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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林木:我的文革纪事1-9(川师大及附中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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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的文革纪事之一



文革纪事​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1963年8月,在四川师范学院(即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安置在全省首批六所重点中学的四川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也许因为孺子虽非共青团员但尚可教矣,学校为了培养考察我,让我省委社教工作团,1965年4月5日,离开学校去绵阳地区三台县三河区龙树公社。我在梓江大队工作组,负责五队的社教工作,直至当年10月下旬离开生产队返校。11月3日晚,共青团教工支部大会通过,接纳我为共青团员。要成为共青团员丶共产党员,是我初中加入少先队时许下的愿望啊!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于是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风靡全国。在大学的四年中,不仅你如何争取,论成绩在年级屈指可数,看表现各项活动从未落后,可就因为我家庭岀身是工商兼地主,沾了地主的边,就是不能进伟大的共青团。来到附中后,我又申请入团,所以在乡村几个月中,能不畏艰难困苦,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工作尽心竭力,没出一点差错。而这一切,同在工作社学校党支部干事马国强丶共青团教工支部书记邓元煊是看到眼里丶记在心头的,所以,返校后很快就接纳我为共青团员了。我的“文革” 之路,也许就从此迈步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的文革纪事之一​





    1965年11月1日,回到教学岗位,接金嘉华老师的班──担任初六八级一丶二班语文教学并任二班班主任。刚开始,一切都按部就班,遵循课程规律,根据学校安排,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教学工作。


    11月中旬一天,从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读到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长篇大论,十分震惊。这一则,因为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名的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学习海瑞精神,本来是毛泽东主席提倡的呀。1958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他对直言敢谏,忠心耿耿的海瑞很感兴趣。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他又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更明白地说,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毛泽东当时提出来,就是现在啊党内风气不好,说大话,说假话的人多,我们要找一些人敢跟我们党内提意见,他说在历史上啊,这个海瑞就敢提意见,还敢骂皇帝,他说我们怎么这些党员,都不如一个历史上的这个人呢?所以要找人写一写,后来他就说那就找这个研究明史的,就找到吴晗了,吴晗是就这样情况下,于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而现在,姚文元却指责《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彭德怀翻案” 、“攻击毛主席”的“一株毒草” ,令人不解。随后,很多报刋又相继发表了一些批判旲晗一九五九年写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论海瑞》等的文章。我们更是迷惑了,是海瑞其人有问题,还是吴晗出了事???这时,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开始批判电影的文章,还时而出现在报刋上。当时,不少红极一时、倍受观众欢迎的电影,譬如《青春之歌》(讲述了林道静从一个受封建家庭逼迫而走投无路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下,逐步在革命斗争的锻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故事)、《早春二月》(成功地塑造了新中绝无仅有的丶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影片含蓄的韵味,精练的镜头以及丰富的细节描写如肖涧秋两次弹琴、三次饮酒、七次过桥的不同情境,令人如痴如醉)、《舞台姐妹》(精心塑造了一对舞台姐妹的形象,新颖独到地描写了姐妹间的悲欢离合与性格冲突,挖掘了人物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并充分运用电影手段渲染阶级爱、姐妹情,在浓郁的抒情色彩中,蕴含了人生哲理)等,一夜之间,全指责为宣扬小资情调和阶级调和论的大毒草;《北国江南》(描写的是我国北方的黄土屯,解放前“十年荒旱九不收,冷火寒烟户户愁。地主如狼官似虎,草原千里哭声幽”;解放后村民们在党的领导下走上合作化道路,经过艰苦奋斗兴修水利,终于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贫瘠面貌,呈现出一片“北国风光好,处处似江南,草原千里绿,遍地见清泉”的美好景象 )、《林家铺子》(通过林家铺子的倒闭和林老板一家的命运,描绘1931年“9.18”前后中国农村遭受三座大山压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城镇小工商业者也濒于破产的悲惨境地)、《抓壮丁》(我国首部使用四川方言的讽刺喜剧影片,以讽刺手法刻画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军队及其地方政权、反动地主等几位卑鄙可笑的反面人物形象,以诙谐幽默而又爽利泼辣的四川方言为影视语言推动剧情)、《兵临城下》(一个暗战潜伏、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党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潜伏于敌军心脏,兵不血刃,实现解放)、《红日》(全方位再现了发生在孟良崮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役)等等,一部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一夜之间,也分别戴上了“投降主义”、“卖国主义”、“阶级调合”……等等帽子,批判它们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联想到这些,隐隐约约感到似乎文艺界又将有一场较为激烈的阶级斗争了。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何谓“三家村”?1961年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约吴晗和廖沫沙轮流撰稿,合署笔名“吴南星”,栏目定为《三家村札记》。我在川师读书时,在图书馆阅览室,读过《三家村札记》的一些杂文。文章多介绍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方面的历史知识,以针砭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启迪性,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内容大多是介绍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方面的历史知识,以针砭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时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廖沫沙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而姚文元把矛头直指北京市,文中散布“《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讨“三家村”的浪潮。看着这来势汹汹的浩大局面,心想,这一定来头不小,决非姚文元一人之力。当时姚文元年仅34岁,任《解放日报》编委、党委委员,1966年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刮不了那么大的风。


    从批判电影吹风,到揭《海瑞罢官》飞雨,直至声讨“三家村” ;从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到对吴晗写《海瑞罢官》政治意图的追究,直至对邓拓三人的斗争,一场政坛上沩的暴风骤雨似乎即将到来。


    声讨“三家村” 拉开了“文革”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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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事件”的前前后后
                           我的文革纪事之二​





    声讨“三家村” ,真的拉开了“文革”序幕。暴风骤雨前的寂静,让人感到有些窒息。1966 年6 月1 日,星期三,今天是国际儿童节。早上,鸦雀无声的校园上空,突然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夏青播发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宣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社论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社论发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的动员令;社论预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当时,听了这一切,我头皮发紧,全身僵硬。第一次听到牛鬼蛇神这个词,莫名的激动、紧张和不知所措,只有紧紧地闭着嘴巴,生怕自己的心从里面蹦出来。暴风骤雨终于呼啸而至,文化大革命迅猛异常迎面扑来了。面对这局面,我们傻了、呆了。没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我,有些慌乱,真不知所措,束手无策。学校党支部担心党、团员们站错队,犯错误,下午,在新教学楼音乐教室,紧急召开了临时党、团员会。在会上,支部书记、副校长、一个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十三级老干部、全校师生十分敬重的王云,结合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情况,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一场政治运动开始了,像一九五七年那样,一小撮“牛鬼蛇神” 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挺身而出保卫党。她告诉我们:“牛鬼蛇神,是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共产党员、物理教师米盈富在会上,介绍了五七年在大学参加反右斗争的经历。他说同寢室有的同学,信口雌黄,随声附和,结果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以前我也听说过,1957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大鸣大放,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结果几百万人成了右派分子,发配边疆和农村劳改。会后,我心里想,我们年轻缺乏社会经验,一定要听党的话,坚定不移跟党走,不在运动中犯错误。6月2日一觉醒来,川师传来消息,校园出现了不少大字报,指向教授、专家的很多,也出现了直指院党委的大字报。“横扫一切” 的文化革命真地来到了我们身边了,“触及灵魂”大字报的烈火真的向我们扑面而来了。此时,我上课时就开始显得有些紧张,生怕说锘什么。课间,也不敢再去学生中,担心学生问及批《海瑞罢官》、声讨“三家村” 、横扫“牛鬼蛇神”等相关问题,更担心学生问到自己学校的人和事,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该怎么回答。


    6月2日,又播发的《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指出:“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触及人们世界观的问题,触及人们脑子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是两个敌对世界观的斗争。”当天,还发表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教师1966年5月25日写的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 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历任北京市委学委组织部长,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7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3月至1966年6月,兼任校长。彭佩云1964至1966年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大字报,文章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同时,配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短评,短评称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对聂元梓等七位教师的大字报作了充分的肯定。北大聂元梓向陆平黑帮猛烈开火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川师校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革命师生,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等革命大字报。


    6月4日,星期六,学生都放学回家渡周末了。地处东郊狮子山的川师附中与成都四中、七中、九中等六所中学是1963年省教厅确定重点学校,因此,生源来自成都各地,学生大多在校住宿,只有每周星期六,才回家渡周末。川师附中是川师的一组成部分,党、政、财权都隶属川师。川师与川师附中又门换门,地相连。出于对局势的关心,也许还有几分好奇,我还没见过这场面哩。晚饭后,我与纪镀暄、付良才、谢成志等相互邀约去川师看大字报。我们边说边走进入川师校园,穿过宽阔的运动场,来到男生宿舍区。这里当年有六幢三层红砖红瓦男生宿舍楼,两两并排三幢一纵座落在广场头、礼堂侧,由外而内编号为一、二、三舍,四、五、六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向学院党委表忠心等革命大字报。可当我们走到二舍边,见外墙上贴着一份醒目的大字报:《炮轰院党委 火烧黄书记》。驻足细读,又不见货真价实的材料,显得十分空洞,给人一种无事生非,有意造事之感。我们几个都有些气愤,于是,我们立即回到附中,聚集在一间语文教研室,议论起这张大字报来。随后,邓先闵、余俊才、成守定、刘爱庆、曹玉田等先后自觉地聚来了。大家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表示要用大字报来保卫院党委,反击进攻。人多力量大,人多胆子大,冲动之时,没仔细思考这样做对吗,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于是由谢成治执笔,你一言我一语地写成了一份大字报,表示要保卫院党委,反击一切向党进攻的言行。大字报未尾,我们在“川师附中一群共青团员” 后,各人都慎重地签上了自已的名字。这一切做好后,己十一点左右了,于是大家又去川师男生二舍,在那张大字报边贴上了我们这张针锋相对的大字报。


