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八月的记忆-2
8月6日我们5人给班核心小组写信:以是否给党支部写大字报在学生中划左中右是错误的
8月6日这个普通的日子成了我参与文革的又一条分界线，起因于这天上午听的一场录音报告。
早饭后，通知我们到吉安市京剧团剧场去开会。
这在白色恐怖（现在看来准确的说法是红色恐怖）的8月初是个非常意外的事情。
前几天我给中央写信之后，心里一直有点忐忑。我不肯定那封信能够寄出吉安，更不能肯定它会有我所期待的反响。地方领导擅权截留百姓的信件一类事情，我曾有所闻。我的言行被班里某些人监视或告密，则是我已经知道的事实。因此，我时时在注意班上几个左派的动向。那几天学校和班里的情况也与下乡前明显不同，没有开一次大会。这种暂时的表面上的宁静其实是有背后原因的，只是我完全不可能知道。
后来知道，8月1日开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周恩来跑到清华大学公开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平反，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些北京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当时通通不知道。等待这些天边的惊雷声传到吉安来还须时日。但是，在前信息时代，还是有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这一天将某种颠覆性的消息快速地传到了这个小城市。
京剧团在阳明路。去的时候还排着队，沿着赣江边走，但路上没有一点从前常有的议论。一直到进会场之前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不知道去参加什么会。到那儿我坐在偏前的位置，看到主席台上什么布置都没有，猜测不是批斗大会，心才稍安。
一会儿有人出来说了几句话，宣布今天听中央首长的录音报告。
原来，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江青都作了讲话，最后毛泽东突然出现在舞台上，引起全场欢声雷动，掌声持续10分钟，一直到毛离开。有人回忆说：“掌声不停，毛主席没法讲话。”不过，据我的判断，毛这次肯定不会说一句话。邓小平的女儿后来写过关于这次大会的回忆。当时还没有平反的“反革命”学生蒯大富也参加了大会。
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文化大革命驻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整个会议录音讲话的中心和共同点，都是放手发动群众，不允许打击和压制群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讲话。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直接听中央首长的讲话。我听得非常仔细，生怕错过了任何一句话。刚过十几分钟我就明白了，中央精神与一中领导不一致，形势要变了，我得救了。
这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形势大变，前一天都无法预料。我心里连声大喊：“毛主席万岁！”
今天有一个词叫三个“自信”。我现在已经不认识什么有三个自信的人，但当年我自己还真有三个自信：1是非终能弄清，2善恶终有报应，3冤屈必申，罪责必究。 这三个自信，过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反而没有了。如果那时没有，我能挺得过来吗？
这个报告会之后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直接听到了中央首长的现场录音。那时候可没有电脑和网络，也没有电视，而且这些内容也不能在广播里广播。因此，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快速方式传达中央精神。我认为，这种直接让中央声音传达到所有师生，而不是通过逐级党组织传达的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后来知道，这次会议的录音发到各省、市、自治区播放，是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指示。而且，我还同时判断，显然这是中央通知要直接传达到每一个学生的，否则，决不可能让我们和那些党支部的依靠对象在同一时间获得来自最高层的指示精神。
共产党中央自己开会决定要搞文化大革命，然后发文件发社论号召学生起来贴大字报，等到学生起来贴了大字报，却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这算怎么回事情？按照我当时的水平和思想，绝不会怀疑中央领导人出尔反尔，但这种矛盾必然导致我怀疑基层领导人违反中央精神。实际上，对给党支部或者工作组写大字报的学生进行政治迫害，是未来的文革群众运动（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能够称得上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发生过）爆发的导火线，是未来造反派（此时也没有任何文革造反派组织产生）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是文革运动的这一常识，却被后来的官式文革史有意无意忽略了。
