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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杉: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中古友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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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兮 杉
“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是我们每一个当年有记忆的人都难以忘怀的。1966年的夏天,以及此后十年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给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年的我,是一个未满十三岁的孩子,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在我的记忆中,那年夏天发生了哪些事呢?感谢我的母亲,保存了我当年的一本日记。日记有些家庭作业的性质,是要交老师的,因此里面多少有些虚假和敷衍了事的成分。日记从1966年5月1日开始,记录了60多天中我和我的母校——中古友谊小学文革初期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翻开那泛黄的纸页,看着那凌乱幼稚的笔记,1966年的夏天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文中所有加粗宋体字源于人民网、新华网):

1966年(小学六年级)
5月1日  阴  星期日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早晨起来,天气阴沉沉的,滴滴答答地下小雨。我们和妈妈的同志——孙阿姨,还有她的小孩一块到动物园去玩,由于天上老下雨,总是玩不好。后来我们到紫竹院,天晴了,孙阿姨刚买好船票,没想到忽然下起大雨来,结果船也没划成。
我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设计一种机器,让天晴就晴,让天下雨就下雨,让人们更好地工作、劳动、学习、休息。  
5月3日  多云  星期二
今天是5月3日,又开始上课了。昨天我把四到六年级的算术、语文书都拿出来了,一本也没丢。从今天开始就要抓紧复习功课,还差几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今天上课我的纪律很不好,老玩东西,我开头觉得没什么,可是现在后悔了。既然要严格要求自己,可是为什么又忘记了,又要玩呢?下了决心就要坚持,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努力。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1966年5月,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最后阶段。尽管面临着紧张的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五一”劳动节这天,正在北京某军工厂搞“四清”的妈妈仍然抽出时间带我和妹妹去公园游玩。也许天公已意识到这个夏天即将到来的这场特大政治灾难,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这天流了一天的眼泪。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我还是兴致勃勃地玩了一天。在我的日记里,记录下天真而美好的理想,记录了为考上理想的中学而努力的决心,却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在这几天里我们国家发生了那些事情呢?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指示中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5月16日  晴  星期一
我看到吴晗在“我和小淘气”上面写的序,非常气愤。他说我们少年儿童中将会涌现出成群的作家、植物学家等等,难道我们都要去当专家吗?都不参加农业生产,都不去当工人,能行吗?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当年,我根本不知道吴晗是何许人,“我和小淘气”上面的序,是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时我因为好奇,也曾看过《燕山夜话》。由于当时的幼稚和肤浅,只是看看热闹而已。但在我的日记里,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人云亦云地写了几句牵强的批判话。实际上,这场批判早已开始了:
1965年11月,在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抨击它影射彭德怀事件,是为庐山会议中被撤职的彭德怀抱不平,但其矛头真正指向的是北京市长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五·一六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5月28日  阴  星期六
今天又测验了,我得了100分。这是因为老师让我们仔细检查,我细心了,所以才考得较好。但是这些题都很容易,都应该会,没有丝毫应该值得骄傲的。我要牢记主席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两个月,每天都有有很多练习题要做。老师经常给我们出一些测验卷子。但即使测验得了100分,也没什么骄傲的。在我认识的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中,大多数人都考入了很好的中学:男四中、男八中、师大女附中、101中学、女三中、清华附中……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我们热烈地讨论着报考哪一所中学时,在我们为了考上理想的中学而刻苦努力学习时,在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祸国殃民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我们当时浑然不知,我们所有美好的理想都将像彩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

6月1日  晴  星期三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
上午我们开了小民兵誓师大会,开完会以后,我们回教室选我们班的进步生……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这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这个儿童节过得与以往不同,学校没有和以前一样举行全校盛大的庆祝活动,却开了小民兵誓师大会。这个会很快结束了。虽然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并不知道当时的政治形势,但对学校的这种安排多少应该有些感觉。而作为学校当时的领导,白校长和赵主任一定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所顾忌,所以他们已无心再搞什么庆祝活动了。就在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了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北大教师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煽动下,社会形势开始混乱。

6月4日  晴  星期六
今天早上到学校,就看到墙上有一张XX班同学写的大字报,批评学校为什么不开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运动。我回教室问老师,他们做的对不对,老师说:“他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在这个运动中,也有些同学起哄,早晨看见大字报,回教室就嚷:“不上课了,罢课了,打篮球去了。”这样做不对。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在各种舆论工具的煽动下,连不明真相的小学生都开始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学校的秩序大乱,老师已无心教课,学生也无心读书。毛在三月底的那句话:“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在两个月以后得以实现。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社会形势大乱。

6月10日  晴  星期五
今天我要写得很多,早上来到学校,看到又增添了好几张大字报。好像今天我们学校的气氛变了。今天我们本来要测验,也没测,写大字报了。
有些同学还画了漫画。
……
6月12日  阴  星期日
今天早上九点到学校护校。一进门,就听见一个惊人的消息:“赵千(谦)光(赵主任)跳楼自杀了。”我看了他跳楼的地方,地那么硬,都给碰了个大洞。我很奇怪,赵主任为什么死呢?
我听了同学的谈话,再加上看了教工之家的大字报(这本来不让看,不知道怎么搞的,赵千(谦)光一死就让看了),我知道了原因。
……
白智(白校长)逃跑了。今天早上,她领着她爸爸走了,说是到区上请示工作,我们班王老师到区上找她(是为了告诉她赵谦光死了,她还不知道这件事),根本就没找到。她到她爱人的招待所去了。
6月13日  晴-阴  星期一
今天下午,我们开了声讨白智、赵千(谦)光的大会。白智已经被夺走了领导学校里文化大革命的权利。
……
白智在会上作检讨,可是根本没有说她自己,光空喊口号。最后她喊口号,低年级的同学开头跟她喊,后来就喊:“打倒白猪!”白智气得没办法。我们在会上大声喊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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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来,短短十余天的时间,连我这小学生都感觉到学校的气氛不对了。课不上了,同学和老师纷纷在写大字报。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揪出身边的牛鬼蛇神,同时也为了保住自身,人们各显“英雄”本色:造谣污蔑、捕风捉影、无限放大、无事生非、空穴来风、牵强附会、公报私仇、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赵谦光老师作为“牛鬼蛇神”已被看管起来。老师们写出很多大字报,揭发赵谦光老师的罪行。不明真相的学生也写出很多大字报。尤其是听说赵谦光老师指使学校的工人晚上撕大字报的事以后(这消息不知从何而来?),同学们义愤填膺,连低年级的同学都写出《赵谦光居心何在》等大字报,声讨他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赵谦光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是一位聪明睿智、多才多艺,深得同学爱戴的老师。赵谦光老师对我们班很偏爱,经常给我们班吃小灶——训话。从他平日为我们的“训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很多忧虑。当这场政治斗争的风暴刮来时,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已感到大灾难来临了。在经过6月11日——12日凌晨一夜未眠的激烈思想斗争后,赵谦光老师于6月12日清晨怀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依恋,怀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决心,从学校的大烟囱上纵身一跃,结束了他年仅27岁的生命。
6月12日早9点我来到学校,听到赵谦光老师自杀的消息,震惊和恐惧得不能自持。我和同学们跑到烟囱底下仔细查看,竟没有发现血迹,我还天真的想:没有出血就不会死。但是,在经过不断确认之后,得到的结论是:赵谦光老师当时就死了;在学校护校一天,回到家里,我的心情还是不能平复,我用颤抖的手记下了字迹最乱,篇幅最长的一篇日记。
赵谦光老师并不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人。早在1966年5月18日,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已在寓所服药自尽。5月23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中南海“永福堂”内含冤自尽……
白智校长,是一位老革命干部。往日的白校长,在同学眼里是一位要求严格的领导,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在这场政治斗争的大风暴来临时,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国家主席都不明白的事情,作为一个小学校长,她更不明白。在批斗会上,她只能违心地做一些空洞的检讨,在蒙昧无知的群众面前低着头,忍受着人身攻击和辱骂;有一些小学生们冲进白校长在学校的宿舍,白校长的鸭绒枕头被撕碎,白色的鸭绒满天飞舞……
这些天真无知的孩子,不知道在批斗校长,高喊:“横扫一切牛鬼社会神!”的这一天,有些人自己的父母已成了牛鬼蛇神,有些人的父母也即将被打成牛鬼蛇神;这些天真无知的孩子,不知道在批斗校长的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剥夺了在正常年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提出:高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本年度起,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

6月16日  星期四
我觉得我的立场站得很不稳。分不清敌我,分不清阶级。比如,我看见卖黑市的人卖不出东西,不是觉得应该,而是觉得可怜。又如,我知道赵千(谦)光死,心里不免有些可怜他。我虽然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是我心里的想法。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好好想一想。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从6月初开始,学校的教学秩序大乱,已停止正常上课。我的日记不用交了,但我还保留着写日记的习惯。在6月16日这篇日记中,记录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作为一个从小“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成长的小学生,对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当然要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精神鼓舞下,赵谦光作为“牛鬼蛇神”被挖了出来,这是不容质疑的。但我心里仍然止不住要对赵谦光怜悯,我无法想象,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师,在瞬间就失去了生命。从6月12日赵谦光自杀,直至6月16日我的心情仍无法平静,只能把自己的疑问悄悄写在日记里。在我心中充满恐惧和疑问时,社会上的“揪斗”却愈演愈烈: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事件。

6月28日  星期二
我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这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的确,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是很难的,但是我一定要去做,照着主席的话去做。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一)
    6月28日,社会已经混乱,学校已无课可上,我还在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要牢牢记住:
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
一贯的有益于青年,
一贯的有益于革命,
……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啊):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在又一次的批斗中被本校红卫兵活活打死,且受尽凌辱……她在前几次已经遭受毒打和凌辱后曾给上级写过信,信中写道:“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每一个曾从文革历史中走过来的人,对这类惨象是不会陌生的,它发生于全国各地,有过之而无不及者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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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
        
         兮 杉  
1966年7月1日,学校放暑假的第一天上午,妈妈突然请假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宣布,马上带我去买火车票,送我和妹妹去上海外婆家。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妹妹都欢呼起来;上海,是我的老家,也是我的出生地。从家人的言谈话语中,从上海的亲朋好友带来的好吃的糖果和漂亮的衣服、玩具中,我知道那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从小,我和妹妹就经常吵嚷着要家人带我们去上海玩,但得到的回答总是:等以后有机会的。但这个机会却总不到来。毕竟我们三人要回一趟上海,车票加上其他费用是一笔可观的支出。
妈妈为什么忽然决定送我们回上海?她没有解释。我们当时也只顾高兴没有多想。其实,那时机关里已经贴出揭发爸爸的大字报,附近几个楼门的一些男孩也开始辱骂我和妹妹(我没告诉妈妈)。6月30日这天,我和妹妹在外面玩,有个平日一块儿玩得很好的孩子忽然不理我了,理由是:我爸爸是右派。妹妹在当天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也许,这就是妈妈送我们去上海的主要原因。她怕我们姐妹受欺负,决定送我们离开北京,离开政治斗争的中心。

