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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林:《我的文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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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许志林)
[原创]我的文革回忆(5.4)
文章提交者:年长者是也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简要说明,1966年发生的文革,距今天尚不到40年,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觉得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像天方夜谭一样不可理解。而对于文革过来人来说,过去年代也慢慢在记忆中模糊起来,为了不至于忘却,加上自己现在有时间,特将自己的回忆记录下来,给历史多一份参考吧!
文革前的记忆
 我是1951年11月出生与工人家庭,按照当时的说法,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根正苗红,是天然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可以说,我们从小就接受的革命教育,经过很多年,很多信息的反复灌输,已经在我们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些固有观念:旧社会非常黑暗,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幸亏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才使我们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当然,60年代初我经常有饿肚子的感觉,但那是苏修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何况,党中央毛主席和我们同甘共苦,毛主席也不吃肉了,周总理还穿打补丁的衣服呢。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将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另外,我们今天虽然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这些教育,从小学开始,就不断地通过老师的嘴向我们头脑灌输了。至于我的父母亲,好像在无意之中也会说一两句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的话。总之,从当时的学校中,当时的环境中,我一直潜移默化地受着这种教育。
不过,提高阶级斗争观念,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最主要的教育还是由学校完成的。在我上小学,也比较懂事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那个时候都在为填饱肚子在想方设法,我那时虽然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却也会在凌晨三点钟被父母亲喊起床,揉着惺忪的睡眼去菜场排队买菜(因为一人只能买到有限的一份,多一个人才能多买一份)。当时可能年龄小,加上是三年困难时期,所以我的印象中,阶级斗争的弦当时还不是绷得很紧,当时的小学主要还是抓学习,老师也与现在的老师一样想法,总是希望自己教的学生中能够多几个考上重点中学。1964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中学,报考了当时也是南京市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现在这所中学依然是南京市屈指可数的名校之一。
我是凭考试成绩上了这所重点中学(据后来得知,当年我所在的这所小学,三个毕业班150多个学生中,仅有四人考进了这所中学,可见这所中学的大门很不好进)进了中学后,我才初次接触到一些高级干部(高级军官)子弟家庭出身的孩子,他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不知道他们进这所中学有没有分数的照顾),不过那时候阶层的隔阂也不明显,大家除了学习之外,课间还是在一块玩的。而且,那时候主要还是看成绩,成绩好的才能站住脚,受到老师表扬,至于各人的家庭出身、背景如何并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对当年考进这所重点中学的我们平民子弟而言,实际上也预示着只要我们继续认真学习,未来就极有可能进入北大、清华这类重点大学,当年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当科学家,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出力,好像没有人想到要当政治家、商人等其他行当。虽然如此,学校里也并非风平浪静,比如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我们就从其他渠道听说他曾经在反右时犯了错误,幸亏他出身于工人家庭,所以才没有划成右派,但是给了记大过处分。该老师给我们上课时的不苟言笑,讲完课就走,看出来精神很压抑。
校园的生活虽然平静,但是在社会上,却一直是在进行着所谓的思想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我父亲是在机关单位做收发信件、报纸的工作,有时会带一些报纸回家,由此我也了解到当年的一些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情况。比如批判周谷城(具体提倡什么资产阶思想已经不太清楚),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批判林默涵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等。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说实在的,当时看这些文章,也都是似懂非懂,对我的影响并不太深,真正对我思想产生影响,应该还是一些学校对我们进行的阶级教育。比如说我们曾被学校组织参观过阶级斗争展览,这个展览中的展出了某地主藏在家中的变天帐,以及解放前劳动人民在大饥荒年代,吃树皮草根、甚至观音土的实物(观音土是一种白色土,我是第一次在这个展览上看到)。当然,这个展览也有旧社会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如何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等等一些实物资料。总之一句话,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是人还在心不死,时时梦想复辟,作为革命接班人的我们这一代,绝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另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当年有一组非常轰动的雕塑——“泥塑收租院”,这组雕塑是根据四川大邑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刘文彩所干坏事为原型进行形象刻画的,在全国进行巡回展览,学校组织我们到本市的美术展览馆参观,走进这组雕塑,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地狱图景,里面有地主大大斗进、小斗出,残酷剥削农民,与真人差不多大小的雕塑,以及大斗、小斗等实物,有农民因为交不起租子,被狗腿子鞭打在地,头破血流的雕塑,有一个因交不起租子,自己怀中孩子被地主狗腿子抢去,而自己被踹倒在地的中年妇女,她绝望的双手仍然向自己的孩子方向伸出去,但孩子已经被地主狗腿子牢牢抓在手中了。此外,还有水牢,刑具等……(现在已有人写书指出,刘文彩的庄园里并没有水牢和刑具),但当年的这组雕塑就是这样来描绘地主刘文彩的残暴的,由此造成了我们对旧社会的满腔仇恨,心中暗暗发誓,决不能让这种苦日子再来,如果让资本义复辟阴谋得逞,我们劳动人民的孩子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想,只有了解了当年的教育,当年学生们的思想状况,才能对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打人现象有更深的了解。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载一下,三年自然灾害后,刘少奇的威信确实大为提高,记得小学五六年级时,当时老师讲台后面,挂黑板的墙上上方,都并排挂着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的画像,记得小学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在有一次上课时曾经提示我们,“我们除了喊毛主席万岁外,还应该喊哪位主席万岁啊?”作为小学生,我们都不知道,于是老师指着墙上的画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应该喊刘主席万岁,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但当时由于我们的年龄太小,也还并不理解一位是党的主席,一位是国家主席。反正老师领着喊就喊呗。当时是否有文件传达,要求群众在喊毛万岁的同时喊刘万岁,我现在是不得而知。是否因为这件事情,刘当年就在毛的心中留下了猜忌的种子,从而惹来文革中的杀身之祸,现在也不得而知。
但在我的印象中,上了中学之后,教室黑板后面的墙上,反而又是只挂着毛主席像了,刘的像是被悄悄摘下了,还是中学里从来没有将两位主席的像并列挂在一起,还是后来刘觉得不妥当,让人摘下了,这对我而言,也是不得而知。

文革开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通知,即《5、16》通知,提出要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要调动其职务。这些人是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当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要干什么?》的大字报,五月二十九日,在清华附中,全国第一支红卫兵成立(前两年看到清华附中一位红卫兵创立者写的回忆文章,讲到了红卫兵的成立经过,才知道“红卫兵”名称居然是现在已经成了著名作家的张承志给起的)。此时,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但当年初中生的我,却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变化,依然正常上课学习,直到放暑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通过广播,通过报纸,全国人民都很快知道了这一特大喜讯。作为我而言,印象特别深的是一篇通讯报道,讲到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其中有一位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有照片),这位女红卫兵的名字叫宋彬彬(有人传言是宋任穷的女儿,不知确否),当毛主席问她“彬彬”是哪两个字时,她回答说:“是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对她说“要武嘛。”于是,第二天这位宋彬彬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并且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到她更名的原因和自己的幸福感觉。
由于有伟大领袖的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很快就推向了全国。首先当上红卫兵的,基本上都是高级干部、高级军干家庭的子女,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是根正苗红,属于天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次,由于他们的父母会经常收到内部文件,中央精神的传达,比一般老百姓家庭的子女更多地知道重要内部的消息、北京的消息(比如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消息,当年初中生的我就是通过同班同学知道的)。第三,我估计他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也比较方便,当年老百姓的家里都没有电话,但高级干部、军队高级干部家庭还是有电话,所以北京的消息还是能够很快传到各个大城市,于是,全国各地的学校也纷纷自发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至于本校地红卫兵何时成立,通过什么方式成立,经过何人认可(或者根本不需认可,这些高干子弟自己就径直成立了,与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一样) ,因为我当时的年龄太小,都不太清楚。反正当年九月一号重新开学上课之后,就感觉到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正像其它人回忆中也提到,当时我们学生中都在流传着《中国青年》杂志某一期的封底上印着的,一幅毛主席站在麦田里,拿着镰刀的油画,里面暗藏着恶毒攻击毛主席话语,比如“打倒XXX”,当时,我们都真诚地相信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当年我亲眼所见,在学校的图书馆,一位高中学生,在盯着当时挂在图书馆里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大型油画像,寻找着他所认为的“反标”,而且好象真给他找到了,指给我们看,还真有点像。他对我们说要向上汇报,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最后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神经已有点不正常了)。
  
