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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言常文革回忆文章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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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发表《大字报“揪”我始末》一文 ,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政治背景,特地再补发一文。

            
                “骨干”小组

上世纪的1965年,“左”风甚烈,曾经波及到我读书的学校,尽管我正值“十七岁花季”,还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也尝到了苦涩的“左”味。当时,社会上正在开展“四清”运动,农村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学校领导惟恐不“左”,仿照农村的作法,别出心裁地在学生中划分阶级界限,把一些出身好(后来在“文革”中俗称“红五类”)的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叫做“骨干”小组,专门观察登记其他同学的言行,向组织汇报。我虽然为班长、共青团支部书记,但是因为出身不好,故不能为“骨干”。后来为了体现“阶级路线”,在“骨干”中挑选一人做了班长,因为“骨干”中没有共青团员,所以我还继续当团支部书记。
“骨干”们除了出身好以外,学习成绩普遍不好,大部分口碑也不佳。于是,根据老师的要求,我们成绩好的同学分别与“骨干”结成一帮一的对子,帮助他们的学习。我的“对子”是一位“革命干部”子弟,学习成绩很差,但是成为“骨干”后,他是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又要抓自己的学习,又是小组的工作,没有组织能力的他可真是勉为其难了。我每天抓紧做完自己的功课,都要抽出较多的时间帮助他,由于基础比较差,课堂上老师教的内容他听不懂,需要我逐点讲解,等他弄懂后,又指导他做习题,别人都下晚自习了,只有我们还在挑灯夜战,在教室要忙到深夜,有时他瞌睡来了,我就鼓励他坚持下去。这样坚持一段时间,有了些起色,他也慢慢有了学习兴趣。有一次学校组织到工厂劳动,他怕苦,想请假不去,我提醒他,你是“骨干”,要起带头作用,听从我的劝说,他又和我们一起去了。我鼓励他争取加入共青团,他觉得自己学习和表现都不行,不敢提出申请。这样你来我往过了两个月,我们每天在一起学习,课余时间又经常在一起,搞不清是“骨干”的他在监视我的言行,还是我在帮助他,不管怎样我们竟成了好朋友。对此,一些“骨干”还有“阶级界限不清”的意见。不知是实事求是,还是“阶级观念”的模糊,他居然对我说,你表现这么好,应该是“骨干”,可能是我的表现感动了他。我说,快别这样说,校领导要我们向你们出身好的同学学习呢。其实,学什么我也弄不清楚,无论学习还是表现,不说比他,在班级我都是出类拔萃的,我们一起成长在新社会、红旗下,由于自己品学兼优的出色表现,在小学、中学都是学生干部,还曾经几次被评为贵阳市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共青团员。但是,“左风”一来,我这类出身的人就被打入另册,我做错了什么?都有些迷茫了。不管怎样,我作为团支书,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骨干”中培养和发展团员,组织他们学习,提高认识,还发展了一个“骨干”入团。
不久,学校北迁遵义,又到工厂矿山参观,矿山的艰苦严重动摇了大部分人的专业思想,一些“骨干”害怕艰苦,纷纷要求退学。担任班长的那位“骨干”因为不愿来遵,我还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起个带头作用,但是,用当时的话说,他还是做了“逃兵”。我一帮一的“对子”也在“革干”父亲的帮助下退学回家。由于在学校中搞这类组织,把自己摆在了广大同学的对立面,加之这批“骨干”的表现根本起不到骨干带头作用,原来的学生干部又靠了边,班级的纪律涣散,大部分同学十分不满,学校领导也不满意。终于班级出现了要求学校更换班干部的“学潮”,虽然学校当局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骨干”小组再也没有什么作用了。以后,据说是上面有文件,批评在学校成立这类组织是错误的,“骨干”小组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大家又选举我担任了班长。
一年之后,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陷入历史最大的“左”的劫难,“红五类”、“血统论”盛行一时,然后又销声匿迹,那是后话了。( 26/07/2004)
刊于《遵义晚报》2005年8月24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10a8ef0100vf8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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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1-26
原创:大字报“揪”我始末
史海钩沉
                            
