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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文革回忆 郭惠民日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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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聊城光岳楼老照片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聊城实验小学
报到趣事
1956年,我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秋天,妈妈把我送到聊城师范附属小学(1962年师范附小校名改为实验小学)上学。我只记得妈妈带我去小学报了名,见到的第一位我最敬爱的老师─—傅均。她和蔼可亲,性格很像妈妈。那天,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和妈妈说了些什么。而后,我跟着妈妈回家了。
       第二天,我去上学了。因为学校离聊城军分区的家较近,也就是三百多米的样子,妈妈就没有送我。我背着妈妈给我的小书包,自己去了学校。记得学校的南门是关着的,我们问传达员,为什么不开门?传达员说,这里是高年级班。现在他们正上课,不开门。你们从东门进吧。我跟着一些小同学从东门进了学校。我的班在哪里呢?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这时,我看到一些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朋友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我就进了这个教室,就近挨着一位小同学坐到一张长条板凳上。小同学冲我笑了笑,小声问:你是新来的?
我说:是的。哎!你们都发书了,我怎么没有?
他说:你没领吗?
我说:没有。
       这位热情的小同学不由分说地举起手:报告老师!这位新同学没有领到书。
       讲课的老师走下讲台,来到我的身边,和蔼地问:你是新来的同学?
       我说: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老师接着问。
我叫─—。
你是新来上学的吧?
嗯。
那你应当上一年级。这里是二年级。
        嗯?……。我有点蒙了。满屋的小同学们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老师说:让这位小同学送你去一年级吧。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傅均2010年8月于实验小学
       我不好意思地跟着这位小同学去了后一排的一年级教室。在这里,小同学们都在报到,傅均老师正在一个一个的登记名字。我回过头来,想谢谢那位小哥哥同学,可他已经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热心的小哥哥。
      我上学不久,这个小学分成了两个学校。东边是“聊城郁光小学”,西边是“聊城师范附属小学”(见右照片)。据说这个“郁光小学”是纪念1949年5月在聊城保卫战中牺牲的张郁光烈士而更名的。
      我随班迁到了聊城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就读,在这里,度过了小学一年级的学习生活。
初上小学
       我是我们子妹中第一个上小学的,弟弟妹妹们还都上幼儿园。每天,我一个人去上学,有时和同院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去。和他们接触多了,我认识了他们及其弟弟妹妹们,并成为很要好的朋友。有朱品文副政委家的新亭、华中、敬军、素梅、敬起、全力;黄土金副司令家的黄河、黄丽;加上我家的弟弟妹妹,这个院有十七八个小朋友。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就像一群小麻雀,唧唧喳喳地跑来跑去,很热闹。爸爸妈妈们都上班了,孩子们都上学、上幼儿园了,院子里才算安静。
在聊城师范附小一年级一班里,我坐在教室北面的第三排,靠着一扇窗户。我的同桌是一个男同学叫崔伟,我们俩很投脾气。由于我上过幼儿园,比较守规矩,也敢发言。一天,傅老师上语文课看图说话,她指着语文书上的画,问大家,这是什么?大家说:白菜。我却说:洋白菜。同学们都哈哈地笑起来。傅老师叫到我,问:为什么是洋白菜?我说不出来,……。傅老师说:大白菜和洋白菜是有区别的,洋白菜是我们常指的卷心菜,……啊!原来是我把这两种菜搞混了!这堂课让我一辈子都记忆犹新,傅老师的讲解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而且让我懂得了怎样学习知识。
在班里,同学们相处都很好,形成了互相帮助的良好风气,也感染了我。有一天放学时,天下雨了,有伞的同学相继回家了。我打着旧式纸伞准备回家,看到一个同学没有带伞,站在教室门口,着急地望着天。我说:咱们一块走吧。好!他说着,躲进了我的伞里。我们一块儿说说笑笑地离开了学校。我先把他送到家,而后我自己再回家。这时,天快黑了,妈妈正等得着急,看我回来了,就问: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把送同学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她马上表扬我做得对。妈妈的这次表扬给我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让我懂了帮助别人是一件光荣的事。
       因为我是子妹中的老大,在一年级期间,还承担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比如:送弟弟妹妹上托儿所、打扫卫生等。
1957年6月,妈妈生小弟弟,住进了古楼北街的医院里。在这期间,我承担了给妈妈送饭的任务。每天放学回来,傅大姨(我家雇的保姆)就把饭菜交给我,我提着饭盒走出一里多路给妈妈送饭。由于我经常没吃饭就去医院,妈妈总是买些我爱吃的长寿糕放在床头柜里,让我去后吃上几块垫垫肚子。我去医院还有一个小心愿就是看看小弟弟,妈妈说:弟弟小,有医生护士看护着,不让进。…… 不久,妈妈带着小弟弟回家了。我们看着他都很高兴。可是,没有多久,因为妈妈要上班了,小弟弟就和小妹妹一样被托养在另一位老奶奶家,妈妈每天下班后去看他。因为我上学做作业,很少能见到他,但经常想着这个小弟弟,……
    那年,我还目睹了“反右派斗争”的情景。聊城军分区的大礼堂里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有的还用绳子拉着;礼堂南边的几个院子里,也都拉着绳子,上面挂满了大字报。我们只顾看热闹,没有在意大字报上写得是什么。这期间,聊城军分区大院里仍然比较平静,每天军号照常吹响,伯伯叔叔们照常上班。爸爸妈妈回家也从不给我们说什么。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大字报都没有了,大院里又恢复了以往的整洁、清静,……
这年的8月,妈妈说,让我转到济南军区办的小学上学。开始,我不愿意离开爸爸妈妈,去一个人校生疏的地方上学。后来听黄丽姐姐说,我的好朋友黄慧也在这所小学,觉得有个伴儿了,才愿意去了。
这年的9月,我和大妹愉快地去了这所小学。……
新的学校
      1957年9月1日,妈妈带我和大妹到济南驻军无影山小学报到。因为我是新转学来的,老师问我愿意上那个班。我说,要到黄慧的那个班。这样,我被分到了二年级一班。大妹被分到了一年级一班。我们报到后,妈妈按照学校要求,把我们的衣服、被褥等都缝上了名字。而后就回姥姥家了。我和大妹分别被老师领到各自的班里。
我来到二年级一班,这里的很多同学都是从一年级升级上来的。我们几个新来的同学不认识他们,有点拘束。我的眼睛在众多陌生的同学中搜索着黄慧。啊!找到了!我高声喊着黄慧的名字,摆手和他打招呼。黄慧也看到我了,他也很高兴地摆摆手。这时,门口的一位同学喊了一声:老师来了!我们马上都安静地坐好。一会儿,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走进教室,她慈祥地问候同学们好。先讲了一些上学期的情况,对新学年的学习提出了要求。随后,就上课了。……
这位老师叫刘秀兰,她是我们班的班主任,教语文课。后来从济南军区体工队调来了毕秀莲老师,她当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教算术课和体育课。她们一直把我们教到小学毕业。在几年的小学生活中,同学们与两位老师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去看望两位老人家。