对于红卫兵,不妨再多说几句,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影视剧的导演,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往往根据一些人的片面回忆,将当年的红卫兵想象成一种凶神恶煞、或者街头流氓小混混的形象,并用这种形象出现在影视剧中,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其实,最早的红卫兵,都是高干(包括军干)家庭出身,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估计其中不少是三好学生、共青团员,因为当年评三好、入团,也是讲究家庭出身和成分的。)思想也比较单纯,他们之所以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是为了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们不但不凶神恶煞,反而是怀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脸上甚至会洋溢着一种圣洁的光辉。至于后来为什么越演越烈,发展到打老师,打校长,以及走到社会上挥舞皮带,狂打一切所谓的“阶级敌人”,并且毫不手软地往死里打,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我简单思考的原因是,可能一方面与17年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再者,也与高层的鼓励与默许有关,既然伟大领袖都鼓励红卫兵“要武”,那么,不受正常秩序控制的红卫兵当然就越来越武了……
既然红卫兵也是“兵”,那么,穿上父辈的旧军装,戴上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就成了当年红卫兵的标准装,当然,腰间还会扎一根三寸宽的铜头皮带(也是部队的军用品,后来就成为红卫兵的打人工具),那时,如果谁这一身打扮走在街上,必然会受到人们惊羡的眼光,比今天的警察还要神气的多。这一身服装包含了纯正的红色血统、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受到伟大领袖坚决支持的荣誉,肩负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使命的自豪感等多种含义。所以,当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将一些店堂的老招牌砸烂,将店堂里的一些按当时标准的、所谓的“封资修”物品砸烂,烧毁,是受到这些商店里的职工欢迎和支持的。
我手边有一本从旧书店淘到的《老新闻》,现将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一块“造反”去!》中摘录一段如下,以便大家了解当时的气氛:
  “这些小将们原来素不相识,星期日,他们各自在大栅栏街上贴通告、通牒、标语、呼吁书。贴着贴着,他们瞧见各人手臂上都戴着红袖章,就自自然然地聚拢起来了。有人提议道,“咱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会在一块儿“造反”去!看哪儿有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咱们就反到哪里去!”他们从瑞蚨祥走过时,一位红卫兵向店里瞥了一眼,便喊道:“快进去!快进去!”他们一进门,就“啪”的一声把一张宣扬封建主义的画撕了下来。他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获得商店革命职工的热烈支持,纷纷拉着红卫兵手说:“同志们,跟我们来,里面还大有东西啊!以前就是触不动!”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群革命“造反”者,在商店职工的带领下,闯进了瑞蚨祥!他们从楼上找到地下室,从前屋搜到后院,从一些隐蔽、黑暗的角落,翻出了许许多多契约,美、英唱片,旧皇历,美女商标,宫灯,稀奇古怪的画屏,花盘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连撕带砸,堆了一小屋。接着又涂掉墙壁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红漆和古画。在大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同时,他们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尚:当即派人买了五十张毛主席像,又把巨幅像嵌进镜框里,悬挂在商店中央。在这些革命小将的猛烈攻击下,一刹那功夫,瑞蚨祥变成了一个“立新”的商店!为了彻底摧毁这个商店里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残余,红卫兵放手发动商店群众,当晚就向资产阶级当权派进行的斗争。”
按今天人们的眼光看,这简直是一群毫无理智的暴徒,不受法律的束缚,随意地在侵犯别人的财产,破坏别人的财产。但是当时,这却是得到权威报纸《人民日报》支持和肯定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从北京发源,很快就波及到了全国,南京街头同样也出现了这样的红卫兵,作为我自己而言,因为当时并没有加入红卫兵,所以也就未能参加街头破四旧的壮举。只是听上过街的街坊邻居说,红卫兵除了将沿街店面上一些封资修的招牌取下砸掉,换上革命的名称之外,红卫兵在街上看到穿小脚裤,梳着大包头的男性,也会喝令他停下来站住,将他的裤脚剪开,将他的长头发剪断,还有,穿尖头皮鞋的,也会被红卫兵看作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非得将皮鞋剪一个豁口才会放行。对于女性而言,则是长头发、长辫子,花裙子等等,也都是在禁止之列,那时,走在街上的爱美的女性可就倒霉了,红卫兵只要看着不顺眼,觉得你的穿着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那就要将你的长头发、长辫子剪断,将花裙子剪个划子,让你无法再穿出来,用今天的法制社会眼光来看,这些无疑都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胡作非为的红卫兵必然会被受侵犯者揪住(这些上街的红卫兵都是中学生,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决不是大人的对手),送到派出所去。可是,当年红卫兵的这些行动,却是被称作是革命行动,得到了最高权威的肯定,得到了《人民日报》的支持,如果谁敢反抗,谁敢动手打红卫兵,那么,他反而会被抓起来坐牢了。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全国各地更是掀起了改名的狂潮,很多路名,街道名,都被红卫兵认为是封资修的,于是纷纷改成了“卫东”、“反帝”、“反修”、“朝阳”等等,以至于全国各大城市的大马路,都是同样的名称,大概直到文革后,各地才逐渐恢复原来的路名。此外,很多人也在这个改名浪潮的冲击下,纷纷将自己不革命的名字改掉,也变成了“卫东”、“红卫”“要武”之类,估计这一改名,也与最早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有关。
1966年的9月,虽然红卫兵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尚未深入,仅仅局限于街头的破四旧。工厂照常开工,商店照常开门,学生也照常上课。所以,9月份,我们学校也是正常开学了,只是,这时候学校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正像我在上文中所说的,由于出身和信息的优势,最早的红卫兵基本上由高干子女组成的,工农子女加入红卫兵基本要慢一拍。而我由于报错了家庭出身,结果与初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就失之交臂了。
说实在的,当年作为一个尚不满15岁的少年,一个考上重点中学,一门心思好好学习,将来当科学家,为祖国建设出力的初中生,虽然也受着阶级斗争教育的熏陶,但对自己的家庭出身等等,却从没有认真地问过父亲,也没有太在意,所以,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中午,吃过午饭之后,我来到当时红卫兵总部的所在地——学校的图书馆,想报名参加红卫兵时,却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学校图书馆门口摆着一张课桌,一个穿着绿军装的高年级的红卫兵负责接待登记等工作,我对他表示说,我想加入红卫兵,他首先就问一句:“你是什么家庭出身?”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想到父亲是在银行工作,于是脱口而出了一句“好像是职员吧!” 他还是满客气的,说:“你先填个表,吸收不吸收等通知。”于是给我一张很简单的油印的纸张,让我填了一下,主要就是在哪个年级哪个班,家庭出身,他将表格收下,我也就回去上下午的课了。但就此也就没有下文。
后来才知道,职员成份是属于团结对象,是不能发展成为红卫兵的。但我后来问过父亲才知道,虽然父亲解放前在资本家的银行工作,但干的是勤杂工,成份应该是工人,解放后,工人翻身得解放,父亲也就就此转入了人民银行,但干的依然是内勤,收发方面的工作,评了个行政级别23级(但父亲不是党员,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人,也不会向上爬,只想过小老百姓的日子。曾经听父亲与亲戚在家谈到过,说1957年大鸣大放,让大家提意见,父亲对亲戚说,我就是不说,结果平安无事,而一些提意见的都被打成了右派。所以,父亲一生都很谨小慎微。)得知了父亲的成分是工人,不由使我大为高兴,工人出身,简直太好了,那是红五类了,不然,职员成份,不黑不白的,在革命运动中确实很尴尬。我们班的班长就因为家庭出身是职员,也就加入不了红卫兵,原来很神气的,现在背着家庭出身的包袱,也就不如以前那样神气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就继续慢慢写下去)
虽然没有能加入到早期的红卫兵,但对红卫兵的战绩还是了解的,比如红卫兵抄家后,就将抄家收缴来的物品放在一个房间内,当然都是值钱的物品,据我所知,当时虽然有很多金银财宝等值钱物,但红卫兵却是视之如粪土,很少将其收入囊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金银物品必须到指定的银行才能变现成钱,而且还要介绍信等有关证明,如果是悄悄收入囊中,被发现,则很可能倒霉,被驱逐出革命的队伍。但红卫兵的破坏性非常大,他们将视为封资修物品的文物,玉器、瓷器等等,都会毫不犹豫地砸烂,我还听说本校的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毫不可惜地将收缴来的几十块高级瑞士手表,用金属教鞭一块块地敲碎,以满足他的破坏欲。当时好像也没有人管,只要你不拿回家,不往自己的口袋里揣,就是革命的行动。
红卫兵还有一个壮举,就是烧书,因为在突然之间,在新的革命的标准中,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外,其他一切书籍都很可疑(一些古代的字画等等就更不用说了),都属于封资修的大毒草,于是,纷纷成了红卫兵需要搜缴、焚烧的对象。我们也听到传说,郭沫若在北京宣布,自己在解放前所写的任何书籍,都应该焚毁。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当时也是在取缔、焚烧之列,至于后来因为毛个人的喜爱,才对《红楼梦》解禁,而《水浒》后来之所以在文革中公开发行,也是因为要批投降派的特殊需要,而且那时候也已经到了文革后期了。总之,在文革初期,在红卫兵运动的推波助澜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股烧书狂潮。某一天,我们学校的操场上,红卫兵堆放了大堆抄家抄出来的书籍,然后点燃火种,于是,学校的操场上,燃起了熊熊大火,虽然火头很大,但毕竟是在操场,比较空旷,所以没有引起火灾,而一些革命的学生,也就借助火势,将自己的课本向火里丢,因为课本里面的内容,也是封资修的货色呀……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社会处于狂热状态,很多家庭也都纷纷检查自己家的藏书,自觉地焚书,其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出于恐惧,那时候红卫兵随时有可能到一些有历史问题、或者成分不好的人家抄家,如果让红卫兵抄出来,那是罪加一等,还不如自己抢先焚烧掉,而有的则是为了彻底地与旧世界一刀两断,从而显示自己的革命。
此时,运动也开始向学校深入,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好,通过油印传单的方式,也传到了中学生中,讲话的大意是:十七年教育都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把持,学生可以不听,可以上课睡觉……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之,这些话非常迎合学生的心理,既然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当时的习惯性称谓),红卫兵的红司令发出了最高指示,那学生当然理直气壮不上课了,而且开始批斗老师了。至于哪一个具体日期开始不上课,现在也记不太清楚,反正当年国庆节后,可以肯定是不上课了。
批斗教师5.9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展开,在上街破四旧之后,红卫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学校的老师,因为按照最高指示的说法,17年来,教育部门一直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教师则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具体执行者,必然在批判之列。
不过在运动开始之际,红卫兵还仅仅把矛头指向一些明显有宣传资产阶级文化倾向的教师。比如我记得曾经到南京五中参观一位被揪斗出来的年轻的男性美术教师的罪行展览,此人可能对西方的美术感兴趣,自己搜集了不少西方名画的印刷品,其中当然有裸体的画像,他在课堂上也会向学生流露和谈到过一些西方美术,结果,他首先成了红卫兵抄家的目标,红卫兵抄家后,将他的那些所谓腐朽糜烂的西方美术印刷品就在自己学校的教室里进行展览,让其他学校的人也可以自由来参观。但展览中没有展出有裸体的油画,在我的印象中,仅仅有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以及背上插着翅膀的天使等。很快,批斗教师的运动在所有的中学都展开了,作为学生而言,最熟悉的当然是给自己上课的教师,于是,大家纷纷拿起笔,做刀枪,开始了批判自己的老师的行动,一般以刷大字报的方式,此时的校园,已经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在学校里的大路边上,树立起了一排排大字报栏,专供学生贴大字报。大字报栏今天已经绝迹,我在这里描述一下,当时条件简陋,国家又穷,与今天的广告栏不能相比。基本上都是用木材或者竹竿搭建,然后上面蒙以芦席,顶上面也有一个防雨的批子,也是用芦席搭建的。而写大字报用的大白纸、墨汁、毛笔等,则可以从学校的总务室领到,当时人人都要支持文化大革命,谁如果对学生们的革命行动设置障碍,那他首先就会被打到,所以,学生到总务室领取白纸墨汁等,基本没有障碍。
不过就大字报的批判内容而言,也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荒谬结论。比如某语文老师在教授杜甫的诗歌时,在课堂上朗诵,居然流下眼泪,按今天的看法,应该是这位教师在教学中投入了感情,实行了现今提倡的情景教育方法,应该表扬才对,但学生批判的理由是为古人招魂,该教师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有一位地理教师在上课时实事求是地讲了美国英国工业比较发达,于是被学生揭发批判为歌颂资本主义制度等。记得我们学校重点批判的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当时他就在本市的教育界有一定的名气,被视为权威,在文革之前的一年,他的老家族人修家谱,他的文才无疑是族人中最高的,于是被推荐撰写了家谱的铭文,刻在石碑上,这自然成了地主阶级复辟的罪证,当时受到了残酷的批斗。
不过,在红卫兵运动初期,对老师的批判都是用大字报,并没有打人事件发生,之所以后来发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给教师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毒打老师等,无疑与文革的发动者的挑唆和纵容有关。由于我当年10月份参加了大串联,到11月下旬才回来,本校红卫兵运动如何进一步发展,以至于发展到打老师、打校长的恶行,我都没有看到,只是回来后听说了一点,确实有几个教师挨过打,包括一个文革前被人畏惧的校长,因为文革前他一天到晚板着面孔,在校园内巡视,抓校风、抓纪律,学生都有点害怕他。但总体而言,本校的红卫兵运动较为温和,没有发生打死人现象。
据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江青在1966年7月29日一次会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下旬,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冶竟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国家佳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二日还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切造成了没有集中的“大民主”,受鼓动利用的红卫兵们到处乱揪乱斗。由此可见,红卫兵的打人确实与上层的挑唆与纵容有极大关系。
大串联5.10
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南京中学的停课是在9月下旬还是更早一点的时间,但可以明确记忆的是,国庆节之后,南京的中学已经全面停课,学生们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
北京的红卫兵串连,就是到全国各地去,将文革的火种传播到全国各地,而作为外地的红卫兵,其最想往的地方,无疑就是北京城,因为红卫兵的红司令毛主席在北京,到北京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个伟大是林彪发明的,当时都是这么称呼,至今忘不了,9.13事件后停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疑是当时每个中学生心中最大的愿望。当然,一些已经被划定为“黑五类”的子女,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天然原罪,即使有这个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中学生都是追星族,不过,与现在的年轻人不同的是,当年我们追的是人民的大救星,而不是现在中学生所追的各色明星。所有的中学生,都将能到北京,被毛主席接见,视为人生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自8.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为了更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揭开刘邓司令部的盖子,打破那种像北京市委“针戳不进,水泼不进”(当时毛对北京市委的批评)的局面,毛泽东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不辞辛劳地在9.15、9.30号再度接见了红卫兵,那时接见的红卫兵已经不仅仅是北京本地的红卫兵,而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了。记得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曾派代表到北京,当时去的红卫兵是根正苗红,并且家庭有相当背景的(高干子女),我所在学校的一位高中女红卫兵,回来后受到高度重视,并且后来当上了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总之,到了10月份,中学生已经都不上课,开始了全国各地的大串联。
需要说明一下,大串联展开之后,其要求就不像红卫兵运动初起时那么严格了,一般的学生也可以大串联。当然,初期也还是有一定要求,到后期就越来越宽松。应该说,在十月份,对串联学生的身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并且需要开介绍信的,而我则有幸参加了那次大串联,并且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虽然十月份已经不上课了,但学生们依然每天到学校,主要是参加文化大革命吧,当然,对于没能够及时参加红卫兵的我来说,其实到学校也没什么事情,主要是看看别人贴的大字报,然后就是瞎转悠,和班上的同学聊聊天等。我们班长等几个人给我们的班主任写了大字报,也是赶时髦,因为那时候几乎每个班的班主任都遭到学生的批判,其实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教师,教俄语,也没有什么劣迹,所以同学们写了两张大字报之后,也就没有人再关心了。至少在十月份我们的校园里,还没有出现打教师的现象,后来听说有的教师被学生打了,但那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大串联的路程。
虽然开始时对出去串连的学生要求很严格,必须是根正苗红的红卫兵。但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造反运动的深入,学校的管理机构已经全部瘫痪,而我校的一位高年级的女红卫兵也当上了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就开始管理本校学生的串连事宜。十月上旬的一天,我照例上午到学校,碰到了我们班的班长徐东岳(他因为家庭成出身是职员,也未能参加第一批红卫兵),他对我说,正好,我刚刚到革委会副主任王xx那儿,她说,现在出去大串连要求不像以前那么严格了,只要凑足8个人,就可以开介绍信出去。我已经召集了5个人,你要愿意的话,你也算一个,然后再找一个,就可以凑足8个人了。我当然同意啦,很快的,我们在校园内又碰到一个本班同学,然后大家将学生证交给班长,让他去开介绍信,我们等着,很快的,介绍信也就开好了,然后班长对我们说,今天大家回家对家长说一下,准备一些钱和粮票,明天上午8点大家再到学校集合,然后一起乘车到火车站,开始我们的革命串联。
这里需要对介绍信作一个介绍,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介绍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单位,都得凭介绍信,不然别的单位是不会接待你的。但介绍信印制的也很简单,只是铅印的几行字,然后在骑缝处和下面盖上红色的公章,就可以了。如果放在假证泛滥的今天,做一张假的,对假证贩子而言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但当时由于印刷机器完全被国家掌握,所以造假基本不可能,介绍信有绝对权威的作用。
回到家后,对父母亲说了,父母没有任何不放心和阻拦,只是准备了一点钱和粮票,以备到外地吃饭时候用,还有,考虑到北方比较寒冷,又带了件棉花做里子的棉背心。就这样就上路了。当然,我还准备了当时还是很紧俏的《毛主席语录》本,那是“红宝书”,既可以在路途中学习,还可以记载下我们大串联到各地的足迹。第二天上午8点,我们8个人都到齐了,没有一个人受到家长的阻拦或者不放心,估计当时的家长,都认为大串联是一个光荣的事情,孩子能参加当然坚决支持了。当然,由于当时的中国实行着严格的户口管制,同时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很高,所以,社会不像现在这么乱,犯罪率很低,这也是家长能够放心让十四、五岁的孩子出远门的原因(我当时上初二,因生日小,尚不足十五岁,而低一届的初一学生,一般都在十四岁。今天看那些上初中的学生,都是小娃娃啊,有的父母不放心,可能放学时还会等在门口接送呢,可当时的我们,却开始出远门了)。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由于我们这8个人当时都未能加入学校的红卫兵,所以,开介绍信时,在我们所准备到达的地点,只有徐州、武汉、长沙、上海等城市。所以,我们到火车站凭介绍信和学生证领票时,第一站领的是到徐州的火车票,在当天下午,我们就坐上了向北方开出的火车。火车是从上海开出的,所以,我们上车之后,已经有不少去北京串联的学生坐在车厢内了,当时的车厢还不是太挤,既然绝大多数都是大串联的学生,都是为了革命,大家都非常友好,看到我们8人上车后没有座位,有红卫兵让出几个座位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轮流坐,不至于太累。因为车厢里都是学生,而且大家都是充满着革命的激情,车厢里的气氛很是活跃,革命歌声此起彼伏,而且还互相拉歌。印象深的是当时车厢中有一个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唱那些革命歌曲时,显得字正腔圆,比我们一般人唱得都好,这使我觉得,看来唱歌确实有专业啊。
因为是领的到徐州的票,无奈我们只好在徐州下车,当时已经是晚间了,徐州处于黑暗之中(当时城市没有亮化,路灯很昏暗的),好在出了车站就有接待红卫兵串联的接待站,于是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地方过夜,当时的条件很简陋,记得我们是睡地铺,上面铺着厚厚的稻草而已。凌晨班长和副班长两人再次去签票,回来时很高兴,对我们大家说,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坐车到北京了。原来,他们两人满聪明的,看到介绍信上填写所到城市中间有很大的空白,于是他们用笔在中间填上了北京两字,这样在徐州火车站就名正言顺地领到了到北京的车票。于是,我们匆匆吃了早点,就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印象中,当时的火车远远没有后来那么拥挤,还是有座位的,记得在座位上向窗外望去,一些在田地间做农活的农民还向我们招手,我们也向他们招手,估计农民向我们招手可能是当地政府向他们号召的,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已经传达的农村了。
当时的火车很慢的,反正我们到北京时,又是晚间了,但北京无疑要比徐州站大的多,从出口处不断涌出人流,都是大串联的学生。由于人多,大家几乎都没有检票就出站了,出了火车站,我们就随着学生的潮流向前走,并没有走多远,就到了一个体育场(是不是首都工人体育场,现在也是不得而知,因为当时已经是夜间,再者,年龄小,对地理也不熟悉),大家站在跑道上排着队,等候着军用卡车(当初公交车很少,运人也是用卡车,就是电影上那种运送军队的那种卡车)将我们接走,虽然人多,但队伍的秩序还是很好的,到了首都北京,大家的心里都是既兴奋,也有点紧张。很快地,我们8人也就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卡车上的人站满后,就开动了,具体开了多少时间,现在也记不得了,卡车一直开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里面有好几幢大楼,灯火通明,后来白天看了一下周围,感觉这个地方可能是一座部队的单位,新盖好的房子,还没有使用,就用来接待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了。
我们8个人分到了一间楼上的房间,居然也没有床,也是在地上铺上厚厚的稻草,上面铺一块布就当床了,不过当时我们国家普遍贫穷,大家对睡稻草床也没有什么不适应,但床上却也没有被子,可能是此时来北京串联的人太多了,棉被也来不及准备了。好在大楼有暖气供应,我们自己再在身上盖上自己带的较厚的衣服,我是在自己身上盖上棉背心,就安然入睡了。第二天,班长徐东岳凭着介绍信和我们的学生证,给我们领了乘车证,一日三餐的饭票等。正像大家知道的,当时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到北京吃饭是不需要交钱和粮票的,整个一个白吃白喝,当时我们国家还是很贫穷的,但毛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谓不顾一切代价了。需要说明一下,到北京串联的学生吃饭不要钱粮,但到外地其他城市,还是需要交钱和粮票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是带着家里面给的钱和粮票。
我们到达北京大概是10月11号,因为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等了七天之后,在10月18日那天,我们等到了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其实,红卫兵奔北京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等待毛主席接见,而且来了之后,非得等到毛主席接见后才会走。所以,北京的外地学生是越来越多,将各个接待单位都挤得满满的。安定下来之后,我们还是不忘革命任务,就是跑到首都的高校去学习革命造反的经验啊。记得当时很真的拿着一个小笔记本,然后跑到北京大学去抄大字报,现在对北京大学具体的大门等都忘记了,只记得在北京大学内,有一排排用芦席搭建的大字报棚子,上面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而每张大字报前,也是密密麻麻地站着人,因为北大是全国造反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的聂元梓已经是全国有名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要来北大参观学习的。
那时候年龄小,不像一些高年级的同学, 在到全国各地串联的同时,也游览了当地的风景名胜,因为当时实在是具备了这一个条件。在北京,除了吃饭不要钱之外,每个外地的学生还领到一张免费乘车证,就是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用铅字印上“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乘车证”的字样,凭着这个,就可以上任何公共汽车不要钱了。但我们却没有想到用这种免费的乘车证到处跑跑,而仅仅局限于到各个大学,去抄大字报。当然,当时的故宫出于保护文物的原因,已经暂停对外开放了,但颐和园还是开放的,但当年我们却没有去,只是到北京动物园去了一次,印象中,看到了南京没有的长颈鹿。当然,天安门我们还是去瞻仰的,因为我们都盼望着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虽然我们吃着免费的伙食,但却并不感到幸福。主要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几幢大楼都住满了学生,食堂根本来不及烧饭,再者,当时北方的大米也是配给供应,非常紧张,所以,我们只能天天凭着餐券,领着不同的面食回来,就着开水吃下去,由于我们是南方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面食,所以,常常感到难以下咽,但不论怎么说,我们还是爱惜粮食,将它吃掉的,但有一些南方同学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每天的垃圾桶里,也有一些人抛弃的馒头之类,当时也有革命的红卫兵将这些食物垃圾收集起来,贴出大字报指摘这些浪费粮食的行为,不过,大家都是来自天南海北,谁也管不住谁,只能是说说而已。
亲眼见到毛主席
今天的年轻人看了这个题目,也许会搞不明白,当年有几百万的红卫兵都到过北京,都被毛主席接见过,难道他们不都见过毛主席的吗,有必要单独将“亲眼”两个字写出来吗?所以,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亲眼”两个字确实很关键,要知道,当年有很多人没有当上红卫兵,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都被称作“黑崽子”,不要说当红卫兵,跟着父母倒霉的也很多,根本没有到北京的资格。另外,就是能够到北京接受检阅的红卫兵,也不是人人都能见到毛主席的。
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主席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当年一共有八次接见红卫兵的行动,印象中的最后一次,已经是在11月中旬了(具体的日期,需要查阅有关资料,我现在是凭自己的记忆写文章)。要知道,在这八次接见中,毛主席接见的方式是不同的,有几次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面的红卫兵人潮挥手;而另外有一两次,则是红卫兵们席地而坐,毛主席以及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乘坐敞篷汽车,向红卫兵们挥手,检阅革命小将。这八次检阅中到底有那几次是乘坐敞篷车,因我手边没有资料,不好妄言。据参加过天安门广场检阅的同龄人说,“他们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大家都伸长脖子向天安门看,一边高呼口号,但说实在的,天安门城楼离下面游行经过的人还有一段距离,城楼上站着的人根本看不清楚,谁是毛主席,谁是林彪,谁是周总理,在他们当时的眼中是一片模糊,当时的情景是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手挥毛主席语录本,随着人潮经过了天安门广场,但不管怎么说,经过了这一仪式,就算是见过了毛主席。  
而我那次却较为幸运,因为我是第四次被接见,那次毛主席接见方式是,广大等待接见的红卫兵坐在地上,而由毛主席和当时尚在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着敞篷汽车检阅我们。好的,闲话少说,现在我就回忆一下当年我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形吧,也让今天年轻的一代了解一下我们当年的情况。
吃着不要钱的饭,每天往大学里跑,日子就一天一天这样过去,只是每天晚上回到房间地铺上睡觉时,我们八个人总要议论一下毛主席接见,盼望着毛主席能早日接见我们。直到10月18日凌晨,具体是凌晨2点还是3点也搞不清楚,(当时手表是昂贵物品,学生都没有手表),我们被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惊醒,有人喊话,让我们统统起床,到楼前的空地上整队,然后,又按照次序领取食品,再排队上军用卡车,汽车带我们直奔到一个地方,具体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天仍然是黑漆漆的,汽车停下后,我们就按次序下来了,然后再次整队,大概是排成了8排,就着公路的一侧坐了下来,其中最前面一排是解放军战士,主要是防止红卫兵一激动起来,冲到公路上去,拦阻车队。此时,天仍然是黑黑的,大家坐在地上,也就没事可干,好在大家革命热情高涨,于是就高唱革命歌曲,此起彼伏,倒也十分热闹,也不觉得寂寞。天终于亮了,于是吃夜里临出发前领取的干粮,我发现今天的干粮也非常高级,是一盒饼干(要知道,饼干当时是高级食品,就是城里的孩子,平时也很少能吃到饼干)以及油饼等。当时也没有矿泉水,但同学中有人有军用水壶,里面灌满白开水,用以解渴。我们队伍所坐的地方,估计已经是靠近北京城郊,马路对面那便好像是麦田,没有人,我们这边是沿着马路,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但我们的身后几十米处,有一个铁丝网的大门,后面站满了老百姓,他们也想通过铁丝网的缝隙能目睹到毛主席,由此可见,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长经过的路线保卫工作做的还是很好的,都进行戒严的,北京市民是不可能钻进红卫兵队伍的。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去,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手表,所以也不知道时间,最后,大家唱歌也唱累了,于是就静静地等待,好在北京当时的天气已经比较凉爽,太阳也不辣,大家也都很守纪律。但直到太阳照到我们头顶,时间已近中午时,仍然没有毛主席要来的迹象,大家都有点焦急,有点不耐烦。这时候,远方的广播喇叭声突然响起,播送着流行的革命乐曲,我们心中一阵兴奋,大家纷纷猜测,估计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出来了。然而,我们等待的时间依然非常长,喇叭声中的乐曲放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引颈翘望,依然没有见到有任何车队到来的迹象……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终于,我们的耳朵听到了一阵由远而近的马达的轰鸣声,很快地,从右前方过来一队在前方引导开路的摩托车队,具体是几部也记不清了,只觉得它们很快地从我们的眼前一掠而过,毛主席就要出现了,我们的心都紧张起来,同时瞪大了眼睛,向右前方注视,忽然,汽车出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正像我们面前驶来,啊,早也盼、晚也盼,我们心中日思夜想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终于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能不激动吗?原先,我们都是老老实实地席地而坐,但此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同时挥动我们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有节律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此时,非常巧的是,站在敞篷车上的毛主席,忽然向左侧转身,将脸部侧向了我们这一边,同时手向上扬起,向我们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这一下子,我终于在近距离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毛主席,平时,我从画像中,电影纪录片中,已经无数次看过了毛主席,所以对毛主席的面容应该是很熟悉了,只是,画像里、电影中的毛主席面容都是经过美化的,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而此时近距离看到的毛主席,我感到与电影中的有所不同,显得较为苍老,向后梳的头发,看得出拔顶较为厉害,同时鬓角处的头发也白了,面色也不像电影上那么红润,与我原先的印象中的有点不一样(1966年的毛泽东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当然,这种想法也仅仅是一闪而过,车队很快地从我们面前开过去了,我们的眼睛紧紧地追随着毛主席乘坐的第一辆车,其他车上的中央首长我们都没注意,第二天从报纸上才得知,第二辆车子上是林彪等人,第三辆车上是周恩来,那时刘少奇、邓小平还没有被打倒,所以在后面的车子上还有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时的中央领导……
车队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之后,我们的心仍然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毛主席,大家似乎都被幸福感包围着,这时,前排负责维持秩序的解放军部队的一位连指导员走过来,他看了看自己左臂的手表,对我们说:“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一点零三分,这是我们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个重要的时间,你们应该将它记下来。”他的话提醒了我们,此时,我们手中只有毛主席语录本,于是,我拿出随身携带的钢笔,在自己的语录本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下午1点零3分,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我永远忠于您,跟您闹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1966.10.18”(注,这本当年参加接见的毛主席语录本,我后来在家中找到了,上面是当年写在语录本上的原话)。
再后来,可能是接见工作结束,部队接到通知,就拉走了,此时也没有军用卡车接我们回去,我们是自己走回自己的居住地的,后来听说,毛主席的车队在经过天安门广场、经过长安街时,车队曾经被狂热的红卫兵人潮堵塞住,发生过一点小小的混乱,当时长安街上的红卫兵争着往前涌,想看清楚一点,以至发生践踏堵塞现象,接见结束,红卫兵散去之后,在长安街上,清洁工人拣到了两卡车参加接见的红卫兵脚上脱落下来的鞋子。
直到晚上,我们才回到住处,大家都被一种幸福感所包围,因为大家都见到了毛主席,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与别人分享我们的幸福感,于是,我们人人都拿出信纸和钢笔,就着昏暗的电灯光,开始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写信,向他们报告这一喜讯,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邮局,买了邮票信封等,将信寄了出去。至此,我们到北京的目标已经达到,呆在北京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班长徐东岳(化名)又带我们领取了火车票,向下一个目标,红太阳诞生的地方,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进发。
蓦然回首,我写文章的此时已经离当年有37年时间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现在都知道了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什么了,而且也看到了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危害。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当年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者,作为一个初涉世事的中学生,我们当时参与这个运动时是懵懂的,毫不知情的,而且是怀着一腔热情,怀着崇高的、纯洁的理想,而当时那种对毛主席狂热欢呼的场面,在现在的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当时大家都处于那样一种场景中,那样一种氛围中,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因为十七年的教育,就造成了我们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谢谢众多朋友跟帖和鼓励,这样我就更有信心继续写下去。
我手边有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新闻(1966-1968),里面一则当时的通信报道也是写当年毛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情形的,现将一些内容摘录如下,增加一些现场感:
<北京城沉浸在欢乐中>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第四次接见革命小将之后,整个北京城里一直沉浸在欢乐中。人们热情地谈论着见到毛主席的幸福心情。电波把毛主席接见的喜讯传向全国。革命师生的宿舍里歌声不断,笑声四起……
唱啊、跳啊,在这幸福之夜
<在五十里红色大道上>
沈阳机床工业学校的几名红卫兵,沿着毛主席十八日通过的红色大道,徒步二十几里,来到天安门前,他们一般路上边走边谈,回忆着见到毛主席时的幸福心情。相互鼓励,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五十里红色大道两旁的许多单位,十九日还是一片欢腾。在北京化工学院的草坪上,革命师生三五成群,热情地回忆着毛主席从学校门前经过的情形。谈到毛主席不但向革命师生招手致意,还很注意地看了看他们的学校,大家得意极了。
<用最快的速度把喜讯告诉战友>
一个兴奋得满脸通红的红卫兵,来自安徽。他在发给全校革命师生的电报中说:“我们于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了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距离两米……他老人家向我们微笑招手,我们兴奋极了。”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革命师生代表,在写给自己战友的信中说:“十七日得到了毛主席接见的通知,大家兴奋地怎么也睡不着。十八日一大早,大家就起床排队,走向集合地点。毛主席是乘坐敞篷汽车来检阅我们队伍的。毛主席身体魁梧,象征着我们国家的力量。毛主席是真理的化身,人类的希望……”有的电报说:“见了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带着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我们很快就回来大闹革命。”
这一天,从这里发出了近六千份,比平日增加了两倍以上。长途电话增加了近四倍。信件每小时收寄六七百件,比平时增加七八倍。电报大楼职工,被这些热情洋溢的青年人感染着,鼓舞着,完全忘了疲劳和饥渴。这一天,他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几倍,但是,他们保证了工作质量,用最快的速度把年轻人的心意传递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1966年1月20《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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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报道中可以看到,当年毛检阅红卫兵的吉普车沿途行驶了50里。
毛在车上检阅红卫兵时离红卫兵很近,那个安徽红卫兵感觉距离两米,我的感觉是六米左右,但对毛的形象确实看得很清楚……
          记忆中的一些大串联碎片6.3
我们在受过毛主席接见后,在当时那些无缘到北京的人们的眼光中,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也许有人会质疑,文革是中国的事,受毛主席接见也是中国的事,怎么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呢?这很好理解,因为根据当时的报章宣传,全世界人民都是毛主席的崇拜者,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这,他们也都是热切地想见毛主席而不可得。及至文革中后期看《朝鲜画报》,看到《朝鲜画报》上大肆吹捧金日成以及他的“主体思想”,看到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人捧着金日成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将金日成奉为红太阳,也就知道我们当年是如何受蒙蔽的,当时我们确实将见到毛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见毛主席,现在既然见过了,最大的心愿完成了,于是,就没有必要再呆在北京了,于是,那两天北京火车站再度拥挤异常,那都是要从北京出发,到全国各地播散革命火种的红卫兵。班长徐东岳到底比我们成熟一些,对下一步要去的目标已经筹划好了,那就是到到韶山毛主席故居朝圣,这也是当年大部分红卫兵的必然选择。于是,我们一起到北京火车站领票,虽然排着长长的队伍,但秩序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啊,都在用革命的原则要求自己啊。当然,后来大串联的人越来越多,那种良好的秩序就不复存在了。
那时候韶山没有通火车,要到韶山必须先到湖南省省会长沙,所以,大家都需要领到长沙的火车票。可惜轮到我们时,到长沙的火车票已领完,只好领到武汉的火车票。当天晚间,我们就乘上了去武汉的火车。这次上车,与我们十月十一号从南京上火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车厢里挤满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几乎没插足之地,车上厕所的门都是敞开着,里面也挤着三四个人,在三个人座位的椅子下面,都有人钻进去躺着睡觉,只是行李架上好像还没有人爬上去(随着火车越来越挤,后来火车的行李架上也有人爬上去呆在上面),上了火车后,我没有像有的聪明人那样赶快找个地盘坐下去,只是扶着椅背站着,但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等到我站累了想坐下时,却发现连坐下去空隙都没有了,只好一直站着。而且当时我对到武汉距离也没有什么概念,以为很快就会到了,没想到火车开了五六个小时,直到夜问十二点左右才到达武汉。
好在此时全国各地都建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哪怕到的再晚,也不愁没人招待。而且在火车站的出口处,还有人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灯火通明。于是,凭着介绍信,我们不费力地就找到红卫兵接待站,被接待我们的武汉同志安排上了运人的军用卡车,将我们拉到一家单位住了下来,具体是什么单位现在已经没有印象,只是记得是住在该单位一个开会用的大礼堂里,也是打地铺,条件很简陋的。武汉好像没有红卫兵需要朝圣的地方,于是那三天我们是无所事事,在街上瞎逛,唯一记忆的是到了武汉长江大桥上,在桥面上走了一走,并觉得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堡是一座古典式的亭子,与南京长江大桥受文革影响,四个桥头堡都是三面红旗不同,在脑海中留下较深印象。在武汉我们再度签票,终于拿到三天后到长沙的火车票,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再度上了火车,来到了长沙。
在长沙我们是住在一所民族学院里,条件不错,是六七人一间的房间,有床铺,伙食也不错,是在该学院的食堂里打饭吃。需要说明一下,红卫兵在北京吃饭不要钱和粮票,但到了其他城市,虽然不要钱,但粮票还是要交的,主要当时共和国粮食很紧张,都是按计划供应,每个人每月都有一定的定量配给,不可能敞开肚皮吃饭的,男孩子多的家庭粮食计划还不够吃,所以,即使大串联,红卫兵受到很多优待,但粮票还是必带的。当然,在串联到外地后你的粮票用完了,那也可以记账,但回去后必须将缺少的粮票寄过去。记得我家邻居的孩子也曾率队串联,由于他是带队的头,结果打的借条都是由他签字,大串联结束后,他在各地欠下的粮票都通过本市的有关部门向他索讨,而此时当时随他同去的同学也有人不认帐了,好像有100多斤吧,这可是个巨大的数目,这家邻居好像还了很长时间才将这笔债务还清。好在我们当时家中父母都让我们带了充足的粮票,没有发生欠帐现象。
到韶山
我们到长沙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去韶山,但是,到韶山也需要等待,因为要去的学生太多,估计运输工具和韶山冲的接待能力都不可能让这么多源源不断涌来的学生一下子都去,所以,在登记过后,我们也就在这所大学的招待所里耐心地等待。但此时已经感到文化大革命在深入发展了,我们所住的这所大学里,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之外,住进该校的第二天,在该学校大礼堂里,就传来阵阵锣鼓声,原来是一个新成立的造反组织诞生了,过了两天,该校的礼堂又响起了隆隆的锣鼓声,又一家革命造反组织成立了,然后校园里也就出现的该造反组织拉出的横幅,刷出的标语,简直让人应接不暇。而此时的我们这些串联的学生,好像革命热情也衰退了,也不太关心那些新刷出来的大字报,也不再用笔记本抄写什么大字报了。闲来无事,就是上街闲逛,不过,我那时候确实太小,根本不可能知道长沙现在很有名的岳麓书院等名胜古迹(不过当时红卫兵运动已经相当深入,估计当时该书院也关门了), 只是在街上闲逛,现在也没有什么记忆了,只是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地名叫“水果湖”,还有就是湖南长沙的大众食品中有一种类似于南京的烧饼的食品,名称叫“法饼”,甜甜的,很好吃。
到韶山的名额终于轮到了我们,也是提前一天通知的,第二天早晨到指定的地点乘车。作为兴奋感来说,肯定不如得知第二天要接受毛主席检阅那一次。记忆中,第二天早晨也是起床很早,具体几点钟也记不得了,但天空是黑漆漆的,我们就到指定地点乘上载人的军用卡车,卡车站满了人之后,就发动起来,向韶山进发,在路上的时候,天还是黑的,但到了韶山后,天色开始亮了起来。下车,每个车的负责人对我们讲了参观后的集合时间,于是我们就自由活动,开始参观毛主席故居了。在参观之前,我们首先排了一个长长的队,原来,此时已经兴起在《毛主席语录》本的扉页上盖纪念戳,纪念戳是一个韶山冲毛主席故居的图案,盖在语录本上后,就证明你到过这里,以后回去可以向别人炫耀了。好在盖纪念戳非常快,队伍虽长,也是很快就轮到我们了,然后我们开始参观毛主席故居,印象中,毛家的房子满多的,呈现凹字形,一进又一进,看了毛的父亲和母亲的画像,以及一些农具等,都没有很深的印象,唯一印象深的是毛家的打谷场满大的,当时心里也有点嘀咕,因为看的宣传材料,上面都说毛出身于中农家庭,想不到中农家庭有这么大的一块打谷场,还有这么多间房子。要知道,当时唯成份论流布极广,以至于在一些宣传材料上,也是将革命领导人的家庭成分降的越低越好了。
参观完韶山冲之后,作为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江西南昌,因为那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发源地,当然,只要想跑,远的地方也有,比如革命圣地延安,也可以到广州,参观毛泽东当年创办的“农讲所”等,可是,此时的我却已经是思家心切,一是出来已经有半个多月,二是不小心,将放在内衣口袋里的4元钱遗失了,当时这四元钱对我来说可是大数目,掉了钱后兜里没钱了,于是我很想早点回南京。而此时我们八人的松散组合中各人也有不同的打算,有人要到别的地方,并不急于回家。而此时领火车票好像也不像以前那么铁板一块了,凭着介绍信和学生证各人可以领到不同地点的票,于是我领了到上海的车票(那时候好像没有直达到南京的车票),其他人也按自己的意愿领了到不同地方的票,于是各奔东西,8人小集体就此散伙。
好像当时也没有直接到上海的火车,于是在株洲,我又从火车上下来签了一次票,结果在株洲耽搁了三天,株洲当时还是一个很不发达的小城市,对它也没有什么印象,只是觉得当时这个城市的卫生很成问题,饭堂里苍蝇乱飞,围着饭桌转,我用手居然打死了不少苍蝇。
三天后凭票再上火车。需要说明一下,其实此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学生大串联已经有些失控了,由于人太多,什么介绍信的审查等等也是走过场了,到后来,仅仅凭着学生证也就可以全国各地到处跑了。比如我后来在上海火车站下车,有人连车票也没有,仅仅出示一下学生证就过关了。但我当时很老实,规规矩矩的,没有想到去混进车站乘火车,所以才在株洲滞留了三天。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之后,那拥挤程度就不用说了,可以用无插足之地来形容。好在我此时发现了车厢里的行李架上也有人坐在上面,在地下没有插足之地的情况下,我爬上了行李架,腾出一小块地方,既可以坐,也可以躺。夜间就在上面睡觉,反而比站在底下舒服得多。如果不是途中发生一个意外,我也许就一直以行李架为据点,坐到上海了。可是在晚上,我睡着之后,居然从行李架上掉了下来,砸到了下面人的头上。懵懵懂懂中,我醒了,才知道这么回事。也许当时还属于少年,身体柔软,而且下面全是人,所以,我一点也没有受伤,而下面被我砸到的几个人,也都没有受伤。但有了这次经历,下面的人再也不容许我爬上行李架休息了。为了避免我再上去,他们也只好将自己占着的座位让我坐一下,大家轮流坐,就这样到了上海。虽然中途经过了南昌,但我思家心切,也就没有下车。
到上海已经是11月初了,我再次规规矩矩地等待火车票,这时候大串联的学生已经越来越多,所以我很多天都领不到票,大概在上海滞留了半个月时间,才领到去南京的火车票。在上海期间,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革命豪情,再也没跑到大学里去抄大字报。但经常到南京路上逛逛,印象中,南京路上某幢建筑有时会有传单撒出来,于是,路人纷纷去抢这个传单,但传单内容也没有什么,也主要是转抄北京的一些消息。在上海还看了万吨水压机,当年这个机器也是作为自力更生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来宣传的,说它的威力如何巨大、神奇,但看了之后,觉得该水压机比我印象中的要小的多,因为这部机器经过报刊杂志的宣传,已经在我心中树立了高大的形象,但实际一看,却是大打折扣。在上海,我还去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家中,那是我从家中出来串联时,父亲告知的地址,已经好些年没有联系了,由于我的到来,就又联系上了。他家中有一个大学生,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几乎见不到他人。对上海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它的自来水的含氟量很高,药味很浓,单独喝开水简直难以下咽,主要上海市当时的自来水是取用黄浦江的水,它处在长江的最下游,污染较重,所以自来水必须加大氟的含量。因为这一点,所以我对当时的上海并无好印象(现在上海的自来水取水已经不从黄浦江了,据说水质有了较大改善)。
在当年11月15日左右,我终于回到了南京,此行的收获,在北京见到毛主席,随身携带的语录本上盖了几个纪念戳,还有,没想到贴身的毛衣上沾染了不少虱子,怪不得身上经常发痒呢,妈妈赶紧将我的所有衣裳换洗,用开水烫。好在虱子不适应南方的气候,第二年,我衣服上的虱子没有再出现。