    6月5日,星期天,川师校园沸腾了。针对我们那张大字报的大字报,可谓铺天盖地而来。其内容归纳起来,一,这是川师文化革命的笫一事件,“六丶五事件”;二,这是有组织地压制革命的行为,是院党委反扑革命行动的信号;三,现象在川师附中共青团,根子在川师院党委;四,揪出“黑后台”。 6月6日,星期一,八点多钟,一批川师大学生,涌入附中,他们不找我们几个当事人中的任何一个理论,而是刷出大标语,又直接找学校领导,要附中支部交出“六丶五事件” 的“黑后台” 。附中团委书记傅居正、教导主任冯永鸿、校长刘新基等,向来者反复解释,这纯属几个年轻人的自发行为。但川师来访学生哪里会相信呢。他们知道,川师院党委书记黄明(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十级革命老干部、1957年——1966年任川师党委书记、1966年——1976年任川师院长)与附中党支部书记是夫妻关系,他们认定,附中发生的事一定与川师有关。于是,这些“造反者”们,就“六丶五事件”几乎天天到附中来贴揪出“黑后台”的大标语或大字报。见此情此景,我们內心深感不安,一张大字报、几个年轻教师的自发行为,竟给学校、绐附中团委、绐附中党支部、给学院党委惹来如此祸端。而此时此刻,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站出来说明真相,他们不信;站出来承担责任,他们不理。他们要的是“黑后台”,他们的矛头直指院党委。


    为了平息事态,为了附中恢复正常秩序,院党委决定给予附中团委书记傅居正停职处分。虽然“造反者”们认为这是捨车马保将帅之举,而轰动一时的“六丶五事件” 引发的风波也就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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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火焰遍校燃
                      我的文革纪事之三​



    因“六、五” 风波川师大学生不时涌入附中后,不用说,学校秩序也乱了。高中同学开始学着大学生也写出了一些对领导和老师的不满的大字报。刚开头,附中枝校园正统的力量还很强大,大字报内容不外是对生活管理的意见或对某老师教学态度的质疑。还没有直接上纲上线反对校领导或恶毒攻击教师的。但是,没几天,也许是川师的运动已经升级吧,附中的大字报逐渐升温了。通道边的公示栏、教学楼外素净的红砖墙,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大字报内容:有剖析管理制度对学生发展的限制的,有从人事变动看领导阶级立场的……。1963年,附中被确立了全省六所重点中学时,时任校长的冉有桥(1964年8月调任川师中文系主任,主编《中华汉语大字典》,川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刘新斯接任校长)决定对教师作一些调整,请学校教导主任程瑞玉(南下干部,其夫夏戎在省委农工部)去川师调阅中文系、数字学系应届毕业生档案,为附中选择新老师。当年八月,原附中的几分老师(“均为红五类”)被调离去了工大观堰中学等,数学系纪镀暄、杨支文、中文系季元龙、刘勋、谢明锟、刘蜀湘、傅良才、冯全生和我九人来到了附中。按家庭出身分,“红五类”仅三人,“麻五类”三人,“黑五类”三人,这难道不足以证明领导的阶级立场吗。

    接下来,高年级同学在辩论、争吵、贴大字报、你来我往,大字报越来越多。我们初中学生也都无心上课了,上课铃响后,老师走进教室,看到的也是一张张涨红的脸,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三五一堆地议论着,再也按压不下去了。下课铃一响,这些“小孩儿”就在校园里窜来窜去,到处去看大字报,似乎想从中找点什么,学点什么。不两天,我班这些初中生还真学出点名堂了,他们仿照高中同学也写起大字报来。写大字报,有个人单独写的,有几人合伙写的;大字报,有单篇独页的,也有连续几张的,但篇幅也不长。这样一来,学生放下了书本,走出了教室,不愿上课了。这样一来,学校停课了,校园混乱了,领导失控了。似乎上级也洞察了这一切,及时派出了工作组。川师工作队是省政府商务厅派遣的,附中来了一个组。在工作组的主持下,附中成立了“文化大革命” 领导小组,米盈富(物理教师)为组长,成员好象有王必能(数学教师)、黄书玉(英语教师)、何新莲(体育教师)、周福珍(高二学生)等,“各班也成立了文革小组”。

    全校学生都置身于运动中了,运动也在向纵深发展。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给林彪的信中发出了“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再加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短评,称聂元梓等七位教师向陆平黑帮猛烈开火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这些自然就把运动的锋芒引向了学校的领导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川师就光后“揪”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黄明、吉喆 (1954.12-1956.8任院长,时任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等,“揪”出了“反动学术权威” 李安宅(1900年生,河北省迁西县白塔寨村人。192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赴美国深造。著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1949年回国后,1951年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西南民族学院副教务长, 1966年调四川师范学院,任该院外语系主任兼院副教务长、教务处副处长。曾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和中国民俗学研究会顾问、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1985年3月4日在成都去世,享年85岁。)、罗忠恕(四川省武胜县烈面乡人。生于一九0三年三月,一九八五年四月病逝于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终年八十二岁。参加过五四运动。一九四八年,美国韦里斯大学提出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聘请他任教,但他婉言谢绝,毅然返回祖国。回国后,再次担任华西大学文学院长、哲学系主任。一九五二年由华西大学转到四川师范学院任校部委员,外语系教授、及心理学、公共课教研室主任。还兼任四川心理学会理事、秘书长、顾问。)、屈守元(1913—2001,四川成都人。1950年任川北大学教授。1951年初被派往西南人民革命大学高等学校教师研究班学习,结业后,执教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直至1990年退休。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汤炳正(1910—1998,山东荣成人。语言学家、楚辞学专家。1935年,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受业于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曾称其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 1950年被聘为公立川北大学(今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且执教终身。)、刘君惠 (1912—1999,四川成都人。1937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1949年以后任川北大学(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 的过程中,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讲师、我的老师、我学生徐明的母亲宋元谊老师,为了教师的尊严,竟然纵身赴泳池,永别了这纷争的现实。对宋老师的离去,我们深感痛惜和不值,宋老师抗压力怎么这样差呀,宋老师的适应力怎么这样弱呀。宋老师的离去,却招来了造反派的一阵批判,什么畏罪自杀,什么抗拒文化大革命,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川师运动蓬勃发展,附中校园也不甘落后,文革烈火也熊熊燃烧起来了。在工作队的统一布署下,附中大字报内容从提意见发展成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学校党支部书记王云、校长刘新基、政教主任程瑞玉、教务主任汪崇高、冯永鸿,先后被一板一板大字报批判,被一次一次大小会议批斗。其中,被批斗次数最多的是王云、程瑞玉,由于她们主耍从事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平时在师生中积怨甚多,有了这渲泄机会,自然一切都爆发了。把她们反剪双手,前拉后推押上主席台;让她们弯腰戴高帽接受批斗,那惨状确实目不忍睹。尽管“打倒”声此起彼伏,却并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质内容。附中的“反动学术权威” 们,也不能幸免于难。又一把火,将张人一(语文教研组组长)、兰亲民(语文教师)、何宗瑶(语文教研组副组长)、张先福(数学教师)、薛辊(数学教研组组长)、喻绍梧(数学教研组副组长)、杨质先(数学教师)、杨奇成(数学教师)、张国华(体育教研组组长)、熊成发(历史教师)、陈华越(生物教研组组长)、赵庆英(政治教研组组长)、郭学谦(化学教研组组长)、高孔修(外语教师)……一个个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烧得体无完肤。这些都是附中的骨干,都是优秀的学科带头人。他们长期战斗在教学第一线,有着良好的职业操守,有着坚实的知识底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那么你一定会问:那有那么多内容来写呢?别急,我告诉你嘛。一查,查教案或教学笔记,即使没有所要材料,你也可以断章取义呀。二访,访左邻右舍,即使没有所要材料,你还不能道听途说吗。他们还被大会小会批判斗。我记得,批斗老师始于在实验室斗张先福老师,而被斗次数最多的、场面最惨烈的是批斗张国华、熊成华、赵庆英三位老师。张老师有在伪中央大学学习的经历,熊老师出身地主又注重仪表衣著,赵老师却因“合二而一”对抗了毛主席的“一分为二” 。似乎每次批斗张国华、熊成华老师,都要他们跪地,甚至对他们拳脚相加。他们何罪之有!竟遭拳打脚踢!对赵老师尽管没有拳脚相加,但让你反剪双手弓背弯腰几小时,也很难受呀。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被打倒了,“反动学术权威” 被“揪”出来了,都被关进“牛棚”(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各个基层单位造反派不经正规的法律程序,用以隔离审查、限制“黑七类”(即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以及走资派等黑七类)人身自由的地方被称为“牛棚”。并且对一部分人强制进行本单位的基层劳动改造。现在看来,这是严重违反法律、侵害人权的行径了,可当时有法律吗,谁来管呢。接下来文革烈火该烧什么呢?我们不清楚,而学校领导小组却有布署。后来听说,领导小组与工作组早已把教职工分为四类,一类人是运动的中流砥柱、依靠者,二类人是朋友、是团结对象,三类人可能是朋友、是争取对象,四类人是敌人,是专政对象。现在四类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 ,该来教育、团结、争取,二、三类人了。怪不得,没两天,一大板为我单开的大字报出现了教学楼内坝墙壁上。接着,初六六级新二班(我六三年九月接手,六五年四月离开)为我在教室开了批判会。没想到,我六四年七月下旬,组织他们去新都泥巴沱开展夏令营,竟成了游山玩水; 没想到,在火车北站义务劳动时,陪送肚子痛的邓某去诊所,竟成了不尊重女生隐私(我带学生外出责任重大且并不知她是月经呀); 没想到,六五年四月五日我乘车离开学院前往三台参加“社教”工作时,吴团赶来送行,竟遭质疑……大概也就是为了教育敲打一下,以便更好团结吧,仅两三个人发言后,黄书玉就赶来把我带离了会场。后来我听说,只要是“黑五类”的教职员,都享受这火烧的“待遇”。