对于这所新的学校,我是陌生的,最深的感觉就是校园偏僻、而且很大。学校位于济南市北部无影山的南边,北临无影潭,南靠济南市十一中。校园四周是用青白色石头砌的围墙。东、南墙外面都是大片的菜地和农田,西墙和北墙外面都是荒山秃岭的无影山。这里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灰色岩石,无影潭有一洼水塘,周边也是杂草丛生。北面依次向北,还有小百货店、济南空军医院、高炮部队、省气象台等单位,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家。
小学校园要比聊城师范附小大三、四倍,据说有270多亩地。学校大门共有三个,其中,西面两个,南面一个。平时开的只有西南方的门。走进大门,一条笔直的柏油路向东通向校部的花坛。路右边是一片小树林和运动器械,路左边是一排排红砖砌成的教室。路的两旁都栽着法国梧桐树。在教室东面的丁字路口,向北又是一条通往学生宿舍和家属区的大道。沿路西边还有学生食堂、澡堂、家属院等,沿路的东边,由南向北排列着两排教室和四排学生宿舍。学生宿舍的东临还有两个大操场。操场的北面是学校卫生所。如果真要在学校转一转,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所学校是济南军区办的部队干部子弟小学。学生大多数来是军区机关、各部队、省军区的干部子女,还有不少革命烈士的子女。全校大约有600多人。校长、老师大部分是部队干部,我还记得李校长、黄校长、杨主任、周医生、周老师、王老师、艾老师、姜老师、于老师、曹老师、苗会计、张班长 ……,还有从济南师范学校招收来的老师。各班都有一位照顾同学们起居、洗澡、换衣等生活事务的阿姨。我们班的阿姨姓张。
我们都在学校食宿。家在济南的,每周回去一天。我们外地的,只能等到寒暑假时,才能回家。由于我姥姥家在济南天桥铁道南街。我和大妹还能每周回姥姥家过一天。
在这里,学习时间一直安排得比较紧,每天除了上课,还有早自习、晚自习。课间或课外活动,我们都抓紧时间,尽情地娱乐放松。每周,部队还派电影组来学校放一场电影。每当听到放电影的汽车声,全校学生马上欢呼雀跃,此起彼伏,喊声响彻全校,像过节一样热闹。每逢重要节日,学校都要组织一些演出活动,老师、学生都上台表演节目。记得有一年,我们还到济南军区八一大礼堂演过集体诗朗诵等节目。每年春秋季,学校都要举办运动会,进行许多项目的比赛,可惜我们班体育人才不多,得奖不多,但同学们都积极参与,努力争取好的成绩。……
应该说,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活是很优越的,这在当时,甚至是现在的小学,也是难以达到的。同时,正是这种优越的学习生活环境,客观上使同学们不同程度地滋生了优越感和攀比心理,言行中不时地流露出一种清高、甚至傲气。
无影山小学轶事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济南驻军无影山小学教室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济南驻军无影山小学1961年毕业生合影
       从1957年到1962年,我在济南驻军无影山小学愉快地度过了五年的时间。尽管我所在的班,来来去去地换了一些同学,但同学们一直都很团结和睦。在刘秀兰老师、毕秀莲老师的辛勤教育下,我们班一直是一个集体荣誉感和上进心很强的班。凡是参加集体活动,我们全班同学都尽心尽力,积极争取好的成绩。
同学们对两位老师的感情非常深厚,就像对妈妈那样。有一次听说毕老师病了,几十个同学们都到宿舍去看她。当大家知道刘老师要入党了,同学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个个都祝贺刘老师的进步。还有一次,听说毕老师要调出我们班,大家都不同意,竟然全班都哭了。毕老师当面向同学们说,我不走。同学们才破涕为笑……。
在这五年里,我也和同学们一样都经历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首先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我们年纪小,学校住的偏僻,对“大跃进”热火朝天的场面见得很少,印象不深,只是每天从学校的大喇叭里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除四害”,打麻雀。(如同我下载的图片那样)。那一天,全校按照上级统一部署,集体打麻雀。有的班负责在校内,有的班负责在校外。我们班负责的是校外任务。老师给我们每个同学发了一根长竹竿儿。早饭后,我们就排着队出了校门。在学校西边无影山的小山岗上,全班同学分散开来,各负责一片,见到麻雀飞来,就挥动竹竿吆喝,把麻雀轰走。老师说,大家一起轰,麻雀不能休息,就累死了。在这个小山岗上,我们站了一上午,也没有见到几只麻雀,倒是听到校园里,传来其他班同学们一阵阵轰麻雀的吆喝声。可能是因为哪里有树,麻雀想在树上休息,结果被轰走了。
中午,快收班的时候,毕老师发现我的同学宋志平全身起了红点,而且发烧。就赶快把他送去部队九零医院。第二天,我全身也起了红点,不过没有发烧,也被送去九零医院,和宋志平住传染科的同一间病房,说是我们都得了“猩红热”。在这个病房里,我们俩相伴,整整被隔离了一个多月,真憋闷死啦,……。一个多月后,我们病愈出院了。打麻雀的事,学校也没有再组织过。后来听说,因为麻雀是益鸟,不打了。把“四害”对象改为苍蝇、蚊子、老鼠、臭虫。
1959年,我十周岁了。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学校挑选了一些学生参加国庆游行表演。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没有被选上,心里实在不好受,甚至连上课都不安心了。刘老师、毕老师及时劝导我们想开点,用好好学习来迎接国庆。尽管我接受了老师的劝导,但心里总挂着这件事儿。
国庆节前,学校放假了。我和妹妹回到姥姥家。我四舅是省委办公厅的干部,那时他家住在省委宿舍(即现在八一立交南的一宿舍)。说要带姥姥和我们一起去看山东省国庆10周年大会和游行。我们高兴极啦!
10月1日的早晨,我和姥姥从南郊铁路窑洞宿舍(现在的经八路9号院)走着去了四舅家。不到9点,我们拿着小板凳坐在省委宿舍大门口的观众区等着。10点钟在济南军区八一礼堂门前的广场,开始了山东省庆祝建国十周年大会。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1959年八一礼堂前山东省庆祝国庆十周年集会游行.
大会时间不长,就开始了游行活动。我看到一队队各行各业的游行方队,载歌载舞地从身边走过,顿时有一种热烈、喜庆、昂扬、振奋的感觉!特别是看到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过来时,我高兴地跳了起来,高喊着向同学们打招呼,……。
这时,我才觉得在边上观看游行,比参加游行还热闹呢!我的十岁之年没有白过!
步入中学
    1962年8月中旬,我接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第十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下懵了。怎么会是这样?我考得不错呀?于是,在去济南十中报到之前,我先去了无影山小学。听一些同学说,在这次升学的作文考试中,我们一、二班相当多的同学写的作文都是二班杨进军的那篇范文。为此,教育部门给相关的同学都扣了30分!这件事,我没有再去考证,只得跟着战士叔叔,一起去济南十中报到了。
我记得是乘9路公共汽车去的。汽车经过济南西边的段店,向南拐走了好长一段下坡路,在一个济南市仪器仪表厂车站停下车。我们下车后,过了马路,沿着一条向东的小路,向济南十中走去。……
这所中学孤立的位于一片庄稼地的中心,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大门。我到教导处报到后,被安排到学生宿舍里,宿舍不大,都是上下两层的木床。战士叔叔把我安排好后,就回去了。我一个人呆在那里,很孤独。好在有十来个无影山小学的同学也分到这里,我还有个伴,心里还好受一些。记得有同班的袁革非、吴苏宁,还有二班的高方舟、王金娜等。
我们在闲聊和散步中,了解了济南十中的地理环境。济南十中的校园不如无影山小学大,礼堂、教室、宿舍、食堂都在东边,挨得比较近,之间夹着2、3米宽的小路。西边是老师宿舍区,还有一个小操场。可能是没有开学,校园里冷冷清清的,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走出校园,东边2里多路之外,就是白马山火车站;南边是一片庄稼地和村庄;北面走出1里多路就是军区防化团的营房。沿着西边的公路往南走,拐几个弯,就是济南军区106医院和护士学校。
9月1日开学了,校园里也顿时有了点生气。各班学生高高兴兴地排着队进了礼堂。由于学生们说话声音大,会场乱哄哄的,直到开会了,才渐渐安静下来。
开学典礼后,我们回到班里。通过自我介绍,我们才认识了班主任莫老师,他是位教地理课的;还认识了教语文的李老师。和我在一个班的,除了吴苏宁,还有无影山小学二班的一位女同学,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同学们给她起的外号叫“大眼”。她很大方,也很聪明,由于我们都是一个小学的,有点共同语言,也互相帮助。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大多数是走读生,家住附近的铁路宿舍、或农村。