                            大字报“揪”我始末

我真正领教大字报的厉害,是在1966年“文革”当中。
那场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开始于意识形态领域,又说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很快就席卷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学校首当其冲,包括我们这些初涉社会的学生。今天你还正襟危坐于台上,明天你就会成为“反革命”阶下囚,靠的就是颠倒黑白的大字报。
作为学生干部的我,运动之初曾经是学生“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按习惯的做法,对有些相对落后的同学要作重点帮助,这是多年来,情理之中的事情。后来,按社会上运动的发展趋势,统统称之为“牛鬼蛇神”,又是我没有想到的。之后,我也不幸忝列其中,更是始料不及的。当我在会上堂而皇之号召大家认真投入运动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是几个“红五类”(我在“骨干小组”一文提到过他们),竟然私下组织,写攻击我的大字报。我的“黑五类”出身和在学校“红”得发紫的表现,是他们“朴素阶级感情”燃烧妒忌,在“左”风甚烈时,多次想取而代之的原因。这次机会来了!学校当局得知这个情况,曾经采取措施制止,并与我谈话“左派学生要经得住考验”,为此还先后把我调整出领导小组和“左派”队伍,以平息事态发展。但是,仍然未能制止几个“红五类”“敢把皇帝拉下马”(他们私下的表态)的行动。不久,报纸上号召“混战一场”,说可以“乱了敌人,锻炼群众”。学校领导为阻挡攻击他们自己的“炮火”,不再 “保护”我,把我“抛”了出来。
这样,“红五类”们选择在一次大会开始前,人们比较集中的时候,在开会的学校礼堂,醒目地贴出了攻击我的大字报——向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开火!顿时,象发生爆炸性的新闻一样,一贯的“三好”学生、学生会主席被“揪”(当时的常用语)出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校。自尊心让我硬着头皮参加完大会,直到夜深人静,我才悄悄来到礼堂,一气读完这份长达10几页的大字报,马上觉得一股血往脑门冲,不知是气愤还是痛苦,自己一心跟党走,积极进步的革命表现竟然是“反革命”?许多是非被混淆了!当晚,无人可以倾诉,我只能躲藏在蚊帐里偷偷落泪,整夜未眠。我得出的结论是:断章取义,颠倒黑白,通篇是我这个“黑五类”出身的篡夺了学校的大权(我是学生会主席——学生中最大的官),要把权利从“黑五类”手中夺回来。时间已经过去40余年,我还能清楚记得上面的内容。我是一个关心时事政治的人,从小爱读报,甚至当时一般学生很少接触的《参考消息》,我也寻找机会去看。如我曾经讲述《参考消息》上刊登的“赫鲁晓夫是矿工出身”的故事,毫无知识又不爱学习的他们,竟说我为苏修头子涂脂抹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很多今天看起来幼稚可笑的内容,当时竟是可以把你置于死地的重磅炸弹。那时的背景是,只要被贴大字报,就是被“揪”出来,就会是“反革命”。大字报的枪手是曾经把我作为偶像、捧我为学习榜样的同学,而且是我精心培养的新团员,这一下站到了我的对立面。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竟然是这样,18岁的我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据说有两个被叫去参与讨论写我大字报的“红五类”同学,认为策划人不是实事求是,退出了他们的阴谋。一天,其中一个同学对我说,你并不是都错了,应该挺起腰干来,我们就是看不惯那些踩在别人尸体上往上爬的人(当时社会的习惯用语)。大字报贴出以后,我变成被“揪”出来的人,没有谁敢与我说话,平时接近我的人已经躲得远远的,没有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了。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当面对我表示同情,打抱不平,我顿时泪如雨下。这个平时与我关系并不算好的同学,在关键时刻却站出来帮助我,鼓励我,这才是“患难见真情”。此后几十年过去,我们一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若干年后,策划大字报的主谋托人向我道歉,谈及当年我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学习又好的优秀学生干部,他们做错了……
人就是这样,开始觉得很丢面子,特别是象我这种在学校比较出众的正面人物,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在了地上,觉得很不习惯,过些时候也不觉得怎么样了。因为既然是“混战一场”,大家你揭我的短,我挖你的错,互贴大字报,互相攻击,许多生活琐事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形势更加混乱了。被“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全校有80%以上的师生被贴大字报,“揪”了出来,“反革命”超过了“革命”的,人们已经开始怀疑,这个运动是怎么搞的?紧接着“十六条”发表,我还在自作多情的把自己往好的方面靠(其实那是对当权派的),“红五类”们却抓紧“议”我的大字报性质,急于给我定性,欲置我于死地。一次会上,我作了辩护发言,认为大字报关于我的内容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沉默很久的我终于反抗了!会议没有再进行下去。不久,北京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给我们这些被“整”的老师学生进行了“平反”。
但是全国的“混战”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这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大混乱,一直闹了十年。但是,它带来的后遗症好多年都没有平复。(14/05/2006)
刊于《遵义晚报》200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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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11-26
“文革”上海遭遇
2009年5月,我按《遵义晚报》广告要求,向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投稿。今年2月,在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在发给各位政协委员的资料中,有一本市政协编辑的《我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书,里面收录我的两篇文章

