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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与社教]杜钧福: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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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1


我于1965年9月初作为工作队到京郊顺义县后沙峪公社古城大队参加四清运动,到1966年6月15日离开。一共在农村呆了九个多月。

四清运动大约是从1963年开始的,1964年各单位就开始抽调人到农村四清。我们所的人开始去四川,1965年走的人去山西。我当时是研究生,1964年先进刚刚成立的研究生院而未到所。1965年4月,我们部分研究生通过了英语考试,到了所里。大约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级研究生要去四清,都很高兴。我们也很希望跟所里的人一起去山西,但最后却不知为什么,叫我们和仍在研究生院而未到所的人一起跟中国科技大学参加北京郊区的四清。这是因为当时的研究生院是归科大管的。可能科大的人都是去的顺义。

去之前的一项活动是参观在午门展出的华北区四清展览。展览中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是天津小站的问题,二是一名叫韦进才的贫农的事迹。天津小站是陈伯达的点,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文革前四清运动的两大样板。后来,随着陈伯达和王光美两个人物的政治命运的跌宕,对这两起事件的评价也像翻烧饼一样翻了几次,相关的当事人的命运也像坐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其实据我看,这些地方确实有些问题,但以极端的阶级斗争理论处理必然走向极端。例如小站问题,我们在1969年听过当地一位四清积极分子鄷玉娥的报告,揭发四清中被整的张凤琴的浮夸等问题。我想不会是假的。

韦进才是山西长子县一位贫农,为了和“阶级敌人”以及坏干部斗争,不识字的他创造了一百多个符号记录他们的劣迹,遭到打击报复,被迫装疯,直到四清工作队进村才翻身。

8月24日,顺义县工作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开会,听一位叫李毓明的领导作顺义县四清报告。他讲了已经进行四清的六个公社的情况,强调阶级斗争形势的复杂。现在全县工作队4000余人,分19个分团,还一个城镇分团。工作队进村后的一个月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抓好生产、摸清情况、发动群众、教育干部、准备四清。

大会后我们这个大队的工作队又在科大开过两次会,大家见了面。当时一个自然村是一个大队,又划分几个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基础是小队。但四清以大队为基层单位,进驻的人员组成工作队。当时一个公社管若干大队(一般十几个),相应一级的工作队组成分团。上一级就是县团了。县团的领导是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的再上一级是华北局。我们后来经常听华北局传达下来的报告。

我们进驻古城大队的工作队有十几个人。后来最高人数可能达到二十,但起初没有。队长是北京十三中学的副教导主任赵志强。副队长是科大四系(后来的近代物理系)的李焕杏,刚毕业留校的大学生。工作队员里大部分是科大四系66年要毕业的学生。还有少数是北京市一些单位的人员。这个古城大队有三个生产队。相应的工作队分成三个小组。我被分到一队。这队的工作队员共五人。组长是科大的杨印峰,也是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副组长是北京市西城药品检验所的席杏团。她不是党员,但已参加过一届四清。队员有我和科大的两个学生。以后事实证明,这种以没毕业、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为主体的结构,存在一些问题。

9月2日的第二次会上,副队长李焕杏介绍了一些该村的基本情况,说了些注意事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2wvn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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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2

以下是1965年9月2日我们工作队副队长介绍的顺义县后沙峪公社古城大队基本情况。

这个村315户,贫下中农233户,占74.3%,中农上中农54户,占17.1%,地富28户,占8.6%。总人数1400左右。土地4996.7亩。其中好地3000亩,沙地1000余亩。大牲畜19头。大车17辆。无水浇地。全村是一个生产大队,分三个生产队。一队106户,二队100户,三队109户。这三个生产队的划分是合作化时期进行的,不知什么原则,每个生产队社员住地和土地分布都不集中,都是交叉的。

本地是老解放区,1948年土改。现在阶级划分以那时确定的为准。搞过小四清。有游击战争时期挖的地道,通泗上、田各庄,但现在多数坍塌。有中心小学,11个教员。有供销社。现在有劳动实习队在村,塑料厂的,多是化工学院毕业生,其中仅一个党员。