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在那次会议上公开表示，自己和其他人都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后来有人说是“对抗毛主席”。我更愿意理解为，他确实有点困惑，有些不理解，用刘少奇自己的话来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其实，从57年反右派和64年搞“四清”时他比毛更加积极甚至更左的表现，很容易理解他主持文革运动领导的模式。
今天还有些人认为刘少奇只是揣摩错了毛的意思，也有人说他只是上了毛的“圈套”，这两层意思，当初我看不出来，今天我还是看不出来。
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看了这次录音讲话的文字材料，读文字材料时的运动形势和我的思想发展使得我彼时能读出这些讲话中的许多道道，但这些在8月初时我并不明白。
后来的造反派小头头（北大井冈山兵团东语系勤务员）、北大教授季羡林听了这次录音报告后的感受是：这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国家主席作检查，吃惊不已。刘少奇在这个被称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检查中，承认自己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宣布：中央决定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会后，大家才明白，工作组的错误其实跟张承先（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没有多大关系，根子在上面。同时群众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两个月来翻云覆雨的折腾，原来是最高领导层出现了裂痕。
老实说，我当时完全没有季老先生这么高的觉悟。我不仅不知道此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犯了“错误”，我也根本听不出后来某些人所回忆的刘少奇第一次“检讨”的检讨味道。我当时听到刘少奇说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文化革命，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话，我只是把它们当做刘同志伟大谦虚的话语，看做他认识到新形势下他也需要继续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的这样的意思。无论是检讨，还是对抗，还是什么耍滑头，或者伟大抗争之类，我通通没有听出一丁点儿味。
不过，这几个小时的报告确实有太多内容，几个录音讲话从头听到尾，我就觉得它和我的思路是合拍的，和我内心的期盼是吻合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场新反右运动。我觉得整个会议的精神，就是反对压制学生贴大字报，反对根据对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左中右，反对给贴大字报的学生戴上反革命，戴上右派的帽子。所有领导人的讲话精神，与姜文元报告的精神是对立的。
我的结论非常清晰：一中学生给领导贴大字报没错，给地委写信没错。相反，姜文元错了，刘明昌错了，班核心小组错了。
听完报告，没有再集合排队。我和同班同学WXP一起，从中山场那条路走回一中。一路上谈到学校和高三（2）班压制学生的种种表现。
他提出要写大字报，批判班上几名左派。我也有此意，但主张暂时不点名，先批判现象。
与我们有同样想法的自然不乏其人。这天，在大食堂吃过晚饭后，HQZ、OYTB、LAP、WXP和我，在回宿舍途中停下来议论。H是团支部宣传委员，OYTB父亲是党员，他们算是出身好的；L出身不好，但这两年一直听话紧跟，是副班长；W的父亲本人出身工人，但祖父是地主，这在当时混乱的政策理念之下也有问题，他是5人之中唯一的非共青团员。
经过交流，他们三个人和我俩想法不约而同，我不知道是否此前他们已经有了交流或打算。我们去了饭厅旁边的体育教研室那间屋子，有人提议起草大字报，我则建议给班核心小组写一封公开信，按照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中央精神对照，批评他们在6月19日文革转到校内以后所存在的种种错误。
交流和讨论持续了较长时间，QZ开始起草，边起草边讨论。我和W都慢慢看出来，他们三个好象准备自成一体，只把我们当作参与意见的人，没打算让我们签名。
