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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叙兖:哈军工历史上的干部子女学员(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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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 作者:滕叙兖  本文转载自“哈军工人脉网”
本文记叙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转载][转]哈军工历史上的干部子女学员(代序)
    作者滕叙兖

    2007年夏,我在北京办事,适逢哈军工北京校友会召开一小型校友聚会,就去参加了。当时北京电视台计划拍摄一部关于哈军工历史的专题电视片,所以,会议组织者特地邀请电视台导演参加会议并安排在会上发言。那导演讲了半截,冒出这么一句话:“按我的理解,哈军工就是为中央高干子弟量身定做的一所贵族子弟学校……”他刚说到这里,坐在第一排的刘居英老院长打断了他的话:“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你刚才说什么?贵族子弟学校?还是量身定做的……”
  老院长说着说着来了气,转过身喊我:“滕叙兖来了没有?”
  坐在最后的我赶紧站起来答道:“院长,我在这里!”
  “你上来,给这位导演同志讲讲哈军工的历史!”
  会场一片哗然,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我只好走到前面,为那位满脸绯红、尴尬不堪的导演先生解围。
  其实,称哈军工为“贵族子弟学校”绝非这位导演先生的独创。
  在中国的社会传闻和坊间流言中,把哈军工称为“将门相国之后云集”、“红色后代最佳选择”的“贵族子弟学校”,已经绵延不绝几十年了,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迄今为止,在全国著名高校里,若论高干子女的数量之多和他们家长的干部级别之高,哈军工肯定名列前茅,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哈军工是一所高度机密的国防科技学府,人们本来就对神秘的哈军工充满了好奇心,而高干子弟的名人家庭背景又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另一方面,若干年来,个别媒体或互联网上的炒作传播,添油加醋,编造演绎,以讹传讹,使得哈军工历史上的干部子女问题更加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然而,社会传闻和坊间流言并非历史的真实。作为哈军工史学研究者,我有必要对哈军工的干部子女学员问题做个专题论述。
  1952年秋,陈赓大将创办哈军工的初期,困难重重,首先就有生源上的问题。陈毅元帅曾公开号召中央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哈军工读书,以此影响全社会,为声名无法与北大、清华等名校相比的“军事工程学院”造势。(滕叙兖:《哈军工传》第六章,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当时朝鲜战场炮声正隆,前线急需哈军工培养的军事工程师,哈军工头几期学员中就有极个别害怕打仗的青年逃跑了。所以,当时高级干部让自己的子女到哈军工上学,绝非是“靠特权走后门”,相反要有送子上前线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老干部,焦急地盼望新中国有自己培养的军事科技干部,就像1927年盼望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哈军工,掌握尖端的国防科技,实现富国强军的夙愿,这自然都是正面的,合情合理的。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哈军工的成功办学,声名鹊起,社会应届高中毕业生都以报考哈军工为荣,特别是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包括革命烈士子女)更把哈军工定为报考理工科大学的首选目标,而且一家的几个孩子都先后进哈军工读书的例子不少。
  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理想主义年代,哈军工的院长是陈赓大将,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名字,犹如万钧磁力,吸引着数不清的老革命的后代。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听父兄讲过陈赓的故事,带着金色的希冀奔向哈尔滨,进入全军顶尖的学府,穿上军装,做陈赓的弟子,这就意味着自己步入了威武雄壮的中国军旅之路,这是许多干部子女走向哈军工时情绪亢奋,壮怀激烈的原因。父辈戎马一生,子女崇军尚武,子承父业,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
  那又是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自1957年起,哈军工的招生办法改为组织保送。军内招生由全军组织统一考核,学院复查,军外招生是由地方中学和教育主管部门按哈军工的条件,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和保送,学院复审,提前录取。复审时由招生组查看学生高中三年的全部成绩,取优上者,政治条件主要看学生的档案材料,这些都合格后,还有体格检查一关。由于学生没有参加全国高校统考,学生的成绩难免参差不齐,而全部依靠保送这种招生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走后门”的弊端。无须讳言,干部子女的政治条件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组织保送的名义下,青年学生的竞争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有人曾说,“哈军工的干部子弟没有特殊化的问题”,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没有特殊化还需要严格教育干什么?起码入学“走后门”,给予一定的照顾,是在所难免的。1962年以后,哈军工的招生办法改为必须先经过全国高考统考,成绩不够不录取。所以,最后四期学生中的高干子女都是硬碰硬考上来的,基本上杜绝了“走后门”的现象。