    袁革非是我的好朋友,来校没有几天,就转学回北京了。吴苏宁家住在106医院,也是走读生。我开始独自闯生活了。从吃饭到睡觉,从学习到生活,都要靠自己去一样一样地处理,不会的地方就请教老师和同学们。这样,我逐步地学会了买饭票、打饭、洗衣服、整理卫生等一些生活小本领。
晚上,我们住宿的十几个同学很孤独。到处打听哪个部队放电影或有文艺演出。只要听说有,我们就千方百计去看一看。十中附近的106医院、防化团、西营房、北营房以及空军四航校,我们都去过。每个星期六,我都要坐公共汽车或火车回姥姥家过星期天。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想回家,给妈妈写了几封信,要求转学回聊城。妈妈也为此来十中看我,出于济南户口原因,当时没有答应我回聊城的要求,总是安慰我要好好学习、好好生活。
有一天,我去无影山小学去看小妹。她当时刚上一年级。我带她玩了半天,临走时,小妹哭了,我劝了她不哭,她喊着“哥哥”,哭得更伤心。听到小妹哭喊,我的心都碎了,……我也很理解小妹的孤独,但是,只有13岁的我,身无分文,又能为小妹做点什么呢?只得哄哄她说:“我下次再来看你”,无奈地在小妹哭喊声中,依依不舍地走出校门 ……。
这件事更激起我要回家的决心。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爸爸妈妈终于同意我转学了。我高兴极了,马上就办了转户口和粮食供应证等证件。这时,我见到了小学同班同学芦明玉,她是跟她爸爸办转学手续的。要转学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啦,我们说说笑笑,特别高兴,……
11月中旬,我离开了济南十中,带着行李和书本回聊城了。尽管我对济南市和济南十中还有留恋的感觉,但毕竟要回家了,心情特别的轻松和愉快。我对自己的这次选择,从没有后悔过,……。据说,济南十中后来改为济南市人民武装学校了。
说实话,在济南十中近两个多月的短暂日子里,我第一次经历了独立生活的锻炼,初步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也为在聊城一中住校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除了大妹、二妹留在济南上中学,小妹也回到聊城上小学了。
回家上学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聊城一中七十年代老照片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聊城一中大礼堂(现为基督教堂)
1962年11月中旬,我转学来到了聊城一中上学。
来到这所中学,真让我开了眼,到处都感到特别的新鲜。最大的感觉就是聊城一中是一个很大的学校,比无影山小学还要大两倍多。她坐落在运河古道的两岸,有一个三米多宽的木桥把东校区、西校区连了起来。桥下的运河水还比较深,时有船队通过。东校区的北边有学生伙房、部分学生宿舍以及菜园。中部有成排平房组成的教室,南边是一个近两千多平方米的大操场,是学生们开展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西校区分为两片,南片是以山陕会馆为中心的学生宿舍区,山陕会馆里主要是一中的音乐教室,还有部分老师宿舍。北片是学校的管理区,主要有校长室、教导处以及老师宿舍,还有一部分学生宿舍。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是一中的钟楼,过去是一个教堂,当时是全校唯一的大礼堂。钟楼的大钟是全校师生作息的信号钟,几里地之外都能听到“当、当、当”这一洪亮悦耳的钟声。
听着钟声,我步入了东校区的一年级一班教室。班主任崔老师把我介绍给同学们,让我坐在后排的座位上。同学们时而好奇地回头看我,让我都不好意思了。我的第一个同桌是班里的大个子张际德,他比我大一岁,待我很好,像个大哥哥一样给我介绍班里的情况,帮我打个“圆场”。
来到这个班,第一件让我哭笑不得的事,就是我的“口音”。我多年说的都是普通话。来到聊城话的“汪洋大海”里,就觉得难以应对。同学们总是笑话我说话,有时还学我说话,让我很尴尬。教语文的陈世英老师上课说,说普通话是国家提倡的,是件好事,同学们都应该学说普通话。此后,再也没有同学笑话我了。但我为了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也入乡随俗,把普通话留在心中,到关键是可用,平时就说蹩脚的聊城话。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陈世英2012年6月
更让我头痛的是学俄语。在济南十中时,那里不教俄语,来到聊城一中却要学俄语,而且同学们已经学了三个多月了。因此,需要补课才能跟上学习进度。每天放学后,教俄语的焦念喜老师都把我领到他的宿舍里补上一个多小时的课。后来,焦老师要教高中生的俄语课,就把补课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新来代课的女老师。说来也巧,她是我班同学的姐姐。她教得很认真,我也努力学习,逐步地能跟上课了。但是基础并不扎实,并对学俄语还是有点怵。
聊城一中是一个老学校,学习生活秩序很好,内部管理比较严格,教学育人结合得好,学生求学风气很正,很少出现严重不良风气。在这里学习,我感到非常轻松和愉快。每天都在钟声中,按照早自习—早餐—上课—午餐—午休—上课— 育活动—晚餐—晚自习— 就寝的程序运作。
在这里,也给我留下了几件很有意思的往事。首先是我的长跑取得了第二名。那天,我们班上体育课,练习跑八百米,要围着操场跑两圈。起步时,好多同学都跑在前面,可是后来他们都慢慢地落在我的后面,最后,只有我和张际德跑在前面,把同学们甩下了100多米。张际德得第一,我得第二。我这个瘦瘦小小的个子,怎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原来,我把走读当成长跑锻炼的机会,每天坚持和军分区的朱华中等小伙伴们一起,在上学、放学时,跑上3000多米的路。时间长了,身体也就适应了。那天跑800米,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再就是第一次学习打干草。聊城一中有一个惯例,每年秋天都要组织同学们到附近庄稼地里割青草,晒干草。主要是为了学生宿舍过冬,用,铺在大通铺的木板床上当“草”褥子。班里要求每人交三十斤干草。班里的同学们大多数是农村的,对打草习以为常,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件不知该怎么做的事。爸爸妈妈只给我讲讲安全事项,帮我准备了镰刀、草帽、水壶和绳子等。其他的就由自己去做了。
1963年9月的一天,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来到一中附近的玉米地里割草。有些外班的同学早在那里割起来,我也凑了过去。有个女同学看我不会割,就指点我用镰刀的方法,并说,你要找草多的地方去割,那样省力,还出活。我按照她说的办法,找了一片草多的地方割了起来。一上午过去了,我割了不少。我用绳子捆好草,背着回了学校。在晒草的地方,看到同学们的草都是一大堆,而我却是一小堆。当时我想,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割了那么多草。我问他们时,他们总是呵呵地笑,不肯说出来。最后,还是一位要好的同学对我说,你要找高草、大草割,小草不出数!啊!原来这割草还有这么多学问呀!以后,我就按照同学们支得招,专找高草、大草集中的地方去割,终于完成了30斤干草的任务!
通过这次打干草,尽管我的脸晒黑了,手掌也磨出了不少茧子,但从同学那里学会了打草的知识,完成了班里交给的任务,身体也结实了,心里总是美滋滋的。这是我14岁时,一次最深刻地感受……。
聊城一中上初中
在聊城一中,让我锻炼更大的是每年一次的麦收。每年的麦收季节,学校都要动员和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参加麦收劳动。这是促进学生增强劳动意识、学会劳动技能的锻炼机会。因为初三和高三同学要应考,参加麦收的都是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的学生。我只参加过两次。每次参加麦收,爸爸妈妈都很支持,妈妈帮我准备一些用品带上。
我们去麦收的地方,好像是于集公社附近的村庄,要步行走几十里路。上午,同学们集中后,排着队,沿着公路前行,象解放军拉练一样。一路上,带队老师和同学们说说笑笑,嘻嘻哈哈,不感觉怎么疲劳。大概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要去的农村。我们被安排在村的小学校(因为放麦收假,小学生都离校了)里住下,有的被安排在群众闲置的房子里。当天下午,我们就下地割麦子了。来到麦地头,我们面向麦子排成一行,每人负责割两三垅麦子。带队老师先讲讲割麦子的要领和安全事项,而后同学们就干起来了。农村同学割得很快,一会儿工夫就割出去很远。我们还在熟悉镰刀的用法,一把一把地割。当我们好不容易搁到中间时,那边地头上传来了“我们干头啦”的吆喝声。等我们割到了头,他们已经又返回割了一大截了,我们始终没有赶上来。带队老师说,慢慢割,不要着急。可同学们谁甘心落后呀?
