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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言常:七中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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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旧事

                                    “四川会馆”
喷水池往北有个云岩广场,一座小巧的街边公园,东南角就是现在的贵阳七中大门。上世纪60年代时却不是这样,那时七中大门在成都路贯城河边,虽然狭窄的成都路两侧是一个喧闹的菜场,但是七中校园环境却十分幽静。这里解放前曾经是“四川同乡会馆”,50年代初曾经作为“革大”,培养过解放后贵州建设的管理人才。校门开在东面临河的大楼门洞里,记得有一、两步石坎,还有两尊石狮,穿过两扇沉重的大门走进学校,来到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铺的是青石板,和现在到处的混凝土相比,倒是清爽幽雅许多。靠西两个角落筑有花坛,分别栽有参天大树,夏日,可以听见风吹树叶的哗哗声,让你能感觉到凉爽的惬意。学校上千人露天集会,有时就在这个天井里面。靠东大楼两端连着南北两座一楼一底的教学楼,有走廊相连,那可是正规的木地板,还是比较讲究的。高中班级在楼上,我们初中的在楼下。西面是学校大礼堂,逢节日或者学期结束,在礼堂举行文艺会演。大礼堂的南面有两三个篮球场规模的地方,还有些沙坑、单双杠之类的体育设施,组成了学校的运动场地。地域不大的七中是当时省会城北的一所完全中学,我在这里度过一生中的重要时光。

                          做“三好”学生
那时,提倡学生“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就是通常说的“三好”。我年少气盛、上进心又强,把争做“三好学生”作为努力的目标。记得东南角两楼相连拐角的楼下走道,有一排橱窗,里面经常展出学生的文章、书法之类,我的作文好几次在这里展出,有次橱窗贴出我的学期作文考试卷,写的好象是声援古巴游行的内容,得了高分。我天生喜欢文科,数理化成绩也很好,特别偏爱化学。但是自幼体育是弱项,为了体育能拿红分,实现“身体好”,我付出了超过常人的努力。在礼堂入口处安置有鞍马,主要是考虑雨天方便同学们锻炼,于是利用这个场地,每天早上和晚饭后,我特地从家里来到这里练习跳鞍马。开始,看见眼前兀立的鞍马,腿就发颤,后来硬是咬着牙冲上去,一次又一次,不知摔了多少跤。慢慢地,无论鞍马升到多高,我都能起跑、加速、足蹬跳板起跳,嗖嗖地“飞”过去,两个月后的考试,体育才过了关,而且拿到红分。彼时正处于发育期而又体弱的我,采取许多方式锻炼身体,比如,每天早晚在家门口的石阶上练习举重,先是举砖头,后来找来一段废铁棒,坚持举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个子较高,也试着学打篮球,但是球技差,大家挑人分组的时候,总是最后才有我的份,好面子的我就很少去打了,所以一直都打不好或者不会打。60年代初,阶级斗争还没有波及,我正处于一生最单纯的上进时期。尽管我是学生干部,兼职很多,社会工作比较忙,但是没有丝耗放松自己的学习,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辛勤的努力终于换来丰硕的成果,我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的学生干部。由于各科学习成绩都很好,连续两年拿过成绩总分第一,学校还往家里送过大红喜报。除了学校的荣誉外,1962年“12、9”和1963年“5、4”,两次被评为贵阳市三红学生,受到团市委的表彰。不久,十五叔从上海给我带来一只“英雄”金笔,鼓励我好好学习。那可是彼时的高级名牌钢笔,这只珠红色笔杆的好钢笔,我用了几十年,现在还在。(据1962、1963年日记)


                           演节目