   从1959年秋两位元帅的儿子走进哈军工开始,哈军工高干子弟学员的数量明显增多。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从清华大学转学哈军工为标志,哈军工高干子女的表现成为中国高层密切注视的政治问题。
  哈军工高干子女(含烈士子女)究竟有多少人呢?历史档案里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依笔者的粗略估计,应该占学生总数的6%-8%。从哈军工毕业的学生(包括短训班和“左”倾路线错误处理的学生)约有16000人《余秋里在国防科大的讲话》(《国防科大史料汇编》,1983年5月25日。),那么,高干子女有1000-1300人。同90%以上的工、农、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相比,干部子女毕竟还是占少数的。
  现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建国初期的所谓“高级干部”的定义,新中国的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等级,凡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均属高级干部。当年在哈军工有个不成文的约定俗成:“高干子女”的概念一般是指家长是地方副省级以上、中央副部级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子女或亲属。中央各部委的司长、局长,地方省、市里的部长、厅局长,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的领导干部,军队上校和大校军衔的干部等,绝大多数也属于高级干部,但他们的子女一般统称“干部子女”,在人们的眼里与上述的“高干子女”是有区别的,这些干部子女也把自己划归普通学员的范畴,不敢在同学们面前妄自尊大,自称是“高干子弟”,以免落个夜郎自大的笑柄。
  笔者在本书的最后给出了一个附录,是对部分“高干子女”的粗略统计,但大多数干部子女我是无法搞清楚的。
  哈军工干部子女学员的迅速增加和高度集中,成为迄今为止中国高等技术院校中独一无二的特例,干部子女的招生和教育问题亦成为哈军工办学史上的一大特点,并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陈赓在世的时候,就十分重视干部子女学员的教育问题,他特别把烈士子弟的成长挂在心上。他曾满怀深情地对院系领导干部说道:“他们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不管谁管?我们办学校嘛。”“教育干部子弟,我告诉你们两条:一是一视同仁,千万不要让他们养成优越感;二是有所不同,他们政治上敏感,所见所闻有时不能在班上说,想找领导谈谈,你们可以创造条件,让他们谈,对的接受,不对的解释和批评教育。”
  陈赓晚年以病弱之躯,身体力行,亲自对干部子女进行耐心的教导。
  1961年元旦刚过,学院领导决定对全院干部子弟学员的表现做一次全面调查,在空军、海军和导弹三个工程系分别召开了座谈会,政治部综合全院的调查结果,写出一份专题报告。报告称:
  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干部子弟学员的绝大多数表现较好,他们朝气蓬勃,好学上进,靠近组织,尊重领导,在政治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起到了骨干作用,因而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
  全院干部子弟中表现最好的,各方面堪称表率的是罗荣桓之子罗东进。其次还有14名表现比较突出的干部子女,他们是:邓小平之妹邓先群,彭真之子宋伯奇,叶挺之子叶启光,杨尚昆之子杨绍京,王震之子王之,张宗逊之女张晓楠,胡奇才之子胡鲁克,边章五之女边宁宁,陈家康之子陈理疆,姬鹏飞之女姬攸玲,谭冠三之子谭戎生,杜平之女杜延平,李信之子李新阶,魏传统之女魏兰兰。
  报告指出:
  大部分干部子女学员存在程度不同的骄傲情绪,他们认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政治上纯洁,故优越感和自尊心强,容易自以为是,主观片面,对自己评价高,爱听表扬,不愿听批评。他们看别人的缺点多,老是“不满意”,有的在政治学习中老是批判别人;与工农出身的学员联系不够,不注意尊重基层领导,尤其对班长、副班长、团小组长等同学不尊重,愿意几个人凑在一起搞自由主义。
  有的干部子弟找领导毛遂自荐,说想当个什么“锻炼锻炼”,他们有了问题不找专科主任谈,直接去找院系领导,引起专科干部的不满。有的干部子弟喜欢把在家中听到的“内部消息”拿到学院里散布,泄露了党的机密。个别干部子弟生活上爱吃爱玩,入学时,糖果、点心、罐头、香烟、照相机、收音机等都带来了,生活上特殊化,脱离了群众。
  极个别的干部子弟生活散漫,吃吃喝喝,有时关起门来喝酒,抽高级香烟;学习上不努力,成绩不及格。
   报告结尾说:
  首先应肯定他们生长在革命家庭,深受革命影响,政治纯洁,对维护党的威信有强烈的责任心,依靠党、听党的话,愿意上进。但毕竟他们还年轻幼稚,因此加强教育,及时表扬其优点,指出其缺点,强调他们的骨干作用,应是对他们的经常教育内容。各级领导要经常关心他们(主要是政治上),爱护他们,使他们有所感受。但又必须严格管理他们,多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教育他们,及时指出并纠正他们的缺点错误,尤其应经常注意防止他们的特殊化思想产生。