终于当上了红卫兵
参加过全国大串联之后,我在1966年11月15日左右才从因等火车而滞留的上海,回到南京家中,此时,大串连已经成了中学生人人都可以出去,而小学生也想出去的一件好事了。但实际上,由于大串连的学生已经越来越多,铁路不堪重负,同时,各地接待大串连学生的各级机构估计也是不堪重负,估计这一情况已经反馈到中央,所以,在11月份在上海时,我已经看到中央发出的通知,不再鼓励学生坐火车串连,而是提倡步行串连了。而我由于刚刚从外地串连回来,当然没有那个劲头再出去走路了。不过,我家楼下的邻居,和我同龄,在另外一个学校的启蒙,当时可能由于年龄小,没有开到介绍信等原因,一直未能出去坐火车串连,等到他想出去时,中央已经下发通知,只能步行串连了,他只好和自己班上几个同龄人在我回来后开始步行串连,但没有走远,从南京走到镇江就停止了,由于是真正的用两条腿走路,背上还要背着背包,一个15岁的孩子走这么长的路,确实是很辛苦的。当然,也听说有人步行串连到北京的,但后来又听说,有些人并非一直走路,而是采用了扒火车,搭便车等方式,才走了那么远的路。
在家里面歇了几天之后,由于无事可干,于是我又到学校去了。此时应该在12月初了,而此时的学校,已经是空空荡荡,感觉非常荒凉,早就不上课了,现在所有的老师都不见了踪影,听说本校也发生过打老师现象,但由于那时我正在外地串连,所以没有看到,具体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只是,我们这所学校好像比较文雅,没有北京中学生那么厉害,至少,本校教师虽然有被红卫兵打的,但却没有被直接打死的。在我的印象中,1966年12月份的中学校园,非常地空阔,除了一些红卫兵之外,其他人都看不到,此时社会上好像也是处于权力的真空期,各级政府的走资派都被打倒了,但却还没有新的权力机关来取代。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对学校而言,由于早就不上课了,所以一些成份不好的学生,包括一些成份中性的学生,如出身职员、小业主、中农等家庭的学生,因为不可能加入红卫兵,他们也就不再来到学校,成了逍遥派。
我到学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还是想当红卫兵。既然知道了自己是工人出身,那当红卫兵是理所当然的了。至少在当年而言,红卫兵是非常光荣,非常令人羡慕的,左臂上套一个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章,走在大街上,回头率也要增加不少。而此时我们学校里除了一个原先的红卫兵组织之外,又新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原来那个红卫兵组织以“毛泽东主义”命名,所以简称“主义兵”,而新的则是以“毛泽东思想”命名,所以简称“思想兵”。思想兵的头头居然也是个初二学生,只是人老气一点,身体很棒,敢打架,讲义气。他的父亲好像也是部队的干部,但母亲却在本校的总务科工作,这样有个好处,如果要写大字报什么的,到总务科领取笔墨纸张等很方便。思想兵的头头原来也在主义兵,但因为和那里的头头搞不好,所以就出来另立山头,他具体通过什么程序成立了这个思想兵,我也不清楚,反正我到学校时,这个新红卫兵组织已经成立,有一面大旗,有印制好的红袖章(红袖章上的字是一种黄色油漆刷上的,很牢固),也有十几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刻有“XX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印章(那时候印章越大,就越具有权威性)。因为是新成立,头头急需招兵买马,所以我经一位同学介绍,他立即将我收于他的旗下。
总之,在1966年的12月份,红卫兵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组织,如果你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员,那就证明了你有红色的血统,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信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斗志,最重要的,是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与肯定。所以,那个时代的你,如果穿着一身旧军装,腰间扎一根皮带,左臂上再套一个红袖章,走在大街上,那就有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而你自己一定也会充满自豪感,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当然,能够有这身打扮的,只能是干部家庭子女,尤其是军队干部家庭的子女。要知道,当年的军装可是希罕物品,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家就不可能有黄军装,只是在我日常所穿的蓝色学生装上,套上一个红袖章,即使如此,走在街上也是够神气的了。当上了红卫兵后,主要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撒传单
1966年的12月份,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那种上街破四旧,在学校批斗校长和老师,以及抄资本家的家等等活动已经退潮,一方面是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大串联,另一方面也是该砸的“四旧”,该抄的人家都抄过了。所以,我们这些呆在学校的红卫兵,好像只有抄写大字报,印刷传单,撒传单这些事情可以做了。由于我们这帮红卫兵基本上都是初中生,水平有限,所以就写大字报而言,也写不出什么内容,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抄写一些从北京来的传单上的消息。此时的红卫兵组织也不像初期,各个学校各自为战,而是有了一个联合的,松散的总部,当然,主义兵有主义兵的总部,思想兵有思想兵的总部,各有一摊。我们的头往往能够从总部那里拿到一些北京来的传单,于是就将这些传单的内容抄写出来,贴在学校的大字报栏上,或者贴在热闹的大街,行人来往繁密地方的墙上,最后的署名就是“XX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宣”这样的字样,表示大字报是我们抄写,也可扬扬名。内容好像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物的讲话,以及文革形势的发展等等,具体内容现在是不可能记得清楚了……
其实,往墙上刷大字报,对我们这些喜欢追求新奇感的少年来说,没有什么意思,首先,抄大字报需要很长的时间,费力费时,然后拎着浆糊桶上街,也很费劲,再者,虽然大字报刚刚刷上去时有一些人围观,但大家都是默不作声地观看,而我们刷过大字报也就走了,没有成就感。所以,对我们而言,印刷传单,到大街上撒传单更有刺激。
过去一些老电影,刻画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为了发动群众,也经常有革命者到街头撒传单的镜头,连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也曾经在上海的一家茶馆撒过传单,这确实是发动群众的一种好方法。但是电影中主要拍摄的是撒传单的镜头,而印制传单的方法和工具,在电影中基本上没有看到过。那我今天就来说明一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工业产品还是很落后的,当时印制传单最好的工具,应该是一种手摇的油印机。将刻好的蜡纸放在手摇的油印机上,下面再放上16开的一叠白纸,慢慢摇动油印机的摇柄,由于油墨有粘性,一张张白纸被油印机吸了上来,滚了一遍之后,白纸就印上了蜡纸上刻好的字,传单就成功了,但油墨需要风干,不然字会模糊,所以往往要放置半天以上,传单才能真正成功。蜡纸是一种特制的纸,上面覆盖有均匀的蜡,必须用铁笔,下面垫以钢板,才能在上面刻上字,有人写字娟秀,有人写字像狗爬,总之,你平时写字什么样,刻在蜡纸上,印出来的传单上的字也就什么样。
可惜,我们这个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连一部像样的手摇油印机都没有,只好用更土的办法,那就是,就用一张16开大小的方形丝网,将刻好的蜡纸覆盖在上面,下面放白纸,上面拿一个油印机的滚子,用粘了油墨的滚子在方形丝网上滚上一遍,下面的白纸上就出现了字迹,这种方法慢,而且印刷效果也不好,但为了让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全国每一个角落,也只能这样土法上马了。
刻传单,印传单谈不上快乐,但上街撒传单却是一种快乐,拿着一包传单,走到街上,看到人多的地方,拿出传单,向空中一撒,并且喊道“快看啊,最新的北京消息。”看到人们在抢纷纷扬扬的传单,确实很有满足感。我们学校有一座楼也临近大街,我们也会爬到临街的楼上教室窗口,将印好的传单向下撒去,看着下面的人都在抢传单,那确实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12月份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街头印象
之所以单独写这一篇,主要也是给我的回忆增添一种背景,再者,我当年的家就在南京的市中心新街口,直到今天,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区,但新街口是南京市中心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现在对没有来过南京的人略为描述一下:原先的新街口是一个圆形的广场,中心竖立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当年孙中山逝世时,日本友人所赠),面朝北,寓意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向北是寓意北伐。但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这尊铜像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好像是当年八月份,当时的江苏省委尚未完全瘫痪,在一天夜里,省政府派人叮叮当当地敲了一夜,把孙中山铜像的脚与底座分开,偷偷运走藏了起来,文革后期因统战需要,这尊铜像就被竖立在南京东郊中山陵藏经楼前(至今依然在那里)。
市中心人流量大,是各种观点大字报集中张贴的地方,因为贴大字报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观点被更多的人看到,在这个圆形广场周围,有几栋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大楼建筑,有两家是银行,其粗糙结实的水泥墙面,无疑是张贴大字报的好地方。当时大字报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几乎是天天更新,传播的消息内容也是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前两天还看到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了陶铸为组长的消息,大字报上也抄写着陶铸的讲话,体现了中央的精神,但过了没几天,陶铸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当时一个口号叫做“打倒刘邓陶!”,已经把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并列了,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如此快变化的形势,只能是看看而已。总之,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中央文革对文革的指示,各地的文革动态,都在街头的大字报上有反映。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我最早也是从街头大字报上看到,直到很多天之后,才在正式的、铅印的报纸上看到。
还有,此时突然兴起了街头辩论,南京的马路中间以前都有安全岛(现在随着汽车越来越多,有的安全岛被平掉,拓宽成了马路),自行车道和汽车道中间搁着一条不太宽阔的安全岛,加上当时的汽车也很少,所以,在离新街口市中心不远的马路旁、安全岛上,从下午到晚间(估计白天大部分人还要上班),聚集着一堆又一堆的人群,在昏暗的路灯下辩论着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主要是分成两派,一派造反,一般保守,所谓造反派,就是要将各级领导拉下马,认为他们是走资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保守派则相反,他们认为各级领导大部分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保护他们。但随着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的态度明朗,保守派的名声越来越臭,被人称之为“老保”,成了一个贬义词。我家对门邻居一个老伯,就因为在文革初期口口声声说要说自己就是要保领导,由此获得了“老保”这个外号,一直到文革结束,他的这个外号也依然保留着。笔者当年年龄虽小,有几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却也禁不住诱惑,也参加了这种辩论,记得有一次是和一个年龄差不多大,也认不识的女孩子辩得不亦乐乎,旁边围着一堆人看,最后天晚了,肚子饿了,于是各自散场回家。这应该是六六年八、九月间的事情,那时还没有武斗,随着文革展开,武斗越来越普遍,这种街头辩论的状况也就消失了。
还有一点应该提及的,就是文革初期最倒霉的并不是走资派,而是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在我参加红卫兵之后,大约当年的十一、十二月份。我每天从家到学校,都要经过“新华日报社”的大门口,每天早晨,我都会看见一个个头不高,年龄大约四十几岁的中年人,头发乱蓬蓬的,胸前挂着一个的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分子、右派XXX”,此人拿着一把大竹扫帚,打扫着新华日报社门口的人行道,估计他就是报社里面的人。偶而与他眼睛相对,发现他眼里满含悲愤、忧郁,一声不响地扫马路,他胸前挂着牌子人人都可以看到,可想而知,他的心灵在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煎熬啊……。大约有两个月时间,我都能看到这人挂着牌子扫地,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派夺权,越来越乱,这个人也就看不到了(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心理素质可能是最好的,虽然遭受了这样大的侮辱,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活过了那个荒唐的时代。只是,今天倒是听到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碰到一些小问题想不开而跳楼的消息,比起他们的父辈,他们的心理素质确实是差得很多……)。