党支部情况:31名党员,5名支委。支书王维明,40余岁,曾参军,贫农,文盲,工作能力较差,主观片面。劳动队说他不爱学习。公社则认为比较可靠。1964年当支书,以前当过高级社主任、支书,1963年没干。

大队管委会:15名委员。去年选大队长选了半个月,也选不出来,让周德才干,是群众,工作能力不强,文盲,威信不高。

贫协:双十条后成立,正主席一,副主席二,分别为生产队贫协主席,每个生产队贫协又有两组长,都是土改时的干部。主席为当时农会副主席,是三队的。

团支部:39名团员,7 名支委,都是高小初中毕业生。

民兵:一个连,没枪支。9名治保委员,一名治安员。

敌情:28户地富,没摘帽11户,四类分子8名,表面上还都老实。有一定数目逃亡户(指游击战争时期逃往国占区避难的户)。

生产:1964年亩产213斤,在公社15个大队中倒数第二。1965年小麦亩产107.7斤,倒数第二;棉花31斤,倒数第六;猪每户平均3.39头,顺数第六。条件还好,有电力,几乎每户都有电灯。但是生产上不去,说领导能力差,群众觉悟低。劳动队反映今年不抗旱,劳动不积极,可能由于按劳分配没体现出来,全是固定工分。计划水浇地1500亩,每队500亩。70-80%的人喊不够吃。

有两个窑场,一个粉房。

思想动态:支书和工作队保持一定距离,不太管事。贫下中农对工作队是欢迎的,认为好多问题需解决,如阶级成分。部分社员有顾虑,怕工作队走后还是那些人当干部,受报复。部分社员自己有缺点如偷棒子(玉米),怕挨整。

大队生产队干部不参加劳动,都拿一等工分。党支部和贫协不团结。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领导年龄大,文化低。干部老换,解放后十个书记,互相拆台。男女关系问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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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11-14

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3

我们9月3日进村,当天早上在中关村集合,和泗上(我们村西边的一个小村)的工作队乘一辆卡车,出安定门一直向北。当时的路非常难走,坑坑洼洼,总共用了三个多钟头,过了温榆河,就到了。村子里空空荡荡,只见几个小孩在玩。这个古城村位于顺义县西南角,隔温榆河与昌平县、朝阳区相邻。古城的名字来自何处不清,最近才知是汉代的古城。因为处于三县区交界处,人均土地面积较大。

我们先安排住处。工作队派了一个队员朱栋培提前两三天进村,了解地形。他用这两天绘制了一张全村地图。这地图后来就挂在队部墙上。他这个人在村里也出了名。村里人经常指点着他说,这就是那个画地图的人。

这村的格局和北京城非常接近。我就用相应北京城的地方记其地理位置。例如它的行政中心大队部就位于村中央、一条东西大道路北,相当于天安门的地方。而我们的工作队部位于西四。我们住的地方位于东四。村里还有个供销社的小卖部则处于西单。

位于西四的工作队部是一个独院,有三间北房,一明两暗。房子产权属于谁不记得了。房子东间住两位队长,也是我们全体队员开会的地方。西边是工作队秘书刘桂华办公的地方。她是一位小学教师,主要管文件收发。队部还一位秘书朱栋培,主要跑外,如外调,所以经常看不到他的人影。他也是科技大学的青年教师。这个队部不管冬夏都烧一个炉子,冬天放在室内,上面用铁壶烧着水。我们所有队员都在这儿打开水。

三个工作组的男队员分别住几家农户,就是所谓同住。所有女队员(大概是五位)集中住另一家。我和杨印峰住的是一队下中农杨文昭家。杨文昭三十几岁,除去他的“家里的”(妻子),三个孩子还都小。他是一个老实人,言语不多。他家住北房,我们住西房。东房空着,当储藏室。和每家一样,房子都是土坯房,土炕,冬天烧火炕。有一个院子,用秫秸围成。厕所和猪圈相邻。村里各家的院子大致都是这样的格局。和别家不一样的是,除去猪以外,他家还养羊。羊奶膻,没人爱喝。他就用羊奶喂猪。羊吃草,猪吃羊奶,省了喂猪的粮食,构成很好的生态系统。

这是秋天的事。到了冬天,一个组的男队员就搬到一起住了,工作队给安了一个取暖炉子,当然还提供煤。因为社员靠暖炕取暖,没人给我们烧,我们也没柴禾烧。到了春暖以后又搬回原住处。