  这是哈军工第一份关于干部子女的情况报告,刘居英副院长在这份报告中批示道:“对干部子弟要严加管教,一视同仁,一定时候可以开会进行专门教育。”(《关于在我院学习的干部子弟学员情况的材料》,哈军工史料,1961年1月3日。)
  这份报告基本上体现了陈赓关于教育干部子弟的正确思想,说明哈军工已把教育干部子弟列为学院工作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各级领导特别是直接和学员生活在一起的学员队干部,都面临着一个崭新的课题。
  在哈军工的历史上,干部子女的问题曾给中国党政军高层及中国社会带来了八次大的冲击。

  一、周恩来亲自处理1961年的招生风波
  1961年春天,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高校招生的一份联合报告。这份报告特别提到哈军工:“学业成绩:选调入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须具有优上等水平……”报告规定:“部队院校要提前选调,以高中的毕业考试成绩为根据选拔,不另进行入学考试。”
  这似乎预示着1961年的哈军工招生非比寻常。
  6月初,哈军工全体招生人员整装待发,学院又把他们集中起来召开会议,刘居英在会上强调招生原则,他马上要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连日来工作十分繁忙,所以讲起话来也干脆:“今年的招生是我们学院第二年扩大招生,工作量非常大,大家也会十分辛苦。我代表院党委讲三条招生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并严格执行。一是按中央规定的条件招生,宁缺毋滥,保证质量。二是搞好关系,搞好团结。三是根据前两年的经验教训,学院特别为招收干部子弟入学问题,拟定了两条处理原则:一是在合乎招生条件的情况下,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优先录取;二是必须经过规定手续招生,即按照上级规定的学校选拔、地方党委保送和学院审定,禁止走后门。”后来,哈军工招收干部子弟入学问题的两条原则,呈报中央军委并获得批准。
  没有料到,北京市报考哈军工的干部子弟如大潮涌来。有的找到各种关系要求入学,有的连续十几次到招生组“蘑菇”,特别是与某上将副总长发生了不小的冲突。招生问题弄得刘居英焦头烂额,几乎无法安心参加军委的会议。
  7月3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前几天周恩来总理报告中“好汉当兵”的题目,刘居英在小组会上发了言,谈起哈军工的干部子弟教育问题,再联系到近一个月来在招生问题上遇到的种种不快,不经意间升起无名火,情绪有点激动,他不点名地提到招生中的一些具体事例。刘居英没有料到,他的发言戳了一个天大的窟窿。小组会后,大会秘书处派人找到招待所,核实刘居英的发言,让他说出家长和学生的姓名,刘居英实在拗不过,只好说了,他再三要求,对事不对人,请不要扩散,不要上简报,应考虑到影响。
  7月7日,军委办公厅肖向荣主任把刘居英的发言整理好,冠以标题:《关于干部子女在军事工程学院就学的一些情况》,直报罗瑞卿总参谋长。
  罗总长对刘居英的发言稿反应强烈,作出措辞颇为严厉的批示,并把这个材料立即呈报给周总理。
  7月26日深夜,周恩来批阅罗瑞卿送来的刘居英的发言稿:
   “……刘居英同志说:干部子女绝大部分是好的,这一点应该肯定。他们多数人政治坚定,努力学习,但也有缺点,较普遍的是有优越感。有这样几种表现:(1)觉得什么人都见过,对一般的校、尉官领导,不那么尊重;(2)他们有个想法,好像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得照顾我;(3)过去生活较优厚,有的上学还带有手提收音机、照相机等,和工农子弟比起来很特殊。
  有的家长对孩子偏于溺爱,放任迁就,而不注意教育。如某干部子弟,在上学时因打球摔了一下,在北京养病已有半年不返校,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时,背个相机,天天去看球赛。还要妈妈给他找对象,和女同学谈恋爱。我们告诉了他,因半年未上课要留级,他家中找我们联络处许主任,要给他找个教员,到家里帮助孩子补习,联络处婉言谢绝了。前几天,他妈妈又来找我,说听说孩子要留级,很着急,要我无论如何帮助找个教员,到家中给孩子补习,还说,孩子说,要是留级,他就不念书了。”
  罗瑞卿在这一段话的旁边批道:“教员不能派!”周恩来则在罗瑞卿批语后面再批示:“我将面告家长,纠正这种溺爱儿子的行为。”
  周恩来又看下去:
  “最近几天,各地在招新生中,收干部子弟入学问题矛盾很大。这件事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团结,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以北京为例,学生最多的海淀区、西城区,光收干部子弟也收不下,怎能一个工农子弟不收呢?党、政、军各级首长,对我们学院支持,并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院学习,我们非常感谢和欢迎。但也希望谅解我们的困难,不合格的孩子,学院不能收,这一点许多家长能谅解,可是有的则不行……”
  罗瑞卿在这段话旁批示道:
  “……我有个儿子已去,不合格可退回来,今年还有个女儿,不合格也不要收。不要给任何人以特殊,否则很难办事。”
  刘居英又举了某军队领导的一个内弟的例子:
  “这个孩子在中学时曾喊过'蒋介石万岁',同学们开会批评他,说他'反动',他当场站起来,又喊了一句,在学校影响很坏。学校不肯保送他入军工,该领导亲自找北京市领导说情,我们最后没有收。”
  罗瑞卿批道:
  “没有收是对的。”
  “招生时,有些首长写信,指示收某人入学,我觉得学生入学应该按手续办事,如果我们接到信就收下,叫不叫'走后门'?干部部某领导和我们有争论,他说这不算'走后门'。”
  罗瑞卿批道:
  “干部部的这个领导不对,干部部不坚持原则还行吗?”