“文革”上海遭遇
我这一生到过多少次上海,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文革”中那次到上海的情景,却终生难忘,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是“文革”浪起的1966年。9、10月间,大串连象一阵旋风,把学生们卷向全国各地。国庆刚过,我们学校人已经走得差不多,只剩下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根据学校造反派组织通知:“黑五类子女不许外出”。(据说“红五类”是出去“革命”,而“黑五类”出去是“游山玩水”。)我们被关在“革命”之外,年纪轻轻就被划成另类,在那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年代,人格受到侮辱,心里很是不平却又无奈。经过努力争取,一个“红五类”的S老师出面,把留校的学生组成外出串连学习队,因为不准去北京,我们采取迂回的办法,选择了去上海“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到时再设法去北京。很快,我们分批登上南下东去的列车出发了。
10月19日中午,经过几天几夜拥挤不堪的长途旅行,我们终于到达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走出上海北站,前一天抵沪的同学来接站,见到他们身上佩带毛主席像章,十分羡慕,那时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刚开始出现,还十分稀罕。其中有俩人未佩像章,一问,原来上海市发给到沪串连的学生毛主席像章一枚,因为俩人出身“黑五类”,不予接待,所以没有像章。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能接待我们吗?我们能有像章吗?
在火车站接待介绍所办好介绍手续,我们乘坐电车穿过繁华的市区,尽管是第一次来大上海,由于心里不踏实,无心欣赏这个大都市的街景。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大概是“出身”的缘故,我对相关的标语、文字特别敏感。还未走到交通大学门口,我已经远远发现贴在大门一侧的标语,意思是我校不接待“黑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滚出去之类的。我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不觉放慢脚步,走在后面。进学校大门后,门口接待站发给的登记表格上,填写的内容果然有“出身”一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如实填写交了表格。不一会,带队的S老师出来,不安地告诉我及另外俩人:“你们三人(“出身”都是“黑五类”)人家不接待。”果然,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只好离开交通大学。我第一次与这所著名大学谋面仅十分钟,就这样擦肩而过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至今,我再也没有去过这所大学。
上海真的太大了,我们返回北站时,天已快黑了。我给接待介绍所说,“我们是来上海中转的,希望安排距离车站近一点的地方,”我没有好说出的意思是不要再去学校,因为学校有“红卫兵”,一般都比较“左”。接待介绍所回答:“不远,只转一次车就到了。”边说边给了一张门牌号和如何乘车的路条,没有具体单位。其实,这一次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下车后,已经是万家灯火了。穿过一段里弄,又来到一所学校的大门前,走近灯光下一看,哎哟,竟是“华东政法学院”,不仅是学校,而且是这类大学,人家会接待我们吗?又会是什么遭遇呢?我的心立刻紧张起来。事已至此,只有硬着头皮往里走。门卫问,“是来串连的学生吧,请往里面走。”夜色中,有一人主动迎上来,“你们从哪里来?”“我们从遵义来。”“哦,从历史名城来的,欢迎,欢迎。”带我们来到校园里灯火阑珊的一座小楼,大概是原来的校长办公室,现在作为接待站。上得二楼,进入一个大套间,外面一间有几个臂戴红卫兵袖章,操北京口音的年轻人正围在桌边登记,看着这几个活跃的北京红卫兵,我们三人不由自主地走进灯光比较昏暗的里间坐下。带我们进来的那位老师拿着一张表格进来,叫我们登记。表格上面前几行已经填好,“出身”一栏全是“革干”、“革干”、“革干”等当时最“红”的“红五类”,显然是那几个北京红卫兵的,表格上刚好剩下三行,我支年纪大的一个同学填写,我们如实填写了三人的“黑五类”出身。于是,在表格上一系列“红五类”之后,赫然出现“地主”、“地主”、“地主”三个“黑五类”。把表格交上去后,我的心情又紧张起来,有一种听候发落的感觉。不一会,那位老师又进来递给几个小纸袋:“这是上海市发给每位到沪串连同学的毛主席像章,给你们三人的。”我兴奋地接过来,攥在手中,不急于佩带。如果等一会他们发现表格上的“黑五类”,叫我们“滚”的时候,不还他的像章。我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另一只手抓着随身携带的书包,随时准备离开。突然,外间的学生们站起来,那位老师喊:“同学们,跟我上宿舍去。”我们认为不会是叫我们,没有动。“走啊,你们三位遵义的同学,一起上宿舍。”这次听清楚了,是叫我们也去宿舍,不是叫我们“滚”出去,说明这里“接待”了我们。过于小心的我还在担心,可能是接待的老师没有仔细看表格,忽略了我们的“出身”,待一会儿发现后,还会“驱逐”我们的,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几天后,直到离开这里。从中午抵沪,到晚上才住进接待站,用去大半天的时间,这时,我才感觉肚子饿了。
    因为是来“学习文化大革命”,晚饭后我立即到校园看大字报,在灯光下,看到一张大字报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血统论,反对“黑五类”“红五类”的提法,要正确对待出身不好的学生,要欢迎他们“革命”……等等,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住进华东政法学院的答案。
第二天早上,我们按预先约定赶往北站与S老师他们会面。电车在北站拐弯时,我发现等候在人行道上的S老师看见车上的我时,焦急而惊愕的目光。下车后,他们迎上来:“昨天在哪里住的?”“反正没有住在马路上,”我回答,并且自豪地指着胸前的像章:“我们住在华东政法学院。”S老师指着后面的同学:“我们那里又有俩个人没有住进去。”原来有俩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大门“漏网”,进去后在系接待室盘查时,查出是漏网的“黑五类子女”,于是被驱逐出交大。后来,他们全部转到我们住的地方。
几天后,我们结束在上海的“学习”,前往北京。
“文革”中上海的这段遭遇,在我当时年轻的心灵里打下了永远不能抹去的烙印。
(根据1966年10月日记)(27/09/2003)

(刊于《遵义晚报》2003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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