收工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因为太累,吃完晚饭后,就洗洗睡下了。一觉醒来浑身痛,真不想动了。带队老师说:头一天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
是的,经过四、五天的麦收劳动,我们都不觉得很累了,割麦子的技巧也掌握了许多。吃饭也多了,情绪不断地高涨起来,真正尝到了劳动的乐趣。返校的那天,同学们比刚去劳动时,还要活跃,说笑声、唱歌声充满了整个队伍,热热闹闹地折腾了一路,……。
当时,我在想,有了这一次麦收经历,以后再割麦子,我就不怕了,我还要和同学们比赛呢!……由于有了这次麦收的基础,使我在以后几十次麦收中,都能走在割麦的前列。对割麦子,我悟出了三点体会:一要不怕苦,二要有技巧,三要会休息。
    1963年9月,我上初二了。学校组织乐器班,班里有一位孙福东同学二胡拉得很好,就参加了。我听到他拉的二胡声音很优美,也想学拉二胡。在孙福东帮助下,我两块五买了一把二胡,自己练了起来。尽管拉二胡的声音,吱吱啦啦很难听,爸爸妈妈从没有干涉过我。我还跟聊城军分区电影组会拉二胡的孟叔叔学了一阵子拉二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些简单的小曲子,我也会拉了。
    学校音乐老师张际云在山陕会馆的音乐教室,又组织了一批乐器班,我也报名参加了。我本想学二胡,张老师却让我学弹秦琴。我也没在意,就学起来了。但对二胡,我也没有放弃练。我们都是课余时间到山陕会馆里去练琴。后来,学校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把乐器班、舞蹈班的同学集中到一起,在山陕会馆的石头台阶上排练了一些节目出去演出。我也进了这个宣传队,还是弹秦琴。先后参加了《喜洋洋》、《金蛇狂舞》、《春满人间》等乐器合奏,为小表演唱、山东大秧歌伴奏等。也曾在职工俱乐部、麦收现场、学校礼堂进行了几场演出。尽管我们的水平不高,但也很受欢迎。
在学校宣传队期间,我认识了二班同学白建军和他的妹妹白建华。白建军拉着一手好二胡,是乐队的主力队员。一次我们闲聊时,他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他回家时,跟他爸爸妈妈说到了我家的情况。他爸爸妈妈才知道是老战友家,早在渤海军区时就认识了。我妈妈和他妈妈还住过一个妇产科病房。真是太巧了!白建军把这件事对我说了,我也对爸爸妈妈说了,他们都知道这些事,也终于找到了老战友。此后,我们经常往来,像一家人。后来得知,他的爸爸白会文是聊城地区水建指挥部总指挥,据说是陕北老红军,妈妈张淑兰是聊城师范学院的干部。白建华是白伯伯的大女儿,在聊城一中初一一班,也参加了校宣传队,主要演唱小节目。她表演的不错,有表情、舞姿好。一看就知道,她是经过训练的。对她,我也是到白伯伯家后才认识的。在交往中,也逐步了解了她。总的看法,她是一个稳重大方、待人温和的小姑娘。
回到聊城上学,我或多或少地帮助妈妈承担了一些家务活,主要是挑水、打煤球、买东西、种菜、摘菜、喂鸡等力所能及的事。到学校住宿后,我只能在星期天回家干些活,平时的活都是弟弟们承担了。
有时,爸爸也抽空指导我们干家务活。记得第一次到井边打水,爸爸领着我到军分区西院外的一口水井打水。上了石头井台,爸爸让我把吊桶放到井底,来回晃一下绳子,等桶灌满水后,再提上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复杂了。我抓着绳子来回摆,绳子就是不听话,我怎么摆动,都不能把桶放倒。爸爸说:你把绳子放长一些,再稍等一会儿,试试看。我照着爸爸说的做了,吊桶果然灌满了水。我把吊桶提了上来,把两只打水的小桶灌满水,抄起带钩子的扁担,挑着水桶晃晃悠悠地走下井台。
爸爸跟在我的后面,一起回家。他担心我第一次挑水紧张,边走边讲了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进水里,他应该怎么办?我不加思索地说,在井里游泳!爸爸笑了笑说,应该先用手扒住井边石头,再喊人。我也笑了……。
就这样,我顺利地把水挑回了家。……
中学挫折
1962年的寒假结束后,爸爸妈妈为了让我少跑路,多学习,就让我当住校生了。一个星期的整整六天,都要在学校吃住和学习。
说到吃饭,这里和其他学校不一样,没有学生食堂。是由各班学生轮流值班,抬着木桶来伙房打饭菜。每天订饭菜、分菜分饭都由生活委员来管。当时每个学生的月菜金只有贰元四角,折合每天八分钱的菜金。饭票定量买,有粗有细。就是这样,有的农村学生也拿不出钱来买饭菜票,只得每周回家带些地瓜干、或地瓜、或玉米饼子来,每天蒸着吃,就着吃自制的咸菜。二班有个同学,因为长期不吃菜,得了夜盲症。后来学校给困难学生补贴了一些菜金,让他们增加营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想想不到农村学生生活如此艰苦。我也时常用自己的饭菜票,来换他们的地瓜干吃,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晚上,我和同班十几个同学睡在宿舍的一个大通铺上。褥子底下铺着我们自己打的干草。还比较暖和。白天还要按照规定整好被褥,打扫卫生,清洗尿桶,宿舍里显得比较整洁。学校每周还要组织学生会的同学来检查卫生,不合格的还要通报批评。
没有多长时间,我就适应了住校生活,和农村学生们打成了一片,不分你我。……
1963年,我和同学们都经历了全国的“四清运动”,主要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等。当时,学校并没有明显的运动迹象。但在农村早已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一次,我去老师那里交作业。看到马路上,排满了地排车,车上装着木材、树干、箱子等物品,车边站着一些人,好像在等着什么。我走过大礼堂时,听到里面有人讲话。就好奇地走进去。一看,礼堂里坐满了人,主席台上有一位领导正在讲话,好像在批评什么人。我只听到一句,“他们比过去的地主富农还要狠,哪像共产党的干部?!……” 这时,我感到讲的问题严重,就退了出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些东西都是附近农村干部们退赔的。
后来,“四清运动”逐步向城市延伸,学校也开始组织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先是组织学生学习上级文件,解释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等,而后逐步组织学生参观聊城地委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这个展览主要反映了旧社会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罪行,反映了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新罪行,还反映了地主富农和坏分子腐蚀拉拢党员干部下水的阴险手段等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让我第一次知道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讲的是什么。现在想起来,这也只是接受了一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启蒙教育。
1964年下学期,我升入初中三年级。班里改选班委委员。出乎意料的是,原来的文娱委员陈凤梅落选了,却把我选上来当文娱委员。我深知自己不是干这种事的料,就主动向崔老师要求换掉我。崔老师没有同意,并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陈凤梅帮助我工作。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当了文娱委员,但是我始终坚持办些具体事,遇到大事就让陈凤梅多出主意。其实,陈凤梅是一个学习好、忠厚老实、办事认真的好同学。让她下去实在不公平,甚至受委屈了。就这样,我们这对“搭档”,一直配合到毕业,才算解脱。这段时间,我也一直没有当班干部的感觉。
1965年2至7月份,我们进入了初中三年级下学期。这是迎接考高中的关键时期。我和同学们一样,都投入到复习应考的准备之中。我也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甚至连玩的时间也没有了,每天都在专心致志地复习。
有一天,我在运河木桥上与白建华相遇,因为很熟,相互打了个招呼。她问我:毕业后,你想报考哪个学校?我未加思索地说:当然是聊城一中!她“嗯”了一声说:我哥也是。听得出来,这也是她的希望。其实,我对考一中也是没有把握的,心里忐忑不安。虽然我的功课都处于中等水平,没有补考过。但是要考高中了,特别是象聊城一中这样一个名牌学校,心里还真是没有底。但是也要硬撑着,争取考上。
中考开始了。我紧紧张张地考完了试。除了觉得俄语考的差一些,其他门考的还可以。我便耐心地在家里等待着。谁知那一天,我收到的却是未被录取通知书。我伤心地躺在床上,失声大哭起来。这哭是后悔自己的学习不扎实;是考高中、上军校的梦想破灭了;是想继续再读书。
妈妈过来劝我几次。爸爸虽然不高兴,但也没有在说什么。这个暑假,我一直呆在家里,很少带弟弟妹妹去游泳、玩耍。……真的伤心了。
9月中旬,妈妈拿来了一张聊城地区技工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跟我说,你到技工学校去吧。不管怎么样,能上学就行。我听了妈妈的话,同意去这个学校学习。但是在我的心里,仍然惦记着考高中、上军校的这件事。……
我选择了聊城民中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东升桥前面是原民中
报到的那一天,妈妈带我去了聊城地区技工学校。校领导给我妈妈介绍了学校的一些情况后,就让我交了学费,领了一些课本,去204班报到。妈妈跟我交代了几句,就回家了。
这个学校位于聊城的东部,当时也算是远郊了。这个学校校园不大,东边是学生的实习工厂,中间是校部和一个中型操场,西边是教室和学生宿舍。我所在的204班是一个车工班,共有24名同学。平时,我们和203班(钳工班)同学在一个教室上政治、语文、数学、制图等共同科目。
这里的教学方式和一般中学不一样,是半工半读性质的。一边读书,一边练习所学工种的基本技能。我们班主要进行车床操作技能的练习。就是手摇车床的手轮,练习进退刀,俗称“摇把子”。除了上课,我们每周都有几天时间上机床练习。练习时间和工厂上班时间相同,也要三班倒。有好几次,我们上的是夜班。晚上6点上班,12点下班。我们新来的学生每四个人为一组,有一位师傅带班指导。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都是从聊城地区各县考来的学生,还有几个是济南市的学生。大家相处得很好,相互帮助,关系很融洽。在学校里,我遇到了白建军。这时,我才知道他也在这个学校,被分配在锻工(干铸造活)班。他对学校分配给自己的这个工种有点不满意,但也很无奈。对他妹妹来说,我们哥俩都食言了。……
没过几天,我退学了。技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理解,劝我留下。但我还是决心离开这个上了一个多月学的技工学校。临走时,我对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留恋,……
10月中下旬,我去聊城民办中学(后来是聊城四中)报到了。当时,这个学校坐落在聊城城里东边的古城墙下,城墙头上是七八米宽的路,墙外是几十米宽的护城河,水中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水莲、芦苇、蒲草。走进不起眼的校门,有一堵短墙立在那里。我遛了一圈,觉得校园不大,从南到北分为三部分。南部靠近大门的是一排房子,据说是聊城县教育局的办公室。中部是学校的主体,校长室、教室、学生宿舍、老师宿舍等,全是平房。北面有一个民主小学、操场和中学食堂等。总的感觉学校像个“大杂院”,不过呆长了,就会感到这个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很正规,也很有秩序,校风也很正,学生成绩也很好,并不比其他中学差。