  刘居英最后说:
  “为了讨论问题,在党的会议上说了这么一些情况,希望这些事不要上简报,更不要小广播,如果需要的话,典型例子还有。”
  罗瑞卿批道:
  “把所有典型例子送来,限3天以内送来。”
  周恩来仔细看完这个材料,他在刘居英发言材料上第一页批示道:
  “肖华同志一阅,并将罗总长批语报告刘居英同志照办。请肖华同志再找军事工程学院杨部长一谈,所有入校学生必须经过严格考试,毫无例外。”
  翌日下午,周恩来把刘居英的发言稿退给罗瑞卿,同时叮嘱秘书与哈军工驻京办主任许鸣真联系,找十几个今年将入哈军工上学的干部子弟,他要在7月28日下午亲自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
  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罗瑞卿获悉周总理在干部子弟座谈会上的指示精神,马上打电话给军委办公会议,建议把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全军少将以上干部,并告军事工程学院和通信工程学院,应坚决执行军委关于干部子弟入学原则的决定,拒绝任何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走后门”的不正当行为。他说,今年的学生凡不合格者,不管什么人的子弟,都要拒绝收,已收者要退回。以后再有“走后门”而学院又不拒绝者,“走后门”的人和学院双方都要负责。
  仅仅一天后,即7月30日,军委办公厅就迅速向全军发出文件:
   根据军委办公会议的决定,现将干部子弟在军事工程学院就学的一些情况、总理对这件事情的指示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决定,印发全军少将以上干部。
  (一)干部子弟在军事工程学院就学的一些情况:
  1.据军事工程学院反映:在该院就学的干部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多数人政治坚定,学习努力;但也有一些缺点,比较普遍的是有优越感。有这样几种表现:(1)觉得什么人都见过,对一般的校、尉军官的领导,不那么尊重;(2)他们有个想法,好像不管怎样,反正你得照顾我;(3)过去生活较优厚,有的上学还带有手提收音机、照相机等,和工农子弟比起来显得特殊。在今年招收新生时,有些学业很差的干部子女也要学院接收,有的还介绍一些家庭关系不很清楚的亲戚到学院来,学院不愿接收,有些干部还有意见。
  2.最近总理找十几个干部子弟谈了一次话,听到下列一些反映:有些干部子弟,经由家长保送的路线,进入军事工程学院和通信工程学院等院校,例如师大女附中就有6个学生,通过私人门路进了军事工程学院,还有几个人正在活动,也要去。有些功课不好,品行、体质不好的也收了。因此,有的同学就说:“他们仗着爸爸妈妈是大官,升学方便,那些没有关系的同学,尽管功课、品行、身体好,但因名额限制,却不能去。”有的同学说:“保送的学生并不是学校里最好的,靠他们怎么能搞尖端,攀高峰?”有的学生本来在高中是学文科的,也进了军事工程学院。有的干部子弟则是怕今年考不上大学,不愿去当工人、农民和当兵,所以就千方百计地钻门子,“走后门”。
  (二)总理的指示:
  总理听了以上反映后认为:这些情况虽系孩子们讲的,情节不一定完全属实,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必须引起领导上很好的重视。并指出:这样做,对子女、对学校全没有好处,造成干部子弟的特殊化,降低了学生的质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对突破尖端,攀登科学高峰,将受到极大的影响。这种做法,资产阶级都并不提倡,而是封建社会特权思想的一种反映,应立即纠正。今后军事系统的高等院校录取新生,一律要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不能徇私、特殊、“走后门”。军事工程学院今年招收的学生,凡未经考试录取的,一律要补考,毫无例外,考试不合格者,一概不予录取。责成军委主管部门组织专门考试委员会,并吸收教育部派人参加监督考试。
  在文件的第三部分中,除了传达罗瑞卿的建议和指示外还印发了军委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一文件印发给军队少将以上高级干部的同时,中央办公厅还转发给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委书记阅读。《关于干部子弟在军事工程学院就学的一些情况及总理的指示》,军委办公厅文件,1961年7月30日。
  1961年夏天哈军工这场招生风波震动了全国和全军,竟把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长以及军委其他领导卷了进来,他们不得不亲自出面处理,而且从此改变了报考军校全靠组织保送这种不合理的招生制度。这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可是绝无仅有的事例。
  刘居英对某些首长“得罪不浅”,他的“祸”可就闯大了。哈军工成为高级领导干部心中一块不敢随便逾越的“雷池”;要想让孩子进那儿读大学,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要通报全国、全军。全军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双目炯炯,神态冷峻地注视着哈军工。评头论足者,心怀不满者,大有人在,哈军工与中国党政军上层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
  周总理亲自召开干部子女座谈会,为哈军工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操心劳神,这给学院的各级领导干部以深刻的教育,院、系首长更加重视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女的教育培养工作。1961年秋季开学之后,各系都分别召开了干部子女座谈会,表彰先进典型,有针对性地解决思想问题,同时院系干部也不断地总结经验,克服简单急躁情绪和片面认识。应该承认,对于教育干部子女这个特殊的青年学生群体,哈军工的各级干部多年来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