1、夜渡长江
7月2日一早,妈妈就带我们去了北京站。我和妹妹第一次坐上火车,兴奋极了。
列车吐着白烟向前奔驰,我们姐俩趴在车窗上,好奇地向外观看,从早上出发时的北国风光,一直看到夜幕降临时的南国景色。夜深了,窗外广袤的田野一片昏暗,黑丝绒般的天幕上闪动着钻石般的繁星,在列车有节奏的晃动中,我和妹妹睡着了……
半夜,妈妈把我推醒,轻声说:“火车要过长江了。”我睁开朦胧的睡眼,看见列车静静地停在浦口车站。车厢里安静极了,人们大都在昏睡,我迷迷糊糊地又要睡去,妈妈却又把我摇醒,说火车夜里过长江是不常见的景色,让我不要错过机会。我打起精神看着窗外,站台上灯火通明,不时传来铁路工人摘车厢挂钩的声音,搬道岔的声音,火车头开动的声音。妈妈告诉我,列车的车厢要在这里拆开,用火车头推到停在码头的渡船上,用渡船载往对岸,到对岸再将各个车厢连为一体,才能继续前行。渡船来回一趟要用很长时间,我焦急地等待着……终于轮到我们了,火车头喘着粗气把我们这节车厢推上渡船,又返身去推下一节车厢。我看见宽阔的渡船上铺着几排钢轨,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船,简直像个诺亚方舟!火车头把三节车厢推上渡船,开船了!健壮的船夫们排着队,用肩膀抵着长篙,哼着低沉的号子,把大船推离了码头。
我第一次看见了长江:七月正值雨季,宽广的江面波涛滚滚,在夜色中竟看不到对岸。行驶在江面上,好像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渡船劈开银色的波浪,惊起一条条大鱼跃出水面,发出噗通噗通的响声;在月光照耀下,夜航的帆船像白色的大鸟,轻盈地从水面滑过;顺流而下的江轮拉响了汽笛……渡船驶到江心,我看到江对岸一排排航标灯像一串串明珠在江面闪烁,越往前行,航标灯越明亮,江对岸的码头出现在眼前……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摆渡和等待,我们的整列火车终于在长江对岸连成一体,向着本次列车的终点上海进发。

2、市井生活
我的外婆家住在上海的闹市区淮海中路后面的一条弄堂里。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鬼子打进上海,外公带全家逃进法租界,买下这所石库门房子的二层。听外婆说,倔强的外公不肯给日本鬼子鞠躬,也不肯买卖日货,到抗战胜利时,外公的家业已败。抗战胜利后,我家原来的祖屋又被人霸占,一家人生活入不敷出,到解放时,只剩下现在居住的三间房子。解放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这片石库门房子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已等同于北京的大杂院。
下面这幅画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根据当年的记忆画的外婆的卧室。卧室的窗户朝东,窗外有一棵茂盛的夹竹桃,推开窗扇,就可以看见那条铺满碎石的弄堂……在外婆家,我第一次接触到计委大院以外的平民生活:
       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上海的早晨是从家庭主妇买菜的脚步声中开始的。清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弄堂里就响起木底拖鞋敲打石子路面的声音,丁冬丁冬,犹如无数只手在击打着木琴。熟人在弄堂里亲切地打着招呼:“擦嘎姆妈,侬肖猜马蒿赖(蔡家妈妈,你小菜买好啦)?”“马蒿赖。李思姆,侬冈崎啊(买好了。李师母,你刚去呀)?”她们急匆匆地买了菜,又赶回家升起煤球炉,在一缕缕青烟中边咳嗽边用扇子往炉门里扇风……“刀摩洞莱!刀摩洞莱(倒马桶了)!”随着郊区农民的一声声吆喝,家家户户拎出马桶送往收粪便的大车,随后又排队到公用水龙头下接水,唰唰唰,唰唰唰,弄堂里响起一片竹帚洗刷马桶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氨水和福尔马林般的气味……这就是当年上海普通市民每日生活的序曲。
忙碌了一早晨,大人们匆匆扒一碗泡饭,赶去上班了,弄堂里安静下来。弄堂里的小朋友们跑来找我们出去玩,他们吃惊地听我们讲普通话,说我们讲得比学校老师还要标准。他们听我唱歌,说怎么和收音机里唱得一样?他们好奇地问我们,天安门到底是什么样子?见没见过毛主席……很快,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和我的祖先周口店猿人一样的别名——“北京人”。
弄堂里的孩子们,带着我这“北京人”在大街小巷游逛。穿过一条很短的弄堂就是著名的淮海中路,当年淮海中路的宽度还不如计委大院前的三里河路,路上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每到夜晚,一家挨一家的商店外闪烁着彩色的霓虹灯,显示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和拥挤;沿着淮海路往东走,可以拐进幽静的思南路。路旁高大的法国梧桐,掩映着一座座花园洋房,那里有很多名人故居;茂名南路上的锦江饭店,是很多中央领导来上海时下榻的地方(以下图片均来自网络)……
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在外面玩儿了一上午,吃完午饭,外婆让我们睡会儿。我闭着眼睛假寐,一会儿,就听见隔壁阿婆家响起咔哒咔哒的缝纫机声。阿婆无儿无女,本来是吃低保的,但她老人家闲不住,用缝纫机给左邻右舍做些活儿。里弄居委会说她有生活能力,取消了她的低保,阿婆为了生存,缝纫机踏得更勤了;同楼的大阿哥已大学毕业,分到外地不去,躲在家里当“啃老族”,在天井里养了几缸美丽的热带鱼,引得我有空就围着鱼缸转;楼下老阿爷家的黄狸猫生了两只小猫,可爱的小猫像两个黄色的小绒球,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我得去和它们玩一会儿……下午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黄昏将至,楼下的公用厨房里开始热闹起来:住在阁楼上的“肖驹豆(小鬼头)”只有十来岁,却知道爸爸妈妈快回来了,正打开炉门烧开水;一楼大伯母的毛脚女婿今朝要来吃夜饭,她烧着红烧大排,又准备着青蛤蒸蛋;亭子间的桂芳阿婆在洗鸡毛菜,虽然中午她只用一块“醉方”腐乳当了小菜,但晚上外孙女回来了,总归要弄只青菜炒炒……
夜幕降临,劳碌了一天的人们吃过夜饭,汰过浴,拖出躺椅、小凳摆在弄堂里乘风凉。老年人摇着蒲扇,高一声低一声地聊着闲话;年轻人聚在一起,交流着单位里听到的各种信息;孩子们在一起唱歌、做游戏……夜晚的凉风一阵阵吹来,暑气渐渐散去,老人们撑不住了,打着哈欠站起身,“蒿控高睐(该睡觉了)!”于是,大人开始召唤孩子,年轻人帮着收躺椅,弄堂里响起一片踢踢托托的脚步声……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渐渐进入梦乡,薄薄的木板壁间传递着邻家的呼噜和梦呓,上海普通市民一天的生活奏响了终曲乐章。

3、吃在上海
来到上海,亲戚朋友必然要请来请去。上海的大餐吃过几次,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味道。因为我的外婆很会做菜,上海菜、宁波菜我平日在家就吃过不少,像炒鳝丝、黄鱼羹、清蒸鳜鱼、青蛤蒸蛋、清炒蛏子、红烧大排、油煎小排、咸菜豆瓣酥、臭冬瓜、毛蚶、戗蟹……外婆做的好吃的菜数不胜数,比饭店厨师的手艺毫不逊色。与上海的大菜比,我还是对上海的小吃感兴趣。
外婆不给我们做早饭,她说想让我们尝尝上海的小吃。有时,外婆带我们去较远的地方品尝著名的小吃。有时就给我们几毛钱,几两粮票,让我们自己去吃早饭。
上海的大饼、油条、豆浆是最普通的平民小吃。记得当年一付大饼油条只要7分钱,来不及做早饭的市民经常买一套大饼油条,一边咬着一边匆匆赶路;说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文革后期,我家调往X市,同去的一位干部是“阿拉上海人”,根红苗正,解放前在上海当工人,于是被邀请为X市某部门作忆苦思甜报告。讲到旧社会的苦,那干部说:“解放前,我们工人做不起饭,只能买大饼油条充饥……”听到这里,全场哗然。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的X市,油条还是串亲访友的礼物,平日是绝对舍不得吃的。看来,忆苦思甜也是要分地域的。
言归正传,上海的咸豆浆堪称一绝,碗底放着碎油条、榨菜末、虾皮、紫菜,加一勺酱油醋,热豆浆冲下去,立刻翻起豆花来。喜欢吃辣的人,再加几滴辣椒油,吃到嘴里咸、辣、鲜、香!
油煎臭豆腐也是上海特有的。臭豆腐是自然发酵,决不是现在北京大街上卖的那种外面刷了地沟泥,里面纯白的假臭豆腐。发了酵的臭豆腐是灰色的,有的外面还了毛,看着很恐怖。但经过热油一煎,立刻变了模样。外皮金黄的油煎臭豆腐冒着热气,吱吱响着端上来,蘸着佐料放入口中,香中带臭,臭中带鲜,吃了一块忍不住还要吃第二块。
    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蟹壳黄是一种小饼,因其形状似蟹壳而得名。里面有馅,分甜、咸两种,皮酥香脆,五分钱一只。蟹壳黄很小,直径约4-5厘米,吃着玩玩还行,当饭吃是吃不起的。
生煎馒头也是上海的特色风味小吃。以发酵后的精白面粉作皮,用肉末和肉皮冻加香油调料作成馅心。包好的馒头尖上蘸了葱花和芝麻,放入油锅中煎熟。煎好的生煎馒头上面松软,底部焦黄,越吃越香。不过,吃的时候可要注意,生煎馒头馅重汁多,一不小心就可能烫了嘴。
咖喱牛肉汤是上海最大众的市井小吃,汤呈淡金黄色,泛着油油的光,煞是好看,一层葱花散落漂浮,裹着牛肉的味,咖喱的香,直往心眼里钻。再配上一客生煎馒头,密道法要它好噢(味道不要太好噢)!
油豆腐粉丝汤是上海一种物美价廉的小吃。正宗的油豆腐粉丝汤做法挺讲究的,汤要鸡汤或海蜒汤,里面放有百叶包、油面筋塞肉、鸡毛菜、油豆腐、粉丝、榨菜、虾皮、紫菜等,吃起来鲜香可口。
菜肉大馄饨也是上海的特色小吃。北方的馄饨里是不包菜的,只用筷子象征性地抹一点肉。菜肉大馄饨里面有菜又有肉,薄皮大馅儿。翠绿的青菜掩映在半透明的馄饨皮下,浸泡在鲜美的鸡汤中,再加上虾皮、紫菜、蛋皮等配料,吃得人恨不得把舌头都吞下去。
上海的小吃独具特色,上海的冷饮也品种繁多:街边卖棒冰的老太太用包着棒冰纸的小木块敲打着小车,发出“梆梆梆”的响声,“赤豆……棒冰!奶油……雪糕!”花4分钱可以买一根棒冰,花7分钱可以买一根雪糕,味道都比北京的好。
八月,酷暑难耐。每到下午,外婆就带我们去淮海路上的长春食品店“避暑”。那里的冷饮真多呀,有棒冰、雪糕、冰激凌、冰砖、汽水、刨冰……店里设有桌椅,可以坐下来慢慢品尝。上海的汽水是“正广和”的柠檬汽水和沙士气水,比北京“北冰洋”汽水的汽足。柠檬汽水是无色透明的,喝到嘴里很噎人,不停的打嗝,我一次喝不下一瓶。沙士气水的颜色和味道与可口可乐近似,我喝不惯,只喝过一次。
赤豆刨冰是最吸引我的冷饮了。天越热,长春食品店里的刨冰机越忙。在刨冰机的往复运动中,一大块人造冰很快变成了片状的冰屑,售货员给我装上一大杯,再浇上熟赤豆和糖桂花。我端着刨冰往桌边走,杯里冒出的冷气带着赤豆的清香和桂花的浓香直往鼻子里钻,坐下后,迫不及待地拿起小勺,舀一口放进嘴里,又凉又甜的冰水顺着食道滑下去,忍不住打一个冷战。一杯刨冰吃完,全身的暑气顿消,爽!
上海的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数不胜数,一直到离开我也没有吃全。

