的样子!”

很多老师和同学为我们在“乱世”中离校而感到庆幸,有人私下里悄悄对我说:“你们总算超脱了,等待我们的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

到唐山没有多久,就传来英语系原党总支副书记吴璞自杀的消息。

风萧萧兮寒气逼人烈女子悲愤跳运河

长达110公里的京密运河犹如一条美丽的飘带环绕着北京城,她源自密云水库,经怀柔水库、颐和园的昆明湖、玉渊潭,流经北京市5个县区(密云县、怀柔区、顺义区、昌平区、海淀区),把甘甜的淡水输送到生活在城区和郊区的千家万户。这条运河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一项浩大而闻名的工程,是人工建成的一条保证首都北京用水的生命河。京密运河第二期工程即颐和园昆明湖至玉渊潭这一段开始于1965年冬季,有6万人义务参加了工程建设,北京外国语学院师生是其中一部分,我和我的同学也是运河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如今,这条运河不仅成为北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水源,而且沿途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旅游景点。在享受着她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的时候,一方面我为自己曾洒下的汗水而自豪,同时不免想起一个人——吴璞,46年前,她冒着寒风,跳进冰冷的运河,结束了自己刚30出头的生命。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知道她名字的人越来越少。然而,写北外的“文革”史,吴璞是绝对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关于她自杀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我只能从她的好友章含之书中看到星星点点:“记得吴璞投河那天是个什么庆祝日。那时候凡是公布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全体出动,敲锣打鼓,游行庆祝。那天晚上,可能是又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依稀记得也好像是又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总之,全校师生员工都集合起来游行庆祝。我当时被管制在学生宿舍。学生们都去游行,因而也必须带上我。我记得冬日的夜晚来得早,大约8点钟,有人急匆匆到我们队伍中叫走了几个身材高大的男学生。我看那几个红卫兵头头神色紧张,耳语了一阵就走了,只听他们说要带几根长的竹竿。我预料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吴璞!”(《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20页)

经查,1968年12月27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2月28日晚上广播以后,群众欢呼游行。吴璞跳河自杀当是1968年12月28日!

吴璞自杀,之所以在外语学院引起那么大的轰动,首先,她确实是一个好人,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她的中学是著名的北师大女附中,考入北外以后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接着担任团支部书记,还没有毕业就提前留校,担任英语系党总支副书记。那个时候担任系领导,除了政治上强以外,还必须在业务上拔尖,要不,那些专家、教授怎么会服你?吴璞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当了干部以后,都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她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口才好,英语水平很高,在英语系教师和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66年10月,在批判工作队的一次全院大会上,吴璞上台发言,她口齿伶俐,有条有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的自杀,不仅悲壮而且悲惨!

据英语系一位老师回忆,吴璞在投河的前几天,这位老师还请她在苏州街饭馆吃饭,庆祝她的生日,席间她还偶尔露出微笑回应这位老师的问话。这位老师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她已经下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心。

据知情者回忆,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不久,吴璞被隔离审查。在被解除隔离审查的当天,她进城回家看望了年迈的父母和5岁的女儿,然后返校,但没有回到学校,而是直奔离学校不远的京密运河。她把自己的双手捆住,一头跳进了冰冷的运河里。又有人说,她是举着《毛主席语录》那本小红书跳进结着薄薄浮冰的运河,周围的农民发现时,那小红书还在她身边。第二天,军宣队、工宣队组织了一些人,押着吴璞的丈夫,在运河岸边,对着吴璞的遗体开了一个批斗会,逼迫她丈夫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吴璞!”批斗完以后,用一辆卡车将吴璞拉去火化,连骨灰都没有保留!