我天生不擅“文体”,少有艺术细胞,但是也上过舞台。就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1962年初一我和同学们跳过“亚克西”,是个新疆舞,开始动员半天,有的男生不愿参加,只好拿我这个班干部充数。几十年过去,我还清楚地记得歌词:“亚什亚克西,什么亚克西?人民的生活亚克西。”“亚克西”是维语“好”的意思,舞姿优美风趣,跳得不是很好,还是得到热烈的掌声。特别是扮演维族老大爷的同学,一个瓜皮帽、两撇胡子很有味道,我们后来一直叫他“老者”。 1963年夏季学期结束的晚会上,我们班演出小话剧“售货员”,这是我们根据初二的一段俄语课文改编的。讲的是一个卖皮鞋的故事,顾客来买皮鞋,售货员不厌其烦,为他几次调换,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是用俄语演的,对话一律讲俄语,不用中文,我的俄语好,被挑选参加演出,充当一个角色。事前,为了练节目,几天中午下午没有回家吃饭,经过精心排练,还做了道具,演出那晚,摆了一个书架权当售货柜,同学们从家里拿来几双皮鞋,就这样“卖”起了鞋。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看不清楚人,我也不慌张了,专注自己的表演。俄语演出,又不要翻译,几哩哇啦,别出心裁,于是大获成功。还有次晚会,我们班的表演唱“给肯尼迪画像”,非常有意思,事先经过老师介绍,我们去黄家井小学,请个美术老师帮忙画的像。(据1962、1963年日记)

                        与苏联学生通信    
上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全国的学校除了少数学校学英语,大部分中学的外语课都是学俄语。大概与那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向苏联“一边倒”有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很久,到“文革”结束后才改变。我们贵阳七中那时开设的就是俄语课。人们认为,学习英语是单词难记,而俄语的语法却十分复杂,有好几个“变格”,变化太多,所以,俄语比英语难学。基于这个思想准备,我是下了功夫、十分刻苦的,所以读书时的俄语成绩很好,基本上都是考100分。如今几十年过去,我还记得有些单词。有一次,学校组织俄语演讲比赛,我作为选手还登台参加过演讲,事前为了发好一个弹音,我练习了好久。大概是提倡和平友好吧,有一个时期全国中学生开展与外国学生通信的活动。1963年春天,在学校的安排下,挑了几个俄语好的学生,给苏联中学生写信,初二的我算其中一个。这样,我用俄语认认真真写了一封信,记得写的内容无非是我们中国学生学习俄语的情况,家里有些什么人等,没有几句话,内容比较简单,其实无法复杂,因为掌握的俄语知识也不多,还是俄语老师帮助写的信封,现在记不起来,可能没有具体寄给谁,我的记忆中,好象是由学校交中苏友协一类部门统一寄出的。所以,信发出去后也就不在意了。转眼过了两个月,天气已经热起来,6月间突然收到一封苏联来信,学校交给我时,还十分诧异。苏式信封上的俄文我也认不得,但是在横列的俄文旁边,用圆珠笔竖写有几个汉字:七中高言常等字样,一角还有几个中文小字:加里宁省。可能是中国的邮局翻译后写上去的,因为这些圆珠笔笔迹显然与信的墨水颜色不一样。信封上贴的苏联邮票被我剪下来收藏了,那时我正在集邮,一张外国邮票自然十分稀罕了!后来经俄语老师帮助翻译,才弄清楚信的内容,是苏联加里宁省一个叫娜塔莎的中学生写来的。看得出是用练习簿撕下来的一页纸上写的,这张纸还有撕的痕迹,而不是什么我们常见的信箋,用的是天兰色墨水,不是我们中国人习惯的兰黑墨水,信的大意是她们的学校和家里的简单情况等,内容也很简单。我回过信,意思是收到信了,向对方表示问候之类的内容,请老师帮助修改,有些没有学习过的词句,还是俄语老师帮助翻译,我再抄上去的,信封仍然是老师写的。对方好象又寄来过一张明信片,以后就没有继续通信了,不知道是不是与那时中苏关系的恶化有关。如今45年过去,两个国家的关系恢复了,只是苏联变成了俄罗斯,去年还开展了中俄友好年活动。而我还保存这封已经发黄的信件,只是信纸有点损坏了……(据1963年日记)(刊《遵义晚报》2009年9月9日)

                         交解放军朋友
七中的各类活动是丰富多彩的,那些年的日记还记有开展过的许多活动。1963年春天,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我们学校也不例外。通过团市委的介绍,我们到省军区政治部联系,请来解放军“五好战士”赵孝育作报告。那天中午,班上几个同学到军区接来了他,我在班会上致开场白,对解放军叔叔表示欢迎,接着赵叔叔给我们讲述了雷锋的事迹,重点谈到伟大出于平凡的道理,特别指出一个人的优良品质是在长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培养起来的,大家还一起进行座谈。之后班上的同学还与他通信,我们也到军区去过,和他探讨纪律的重要性和违反纪律的危害性,促进大家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当年日记语),有时还在那里打篮球。这样一来二去,他成了我们班的大朋友。1963年12.月,我收到了一封西藏的来信,好生奇怪,不认识那里的人呀,怎么回事呢?打开来看,是西藏边防部队的解放军叔叔写给我的。