   1962年10月,哈军工政治部调查了全院的地方13级以上,军队上校以上近500名干部子弟学员的情况,并向院领导提交了调查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学院在教育干部子女的问题上取得显著的成绩。绝大多数干部子女学员注意政治学习,听党的话,拥护社会主义,进步较快,70多名党员中有80%是来到哈军工后入党的,他们都成为党团支部的骨干,有的当了班长、副班长和革命军人委员会委员,成了基层干部的好助手。
  报告中表扬了一批干部子弟中的先进典型,除了罗东进,还有毛泽民烈士之子毛远新,林伯渠之子林用三,陈毅之子陈丹淮,粟裕之子粟戎生,李克夫之女李曼俊,汤平之女汤小平等人。同时也批评了个别干部子弟政治上不上进,学习上不刻苦,“天不怕地不怕”,“像个刺猬一样”。有一个父亲是上将的干部子弟说:“妈妈讲只要把身体锻炼好,政治课学好,就行了。”于是他经常在学习时间去游泳、打球,自由散漫,我行我素,结果三门功课不及格,最后被学院作退学处理。
  报告总结了学院教育干部子弟的四条经验:
  第一,加强正面教育。
  第二,学院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第三,基层干部对他们的优缺点要有正确的认识,要认识到大多数是好的,有些人存在一些缺点,只要讲清道理是可以改正的。
  第四,教育群众,正确认识他们的缺点。《院政治部关于干部子弟的情况反映》,哈军工史料,1962年10月12日。
  在新中国教育史上,恐怕很难找到哈军工这样的大学,专门在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下苦功。

  二、惊动毛泽东的“陈东平案”
  1962年12月1日,湖北省公安厅查获一封用化名同泰国曼谷的美蒋特务机关联络的信件,经过湖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反复调查和鉴定,最后的目标锁定在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学员陈东平的身上。
  湖北省委和总政党委对此案极为重视,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总政肖华副主任亲自抓案件的核实工作。在证据确凿、滴水不漏之后,1963年3月18日,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才率领工作组北上哈军工,配合学院党委处理此案,同时也了解一下其他高干子女在学院的表现。
  陈东平是某大军区上将司令员的儿子,由于大人的溺爱和家教不严,从小学起他就没有打好基础,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已经在他身上生根发芽了。十几岁的陈东平成为专门欺负女孩子的恶少,初中开始有意识地从电影和黄色书刊中寻找色情刺激。通过“内部路线”升入高中后,他堕落的速度加快了,高三的时候,他在军区高干招待所单独住了一间房子,玩弄女性的恶欲更是一发而不可收。1960年夏,这个“陈衙内”被“保送”进入哈军工之后,严格的军校生活令他不得不表面上有所收敛,然而腐化堕落的行为仍在暗中继续。他无心向学,每个学期都有不及格的,少则一门,多则四门,成了高干子弟中表现最差的“害群之马”。说来也巧,陈东平与毛远新同班,两个人睡上下铺。1962年8月,他以身体有病,请求降级为由休养半年。回到家里,关起门来收听敌台广播,什么“台湾之声”、“美国之音”,让他如痴如醉,越听越上瘾。再就是大看“内部电影”,忘情地欣赏西方世界灯红酒绿、男欢女爱的生活……最后,他向海外特务机关发出“上山入伙”的信件。准备与敌人取得联系后,伺机外逃,到台湾那边去享享福……
  鉴于在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下,陈东平主动与敌特机关通信联络,情节是严重的,属于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哈军工党委根据总政的意见,给予陈东平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实行劳动教养的处分。
  “陈东平案”给哈军工极大的震撼,特别令全院的干部子女学员惊愕不已。蔡顺礼离开哈军工前,学院召开了干部大会和全院干部子女及陈东平所在学员队的党员会议,公布了“陈东平案”。蔡顺礼亲自给干部子女作报告,以陈东平这个反面典型为例,给那些陶醉在“自来红”优越感之中的年轻人敲响警钟。
  总政保卫部《关于陈东平案件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连同两个附件(《军事工程学院部分干部、学员座谈陈东平案件的反映》和《军事工程学院学生中高干子女的一些情况》)呈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阅示,同时又发给军内各大单位党委和公安部。(总政治部《请阅件》,哈军工史料,1963年4月19日。)
  “陈东平案”使毛泽东大为震惊,也给他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烙印。一年后,在和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他批评道:“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旁边?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又说:“这么多反革命你就没有感觉?陈东平在你旁边就不知道。(毛远新说,陈东平是在家休学听广播变坏了。)听敌人广播就那样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的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指陈东平)?”