4、玩在上海
上海自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设镇,至1842年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1845年中英签订《上海租地章程》,由此开始租界的历史。此后,法国与美国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由于独特的政治制度和地理位置,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远东最繁荣的经济金融、商业贸易、文化和航运中心,是近代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被誉为“十里洋场”和“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汇聚着古今中外各种风格的建筑,是上海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上海的游乐场所,也各有各的特色。
复兴公园是离外婆家最近的公园,也是我们经常去的公园。复兴公园是上海最老的公园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较完整的法式园林。1908年由法国园艺家柏勃(Papot)任工程助理监督,1909年6月公园建成,故俗称“法国公园”。
            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当年的复兴公园里种着各种花木、乔灌木,公园里林木森森,一年四季都生长着绿色植物。妈妈让外婆多带我去复兴公园,说绿色对眼睛有好处。可惜,外婆虽然经常带我去那里看绿色,我的眼睛却一点也没有好转,因为已经是深度近视了。
大世界游乐中心建于1917年,号称“远东第一俱乐部”。“大世界”曾经是旧上海最吸引市民的娱乐场所。解放后,大世界经过改造成为人民大众休闲娱乐的地方,以游艺杂耍和南北戏曲为特色,一直以其平民化的风格和雅俗共赏的娱乐节目受到众多上海市民和外来游客的欢迎。
          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大世界最著名的游乐项目就是看“哈哈镜”了,十二面大镜子一字排开,人们依次从镜子前走过,会看见自己在镜子里变得丑陋不堪,一会儿变成了“矮冬瓜”,一会儿又变成了“长竹竿”……最让我惊奇的是在一面镜子前,我看见自己的腿像马的后腿一样,膝盖朝后弯了;哈哈镜是因为镜面各部分凸凹不同,因而所成的像有的被放大,有的被缩小造成的。我第一次看到时,觉得新奇有趣,但没有像宣传的那样捧腹大笑。
大世界里有一个个小舞台,唱着南北戏曲,我对戏曲不感兴趣,也不让外婆看。记得里面还有玩游戏的地方,有一匹电动大马,人骑上去按动开关,大马会在原地跑动起来,和骑在真马上一样威武。骑大马是大世界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大光明电影院始建于1928年,由德国杰出的建筑师乌达克(LEHUDEC)设计,具有欧美特色的建筑风格。京剧大师梅兰芳亲自为大光明电影院的开张剪彩;历史上的大光明电影院,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的盛名,建筑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拥有1554个座位。
当年的大光明电影院,是上海唯一的一座夏天开放冷气的电影院,我曾进去看过电影。在酷暑难当的夏天,走进大光明电影院,里面的冷气立刻激得你起一身鸡皮疙瘩。一场电影看下来,浑身滑爽。待电影散场时走出来,外面的热气扑面而来,真想转身再走回电影院;当年看的什么电影已忘记了,大光明电影院的冷气却记得牢牢的。
          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上海的老城隍庙和豫园就如北京的故宫和颐和园,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每个来上海游玩的人必然要到那里看看。
老城隍庙是上海道教正一派主要道观之一,最早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历史上的城隍庙屡毁屡建,我看到的城隍庙是1926年修建的。外婆带我去的时候,“破四旧”还没开始,里面各个道教宫观、神像都完整无缺,游人很少。外婆带着我逐一观看,我却惦记着赶紧去豫园游玩,没有仔细看。数日之后,“破四旧”开始,老城隍庙遭受重大的破坏,神像被毁,庙宇被挪为它用,直至1994年才得到恢复。
豫园位于老城隍庙东北部,始建于1559年。它原是明朝一座私人花园,园内有四十余处亭台楼阁等古代建筑,还有假山、池塘等。最值得一看的是九曲桥上的湖心亭,还有湖中的鲤鱼戏水。也许是我看惯了颐和园的大气恢宏,总觉得豫园里的建筑都过于小巧精致。我还是对豫园里的小吃感兴趣:南翔小笼包、菜肉大馄饨、素菜包、酒酿圆子、梨膏糖、奶油五香豆……
      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在上海的时候,爸爸请假过来,带我们去了外滩。
位于黄浦江畔的外滩公园可谓大名鼎鼎。100多年前,外滩公园是上海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里的一部分,只对外国人开放。从小,我们就听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亲身来到外滩公园,觉得那里不过如此,和北京的各大公园相比,上海的公园都略逊一筹。
站在黄浦江畔,望着江面不宽,混浊不清的江水,让我这刚刚见过长江的人提不起兴致。还是黄浦江边那风格各异的建筑群吸引了我。著名的中国银行大楼、和平饭店、上海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大楼再现了昔日“远东华尔街”的风采。
       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爸爸特地带我们去了汇丰银行大楼。这座建于1925年的大楼,是一个外形接近正方形的建筑。高五层,中间七层,有一个半球形的屋顶。钢框架结构,外墙是仿古典的砖石结构。美国当时将这座建筑自诩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的最讲究的建筑。
             二、第一次回上海(上)
爸爸站在汇丰银行大楼外,抚摸着大楼的砖石外墙,给我们讲起他的往事:当年,他是汇丰银行的一名职员,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名党员。爸爸穿着西服革履在这座大楼里上班,也积极完成地下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回忆起自己的革命历程,他讲得精神抖擞,热血沸腾。爸爸暂时忘记了,他已被自己甘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组织开除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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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回上海(下)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三)

    兮 杉


                            5.康平路X号和棚户区
在上海,康平路X号和棚户区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康平路X号在上海市民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北京的中南海,那里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宿舍和市委办公厅所在地,代表上海市最高的权力机构。而棚户区被当年的上海人称为“下只角”,是上海最底层的人们居住的地方。在上海期间,这两个地方我都有幸去过。
到康平路X号是去某叔叔家。某叔叔一家曾是大院里的邻居,应该是级别挺高的干部。也许是老乡的缘故,两家的老人和孩子经常来往。记得他家住一楼两套房子,养了一只白色的大公鸡,非常凶悍。我刚记事时,那只公鸡大概把穿花衣服的我当成它的同类,每当我出现,它都飞快地冲过来啄我。在我的记忆里,幼年时去某叔叔家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
我上小学时的某天,某叔叔家的孩子忽然告诉我,他们家要搬到上海去了。很快,两家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但两家的友谊并没有结束,外婆每次回上海,两家老人都要走动。
第一次去康平路X号大院是在晚上,是外婆带我们去的。大院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某叔叔家的大姐姐出来接的我们。第二次去某叔叔家是在白天,某叔叔家的两位大姐姐到外婆家来接我们过去玩。走进某叔叔家的大院,里面很幽静,行人很少。路两旁有很多树木,绿化很好。某叔叔家的住房比计委大院要宽敞,一进门是一个较大的厅,里面的家具很少,显得很空旷。记得厅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一个吃饭的圆桌和几只方凳,和计委大院公家配给的差不多。几间卧室都不大,厕所挺大,安有镜子。此外,和计委大院最大的区别就是地上铺的是木地板,定期有人来打蜡。其实木地板在上海是很普通的,我外婆家也是木地板;这就是当年康平路X号大院给我留下的印象。
到棚户区是去我的奶妈家;我的父母在建国初期调往北京,当我快出生时,由于父母在北京没有任何亲属,当时计委宿舍还没盖好,因此妈妈决定回上海生下我交给外婆抚养。妈妈歇满产假就回北京了,奶妈就成了我的亲妈。听外婆说,我一岁多外婆把我带往北京时,奶妈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在开车前把我交给外婆后躲到人群里哭了。我在外婆的怀里惊慌失措地寻找着……从此,我家和奶妈家就像亲戚一样来往,逢年过节我经常听家人讨论给奶妈寄什么东西。一次,妹妹实在忍不住了,问:“我的奶妈是谁呀?”妈妈想了一下说:“你的奶妈是牛(妹妹是吃牛奶长大的)。”我被妈妈的幽默话语逗得大笑起来,在我的笑声中妹妹犯了和她“奶妈”一样的脾气,秀气的小脸拉长了好几个钟头;在妹妹面前,我很为自己有个奶妈而自豪。
听说我到了上海,奶妈赶过来看我,外婆让我叫她“妈妈”。 “妈妈”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够。最后和外婆商量,要接我去她家过一天。
“妈妈”在工厂做工,在一个休息日,她过来接我。“妈妈”用温暖而粗糙的大手拉着我,穿大街过弄堂,走上弯曲的土路,最后走进一片类似“吉卜赛”部落的地区。那里的人有自己的语言,讲的是苏北话。那里的住房没有规划和统一的格局,简易低矮而破旧。走进“妈妈”的家,里外两小间,没有椅子也没有方凳,只有几个很小的板凳。坐在小板凳上环顾四周,抹了白灰的墙壁有些脱落,露出里面的竹排,房顶铺着薄薄的油毡,早已被夏天的烈日晒透。“妈妈”告诉我,她家的房屋和家具都是她丈夫白手起家,一点点动手建造的,我立刻对“妈妈”家的叔叔佩服得五体投地。“妈妈”家有个小哥哥,还有个小妹妹。大概因为我来,小哥哥不好意思,到学校去了。小妹妹在家,“妈妈”让她陪我玩一会儿,转身出去了。
“妈妈” 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从布兜里拿出两个小纸杯冰激淋,递给我和小妹妹。小妹妹拿着纸杯问:“姆妈,格萨么子(妈妈,这是什么)?”可怜的小妹妹,在上海长到九岁居然没吃过冰激淋!估计这附近也没有卖这东西的,“妈妈”一定跑了一段路才把冰激淋买回来。
中午,“妈妈”做了一大碗黄花菜炒鸡蛋,一个劲儿地让我吃,我吃了此生最多的一次黄花菜炒鸡蛋。吃过午饭,“妈妈”还舍不得让我走,她问我想玩什么,我说想看书。“妈妈”说她家只有小哥哥的课本,我立刻看起来。我坐在小凳上高兴地看书,“妈妈”坐在对面高兴地看我……
太阳西沉时,“妈妈”把我送回外婆家。外婆知道我这一趟要花掉“妈妈”家好几天的菜钱,拿出一些钱硬塞到“妈妈”手里……送走“妈妈”,我向外婆讲述一天的见闻,这才知道,“妈妈”家住的地方就是我在书中看到过的棚户区,是上海外来工杂居的地方。
这就是当年我所见到的,上海市最高权力机构的宿舍——上海市委书记处宿舍,和上海最底层的人们居住的地方——棚户区。比起上海的花园洋房,当年的上海市委书记处宿舍应该说是挺简朴的。而那些棚户区,至今在很多城市仍存在着。
二、第一次回上海(下)