原来,这年“8、1”建军节,学校开展给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的活动。由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刚过不久,我的慰问信写给了西藏边防军。那是学校组织的,并没有具体写给谁,大概是有关部门统一分给了边防部队的各单位。谁知道,我还真的交了一个大朋友、解放军叔叔——排长熊正良,他收到我这个中学生的信以后,给我写来长长的一封回信,信中介绍了雪域高原边防军的艰苦生活,谈到他们在冰天雪地的边关战胜困难的动人故事,字里行间透露着解放军的过硬作风和以苦为荣的乐观精神,并且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做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看完来信,我为守卫祖国边疆的边防军英雄事迹所感动,激动了好些天。还把信念给同学们听,让大家分享。(据1963年日记)

                        给小学生作报告      
1962年10月读初二上,一天,学校团总支书记关老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团总支的办公室,在东楼二层南头。我咚咚咚地跑到门前,喊“报告”,推门进去,关老师向我介绍了在场的俩个扎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原来是毗邻的成都路小学五(二)斑的少先队员,他们班开展创“三好”活动,想请七中派一个三好学生去介绍学习经验,于是学校安排我去。
那几天,学校正在进行半期考试,为了争取考“第一”,我正在认真考好每一科。半期考试是利用当堂课时间进行。这不,上午考完语文、代数两科,我还为语文不小心,把“冠”写成“寇”,错了一个字,不能拿满分,后悔不迭呢!我总结的一条学习经验,就是知识在于积累,优良的成绩源于平时的努力,不是“临时抱佛脚”得来的。所以,尽管那几天还要考试,我还是抽空从容地准备了发言稿。如今45年过去,写有这篇讲话稿的小笔记本,那天的日记和许多日记本还保存在箱子里!
第二天是星期六,上午前两节课参加了几何、外语考试。我顺利做完答卷时,小学的俩个少先队员已经等在教室门口。10点过,我随他们来到了一墙之隔的成都路小学。虽然我多次来过这所小学,但今天却是以另外一种身份进去的。上了楼梯,沿着走廊走进五(二)班的教室,一进门,掌声响起来了,同学们起立欢迎我,教室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着“热烈欢迎高延长大哥哥!”,我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写错了,差点笑了起来。大概是关老师的关岭口音比较重,介绍时“贵普话”不准确,让负责联系的那俩同学听错了。开场白我就从黑板上的错别字讲起,虽然我说话舌头较大,但是还属于伶牙俐齿一类,为了说得明白些,我拿起粉笔将黑板上的“延长”换成了“言常”(Yanchang),原来黑板上把同属谐音的两个词组弄错了。见状,全班同学都大笑起来,气氛活跃了,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和这些小同学的距离。系着红领巾的我告诉大家,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参加你们的班会,结何自己的体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经验,讲话很快切入主题。从当年的发言稿和日记中看到,那天我首先谈了学习的重要性,应该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为有了知识,才有本领去建设社会主义,一句话,是为祖国、为人民而学习。接着,我结合自己的体会和做法,谈了怎样才能搞好学习,介绍了我的学习经验。从遵守纪律,认真听讲,听好每一堂课讲起,到注重复习,消化好老师每天讲的东西,不懂就问、学习一点记一点,注意知识的积累,平时打好基础,考试就不慌张。记得为了使讲话不枯燥,更有针对性一些,我事先了解情况,结合他们五年级的学习内容,有意识地提醒大家,五年级不是正在学习小数吗?一定要弄懂、学好,这样就可以为六年级学习分数作好准备。我还用形象的比喻,谈到对待困难的正确态度:“困难象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话,也派上了用场。我用自己的实践告诉大家,优秀的学习成绩是通过艰苦的劳动,刻苦的努力换来的,讲到这里,我离开稿子临场发挥,举了一个劳动模范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如何从文盲成长为又红又专的工人工程师的故事,这也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内容。讲到最后,我提高声调预祝五(二)班成为优秀中队、优秀集体,每个同学成为优秀队员、三好学生,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奇怪,今天看来,这张不足千字的讲话稿,我居然讲了近一堂课的时间,大概其中我离开讲稿举例,摆起了故事。翻开这本小本,记忆中好象这篇稿子自己写了就去讲,没有给谁审阅,一些观点几十年过去也还适用。                (据1962年日记)(04/05/2007)