如果说1966年运动初期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会说那些中学红卫兵无知、狂热,被人利用。而军宣队和工宣队为什么要这样干?人死了,竟然还要面对尸体开批斗会,竟然还要逼着死者的丈夫去喊“打倒”的口号?莫非军、工宣传队也丧失了理智?有人说,比起首都其他高等院校,北外在“文革”中还算比较文明。仅就吴璞之死来看,我看不出有任何文明的迹象。

事情到了极端,就会走向反面。吴璞之死深深刺激了章含之,她又一次拿起笔来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亲自过问外语学院的运动,外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吴璞自杀为什么会促使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原来她们俩是大学同学,后来又是同事,平素是好朋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同一派组织“红旗大队”的战友。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后打击的重点是教师和干部队伍中的“红旗大队”成员,如英语系的章含之、吴千之、吴璞、郑刚、梅仁毅等,从1968年10月份开始,对这些人进行隔离审查达3个月之久,要他们交代所谓“二月逆流”和“里通外国”问题。军、工宣传队用逼供手段从他们身上榨取所谓的“揭发交代”。吴璞就是在遭到这种高压逼供隔离审查后自杀的。她死后,事情并没有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指责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面对这些大字报,章含之写道:“我直直地愣在那里,不敢相信吴璞真是自尽身亡了。我们同窗四载,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宿舍。后来又共事10年!为什么她竟会绝望到如此地步而轻生呢?我的心为吴璞哭泣,但在人们面前却不仅不能露出悲伤,还要在接踵而来的会议上被逼表态‘谴责’吴璞‘自绝于人民’。”

章含之坦承:“吴璞之死对我刺激很大,朋友们一个个落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为我们自己挣得公道和正义、人格和尊严,我们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她认为,只有毛主席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外语学院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局面,于是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便私下和张幼云老师商量,张老师不仅赞成,而且表示愿意和她一起签名。她们在信中讲述了军宣队、工宣队在外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情况,请求毛主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传记文学》 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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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1967 (六)
毛主席批示抓“五一六”“红旗”翻身“造反团”倒霉

关于章含之给毛主席写信一事,当时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吴德在回忆中说:“1968年的时候,具体月份我记不清了,外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实际上,章含之就外语学院问题给毛主席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1968年12月底写的,时间是吴璞自杀后的2-3天。第一封信毛主席批示后,军宣队既没有传达,也没有落实,“红旗大队”许多成员仍然在接受审查,只是章含之本人的处境有所改善。可见这些口口声声最忠于毛主席的“军宣队”、“工宣队”,声称对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们自己并不那么做。在这种情况下,章含之和张幼云第二次给毛主席上书,时间是“九大”以后,也就是1969年的5月。吴德所回忆的毛主席的批示内容指的是对第二封信,和章含之的回忆基本吻合。章含之说:“这一次(指第二封信),毛主席似乎是下决心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了。我们的信送上去不久,他就批示说:外国语学院的问题看来北京市委解决不了,拟派8341部队进驻。”(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直到这时,身为北京市第一把手的谢富治才感到紧张了。周总理亲自找谢富治谈外语学院的问题。吴德回忆说,谢富治传达总理的指示:要李作鹏(海军政委)、谢富治和吴德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并提了三条:一、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海军“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

1970年元旦后不久,外语学院校园里出现了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当时的海军穿的是灰色制服),他们是834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此,8341部队支左的北京“六厂二校”变成了“六厂三校”。

2月5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举行了全院大会,原海军宣传队负责人曹亚民在会上作了检查,承认:“我们进院后,包庇了五一六,对毛主席抓五一六的指示,不贯彻执行,甚至采取恶劣的态度。我们压制打击了革命派,纵容包庇了五一六,坏人捣乱,好人受气。”在谈到错误的根源时,这位负责人说:“嘴上说紧跟毛主席,实际上是对抗。”“放松了思想改造,有特殊感,认为就是来改造知识分子的,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

吴德代表北京市革委会作检查,他说:“过去,外语学院宣传队在我们领导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由我们来负。”他还表示:“据外院革命派揭发,反革命两面派王、关、戚、五一六插手是很深的,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地反对总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大会上发言和讲话的还有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8341部队负责人孙泽福,“红旗大队”负责人何世德,他们一致同意海军宣传队负责人的检查。