下午在院部开会。队长讲注意事项。他参加过不止一次四清了,看来经验十分丰富,也很善谈,说话生动。会议在两位队长住的房间里开。一半队员脱鞋坐在占房间一半的炕上,另一半蹲或坐在地上。我总是靠墙蹲坐在地上,仰头看着炕上的人。在整个四清期间,有很多晚上我们都这样开会,有时开到深夜。这时上眼皮就该搭下眼皮了,只能竭力睁着,看着炕上的人影逐渐模糊。

组内分工,组长要我当资料员。所谓资料员,其实没什么资料。资料全集中在队部。资料员就是每天给队部写一份汇报。我还整理一份全队按户口的社员名单,保存至今。

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到贫下中农家中去访贫问苦,也就是扎根串联。我们组里看着一队的贫下中农名单分工,分配谁去谁家。这时大家都很踊跃,都要分得多些,而且说我是资料员,本来不想分给我。经我力争,才分得几户。但后来也没按这分工进行。

我当晚去曹其发家访问。他家位于村的东南角,就是相应于左安门的地方。他家之所以住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可能由于他家是外来户。这村是杨赵两大姓,其余姓氏很少,姓曹的可能就他一家。

贫农曹其发还不到40岁,身材壮实,但由于艰苦的农业劳动已显得苍老,脸上已刻了较深的皱纹,眼睛还有些肿。他“家里的”(妻子)也一样,但身材瘦小。他有五个孩子。大女儿曹淑兰初中毕业,现在队劳动。她和母亲一样,身材瘦小,但干起农活是头等妇女劳力。二女儿上初中。其它三个孩子还小。他见我去了当然很高兴,谈得也很投机。看得出他是个老实人。

第二天开始吃派饭,去的是刘芝兰家。她丈夫已去世。大儿子杨永春和女儿杨兰英在队劳动。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因为是第一家去的,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上午参加劳动。如何参加,赵队长在昨天会上已有交代。在吃早饭的时候,就打听劳动的事。饭后,就可向主人借工具。因为工具都是自备的,但谁家都有多余的。出工都是先到场院,听队长分派。什么时候?没准点,可能不是家家有钟表。所以大家有先有后,可能持续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人才到齐。这天,队长分派我去砍高粱。用镰刀砍,还可以胜任。

下午和驻队劳动队座谈。劳动队来的目的是劳动锻炼,有几个月了,很快要走。他们来的时候,不少社员以为他们是四清工作队,纷纷向他们反映情况。所以他们在这个座谈会上,向我们转达他们所听来的一些问题。例如,这村有一个“逃亡户”问题。就是在战争年代,一些富裕户逃往城内或其它地方,解放后又搬了回来,被称为“逃亡户”。

晚上去一位退伍军人家访问。之所以去他家,是因为据说他对队里意见很大。他是个党员,但连党费都是别人替他交的。他既不开会,也不怎么劳动,就在家里呆着。他家里真是家徒四壁,穷困得很。他见了我们自然发了一顿牢骚,表示对队里领导十分不满。但我们也不想拿他当依靠对象,因为他不干活。

按说,他是党所依靠的基本群众,出身贫农,16岁就给地主扛小活,又在解放军里呆了近十年。但他回来后,见到家乡如此模样,无奈和绝望之心是我们当时不能体会到的。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这工作组又来了一个老朱,朱文经,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是八中的体育老师,已参加过一届四清,对农村的事比我们了解多。他以前是篮球队员,现在成了一个大胖子,走起路来都气喘噓噓的。真不知道他如何教体育。我们的杨组长叫我和他和小席一组吃饭。他们三位从科大来的是另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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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4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当时农民生活和“解放”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是否有所提高,或很大提高。