                          马桑泡的故事
七中在郊区茶店附近的大坡山上有个农场,学生们每周都要轮流到那里去劳动,在田土里劳作或做一些农活,而我们初中的同学更多则是送肥料,如家庭烧过的煤灰什么的,称叫灰肥。那时从七中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茶店农场。60年代,从贵乌路走到大营坡就已经出城了,再往外走,就是偏僻的农村,到茶店、新添寨更要走上遥远的路程。如今随着市区面积的扩大,到处是新建的花园楼盘,茶店一带已经是闻名遐迩的中天花园,成为繁华的街市,乘车一、二十分钟便到了。
星期二这天,又是我们初二(3)班的劳动日。正值数九寒天,头一夜开始下的雪就没有停过,到处一片白茫茫,1962年这天的日记是:大雪纷纷。上午8点就到学校,我们把灰肥装进粪桶,比往常多装了许多,两个男生抬着桶出发了。冬天衣服穿得多,行动不便,加之路滑,抬的桶又重,所以简直寸步难行。迎着纷飞的雪花,不顾凛冽的寒风,我咬紧牙,鼓足劲,与同学配合,亦步亦趋,负重前行。以往抬一气可以走相当的距离,而这天走不远,就气喘吁吁,累的不行。就这样走走歇歇,坚持前进,后来渐渐适应,速度快些了,在贵乌桥赶上另一组同学,终于出了城,好不容易翻过乌当界的那个大坡,追到茶店又赶上其他同学,一同爬上山,11点过才到达农场。彼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那个年月,饭吃不饱,又缺少油水,经过劳动已经饥肠辘辘,抬着空桶往回走,越走越不想走,忍着饥饿,1点过才回到学校,在食堂狼吞虎咽吃下一罐“罐罐饭”还不饱……跑了几次农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倒底是年轻人脑子灵活窍门多,记忆中好像是W同学先开头,用两根木料夹一个铁轮,为了省力还特别选用有滚珠的那种,上面再钉上木板,就成了简易的独轮车,我们那时叫鸡公车。用车送肥比人抬省力许多,于是大家纷纷仿效,男生们你做一辆,我做一辆,我也设法找来材料请W同学帮忙做一辆,班上居然有了好几辆,后来大部分男生都有了各自的鸡公车,每次送肥集中出发,男生推车,夹杂着肩抬的女生,俨然是一支行军的队伍……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树木发芽开花,满山遍野一片翠绿,转眼天气又热起来,脱去冬装,人似乎要精神许多。这天中午,天气晴朗,我们的送肥队伍,迎着春天的明媚阳光,又出现在往农场去的路上,鸡公车队浩浩荡荡,哐哐铛铛,蛮有气派。公路上,大家你追我赶,气氛热烈。鸡公车的特点是不受道路条件限制,行大路、爬山坡、走小道,一路向前,终于把肥料送到农场。完成任务之后,大家在路边树荫下小憩,喜欢打闹的同学开起了玩笑,有的同学靠着大树唱起了歌。在大家要求下,俩个男生对开了歌,那是当时社会上热门传唱的电影“刘三姐”的歌曲,由于类似山歌,琅琅上口,有些同学会唱许多首,有的甚至熟唱电影里的所有歌曲。你听,个子较小的L君先唱开了:“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那喂,只有山歌敬亲人,敬亲人……”看了十几遍“刘三姐”,能把电影里歌曲倒背如流的T君唱答:“山歌好哩,好似热茶,暖人心……”L一句,T一句,此一段,彼一段,你唱我答,好不热闹,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你歌那有我歌多,我有十万八千箩……”脍炙人口的“刘三姐”歌曲余音萦绕,几十年过去,那天的歌声似乎还在耳边响起……对歌不断,欢呼声不断,在大家的掌声中,歌手们唱了一首又一首,大家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沉浸在劳动后的愉悦中。“看,马桑泡!”不知谁喊了一声,山间小径两边开满红红的马桑泡野果,吸引了大家的视线,走过几小时的路,同学们都有些饿了,天热也有些口渴,于是女生在前,几个男生紧随其后,钻进野果丛中采摘,边摘边吃起来,有点酸甜的马桑泡吸引住男女同学,有的吃了许多。这天老师没来,由我这个班长带队,我看时间不早了,招呼大家快走,大部分同学走了,留在后面的几个同学吃了一阵,又采摘一些,才依依不舍离开。回到学校已经是下午6点过钟,临近黄昏才匆忙回家。
