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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yucheng007:难忘一九六六(青岛二中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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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一九六六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青岛二中校园原本紧张而有秩序的学习气氛突然被打破。
        本来很少露面的贺文光校长这几天突然连续在校园出现,脚步匆匆,神情凝重。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好像心事重重。
        初中三年的课程已全部学完,我和同学们进入总复习,准备毕业考试。这几天同班的干部子女也开始沉默寡言,课间休息时,我忍不住问张利民:“怎么了?”“要出大事”他简单地回答。
         没过几天,老师宣布暂停复习,按上级的指示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至此,前几天还处于保密阶段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逐步公开。一时间,校园里沸腾了,到处充满着火药味。老师同学齐上阵,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一夜之间校园里到处贴满大字报,学校的“四大”开始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激励着年轻的学生们。学校开始失控,学校已不像学校,学生变成了斗士。
         学校的领导瘫痪了,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不久便戴着“压制学生运动”的帽子撤出,全校上下处于无政府状态。
        十六岁的我面临这一切,开始是茫然和不知所措,但还是按时到校,没有目的,没有目标。看到老师、同学写大字报,也拿起笔作刀枪,从报纸上摘抄几句政治口号,表明自己“誓死保卫毛主席,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比起同班那些干部子女同学,“革命积极性”则差了许多。记得我班团支部书记杨克娜同学,父亲是老八路,在市公安局任职,在班上举行的讨论会上激动地表态:“我的父母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打江山,现在我又赶上第二次大革命,我太幸福了。”“现在有人反对毛主席,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而我的父母是工人、贫农,没有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光荣历史,仅仅是被毛主席、共产党解放的劳苦大众,对于“革命”,对于“参加革命”,我总觉得比起那些出身于革命家庭的同学差一截,虽然那时我知道我已属“红五类”,但革命斗争精神远不如这些同学。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几乎是天天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我记住的其中一篇题目。把这些社论收集剪贴成册,成为我当时所作事情之一,尽管我并不理解这些社论的“伟大意义”,只认为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既然决定“参加革命”,有了这些指示,就有了“革命方向”。
         七、八月的一天,学校内操场,繁茂的梧藤树下,“青岛二中红卫兵”成立仪式正在进行。因我事先已见海报,所以早就和不少同学围在外围观看。几乎清一色的海军军服、腰扎武装带,军帽、军鞋,只有两三个穿陆军军服。胳膊上佩戴着鲜艳的红卫兵袖章。在二中就读的所有驻青北海舰队、6037部队的将校子女,雄赳赳气昂昂地排列成行,队首飘扬着鲜红的红卫兵旗帜。易海燕(北舰付司令员易耀彩之子)庄重宣告:“青岛二中红卫兵”今天成立了!接下来由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潘焱(北舰付司令员)之女儿代表首都红卫兵向青岛二中红卫兵致贺词。仪式在“红卫兵战歌”声中结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子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地蛋!”
        由于“党内有人反对毛主席”而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红卫兵”这一群众组织,意指给毛主席当卫兵。青岛二中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完全建立在“血统论”基础之上。第一批红卫兵成员,百分之百是部队领导干部子女。“文革”初期,中央有指示,军队不搞“文化大革命”,因此部队领导机关没有受到冲击,也没有部队领导干部被打倒。相比之下,地方领导干部就没那么幸运了,像我班兰军同学,她父亲是市委委员、市委监委付书记,因被市委派驻青岛医学院任工作组长,而成为青岛第一位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而她和哥哥兰天因此受到牵连,别说“二中红卫兵”不敢要,就连紧接成立的以地方领导干部子女为主的二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不敢要。这就是“血统论”,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毒害着我们这一代。
        在二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之前,我和不少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参加了“二中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二中红卫兵”成立后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对我校教师中的“牛鬼蛇神”进行“专政”。凡是家庭或本人有历史问题的老师,统统被打入另册,关进设在分院的“牛棚”进行改造。而我们则协助红卫兵进行看管。我亲眼看到,在学校分院“牛棚”,教我们音乐的老教师被迫自编自演“接受改造”的歌曲:“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敢乱动,革命群众把我砸烂砸碎!”