一次恐怖的揪斗会
时间过得很快,在经历了1966年12月份的一段真空期之后,在1967年1月份左右,军队就开始介入了,在我的印象中,至少就学校而言,最早介入的,是部队派来的军代表,后来才有工宣队员进驻。在军代表进驻了学校之后,并与学校中年轻教师中的革命造反派相结合,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也就逐渐扭转了学校的无政府现象,红卫兵也就逐渐式微了。
现在回忆一个我参加过的,印象深刻,非常恐怖的揪斗会。具体的日期记不清了。反正当时已经有军代表进入了学校,老师也重新回到了学校,而我们这些红卫兵则被新成立的革委会领导了起来,接受革委会交给我们的各项工作。当时文革好像进展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各个单位都在审查历史有问题的人,并且有单位组织开始外调,互通信息,这样一来,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即使想隐瞒,也隐瞒不住。所以,通过内查外调,按当时的说法,确实是挖出了一些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而且,如果这个历史问题不是自己交代出来,而是被查出来的话,那就要罪加一等,轻则批斗,重则判刑了。所以,当时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写自己的历史交代的时候,确实是不敢隐瞒的。
记得我当时,曾经接受指派,和几个同龄的红卫兵一起,到一个学校员工、右派分子的家,将那个男右派带至学校受审查。另外,也还做些抄大字报、刷标语等工作。就在这期间,我经历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揪斗会。那是某一天下午,在3点钟的时候,革委会领导将领导我们的红卫兵班长刘XX叫去,亲自交代他,下午四点要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将要揪出一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我们红卫兵的任务,一是在开会时在会议室四周站岗,防止有人开溜,维持好秩序,此外,还要准备三四个红卫兵,在革委会领导宣布某人为反革命时,就要立即冲上去,将他押走,送进一个专门的小房间去接受审查。具体此人是谁,为了保密,领导只告诉了红卫兵班长,我们也都不知道,刘班长只是对我们分配了任务,哪几个负责站岗,哪几个负责到时候上去揪那个反革命,刘班长交代我们这几个红卫兵说,等到革委会领导一宣布名字,你们就跟着我,到开会的人群中将那家伙揪出来,然后押出去。
这里顺便说一下,学校的革委会成员除了军代表外,也还是要依靠学校里原来的干部的,所以,一些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又是党员的年轻干部,往往成了依靠对象,这些人物是文革中最为风光的人物,如北大的聂元梓,南京文革中最出名,并都靠造反起家,后来居然被结合进当时的省市委领导班子的两个造反派头子:文凤来、曾邦元,都是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而我们这所中学,被结合进去也是一位年轻的干部,文革前任校团委书记的潘XX,当时的头衔可能是革委会副主任吧。那天的会议,主要由他主持和讲话。
这次开会依然在学校图书馆一楼的大阅览室,因为此时的图书馆早就不借书了,大阅览室里面有一些条凳,而且面积适中,所以在文革中,相对于学校的大礼堂而言,它实际发挥了一个小礼堂的作用,教职工会议一般在这里召开。
下午四点之前,全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已经齐刷刷地坐好,没有一个人迟到。因为当年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如果你迟到的话,那就说明你有异心,有问题,在内定的阶级敌人还没揪出来之前,很可能就先把你揪出来,你敢迟到吗?所以,在那种恐惧的气氛中,没一个人敢迟到。教职员工的座位也有讲究,分成了两拨,一拨人是已经查处历史问题的,在我的印象中,主要有老年的英语教师、美术教师,还有几个语文老教师,估计这些人出身的家庭都有钱,才能上得起这些专业,既然是大学毕业,也极有可能在学校受到“三青团”影响等等,所以,文革一开始,他们就倒霉了,被作为另类,受到红卫兵的监督和殴打(视各个学校的情况,有人也许没有被打)。但这些人的问题都交代过了,属于死老虎,而我们今天要揪斗的,是尚未被发现,混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那他此时就坐在人数居多的那一大批暂时没问题的教职员工队伍之中。
会议的气氛果然紧张,首先是会场四周的墙上刷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白纸黑字的标语口号,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氛。会议开始,先是军代表讲话,他主要是提纲挈领的讲一下文革的大好形势,讲到有问题的人要认清形势,要主动交代问题,不要负隅顽抗,因为,通过内查外调,所有人的历史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有问题的主动交代,尚可从宽,如果顽抗到底,只能是死路一条!军代表讲话之后,就是革委会副主任潘XX发言了,他站在讲台上,重复了军代表讲话的大部分意思之后,就宣布: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的材料,为了给他一个坦白从宽,重新做人机会,希望他自己能够站起来,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否则,革命的铁拳必将严惩他,后果不言自明。现在给他十分钟的机会,在十分钟之内,能站出来,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尚可从宽。十分钟后,那我们革命人民就不客气了!”而此时作为红卫兵的我们,在班长的带领下,就站在这位潘主任的身后,虎视眈眈地盯着会场中坐着的教职员工,随时准备将那个站起来的家伙揪出去。
此时,会场中极其寂静,没有一丝声音,那些心中有鬼的人肯定是暗暗发抖,军代表,潘主任,以及他们身后的红卫兵,都站着,瞪大眼睛观察着会场中坐着的人……大约过了五分钟,突然从死老虎堆里站起来一个人,弯腰低着头,嗫嚅着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没交代……”拉出去,潘主任一声断喝,立即冲上去两个红卫兵,将他以坐飞机的姿势押出去了。潘主任于是借题发挥说:“虽然我们今天要揪的对象不是他,但刘XX(那个站起的教师)能主动坦白,我们还是将他问题按坦白从宽处理。”他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还有三分钟,这是最后的机会……”,大概在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内,又有一位死老虎堆里的老教师站了起来,同样是弯腰低头,嗫嚅着……于是又被押了出去。然而,革委会领导们预定的目标,混在教师队伍中的那个阶级敌人却还是没有站起来,真顽固啊。于是,潘主任再次讲话,强调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任何人要蒙混过关都是不可能的,不要心存侥幸,有问题的人,赶紧坦白从宽交代问题尚可原谅,否则,就是死不改悔的反革命……,然后,他看了一下手表,说再给五分钟时间。此时,空气像凝固一样,地下掉一根针真能听见,然而,五分钟又过去了,却仍然没有人站起来……
于是,潘主任再度讲话,他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看来,这个阶级敌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了,那我就来宣布吧,潘主任咳嗽一下,清清喉咙说:“这个混在革命教师队伍中,隐藏极深的阶级敌人,就是高二年级教师蒋XX”,他的手也同时指向了那坐着的一大拨人群中间,此时,我看见人群中一张惊骇的脸,原来是一位中年女教师,此时,我们立即跟随班长冲了上去,分两边抓住了她的两支胳膊,此时的她,才缓过神来,“我不是,你们抓错了。”然而,潘主任却坚定地说:“没错,抓的就是你!”然后他对大家说:“经调查,蒋XX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是国民党特务……”听到这么一说,蒋绝望了,她突然大叫“冤枉啊!”然后又大叫“毛主席万岁!”可能想以此证明她的清白吧。然而早有准备的我们,没让她喊出第三声,就押着她两只胳膊,推推搡搡的将她推出了门外,送到了预先准备好的小房间里去了。
后来,我们这些小红卫兵没有参加对她的审讯,她具体有什么问题,是否国民党特务,在审讯过程中有无拷打、有无逼供信,我都不得而知。只是在两年后,仍然是文革期间,我在新街口大街上看到过她,此时她已经是自由之身了,所以可以得知,当时说她是国民党特务肯定是无稽之谈。