深夜,有人到我家通知,出事了,有同学吃马桑泡中毒,已经送贵医附院抢救。我按照老师的要求,挨家通知还未发作的同学赶快到医院去,接受检查治疗。原来晚上10点过,一个吃过马桑泡野果的同学发生呕吐、发烧等中毒现象,被送往医院救治,住同院子的同学向老师和学校报告,于是班主任D老师和校长书记根据医院要求,连夜通知其他同学到医院观察处理,以防意外。到医院后均被要求喝下一大盆药水,迫使你呕吐,把胃洗干净,以减轻毒素的危害。据说,吃过野果的同学大都没有反应,出事的到半夜才开始发作。这天,女生有7人中毒,其中2人最为严重,一直输液抢救,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脱离危险。而吃了野果的另外5个男生,观察一夜,大都无事,有人说中毒的是吃到毒蛇爬过的那种,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两天后,事情才处理完毕。晚上,我带着学校领导和老师,到中毒同学家挨户看望、慰问。周末下午,全校集中大会,校长宣布了这件事,要求大家引以为戒,各班还展开讨论。这次吃马桑泡中毒事件,由于发现早,抢救及时,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作为1962年的重大事件,不但惊动了学校,也在全市中小学传开……
(据1962年日记)(25/05/2005)  (刊于《遵义晚报》2005年8月3日)

                            团支书
小学时,看到中学生胸前戴一个条形校标(一横),上面有一个近似于园形的共青团团徽(一点),共青团员的标志,十分羡慕。1963年1月4日,刚满15岁不到一个月,我加入了共青团,实现小学时“一点一横”的愿望。入团不久,便当了初中团支部书记。那年夏天,我参加团市委的团干部训练班。记得是集中学习,还到中曹司下乡几天,除了规定的学习内容,高中的团干部给我讲了许多工作经验,现在保存的一张学习结束时的合影,身着白色制服,年纪最小,但是一副严肃的大人像的那位就是15岁的笔者。读七中时,我经常参加省、市团委的一些活动。记得我听过时任团省委副书记王朝文的报告,讲的是他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情况,他带着浓浓的黔东南口音,是一个从基层培养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还有团省委副书记郑楠传达团中央一个大会的情况,一位口才极好的北方女同志,那一口纯正流利的普通话,至今还有印象。现在还留在记忆中的是1964年,听过朱厚泽作形势报告,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在喷水池京剧团的剧场,还是发票进场的,那时他是贵阳市委宣传部长,30多岁,口才极佳,虽然是作大报告,但是没有照本宣科,倒是离开讲稿,侃侃而谈,象谈家常一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国际国内形势清晰的脉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能是我一生中听到的精彩报告之一,几十年过去,我还清楚记得报告会的场面。他的确是个才俊精英,怪不得20年后成为省委书记、中央宣传部长……七中那几年,经常开会,找青年同学谈话,是我们共青团工作的内容。那时总是利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开会,但是教室不方便,二楼走廊拐角那一段比较宽,我们几人端上几张凳子,就在那里开会商量工作。有时我和争取入团的进步青年谈话,也在这里,于是二楼走廊成了我们共青团活动的地方。放学了,天黑了,我还在走廊上与别人谈话,那已经是常事了。不久,我们支部发展几个同学入团,壮大了团支部的力量。想起来挺有意思,十几岁的人,忙忙碌碌,除了学习,好象还有许多做不完的事情,谈话、开会,有时很晚都没有回家,工作再忙,学习成绩也没有受影响……这些锻炼使我获益终身,是我一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几十年来,我很想回七中去看看,可惜这些地方早已经变样了。
                         (根据1963年日记)(28/03/2008)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对中学毕业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学生做好升学和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准备。那时,社会上出现了董加耕、邢燕子等带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于是乎,在中学掀起了向他们学习的热潮,贵阳七中也不例外。