                                    6.文革初起
7月初到上海,那里的大街小巷还是平静的,看不到大标语、大字报,也没有狂热的人群。不久,大街上开始捕风捉影地找一种塑料凉鞋,说那凉鞋底上加强筋的形状是一个“共”,设计者居心叵测,要把XX党踩于脚下,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知道消息的人们,人人自危,不时地抬脚看一下自己的鞋底,生怕自己的鞋被人看出什么问题。不知道消息的人走在街上,被抓住后抬脚,果真发现不少那个字,于是,造反派令其脱鞋,用刀片把那个字切断,使其不再像那个字。造反派们没想想,用刀片切断那个字,是什么性质的……
紧接着,上海开始抓“三包一尖”。所谓“三包”,指包头、包腿、包屁股。包头——油光锃亮的大背头;包腿、包屁股——裤子过紧;所谓“一尖”,指尖头皮鞋;上海人穿着讲究,当年的服饰打扮领导着中国人穿衣打扮的潮流,尤其是年轻人,符合“三包一尖”的人很多;造反派(我看到的为男性)站在街头,拿着剪刀、汽水瓶、菜刀等物,对可疑分子一一检查:梳大背头者,用剪子胡乱剪几下,被剪头者快速逃到最近的理发店“重整河山”。街边大小理发店立刻生意兴隆;汽水瓶是检查裤腿肥瘦的检具,必须并排塞下两个汽水瓶才符合标准。不符合标准者,用剪刀将两边裤腿豁开,豁开的长度视操作者的心情和被豁者的性别而异。凡年轻女性,裤腿豁开的长度就要长一些。凡年轻女性且貌美者,裤腿豁开的长度就要更长一些。凡年轻女性貌美且连声哀求发嗲者,裤腿豁开的长度就将见及内裤了;尖头皮鞋是没有标准的,只要鞋头不够宽阔,就可视为尖头,令其脱下,用菜刀剁下鞋头;市民们拥上街头观看奇景:被造反派修理过后,身形有异的男青年面红耳赤、仓皇逃窜。梨花带雨的女青年,用双手捂住大开气的“裤衩”在街边疾行……
八月中旬,破四旧开始。淮海路上各著名大商店及街边小店的招牌都用红纸糊上,店名纷纷改作“卫东”“永红”……一时间“旧貌换新颜”。造反派涌进文物景点,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久前我刚游玩过的老城隍庙被砸烂,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市民们纷纷惊呼:哦呦!法得了!法得了!(不得了)!
二、第一次回上海(下)
    接着,抄家开始了。法租界里的花园洋房颇多,吸引来一批批抄家者。每逢附近有抄家的消息,弄堂里的小朋友就招呼我一起去观看。我们远远地看到一些五光十色的东西从洋房里抬出来,被扔在草坪上,然后装上大汽车拉走。已经被抄家的担心再次被抄,还没被抄家的准备被抄,开始拼命处理东西。垃圾箱里经常出现稀奇古怪的东西。某日,我路过一处垃圾箱,看见里面有两块锡纸包着类似黄油形状的东西,有一块被人拆开了,里面是黑褐色的固体。回家问外婆,才知道那就是大烟膏。
淮海路上著名的“淮国旧”(国营旧货商店)里人头攒动,有狂抛的,有捡漏的。红木家具以白菜价卖出去,还生怕人家不收。橱窗里陈列着一把古朴贵重的外国小提琴,售价仅为80元。银行里收购黄金的柜台排起长队,我记得当年黄金的收购价格是99元1两,还必须要单位证明;也有出身好且门槛精者,趁机低价收购。数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当年上海一个市民收了10架钢琴,以至于他居住的阁楼不堪重负,被压塌了。
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中说“我们要建设新世界,就必须破坏旧世界”。
破坏何其容易,重新建设又何其难啊!

7.遭遇刮痧
在如火如荼的“大好”革命形势中,上海的气温也一路飙升,最高气温早已超过40度,但电台的天气预报每天都在报:最高气温39度,明日阴有雨。无奈天公不作脸,连续多日大晴天,无雨无风,天气预报只能在文字上给予市民安慰。
在如此高的气温下,中暑的状况时有发生,淮海路上救护车呜呜叫着疾驰而过,我们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倒下了。体弱者和老人首先受不了了,弄堂口杂货店的老板,昨天傍晚还坐在柜台前吃泡饭,今早被告知:“作聂雅利西他乐(昨天晚上死了)。”
我的体温也随着气温一路飙升,固定在40度不动了;我的这种状况很奇怪,除了高烧,没有任何不正常的现象。在我的记忆里,这种高烧1957年1次,1966年1次,1971年底(林彪逃跑)1次……莫非我的身体也成了政治运动的风向标,也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在数次看西医查不出结果,医生也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外婆与同楼的妇女们决定采用中国古老的治疗方法——刮痧。外婆劝说我接受她们的治疗,说这种治疗方法如何如何好,并且说一点也不疼。我刚一同意,外婆就叫来几个强壮的妇女,按住我的四肢,外婆手拿一个铜板,蘸着碗里的香油在我背上刮起来。开始我还能忍受,随着外婆越来越用力,我开始叫疼。后来疼得我无法忍受,就嚎叫起来。我拼命想挣脱,无奈被那几个妇女紧紧摁住无法脱身。
刮痧过后,我的体温仍不见下降。第二天,外婆只好又带我去华山医院看病。那位男医生已认识我了,听诊时撩起我的背部,看见一道道又红又紫的血痕,以为我受到了酷刑,瞪起眼睛厉声问道:“这是谁干的?!”当他知道这是刮痧所致时,生气地说:“胡闹!”我趁机向他告状说,因为我的高热,外婆不给我吃冷饮,怕吃出毛病。医生说,冷饮降温,可以吃,只要不过量。
在吃了几天冷饮后的某一天,我的体温忽然正常了;妈妈来信说,已经快8月底了,大概快开学了,让我们回去。外婆决定让我们再玩几天后送我们回北京。

8.在回北京的列车上
阿姨、娘舅们提着大包小包把我们三人送往火车站。一到火车站,就觉得气氛很紧张,车站内外贴了不少大标语,每个列车车厢外面站着两个身穿旧军装,腰扎武装带,威风凛凛的“小战士”。从他们佩戴的红袖标上我看出,这就是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年轻稚气的脸紧绷着,一幅“天将降大任于斯”的表情。
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两位解放军,一位年纪较大的解放军伯伯和一位年纪较轻的解放军叔叔。解放军伯伯是一位首长,因为已取消了军衔制,看不出级别来。解放军叔叔不知是他的秘书还是警卫员,护送首长去北京开会。旅途上能和解放军在一起我很高兴,我们慢慢熟悉起来。解放军伯伯神情严肃,话很少。解放军叔叔看我是小孩,也就没有顾忌,不满地对我小声发着牢骚:首长以前乘火车都是软卧,要带警卫战士若干人。现在只有座铺(文革期间所有的卧铺都取消了),首长还不让多带人,说影响不好,只带他一个。他很担心首长的健康和安全,因为首长战争年代受过伤……解放军伯伯阻止了他的牢骚。
我有个姨夫在部队工作,每次他来北京开会,我都缠着他给我讲打仗的故事,还要看他胳臂上枪伤的疤痕。现在有一位打过仗受过伤的解放军在面前,我就请求他给我讲故事。解放军伯伯给我讲了个打仗的故事,作为交换,我为他唱了支歌。旅途上闲着没事,在周围旅客的要求下,我就又唱了一支歌。解放军伯伯忽然问我:“小鬼,你想当兵吗?”我随口回答:“想啊。”外婆连忙打个哈哈阻止了我们的对话。过了一会儿,解放军伯伯又郑重其事地对外婆说:“这个孩子我很喜欢,是不是考虑让她去当兵?”外婆立刻拒绝说:“孩子还在上学。她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我可做不了这个主。”解放军伯伯遗憾地摇了摇头。
因为是第二次坐火车,窗外的景色对我和妹妹已没有那么大吸引力。坐腻了,我们姐俩就在各个车厢里来回走动着玩,听见前面有个车厢人声嘈杂,我们连忙跑过去看。只见两个女红卫兵,正审问座位上的一位老爷爷。老爷爷身材较胖,剃了个大光头,穿着一件电影里才见过的洗得发白的蓝布袍。看老爷爷的装束,红卫兵武断地认为他是资本家,就一个劲的盘问他。老爷爷是上海人,红卫兵是北京人,两人本来就语言不通,再加上老爷爷害怕,呜里呜噜地更加说不清……红卫兵把老爷爷押到两节车厢连接处,让他老实交待自己是不是逃跑的资本家。老爷爷一直否认,红卫兵就抽出腰里的武装带,向老爷爷身上用力抽去,抽一下问一下,老爷爷的光头立刻红肿起来。恐怖的情景把周围观看的人都吓跑了,妹妹实在忍不住了,说:“红卫兵还打人?”那女红卫兵扭过头,凶神恶煞地对妹妹说:“你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什么出身?!”吓得我拉起妹妹,一溜烟地跑了。
跑到下一节车厢,我们才发现跑错了方向,要回到自己所坐的车厢,还要经过那恐怖的车厢。我们在前面车厢躲了一会儿,怕外婆着急,于是战战兢兢地往回走。走到那车厢连接处,看见女红卫兵还在继续拷问,老爷爷把手伸到蓝布袍里,哆哆嗦嗦地拿出一个薄薄的硬皮小本递给她,那女红卫兵打开小本,嚣张的气焰立刻没了,小声嘟囔了一句:“哼,什么退休工人?”把那小本往老爷爷手里一塞,讪讪地走掉了。原来,老爷爷是个退休工人!!
往回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位解放军伯伯心情沉重地站在我们这节车厢连接处,我急忙跑上前述说刚才看见的恐怖的一幕。听完我的叙述,解放军伯伯没有说话,沉默了一会,拉着我的手说:“小鬼,和我当兵去吧!”我那会儿对当兵根本没有意识,回答他,“我妈妈大概不同意。”解放军伯伯叹了口气……后来和妈妈说起此事,妈妈直埋怨我没和他们留个联系方式。那个有权招娃娃兵的解放军伯伯只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火车终于到了北京,走出车站,行人古怪地看着我们,我莫名其妙地看看他们,这才发现,我和妹妹穿着短裙,他们已穿上长袖衣裤,有的人甚至穿了外套。肃杀的秋天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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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打架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
                                                                                                                          