“造反团”人人自危抓“五一六”草木皆兵

北外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时,我正在唐山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因为有周恩来总理 “每天要保证一小时外语学习时间”的规定,外语学院派出老师和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每天给我们上一小时的英语课,他们是:张毓林、陈祖方、李金达、郑刚、吴青、王晋熙。由于这几个老师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北外和唐山军垦农场之间信息畅通。吴璞自杀,章含之给毛主席写信,8341进驻北外,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唐山,而且影响到在军垦农场的北外老师和学生。大约是1969年年末、1970年年初,陈祖方老师被调回北外,原来,他是英语系教师中“造反团”骨干成员,清查“五一六”运动涉及到了他,要他回校交代问题。接替他的是郑刚,她是我们英语系一年级党支部书记,“文革”期间是“红旗大队”成员,军、工宣传队进校后受迫害,被隔离审查。郑刚老师在唐山待的时间很短,不到两个月,就被调回,大概因为她是领导干部,随着清查运动的深入,可能要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而返校。接替她的是“红旗大队”成员吴青老师。

外语学院在8341部队宣传队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极“左”、抓五一六运动,主要围绕着1967年7、8月几起重大事件展开调查,即:外交部安营扎寨揪陈毅,夺外交部大权,火烧英代办。从1970年1月13日开始,8341部队副政委孙泽福先后在院系各级大会上发表了5次讲话,强调“外语学院是‘五一六’的老窝”,号召全院师生员工要怀着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揭发隐藏在学院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先从“六一六兵团”入手,这个组织在1967年7、8月“外事口”几大事件中充当了先锋军角色,其头子刘令凯从1967年年初以来公开攻击周恩来总理。2月27日,全院召开了“清查五一六政策宽严大会”,会上从宽处理了5个人,刘令凯当场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逮捕。

“六一六兵团”是公开反总理的组织,处理起来容易。接着,要处理和“六一六”有关系的“造反团”,就比较难。“红旗大队”说:“‘造反团’是‘六一六’的外围组织。”但,它毕竟不等于“六一六”。如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随着抓“五一六”运动一步步地深入,出现了扩大化,“造反团”大部分成员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尽管孙泽福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掌握政策,不要搞逼供信”,但只要一搞运动,似乎避免不了逼供信,甚至出现打人现象。有一天夜间巡逻,有人摇摇晃晃走进崔定远的宿舍。崔是北外党委副书记,因支持“造反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来人把崔定远叫起床来,问:“你交代了没有?”答:“我交代完了。”“啪,啪”就是两个耳光,临走时还丢下了一句话:“你睡得倒挺舒服,我们这么冷还得值班!”有的在审查时搞马拉松式的“攻心战术”,从晚上8点一直攻到凌晨4点钟,到了5点钟,又拿来两包烟,翻来覆去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条毛主席语录,不听被审查者的解释,还威胁说:“从严法办,下次就轮到你了。明晃晃的手铐就要给你戴上。”被审查者吓得交代了,结果是假的。有的审查者对所谓的交代材料不做分析,不辨真假,得意地说:“我今天又挖了一个大碉堡,他交代了30个人。”于是,拿着名单到处对号,问:“你交代不交代,别人都揭发你了。”还有人喜欢罪恶多、罪恶重的,喜欢抛材料。

在唐山军垦农场和我们一起劳动锻炼的于某、池某、武某以及谢某于1970年被送回学校接受审查,他们不仅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还交代说:在1967年某月某日,某人准备了汽油桶,准备炸人民大会堂,谋杀周恩来。我们当时听了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但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又不能不信,心想:“这样疯狂的阶级敌人竟然就在我们身边!”

几十年以后,曾经参与清查“五一六”的一位北外老师对当年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红旗大队’的一些骨干,利用各种变相体罚,逼供诱供,从对立面几个人中先打开缺口,然后迫使他们一咬十,十咬百。牵连所及,五一六分子越审越多,强迫交代的罪行也越来越离奇。我对有些被揭发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教师并无特殊好感,我也相信他们中不少人怀疑周恩来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在当时怀疑一切的政治气氛中,也算不上滔天大罪。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那些温文而雅、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教师,会暗藏剪刀,准备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陈毅时刺杀周恩来。‘文革’的可怕在于,所有人都似乎丧失了常识和理智,一个个都疯了。记得‘文革’初期,郑刚(英语系一年级党支部书记)在家磨菜刀,对立面的教师居然一本正经地引用毛的话说,‘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现在,一个个系内的同事,都坦白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交代的材料一大摞,但这些交待几乎全都对不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清查“五一六”分子的扩大化在“红旗大队”(审查者)内部引起了不同意见。Y老师和M老师就此曾有过争论。Y老师说:“我看过现有交代材料,根本理不出头绪,明显地都在胡编乱造。我怀疑我们是否弄错了。”但M老师认为:“现在是两个阶级的大决战,斗争空前复杂。敌人的伪装也花样百出,其中一个就是尽量把秘密组织扩大,人越多,就越能把所有人都捆绑在一起。”