        不久,高三校友王宝廷、李晓群等组建“二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虽然也以“血统论”为基础,但吸收工农子弟。申请后,经“政治审查合格”并由我班红卫兵李耀华、谢小榕证明,我和胡培基、周家祥三人成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在“二中红卫兵”对本校“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先后有三名教师死于非命。
        我校两大红卫兵联合其他学校红卫兵,组建红卫兵青岛“第一总部”。
        八、九月间,红卫兵对“牛鬼蛇神”进行抄家、遣送的“革命行动“达到高潮。我记得抄家数量最多的路段是在齐东路。没有法制,没有政策,没有约束,就连工商业者(资本家)也被抄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晚上,地点好像在费县路与云南路交界处,家中无人,两大红卫兵联合小分队破门而入。我听说这家是“历史反革命”,男人是逃台国民党军官。灯亮之下,屋内破旧不堪,当我觉得不会有收获时,两个二中红卫兵用刀子豁开床上的棉被,用手在棉絮中捏摸,一个个沉甸甸的棉球被揪下来,撕开一看是金元宝,记得好像是十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元宝。
        在当红卫兵期间,我接受了一次遣送任务。命令下达给我时已是晚上,“勤务组”让我带领两名低年级红卫兵,连夜遣送一家“历史反革命”回原籍。被遣返的这家住在从福山路到第一海水浴场中途位置,因为天黑,具体哪座楼已记不清。我们到达时,街道办事处的人已监督将其家具装车,搬迁手续已办妥。我与街道办完交接,押着人和车到达火车站。遣返目的地是莱西县,青岛至烟台的列车需等到明天,而街道的要求是今晚必须遣离青岛。没办法,只有最后一趟去沈阳的车了,半夜十一点多开车。到了蓝村火车站下车,在候车室等待天明后转车。
        凌晨两点的蓝村火车站侯车室,三个青少年红卫兵,围押着一家人,当时的情景引起铁路公安的注意。一个警察把我叫到隔壁办公室询问情况,“你们这样太危险了!”当得知两男一女三个小红卫兵手中没有任何武器执行押送任务,他采取措施帮助我们了。首先他从这家人随身携带物品中搜出菜刀、擀面杖之类给我,然后找了一块硬纸壳,让我写上“历史反革命分子”,挂在男主人脖子上,以便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天明了,我们乘上去烟台的火车,在一个小站下了车,雇了几辆小推车装上同车卸下的家具,手握菜刀,押送着人车,浩浩荡荡向公社驻地进发。到了公社办完交接手续已是下午,我和俩个伙伴来到路口,一辆卡车从北方驶来,站在路口一招手,车停下了,“师傅,车到不到青岛?”司机看了一眼我胳膊上的红卫兵袖章,“上车吧。”
        半夜在蓝村火车站警察对我的帮助,我至今未忘,而那块为引起人们警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牌子,日后却带来政治纠纷。好像半年以后,被我遣送的那个人到学校找到我,要我为那块牌子出具证明。原来这块牌子牵扯到被遣返人的政治待遇,街道和公社各执一词,我实事求是地将牌子的来历给予证明,签上我的名字并加盖二中红委会的大印。因为那时两大红卫兵已不复存在。
        从八月十八日到九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已三次接见红卫兵,青岛二中的两大红卫兵组织纪律还是比较严格的,不允许个人随意行动。到了九月底才传来要去北京的消息。十月一日晚,二中两大红卫兵作为青岛市红卫兵、学生代表的一部分,集体乘坐青岛至北京特快列车,第二天上午到达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首先到了天安门广场,心情是那样的激动,再就是去清华、北大。心中向往的两所高等学府,冷冷清清,只有镶刻的“工程师的摇篮”无声地迎接我。首都的红卫兵早就到全国各地“串联革命”去了。回到西直门临时住处,我感觉身体不舒服,躺在地铺上,身上冷一阵热一阵,晚饭也不想吃。同屋的战友叫来随队女校医,量了一下体温,三十八度多,给我吃了两片“安乃近”。那天夜晚,我一直迷迷糊糊的。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十月四日,我们接到期盼已久的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我拖着软绵绵的身体,强打起精神,跟随队伍来到一条大街边,焦急地等待,焦急地等待那期盼已久的时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人群躁动,我身后的人拥挤上来,我翘起脚尖赶紧望去,一辆辆敞篷车急驶而过,慌乱中只看见中间一辆车上一个戴墨镜的像是陈毅,至于第一辆车,说实话,只看见了几个背影,速度太快了。听到人群中“我见到毛主席了!”的叫喊,我默默无语。
        这天下午,我支撑着,来到王府井大街,为父亲买了一顶“盛裼福”棉帽。晚上便与战友们上了北京开往青岛的特快列车,第二天上午回到家。
        回到家的我,第一件事就是往床上躺。事后父亲说我“上了趟北京差点把命搭上”,因为回家后的当天下午,母亲送我去山大医院看病,肺炎、胸膜炎。得知我刚从北京回来,医生说幸亏回来了,不然麻烦了。打针、吃药一个多月,把命捡回来了。这期间,我的红卫兵战友们以首都红卫兵为榜样,天南海北地搞“革命大串联”,而我哪儿也没捞着去。
        等我恢复了元气,已到十一月下旬。
        到了一九六六年最后一个月,形势大变。
        当我再去学校,想“继续革命”时,迎接我的是各种各样的“革命造反组织”及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彻底批判两大红卫兵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中兵、主义兵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又一次茫然和不知所措。八月十八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宋任穷的女儿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镜头还历历在目,怎么一转眼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昔日那些在红卫兵面前抬不起头的同学,一转眼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没办法,既然大势已去,只有声明退出。
        摘下红卫兵袖章,就像退伍兵脱下军装。
        公元一九六六年夏,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产生的“红卫兵”,昙花一现。
      “红卫兵”及其运动,虽然短暂,但以历史的真实,永远载入中国近代史册。
        是非功过,谁人给予评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50fd70100a81c.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1-17
七律
                            红卫兵
                二零零八年三月五日
                   历史回首亦生情,
                   场面重温好反省。
                   横扫鬼神震敌胆,
                   御用兵力毛泽东。
                   肃清异己怯敌反,
                   调军动警法不容。
                   书生狂热无约束,
                   何不借用红卫兵。
              注:老同事马全瑞读我的《难忘一九六六》有感,发来短信诗一首:腥风血雨六六年,神州大地起波澜。夏青葛兰音犹在,牛鬼蛇神闻胆寒。青年学生作先遣,打砸抢抄红遍天。革命形势在发展,农村边疆去锻炼。作为第一代红卫兵的我,“文革”四十年后曾多次对当年红卫兵的狂热进行反省,总想找出一个符合历史的答案,但是很难。“文化大革命”已被定性为“十年动乱”,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成为历史谜团。看完老马的短信诗,随即写下七律.红卫兵一首,作为对红卫兵及其运动的个人理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50fd70100a8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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