                                                                                                                  兮 杉
  
     1966年8月底,我和妹妹回到北京。9月1日到了,学校却毫无开学的迹象。
秋天,是凉爽的季节。大院的孩子们,中学生忙着破四旧、抄家,小学生三五成群地聚在院子里玩。在漫长的暑假里,孩子们玩腻了平日玩耍的各种游戏,我和妹妹就成了附近楼门的几个男孩子捉弄的对象。
其实,在6月底,那几个男孩已开始辱骂我和妹妹了。从上海回来后,他们更变本加厉,只要看见我们姐俩出楼门,他们张口就骂:“小右派!打倒小右派!……”我知道那几个男孩是附近楼门的,但从未和他们讲过话,更不曾在一起玩耍过。我不想招惹他们,只能带着妹妹默默地离开,并尽量减少出门的机会。
面对辱骂,我和妹妹不知所措。妹妹把挨骂的事悄悄告诉了妈妈,妈妈趁妹妹不在家的时候问我:“你妹妹说经常有人骂你们,有这回事吗?”“没有……我没遇见过。”我不想对妈妈说实话。我已经13岁了,少年的自尊和倔强正在身体里滋长,我知道,妈妈已无法保护我们,如果找对方家长,只能招来那些孩子更加恶毒的辱骂。我不愿妈妈为我们担心和难过。妈妈将信将疑地看着我,嘱咐我们不要再出去玩了。
不出去玩的戒律对我来说是容易执行的,对妹妹来说就不太好办了。妹妹年纪小,常常管不住自己,要偷偷溜出去玩一会儿。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向妈妈告发。但是,有几次妹妹回来说那些男孩不仅骂她还打她。
妹妹长得漂亮乖巧,深得父母的宠爱。尽管如此,比我小一岁多的妹妹却经常以姐姐的身份照顾我:在保育院上全托的时候,在操场上遇见我,她会从兜里掏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零食分给我;当我淘气时,她会在后面拉住妈妈抡起的胳膊……从小,家里对我们管教甚严,教育我们对人要有礼貌,不打人不骂人,我们和小朋友几乎没发生过口角,更不要说打架了。现在,当有人打骂妹妹的时候,我却不知所措。我知道自己不是那几个男孩的对手,我只能盼望着,他们只是暂时淘气,以后就不会了……我只能劝慰妹妹,让她不要再出去玩了。我为自己无法保护妹妹感到羞愧!
这天黄昏,妈妈吃过晚饭又加班去了,妹妹溜出去玩,外婆在上厕所,我在厨房洗手。我的手刚洗完,妹妹就回来了,她的辫子有些散乱,身上有唾沫的印记,见到我就哭着说:“姐,他们打我。”我知道这又是那几个男孩干的。看着妹妹可怜的样子,我的胸中燃起一股怒火,拉着她跑下楼去。
那些男孩还聚在我们楼门口,看见我们姐妹一出楼门,立刻骂开了:“打倒小右派!噢……小右派!”他们站成一排,那个因学习成绩差和爱惹是生非而“著名”的男孩“P”站在最前面,欣喜若狂地挑逗和辱骂着……我一言不发地向他们走去,“噢……小右派!小右派!”骂声和起哄声离我越来越近,走到离“P”还有一步远了,那些男孩觉出不对劲,骂声戛然而止,惊慌地注视着我。“P”扭头看看那些男孩的表情,撒腿跑起来。我知道,今天如果没有个结果,妹妹还会继续挨打,我怀着满腔的屈辱朝“P”追去。
我使出全力追赶“P”,但离“P”的距离还是越来越远,我心里一阵难过:追不上了。就在这时,“P”被一块石头绊倒,扬起一片尘土,我跑上前去,用仅剩的一点力气挥起拳头向“P”打去……我默默地站起身,象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地拉着妹妹走回家。这件事的全部过程只有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我没说一句话。走进家门,外婆在厕所洗手,对刚才发生的事毫无察觉。我疲惫地躺倒在床上,心情不能平静……
一会儿,楼道里传来嘈杂的声音,紧接着,我家的大门敲响了。外婆打开门,我听见楼道里乱哄哄的,随后听见外婆和一个男人在对话。上海话和四川话对讲,有种鸡同鸭讲的感觉,我听着好笑,爬起来准备到门口去给他们当翻译。走到门口,发现是“P”父拉着他的儿子“P”,身后还跟着十几个起哄的男孩。 “P”一看见我,立刻哼哼唧唧地啼哭起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阵势,心里害怕极了,但事已至此无法逃避,我横下一条心来背水一战。“P”父看见我,立刻瞪起了眼睛。于是,我们有了如下的对话(原话):
“P”父:“是谁打的他(“P”)?!”
我:“我。”
“P”父:“你家大人呢?!”
我:“我妈加班去了,我外婆听不懂你的话,你有事和我说吧。”
“P”父:“你为什么打他?!”
我:“因为他打我妹妹!而且打了不止一次!”
“P”父:“他打你妹妹你就打他?!你找我啊!”
我:“我找你顶用吗?!你管吗?!你要真管他就不会随便打人!”
“P”父:“你看看你把他打的!”
我:“你看看他把我妹妹打的!他打我妹妹好几次了,我只打过他一次!”
……
我:“我妹妹没招他没惹他,‘P’老打她。男孩打女孩的胸,你知道是什么行为吗?!”
……
“P”父:“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
我:“你可以到院子里问问,我不打人不骂人,‘P’整天在外面打人骂人,是我没教养还是他没教养?!”
……
“P”父(理屈词穷):“好好好,我不跟你说了,以后别打了! ”
我:“我不会先打人。他要是再打我妹妹,我就还打他,往死里打!!!”
“P”父拉着“P”,一路说着:#¥%……*#,下楼去了。起哄的男孩也跟着走了。
我知道闯了大祸。要知道,平日我和妹妹偶尔发生口角,妈妈都要让我们罚站,这次我竟然在外面打架,人家家长还找上门来了,妈妈将会怎样惩罚我呢?事先毫不知情的外婆,从我和“P”父的对话中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面对我闯下的大祸,她也不知所措。
为了躲过妈妈当晚的惩罚,我迅速地洗了洗,钻进被窝装睡,心里却打着鼓,随时准备被妈妈揪出被窝。没想到,过于激动和劳累后,我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一睁眼,天已大亮,妈妈坐在桌前吃早饭,见我醒了,她若无其事地说:“都7点了,快起来洗洗吃饭。” 我偷看妈妈的表情,没有发现异常,心里越发嘀咕,躲进厕所磨磨蹭蹭地不肯出来。
好不容易盼着妈妈上班去了。听见家里的大门一关,我飞快地跑到外婆身边,悄声问:“昨晚的事我妈知道了吗?”“知道了。”“我妈说什么了?”“她什么也没说。”“真的什么也没说?”“真的什么也没说。”外婆什么也没告诉我。
此后,我和妹妹再出门,那几个男孩仍然高声对我们骂着:“小右派!小右派!”但是没人再敢跑上前来挑衅。妹妹也再没有挨过打。
这是我此生的第一次打架,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打架。

四、第一次下乡劳动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
                                            
            兮 杉
1966年9月19日早上8点多(日记记载),大院里的一群女孩子聚集在计委食堂对面的马路边,她们提着简单的行李叽叽喳喳说笑着,引得路人不时回头观看。有熟人路过,好奇地问:“你们干吗去?”她们骄傲地回答:“我们下乡劳动去!”
我也是这群女孩中的一个。下乡劳动的消息是好友FXL告诉我的,她说有女同学组织去中古友好人民公社劳动,问我去不去。为了争取这个机会,我和妈妈磨破了嘴皮,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妈妈忽然答应了。
我们在树荫下等了很久不见来车,问过路的大人,才知道已经10点了。大家连忙询问负责联系车的LJ,LJ说她是请求物资部的一位叔叔派车,那叔叔当时满口答应的。但离约定时间已过了1个小时还不来车,一定有问题了。我们决定集体去物资部问个究竟。
到物资部大门口,LJ进去了。过了很久,从里面开出一辆大轿车,我们提着行李争先恐后地上了车,才想起问LJ是怎么回事?原来,物资部的叔叔把这事儿忘了。
司机叔叔问:“往哪儿开?”女孩儿中竟没一个人知道确切地址。好在司机叔叔知道大概方向,就朝着东边开去。
坐在车上环顾四周,看见都是本校的女同学,同年级的有FXL、GCY、JXF、JL、LJ……还有比我们低一届甚至低两届的孩子,大的也就13岁,小的才11岁。已近中午,大家又累又饿,掏出带的食品开始吃喝。
车开了1个多小时,司机叔叔一路走一路问,开进中古友好人民公社的地界儿,再问联系过的同学,具体地址?联系电话?具体接待人?竟一概不知!司机叔叔无奈,只好把车就近开进一个大队。
大队长出来了,问明原因,急忙给公社打电话,我们跟进办公室簇拥在他周围竖着耳朵听。公社说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问有介绍信吗?连介绍信都没有,咋办?我们在旁边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是中古友谊小学的,来公社参观过。公社也确实接待过这个学校的学生参观,电话那边说:“既然来了,就留下吧。”
一下蹦出来20多个小丫头,咋安排呀?精明强干的大队长想了一会儿就做出了周全的部署。他把我们领进一个挺大的场院,场院上堆着一座小山一样刚收下的老玉米棒子,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把老玉米棒子的皮剥下来;场院上有一个新盖的马棚,还没用过,队长叫拖拉机拉来一车麦秸往地上一铺,这就是我们的宿舍;队长叫来两个20来岁的姑娘,白白净净的马大姐负责做饭,活泼开朗的小蓉儿是我们的领导,带领我们劳动。
马大姐开始埋锅造饭,小蓉儿立即带领我们坐在“小山”上剥起玉米棒子来……
晚饭时,马大姐做了烙大饼、熬茄子,我们饥不择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马大姐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此被重视,很是高兴,在旁边说:“看这茄子多新鲜呐。”其实那茄子就是白水熬的,撒了点盐,点了几滴可怜的油花。我边吃边说:“这茄子里要有点肉就好了,没肉放点儿猪油也行。”马大姐生气了:“什么猪油不猪油的,我们可是回民!”我吓了一跳,知道自己犯了忌讳,马上向马大姐道歉。原来,这里的人都是回民。
经过一天的奔波,这群莽撞的小丫头在中古友好人民公社某大队驻扎下来。晚上,我们在麦秸上铺好行李,躺在上面胡侃。第一次离开家,大家都很兴奋,时间很晚了,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有人找出了原因:马棚的上方有一盏明亮的大灯,躺在铺上正好晃着眼睛。大灯的开关盒装在一个木柱上,上面没有装灯绳,想关也关不了。
找出原因,大家就更睡不着,怎么想怎么觉得灯亮。我在家时曾把楼道里的电灯开关盒打开过,知道拨动里面的铜片可以控制电路通断,于是,我自告奋勇去关灯。无奈那开关盒装得几乎有我两个人高,根本够不着。这时GCY站起来说她可以当人梯,让我站在她肩膀上。在GCY的配合下,我顺利地爬上去切断了电路,在大家一片赞扬声中钻进被窝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早饭,我们开始剥玉米皮;正值秋天,阳光明媚,气候凉爽。坐在玉米“小山”上远眺,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美丽极了。小伙伴们让我唱歌,我就放声唱起来:“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
一天飞快地过去了。天渐渐黑了,才发现忘了和队长说灯绳的事,还得由我去开灯。昨天晚上都睡下了,没人仔细看。今天时间还早,知道我去开灯,都跑来围观。GCY已脱了劳动穿的脏衣服,她穿着雪白的棉毛衫裤,更显得身材修长。GCY熟练地往装开关盒的木柱下一蹲,我踩住她的肩膀,我俩扶着木柱慢慢地升起来。开关盒比我高,昨晚有亮,可以看着拨铜片,现在黑着灯,我只能伸着手瞎捅。捅了两下,只觉得手上一麻,我和GCY已摔得人仰马翻。小伙伴们哄堂大笑,有人关切地问:“怎么了?怎么了?”GCY躺在那里委屈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觉得腿一软……”我在旁边坏笑着告诉她:“触电了。”我已不是第一次触电,没觉得怎样,GCY可吓得不轻。
没有灯,这夜晚可如何打发?小伙伴们在黑暗中开始抱怨,我问GCY,还敢给我当人梯吗?GCY蹦起来说:“敢!”我们又重复了一次上面的过程,这次成功了。以后几天我们又开关过几次,都没发生问题,直到队长想起来,派人给我们装了灯绳,我们才结束了这项有趣的“娱乐节目”。
经过几天的辛勤劳动,没剥皮的玉米“小山”越来越小,剥了皮的玉米已堆成一座金黄色的小山。小伙伴们渐渐厌倦了这种重复劳动,有的开始偷懒,上工时间去小卖部买零食,还有一位说她病了,找了一本《董存瑞》躺在被窝里“学习”。
小蓉儿看我们的劳动效率越来越低,知道我们干腻了,请示领导后,决定下午带我们下田劳动。吃过午饭,小蓉儿提了个空袋子来领我们下田撒化肥。这是我们第一天外出劳动,一路走一路看,看见什么都新鲜。小蓉儿嫌我们走得太慢,她说她先去领化肥了,让我们一直往前走,会看到她的。
小蓉儿走了,没人催促我们,我们像秋游一样玩起来。采野花,抓蚂蚱……我发现路旁流淌的小河里有很多小虾,想起这些天一直吃素,如果能捞些小虾来做汤……我的想法立刻得到大家的支持,纷纷脱鞋挽裤腿下河捞小虾。
我们正玩得忘乎所以,听到岸上一声大喝:“你们干什么哪?!”抬头一看,小蓉儿提着半袋化肥,站在岸上怒视着我们。我们这才想起此行的目的,灰溜溜地上岸穿鞋,准备跟小蓉儿去撒化肥。没想到小蓉儿却领着我们往回走,回到我们住着的马棚。
小蓉儿坐在地铺上开始对我们训话:“你们干吗来了?是劳动来了还是玩来了?这秋收大忙的季节,我们两个整劳力天天陪着你们。谁知道你们从哪来的?连个介绍信都没有……”现在想起来,小蓉儿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啊!秋收季节,人家自己都忙得脚丫子朝天,却好心收留了我们这么一群“来路不明”的小丫头。我们干不了什么活,还给人家添乱。当时可不那么认为,这些孩子,哪一个不是家里的娇宝贝,谁受过这个委屈。当时就和小蓉儿顶起嘴来。小蓉儿说不过我们,气跑了。
晚上,大队长来了,他已知道下午的情况,来和我们沟通。大家感到万分委屈,七嘴八舌地给小蓉儿告状。也确实觉得委屈,我们自带伙食费过来帮助劳动,没受表扬还挨了一顿呲儿……大队长就是有水平,他心平气和地听完大家的“控诉”后,首先肯定了我们的成绩,说往年为了这一大堆玉米,得派好几个人来剥皮,今年全是我们干的。另外,小蓉儿今天发脾气也有原因,队里把这些孩子交给她,她怕我们乱跑出事儿。
第二天,小蓉儿没来,换了一位很老实的大姐。听马大姐说,队长昨天批评小蓉儿了,今早看见小蓉儿眼睛都哭肿了。听了马大姐的话,想起活泼开朗的小蓉儿被训哭了,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昨天乱跑,队长怕出事,决定让我们继续剥玉米皮。
大家都烦透了:一个烦,是因为天天剥玉米皮,每天都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动作;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烦,是这儿的伙食太差了。马大姐认为我们的伙食很好,无奈这些小丫头在家都吃惯了好的,“这许多日子没吃肉,嘴里淡出鸟来了。”离开家八、九天了,大家忽然非常非常想家,当即和队长提出:我们要回家。队长答应说明天派车送我们回去。
想起明天要回家,小伙伴们高兴得睡不着觉,聊到半夜,互相帮着把行李捆好,坐等天亮。黎明时分,我困得实在受不了,打了一个极大的哈欠,下巴掉下来了!惊出我一身冷汗,慌忙中用手托上去,从此落下个下巴易脱臼的毛病。
天亮了,等了一上午,车也没来。中午,马大姐给我们炸了油饼,算是为我们送行。我们提出算伙食费,马大姐说队长留话了,不收我们的伙食费。
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来钟,来了一辆带挂斗的拖拉机。队长不好意思地解释,农忙时间,公社实在派不出车来,只好让我们坐拖拉机了。我们一个个归心似箭,别说拖拉机了,哪怕是辆牛车都不嫌慢,互相帮着爬上挂斗,兴高采烈地和队长、马大姐告别。
拖拉机冒着黑烟,吐吐吐地响着,拉着我们穿越北京市。我们在挂斗里像摇煤球一样乱晃,发出叽叽嘎嘎的笑声。路上看到各处都张灯结彩,这才想起来马上就到国庆节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司机叔叔把拖拉机开进计委大院,我们都激动得欢呼起来。拖拉机停在大院商场前面的路上,于是,大院里的人们看到一群灰头土脸的女孩子,穿着多日未洗的脏衣服,争先恐后地从拖拉机挂斗上蹦下来……
我们终于到家了!