在吉安一中，至少在我们班，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做法，并不开始于文革。文革前夕，团中央树立了一个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河南的慕振奎。这个与我同一届的高中生，三年来一直与自己老师的所谓“白专”（意思是只重业务不重政治）思想斗争。当中国青年报以整个版的篇幅报道慕振奎与修正主义教育作斗争的事迹时，L拿着报纸对着我说，我们的事迹比他强多了。他指的正是他们与项正清或者还包括我在内的人进行的斗争。此时，可能，在他眼里，我是高二小整风和高三小整风的对象，又是正揪出的“黑帮”项正清的得意门生，而他们过去一直是左派，只是因为给地委写信才被划入“另册”。他们想与我们保持距离。
五十步笑百步，新“右”派看不起老“右”派，这正是中国49年后政治文化的传统。而且，在这种极左的政治运动的反复中，人们的谨慎甚至谨小慎微都是正常而普遍的。我心里坦然，但WXP受不了，一把拉我出去。
我们并没有回宿舍，而是在旁边大操场上散步，然后躺在草地上聊天。W心里很不平衡地数说L，在他看来，L的条件还不如自己（指家庭出身）。我理解他的心理，我说，要不我们自己写一封公开信或大字报。现在这个形势，谁都可以写。如果明天一下子有两张大字报出来，效果也很不错呢。
我的认识是，文化革命不应是一场新反右运动。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问题。给党支部书记贴大字报和地委写信，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也符合党在文化革命中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我们应有的权利。
当我说权利的时候，我并没有人权这个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本来是天赋的，但此时，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心目中，在一中刘明昌书记的心目中，在我们班的左派中，不仅不允许有这个权利，连谈论这个权利也是不允许的。刘少奇的最著名的著作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书我在高二小整风中读了许多遍，并且尽力照着做。我不喜欢那本书，尤其不喜欢“做党的驯服工具”（原文在“驯服工具”之前还有“绝对”两个字）这样的教导。我那个年龄时其实对刘少奇和共产党都崇敬得不得了，一丁点怀疑也没有，我只是不喜欢驯服工具几个字的意思。那时候我完全不可能想得到，尊敬的刘主席后来会有那样悲惨的结局。他将成千上万的学生打成“反革命”的时候，他将这些学生的宪法权利随意剥夺的时候，其实已经给自己掘下了坟墓。到了他自己的宪法权利被随意剥夺的时候，他想起了宪法，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但是已经太迟了。这是后话。
后来，HQZ从里面出来，走到我俩面前。他说，他们三个人经过讨论商量，同意我和WXP在这封信上签名。我的感觉，似乎同意我们两个人参与签名，对于他们还需要很大的勇气，似乎还经过了一阵讨论或争论，可见当时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和红色恐怖深入人心的程度。我很宽容，不在意那些歧视或者狭隘心理，立即放弃自己写大字报的打算，和WXP回到体育教研室的屋子，把他们写的那封信讨论修改完。此时早已经过了午夜。
8月7日早饭后，在教室里，HQZ冷不丁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们几个给班核心小组写了一封信，我来念一下。
这封信说出了班上大多数人的心里话。信一念完，人们象火山爆发一般倾倒肚里的苦水。我没有想到这股情绪有那么强烈。我们班的多数人，本来就被压抑了两年，最近一个月更是严重，如今大家都似乎豁出去了。自发的群众运动脱离了学校的布置，开始了对前一段运动的某种清算。
结果比预料的阻力小很多，班核心小组的几人并没有多大的抗拒，他们甚至自动地交出了一些所谓“黑材料”。我想，我们班的左派主要是贫下中农的子弟，他们没有干部子弟那样的强硬。而且，我猜测，他们失去了直接的领导，失去了取得指示的途径。另外，昨天的录音报告肯定也震撼了他们，震撼了他们的领导。
追问的结果是：在6月20日之后，以XZG为首的四个人，成立一个领导核心。原来的班委、团支部被全部撇开了。可以说，他们4个人掌握了对我们高三（2）班30几个人的生杀大权。他们避开众人，秘密召开左派会议，研究分工监视，整理“黑材料”。
在一个属于工作笔记性质的小本子中，我看到了一个名单。我们班30多个人，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是左派。在“世界观基本形成、不可救药者”这一栏下，有十几个人的名字；而在“右”这一栏的好几个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我的名字上打了框框。这个框框当时很刺激我，因此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后来我自己戏称是“打了框框的右派”。在人名上打上框框，此前只在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下见过。我不知道，这个框框是在什么情况下划上去的。心里暗暗吃惊，要是按照他们这套搞下去，下一步运动我真的是够呛。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心里产生对毛的进一步崇拜心理，是多么自然啊。要不是毛主席解救，我们不就陷入灭顶之灾了吗？