    我记得,在“打倒”“走资派” 、“批斗”“反动学术权威” 、“火烧”“黑五类” 的教职员的进程中,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安排了我们一次支农劳动。我与语文教师袁平芳、管望春、杜承琼、成守定、谢明琨、化学教师刘爱庆、谢咏梅、外语教师赵光森、高孔修、谭顺荣、数学教师杨奇成、杨质先等十多位老师,随初六七级某班一些学生去三圣乡劳动。晚间穷欢乐,还表演节目,我也丢人现眼地唱了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至今,我也没想明白,这突如其来安排的临时短期(十来天)劳动,是什么性质,有什么目的。这也许是触及灵魂的措施吧。

    “文化大革命” 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让革命烈火层层燃烧,最后燃遍校园,火绕百分之百,让每个人都触及一下灵魂,领导者们煞费苦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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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是红卫兵
                     我的文革纪事之四​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聚会,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 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北京。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他们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著名口号,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是学校学生组织的通称。当时各校红卫兵组织派别林立,川师驸中就有“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驱虎豹”战斗队、“从头越”战斗队、“云水怒”战斗队、“战地黄花”战斗队、“征腐恶”战斗队、“红烂漫”战斗队等等,它们互不隶属,却互相斗争。这个时期的红卫兵,只有“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才能加入,“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只能靠边站。教师中组织了“赤卫队”,也许以示师生有别吧。在各种场合,在每次批判现场,他们理所当然的是主力军,我们这些非“红五类” 者,或摇旗呐喊,或坐视旁观。

     我们语文教研组是一个学习大組,在运动中经常要组织学中央文件,在学习中获得了很多信息。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和公开化。邓小平曾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被揭发和批判的地位。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降至第八,林彪则由第六升至第二。这张大字报传出,造反派红卫兵迅猛发展、异军突起,首都北京红卫兵的五位主要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北京公社” 负责人,1969年4月当选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1983年3月,57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把手,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1945年9月14日生于江苏涟水县,是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1983年3月16日,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1937—1982)湖南人,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1年,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1945年9月14日生,四川省凉山人。他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政委兼司令。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1983年获释出狱。)——迅速派出小分队,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他们把“炮轰”、“火烧”、“揪斗”、“游街”的经验传遍全国。发展到后来,这些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可以“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八月十六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我们学校选送的红卫兵代表何新莲(体育教师)、周福珍(高二学生)等,也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在城楼上,北师大附中女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在左臂戴上红布黑字红卫兵的袖章。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此后,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多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着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虽然批评足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却大长成都红卫兵的士气。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文化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起来,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四川自然是把矛头直指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笫一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市长米建书。当时,全川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行动口号(西南局管辖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这样一批一斗,各地党政组织基本陷于瘫痪,动乱也随之开始了。

    北京来的红卫兵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四处煽风点火,传经送宝,或挑动支持当地红卫兵起来造反,鼓动他们冲击党政机关,或冲带头击工厂、农村,挑动工农造反。他们还言传身教,使破“四旧”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时间虽不久,但是把整个社会震动了,看到什么是四旧就破掉,喊一通口号,写一纸勒令,就改成新的。成都市就改了不少街道和单位的名字,比如春煞路更名为“反帝路”,从牛市口到通惠门更名为 “胜利路”,梁家卷直盐市口更名为“解放路” ,黄田坝更名为“红旗坝” 等等。不少人也把名改为了“向东”、“ 卫东”、“ 学东”、“ 向阳”、“永红”、“ 抗美” 等等。在街上,碰见小裤管,剪; 遇到二分头,剪。墙壁上,凡是文革前的商标、广告、标语、口号,一律抹掉或盖掉。回到校内,涉及“四旧”的东西,先自查上交。我虽然很不情愿,但也无奈地将《国语》、《战国策》、《左传》、《论语》、《庄子》、《孟子》、《诗经》、《楚辞选》、《吕氏春秋》等几十本古典书籍交上去,以示对破“四旧”运动的支持。现在想来,当时也太无能,连自己心爱的几十本线装书都保护不了。太可惜了,我那些来之不易的古典书籍啊!

    北京红卫兵“串”成都,“连”到附中,煽风点火,也推动了成都地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壮大。文革初期,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由出身好的“红五类” 组成的红卫兵,与随后涌现的成分复杂、主张造反的红卫兵,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也不同,开展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当时,前者虽然人多,却被视为了保守派;后者虽然人少,却自诩造反派。而此时此刻,保守派红卫兵似乎群龙无首,开始走向自生自灭。而造反派红卫兵因观点一致而走向联合,这时,四川出现了重庆大学“8,15” 战斗兵团、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四川大学东方红“8,26” 战斗团、四川医学院“9,15”战斗团、川师“毛泽东主义” 战斗团、川师附中“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东方红” 部队等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由于形势所需,这些红卫兵组织,在发展中拉帮结派,在成都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川大为首的“8,26” 派和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为首的“红卫兵成都部队”(“ 红成”) 派。这些团体,基于各自的认识、遵循各自的的观点、按照各自的方式,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越燃越广。烈火从学校烧到了工厂农村,烈火燃及了各级领导干部。在红卫兵的带动下,工厂农村的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东、红卫兵团、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先后出现。

    革命小将走出校园“闹”革命,我们则留守学校“听”新闻。当我们捧着《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也异常兴奋。连夜,我和傅良才、管子文、冯全生,从东郊狮子山赶赴城内邮电局,绐党中央发电报,表达我们川师附中语文教师支持中央决定、拥护中央措施、遵循中央布署,投身文化革命的决心。因为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各地红卫兵“串”成都,“连”到附中,要吃要住要革命,学校就必须接待他们,为他们提供纸笔墨,为他们提供伙食,为他们提供住宿。于是,学校设立了文革接待站。我们自然就成了接待站的一员,为南来北往的革命小将服务,因为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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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校串连开眼界
                    我的文革纪事之五​



    1966年8月,“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于是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迅速发展起来,一些外地学生到北京上访,参观学习北京的经验;北京的一些学生也到外地去“煽风点火”,造地方各级党委的反。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后,此后,全国“大串连”出现了高潮。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人员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为四天,主要活动是:参观、学习和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此后,不仅外地学生来京,北京学生到外地造反,揪斗“走资派”,各地方也互相串连,后来发展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也进行串连。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这样一来,各地遍设“联络站”、“接待站”,以招待串连的红卫兵。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跑遍全国。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

    我们留守在学校,接待着来自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江南塞北、白山黑水,走南闯北的红卫兵,他们向我们传递着各地的“文革”信息,向我们介绍串连中旅途的艰辛,向我们评说接待站的好坏优劣。当然,有时他们也向我们讲述着奇山秀水的美奂景色。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困守在校园很无奈。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又蠢蠢欲动了,暗暗地串联着,静静地协商着,默默地计划着,偷偷地准备着。我们内心呐喊着:我们也是红卫兵,我们也要去串连!

    11月16日,我们──管子文、季元龙、纪镀宣、杨支文、冯全生、邓先闵、傅良才等一行八人,先后来到成都火车北站,计划是赶往北京,争取接受毛主席下一次检阅。

    啊,火车站人山人海,而百分之九十九是急于离开成都的红卫兵,我们几个成年人行进其中,十分显眼。对此,我们全然不顾,顺着摩接肩踵的人流,往站台挤去。进站口堵塞水泄不通,拥挤混乱。我们八人,前呼后拥,前仆后继,互相拉拽,被此提携,突破重围,来到站台。此时,站台左右各有一列车,人们赶紧登上车箱。我们此刻也不管列车的去向了,慌不择路地跟着人流涌进车内,慢慢移到车箱中部安顿下来。

    汽笛长鸣了,车轮滾动了。往北京的车应朝西走,而我们乘坐的列车却向东行,一打听,是开住贵阳的。上错了车,只有随遇而安,走出去再说吧。列车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江津,一路飞驰,虽时有停车,却几乎无人上下。车到重庆菜园坝车站,停留较久,有人上下,我们也找到了座位坐下来了。随后,车南向过长江,五点多过綦江,八点左右到桐梓,开始进入大娄山区翻越娄山关,17日凌晨车过革命圣地遵义,上午到达贵阳北站。在贵阳火车站接待处登论,我们被安置在城郊贵阳市工业学校食宿,并用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工业学校。贵阳的接待多好啊!