我被分配在三年级一班,和一位高个子男同学高振华作同桌。我们的班主任姓翟,有四十岁左右,是个民办教师,教学和管理都很认真负责。他还和我在聊城一中时的班主任崔老师相识,也是教几何的。在班里,翟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关照,一视同仁,从不歧视我。我心里也踏实多了。
我们班有四十多名同学,却有不少活跃分子。如:王继仁、刘敬仁是打篮球的高手;李玉玺唱《红梅赞》很有水平;麻志军、邵梅英、刘小兰等都是表演小节目的“主角”;还有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装的收音机能听几个台,……。有了他们,班里的学习生活很活跃,同学们情绪高涨、团结和睦。由于我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常把心思更多地用在复习功课上,很少参加娱乐活动。
在同班中,也有几名和我情况一样的同学,也都专心复习功课。由于我们的经历相近,有点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探讨准备中考的问题,特别注意总结过去中考中的经验教训,互相交流和借鉴,……。
1965年下半年的这一个学期,就这样平静地渡过去了,我充满了中考必胜的信心!
文革开始
1966年春节之后,我和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翟老师在开学后的第一次班会上,提醒大家要珍惜这学期的时间,认真学习,抓紧复习,积极迎接高中考试,并对这学期主要课程和总复习的时间安排作了说明。我和同学们都心领神会,在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新学期,有意识地提前进入了“情况”。
5月份,正当我们进入中考总复习的时候,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悄然开始了。学校组织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大家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政治运动是怎么回事,还是正常地复习功课。后来,学校给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发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靳老师是语文老师,每天给我们上学习辅导课,还组织批判“三家村”。当时,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批判“三家村”是什么事,只得抄抄报纸上的话,交差了。这期间,我们的大量时间都用在学习讨论、写心得体会、班里发言上了。
当时,我们心里都很纳闷,眼看7月份就要中考了,总复习怎么能停下来了?翟老师对我们解释说,这是上级统一安排的政治学习,学习过后,还要继续进行总复习。可是,事情并不是翟老师说的那样,不仅没有继续进行总复习,反而各种活动越来越多了。不知是一天,学校里出现了大字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好奇,我们也跟着去看了看。原来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对老师教学有意见。学校对此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结果各班的大字报也开始上墙了。我们班开始很少有人写,看到别的班都写了,我们班才有人开始贴大字报。但是,由于贴大字报带有盲目性,一开始就把大字报写成了对同学提意见。结果同学们相互之间,在大字报上打开了笔墨“官司”。学校出面引导说:同学们互相不要写大字报,应当对学校教学工作提提意见。我才写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大意是希望早日进入总复习,迎接中考。随着学生大字报的增多,逐渐出现了把矛头指向了老师的现象。各班都有大字报攻击老师,提出了所谓“破除师道尊严”等口号。紧接着批斗老师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则让老师写检查。记得语文老师徐泓、数学老师孙老师等成了当时斗争的主要对象。我们班也开始批起了翟老师。批什么呢?我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出什么道道来,更多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是“老实交代问题!”的吵吵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翟老师和教语文的靳老师都回家了,他们再也没有回学校来。……
6月中旬左右,传来了北京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消息,“红卫兵”便也在聊城风靡开来。我们班也和其他班一样,成立了“红卫兵”并印制了红袖章。但没有成立组织。当时,我们对这一切都是盲目的凑热闹,其实对红卫兵起什么作用都不清楚,只知道“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因为没有班主任老师,学校安排张主任代管,主要是班干部们组织同学们参加一些学习活动。一些家在农村的同学陆续回家了。班里也就剩下二十多个家在市里的同学,也不知道要干些什么事,……。
聊城文革回忆(一)郭惠民日志选
 1957年拍摄的傅氏先茔牌坊文革中被砸毁
不久,全国“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席卷了整个聊城。一时间,各校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充当了“破四旧”的先锋。首先是某中学的红卫兵向聊城南部的傅家坟开刀。他们挖开了清朝康熙皇帝的老师傅以渐及过世家人的古墓群,把傅阁老的棺材、尸体、衣服、被褥以及金银、首饰等陪葬品,全部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展览,让群众参观封建官僚地主的腐败堕落。但是那些宝贵的文物却随意地被破坏了。他们还在古楼楼底的中心,垂直向下挖了一个十几米深的大洞,说是揭示“古楼下有大鱼托着”的迷信之说;甚至把古楼四个角的龙头飞檐也都砸掉了;还听说把鼓楼东街的百货公司卖的香水也都砸了,有的设卡子,见到留长辫子的女生就强行给她剪掉,……。
那天,也不知是谁组织的,我们班也上街“破四旧”了。我跟着他们来到了东关大街的一家老服装店,说是他家里有“四旧”。大家又是唱革命歌曲,又是呼喊口号,折腾了好一顿。而他家拿出来的,都是些长袍马挂之类的衣服。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到了闸口以东的一条街上,说是有一家也有“四旧”,他们在这家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竟然在屋里挖地三尺。这时,我忽然看到同班同学小柳惊恐地站在那里,原来这里竟是她的家。我再看不下去了,便借故走了出来。他们折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香炉。就这样,我们一无所获地回学校了。快到学校门口时,有人说一个地主家有反动标志。我们跟着去看,那家人拿出来的却是一个纸糊的马蹄表盒,盒子里面有七八个锯齿状的角,有点像国民党党徽。“这算什么反动标志?!”我真有点生气了,……。被抄家的小柳同学,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班里,……。
不久,我们去了护城河东岸的清真寺。对这个伊斯兰教神圣的地方,过去我听回族同学说过,但没有进去过。这次,是我第一次进去。我小心翼翼地进了大门,看到院里已经有了不少外校学生。他们把一些玻璃灯具、月牙状标志等东西装上地排车拉走了。我们几个同学中也有一个回族同学,他说:这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就这点东西都拉走了,寺里就更空了。于是,我们走马观花似地看了看寺里的那些空房子,无趣地走出了清真寺。……
一路上,我琢磨:这几天的“破四旧”行动真没劲,以后我再也不去了。
有一天,“无线电爱好者”跑到我家,说是莱芜县发生了群众殴打红卫兵事件,同学们都要去莱芜中学声援,汽车都联系好了。我半信半疑地跟着他来到班里,看到同学们正拿着“十万火急”的传单,义愤填膺地嚷嚷着,一定要去声援!我有点犹豫:我们去了能干什么呢?最后,还是在同学们的感召下,跟着去了。来到莱芜,我们马上去了发生事件的那所中学。这里到处是外地来声援的红卫兵队伍。我们转了一大圈儿,除了听听哭诉,看看现场,什么事情也无法去做,只得无功而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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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文革回忆(二)郭惠民日志选
幸福时刻
聊城文革回忆(二)郭惠民日志选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红卫兵。消息传来,激起了我们要见毛主席的极大愿望和热情。9月初,我们班的同学商议后,就决定一起去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北京,一路上心里特别地激动。来到北京,我们被安排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在这里,我们每天除了看大字报,就是出去参观游览,先后去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颐和园、王府井、东单、景山等地方。在北京的几天里,我对所见到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两只眼睛都看不过来了,走了那么多的路也不觉得累,就是想多走走,多看看我们祖国的首都,……。
可是最主要的,还是想见毛主席。我们在北京钢铁学院等了好几天,有关接待方面对我们说,最近没有毛主席接见的消息,你们先回去吧。我们只好返回聊城。可是“无线电爱好者”和几个同学却一定要等着毛主席的接见,坚持不回去。
1966年9月15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无线电爱好者”他们终于没有白等,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我们先回来的同学既羡慕,又后悔,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不久,按照学校的安排,同学们一起去了聊城西边的农场参加义务劳动,主要是整地、拉砖、施肥等活儿,一干就是一个多月。在劳动中,我感到很愉快,不仅学会了新的劳动本领和知识,而且增强了体质,我在同学们中的威信进一步得到提高。11月初,学校要推选一批学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由于我在劳动中表现好,被老师和同学们推荐去北京。我高兴极了,感到这是我平生最大的荣幸!