文革中针对群众的运动
现在接着那场恐怖的揪斗会再说两句,现在有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从看他们的帖子中得知,在他们的想象中,片面地、狭隘地认为文革就是反走资派,是揪斗贪官污吏的运动,所以居然希望文革再来一次。其实是大错特错。在文革初期,确实是整走资派的,但在当权派被打到,靠边站之后,下面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都是针对普通群众的,在那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中,真可谓是搞得人人自危。
在文革初期,公检法机构就被认为是刘少奇黑线上的,执行的是镇压群众的路线,所以很快被红卫兵冲击,瘫痪。在各地成立了革委会之后,在没有公检法机构的情况下,各单位就开始执行一种群众专政。所谓群众专政,就是革委会领导(一开始一般都是军代表)挑选本单位一些根正苗红,积极造反、急于想表现自己的人,组成群众专政队,然后就开始对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进行审查,群众专政队的权力非常大,可以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自行关押在私设的房间里,无休无止地审问,这其中严刑拷打也是有的,还可以自行到这些有问题的人家抄家。所以,在文革中,通过这些运动而被迫害致死的普通群众也很多。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看到东北新闻网一篇记叙当年长春市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文章《"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畏罪"自杀者特别多》“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清”错的有数千人,全地区由于“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尤以长春地区外五县的情况最为严重,自杀1031人,打死172人,共计1203人。仅榆树一个县就打死61人,自杀342人,共计403人(见《长春公安志》第267页)。”
当然,有人也许会说,这些人确实有历史问题,受审查是应该的,但这也是想当然,别以为你出身好,根正苗红,就没人找你。文革中不可测的风险太多,你喊错了一句口号,屁股不小心坐上了印有主席像的报纸,戴着耳机听半导体收音机(被怀疑收听敌台),只要被别人看到,检举揭发出来,那你同样逃脱不了群众专政。还有,你平时管不住自己的嘴,乱讲乱说,也会被别人揭发,“关天茶舍”的张迈老人,出身老革命,自己也是红小鬼,自小在部队长大,文革中却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批斗,下面转贴他回忆帖子中的一段:
“文革中有个"一打三反","三反"印象不深,"一打"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因为"历史反革命"漏网之鱼不大有了,该抓"现行"了。工宣队长作报告,反复交待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竹筒倒豆子,只要和盘托出,保证没事。而抗拒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我一边听报告一边想自己的事,我清楚的知道,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这是我自找的。 
    我是"根红苗壮"长期生活在"红色保险箱"中而有持无恐;我对文化大革命由支持到观望再就是强烈不满;更要命的是我性格外向,特别爱说,大学毕业时系总支书记送我一句话是"管好你的嘴",可是我管不住,也没有管。 
    一散会我就到工宣队班长办公室去,告诉班长,我要倒豆子。班长说:"你来的好快。我们排过队,知道你的问题。也知道你是聪明人,会主动找我们,但没料到这么快。好!好!好!早交待比晚交待好。"我问他是不是竹筒倒豆子倒光了就没事?他说:当然是,"阿拉工人阶级说话是算数的",他站在毛主席像前庄严的作了保证。
   ……
   "豆子"倒完之后就是室里小型批斗会。批斗前,还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群众帮助提高,态度要好一点,群众运动么难免有点过激。我竟然大大咧咧的回答没事儿! 
    斗了几次忽然冷却了,一天、两天、三天。冷清的我越来越感到不对劲,我忽然福至心灵,想到"决战前的沉寂"。于是晚上在家烧材料,把我的日记、信件统统烧光,把"烧鸡"藏到厨顶。忘了说了,"烧鸡"是一把驳壳枪,货真价实还带子弹。 
    第二天上午,全所召开大会,学完语录喊过万岁,再来两个敬祝。一声断喝,就把我这个反革命份子押上台。我满脑子乱轰轰,只听到一个个发言批判激动万分,至于具体内容一句没听进。看来对我"升级"了。 
    晚上,工宣队和室里造反派到我家抄家,老婆、不到5岁的儿子都在家。……”
所以,文革本质上是一种摧残中国人最后一点良知,人人自危的一种恐怖运动。