    下午,他们去市内游览去了,我因感冒烧,到医务室拿药打针后,在住地静卧调养。18日,他们去贵州大学等院校转游。上午,我较晚起床,服了药,走进城,打算去贵阳市15中找1962年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该校工作的表兄王国斌,边走边打听,走到了贵阳钢铁厂我停住脚步了。我想,他目前境遇如何,他也出身不好呀,此刻我去找他,会不会给他格外添加麻烦呢。想到这些,我改变了计划,在城内转了转,吃了一碗面。下午我个人乘车坐了三十分钟去了南郊的“花溪公园” 。花溪乃取其繁花似锦、溪水长流之意。它融真山真水、田园景色、民族风情为一体,被誉为“高原明珠”。花溪河畔有小山数座参差其间,或突兀孤立,或蜿蜒绵亘。这里山环水绕,水清山绿,堰塘层迭。园内的平桥、坝上桥、放鸽桥、芙蓉洲、松柏园各逞风姿,麒山、凤山、龟山、蛇山景色别致。陈毅元帅游花溪后,曾留下“真山真水到处是,花溪布局更天然”的诗句。进入园内,看介绍称园内有三奇:山半有洞,深入而下行,横穿花溪河床,可谛听流水之声,此乃一奇;有蛇山、龟山对峙,中隔一水,水上搭桥,过桥则为深藏不露的碧云窝,置身其间,恍若与尘世隔绝,此乃二奇;花溪河上的百步桥,有石磴百具弯弯曲曲置于河坝上,一步一磴,微露水面,游人经此必鱼贯而行,望水中倒影,飘飘欲仙,此乃三奇。在这比较混乱岁月,人生地不熟, 一人转游,还是小心为妙,我就没走近寻访、欣赏园内三奇了。只园内走走,远处看看,下午四点过,我就回住处了。

    19日上午,天气晴朗,红日高照。我们准备好了车上吃的盒饭,去火车北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找好座位等待出发。谁知等了十来小时,竟毫无动静,准备好的盒饭也坏了不能吃了。我们还是只有等待着,到八点过才听说这列车暂时不走了,它也不开往北京。而开往北京车正停在南站,午夜就将启程。消息传来,尽管群情激愤,骂声震天,还是要抓紧好间往南站跑。于是一条两、三人汇成的人流,在瞎灯摸黑中,跌跌撞撞地向南站涌去。从北站到南站,虽仅几公里,却把等待一整天的人折磨得精疲力竭。可到了站台,车箱里早已人满为患,车门也全关闭了。这时,刚涌来的人愤怒了,丈骂着戏弄大家的混蛋。然而要乘车是根本,于是,我们在站台上奔跑着,顺着列车寻找着,试图抓住一个登上列车的入口。我们反复跑啊找,找啊跑,终于揪住了一个开着的窗口。我们抓住这似乎唯一的列车入口,你拉我推一个个魚贯而入。不一会,从这小小的窗口,竟然涌济进了二十来人。本来车箱内早已水泄不通,一下又挤来这么多人,原本容纳100多人的车箱,竟装了两百多人,不说坐,甚至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衣物架上、座椅下面都睡了人。在车箱里,真是见缝插针,寸步难行。我们一行几个总算上了火车了,还紧密地团聚在一起,在如此人多场面混乱的环境中背井离乡出远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祈祷着有幸结伴出行,我们期待着北京之旅。午夜,列车终于启动了,车上的人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站台上的人,则垂头丧气,望车兴叹,失望地看见列车远去。

    列车在云贵高原中部丘陵过渡地段前行,往苗岭山麓的黔东南而去,几个小时后,车过贵州省主要中心城市之一、有“中国百节之乡”之称的凯里,再过贵定、都匀,进入山区。一路走来群山起伏,山高谷深,人迹罕至,林木遮荫蔽日。林中藤缠树树,树缠藤的野藤景观,在眼前一晃而过;身着苗族、侗族服饰的土著山民,在山间劳作,在河中嬉戏,还不时向列车挥手呼叫。列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不知不觉进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车过高山连绵起伏,峰峦重迭的南丹,再过喀斯特地貌广布的河池,到了地势平坦,柳江穿城而过,山峰点缀其间,素有“世界第一盆景”的美誉的柳州。一路上,列车也曾短暂停留,在柳州停留时间稍长。然后,向桂东北方向而去。二十一日上午,车窗外掠过一座座拔地而起,四壁峭峻独秀山峰,啊,那是神姿仙态的桂林的山呀!果不其然,中午,列车就在桂林站停了下来。一两天没吃东西、没方便了,列车停停走走,大家也不敢贸然下车,怕刚下车,车就启动。现在桂林停车,大家只好一赙了。不少红卫兵都下去方便、买食品了。我们一行人多,就轮换着下车,这既动动筋骨,解决排泄问题,又保住了车内那狭窄的领地。这一停,还真停了很久,到下午四、五点钟都还没敢下车的人,再也坚持不隹了,也先后下车觅食。就那么巧,到五点左右列车启动时,确实有位成人旅客没回到车上,哎,真冤呀



    列车离开桂林,继续往东北方向,黄昏时进入“南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5条主要山岭所组成,又称五岭)之一的越城岭(土称老山界)山区。这里山体连绵,高峰耸峙,雄伟壮观。山脉与构造线一致,呈东北—西南走向。毛主席《长征》诗句“五岭逶迤腾细浪” 、陆定一回忆长征的《老山界》,写的就是这里。我们站在车上,也明显感受得到到车的首尾斜度。

     真是出门在外困难多,车翻越南岭时,冯全生病了,高烧不止,情况紧急,必须尽快就医。怎么办,列车进入湖南往北飞驰而去,到衡阳没停,过株洲没停,听说可能在武汉停。于是我们商定,在武汉下车治病,再南汴广州,转道南京上海,从天津进京。反正外出一趟不易,乘车食宿不花钱,何乐而不为?二十二日凌晨,列车在长沙段途中停步了,究其泵因,听说是坐在车棚上的旅客被摔下列车摔死了。不知是不是红卫兵,哎,不管是谁,这样也太不值了。

    二十二日凌晨四点多,车到武昌站。下车后,首先把冯全生带到附近诊所去诊治,然后再去某中学接待站报道登记。找到宿舍,我们都蒙头睡觉了。一觉醒来,己是下午一点多了。去食堂吃了午饭(在接待学校随时都可进食),就去了解放路红巷,参观位于红巷13号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

    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共领导和推动下,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1926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主席在此主持工作,恽代英、瞿秋白、彭湃、方志敏、李汉俊、李达等分别讲授主要课程。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的教学,并作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毛主席的红卫兵,自然要去寻访毛主席的革命足迹。我们来到纪念馆,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匾额,悬挂于大门上。站在门口,但见讲习所坐北朝南,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落,四栋砖木结构的青砖灰瓦房屋,均面向正门平行布置,掩映在葱茏的林木中。走进纪念馆,大院两面墙上“进行国民革命”、“拥护工农政策”的标语至今还历历在目。大院从前到后整齐排列着4栋高台式建筑,第一排红柱青砖的房舍,就是当年的办公用房。东头有常委办公室,毛泽东就在这里办公;第二排房屋中部是大教室;穿过大操场,是一幢二层青砖楼房,为学员寝室,寝室中陈列着简朴的双层木床、卧具、军装、枪架,墙上贴着体现农讲所办学方向的口号——“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在讲习所的中间有间面积最大也最为著名的教室。在这间可以作为礼堂的教室里,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墙上高挂着拥护孙先生农工政策等内容的标语。我们在院内走走看看,在《武昌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处,我们看到了复原陈列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的卧室,毛泽东岳母和毛岸英、毛岸青的卧室,毛泽民、蔡和森住过的房间,彭湃、毛泽潭住过的房间,夏明翰住过的房间。在《中共五大会址陈列》处,我们看见了复原陈列的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陈潭秋夫妇卧室,陈潭秋任教、伍修权上课的教室。在《起义门陈列》处,我们看到了复原陈列起义门城楼。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一些珍贵藏品,比如,毛主席用过的铁箱、1927年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农讲所编印的《规约》、周恩来、董必武、张平化、伍修权等的题字、题词、夏明翰用过的蚊帐、木箱、李维汉用过的木箱、黄兴、邓演达、陈潭秋、包惠僧等用过的实物、罗亦农为母亲制作的拐杖、农讲所铜制五角星证章、农讲所师生在农讲所学习和在日后革命斗争用过的物品等珍贵的革命文物。这占地面积约1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350平方米的静谧院落,74年前却是风云际会的全国“农民革命大本营”,800多名学员将农运火种从这里撒向全国,为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接着,我们去了黄鹤楼。这黄鹤楼,坐落在长江南岸海拔61.7米蛇山峰岭城台之上,得之于诗人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诗句。楼高5层,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天下绝景“之称。与晴川阁、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台下绿树成荫,远望烟波楼浩渺。中央主楼两层,平面方形,下层左右伸出,前后出廊屋与配楼相通。全体屋顶错落,翼角嶙峋,气势雄壮。附属建筑有仙枣亭、石照亭、黄鹤归来小景等。远远望去整座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文革时期,来到这里,除慕名而来观赏其楼别无可看了,但我们却想到了与楼有关的不朽诗句。毛主席的《菩萨蛮·登黄鹤楼》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2月,他考察完湖南农民运动后来到武昌,登上黄鹤楼,写下了著名诗句:“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二十三日上午,我们去了武汉大学。大学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校园内绿树成荫,樱花成片,风景如画,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内中西合璧的宫殿式早期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当年珞珈山上,风云际会,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罗荣桓曾在这里指点江山;辜鸿铭、竺可桢、李四光、闻一多、郁达夫、叶圣陶、李达等曾在这里激扬文字。我们乘公交车来到珞珈山路,走进武汉大学,首先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其中,声讨已故校长李达的还不少。我早已知道李达是中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他脱党就不知道去向了,原来在这里当校长。出于好奇,我专门向一些学生打听李达的情况,所以印象较深。原来他长期从事着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重新加入共产党。同月,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1965年底,李达搬到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武汉。6月10日,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由于他直言批评过大跃进中的唯心论,指出了林彪“顶峰论” 违反辩证法等,受到批斗,8月24日病死于武汉医学院二附院。