当时我们所接触的农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一致的,都说比那时生活好多了。例如,他们说,那个时候,即使地主富农家,也没有暖壶(热水瓶),现在哪家都有。据我所见,确实如此。又如现在通了电,每家都有电灯,估计是近年来安装的。最重要的,是孩子们至少高小毕业,绝大多数上了初中,一般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而以前,即使在北京城里,初中毕业生就算个知识分子。这种文化上的普及使农民阶层的平均文化水平和见识水平有显著提升,一般国家大事甚至国际大事都略知一二。组织妇女开座谈会时,她们也能对政府的政策发表一些看法。这也说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这个生产队有个菜园。管理员在村中卖菜,将钱上交生产队换取工分。虽然我们在社员家吃饭时很少吃到蔬菜,但看到他们每户都存放一两颗大白菜(冬季)。一次我们一个工作队员生病,我给他做病号饭,就向房东讨了两片菜叶。说明社员们根据需要(如来客人)还是能吃到蔬菜。

社员平日基本不吃肉,或者说完全不吃肉。偶尔队上宰牛,他们会买些下水来吃,就算是开荤了。

但就吃粮而言,我没有两个时代的数据比较,无法下结论。我们当时在社员家吃饭,吃的是半流质。我这样比较瘦弱的人还饿得无法忍受,社员常年如此何堪!而且,我们选择吃饭的家庭,都是能开出饭的农户。还有许多比较困难家庭,根本无法正常开饭。例如一家王姓老公母俩,没子女,队上照顾,算个车把式,也干不了多少活,每天只吃一顿饭。还有的户,因缺乏燃料无法正常开饭。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有缺陷的家庭,生活就相当困苦。

我见过一个数字,可能针对中国的传统农业,历史学家说,如果人均耕地低于4亩,就会发生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南北方应有很大差异)。现在这个村,人均亩数是3.6,接近这个界限。所以人口的增长,也许是粮食不够吃的原因之一。“解放”后,医疗条件有所改善,人的平均寿命增加。(这一点,从该村人口的年龄分布可以看出,青少年很多,60岁以上的很少)而在“解放”前,居住在城里的我家(属于市民中下阶层),婴儿的平均成活率只有50%。

但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水平相当平均。原因在于“考虑到整个集体时代,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不过在‘糊口’线徘徊”(卢辉临《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一些困难户主要是家庭结构的问题,例如上述王姓那样的“绝户”。至于地富等“四类分子”家庭,虽然政治地位低,但经济上并不特别弱。原因之一是按规定这样的户不出修水库等义务工(怕他们“破坏”?),也因为传统上平均文化水平较高。

四清整的就是贪污盗窃等问题。在1958年“大跃进”中,确有不少干部多吃多占的事,使群众很有意见。但是当时生产水平极低,没有多少集体积累,也就没有多少资财值得贪污。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前几年办个油坊,不少社员怀疑其中有问题但无证据。但是即使有贪污,也不可能多严重。而且干部不固定,经常变动。后来文革中杨小凯提出阶级分化问题(实际毛也提出过这个问题),至少就我在农村基层的观察,还没到这个程度。

这是距离北京城10里左右的郊区的现实,不能代表全国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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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5

这样,我们就开始了作为工作队员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第一关,就是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住没什么问题。农村的房子宽敞的很。我们自带的被褥。开水从队部打,凉水还得用房东缸里的。所以这里就有个义务,从井里往缸里挑水。这对我们当然也是个考验,弄不好就把桶掉在井里。

上厕所虽然将就点,但还能凑合。当然,没处洗澡。社员们在何处洗澡我不知。可能有人在温榆河里洗。我们没去过。似乎规定不许去,怕出各种问题。所以我们没在那儿洗过澡。

同吃就是在社员家吃派饭。两至三人一组,在一家吃三天。每人每天付饭费五角。三餐分配是一角、两角、两角。付粮票一斤,三餐分配是二两、四两、四两。原则上当然是社员吃什么,我们就跟着吃什么。工作队纪律规定,不许吃鱼肉蛋。这里的社员常年三餐吃的是很稠的玉米碴粥,基本上没有干粮。当然也没什么菜肴,一般就些咸菜而已。白面很少见到,大米几乎没有。玉米碴粥并不难吃,但参加强的体力劳动又开会到晚不劲饱。社员一般欢迎我们到他们家吃,因为经济上不损失。在玉米碴粥的水平上,他们粮食勉强够吃,但几乎没什么钱花。所以三天挣几元钱也是个收入。另外,我们工作队把在社员家吃饭看作了解情况的机会,他们也认为是一种政治待遇。我们在进村后的一个阶段里,只在不是干部的贫下中农家中吃。大多数人家尽量给我们弄的好些。少数情况能改善一些,如吃压合拉。就是用箩得很细的玉米面或高粱面,搀和上榆皮面合好,用一个多孔容器直接压到锅里。我们当时觉得确实是美味了。有时还可吃到白薯。他们有些人有窖藏白薯的技术,可存至下一年的五月份。