1964年春天,初三下学期一开始,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就投入紧张的准备,努力学习,积累知识,迎接毕业、升学考试,接受党和国家检验。同时,上山下乡的宣传学习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围绕对我的动员,是随着新学期到来就开始的。翻开一本已经发黄,边角有些破损的语文练习本,这是保存的1964年周记,当年我与班主任老师对“两种准备”的讨论,就是在这蓝色和红色钢笔水的笔迹中展开的,读着这些文字,多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我理解“两种准备”,首先是学好知识,争取升入高中,如果考不上,就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按理,我的认识与国家要求是一致的,照这样去准备是对的。但是,学校对我的动员却是,主动放弃升学考试,带头报名上山下乡。他们希望在我这个共青团初中支部书记的身上,树立一个典型。因为,那时我是七中出名的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干部。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升重点高中、读名牌大学一直是自己努力的奋斗目标。那时,正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但是,我不知道,这时阶级斗争的“左”风已经骤起,向人们袭来,我亦不能幸免。以后,命运开始改变,自己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在题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篇周记中,我表示:“作为一个共青团员,要服从党的分配,能升学,就要为祖国努力发奋学习。不能升学,就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在我的蓝色墨水的文章后面,班主任用红色墨水批道:“升高中,上大学,很多人都愿意去,但是到农村当农民,眼下愿意去的人还不多,应该找这条艰苦的道路走……革命战争时期,打仗是第一线,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业生产就是第一线。”我在另外一篇周记中表示(蓝墨水):“党分配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管在那里,同样能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符合党的要求的。”老师又写道(红墨水):“升大学不需要任何动员,都愿意,下农村,就没有人愿意。”进而,她举例动员道:“董加耕学习好,考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到农业第一线去了,应该向他学习。作为一个团员来讲,要干别人不愿干的事,要到别人不愿到的地方。”在又一篇周记(蓝墨水)后面,她还写道(红墨水):“服从分配是对的,今天对一个真正的革命青年来讲,不是等待祖国分配的问题,而是向党要求革命的问题……”在连续几个月的周记中,这种红、蓝墨水笔谈讨论甚至争论没有停止过。除了笔谈,班主任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主动提出申请,放弃升学考试,带头报名上山下乡。老师的良苦用心,使我很为难。从踏进七中大门第一天开始,我就在她的关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我的出色表现,以至影响一生的良好素质的形成、工作能力的锻炼,很大程度上与我小学和中学学校组织的关怀培养,特别是她的教育栽培是分不开的。但是,才16岁的我不愿意过早地踏入社会,我要读书,要读大学,实现自己从小立下的人生目标,心情的确是矛盾的。难为年轻上进的班主任了,她也才20多岁,还是教政治课的老师,一心想树立我这个典型。而我使她,也使学校失望了。6月,临近毕业了,学校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我回答仍然是“两种准备”,不愿意放弃参加升学考试的机会,希望让我试一试,因为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要求。学校和老师却认为,以我的成绩,考上高中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准备事实上只有一种:升高中,所以不是主动“革命”的。