    在武汉大学,我们很不情愿地看到了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知。通知说,由于大串连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中央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一群有工作的成年人,不敢不听从中央决定。于是回到住地后,立即去接待处登记,要求安排乘轮船的返程。

    下午,我们去了东湖。东湖,因位于武汉市东郊而得名。它湖岸曲折,碧波万顷,恬淡宁静,有内湖之秀美;它宽广浩瀚,具大海之气势;它青山环绕,峰峦连绵,得山川之灵气。我们沿斗折蛇行的湖岸走走,在奔波中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景,也是一件乐事呀。

    二十四日上午,我们参观了让“天堑变通途” 武汉长江大桥。大桥位于武汉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之间,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我们在桥上来回走动,在桥头拍照留念。在桥边看到了有关资料,称该桥为复线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670余米, 于1955年9月动工,1957年10月15日正式通车。站在桥上,望着东流的长江水,自然就想到了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下午,我们去汉口逛街,专门去品味了武昌鱼。武昌鱼体扁侧,呈菱形,腹棱不完全。背隆起明显,头小、口小且为口前位,体侧灰尘色并有浅棕色光泽,背色深,腹色浅,腹色浅,鳞片中等大小,臀鳍较长,尾柄短,尾鳍分叉深。五点左右,我们走进一家餐馆点了不同烹制法的武昌鱼,来品尝。红烧武昌鱼,色泽金黄、脂肪肥厚、肉质细糯、油润爽滑;清蒸武昌鱼,鱼形完整、色白明亮、晶莹似玉,鱼身缀以红、白、黑配料,更显出素雅绚丽;糖醋武昌鱼,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几种魚都香鲜味美,令人赞不绝口。

    晚上,接待站送来船票,告诉我们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在汉阳某码头登船返川。当年办事效率真快呀!你虽不想走,他却不愿留啊!

    二十五日上午,我们去了龟山。龟山威武盘踞于汉阳城北,右揽长江,左揽汉水,西背月湖、南濒莲花湖,和蛇山夹江对峙,形势十分险峻。我们从东麓拾级而上,瞻仰了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黄兴铜像。顺山脊行百余步就踏进了望江亭,这里是观赏长江的最佳这处。山上名胜古迹可谓琳琅满目,在山顶,看了禹王宫、月树亭;在山北,看了关王庙、藏马洞;在山西面,拜谒了向警予墓,墓呈圆形,白色,基环方围。山西面月湖侧畔,建有古琴台。相传古时伯牙在此鼓琴,钟子期能识其音律,即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后人感其情谊深厚,特在此筑台以资纪念。在龟山南腰:,有鲁肃墓,墓周芳草青青,林木苍苍,清幽异常。山脚下,大江边,与黄鹤楼遥遥相对,是“晴川阁” ,时间有限,我们就没去了。

    下午四点多,我们来到码头,登上轮船,找到铺位,等待启航。六点多,天色暗了下来,船也逆水向西而去。经岳阳,过荆州,到宜昌已是晚上,船在码头停留,有人上下。随后启航,不久到宜昌市南津关,进入长江三峡中最长的西陵峡。峡中险峰夹江壁立,峻岭悬崖横空;奇石嶙峋,银瀑飞泻,古木森然,水势湍急,浪涛汹涌,景象万千。在船上,我们看见长江北岸的陡壁峭岩上石隙中有物迭置其间,状若书卷;其右下方有条形岩石凸起,宛如巨剑直插激流,真乃奇观。过了西陵峡,不久进入长江三峡中最长美的巫峡,,这里幽深奇秀,两岸峰峦挺秀,山色如黛;古树青藤,繁生于岩间;飞瀑泫泉,悬泻于峭壁。峡中江回路转,九曲回肠,船行其间,颇有“曲水通幽”之感。巫峡之中最享盛名者,要算巫山十二峰了,可惜,我们没有看到。瞿塘峡三峡中最长险的,这里山势雄峻,两岸之山,上悬下陡,如斧削而成。夹江峭壁,甚为逼仄,致使江宽不过百米,最窄处仅几十米。白帝城下的夔门,两侧的高山拔地而起,高耸入云,因而有“夔门天下雄”五字镌于崖壁。江水至此,水急涛吼,蔚为大观。江南岩石色似白盐,江北岩层表面石呈红色。隔江相望,一个红装,一个素裹,形成十分秀丽的片段景观。我们看了,无不称奇。

    在船上几天几夜,虽单调,但舒服。闲了可上闸板观是景,倦了能回舱内休息。轮船只停靠市级城市,入川后先后在万县、涪陵停留。在涪陵,我特地去拜访了赋闲在家的刘德富老师。这样走走停停,十二月一日到达重庆,我们在解放碑附近一小学接待站报到登的。

    十二月二日上午,我们转乘了几趟车,才去到沙坪坝区歌乐山麓,瞻仰了革命烈士墓后,一路往山上走,就到了白公馆。白公馆院内的墙上写了“进思进忠、退思补过”、“正其宜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原地下贮藏室改为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刑讯室,住房改为牢房。刑讯室里陈列了当年的手铐脚镣老虎凳等实物。这里曾关押过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廖承志、中共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白公馆后面是松林坡,著名的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在此遇难。我们继续前行,可望见那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监狱。渣滓洞,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隐蔽。它分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楼一底的男牢16间,另有两间平房作女牢,墙上写“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忧”的标语。外院是特务办公室,刑讯室,墙上写有讯示特务的标语“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江竹筠、许建业等烈士曾在此关押。渣滓洞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纵火焚烧了渣滓洞,仅逃出15位被囚禁的革命者,其余皆不幸牺牲。罗广斌的《红岩》,描写了这悲壮场景。

    下午,我们去了化龙桥附近的红岩村。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等曾在此与国民党周旋。办事处大楼,是一幢外看二层、实际三层的深灰色木结构楼房。底层是公开机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在此办公)。二楼有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卧室,陈列着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使用过的各种物品和毛泽东同志所著词《沁园春·雪》手稿。二楼最大的一间屋,是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图书室。三楼是南方局、办事处的机要科干部的工作间及宿舍。各房间内有许多反映当年生活和工作的物品及照片。

    十二月三日,我们又去参观了位于中山四路的曾家岩50号,这里又称“周公馆”。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想当年,周恩来同志就在这大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表现了一代伟人的胆略和气魄。

    晚上,在重庆四女中工作的大学同学唐新民,请我、冯全生、傅良才吃火锅。这是笫一次火锅,既新奇又有趣。他邀我们三人笫二天去南岸他学校作客。

    十二月四日,早饭后,我们三人轮渡过江,徒步登山,唐新民在校门口等候多时了。稍事休息,他就带我们去黄山。黄山处于奇峰幽谷之间,遍山松柏簇拥,风景极佳。1938年,日本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为躲避日机轰炸,蒋介石选中黄山。1938年,日本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为躲避日机轰炸并避夏日酷暑,蒋介石侍从室选中黄山,为蒋、宋修建官邸。蒋介石住“云岫”楼,“云岫”楼是一座中西结合式的三层楼房,蒋介石住二楼右角。“云柚”东北不过一箭之距的底处,是宋美龄的别墅“松厅”。“松厅”依傍山势建在双峰夹峙的一抹人造平地边沿,背负深涧,面对峰隙,取东向朝阳角度,垒青石为基。松厅为一座长约25米,宽近20米的长方形中西合壁式平房,走廊宽敞,松林围绕,浓阴蔽日。“云岫”与“松厅”之间的凹谷小道旁挖有防空洞,专为蒋、宋避日机突袭时用。距“云岫”不远,有一稻草铺顶的中式平房,名曰“草亭”。黄山官邸是蒋介石在重庆陪都期间,重要的办公和寓居之所,是当年中国时政、要务的决策地之一。下午两点多,我们就分手道别了。在下山途中,碰见一群群工人扛着旗帜拿着棍棒上山而去。一打听,才知道上午在市体育场内外,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数万人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是重庆的首次大规模武斗,我们决定明天离开这是非之地。

    十二月五日晚,我们平安回到了学校。笫二天,去学校接待站时,看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12月1日发出的补充通知,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我们庆幸没有违背中央的指示。1966年11月16日的通知中说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连,他要求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所以,我们而今接待的红卫兵,大多是来自各地的一队队的,其中来自省内市县的居多。为了组织学习文革文件,我们自愿成立了“燎原火” 战斗队,我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我记得成员有纪镀宣、杨支文、冯全生、袁平芳、管望春、杜承琼、成守定、谢明琨、赵光森、谭顺荣、傅良才等。