一个晚上,M老师对Y老师轻轻耳语,叫他晚上旁听他如何提审另一位女教师,并很有把握地说:“种种迹象表明,今晚,这个审查重点要交待实质性问题了。”这个被审查的老师“文革”前一年刚毕业留校,是个说话细声慢气的文弱姑娘,Y老师相信她一生恐怕连一只鸡也未曾杀过。可今晚,她将要交代参与谋杀周恩来总理的惊天大阴谋。审问进行到夜半时分,M老师给了她几分钟休息时间,然后满怀信心地告诉Y老师说:“回头这位审查对象就要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了。”Y老师回答说:“马上她就要彻底地胡说八道了。”

这种运动式的审查逼出了许多荒诞离奇的交代,只有三千多人的外语学院查出了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年多,最后,审查者和被审查者都感到疲劳了,越来越多的人像Y老师那样开始怀疑。最后,有的审查者 ——“红旗大队”的骨干分子竟然和被审查者—— “造反团”骨干分子谈起了恋爱,结了婚。1972年的下半年,我在苏州街饭馆就遇到了这么一对情侣,男的本是“红旗大队”派去审查那位被称为“顽固不化的‘五一六’死硬分子”Z的,谁知,俩人竟产生爱意,堕入情网。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况,外语学院有好几对。没有人干涉这些颇有点“另类”的恋爱。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落下帷幕,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1973年3月,外语学院最后一批“文革”以前入学的大学生(1964年和1965年入学)被分配工作,他们当中包括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原“造反团”成员。他们在学校待了8到10年,其中6年多宝贵时光耗费在“文革”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离校前,老师们送了他们一顶“太学生”的“桂冠”。随着“太学生”们的离去,“红旗大队”这个以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在教职员工和干部中,两派斗争所留下的阴影和创伤并未完全消除,需要时间和岁月来渐渐弥合。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哪一派,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五一六”案疑窦丛生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持续了整整10年。假如说“文革”是一场大运动的话,那么这场大运动是由许多小运动和事件组成的。清查“五一六”就是“文革”这场大运动中的小运动,由于它持续的时间长、涉及的人多,又堪称“文革”中的大事件。又由于这场运动最后草草收尾,许多人不免怀疑:“到底有没有‘五一六’这么个组织?”

曾担任“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吴德在回忆中这样说:“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旗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责问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这就说明,确实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组织,其成立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负责人都一清二楚。这两个分别冠以“五一六”和“六一六”的红卫兵组织是公开的,并不是什么秘密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不过100多人,“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也不过百人左右,这两个组织加起来也就是200多人,这也是有案可查的。吴德显然没有把这两个组织和“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划等号。几十年以后,这位当年毛主席提议的“五一六”专案组长、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升为第一书记兼主任,政治局委员)自问自答:“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这位查了4年多“五一六”的专案组长最后困惑不解地说:“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

那么,“五一六”和外语学院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吴德继续回忆道:“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潮,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1967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总理为起端,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

真正的“五一六”组织情况、他们的活动以及目的,吴德在这里讲得十分清楚。

后来对“五一六”的清查大大超过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五一六”组织及其政治目的,而是扩大为“三个指向”,即矛头指向 “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凡是摊上其中一项,都以“五一六分子”论处。南京地区就把反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一派群众组织大部分打成“五一六分子”,涉及人数达20多万。

而且,在清查中还查所谓的登记表,人为地把“五一六”神秘化、妖魔化了。

外语学院“五一六”问题的受害者把这笔账记在了章含之身上。其实,出于保护自己的章含之写给毛主席的那两封信只不过是引燃了抓“五一六”这场“大火”的导火索,这场“火”究竟烧到什么程度,那就不是她个人能左右得了的。1970年3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后来,毛主席在一封信上又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北京市意识到抓“五一六”扩大化了,于是开始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摘掉。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

吴德感慨地说:“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完)

责任编辑/胡仰曦

《传记文学》 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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