后记:
大约是1974年,我在X市偶遇LJ,聊起大院的往事,两人对小时候的第一次下乡劳动记忆犹新:在高高的玉米堆上,我们说笑着剥玉米。在马棚的麦秸铺上,我们度过十来天的集体生活。她记得我为她们唱了好几天歌,把嗓子都唱哑了。我记得她每天收工后,骑着平板三轮车,拉着我们在场院上飞奔……
感谢中古友好人民公社某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在文革初起的非常时期,收留了我们这群“来路不明”的小丫头,让我们第一次体验了农村生活,感受到农民的质朴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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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某日凌晨计委大楼前所见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
                                            
          兮 杉
这件事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在1966年8月10日毛主席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以后。
记得那是个不冷不热的日子,文革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文革中,各单位,甚至一些家庭,都因为不同的政治观点分为两派或三派。
国家计委的文革组织也分为两派。我只知道,其中一派的领袖人物是ZHJ,另一派的领袖不知是谁。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不知道。他们的分歧是什么?不知道。但我记得,各单位基本分革命派与保皇派,有时两派互称对方为保皇派;各单位的两派都和社会上的两派有联系,必要时互相支援。
这件事的起因,是造反派要去抓计委的一派组织的成员XX。XX有什么问题?没记住(因为我才13岁)。只记得那天晚上造反派好像先冲击了XX的家,恰好XX不在家。造反派不知是听说,还是主观臆断,认为XX躲进计委大楼,就冲到计委大楼,要把XX揪出来。计委大楼岂是随便进的地方?造反派进不去,就把计委大楼包围了。
天已经黑了,附近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赶来增援,开来了广播车,高音喇叭嚣叫着,连计委大院里都听得见。
那晚的天气凉爽,正是睡觉的好时候。无奈计委大楼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我睡觉又特轻,一直迷迷糊糊的。大概凌晨四点来钟,妈妈和我说,她想去计委大楼看看,让我陪她去。我的好奇心挺强,赶紧穿好衣服和她走出门。
出了楼门,夜晚的凉气扑面而来。大院里很空旷,只有我和妈妈在快步疾行。离计委大楼越近,嘈杂的声音越响。高音喇叭在叫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把XXXX分子XX揪出来!”
远远的,看见计委大楼门前包围了几百人,这几百人都在叫喊着,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计委大楼的大门虽然紧闭,但我知道守卫大楼的解放军叔叔都没睡觉,他们一定守在门旁的值班室里,警惕地睁大眼睛,严防造反派冲进大楼。我知道那些解放军叔叔有枪。我曾到他们的值班室玩过,双手捧过那带着牛皮护套的手枪,那枪真沉呐!我不知道那枪里有没有子弹,但佩戴着真的手枪已有足够的威慑力量。
我们走到计委大楼前,站在造反派的后面观看。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地叫喊着:“把XXXX分子XX揪出来!”造反派一阵阵地躁动,要冲击计委大楼……
正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远处疾驰而来,开进计委大楼前的广场后慢慢地减速,妈妈告诉我:“可能是中央来人了。”果然,有认识车牌号的,高声叫出:“中央文革的车!”“中央文革的车!”车停在人群外面,车门打开,走下一个戴眼镜的消瘦男人,妈妈赶紧告诉我:“这是陈伯达。”我也认出,这就是在报纸上见过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他的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大概是他的秘书。
造反派看见陈伯达来了,高兴地欢呼起来:“战友们,中央文革来人了!”“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同志们,中央文革是支持我们的!”陈伯达的表情很严肃,面对热烈欢呼的场面,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陈伯达慢慢地向计委大楼门前走去,人群让开一条道。陈伯达走到台阶的最高层坐下了,环顾四周的造反派,开口问:“你们饿不饿呀?”“我们不饿!”“你们累不累呀?”“我们不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不怕累!”……听说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话难懂。不知为什么,那天他讲的话我都听得懂。
陈伯达接着说:“你们不饿,是因为昨天晚上吃饱了。你们在这里闹了一夜,附近的人都没法睡觉。明天,工人做不了工,农民种不了田……”陈伯达的话很简短,没对造反派这次的行动发表言论,只是让他们别闹了,赶紧回去吧。他说完这些话就走了。
陈伯达的几句话,像一盆冷水兜头泼在造反派滚热发烫的头上。嘈杂的喊声没有了,高音喇叭不响了。折腾了一夜的造反派蔫了,垂头丧气地纷纷撤离。
我也和妈妈往回走,回家去睡回笼觉了……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一段旧事;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打入冷宫,他的功过是非,远不是我辈有资格评说的。但据我当年所见,就事论事,我不认为陈伯达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有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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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串联见闻(上)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
           兮 杉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是那个年代很多学生都难以忘怀的。大串联由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拉开序幕,到1967年春节前后停止。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的大中学生以及部分老师,在中国大地进行了一场“免费旅游”。
我能加入串连的队伍纯属偶然,因为某大学的9个学生拿着10个人的串联介绍信,我就滥竽充数混了进去。虽然我那13岁的娃娃脸在登记住宿时引起一些怀疑,但在那混乱的年月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麻烦。
我的串联时间不长,由1966年11月底开始,于同年12月底回到北京。去的地方也不多,仅到了重庆、成都、西安、上海等地。短短一个月的串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重庆见闻
串连的第一站是重庆。火车到达重庆已是傍晚,在接待站拿到派遣单和免费乘车证,按照地址找到重庆建工学院时天已黑了,接待人员热情地把我们领进一间由教室改成的女生宿舍。宿舍里没有床,地上铺了草垫子,草垫子上排列着一个个铺位,这就是我们的居住地。接待人员说食堂已经关门了,让我们先买了饭票,从明早开始可以在食堂吃饭,今晚只能到外面随便吃点了。
按照接待人员的指点,我们乘车来到一条小街。铺着青石板的路面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古旧而沧桑,街边一间间小饭铺冒着蒸腾的热气。我们走进一间面馆,一人要了一碗担担面,服务员问要不要辣椒油,我从来没吃过那东西,看着红红的很好看,就让加了一点。
服务员把香气扑鼻的面条端过来,我迫不及待挑起一缕放进嘴里,觉得舌头火烧火燎地疼起来,鼻涕眼泪立刻流出来了,我忍不住伸出舌头,用手拼命地扇凉气。看着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服务员全都笑了。一位胖胖的大嫂,好心地端来一碗白开水,让我把面条洗了再吃。于是,我在重庆的第一顿饭,就在服务员善意的哄笑中,吃了一碗白开水涮面条。
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早饭,走出建工学院的大门,才看见这座美丽山城的真面目。整座城市依山傍水,很多楼房和平房都是顺山而建,让我感到新奇。尤其是那些古老的吊脚楼,楼的一端搭在山坡上,另一端用几根长长的木柱支撑,让人惊叹建造者的大胆和巧夺天工(文中图片源自网络)。
六、串联见闻(上)

    六、串联见闻(上)
    乘坐公共汽车向江边驶去,沿途看到天府之国山清水秀的景色。在朝天门,我看到了不可多见的奇景:长江和嘉陵江,一条江水清澈,一条江水混浊,两条江在此处交汇,并成一股激流。这激流以中间为界,半条江水绿如碧玉,半条江水橙如田黄,双色江水汹涌澎湃地向前奔流,场面甚为壮观。
解放碑是重庆的代表性标志。这座著名的纪念碑始建于1941年,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动员民众抗日救国而建的“精神堡垒”。抗战胜利后,重庆市市长张笃伦提出在“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宏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50年全国解放后,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刘伯承亲笔题写了碑名。
六、串联见闻(上)