    步行串连也激发了我们的兴趣,我和纪镀宣、杨支文、冯全生、赵光森、谭顺荣六人组成了“燎原火”长征队,12月22日午饭后,我们背好背包,去学校后果园边救火英雄彭福山烈士墓前誓师后,踏上向32111英雄钻井队进发的征程。沿成渝公路,过大面辅,经龙泉驿,走小路爬龙泉山,在山泉铺天已黄昏,到达第一天住地茶店中学,天已黑尽。睡前洗脚时,冯全生、赵光森才发现脚板有了血泡。第二天,过石盘水库,经石桥镇,宿简阳城。在简阳停留一天,去公园走了走、学校转了转。

    笫四天,经临江寺时参观了资阳豆辨厂,沿成渝公路到资阳城,宿城关中学。在资阳停留一天。

    12月27日,走老东大路,宿铜钟河学校。12月28日,走老东大路,过金带铺,在文江渡过沱江,沿铁路到资中,宿一中。第二天,去广场,看批斗肖理(肖里,1917年生于河南省商水县谭庄镇肖谭村一个开明士绅的家庭。1941年春,在延安与李井泉结婚。成都纺织厂建成后,肖里出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不久被提升为四川省轻工业厅纺织局局长。1963年,她改任四川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兼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 中, 李井泉遭到迫害,家人受牵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69年4月23日,肖里在监禁中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李井泉, 曾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书记, 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个子不高显得痩弱的肖理,被五大三粗的造反派反剪着双手拽着头发推向台上的场面,真目不忍睹,至今历历在目。

    12月30日,沿成渝公路,过银山镇,经史家街,到内江市,宿二小学。在内江东游西转呆了两天,欢渡了1967年元旦。

    1月2日,在捭木镇,过沱江,经双凤镇,到隆昌。1月4日,天刚放亮,我们就动身向圣灯寺而去。圣灯山下的隆昌气矿,1958年2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来视察过;3月27日,毛主席在主持召开成都会议后,冒雨来视察过我国第一个利用天然气生产炭黑的气矿炭黑车间;1960年4月17日,当时已75岁高龄的委员长朱德也来视察了隆昌气矿。1996年4月四川石油管理在隆昌气矿原址建立了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我们来到气矿,进入了毛主席视察过的 “三•二七” 炭黑车间,去到了毛主席视察过的 “最光荣的火房” 跟前,见到了毛主席一生唯一蹲姿视察记录的照片。真是走这一趟,大开眼界,不虚此行。离开圣灯山,走田间路,爬上云顶寨边云顶场。建在一个山丘上只有T字形的两条街道的云顶古镇,是隆昌、泸县、富顺三县交界处。镇上的街道由石板铺,线条笔直;房屋是砖木结构,临街的墙1米以下是青砖砌,上面是可撤卸的木板,屋面为小青瓦。街上多为住宅,也有一些店铺,所经营的东西,都是日用百货,且档次较低。我们来到云顶山上,已是中午时分,于是找了一饭店,要了回锅肉丶麻婆豆腐等传统川菜,吃了午饭,一人仅花了两毛钱。隔桌有划拳吆喝者,我们也学着扫了一回“四旧”,轻言细语地劝阻了他们。饭后下山,晚上宿泸县福集镇。5日晩宿泸州,6日轮渡长江去蓝田,参观泸州化工厂。7日沿长江而下,经泰安镇、弥陀镇、大桥镇、佛荫镇到合江。

    8日上午,过榕山,进入黑石山----滚子坪境内,来到泸州气矿32111英雄钻井队烈士墓前。在这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举行了庄严肃穆的悼念仪式;了解了英雄的业绩:32111钻井队进驻合江县与江津县交界地带,在江津塘河乡上塘村钻探全川第一口高压大气井。由于测试气层压力太高,井口放喷管于1966年6月22日凌晨一点突然憋裂爆炸,顿时形成宽50多米、高30多米的一片火海。60多米高的钢铁井架被烧塌,钻机被熔为铁水,整个大气田面临着毁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全队职工及家属为保住新开的气井,奋不顾身地扑向火海,经过30分钟的生死搏斗,终于扑灭了大火,保住了大气井。在这场搏斗中,张永庆、王平、罗华太、吴仲启、王祖民、邓木全等6人壮烈牺牲,另有21人被烈火烧伤。六位烈士的陵墓一字排开在这里,我们默默地注视着,久久不愿离去。真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啊!随后,我们继续向山中进发,来到了大山深处的上塘村,踏上了火海焚烧的工地,见到了英雄舍命保住的气井,收到了接待室赠送的礼品: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钻井队代表王有发的照片。

    然后返程下山,当晚宿榕山。从此踏上返程,一路走过合江、泸州、富顺赵化到自贡。在自贡停留一天,去参观了井盐的生产流程,长了不少见识。13日,经向义丶新店到威远。在此停留一天,我和冯全生去拜访了我高中同学张翠英。后经新场,过连畀,经禾加,过付加,16日到仁寿。也许在外久了,在仁寿呆了半天,下午两点过,我们就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仁寿距成都九十公里,预计19日回到学校。我们打着黑绑退,背着背包走在成仁公路上,特别引人注意。行进到大约距仁寿县城两丶三公里处,一辆开往成都车从身后驶来,停在我们身边,邀请我们乘车返蓉。我们似乎还有点“气节” ,谢绝了司机的热情邀请,司机只好驾车前行。车前行两百米左右又停了,师傅再次邀请我们上车。这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些犹豫了,不知谁说了声“上吧”,大家就赶过去了。上车一看,仅七位乘客,加上我们才十五人。坐在车上,轻松很多,一路高歌。五点多钟,我们在农科院侧告别热心的师傅,六点平安返校,结束了二十多天的步行串连。

    回到学校,校内也清静了,原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

    啊,还有件事差点儿忘掉,我们步行串连时,走在乡间小路时,途中时而有农村红小兵拿着红宝书拦着去路,要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才能过关卡。此时,我们背诵最多的是“要斗私批修”、“ 为人民服务”、“ 向雷锋同志学习”、“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简短的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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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激浪”示“丹心”
                   我的文革纪事之六​



     1月21日,毛主席下达了“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和主导地方文革。成都军区力图稳定混乱的局势,对一些过分突出的事件采取了干预措施。此时,成都的造反派已经分裂,红成和红卫东等统称红成派,而川大八二六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下称兵团)等统称八二六派。八二六派不断提出一些激进口号,采取一些极端做法,这就与成都军区产生了冲突。1月29日,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以查抄“黑材料”为名冲击市公安局。次日,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同公安局逮捕街道工业分团宋立本等头头13人。2月11日,成都军区逮捕了军内造反派数十人,引起地方造反派到军区静坐抗议。川大八二六和兵团为袒护和声援街道工业分团,遂组织数千人围攻成都军区,提出释放被关押的人员,并予以道歉等要求。在北校场军区南营门口,朝向大街的八字形门道及大街上,几千人坐在地上,有高音喇叭,有旗帜,有大标语,持续的时间有六七个日夜。解放军干部多次劝说他们离开,没有效果。而且这种示威行动,越劝闹得越大。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大战斗团的信》,用最后通牒的口吻,严正警告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现场川大八二六的几个头头还与宣读命令的参谋纠缠,说命令是伪造的等等。下午川大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要求针锋相对,血战到底。但到第二天,大概核实了信的真伪,川大八二六承认大方向错了,并向毛主席发出请罪电。他们来到人民南路广场,上千人跪在地上,摘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向毛主席请罪!一时里,烧八二六红卫兵袖套、团旗成了成都的一大风景。但请罪并没有得到原谅,二月十九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政委(一号勤务员)江海云和工人造反兵团的头头邓兴国等数十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在军区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于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开展了“镇反”活动。据当时的材料,二、三月间四川在“镇反”中扣押了近10万人,包括不少造反组织的大小头目。

    此时此刻,文革初期成都地区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 ,迅速发展壮大。“产业军”是由一些不屑于或不被接受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主要是比较正统的党团员丶产业工人和基层干部),不甘心于自己被排斥在“文革”运动主流之外,于是暗中串联,酝酿于11月27日晚上,在红照壁礼堂正式召开筹备会,成立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他们坚决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东郊工厂都有“产业军”各下属师、团。成都军区选择“支左”对象时,自然选择了“产业军”。军爱民,民拥军,产业军协同解放军抓捕“现行反革命”。

    在两派斗争如此剧烈的激浪中,中央军委不支持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成都军区旗帜鲜明地支持“产业军” 。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我们也要在激浪展示对毛主席的赤诚之心,于是在“燎原火” 战斗队的基础上,吸收马国强、邓元煊、王必能等党员加入,重组了“激浪丹心” 战斗队。队伍有了,于什么呢。肯定不愿也不会直接参与镇反,就为“产业军” ,歌功颂德,摇旗呐喊吧。于是,我们分成若干小组,连续几天先后深入东郊川棉一厂、35信箱、82信箱、成都刃具厂、106信箱、成都无缝钢管厂、420厂、69信箱、7号信箱、成都轴承厂、253信箱、肉联厂等,走访工人。然后,我执笔傅良才刻写大家用一部简陋油印机印制,编印了《产业军——蓉城的骄傲》一丶两万字的小册子。文章以大量的数据,论证了产业军组织钝正,具有“五多”( 党团员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多、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多)的特点,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产业军战士反对打砸抢的态庋,以无数的材料证实产业工人的生产业绩。我们把小册子送到了东郊各厂矿,送到了红照壁。不知是谁,还把它铅印后广为散发了。康生一伙将运动情况向毛主席作了片面汇报。毛主席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在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的干预和压力下,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被捕的红卫兵、造反派成员相继被释放,造反组织重新崛起。而且,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央认为成都军区领导人“支左”犯下方向路线性错误,军方感到了极大压力,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新崛起的成都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二月镇反”中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产业军”。