   毛泽东对哈军工和总政工作组一起整理的《军事工程学院学生中高干子女的一些情况》不满意,认为太简单了,特别对表现差的高干子弟轻描淡写,没有教育意义。指示哈军工马上重写。
  总政治部急电哈军工领导,要求在重新上报的报告中,对差的典型,该点名就点名,不要有所顾忌,否则,不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引不起全军的震动,对教育高干子女没有好处。
  于是,哈军工政治部主任张衍带领一班人马,加班加点,几易其稿,重新写出《关于在学院学习的高级干部子女情况的报告》,哈军工党委成员心情沉重,没有时间去仔细琢磨,连夜讨论通过。在时隔一周之后的4月16日,匆匆上报中央。
  在这份报告里,哈军工把高级干部子女分为三类:
  第一类:政治思想进步,尊重组织,联系群众,生活作风俭朴,学习积极努力,因而成绩优秀或良好的,占27.2%。
  第二类:思想作风表现一般,或虽有不少缺点但能注意改进,艰苦学习精神不够,或因学习方法不善而学习成绩不够良好,但尚能及格,占54.3%。
  第三类:思想落后,学习成绩很差,生活作风特殊,接受教育很慢,占18.5%。其中部分人因学习基础太差,又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在工程技术方面无培养前途,将会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淘汰。
  报告中把第一类和第三类两种类型学员各列举了9名典型人物,既讲了他们的事迹,也把他们的家长曝光。
  在群众中有良好影响、品学兼优的高干子女是:毛泽民烈士之子毛远新、罗荣桓之子罗东进、粟裕之子粟戎生、罗瑞卿之子罗箭、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周文龙之子周海燕、炮兵学院院长高存信之女高莉莉、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解方之子解延风、驻芬兰大使甘野陶之女甘川文、军事科学院副秘书长李夫克之女李曼俊。
  九名表现差的高干子女的家长中有三位上将、一位中将、一位少将、两位省委书记、一位省长。那位省长比较突出,因为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榜上有名。
  报告里检查了学院的工作,做了三条自我批评: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管理要求不严;全院高干子女分布过于集中。对于第三条,报告中说,导弹工程系的高干子女最集中,在该系又集中在两个专业里。原因是认为高干子女政治上可靠,而将他们过多地分配在尖端绝密专业学习。事实证明,凡是干部子女过于集中的学员班,上述问题就多。有的高干子女原来表现并不坏,但由于互相影响,而表现变差。
  报告也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某些高干的家教:
  有些家庭对子女也起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近两年来,有些家长经常给子女寄来各种高级食品、贵重药品以及一些非学习生活所必需的物品,或者给子女很多的钱,显得与众不同。甚至还有个别的家长要学院给他们的子女“开小灶”,或要求把家中的保姆移住在院区里,以便“照顾”,这样养尊处优、娇生惯养,必然会使这些子女脱离群众,是与学院的一视同仁、严格管理的要求相抵触的……《关于在学院学习的高级干部子女情况的报告》,哈军工史料,1963年4月16日。
  一个多月以后,总政治部下达一份厚厚的文件,文件的按语说:
  这六份材料发至军,供全军师以上干部阅读。目前,一部分干部子女政治上落后,特殊化,许多歪风邪气已发展得相当严重,有的甚至走上反革命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和我们争夺革命后代的反映,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重视和加强干部子弟的政治教育,是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会不会变质,能不能成为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的重大政治问题。全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由此引起严重警惕,重视和抓紧对子女的共产主义品德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干部本身更要以身作则,给后代做出榜样。
  六份材料,哈军工就占了三份,除了总政治部关于“陈东平案”调查报告,院政治部关于高干子女情况报告之外,还有海军工程系一位教员在1963年春写给毛泽东的信,题目为《干部子弟的娇气和骄气》。(《总政治部转发关于干部子女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六个材料》,哈军工史料,1963年5月。)
   5月下旬,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全军的高级干部都看到了总政转发的这六个材料,哈军工高干子女中的问题被全方位大曝光,这在中国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中不啻一次“八级地震”。大概这就是毛泽东指示哈军工要交个详细报告的初衷。
  文件下达学院还不到一个月,陈毅副总理受周总理的委托,到哈军工视察,为全院师生员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谈到哈军工的干部子弟问题,他说:“我特别关心你们学校一批干部子弟,今天我代表你们的家长对你们讲:你们这些人的环境,对你们是不利的。出身于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对你们不利。……不懂得利用好条件,把好条件变成一个包袱,就压死你们一辈子!”(《陈毅副总理在哈军工的报告》,哈军工史料,1963年6月18日。)
  但是,因为孩子被点了名,等于自己也跟着被“全军通报”,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面前“示众”,为此个别高级干部大动肝火,开口大骂。一位大军种上将司令员指着刘居英的鼻子大骂还不解气,又去找林彪进谗言,要求把哈军工从部队序列里清理出去。也有的打电话给刘居英、谢有法和张衍,提出种种的非难和抱怨。
  这是哈军工继1961年夏天招生风波之后,第二次“得罪不浅”。哈军工后来被迫退出军队序列并导致肢解的命运也与这个得罪人的文件有一定的关系。
  当这些都成为历史之后,我们回头再去审视近半个世纪前那个“4·16”文件,笔者认为,哈军工严格教育干部子女的主旨并没有做错,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主宰一切的年代里,在哈军工领导因为“陈东平案”羞愧难当的非常时刻,对干部子女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上纲过高,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浮躁情绪影响了他们的客观调查。几十年后,我们再去看那九位被点名的“落后典型”,其中大部分人是事业上成大器的佼佼者。
  不肖之子陈东平后来怎么样了?他被送到某部队农场劳动教养,然而他又一次失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机会,两年的劳教似乎是在住疗养院。结束劳教后,这个逆子又神气起来,沿着罪恶的道路继续往下滑,若干年后,他因为刑事犯罪而匆匆奔向了黄泉路。连寻常百姓都懂得“惯子如杀子”的千年古训,而我们个别高级干部却令人遗憾地过不了“儿女情长关”,他们溺爱、放纵自己的子女,还不允许别人批评教育。哈军工这段令人慨叹的故事应该能为后人,特别是握有相当权力的干部们提供有益的历史教训。

  三、《人民日报》为《将军和儿子》一文发表社论
  “陈东平案”之后,哈军工的干部子女学员以这个反面典型为戒,普遍加强了反对“自来红”优越感的自我教育,学院也把教育干部子女的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上,特别注意在干部子女学员中发现好的典型。此时,原子工程系第十期学员解延风的优秀事迹被挖掘和整理出来,成为全院青年人学习的好榜样。解延风的父亲是原志愿军参谋长、时任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解方将军。解家的严格家教,使解延风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好学生,他在日记里有一句话:“决不躺在老一辈打下的江山上,得过且过地过日子,决不白喝党和祖国的乳汁。”1963年6月,《解放军报》转载了哈军工校报《工学》的一篇通讯报道《将军和儿子》,半年后的1964年元月3日,《人民日报》也转载这篇文章并发表长篇社论,社论强调:“家庭教育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在教育子女成为革命一代的事业中,父母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社论最后说:“一切革命的父母,都应该充分认识家庭教育的重大的革命意义,都应该认真负起教育子女的神圣的历史责任。”(《对子女进行阶级教育是父母的革命责任》,1964年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最大的报纸、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为教育子女问题发表社论,这还是第一次,似乎以后再没有见过。于是,哈军工和解延风成为那一年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话题。