逢年过节我们工作队员不在社员家里吃。中秋节是在队部自己做饭吃,春节就全都回家了。

每天五角饭钱,开水从队部打。几乎没其它花销,也没地方花。但我有时饿得受不了,就从村里的小卖部花一角四分买包一种绿纸包的饼干吃。

睡觉吃饭还都是小事。这两关容易过。最困难的是和社员同劳动。要说参加劳动可以,说和社员同样劳动是不可能的。

劳动力划分为男女一等二等几种,每天工分由劳动力等级定。当然干的活也不同。干最强的劳动或一些技术活(如赶车)是头等。生产队长一般不分配我们干什么,我们也不挣工分。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干什么活。队长曾分配我跟一位车把式出车。他赶车,我给他装。这样的活我可以胜任。但其它很多活就不一定了。

我们当时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如果不随头等劳力一起出工实在丢脸。但和头等劳力一起干,体力实在差很远。

来队没几天。就碰到招棒秧的活。棒秧,即已掰掉玉米穗的玉米秧。招,也许应作刨,是个动词。招棒秧三字,队里的会计就是这样往记工本上写的。玉米掰掉穗子后,用锄头将剩下的玉米秧从地里刨出来,称为招棒秧。但招很可能不是刨,因为动作不同。招棒秧用的是一米来长的短锄。一手执锄刨玉米秧的根部,另一手抓住玉米秧往上拔。这样刨两三下,玉米秧就刨出来了。

所说的两三下,说的是头等男劳力。像我这样的人,干这活就绝对不是那样轻松了。因为这锄头本身就挺够份量,一只手抡起来连续的刨土确实是个功夫。人家两三下,我至少五六下。我跟头等劳力一起干这活的时候,只能加快频率,才不至于落后。但这样当然持久不了,所以很快落后了。而且过不了一会手上就磨了两个大泡。虽然自己感觉很丢脸,但是得到社员们的表扬,说能跟一等劳力干一气就不容易。

与招棒秧类似的是招茬子。茬子是玉米杆或高粱杆从离地面一尺左右砍断后剩下的部分。招茬子和招棒秧的工具及动作一样,但须猫腰才能抓住,所以更累人。棒秧和茬子都是主要农家做饭和取暖燃料、分配的主要内容之一,绝不容许留在地里。招棒秧和招茬子是秋天典型的一等男劳力农活,其劳累程度只有麦收可以相比。

后来修水利,又有很多土方的活,包括挖土、运土、垒埂等。其中关键活是小车运土。用的是木制的独轮车,每家都有,也经常用于积肥。轮是胶皮轮,推起来阻力不大,但重心比较高,维持平衡有些困难,没经验者不行。这也是头等劳力的活。我经过锻炼,基本掌握了要点,虽然和一等劳力没法比,但还算可以。后来撤出时,我可以用车帮别人推行李走20里到冯家营,再空车回来。

顺便说一下,这冯家营原来在顺义通北京的公路上,现在已成了飞机场跑道。

农活的锻炼除体力的劳累外,还要经受恶劣气候的煎熬。社员跟我们说,这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无论多热,从不光膀子。当然,也从不见社员带水在劳动时间喝。

但是这样的工夫,女社员较男社员似乎差一些。她们,除了未婚青年和小媳妇,在天热时往往脱光上衣,甚不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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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6

上面说,无冬立夏,不管什么恶劣天气,社员都必须出工。那么,为什么不能休息一下呢?这就要从社员过的生活说起。

在人民公社中,每一社员每天出工,只有春节三天假,以及大雨天气可以休息。他们每天早上在场院集合,自带工具,听从队长分配任务。当然,分配的劳动项目也许与所带工具不符合,就须回家换工具。