    一看到《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我们自知这次又站错了队,于是4月2日下午,就自动解散了“激浪丹心” 战斗队。队伍散了,可那篇《产业军——蓉城的骄傲》还在,自然成了众矢之的。4月3日上午,署名“红成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附中教工纵队” (季元龙丶管子文等组成) 的大字报《且看“饥狼贪心”的下场》丶《帮助陈敦森老师触及灵魂》就贴在了食堂外的墙壁上。我没去仔细阅读,我知道本想在这激浪中展示一颗丹心,没想到风云突变,不仅在浪中湿了足,还挨了一棒,真得不偿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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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来北往觅其真
                  一一我的文革纪事之八​



    “文革”的爆发后,一年有余,所有学校都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然而,运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红卫兵大串连丶全国各地相继发生武斗,显得有些失控,早在1967年10 月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自11 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但是造反派之间的夺权之争仍未休止,还在为进入各级革委员会搏斗着。1967年1月3日,黑龙江在潘复生的带领下,显现出《东北的新曙光》。1968年5月7日成都革命委员会成立, 5月31日,张国华带领《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9月5日西藏丶新疆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至此,省市权力分配尘埃落定,全国山河一片红。

    形势稳定了,学生回校了,党组织瘫痪了,老师搞臭了。怎么办?聪明的中国人有的是办法。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月13日毛主席接见工宣队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附中工宣队是成都罐头厂派来的,7848部队派来的军宣队也随同到来。

    附中工宣队进校后,首先恢复党组织,联合群众组织,会同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了以刘新基校长为主任,米盈富丶王必能丶杨武(学生)等为副主任的校革委会。接着组织教师与工宣队员一起下班各班,参与学生活动。八月,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届初中生。九月一日,这十二个班五百多人就正式上课了。

    原有的三个年级的高初生怎么办呢?毛主席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彻底刹车,就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早在1955年9月12日,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明确指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 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从此,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形成高潮。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我校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 于1968年底丶1969年初,全部前往农村。

    该进校的学生招来了,该毕业的学生送走了。一部分老师安排上课,一部分老师等待审查,另一部分老师就成了审查人。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于是十二中全会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後“清阶”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附中为了完成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组成了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外语教师杨林,受校革命委员会委妥主持工作,抽调一些党团员教师与部分工宣队员一起,组成清理阶级队伍的队伍,内查外调大清査。我被聘入清理阶级队伍的队伍,进行了南来北往的外调工作。

    我主要负责查工人蒋某的“特高组” 活动问题和体育教师老师“国民党员” 身份问题。与工宣队康师付查蒋师付的问题,第一站去的简阳芦葭。这里位于简阳西南部,距简阳县城25公里,比邻三岔湖,成都新机场将建于此。当年从县城到芦葭只有晚去早回一班车,我们到芦葭不久,天就黑了。冷冷清清一小镇,天黑来俩陌生人,格外引人注目,我们也不敢任意行动,只呆在旅舍休息。笫二天早起,完成工作后,立即乘早班车离去。随后,又去简阳县档案馆,查阅“特高组” 的有关档案。查了几天查完了有关档案,没找到关于蒋师傅的蛛丝马迹。1969年2月10日,去了位于仁寿县西南丶距仁寿县城17公里的丶依山傍水的钟祥镇。在这里也没找到蒋师傅的行踪。11日,我与康师傅在顺河火车站分手,他回成都过春节,我回资中。下午,我把云华带回家中,12日(腊月二十六日)凌晨,朝晖顺利来到这美妙的大千世界。春节过后,为查蒋某的“特高组” 活动问题,我们又去了蓬溪(1929年6月29日,旷继勋在蓬溪县大石桥牛角沟起义,建立了四川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县城和岳池县城,均未查寻到蒋师傅的问题,事实说明,蒋某虽有身份却无行动,映证了他交代的“别人拉他入伙”的说法。

    接着,我和化学教师丶共产党员彭自灿转入查张老师“国民党员”身份问题。张老师的故乡在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的剑阁县,这里有“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剑门天险。出发前,杨林给了我们一份剑阁县公安局寄给学校的手写材料,材料中有一字书写潦草认不准,要带去核实。我们乘车经绵阳,过梓潼,来到县城北郊的七曲山,进入蜀道。穿插在川陕公路两侧的古柏,枝干参天,繁茂苍翠,蔚然如云,浓荫蔽日。远远望去,历经千余年雨雪风霜的“黄柏树”,更显雄浑苍凉,古风盎然。行进在古道夕阳之中,令人横生昔人已去,天地悠悠的无尽感触。车到剑阁县城,已是万家灯火时分,到县革委会招待所住下,再上街寻找食物。县城四面环山,闻溪河顺东而去,城小街不多,呈东西走向。我们在距招待所不远处找了一家稍有规模的饮食,吃了晚饭,并约定我们在剑阁期间,都在此进餐,这就解决了后顾之忧。第二天,我们先到县公安局,找书写材料的当事人,被告知此人出差在外,要一个礼拜才回来。于是,我们放心在县档案馆去查看相关资料。六丶七月天气也很闷热,在不大的空间持续几日翻阅村料,既感单调也觉难受,更无结果,心緒繁乱。查阅档案馆保存的所有相关资料,无一点踪迹,就去张老师家乡寻觅线索吧。我们乘车经剑(阁)南(部)公路过白龙镇,到距县城六十公里的公兴镇。在这里住下后,下午去吼师乡。近两点了,才在访问对象家吃午饭。这午饭,很特别,是一碗酸菜红苕汤。那年头有如此午餐也算不错的了。只是这酸菜制作程序特殊:将收获后的青菜、大白菜、甘蓝等晾晒1~2天,去掉老叶、菜根,株形大的将其划1~2刀,洗净后放在沸水中烫1~2分钟。原料热烫时先烫叶帮,然后将整株菜放入,烫完后捞出放入发酵容器中,一层层压紧,放满后加压重石,并灌入凉水或2%~3%的盐水,使菜完全浸在水中,自然发酵。成品菜帮呈乳白色,叶肉黄色,有丝连不断的涎水,让人见了很不舒服,吃到嘴里恶心。我在三台搞社教时见过,所以端着碗基本未开口,彭老师不知情,吃得津津有味。第二天,步行十三公里,去张老师家乡金仙镇。虽找到寻访对象,却无任何信息,返回公兴乘车,己是下午三丶四点钟了。回到县城,商店都关门闭户了。我们定点的饭店,米饭也没有了。无奈,要了点菜充饥,也算凑合一顿了。

    在剑阁城住了一个礼拜了,仍一无所获。该去公安局核实了,我们早饭后去找到了书写材料的当事人,他接过信函一看,告诉我们上面写的是“材料中没有张某某”。一个“没有”,肯定了这几天在剑阁的工作,更给了张老师的清白。

    “没有” 与“说有” ,虽一字之差,却不应该成为问题。试想一下,公安局出具材料,怎么会是是而非呢。再说,如果说“材料中”“说有”也不合情理呀,还居然让我们跑这么远来查。现在己查明了“材料中没有张国华”,还要让我们去川东继续查,我就有几分迷惑了。

    “迷惑”归“迷惑”,还得服从安排。八月下旬,我和彭老师一车坐到重庆,再乘轮船去到万县,仍查张老师国民党员身份问题,因为张老师曾在国民党中央大学读书,按情理应该加入了国民党,张老师却未交代这一身份。二十七日回到重庆,计划第二天去化龙桥调查就可返校了。

    八月二十八日,天公不作美。早上起来,天下着雨,想早点回校,则全然不顾,在莱园坝胡乱吃了稀饭馒头,就冒雨走行到双路口,乘车赶到牛角沱,等待去沙坪坝的车。雨越下越大,去沙坪坝的人越来越多。空车一到站,人们都争先恐后挤着上车。送走了几趟车了,来了车了,我们顺势上了车。车子冒雨离开车站,行进在李子坝。这里,一面是绝壁,一面是嘉陵江。突然,一辆黑色小车,迎面呼啸而来,公交车立即避让。这一让,车头直奔绝壁,反弹头向江面,再有两三米就坠入大江。这一让,车上乘客惊慌失措,不少鲜血淋漓。这一让,一位乘客甩出车箱,生死未卜。这天,我上车后,站在后面,两手紧握扶手。出车祸瞬间,身后的人前倾伏在我背上,身前的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受伤,彭老师也不能幸免。我们下车后,先拦车把甩出车的伤员运到医院,再拦车输散乘客,然后我陪彭老师去沙坪坝医院清理包扎伤口,最后带伤去化龙桥调查,当天我们回到了学校。