11月7、8日,讲政治课的刘老师和会计周希兰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了北京。被安排在北京白石桥的一个招待所里。这个招待所很大,住着很多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由于没有确定具体接见日期,我们集体去了一些大学参观。这些大学都是一样,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时常有人散发传单,高音喇叭不停地宣读批判文章……。我们在那里抄录了一些大字报的内容,收集了一些传单。
11月10日,我们在白石桥招待所门口,看到一辆辆载着红卫兵的军车从身边驶过。车上的红卫兵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有节奏地呼喊着:“我们见到毛主席!我们见到毛主席!”我们热烈地向他们招手,祝福他们!……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了11月11日毛主席接见的通知。大家都高兴极了,欢呼跳跃起来,整个白石桥招待所学生们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此起彼伏。晚上大家都激动的难以入睡,等待着明天快点到来。
11月11日凌晨两点多钟,招待所里的学生们就起床了。大家洗漱、吃饭、整理东西,着实忙活了一阵子。4点钟左右,我们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大概走了两个多小时,天已经放亮了。我们在西长安街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被安排在长安街的北侧坐下。最前排坐的都是解放军战士。我们安排好后,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这期间,有许多外地的学生为大家表演节目,以活跃气氛,消除疲劳。……
下午2点50分,全场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紧接着传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像海潮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我们翘首以待。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过来啦!”顿时,“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立即迸发出来,震耳欲聋,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一起挥动起来。毛主席的检阅车中速驶过来了,“毛主席万岁!”声掀起新的高潮。我尽力控制着激动地心情,仔细地端详毛主席。因为我离毛主席的检阅车只有10米左右,看得比较清楚:他身穿一身绿色呢子军大衣,没有戴帽子。他高大魁伟,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面带微笑。他的左手抓着检阅车的护栏,右手不断挥手,还不时地转头向长安街两旁的群众致意。这是我最幸福的历史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流泪了,后面几辆车上坐的都有谁,我没有看清,……。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结束了。我们激动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相互诉说着,反复回忆着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幸福情景,…… 。这个话题一直说到了聊城。
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毛主席亲切接见的大喜讯,告诉了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让他们也和自己一起分享这一幸福的历史瞬间,……。  
虽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央已经作了纠正,并以《决议》形式做了明确的定论。但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都不会因他在“文革”中的错误而摒弃。因此,我把1966年11月11日,作为自己永远难忘的幸福日子。
(附:1966年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电影。注: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分11月10日、11月11日两次进行。)
卷进漩涡
自毛主席第七次亲切接见之后,我们都回到了学校。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仍沉浸在毛主席接见的幸福之中。我们把在北京抄录的大字报和传单里的那些新鲜的人和事都抄写在大字报上,贴到了教室的山墙上。尽管这些内容都晚了一两个月,但在消息不灵通的聊城,确像新闻一样。大字报一上墙,就有不少老师和同学围观。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出一期。为了表示对大字报负责,我们班几个同学也学北京红卫兵的做法,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叫“井冈山战斗队”,办公室就设在我们班的教室里。时间不长,各班也都相继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在活动中,我们认识了一二年级战斗队的一些同学。其中有裴崇斯、贾利平、刘相民、邢云浦、王小义等同学。他们几个战斗队大概共有二十多个人。当时,我们都是各自为战,只是贴贴大字报和标语,也不知道应当做些什么。
1966年12月,我们听说济南来了一些大学生来聊城串联,出于好奇,我们到他们住的聊城北关长途汽车站边上的旅馆去走访。他们是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等高校红卫兵组织派来的,在聊城地区设立了联络站。聊城地委、专署把他们安排在这个旅馆里。这些大学生的年龄大都在二十五六岁左右。我们向他们询问了一些学校如何搞运动的事。他们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外地的运动情况,并向我们灌输了“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观点,让我们主要批斗校领导。对这件事,我们并不觉得校领导有什么问题,怎么批斗呀?……
回到学校之后,为了壮大力量,我们“井冈山战斗队”就与几个合得来的战斗队组合成一个叫“前卫总队”的红卫兵组织。我被推举为在这个组织一个小负责人,主管印章等杂事。同时,我们也加入了一个叫“红卫兵山东省聊城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聊城红司”)的学生组织。这时,我们与聊城一中、二中、三中、农校、汽校、卫校等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聊城红司”组织的一两次批斗会等活动。因为我们的人数太少,不足五十人,只能扛着大旗,充充数,助助威罢了。
聊城文革回忆(二)郭惠民日志选
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在学校里,其他战斗队也都相继整合,比较大的一个好像叫“东方红兵团”,大概有八十个左右的同学。起初,我们两个组织都把斗争的目标对准了任景和校长,大字报和标语也多数是针对他的。后来,商定准备对任校长办公室进行查抄,搜查“黑材料”,并说好一起去。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东方红兵团的同学已经查抄完了,屋里被翻得的乱七八糟,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来。对此,我们很生气,指责他们擅自行动,胡乱来。为此,双方还争论了一段时间。在此之后,我们都各自活动,很少联合行动。
我们曾组织过一次对任景和校长的批斗会,只是让他在会上作了个检查。会上,有的老师和同学喊了一些过激口号,但都没有干那种动手动脚、挂牌子、摁头皮的事。此后,我们把主要精力转到了社会活动,更多地参加了“聊城红司”组织宣传的活动。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和带动下,1967年1月22日 青岛市原副市长王效禹等纠集二十三个群众造反组织,成立所谓“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组织数万人的“夺权大会”,夺了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委的权。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肯定和支持了王效禹的夺权。
1967年1月24日 济南市部分造反组织组成所谓“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在职工剧院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宣称夺了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委的权,并煽动各单位全面夺权。2月26日,该委员会改称“济南市革命委员会”。本日 “山东革命工人选择总指挥部”、“山东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等17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告全省人民书》,鼓吹全面夺权。1967年2月3日 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造反派在省体育场聚集十万人开“夺权大会”,声称夺了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宣布成立“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接管“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时称“二.三夺权”。
1967年5月9日,王效禹担任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二.三夺权”之后,“夺权”之风刮遍了山东城乡,聊城地区、聊城县也在其中。“聊城红司”是参加地区夺权的红卫兵组织之一,作为其下属单位,我们也参加了1967年3月12日对聊城地委、专署的所谓“夺权大会”。