   四、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
  1964年7月,毛泽东让回来度假的侄子毛远新跟随自己到北戴河。在那个夏天,毛泽东和毛远新多次谈话,特别是有意识地详谈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说:“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一个反革命知不知道?他写了19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那还要什么革命。”
  毛泽东批评哈军工说:“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有政治教育没有?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该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怎么听得懂?”“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要到实际中去学。”
  毛远新提出反对意见:“工科学校和文科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不对,”毛泽东神态严肃,毋庸置疑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已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
  “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没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就没有感觉?陈东平在你旁边就不知道。”
  毛泽东很关注哈军工的教学改革,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提出严厉的批判。毛泽东说:“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得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连举人都未考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未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毛主席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纪要》,国防科委文件,(64)第18号,哈军工史料,1964。)
  是年8月底,哈军工根据毛远新的汇报,整理打印成《毛主席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纪要》,经毛远新核实后,学院把此文上报总政治部。
  这个谈话纪要一到总政治部,立即产生轰动效应。9月21日,罗瑞卿阅毕,提笔批示道:
  此件很值得一读。是否印发给一定范围,甚至印发给军工学生或登'工作通讯',请你们考虑。哈尔滨军工的一套,不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是打不破的,因此,我想把主席这些指示同群众见面会大有好处。妥否?是否会引起一些误解?请你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以为是不会的,即有,也没有什么可怕。
  国防科委马上召开办公会议,以最快的速度,向所属各个院校转发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要求哈军工“一定要坚决执行,学院全体学员都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国庆15周年的前夜,一场学习和贯彻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政治活动在十所国防科委院校中全面展开,并迅速波及全国的高等院校,全中国的大学生都争先恐后地开赴农村参加“四清”运动。“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成为1964年秋中国教育界响彻云霄的主旋律,从此中国的教育制度被彻底颠覆,中国的教育史也因此改写。而毛远新也因为这个谈话在中国政坛初露锋芒,名扬全国。

   五、“文革”中的林晓霖讲话和“林彪声明”
  1966年6月,“文革”狂飙骤起,哈军工开始大乱。“文革”初期,高干子女学员与广大青年学生一样,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这场运动。到了炎热的8月,两大派群众组织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左右学院运动的主力就是大批可以通天、消息灵通、思想激进的高干子女学员,哈军工自然成了哈尔滨市的风暴中心。鼓吹“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个别高干子女的疯狂和暴戾,为历史留下丑陋的一页。
  出人意料的是,首先公开站出来质疑“文革”,反对“造反有理”口号的竟是林彪的长女林晓霖。8月6日,在哈军工“小树林辩论会”上,她大声疾呼:“我们和造反派的根本分歧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现在打倒各级党委成了时髦,如果各级党委都是'黑帮、黑线',党中央不就架空了!?”“现在造反有理成了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请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你造谁的反?造反有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千万不能上当!”
  林晓霖的讲话赢得阵阵喝彩,她的讲话迅速飞向社会,传遍全国,成为“文革”初期人们争相传抄的一篇抵制造反狂潮的好文章。
  林晓霖的讲话惊动了中央文革,更让林彪和叶群为之惶恐不安,为了巩固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他们决定让林晓霖封口,弄到没有人烟的大漠深处,软禁起来。于是,气急败坏的叶群怒冲冲地向秘书口授一个“林副主席声明”。
  8月21日下午,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配合下,国防科委的干部奉命把林晓霖骗上飞机,演出了一场绑架大戏,把林晓霖押送到新疆的马兰基地。从此这位天真善良的姑娘遭受了十年残酷的政治迫害。
  几天后,“林副主席声明”在哈军工公开广播,林彪说:“晓霖因长期不接受我们教育,屡教不改,处处与我们作对,而且还有后台指挥她,政治上非常落后……她一直表现不好,她一贯反对我。因此,她在外边的一切表态都不能代表我的意见……”
  潘复生把林彪这个“灭天伦”的讲话铅印,发向全省和全国,成为“文革”中的一大奇闻。(滕叙兖:《哈军工传》,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第979页。)

  六、毛远新的大字报
  1966年8月,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从云南防空导弹部队回到北京参加“文革”运动,9月中旬又奉命以周总理联络员的身份回到哈军工调研。一开始,他的态度还比较客观,对两大派群众组织尚能一碗水端平,后来被毛泽东痛斥了一次,说他“立场站错了”,从此,毛远新就步步紧跟伯父的战略部署,全力支持造反派了。是年底,在他到吉林省延边市办红卫兵联络站之前,关起门来专心致志地写了一张7000余字的大字报,题目叫做《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这表明他正式介入了哈军工的运动。毛远新的大字报,全盘接受了“文革”的重要“理论”之一,即“建国后17年教育界是黑线统治的”,他大批哈军工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党的驯服工具论”,指出“军工红色造反团是代表了运动的大方向的”。毛远新的特殊身份,使哈军工的“文革”更趋复杂和激烈。这篇大字报迅速传遍黑龙江省和全中国,各地造反派欢欣鼓舞,他的特殊身份对“文革”推波助澜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七、反江青的“27人大字报”
  1967年1月9日,哈军工发生了一个大事件。有27个干部子女学员,写了一张矛头直指江青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17次点了江青的名。大字报质问:“江青等同志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违背了主席的思想,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为什么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呢?难道'言者无罪'过时了吗?为什么人人都可以触及灵魂,而中央文革的同志就不可以触触灵魂呢?难道他们已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了吗?”