一般来说,大田里的活都是一人一垄,如招棒秧、招茬子、砍高粱、掰棒子(女劳力)。干到地头,如果别人还没完,就等一会,决不会帮别人干。我想,如果帮别人干,说不定会挨骂,因为你看不起他。当然这对我们工作队员例外。因为我们干得实在太慢,如果不帮我们会耽误总进度。

每半天劳动大约有一次“打歇”,为时十几分钟。打歇和下工时间由带队的(一般是干部)决定。

但是,社员每天所做的不止是这样的集体劳动。他们在上工之前和下工后一直忙于个体劳动,直到晚上天黑看不见为止。除去吃饭,简直没有一点时间休息。

在这种个体劳动或家务劳动中,主要一项是挖垫圈。所谓挖垫圈,就是到别的地方挖土,用小车推回家,垫在猪圈里。猪圈是每家必有的,一般和厕所相邻。每家养一头或多头猪。卖猪是集体劳动以外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其次还有鸡蛋什么的,村里供销社收购鸡蛋。

除卖猪外,养猪的另一收入是圈肥。圈肥不仅仅是猪粪。它是猪粪和垫圈(即泥土)的混合物,在猪的践踏下,很好地混合。这样的肥料都卖给队里,换算成工分。卖的时候,是按肥料的体积(土方)计算的。一头猪所产肥料是一定的,所以,掺进的垫圈比例越高,卖的钱也越多。因而,挖垫圈是一项主要个体劳动。当然,垫圈比例不能过高。过高则售给队里的肥料接近土壤,评的等级低,也卖不出好价钱。相反,那些懒汉,不积极挖垫圈,他们的圈肥一定质量高。

挖垫圈的取土地方也有规定,不能破坏农田和道路。队长开会时经常批评胡乱取土的人。

人粪的肥效较圈肥高得多。队里专门派一地主子弟管队里每家掏粪。当然也记帐换算工分。

当时还很少用化肥,主要就是圈肥。圈肥主要是氮肥。烧柴的草木灰是很好的钾肥,但不经常收集。我们四清期间,为了增加施肥,发动队里青少年义务为每家拆炕(土炕每几年须拆一次,免得堵住),把拆下的土坯当作肥料,因为那上面有许多草木灰。

另一家务劳动是收集燃料。当时都用柴灶做饭取暖。燃料来源是个大问题,一点不比粮食容易解决。平原地区很少树木,主要燃料是秸杆,就是连根的茬子,社员视其为性命。有时由于没燃料而不是没粮食而吃不上饭。秸杆主要是棒秸,即玉米茎和根。高粱种得少,而且是矮杆的杂交品种。高粱杆即秫秸,有其它用途,不做燃料。当然麦收后还有麦秸可烧。

这些燃料远远不够,还得去拾柴。所谓拾柴,其实是拔草。我们经常看到,在大田劳动打歇期间,社员们还不闲着,抽空拔一两把草,下工带回家。所以在当时的农村,可以说,所有的有机物质,都已最大限度地被利用了。

这些家务劳动或个体劳动,按规定我们不参加,因为不被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观察,农民在这类劳动中所付出的总劳动量,大致与集体劳动一样多。集体劳动是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

但集体劳动是每天出工,除遇极特殊情况,绝不误工。这主要是为了挣工分。而工分,就是有没有饭吃的问题。工分值随年成收获而每年有所不同,但波动不会很大。收入多少,就取决于一家一年挣的工分多少了。例如杨姓一家,老爷子是退休中医,儿子在外工作,家中一个儿媳、一个孙女尚幼。农村生活水平低,按说儿媳不劳动也可。但是不劳动则粮食不够吃,所以她依然每日参加劳动,一天不缺。此外还可能有个舆论问题,凡能干活的呆在家里不干,会被人看不起。

从农业本身来说,实际并不需要全体社员每天干活,特别是冬天农闲期间。那么,能不能少干几天,多放几天假,让农民休息一下,多干些自己的事呢?

队里有所分工。像饲养员、车把式、一些干部如会计、出纳,不可能或很少可能有休假。队长不可能让他们上班挣工分而不让普通社员出工,普通社员也不愿意比任何人少出工因而少得工分。这样一来,每天出工,没有休息日就成为必然的了。所以,尽管这个村庄距离北京城很近,社员们也很少进城办事或游览。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以此维持着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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