    北去剑阁,东赴万县,忙碌十几天,历经艰与险,结果一无所获。不,有最大收获:张老师身份清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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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演《白毛》 震蓉城
                      ----我的文革纪事之九​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学校复课了,招收了十二班,分别编为一至四连各三个排。一九六九年八月底,又招收了十二班,分别编为五至八连各三个排。五连为五冶子弟校六年制三个毕业班,六连是附近农村的学生组成,七连是附近学校丶厂矿等单位的学生组成。我们是八连,一九六九年八月底,我和周宏文丶杨之文老师去五冶子弟校,整编制地接收了该校当年五年制三个毕业班,分别编为八连一排丶八连二排丶八连三排。我担任八连连长兼八连二排班主任,上该班语文课。从此,我叉回到了教学第一线。

    六八年学生到校后,学校就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一些歌舞节目和京剧唱段,以活跃文娱生活。要知道,文革中能唱歌曲并不多,电影就只有八个板样戏: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及《红色娘子军》。宣传队先后就排练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沂蒙颂》,《洗衣歌》,《望北京》,《沙家浜·坚持》、《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等。

    我叉回到教学第一线后,刘德富老师邀请我参加宣传队的组织管理工作。一九七o年上年,成都市教育局要组织文艺调演,先片区后全市。为走出片区参加全市调演,我们根据音乐和电影画面,摸索着排练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序幕·第一场》及《红色娘子军·序幕·第一场》参赛。在东郊片区,我们川师附中宣传队可谓一支独秀,顺利地获得参加全市调演的机会。市教育局在邮电俱乐部,举行了几场汇演,我校的《白毛女·序幕·第一场》及《红色娘子军·序幕·第一场》参加了演出,反映很好。为此,市教育局文化组特许我们在邮电俱乐部专场演出。于是,在两个舞剧的基础上,加上舞蹈《沂蒙颂》,《洗衣歌》,京剧片段《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独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为祖国献石油》,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等节目,组合成一台晚会,举行公演。演出后反响强烈。九月七日,我校的《白毛女·序幕·第一场》,被调到东方红大礼堂去为七个省级会议的参会者演出。接受任务后,我们仿照《刘氏庄园·收租院》的泥塑,在《序幕》前,加了几组造型,虽是想当然,效果却很好。这次演出,激发了师生的热情,鼓舞了师生的斗志。经反复商量,决定排演《白毛女》全剧。

    我们首先确定了主要演员(随着学生的离校而变化),喜儿:颜小平 余春华,大春:陈勋 王沁林 张益群,张二婶:姜桂英宋家蓉,杨伯劳:王明远 张一忠,黄世仁:范永安 黄志勇,穆仁智:冯成王世洪,黄母:宋建英,白毛女:赵碧如,青毛:田明君,灰毛:左枚,赵大叔:宋举浦 崔大同 赵文彬。

    其次录制音乐。为了搞到《白毛女》全剧的音乐,季元龙和刘德富老师,多次往返亍省市歌舞团间联系,试录,最终在市歌舞团录制舞剧的全部乐曲。

    学习动作及排练。舞剧各角色的动作和场景,只有从电影舞剧《白毛女》中学习,摸仿,于是又安排了曾建召,王学玉,廖加宁等学窗花舞,卿翠华,张丽梅等学红枣舞,总之,每一个角色,我们都安排有人学习。而场景则由黄旭东,刘德富,彭光华和我共同观察记忆。分好了工,就组织学生看电影,近在川师,远在琉璃场;无论是钢管厂,还是三圣乡,只有放电影舞剧《白毛女》,我们都带领学生去学习。为了排演《白毛女》,哪怕刮风下雨,不管路远天黑,我们都会出现在放映场地。看了电影回到学校,即使夜深人静时,也要放响舞曲,让大家比比划划,帮助大家记。如此多次反复后,每个学生对角色动作,走位,情绪都较熟悉了,就开始组合了。我们配合乐曲,从序幕开始,一场场排练,稍徵成型了,才排练下一场。就这样,反反复复,每晚排练,仅仅花一个多月时间,就把全剧排练好了。

    剧排好了,需要服装。学校经费困难,我们只能从简办事,要少花钱办好事。于是,我们去川棉一厂,论斤两称回十多斤白布。然后,根据演员的服装分别漂染成各种颜色。再量体裁衣,为每个角色做好服装。花钱不多,工序虽麻烦,但服装很适用。

    芭蕾舞鞋,却没这么简单了。先要了解是什么材料做的,为此,刘德富老师去省市歌舞团几次才弄清楚。然后,又苦口婆心的缠着歌舞团买材料,要旋头。再去扯回其他原村料。一切准备就緒,刘老师就利用空闲时间,给每个女演员定做了一双芭蕾舞鞋。当我们的演员穿着崭新的芭蕾舞鞋,在台上表演时,观众都很惊异,一个学校的宣传队,竞有这么多崭新的芭蕾舞鞋!竞有这么多女孩能穿芭蕾舞鞋跳舞。

    再说道具,除了长短枪是学校民兵营的外,都是自制的。最好一场,焚烧喜儿卖身契和村民地契的大火炉,是学校木工按要求做好火炉模型,然后,黄旭东老师指导学生在火炉内外贴上不同色彩的纸。再在炉内中部固定一个支架,支架下部安放一个灯泡,支架上固定火炬式的红绸。最后在红绸下固定鼓风机。这样,一通电,火妒就燃起了,火焰就飘起来了。红樱枪是木工朱师傅制的。装红枣的小提篮是朱师傅做的,红枣是我们用硬纸片折叠成红枣堆砌型染色做成的。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笫一场的雪花,也是自制的。朱师傅先做一个直径二丶三十公分的木圆球,再用支架将圆球穿圆心固定下来,支架边安上发轮,带上电动机。最后,在圆球表面贴满小块镜片,这样一通电,圆球一转动,银幕上就是满天飞舞的雪花了。斗倒了黄世仁,人民当家作主人了,“太阳岀来了”。这徐徐升起的红太阳,也是我们制作的。

    最后说说景片。舞台银幕上的背景,是黄旭东老师画的,李奇勇邱利明用幻灯机投影银幕上,与影片中看到的差不多。遗憾的是影片中银幕上背景可随剧情变换,而我们只能一场一景,不能变化。舞台上的景片,则是由朱师傅按要求钉好框架,再在其上糊上一层层报舐,最后由黄旭东老师画上相应图画。

    一切准备妥当,就该演出了。除了在学校汇报演岀外,由于前次汇演名声在外,先后应邀去成都剧场,红旗剧场,四川剧场,新声剧场,文化宫,解放军影剧院等市内各大剧场演出。这些演出,既锻练了队伍,又武装了队伍。这些剧场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器具:追光灯箱,高瓦灯泡,变压器等,为我们以后的演出提供了极大的支撑。后来又先后应邀去解放军五三医院,解放军汽车十九团,成都空军司令部,东郊六九信箱,八二信箱,川棉一厂,四二O厂等部队厂矿演出。演出时,我在前后监督,刘德富老师是后台监督,彭光华老师负责服装道具布景,黄旭东老师负责控制灯光,万家高老负责控制音乐,我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在当时,可谓轰动全市,大家都知道,川师附中的《白毛女》,演得很好。每次离校演出,都要用两个车子来接。一车装景片,一车载人员。一九七一年春节前后,川师附中的《白毛女》,还到新都丶灌县演出,受到广泛赞扬。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学生的流动性很大。1970年下年,专业团体来校选人,成都市京剧团选走了范永安丶赵素清,市歌舞团选走了白培全丶李世忠。1970年12月,宋举浦丶崔大同先后参军离校。1971年3月10日,成都首批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支边青年1053人,乘知青专列由成都出发,奔赴云南边疆。我们《白毛女》剧组,去了七人:曾建召,卿翠华,廖加宁,王明远,曹建忠,朱建华,赵文彬〈曾建召,卿翠华,王明远去了兵团二师文工团〉。此后,专业团体又陆续来校选拔人才,青海省果洛自治州文工团选走了姜桂英丶陈勋丶胡家明。五冶文工团选走了赵碧如,颜小平,左枚。

    1971年7月,王学玉,宋家蓉,田明君(到农村后,去了县文工团),张益群,冯成等毕业离校,宣传队元气再受创伤。1972年7月,余春华,王沁林(毕业后,去了武警部队),曾英,赵晶清,张丽梅,魏天秤等毕业升入高中,无心于演出活动,宣传队近乎瘫痪。1974年7月,他们高中毕业离校,红极一时的川师附中宣传队就名存实亡了。

    我们川师附中宣传队,兴盛时期虽仅短短一丶两年,可走出去的人才却不少,细数起来,专业文艺团体去了范永安丶姜桂英八人,半专业文艺团体去了赵碧如丶卿翠华六人。后来有两人还成为了少将,他们是宋举浦(1953年12月出生与山东省文登市,1966年六月至于1970年12月在四川成都市居住并上中学,1970年12月从川师附中应征入伍,2002年10月任总参谋部兵种部政治部主任,2006年3月任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副政委兼纪委书记,2004年6月授予少将军衔。)和王沁林(1957年1月出生,山西沁县人,1974年8月川师附中毕业参加工作。1997.11 - 2004.04 重庆市消防总队总队长(正师职);2005.06-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重庆市消防总队总队长(副军职)。后又历任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武警少将警衔。2011年任公安部纪委副书记,副督察长,正军职。)一支几十人的学校宣传队,能涌现这么多人材,在当时成都市各中学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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