“五湖四海”来了
在1967年夏天,当时造反派已经兴起,分成了“红总”(全称可能叫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八、二七”(大概是以66年8月27日成立日命名)对立的两大派,武斗开始不断发生。在我的印象中,南京的武斗没有一些外地城市厉害,基本上停留在长矛大刀等冷兵器阶段,像有的城市发生的那种枪林弹雨的场面,南京基本没有发生过,所以,总体来说,南京武斗期间死人不多。而且,武斗厉害的,也是那几家大规模的军工厂的工人们,因为他们工厂和居住地连成一片,再者,可能人数多,和部队有一定的联系、容易组织等客观原因……但市中心没有发生过武斗,所以住在市中心的我没有看见过血淋淋的场面。
Yiping1914在她的《请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我讲那过去的事情》帖子中,曾写到她1967年夏天来到南京时所看到的景象,很形象:“而此刻的南京城里却是一派无法描述的肃杀景象。宽阔的马路两边贴满了大小字报,甚至贴到了路边的梧桐树上,贴了又贴像一层又一层的补丁;大致看去好像是某工厂某地区刚刚结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武力战结束后接着又是口水战,还有人扬言要到北京去说理,看样子“上访”这档事从那时就开始了;人行道上行人匆匆而过,个个都把书包之类的夹紧在胸前或胳膊下,急慌慌地不知道忙什么;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或是在餐馆里吃饭时我们都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氛,周围的人总是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我们,好像我们是天外来客;远看银行和商店好像都不开门,近看才发现只开了一道仅能容一人通过的小口子,旁边还有持枪荷弹的士兵把守着。再仔细看看那些大小字报,这才知道了在武斗过后,南京城里涌现了一批德纳蒂似的人物,应该说比德纳蒂还要厉害得多,这些人专事偷盗抢劫,乘机大捞财物(有的还说抢了银行,未经证实)。这帮德纳蒂属于哪一派群众组织?从大街上的大小字报上还真看不明白,反正所有革命组织都说是对立面的人干的,支左的军队莫辨真相,只好先派士兵把守着市里所有的商店银行大门,真是大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景!”
在我的印象中,南京那段时间确实出现了一个不属于任何派别的流氓抢劫集团,名称就叫“五湖四海”(源于毛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可能是外地流窜犯罪分子团伙,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本地的派别组织承认该组织是他们的属下,具体什么样子的人我也不知道,最后好像也没抓到,不了了之。但那一段时间确实使得南京城风声鹤唳,到处都在传言这个“五湖四海”团伙,所以那位老大妈才会提醒yiping1914不能戴手表(当时手表是很值钱的物品),以防被抢。而且由于当时没有了执法机关,居民们居然自发组织起来值夜班,手中的武器也是用钢管做的长矛,并且每个家庭轮流,我那时候16岁吧,也参与了一次值班巡逻,与现在居民小区的保安巡逻很相像,头上戴一个柳条帽,手中抓的是一根长矛,一夜无眠……好在也并没有碰到什么“五湖四海”之类的劫匪。
这说明了,在文革武斗时期,有一段时间社会秩序是非常混乱和不安全的。