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班子成员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三结合”模式,即由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部队军管代表组成的。革委会主任由聊城军分区政委朱品文担任,我父亲作为军队代表和原聊城地委副书记周振兴都担任了副主任。其他委员有劳模代表、群众组织代表等。
聊城县建革委会时,曾邀请我参加。我觉得自己还不到十八周岁,政治上很幼稚,当即回绝了他们。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爸爸时,他机敏果断地说,你不能去!爸爸话更坚定地支持了我的想法。……学校的权,也稀里糊涂地由教工组织、学生组织给夺了。记得那天,群众组织的代表一起去了学校附近的县委机关,办了个手续,盖了个章,就算“夺权”了。夺了权干什么?谁来管学校?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最后经几个群众组织共同商定,推选教导处的张主任和田主任负责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此后,任景和校长再也没有在学校露过面。
聊城地区革委会成立后,聊城几乎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到少有的轻松。我甚至天真地认为,我们也应该回学校安静地复习功课,参加考学了吧,……。有我这种想法的同学还真不少,他们也都抱着这个念头,陆陆续续地返回了学校,准备复课了。
谁知道,1967年4月28日,王效禹却在山东发动了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为名义的运动,俗称:“反逆流”。这时,聊城才获得一个多月的平静,却被那些针对聊城地区革委会(简称地革委)的“炮轰”声所打破。
聊城文革回忆(二)郭惠民日志选
                杨得志和王效禹在文革中
最初,是以“红卫兵鲁西指挥部”为先锋的一些群众组织到地革委会静坐开始的。那天下午,我去北关地革委招待所─—“红司”所在地去办事。看到一批学生(据说是聊城师范的)在招待所小院里静坐,说是要求“地革委”解决什么问题。我办完事后,天都傍晚了,他们还没有走。地革委常委、全国劳动模范曾广福和人事局长等一些工作人员出面做他们的工作,劝他们回去。他们根本不听,一会儿呼口号,一会儿念毛主席语录。
这种有组织地静坐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过。出于好奇心,我留了下来,静观事态发展。天黑下来了,他们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不管曾广福怎样劝说,他们一句话都不听,反而攻击这位老模范不要当地革委的走狗。曾广福这位忠厚淳朴的莘县老农民见说不过这些学生,就离开了。工作人员们继续做学生的工作。这时,我发现有一个身体稍胖、中等个头的陌生人在静坐学生的后面转来转去,还不时给学生领队交代些什么。我发现他的每一次交代,都会引起学生们一次新的行动。我不动声色地靠近他,细心观察他的言行。过了一会儿,他又叫来学生领队,悄悄地说:念《毛主席语录》“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那段。学生领队回到队伍里,果然要求大家念这段语录。这时,我才认定,原来学生静坐的背后,有人在操纵呀!我想,对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地革委派谁来做工作都“白搭”!我愤愤地离开了这个院子。
后来得知,这个神秘人物是山东财经学院的人,属于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省里的红卫兵组织对聊城地革委有意见可以直接提出来,为什么要在背后搞这种小动作?!
第二天,又有更多的学生组织来到这里静坐助威、示威,甚至还来了一批批的工人。整个革委会的门前大街都坐满了人。这时,我看见聊城军分区黄副司令的侄子也在静坐队伍里。我问他,黄大哥,你为什么来这里静坐?他一直闭口不说。后来听说,革委会正和学生代表谈判,静坐的人在等革委会的答复。从此之后,炮轰“地革委”的大字报、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了全聊城,……。
看到这些天来的变化,再联系那天晚上的学生静坐事件,我逐渐意识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由于我政治上的幼稚,只在同学们中间议论过此事,却没有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爸爸。如果能早点想到,并且告诉爸爸,或许给他们应对这种情况有所帮助。最起码对他们也是个提醒,有利于做好思想准备。但是我一直没有说过,……。
黑色日月
那晚上的“静坐事件”引发了聊城的“炮轰派”和“捍卫派”之争。那时间,到处都贴满了“炮轰派”、“捍卫派”不同观点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一方是“炮轰地革委”,一方是“捍卫地革委”。在大街上,经常有一群一群的人,围绕“地革委”的是与非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和争吵。我们学校也形成了两派,我们“前卫总队”属于聊城“红司”,是捍卫派。同桌高振华的“东方红”加入了“红卫兵鲁西指挥部”,是炮轰派。他们主要是“炮轰”聊城县革委。这时,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越来越少,只剩下我们两个组织在学校里。除了有些大字报和辩论之外,基本上相安无事。
进入1967年的7月,一些学校的武斗事件明显曾多了,但规模都不大。聊城各级革委会都成立了制止武斗办公室,以军代表为主,负责协调各方,制止武斗事件的发生。但是武斗事件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有一天,“红卫兵鲁西指挥部”的人在聊城三中赵××等的带领下突然冲进了“聊城红司”设在古楼上的广播站,第一次把武斗事件升级到公开化的程度。双方在古楼上打打停停,僵持了两天多。古楼城墙下聚集了许多群众和红卫兵助威呐喊,成为当时聊城的关注点。地革委制止武斗办公室向古楼上的两派学生反复不停地喊话,要求停止武斗,双方谈判,撤出古楼。但是一直都未见结果。第三天晚上一两点钟左右,“红卫兵鲁西指挥部”增加了大批武斗学生,强行把“聊城红司”的所有人员赶下古楼,抢占了广播站。“聊城红司”下属组织纷纷走上街头,分别到4805部队和聊城军分区驻地,要求制止武斗,惩治打人凶手,归还广播站。我的聊城一中同学姚联军义愤填膺地控诉了“古楼事件”的真相。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古楼事件”的发生,成为聊城武斗全面升级的信号,不管部队采取任何措施,都已经不能有效地制止更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一中、三中等学校,首先发生了大批驱赶捍卫派学生组织的武斗事件,随之,驱赶捍卫派群众组织在聊城风靡一时。当时,除了有的单位捍卫派实力较强,没有受到冲击外,大多数的捍卫派群众组织都被驱逐出单位。
我们学校的北院住着聊城地区评剧团、豫剧团和大笛子剧团,是在文革初期搬过来的。剧团群众组织的大部分是“聊城地区文艺司令部”的下属组织,捍卫派居多。由于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演员,有一身功夫。民中“东方红”的人很少去招惹是非,校园内显得比较平静。
但是好景不长,“红卫兵鲁西指挥部”开始围攻这三个剧团的驻地。那天,有成百赤胸露背的武斗学生,高喊着口号,列队穿过我们的学校,包围和强攻豫剧团、大笛子剧团的二层小楼。民中“东方红”的部分人也加入了围攻剧团的行列。在剧团人员的奋力抵抗下,双方处于僵持状态。这时,制止武斗办公室的解放军干部赶到,要调解和制止武斗,结果他们成了武斗的“挡箭牌”。武斗学生把解放军干部推在前面,进行强攻。在这情况下,剧团人员怕误伤解放军干部,就放弃了抵抗。武斗学生乘机冲进了剧团的二楼宿舍,把演员们和躲在那里的学生一个个推打下楼去,有的演员还被打昏过去。我们幸免脱离围攻,在跳出学校北墙时,看到有一队武斗学生,手提棍棒在路边等着。我们立即装作无事的样子,迅速地离开了。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武斗行动得到了省里群众组织的支持,武斗更加猖獗,聊城似乎成了“炮轰派”的一统天下,经常出现见捍卫派成员就打的事件,甚至连说句对王效禹和省三大组织不满的话,就要受到围攻和殴打。同时,他们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名,开始围堵军分区和部队驻地。我的父亲也成为他们要“打倒”的主要对象之一。
面对这种混乱状况,我们已经无法返回学校了。为了继续抗争,我们立即分散转入“地下”,自由结合,以“红卫兵鲁西联络站”的名义,像游击队一样,每天晚上出来贴标语,撒传单,宣传捍卫派观点,揭露和批判王效禹及其同伙在聊城犯下的罪行。
这时,从聊城红司和鲁西指挥部里也分化出一部分人,成立了“红卫兵聊城地区指挥部”组织,形成了第三股力量,并得到了“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支持。这样一来,使得聊城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这种极度压抑的情况下,为表示自己队伍的存在,聊城红司利用1967年国庆节,串联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游行,队伍高喊:“还我自由,不要武斗”等口号,向聊城市里进发。当行至地革委前街时,炮轰派组织就进行了阻拦,并殴打了游行负责人(聊城汽车学校的学生)王际义,撕毁了“红司”的旗帜。其他同学一起冲过阻拦的人墙,沿着一条胡同向古楼西街跑去。结果在古楼西街,游行队伍被更多的人拦住。那些人对我们的同学进行了围攻和殴打。这时,有一个民中炮轰派的同学指认了我,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不由分说,就围打起我来,鼻子被打出了血,他们才住手。后来,我被民中炮轰派的学生带回了学校。当时,当了“东方红”负责人的同桌高振华见到抓的人是我,聊了几句,就把我放走了。而其他同学却受到了围攻和殴打,幸好被路过学校的解放军战士解救了。
从此,我们就住在楼南军分区的教导队里食宿养伤,没有回家。妈妈很担心,就通过华中的妈妈平阿姨了解情况,照顾我的生活。在这里,我看到不少公社武装部干部也住在这里。经了解得知,他们都是被当地群众武斗打出来的。对此,我更加气愤,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持不同观点的人呢?!