在1966年的夏天，从思想光谱来说，我属于典型的毛左。大气候是形成我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熟读“九评”和“毛选”四卷并被其完全俘虏的我，正在成为一个忠诚的毛主义者；我所在班级的小气候，则是形成我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高二小整风以来，在这个具体班级所遭受的传统阶级斗争理念指导下（当然也包括政治教师等极个别人的卑劣人品）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是我转向毛泽东主义的强大力量。“迫害导致忠诚”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概念我还完全不知晓，但它们所包含的某些心理特征和心理过程有可能我部分经历过。对立面所树立或寻找的阶级斗争靶子，右派和修正主义苗子，基本上有三个特征：1出身非红五类。如果出身工人贫下中农（本班并无所谓革干革军子弟），即使不听话也只是阶级觉悟不高的问题，本质是好的；2学习成绩好。这一条如果不具备，也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苗子的资格；3不听基层单位某个负责人甚或某个极左小人物的话。我之所以不说是不听基层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的话，是因为像我这样被他们看做主要反对对象的学生，也不存在不听一中的一把手刘明昌的话的行为。我所反对的仅仅是政治课教师一个人，即使对于那个极左的校团委书记，我也没有过一句公开不满的话。
因此，不仅就我的真实思想来说，即使论公开的言行，我也不是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右派。在66年的夏天，在真实思想和公开言行方面，我与对立面的区别，实际上不是左右的区分，而是57年以来的传统左派与文革新左派的区别。
7号8号两天，我们班就处在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脱离领导控制的讨论或辩论会当中。那是一种相对说来温和，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比较文质彬彬的交流，完全不具备后来文革高潮中辩论会的气氛。每个人只是坐在或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有人问询（我觉得用不上质询这个词），间或有人答复。
我当时觉得，应该追问这些划分左中右的名单具体是怎样产生的，汇报到哪一级，有没有留下文字材料，学校团委或文革运动领导机构（我后来知道有个针对项正清的攻坚组，是否还有其他更全面的领导机构不知道）有什么指示和安排，等等。
不过，稍微深一点的问题，没有人回答，也没有继续追问。我们班虽然最先挑破了黑幕，但由于谨慎和温良恭俭让，并没有穷追不舍，也就没有将相关同学关系弄到敌对和你死我活的程度。对于运动初期划分左中右的问题，清理所谓黑材料，后来是全国性的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普遍内容。我们班，甚至整个一中，这一步始终没有走出来。一方面，接下来的形势还有许多反复，另外，没有穷追也有一点好处，同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公开弄僵。几个月之后，一中的文革运动与社会上的运动纠缠一起并出现反复时，许多运动初期保党支部压制学生的人，包括许多干部子弟，都参加了一中井冈山兵团这个造反派组织。这在全国算是个例外。我觉得，原因之一正是一中的批判所谓资反路线这一文革阶段基本上缺失，没有造成公开的学生分裂局面。
我们班的贫下中农子弟（一共才几个人）以对我的态度分成两类。有一半是我的朋友，形势好时与我交往紧密，形势紧张时受我连累或与我不公开交往；另有一半与我交往极少，但并不与我敌对。至少，我感觉不到他们对我的敌意。以班核心小组的一号左派XZG来说，他在“高二小整风”中当上团支部书记，当时是党支部列入党员发展对象的全校少数几个学生之一。文革前与我私人交往不多，但他从不对我表示敌意，连“表演”也几乎见不到。有一个小例子：他公开学我的钢笔字，以至于经常有人说他的字很像我。文革之后，许多人引用鲁迅先生的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消解人们在文革中结下的梁子。对于我与X来说，这种消解根本用不着等到十年文革结束。几个月之后，他就与我参加了同一个文革群众组织。而几十年后他告诉我，就是因为对我的信任，他才参加这个组织的。当然，如果不从道义而从利益角度说，XZG其实是受我连累了。我这里想说的是，之所以后来几十年，包括在文革中，他一直是我的朋友，并且在文革最艰难的那些岁月中我们都保持了温馨的友谊，这与66年8月的时候我们没有将同学关系弄僵弄破也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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