进入逍遥时期
在进入1967年以后,随着工人造反派的兴起,那些最初受到毛主席支持鼓励,以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孩子为主体的老红卫兵组织,就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一方面是他们的利用价值已经用完,再者,此时全国各地正在开展着如火如荼地造反夺权运动,而造反派的矛头,就是指向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省市级开始,各级领导、尤其是单位的一、二把手都成了走资派。那么,那些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自认为根正苗红、天生红五类、学校中的红卫兵,因为自己的父母是当权派,在单位里都被打倒成了走资派,他们引以自豪的出身一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了走资派的子女,与地富反坏右并列,他们怎么可能有底气继续革命呢?所以,很多原来红卫兵组织中的骨干中坚,因为自己家庭发生的变故,也就不再来学校参加红卫兵活动,而红卫兵运动组织,也就自然地解散了,好像当年也没有哪个宣布正式解散,而是自然而然地消失。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北京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自己的父母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黑帮之后,终于也不愿再被当枪使,开始反对江青,反对中央文革,组成有名的“联动”红卫兵,结果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一些头头被抓,这也是导致红卫兵衰亡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说一点题外话,我觉得,在文革中,一些革命干部的经历可能是最为令人感叹的,他们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在文革初期,他们因为担任单位的一、二把手,自然就成了走资派,受到群众的批判,轻则上台受批判,挂高帽游街,重则遭毒打,有人也因此丧失了性命。要知道,在六十年代,就是一般的中型企业,在其中担任厂长、书记的,也基本上都是老革命。他们这些人原先也是军人,不少人还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只是因为响应号召、脱下了军装,参加建设祖国的工作,担任起了单位和在工厂的领导,在文革中就无端受到了狂风暴雨般的冲击,而与他们同样资历,但没有脱下军装,继续在部队任职的干部,却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成了时代的英雄,当年军队的威信非常高,毛曾经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后面,专门加了一句“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以至于当时形成了这样的舆论,解放军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他们被派到地方上支左,受到了造反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年除了部分特别高级别,被当时判为“二月逆流”,参加那次会议的少数军队干部,绝大多数在军队任职的干部,在文革中基本都没有受到冲击。这样也就泽及他们的子女了,他们依然根正苗红,高人一等,而且在后来的文革中,他们又早早地穿上了绿军装,脱离了文革中乱糟糟的是非和武斗,并且避免了下农村插队的苦日子,要知道,当年参军可是人人向往的好事,除了吃饱饭之外,在部队还可以入党、提干,复员后有好工作。而走资派的子女则不同,参军没份,下农村插队是免不了的,有的干部还是全家下放农村,饱尝了一段生活的艰辛。这也是命运的不可捉摸之处……
我到底是何时不再到学校,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但在67年的夏天,工人造反派已经占据了革命的舞台,并且形成了两派,开始了武斗,那时候我肯定不到学校了,于是开始了逍遥派日子……

在无学可上的日子里
1967年,由于造反派已经全面夺取了各级政府、机关、厂矿的权力,并且分成了两派,武斗的不可开交,武斗的主力是厂矿的工人,尤其是军事工厂的工人,军事工厂基本上都坐落在南京郊区,前面是厂房,后面是职工宿舍,工人人数多,组织纪律性好,并且容易召集,形成大规模的武斗兵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利用工厂的材料,制造武斗的武器,可能还能近水楼台,搞到一些真正的武器。但武斗组织的大头子,确实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一个叫文凤来,是“红总”的总司令,一个叫曾邦元,是“八二七”的头。当时南京城内基本上是由“红总”这一派占领。把持,“八二七”基本被压缩到下关悒江门外,所以,我家所在的市中心还是很平静的,而我也就没能见到真正的大规模的武斗。
闲在家中干什么呢?主要还是和原先在红卫兵组织中认识,同年级不同班的几个同学串串门,聊天吹牛。还有一个当时吸引了我们兴趣的东西,就是装半导体收音机。虽然解放已经是十多年了,但即使是市中心,城市面貌也变化不大。我家所在的汉中新村,就有大片的居民自己盖的低矮平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就是贫民窟了。而紧紧毗连汉中新村的,则是摊贩市场,除了一片贫民窟之外,还有一大块地方,是专门开辟出来,供各色小贩卖各种旧货的地方。文革中,这里有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零件卖,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比如,二极管卖两角钱一个,三极管卖三角钱一个,还有装机必备的电容、电阻等,都是几分钱一个。由于无学可上,无事可干,所以,有一段时间,用从摊贩市场上淘来的这些半导体零件,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
今天的孩子动手能力弱,主要是课业负担太重,其实作为男孩子的天性来讲,对一些机械、一些电子产品是有天然的好奇心和动手能力的。虽然文革初期的焚书运动烧掉不少好书,幸好一些技术类、科学类的书不在焚烧之列,总之,我们那个时候也找到了一两本如何装半导体的书籍,并且看得津津有味,然后就按书上的电路图等等,实际操作。可以说,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动手,没有现成的。电路板是用淘来的胶合板,用手摇钻在上面钻眼,然后打上铜铆钉,再用电烙铁,沾上松香、焊锡,将带包皮的电线焊接上去,然后在正过来,将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等焊接上去。最后大功告成,就可以听到广播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们就学会了装短波收音机。短波的秘密主要是在于接受天线的磁棒不同,中波是黑色的,而短波的磁棒则是一种棕红色的,并且,在磁棒上绕线圈,也不同于中波,只需要用粗电线绕上五六圈就可以了……当然,这都是土法上马,比正规的收音机肯定要差。有了短波就可以收听“敌台”,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的我们都还真诚地相信上面所宣传的一切,所以即使听到,也没有太在意,也不会传播。何况,当时也有耳机(印象中便宜的只需要两角钱就能买一副),而父母对我们小孩子捣鼓这些东西基本是不闻不问的。
如果有好的环境,如果有人教,也许我们这几个人中,就可能成为某一方面的技术专家。而当时席卷一切的革命,使得一切个人兴趣和爱好,都被卷走了,尤其是后来的下农村插队,很多在苏北农村的同学肚子尚且填不饱,就更无可能发展业余兴趣了。

在无学可上的日子里(续)
除了装半导体之外,整天无所事事的我们,还从事了多种体育活动。因为我家那时候住在新街口的汉中新村贫民区,就是现在有名的金陵饭店所在地(连战、宋楚瑜此次到大陆访问,都是下榻于此饭店)。当年的汉中新村1号住着一位马杏田老人,俗称马老板。他有非常好的摔跤功夫,据说当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有狂妄的日本人摆摔跤的擂台,马杏田当年还是20出头的年轻人,火气很旺,登上擂台,将日本人摔了个嘴啃泥。日本人后来恼羞成怒,派宪兵队到他家抓他,却不料他已经在同伴的掩护下,逃出了南京城,直到日本人投降之后才回来。由此可见,他的摔跤本领确实非同一般。解放后,他的摔跤技术还是得到了重视,被南京体育学院聘请为教练(具体是什么级别的教练就不清楚了,但我确实看过他胸前别着南京体育学院的红色校徽)。文革中,他也赋闲在家,于是他开始指导生活在汉中新村的一些孩子练习摔跤。
当年的汉中新村贫民区的中心,有一块水泥的场地,俗称水门汀,可能是解放前的遗留吧,不大,旁边还有泥土的场地,都较为平整。在文革中,孩子们都散放在家无所事事,于是,马老板就将汉中新村的孩子召集起来,每天早晚在水门汀上蹲马步,他喊口令,让这些孩子演练摔跤的一些基本动作,在基本功练习之后,再指导一些实际的摔跤技巧,然后就在泥土地上摆场子,此时两个个头差不多的孩子,就会穿上摔跤衣,互相拉扯着,转着圈子,手脚并用,想办法将对方摔倒,然后又是下一组,这时候,周围会围着一堆人,除了汉中新村本身的、老老少少的居民,也还有经过的路人,大家都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些孩子的实战练习。由于马老板教学有方,使得汉中新村的孩子在摔跤技巧上都有两下子,这样走在外面也不吃亏,因为外面一些小混混,听说是汉中新村出来的,都知道是马老板教出来的徒弟,也就不敢造次挑衅。不过马老板在教这些孩子时,也很注重品德教育,一再告诫孩子不可在外面惹是生非。由于我也是生活在汉中新村的孩子,也就参加了这种锻炼,不但锻炼了身体,也增强了防身的本领。
当年还有一项热门运动——游泳。由于毛在发动文革前夕,曾经在长江里游泳,以此证明自己精力充沛,宝刀不老。当时作为特大喜讯传遍全国。毛更是发出号召“到大风大浪中锻炼,到江河湖海中去游泳 。”由于有最高领袖的倡导和身体力行,那么,游泳就成为当年最为热门和普及的运动。不过,当年可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游泳池很少,更不用说高级的游泳馆了。何况,游泳池要门票,虽然只需要5分钱一张票,对我们来说也是巨款,肯定不会去的。夏天,我都是和邻居小伙伴走路到汉中门外的外秦淮河边,那里有一个木材加工厂,工厂加工的木头都是通过水路运来,除了岸上堆放外,岸边的水中也放着一根根粗大的圆木,并有绳子扎紧,不会被水流冲跑,形成一种天然的码头。于是,我们就将汗衫背心等放在木排上,穿着下河三角裤游泳。秦淮河水是黄的,但因为是流动的活水,所以没有血吸虫什么的,那时候化工厂也不多,没有什么污染。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到大自然的环境中游泳,因为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蓝天上飞翔的鸟,周边的景色,还有,就是河中的波浪有规律,不像游泳池的波浪杂乱无章。这个爱好,就是那个时代形成的。
还有一段时间兴起了锻炼肌肉的运动,正规的铁杠铃是不可能有的,小伙伴们就将明城墙散落的城砖找到,中间打个洞,在圆杠子两边各套上一个,就成了土杠铃,也有两边用圆形的磨盘石的,用这种方法来锻炼肌肉。可惜,那时候大家粮食都要计划供应,不太能够吃饱,营养也跟不上,锻炼的结果是有人出现肝大的毛病,所以后来这种锻炼也就慢慢销声匿迹了。
总之,由于那个时代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有着多余精力的青少年只能朝这些方面发展了。

