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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云儿:卞仲耘案的又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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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案的又一个版本

               ・云 儿・

  卞仲耘一案,我们有王晶尧、林莽等受害人的陈述,有王友琴、冯敬兰等被排斥在红五类之外的“落后学生”的回忆,也有刘进、宋彬彬、叶维丽等当时占尽优势的主流红卫兵的描写。与这些人不同,此处摘录秦晓鹰、马利《中国红卫兵》系列报告文学之一《英雄梦,泪水梦》中的相关描述,主角是该校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过围攻批斗的一位红卫兵,文中透露她的名字叫“郑中伟”,是宋彬彬的同班同学。

  查校友录,郑中伟又作“郑中玮”,是刘进、宋彬彬所在的高三3班学生。工作组撤走之初,师大女附中有两个红卫兵组织,刘进、宋彬彬的那个是主流,而反工作组的那个则不占优势。

  关于卞案,与刘进等人所述不同,郑中伟说是她亲自招呼人来将卞仲耘送医院的。关于八一八,更与宋彬彬的说法大异其趣,她说宋彬彬抢了她的名额,才上了天安门主席台。此外其他一些细节也有歧异。诸多不一致,代表着对两个事件的不同记忆。

  郑中伟后来在周恩来组织的红卫兵南下16纵担任政委,很出风头。再后来,联动被镇压时郑被捕,关押一段时期后释放。

  以下文字,摘自《中华英烈》1989年第5期第47-49页,属于较早述及卞仲耘之死的篇什之一。文中的“谭利娜”,校友名单上没找到,但是高三6班有个谭联娜,不知是否同一人。――

  8月18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给我们送票来了。并强调说其中的一张“红请柬”,一定要我亲自拿着去参加。

  8月18日前夕,我们整整忙了一天一夜。

  首先是制作红卫兵袖章。我从《红旗》杂志上剪下“红”字。从《首都民兵》上取下一个“兵”字。可是没有卫字。后来我花了很大劲终于从一本旧的抗美援朝时发的《保家卫国》杂志上取下了那个老字体“卫”字。然后,我把三个字到在一块木板上。又在学校里找来了一块旧红横幅,撕成了一条,没有时间一一去扎边了,干脆上下两头就随它毛边吧。主要是字。我把刻好的“红卫兵”字样的模子蘸着黑墨水“叭,叭,叭、叭”一个一个的印上去。后来所谓“黑字,毛边袖章”象征最老一批红卫兵这一说,就是这样来的。并不是追求什么特殊效果,只是为了抢时间赶制出来,好戴着袖章去参加毛主席的检阅。

  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这一天,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尽管以后我们心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这一天的情景总使我记忆犹新。

  头一天夜里,我几乎是一夜没睡。凌晨3点,天还是黑乎乎的,我们就起身了;吵着,叫着,笑着,唱着,然后集合队伍出发了。我们一路步行奔向天安门广场。

  我们的队伍被指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下面。为了使我们这支队伍能整整齐齐,精精神神地让毛主席检阅,我决定自己辛苦一下,留下来照顾队伍。便把上观礼台的10多张票,和其中那一张红票给了谭利娜,嘱咐她带着十五、六个同学去上观礼台。

  大约是清晨6点钟左右,大会还没有开始,突然主席台的高音喇叭里喊着:“师大女附中的×××同学,请你马上到主席台上来。”此刻,我正和我们学校的队伍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下面。从这里到金水桥,再上天安门……我楞住了。在这一片茫茫的人海之中,我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起来啊。

  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

  我急得团团乱转,无所适从。正在我茫然之际,只觉得哗啦啦--如同神话传说里劈水明珠分开了海浪一般,人群整刷刷裂开了了一条通道。从金水桥的那边一下了就通到我的脚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激动极了。那个场面,我怎么也忘不了,怎么会一下子就裂开了呢?真怪,就像梦。

  我蹬蹬蹬一口气就跑上了观礼台。

  在观礼台找到了谭利娜,她正委屈得哭呢。她说:“那张红票硬是让宋彬彬给抢走了。”没有了票,我当然也就没有能上到主席台去。结果,是宋彬彬上了主席台,并代替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跟毛主席握了手。把宋彬彬的名字换成了宋要武。后来,全国都皆知的“要武”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

  ……

  我们班的许多女孩子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像宋彬彬她们,全部把头发剃得很短,很短,像个假小子,光着脚丫子走路,而且还要求大家都要学着她们的样子。我们都光着脚丫子走在北京的大马路上,夏天,太阳晒化了柏油路面,满脚上都沾着沥青油,黑乎乎的洗都洗不掉。一种盲目激情,一种对革命的误解,使我们千方百计寻找机会释放内心青春的骚动。我受不了光脚丫,便心生一计,跑回家让爸爸打了一双草鞋。我穿着一双草鞋走在北京的大路上,经过天安门广场,走进学校……

  ……

  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在我们学校里,高岗、罗瑞卿的女儿们全都被打了。高岗的女儿被红卫兵揪着头发,摔在地上。我赶到后才喝住了她们。高岗女儿哭着说:“我妈妈也是老干部啊,是她带着我们长大的,爸爸去世时,我才四、五岁,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要打我,要对我这样……”

  谭震林的女儿也挺惨,半夜里被从家里赶出来,她哥哥甚至还只穿着一双拖鞋。她把母亲塞给她的学费钱和她们与父亲的照片都让我给收藏起来。为此,我还一直被查问,可我一口咬定说没有这件事。当时,谭震林的女儿就告诉我说:“以后,咱们这种人就很显眼了。”看来,她那时已深有体会。我们这时已经感到头上有一块淡谈的阴影了。果然,她的话应了验。老红卫兵里很快许多人的家都被抄了。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许多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女儿们都在我们学校读书。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师大女附中还挺有名。尽管我们是女校,这些女孩子,“革命”起来决不比男孩子逊色。一些女孩子剃成男孩子的头,在学校里出出进进如同现在男孩子留着长头发一样,让人真假难分。

  我们学校的老校长,是个很有名的老教育家。楞是让一群初中的假小子们给整死了。

  批斗“牛,鬼,蛇,神”是红卫兵员得意、愉快的活动。这可以叫作“阶级敌人”受难之时,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所以,这时也是红卫兵员疯狂的时候,是人性的弱点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有时,你会觉得这是一群虐待狂。大家究竟是想表现表现自己最“革命”呢,还是想发泄一下内心原始的疯狂和青春的躁动,谁也说不清。

  一群假小子让老校长戴着高帽子,敲着脸盆,喊着:“我是牛鬼蛇神--”敲一下,喊一声。并押着她去爬5层楼。爬一梯,跟在后面的人就打一下,慢一步,踢一脚。七手八脚不停地推着,打着,踢着。一个老太太怎么经得住这样的拆磨,结果从楼梯上滚落下来,昏了过去。等我赶来时,老校长已口吐白沫,身体一抽一抽的奄奄一息了。我立即让几个大点的同学推来一辆平板车送她去医院,可一切都晚了,来不及了。

  没有人同情死者,也没有人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一切都如同没有发生。“革命”继续在发展!

□ 原载《独立评论》网站

http://hx.cnd.org/2010/06/22/%E5%8D%8E%E5%A4%8F%E6%96%87%E6%91%98%E5%A2%9E%E5%88%8A%E7%AC%AC%E4%B8%83%E4%BA%94%E5%85%AD%E6%9C%9F%EF%BC%88zk1006d%EF%BC%89%EF%BC%88%E6%9C%AC%E6%9C%9F%E4%BD%9C%E8%80%85%EF%BC%9A%E4%B8%81%E4%B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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