现在回忆,那时学校对我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准备,就是上山下乡。在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左”的年代,我的态度显然过不了关,整天处于思想斗争的矛盾之中,难道我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吗?报纸上不也是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多学习知识不是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吗!因此,在进行紧张复习、备战考试的时候,却承受巨大的“左”压力,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事情在继续演变,出现了严重的后果,由于我的带头作用没有发挥好,老师动员的班里其他对象也没有报名。最后,年轻的班主任自己报名,做了上山下乡的带队老师,到农村去呆了一年。遗憾的是我的班没有一个下乡,我辜负了她的悉心培养。虽然我没有被逼下乡,但是在学校“不当农民也要当工人”“与工农结合”的要求下,我走上了当工人的道路。
吸取我身上的教训,第二年我的继任人、初中团支部书记,一位学习同样优秀的学生,也是表示考不上再下乡,结果学校宣布他考试成绩为0分,把他逼下了乡。两年后的1966年,动乱的文革掀起了“左”的狂风巨浪,学校已经摆不下平静的书桌,学生不能读书了。1968年,席卷中国大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升上高中的同学也和全国学生一起到农村插队落户。彼时,我已经从中专分配到当时门槛较高的保密单位八五厂工作。记得文革的1971年,我在八五厂偶遇七中数学L老师(她来厂看其弟),她很诧异:你在这里工作?可是个好单位啊……的确,我的命运阴差阳错地发生了变化,反而因“祸”得“福”,那是后话了。七中校友L君,1995年在《青春作证》一书中撰文回忆了1964年的旧事:“……读初中时邻班一位叫高言常的同学,他是我们那一届全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历年考试没有那一科成绩低于95分,却因为出身封建大家庭,分配到了中专……而升上高中的我却下到了农村,相比之下,我反而羡慕他的幸运了……”其实,他不知道当时除了家庭出身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没有上山下乡。2005年,我们见面谈及40多年前的往事,仍然感慨不已。
80年代初家居和平路,一个夏天的晚上,在院子里与邻居、七中退休的地理Q老师乘凉聊天。她回忆起1966年文革初期,七中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特别提到学校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如高××,尽管学习成绩优秀,但是没有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我虽然离开了七中,文革中仍然遭到点名批判,原因就是当年我没有带头上山下乡。这使我想起1966年10月,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时候,关心政治的我曾经回母校七中去看大字报,被“左派”老师拦在大门外,她臂膀戴着与年龄不相称的红袖标,对我这个当年的好学生厉声喝道,你这种“黑五类”出身,还是回家去好好学习吧!我好生奇怪,当年客气礼貌教音乐的X老师,怎么变成这样呢?是文革把人性扭曲了吧,何况她不是“红五类”,怎能不争取表现“左”些呢。也许是她担心我进学校去,看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而沮丧,所以不要我进去呢?她究竟是何种心态,我不得而知……(14/11/2006)
                             *            *           *
2005年春天,在贵阳黔灵湖畔,我们七中曾经同窗三年的同学,分别几十年后,又聚在一起。此时,黔灵山苍松翠柏依然挺立,黔灵湖水仍旧碧波荡漾,然而岁月悠悠,人世沧桑,当年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已经两鬓染霜,大家感慨地回忆起学生时代的往事,包括过去了43年的马桑泡的故事,以及所有还在记忆中的七中旧事……
                          (修改定稿于2009年6月,原稿除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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