复课闹革命之后
大约到1968年的春天,社会秩序逐步恢复之后,学校也开始了复课闹革命。于是,原来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中学生们,也就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学校。虽然名义上是复课闹革命,但实际上却依然是没有课上,学生们被学校组织参加学工学农学军等种种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到农村帮助农民割麦、割稻。那时候的农村没有什么机械化,每到农忙时节,城里面人都要去下乡支农,于是我们这些学生也就会被拉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收割,缓解劳动力的不足。在城里面的时候,就是到工厂学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总之,文化课是一天未上,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到了1968年年底,毛主席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不知道别的地区如何,江苏南京地区有一个政策,就是可以在年龄尚小的初中生中,选拔一些出身、表现好的升高中。我因为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所以就没有下农村,而是升学上了高中。记得我初中的班级原先有五十四人,符合条件,被挑选上高中的只有十三人,其他人就都下农村了。其实,所谓表现好也只是说说而已,决定学生升学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他的出身,因为只有红五类出身才能升学上高中,其他人即使表现再好,也还是得下农村。而且,由于文革中不少当权派被当作走资派打倒,所以一些原来革命干部出身的孩子,由于父母在文革中倒了霉,他们也只能跟着倒霉,被发配到农村去了。还需要指出一点的是,除了少数积极分子外,孩子下农村,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绝不认为是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因为,至少在当时普遍贫穷的中国,孩子下农村会增加家庭的不少经济负担。当然,当时由于各方面管制的都非常厉害,你不让孩子下农村,你所在单位的领导就会出面做你的动员工作,居委会也会三天两头敲锣打鼓到你家,名义上是欢送,实际上是要将你赶下农村。
记得1968年底还有一次参军的机会,有北方部队来南京招兵。当时解放军是最令人羡慕的,红领章红帽徽是当时最神气的服装。而且,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说明了这个家庭成份好,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但是,如果您不是出身于红五类家庭,那么政审这一关就过不了。记得我当年也参加了参军体检,可惜因为手上有冻疮,而没有能当上兵。此外,就是一些军队干部,也趁着这次招兵的机会,将自己的孩子弄进了部队,所以,我们班最后升学上高中的,只有八个人,因为有几个革命军干家庭出生的孩子,早就通过内部关系给招到部队当兵去了。有人想当然地说文革中没有腐败,其实,仅仅从部队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别人的孩子都要下农村的时候,将自己的孩子招进部队,实际上也是一种腐败。

班上揪出了一个小集团
由于升学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加上军干子弟走后门参军,所以,我们中学当年初中的六个班,经过如此的甄别之后,剩下来的人可能只能组成一个班级升高中了,那复课闹革命还是搞不起来。好在这时候,不知市里面哪个领导下的命令,让一些民办中学(上个世纪60年代民办中学与今天民办中学的性质根本不同,那时候都是差学校)、二流中学的成分好的学生,也进到我们这所学校来,这样就组成了三个班,就可以正式开课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学生以前所在的学校都是比我们学校教学水平差一大截的学校,如果是考试,肯定是进不来的,而由于文革,由于党的阶级路线,这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也就凭着自己出身成份好的关系,不需要任何考试,也进到了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传统,最早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中来,至少,我们学校的建筑、教学设备,操场等,都要优于一般的中学。不过,当年都是这样,当时最有名的贵族高干中学——南京外国语学校,也同样是敞开了大门,开始吸收工农子弟入学。
应该承认,人是有差别的,这些从其他中学新来的学生,其知识文化水平确实是比我们这些通过考试进来的这些老生差的,如果要正式上课考试的话,那估计高下立现。可是,那个时代并不需要看学生的文化水平,而是要看他们的思想是否三忠于,四无限,即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就可以了。所以这样一来,大家倒是彼此彼此,没有什么差别。
在复课闹革命期间,我们班上居然挖出了一个修正主义小集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这些外校进来的同学中,有五六个人团结在一个杨姓同学周围,放学经常一起走,并有时到这位杨姓同学家聚会。杨姓同学家有何吸引力呢?原来,他家中保存了一些文革前的旧唱片,在当年只有八个样板戏可听的年代,这些旧歌曲无疑是天籁之音了。这些歌曲当时都被称为黄色歌曲,如果公开听,肯定要倒霉的。所以,他聚集了五六个好友,到他家悄悄地听。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不合群的小集团出现,总是引人注目。于是,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工宣队的注意,在本班班长的配合下,他们分别找这五六个人谈话,终于在一个同学身上打开缺口,让他讲出了实话,事情浮处水面后,被工宣队认为是修正主义小集团,那位带头的杨姓同学受到记大过处分。好在这个案件中没有成年人参与,没有幕后黑手,事情才没有再扩大。只是,这位杨姓同学,从此就一蹶不振,见人总是低着头,灰溜溜的,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

如火如荼的造神运动
回忆文革,还有一个重要的场景不会忘记,那就是如火如荼的造神运动。虽然对领袖的崇拜在文革前就有,但将对毛的崇拜登峰造极,推高到神话的地步,却是文革的又一创造成果。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将毛推向了一个神话的地步。林彪在造神运动中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给新发行的《毛主席语录》写下再版前言,提出了“四个伟大”的口号,并说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精神原子弹”。当年,《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基本做到了人手一册,从当年毛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中就可以看到,几乎是所有的接受检阅的红卫兵,人人手中都挥舞着语录本,高呼口号,热泪盈眶地通过天安门广场。那时候,毛的威信已经是非常高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毛的崇拜开始进入了全国各地,连落后,消息闭塞的农村也卷入了这一狂潮。
在我的印象中,1967年的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红色的海洋了,城市中大街上建筑的墙上,都刷满了结尾是“万岁”的口号,成年人人人手上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那时候被称作“红宝书”,由于中央的提倡,很多人都能将这本语录的内容全部背下来,并且还有“讲用会”,让这些“毛著”学的好的积极分子讲自己活学活用的体会。所谓活学活用,就是他遇到困难时,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一段“语录”,于是浑身充满了力量,三下两下就把困难克服了。有的人甚至用它战胜了疾病。再发展到后来,就是“早请示、晚汇报”,全民跳“忠字舞”等。所谓“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大家一大早到单位之后(不论工厂、学校、机关),都要集合在一张毛主席像下,在一位负责人的带领下,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每个人同时右手手持语录本,有节奏地由胸口向右上方挥动,以此表明所呼口号是从内心发出的。“忠字舞”也是一种很简单的舞蹈,几乎人人略为学习,就会跳了,在跳的同时,还要唱一首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么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最后以“万寿无疆”结束。可惜,虽然这些歌词还大部分记得,但“忠字舞”具体的动作,我当年虽然也跳过,但现在却记不清了。
还有一个热潮就是毛主席像章的大量发行,那时候,人人胸前都要挂毛主席像章,并引为自豪。连国家领导人周总理胸前都别着一枚像章,这就可想而知当年像章的普及程度了。一开始像章还是大小适中,挂在胸前正好的,但后来却越来越大,每个人都以胸前像章大为荣,以至于最后有的像章造的竟有脸盆大,这已经不能别在衣服上,只能用绳子穿好,然后挂在胸前了。由于制造像章需要大量的铝材,在当时中国工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铝材越来越紧张,最后好像传达了毛的一句话“像章虽好,还我飞机”,这个大肆制造,佩戴像章的热潮,才慢慢地冷却下来。

由于我家就在市中心,在那个年代,记得半夜里还经常会被敲锣打鼓声吵醒。那是因为毛主席突然发布了最新最高指示,在夜间通过无线电广播传遍了全国,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一些大单位的,住在成片宿舍区的人就会被专人喊醒,从睡梦中爬起来,共同来迎接,学习最高指示。有的单位还会组织革命群众,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的发表,既然是游行,那就必然要经过市中心,所以我们这里的居民也就知道了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发表了。当时形成的气氛,就是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过夜,无论多晚,也要召集起群众学习。而且第二天的大街上,也就会出现一条条墨迹未干的大标语,内容也是欢呼学习之类的。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也太别敏感,不正常。比如印有领袖像的报纸,并不像我们现在随便看看就可以了,有人会举着报纸,对着太阳,看背面的汉字有无“打倒”、“反动派”等等词语出现在领袖的脸上,如果有的话,那就会立即举报,以显示自己的革命警惕性,而那报纸的编辑则要倒霉了,以至于编报纸的人也是个个精神紧张,对这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反复查看,生怕背上政治黑锅。听说一家报纸的一位工人在排“万寿无疆”时不小心排成了“无寿无疆”,于是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十年刑。为了避免再度发生类似的情况,这家报社的负责人终于独出心裁,想出个办法,就是将“万寿无疆”四个铅字铸在了一起,这样一般就不会发生错误了(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排版,只能用单个的铅字排版)。
由于那个年代革命领袖已经被当成了神来崇拜,所以发生了不少人间悲剧,开会时将印有领袖像的报纸不小心被垫在屁股下面,语录本被夹在二郎腿中间,一位锅炉工在添煤时不小心将媒屑弄到贴在墙上的领袖像上,一个工人在早请示时不小心碰坏了大家献忠心时放在桌子上领袖石膏像的鼻子……这都是判定此人是反革命的理由,并且会立即被周围的革命群众揪出来,除了批斗之外,还会被判刑。那真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绝对想象不出。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才慢慢降温下

好像看徐友渔谈外国人如何看文革的帖子,有一个人的观点是认为‘文革“只有三年,我觉得这也是一说,对中学生来说,自下农村之后,已经退出了文革的舞台,所以,我的文革回忆也就基本结束,现在只剩下一个总结性的结尾了……过一两天将它完成。

《我的文革回忆》小结
现在对《我的文革回忆》进行一个小结。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就我个人和家庭而言,我和文革的始作俑者无个人或家庭方面的恩怨,相反,由于出身于工人家庭,我的命运比同时代的同龄人还要幸运一些,比如没下农村,后来当上了拿高工资的煤矿工人(相比于下农村的同学),我的家庭在文革中也没受到任何冲击。但我依然对文革持彻底否定的立场,我认为,文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复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集大成后的总爆发,没有丝毫的“革命性”、“进步性”可言,事实上,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很多在封建皇朝上演的故事,在文革中都重演了一遍。所以,我对文革是彻底否定的态度,我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批判文革的。
再者,我不赞同文革中人人都有罪,全民都需要忏悔之说。我认为,文革发动者和普通参与者的责任和作用是不同的,打个比方,譬如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准备炸大楼的飞机,恐怖分子对他所要实行的目标当然是非常清楚,但普通的乘客是不知道的,他们怎么能和恐怖分子承担相同的责任呢?当然,如果在那个时代杀人打人、心术不正,为虎作伥者还是有罪的,他们需要忏悔,但是不明就里的群众就没有必要人人忏悔。
第三,有人也许会问,很多的文革过来人,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工农群众,为什么他们对文革的反应比较木然,也没有像我感受到这么大的痛苦?这一点我也有所反思,我想,主要还是我文革后期看了比较多的书,比一般人更愿意思考的关系。面对同一种痛苦,各人的反应确实是不一样的。但这,绝减轻不了文革的罪孽。最近看到猫坛又有几篇同时代人回忆文革的帖子,他们也是当年的知识青年,观点、感觉都差不多,大家可以参照着看。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有人讨论文革从经济发展方面考虑,虽然这个讨论也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文革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伤害,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摧残,那种可怕的红色恐怖,鼓励告密的风气,造成了一个人人恐惧,人人自危的环境,自由思想被彻底扼杀,至于经济的发展不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还是在其次,在批判文革的本质方面,必须要重视这一点。
最后,谢谢所有看完《我的文革回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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