  敢在“文革旗手”的头上动土,这在当时,宛若一声炸雷,轰动哈尔滨市,大字报被人们反复转抄,从哈尔滨市流传到全国其他大城市,甚至贴到北京中南海的红墙外,对“文革”运动产生极大的震撼,最后,这张大字报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表态说:“表面上是给江青提意见,实质上矛头是对着我的。”
  江青也露出“峥嵘”:“给我调查!我就不信军工那群高干子弟翻了天!”
  康生火上浇油:“苏修电台已经广播了这件事,在时间上,行动上,军工是完全配合'联动'的。”
  因为毛泽东对“27人大字报”的否定,正在延边的毛远新也跟着表了态,他委托“红色造反团”抄出一份大字报,题目触目惊心:《27人大字报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大字报》。
  从北京传来康生的讲话:“军工出了一个'27人大字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非常嚣张,这个大字报是反革命性质的!”省里奉命迅速下达通缉令,省公安厅说:“根据《公安六条》,要抓人!”
  一个月后,“27人大字报”的带头人徐卫河和周涛等6人被逮捕,受到惨无人道的毒打和折磨,其余大字报签名者,在高压威逼下,只有一条路:低头认罪,杀回马枪,学院里一片“肃反”的恐怖气氛。同情“27人大字报”的刘小林、赵文龙、贺平上北京告状,在杨成武的帮助下,将批斗徐卫河等人的照片送到周恩来的手中。周总理十分气愤,他说:“这简直是法西斯!小将们犯了错误,改了就是了,怎么可以这样摧残人?”
  半年后,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黑龙江省革委会以“犯思想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口径,把6位在押学员释放出狱。(滕叙兖:《哈军工传》,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页。)

  八、“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传单案
  1967年秋天,北京出现了一张惊天地动鬼神的传单,题目是《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书》。传单向全党紧急呼吁:“……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在利用毛泽东个人的独裁专制和帝王欲望,假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疯狂迫害大批忠实于党的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们,为保卫党,为维护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捍卫人民政权,行动起来,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
  传单的落款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
  这张矛头直指“文革”始作俑者的传单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在哈军工干部子女学员里流传得更广。当时,不少干部子女学员关起门来大骂江青,对毛泽东也提出严正的质疑。
  中央文革为这张胆大包天的传单而惊慌失措,追查甚紧,获悉哈军工也出现这张传单后,严令潘复生破案。正好有告密者检举刘小林、张翔等人看过传单,且骂过江青。潘复生早就盯上刘小林,因为其父刘顺元知道自己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的糟糕表现。于是,潘复生把刘小林、张翔等6名哈军工干部子女学员秘密逮捕,关进铁窗里。刘小林等人遭遇到令人发指的法西斯式的残酷迫害。(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页。)
  “27人大字报”事件和“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传单案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曾是哈军工“文革”政治舞台主角的干部子女们从狂热和激进走向彷徨和怀疑,而血腥的镇压则加快了他们的觉醒。
  哈军工是全中国第一个树起反对江青大旗的高等院校,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27人大字报”不可避免带有“文革”年代的荒诞痕迹,但是,在“一月风暴”夺权狂潮中,在“女皇”江青大红大紫之时,哈军工这一批开始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对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予以谴责,锋芒所向,直刺江青之流,堪称勇敢抵制“文革”的寒夜惊雷,而刘小林和张翔等人则以铮铮铁骨与“四人帮”及其走卒抗争,他们是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
  1970年夏天,最后两期哈军工学生毕业,随后,被肢解成四大块的哈军工开始向长沙、西安、重庆搬迁,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大环境和“中苏即将开战”的恐怖氤氲中,这所生存了18年的著名国防高科技学府不复存在了。陆续走向全国各地的哈军工学子包括干部子女学员也翻开自己人生之旅的新一页。
  光阴荏苒几十年,当年那些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哈军工干部子女学员基本上都退休了。回望人生路,他们走得如何?
  这本人物传记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我通过对24位哈军工干部子女人生的研究,道外界未知之情,补正史不足之实。人各有史,写人即写史。我期待,广大读者顺着本书的独特视角,在了解24个不平凡的家庭历史和个人历史之后,会对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疾风骤雨产生亲临其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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