在解放碑旁边的广场上,清华“井冈山”的宣传车正用高音喇叭宣传着他们的观点。车上有我们认识的一名清华学生,他热情地下来和我们打招呼,告诉我们,明天有一个重要的批斗会,他可以带我们进去。
第二天下午,我们如约去找那位清华学生,他带我们进入会场(大概是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会场里坐满了红卫兵战士,气氛十分热烈。批斗会还没开始之前,高音喇叭一直带领全场唱歌,喊口号,我记得唱的那首歌: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要是革命,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紧接着喊口号: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批斗会开始了,押上来一些戴着高帽子的黑帮,我只记住了两人的名字:李井泉、李大章。他们有何问题或罪行,我不懂也没记住。后来才知道,李井泉曾任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曾任四川省省长。
来到重庆,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那就是我们在小说《红岩》里看到的白公馆和渣滓洞。
白公馆和渣滓洞坐落于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1938年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秘密监狱。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曾改为来华美军人员招待所,到1945年又作为特别看守所关押许多重要的政治犯,,如黄显声、许晓轩等、宋绮云等。
渣滓洞原为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煤少渣多而得名。1938年起,这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改造成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和迫害革命者,江竹筠、许建业、余祖胜等烈士曾在此关押过。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纵火焚烧了渣滓洞,仅逃出15位被囚禁的革命者,其余皆不幸牺牲。
六、串联见闻(上)
    看到这两座监狱周围高墙上的铁丝网、碉堡,看到监狱里恶劣的生存环境,看到刑讯室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我再一次被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在重庆住了五天,虽然文革已经开始,但我还是感受到天府之国的富足。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便宜。担担面1毛钱1碗,柚子1毛钱1个,凉薯5分钱1斤,甘蔗1毛钱1根还给削好。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里的农民买卖自由,水果蔬菜可以沿街叫卖,不像北京那样禁止“黑市”交易。还有一点与全国不同,别的地方买1斤点心要6两粮票,这里买1斤点心只要5两粮票。那时的四川人民恐怕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天府之国就给祸害成了缺粮之国。上世纪70年代,北方X县农民用100斤粮票就可从人贩子那儿换到一个四川农村姑娘做老婆!

2.成都见闻
串连的第二站是成都。到成都纯属偶然,那时想到何地已无法选择了,火车站里人山人海,串连的学生只要见到车厢就往上挤,往往火车开了都不知道往哪开。我们看见一列空车,就都拥了上去,没想到车开了没几个小时就到终点站了,下车才知道这里是成都。
在成都主要是看大字报,以我当时的年龄也就是跟着看看热闹。在那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参观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
六、串联见闻(上)
    刘文彩庄园位于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占地总面积7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 这所庄园修建于1928-1942年之间,房屋三百五十余间。基本陈列由序馆、雇工院、刘文彩生活现场、大型泥塑《收租院》4个相联系的部分组成。
庄园的建筑十分侈豪,楼阁亭台,雕梁画栋。庄园内部分为大厅、客厅、接待室、帐房、雇工院、收租院、粮仓、秘密金库、水牢和佛堂,望月台、逍遥宫、花园、果园等部分。一进庄园大门,给我印象最深的左右两边的“中式客厅”和“西式客厅”,从建造的年代来看,这两个客厅应该说是很奢华的。与我后来参观过的阎锡山故居相比,刘文彩庄园显得大气、豪华,阎锡山故居显得矮小、土气。
整个参观最精彩的部分是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
《收租院》创作于1965年6-10月,主要创作者是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师生。1965年,在原庄园主的收租现场,四川的雕塑家们把中国的传统雕塑技法和西方的雕塑艺术结合起来,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手法,仅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就塑造了114个真人大小的泥塑群像。泥塑群像以连续情节展示地主收租全过程。
六、串联见闻(上)
但是,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塑造的《收租院》,是否属实呢?这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
“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当时经常帮我们忆苦思甜的冷妈妈,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水牢”原本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事实上,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恐怖性的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
“面对尘封许久的真实,我们是否要怀疑历史学家们的良心和责任了?”
本人愚见:什么是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历史是不容歪曲、篡改或艺术性夸张的;倘若富即为罪恶,那么,当今的富人又该当何论?
无论历史上的刘文彩是何等人物,抛去政治因素,以我当时亲眼所见,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堪称中国当代雕塑家倾力塑造的一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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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串联见闻(下)
——1966年5月-1967年12月的记忆
          
           兮 杉
3.旅途见闻
从北京出发时,火车票是对号入座的,虽然拥挤,但还能保证最起码的生存要求——喝水、上厕所。从重庆到成都因为路途较近,也没觉得有多少困难。从成都到西安的旅途就艰难了(文中图片源自网络)。
六、串联见闻(下)
  
当时的成都火车站挤满串连的学生,只要有列车开来就往上拥。好不容易挤上去,后面又有学生拥上来,到最后车厢门上还挂着学生,因为关不了门而无法开车,只好动员里面的人再挤一挤,等到开车时,车厢里真成了“沙丁鱼罐头”。我的脚站累了,抬起来动一动,再放下去已无立足之地。由于我个子矮,年龄小,大家就动员我躺到座位底下,虽然那下面又黑又脏,鼻子上面就是座位,由于垂直高度不够,翻不了身,只能仰面朝天躺着,但还是比站着强了许多。
因为列车严重超员,不敢开快,且铁路秩序大乱,火车只能低速的走走停停,从成都到西安走了将近4天。在这4天里,人的基本生存都成问题,上车时带的食品第一天就吃光了,第二天火车没敢在正经站台停靠,我们只好体验了一天“上甘岭”的生活。这也有一个好处,省得出恭了,反正厕所也挤满了人,想出恭也没地方。有些人实在憋急了,火车只要一停就从窗口跳下,男生转身就尿,女生象征性的围个圈,轮流到中间解决问题。
第三天,火车在一个大站停靠,很多男生跑下去打水买馒头,我们就委托素不相识的人帮我们买。串联学生都热心助人,买了一大堆馒头榨菜分给大家。饥饿是最好的烹饪师,在饿了一天之后,我吃着凉馒头,啃着榨菜头,喝着自来水,觉得这是我此生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我们在半夜到达西安,从这列火车中下来的学生挤满了站台。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男式服装的女红卫兵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对我们说,只有出身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可以进入西安市,其他出身一律不行。有人问:“革干呢?”女红卫兵说:“革干也不行。说自己出身革干的,爷爷的成份都不好。”想不到西安的红卫兵比北京还左,“红五类”被精简成“红两类”了。她还警告大家,如果发现出身不好的学生混进西安市,毫不留情,立刻就打。于是,我和刚刚到达西安的大批非“红两类”学生都滞留在火车站,车站里的地下通道里躺满了又冷又困的串联学生。
第二天,不知从何处开来一列去上海的火车。车厢里已挤满人,我们和一个窗口的人说好话,里面的人把窗户打开,让我们爬了进去。这是一节卧铺车厢,每个吊铺上都坐着两、三个人,有的吊铺因为不堪重负已断裂。我被一张上铺上的两个好心的小个子男生收留,三人挤坐在一张上铺。
由于我的模样明显小于其他串联学生,在旅途中受到很多人的照顾。在重庆开往成都的火车上,我遇见4个北京某中学的红卫兵,他们简单商量了一下,就把刚得到的一个毛主席像章和一个石膏像模子送给了我。在成都开往西安的列车上,在一天一夜无水无饭的情况下,一个出差的叔叔给了我一个珍贵的梨。在西安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和我挤在一张上铺的两个男生尽量把身体缩小,给我腾出更多的空间。不过,他们睡着时就放松了,半夜,我经常被嘴边的臭脚丫子熏醒……
闻了一路的汗酸和臭脚丫子味儿,火车终于到达上海。
外婆在北京,我就住到四阿姨家。我三个月前刚来过上海,该玩的差不多都玩过了。过了几天,四阿姨说火车站贴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我们赶紧换了车票,乖乖地坐上回北京的列车。
我又一次见到了长江,这次渡江是在白天,在拥挤的火车上,我看到与三个月前夜渡长江时完全不同的景象:因为是冬季,江面不太宽阔,江水有些浑浊。一艘艘帆船在江面上驶过,曾经在夜色下看起来那样美丽的白色船帆,在白天看起来颜色浑黄,上面还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显得破旧不堪……莫非我曾经看到的那些长江美景,都是夜幕笼罩下的虚幻?

4.我长了“革命虫”
回到北京推开家门,发现家里变了模样。
当时的北京挤满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政府已无力全部接待,就发动群众,机关里动员干部们拿出家里的被褥给红卫兵盖,动员各家各户帮助接待红卫兵。我家也住进三个东北的女红卫兵,家里成了女生宿舍。
这些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在北京管吃管吃。而红卫兵在外地是只管住不管吃的,这就使得更多的红卫兵滞留在北京。
其实当时在外地,钱花光了或没带钱,只要在红卫兵接待站登记一下,就可以借到钱和粮票。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政府派人或寄信到有些同学的家里,讨要同学的哥哥姐姐串联时在外地的借款和粮票,大院的家长都如数奉还了。我听有的孩子说,他们的哥哥姐姐根本没借钱,是别人借钱时写的他们哥哥姐姐的姓名,甚至有人留的假地址。尽管如此,这些家长还是二话不说拿出钱和粮票来。至于有的人说,他在串联期间自己未花一文走遍全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的生活费从何而来只有他自己能说清楚了……我只能说,人的品质,在任何时期都可以显露出来。
六、串联见闻(下)

   住在我家的女红卫兵是1月份走的,家里显得宽松了许多,一切终于正常了。
那三个女红卫兵走后不久,外婆在我洗澡后扔在厕所还没洗的衣服上发现一个小虫子。她惊慌地拿给我看,说那可能是人身上的寄生虫——虱子。我立刻反驳她,不能看见一个小虫子就大惊小怪,没准是哪儿爬过来的,怎么就确定是我身上的?外婆不放心,戴上老花镜检查我的衬衣,果然发现衣服缝里有几只小虫子,用指甲一掐有血!肯定是虱子了。
六、串联见闻(下)

    我和外婆都惊慌起来,外婆对家里的衣服被褥逐一清查,发现只有我身上有虱子。外婆断定是我串联带动了外地虱子大串联,我反驳说,我回北京都一个月了,要真是我带来回来的,衣服上早就应该爬满了,怎么就几只呢?我推测是住在我家的东北女红卫兵传给我的,因为我从未见她们洗头洗澡换衣。
妈妈下班回来,知道我长了虱子,她笑着说:“解放前革命队伍里生活条件艰苦,经常有人长虱子,那时管这叫‘革命虫’呢。”
不管是什么虫,长在我身上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外婆督促我每天洗澡换衣,换下的衣服放在烧洗澡水的大锅里煮,我家厨房里水汽弥漫了好几天,终于把虱子全部消灭了。
随着我身上虱子的消灭,1967年的春节到来,红卫兵大串联结束了。

后记: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让那个年代全国的大、中学生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但是,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仅以北京为例:
“北京各处为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设立上万个 ‘接待站 ’,每批一般住十几天二十几天,等候毛主席接见。从8月18日第一次,到11月26日最后一次,共接待1300万人次。以每批平均20天计算,共吃了8万万顿饭菜,大约耗费20万吨粮食,其他油、肉、蛋、菜难以估计。每次接见完马上庆祝,红卫兵每人两个白面馒头,一碗猪肉粉条豆角。负责接待的同志发表感想:本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够激动了,这一吃猪肉粉条就更激动了,说在老家过年才吃肉呢!”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短短三个多月北京接待红卫兵吃饭的经济账,其他消耗呢?后来的消耗呢?红卫兵大串联在全国又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
大串联造成的何止是经济损失。红卫兵大串联引起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吹响了十年动乱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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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早请示
                  ——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的记忆