“10.1”事件之后,激起了社会群众和捍卫派组织的强烈不满,捍卫派各级群众组织忍无可忍,相继联合起来,开展了公开抗争,有的单位采取极端地反击行动,进而促使聊城各派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武斗也逐步升级,甚至发展到动用了冷兵器,毁伤事件时有发生。
面对这种乱哄哄、没有自由和安全感的局面,我越来越感到厌烦和无奈,……
这时,中央军委下了一个《通知》,要求部队干部家属子女不得参加地方群众组织。根据这一《通知》精神,我立即发表了退出群众组织的声明。
实现夙愿
1967年12月中旬,文革期间的第一次征兵工作将要开始了。这一消息好像严寒中一股暖风,给大家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这气息好像一股暖流,逐渐把学校两派的敌视状态给化解了,为了“当兵”这个共同的夙愿,相互关系似乎也不太在意了。
因为我宣布过退出群众组织,“无组织一身轻”,就大着胆子去学校教导处报名参军。来到学校,看到是一片冷清。各个教室的门都上着锁,教室山墙上还挂着零七八碎的大字报、大标语,整个校园里几乎没有人。我问教导处的人:学校怎么这样冷清?他说:自那场武斗之后,就很少有人来了。我沉默了……,一个好端端的学校竟成了这副模样!我带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走了。
不久,我接到了学校通知,要求去体检站参加体检。爸爸妈妈担心不安全,就请军分区葛参谋送我去体检站。体检站就设在聊城著名戏院——新华舞台的北边四合院里。那天去的时候,我见到了朱华中的同学谢洪臣。他也是去体检的。由于我的身体好,体检各关过得很顺利,就是体重轻了2斤,98斤。体检后,我没有见到谢洪臣。听说,他体检路过时,参与了街头辩论,被打了。他二中的好朋友李士军也被抓到聊城文攻武卫指挥部去了。李士军的母亲马上赶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大闹了一场,李士军才被放了出来。
爸爸妈妈很担心我出什么事,在复查身体之后,就把我送到济南的姥姥家,在那里等参军的消息。真巧,我在落脚的大观园74号招待所,见到了文副司令的夫人马阿姨,还有聊城军分区参谋长李叔叔家的李艳、李年和她们的两个表妹,她们都是回老家躲避混乱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像逃难似的。
1968年1月,我接到妈妈的通知,说我的体检是甲等身体,符合坦克和潜艇乘员的条件,政审合格,已经确定入伍,并分配到济南军区装甲兵部队。我高兴极了!参军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迫不及待地返回聊城。由于没有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天天坐立不安的等着。有一天,有两位穿着马裤的解放军干部来到我家。经介绍得知,他们就是坦克部队接兵的,一位是高思德副教导员,一位是王开祥排长。今天是来家访的。我们全家高兴地像过年一样热闹。高副教导员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还要求我到部队好好干。我高兴地合不拢嘴,只是“嗯、嗯、……”。
1968年3月10日,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要求我在3月16日到聊城县城关镇武装部报到。我们全家都为我参军而感到高兴。同学们也来祝贺我。我和几个要好的同班同学李敬仁、狄助生、刘铮一起到一家照相馆照了合影。我记得刘铮也参军了,被分到六十七军。
报到的日子到了。我高高兴兴地到学校集中,看到了同桌高振华,这才知道他也应征入伍了。
学校组织了欢送同学入伍的仪式,学校负责人致了欢送词,学生代表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去了城关镇武装部,……。
此后,我们在城关镇武装部干部的带领下,到了新华商场北面的一个大仓库里集中。在这里,我们领到了新军装、新被褥、新鞋袜等等。我们正在试穿新军装的时候,有一伙红卫兵到仓库门口闹事,说是要揪一中的学生,不让他们参军。这时,部队的一位首长立即站到门口,十分严厉的高声说到:他们体检合格,政审合格,是经过武装部审查批准入伍的,现在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你们无权抓人!如果要抓,后果自负!这伙红卫兵自知理亏,不再嚷嚷,无趣地散去。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来闹事。
第二天上午,新兵连组织我们去了东风池集体洗澡。我匆匆洗完澡,向王排长请了个假,拿着换下的衣服回家了。妈妈和大妹见到我穿着新军装回来很高兴,问长问短。心细的妈妈看到我穿着旧解放鞋,就问:怎么不穿新的?我说:轮换着穿。妈妈看到鞋上有一个小洞,就让我脱下来,她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这时,我觉得累了,倒在床上睡着了。不知是什么时候,妈妈叫醒我说,快到集合的时候了。我穿好鞋正要走,妈妈递给我12元钱说,带着路上用。大妹送给我一个她亲手缝制的黄绿色小针线包。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家,妈妈和大妹把我送到了聊城军分区的大门口。
我走了,却不敢回头,担心妈妈看到第一个儿子离开,心里难过。我心里默默喊:妈妈再见!……
下午,听说新兵就要走了,家属和亲朋好友都来送行。白建华和她的同学们也来为聊城一中的同班同学送行,碰巧见到了我。她简单跟我聊了几句,就和同学们一起回去了。
第三天,凌晨四点钟,我们乘卡车准备出发了。这时有一位女学生硬要上我们的车,说是体检政审都合格了,为什么不让参军?武装部的干部赶忙把她拉了下来,劝她回去。我们的车启动出发了。行军中,尽管我们觉得比较冷,但是心里却是热呼呼的。大概早上七、八点钟,我们到达禹城火车站广场,在那里吃饭、等火车。高副教导员插空给我们详细地讲了坐火车注意的安全事项。十点多钟,我们列队上了闷罐车厢。我还是第一次上这种车厢。
大家把背包放好,站在车门口往外看。这时,有人发现早上爬车的那个女孩竟出现在站台上,自行车放倒在一边。看样子,她是骑自行车追上来的!“嘿!这女孩真不简单!”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聊城军分区参谋长李叔叔和几个干部马上过去做她的工作……。一声汽笛鸣叫,列车缓缓地驶离站台,我们赶紧把车门拉上,在门缝里看到李叔叔还和那个女孩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
后来听说,这个女孩最终还是参了军,去了六十七军。现在想起来,我们还真佩服这位花木兰式的聊城籍女战士!
我们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向着目的地─—徐州奔去。
可能是这几天的兴奋和疲劳,新战友们都渐渐地入睡了,睡得那样放松、安静、幸福,只有火车轮子“哐当、哐当”,有节奏的响着,仿佛在给新战友们奏睡眠曲……。
明天,迎接我们的,将是人生新的起点。那年,我刚过19周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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