兮 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去兰州与某单位进行技术合作,住进单位的招待所。由于旅途劳累,当夜睡得很香。清晨,朦胧中听见有人在窗外吟唱,声音时高时低,是一个男声领唱,还有众人低声的合唱。领唱的男子声音圆润浑厚,很好听,但唱的什么我却听不懂。我感到奇怪,问了当地的同志,这才知道,那是穆斯林在作晨礼拜。
于是,我在兰州的这段时间,每当天蒙蒙亮时,都被穆斯林的晨礼拜唤醒。在似睡非睡中聆听穆斯林的“歌声”,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早请示。
文革中的早请示,具体开始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文革初期。刚开始是每个单位早晨上班时作早请示,以示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黑五类是没有资格早请示的,他们不配;带领大家做早请示的人,必须根红苗正,一般是文革中的各级领导。记得开始的顺序是这样的:
领导: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众人: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领导: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众人: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领导:下面开始唱《东方红》。东方红(起头),预备唱……
众人:东方红,太阳升……
领导:下面开始学习毛主席语录,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毛主席教导我们:
众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上面这段是当年我们在学校早请示的标准模式。根据地域的不同,有些话语略有区别。例如,我们在北京郊区劳动时,大队领导带领我们早请示,“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这句话,就因地制宜地改为,“敬祝毛主席身边啦(三声)的林副统帅”了……
因地制宜不要紧,一定不能说错话。记得文革中刚进中学,班主任带领我们早请示,说毛主席语录时,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的“不”字给漏掉了,吓得他脸刷白。好在当时班里乱哄哄的,我们几个听见的也装没听见。他看看同学都没反应,愣了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要知道,凭这一句话,他立即就可以成为现行反革命!
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早请示“普及”到各行各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邻家Z婆婆,四川人,五短身材,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某日,去大院菜场买酱油,去的早些,刚好赶上菜场开门,商店领导带领全体“恭候”在菜场门口的婆婆、阿姨们作早请示。Z婆婆回来说:“该为吔,笑死人,我恁个大年纪,还要跳忠字舞。”真难为了Z婆婆,她老人家的风湿腿不知怎么跳的忠字舞?
在全国一片早请示的热潮中,很多家庭也开始早请示。清晨,总可以听到左邻右舍早请示的“万寿无疆”声。某日,妈妈对我们说,她打听了一下,她的很多同事家里都做早请示,从明天开始,我家也要早请示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妈妈准时站在毛主席像前,招呼我们赶紧过去。外婆和我过去了,妹妹从厨房跑了进来。
妈妈用她那“洋泾浜”普通话带领我们早请示,江浙口音的外婆、说标准普通话的我们姐妹俩,齐声喊着: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早请示正在进行中,忽然,从厨房传来“噗”地一声,然后是锅盖跌落的声音,接着一股焦糊的味道从厨房飘来。早请示按下“暂停键”。原来,妹妹刚才把牛奶放在炉子上了。我们大眼瞪小眼地对看,在忠不忠看行动的关键时刻,大家都站在原地不动。牛奶更加猛烈地“噗”着,焦糊味更加浓重了。这可是患有肺结核的老外婆的营养品……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转身冲进厨房,背后传来外婆和妹妹的笑声。
在早请示做总结的时候,妈妈批评我,说我早请示的时候不严肃,引起外婆和妹妹的哄笑。我认真地对妈妈说:“如果我不去端奶锅,等咱们早请示结束,牛奶就烧干了。你说该怎么办呢?”妈妈无言以对。
这是我家的第一次早请示,也是我家的最后一次早请示。妈妈第二天就不提这事了。七、早请示
……
我在穆斯林晨礼拜的“歌声”中,想到了以上有关早请示的往事。
兰州的回民很多,回民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顺从”。顺从安拉旨意的人,即“顺从者”,阿拉伯语叫“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徒的通称。
世界三大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它们都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产物,都承认“神”或“上帝”或“真主”的“客观存在”。
从小,我们受到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老师告诉我们:封建迷信是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思想。我们的父母也都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在那荒诞的年代,举国上下亿万民众却和宗教信徒一样每日祈祷,虔诚地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岁。这事想起来真令人悲哀: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形式上却做着唯心主义的事情……
好在那荒诞的年代已远去,但愿它一去不复返!
我不是党员,《国际歌》却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我尤其喜欢这一段: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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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鸭舌帽叔叔
——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的记忆
兮 杉
1967年12月底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工人体育场前的公交车站,心情沮丧地等着13路无轨电车。已经下午五点钟,车站聚集了一、二百人,大家等了一个来小时,却不见一辆公交车驶来。西北风呼呼地刮着,人们冻得不停地跺脚,焦虑地抱怨着:“真不象话,这么久都不来车。”“嗨!这年头儿谁正经上班啊。”
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我的心情也和天空一样阴沉。这件事完全怪我:前几天,一块儿去工体游泳馆游泳的同学CXW来告诉我,说工体正在换深水合格证,让我抓紧去办。我却懒惰地一再拖延,在妈妈催促下,在办证结束的前一天才过来办理。想不到,我把证件和钱递进窗口,那负责办理的女同志又把这些东西退了回来,从窗口冒出一句:“检查身体去!”我这才知道,换深水合格证还要交体检证明。
按常理,初次测深水合格证时就要体检证明,而我初次测深水是CXW找游泳馆的阿姨走的后门儿,就免去了这项。当时测深水的标准是夏天游200米,冬天游150米,我年初在工体室内游泳馆里胡乱游了150米,拿到了深水合格证。
那时的深水合格证是一张比名片稍大的塑料片,人们把它缝在游泳衣上,有了这个证件,就可以进出当时北京并不多的几个深水游泳池了。当年的孩子中拥有深水合格证的人不太多,因此,游泳衣上有了这个塑料片,是一件颇为自豪的事情。尤其是夏天在钓鱼台游泳时,看到有些孩子盯着我深水合格证时那羡慕的目光,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现在,这张让我自豪的深水合格证马上就要失去作用。游泳馆只有明天一个下午办理新证,也就是说,我明天上午如果拿不到到体检合格证明,我的深水合格证就作废。要想再拿证就要重新测深水,而测深水每年都有统一规定的时间……在那无序的年代,明天的一切又有谁能预料呢?出现这样的局面,都是由于我的懒惰!想到这些,我越发怨恨自己,心中燃起无名的怒火。
天渐渐暗下来,公交车站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我心中怨恨自己的怒火也越烧越旺。有些人等不及,结伴步行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看着黑压压一片等车的人群,我知道即使来车我也挤不上去。我决定惩罚一下自己——走回家去。我怯生生地问有没有人往宽街方向走,我想和他结伴而行(因为我不认识路)。问了几次都没人搭理我,我一睹气,决定自己走。我刚迈开脚步,人群里走出一位叔叔,对我说:“我和你一起走。”我喜出望外,“你也往那边走?太好了!”
我在那位叔叔旁边走着,悄悄打量他:叔叔大约四十来岁,身材很高,有些像运动员,但脸上又有明显的书卷气。在那全国服装一片灰黄蓝的年代,凭服装已无法辨别身份。但有一个特点,叔叔戴了顶那年代不常见的鸭舌帽。我在心里暗称他为“鸭舌帽叔叔”。
离开了等车的人群,叔叔边走边和我说话:
叔叔:你家住哪儿?
我:三里河,计委宿舍。
叔叔:很远吧?
我:坐13路无轨到宽街,再换13路汽车。
叔叔:那我陪你走到宽街吧。
我:太好了!
鸭舌帽叔叔迈开大步向前走,我在后面一溜小跑紧跟。
叔叔:你多大了?
我:14岁。
叔叔(吞吞吐吐地):我和你说啊,现在多乱呐,你一个女孩子可别在外面乱跑。知道我为什么和你走吗,你没看见你刚才在车站问路时,那几个人的眼神?我要不站出来,恐怕……
我:哪几个人?我没注意啊?(生长在大院里的孩子,过于单纯了。)
叔叔叹了口气,没有继续往下说。
叔叔问我一个人跑这么远干吗来了?我郁闷地说了当天的遭遇,并说了决心用走回家来惩罚自己。叔叔笑了,说这么点事儿完全用不着惩罚自己。
我跟在鸭舌帽叔叔后面一路疾行,走到宽街时天已完全黑了。中途见到一辆13路无轨电车,里面的人已挤成了“沙丁鱼罐头”。
走到宽街13路汽车站,叔叔和我在车站等车,车站还是聚集着一群人。刚才一路疾走,并不觉得冷,身上还出了点儿汗,现在站在寒风中不动,不一会儿就冻得打起哆嗦来。
等来等去还是没车,我的无名怒火又燃烧起来,决定接着步行往家走。我对叔叔说:“我认得13路汽车的路线,我想走回家去,你不用送我了。”叔叔犹豫了一下说:“那我和你一起走。”我惊喜地问:“真的!你家也住那边?”叔叔没吭声,默默地点了点头。
走上13路汽车的行驶路线,我对道路熟悉了。天越来越晚,也越来越冷。中途有13路汽车从后面驶来,叔叔看了很高兴,一再劝我乘公交车,我却不听他劝阻,一直往前走。叔叔忽然醒悟地问:“你是不是没钱?我给你钱,你还是坐车吧。”“我有钱,也有月票。”“那你为什么……”
我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朋友们仔细想一想,在少年时代是否和我有过同样的心情?莫名其妙地发怒,发狠。我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因为没有换到深水合格证而失望。怨恨自己的懒惰,想走回家去惩罚自己,又想用这“长途跋涉”证明自己的坚强。
叔叔无奈地陪着我,脸上布满了焦虑。走到西四时,叔叔站住不走了,严肃地对我说:“我和你说实话吧,我根本就不在这边住。我就是不愿看到你一个女孩子晚上独自在外面走,才陪着你。现在,天这么晚了,你家里的人一定很着急,我家里的人也一定很着急。你得赶紧回家,我也得赶紧回家。如果你非要走回家,我也只好陪你走下去……”我这才明白,原来鸭舌帽叔叔是一直在陪着我走!我感到惭愧极了,答应叔叔在公交站等车。叔叔陪着我,不停地嘱咐:“下车赶紧回家。现在社会秩序这么乱,以后一定不要一个人乱跑……”
13路汽车来了,叔叔帮我挤上车,转身穿过马路向对面的汽车站走去。站在开动的车厢里,望着鸭舌帽叔叔急匆匆的背影,我的心里充满感激和愧疚,伸手悄悄抹去流出的泪水……
汽车开到三里河东口,我看见一个单薄的身影孤零零地站在路灯下——妹妹已经第三次被妈妈派出来等我了……走进家门,热气扑面而来,全家人都在等着我吃晚饭……
第二天中午,妈妈拿回一张盖好章的体检表,那是她在计委大楼的医务室为我办好的体检证明。
当天下午,我又一次去了工人体育场,在规定时间的最后一个下午,我顺利地拿到新的深水合格证。
我再次站在工人体育场前的公交车站,我在人群里寻找着,希望再次见到鸭舌帽叔叔,因为,我昨天忘了和他说声“谢谢”……但是没有看见他。
以后的一年,我多次去工人体育场游泳,也多次在工体前的公交站等车,却再也没有见到鸭舌帽叔叔。
时光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那个冬天的夜晚却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鸭舌帽叔叔,感谢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关心和照顾一个萍水相逢的任性的小姑娘。您教我懂得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世间仍然有一个词,叫做“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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