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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叶:大卫·库普 一个在中国参加文革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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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中国参加文革的外国人  
                     
1964年9月我从渭北黄土高坡的一个褶皱里走出来,跨进了西安外国语学院有着欧洲建筑风格的拱形大门。   
看惯了黄土高原的沟沟豁豁山山峁峁,外院的一切让我倍感新奇。最吸引眼球的是学院聘请的外籍教师,他们中有法国的、英国的、西班牙的……。我记得法国来的两位教师留着如同马克思、恩格斯般的大胡子,你无法辨别他们的年龄。可是一两个礼拜过后,当他们刮去了大胡子,穿上了中式对襟袄,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他们也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大卫比其他外籍教师来外院要晚一点,大概是1965年。从英语系的同学们口中我断断续续听到了这个高个子、蓝眼珠、下巴向前突出的白种人的一些信息。他是名中学音乐教师,是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员。当时在外院任教的外籍教师有十多位。其他专家都住在人民大厦,车接车送,一下课就走人,唯独他一人住在学院教研楼里。自个儿买了一辆自行车,整天骑着它出出进进。我常看见他和英语系的同学一块聊天,打羽毛球,玩扑克,脸上老是挂着笑容,一副活泼快乐的样子。  
一次我和英语系的一位同学在校门口聊天,他拿着一本外语杂志走了过来。打过招呼后他们便聊了起来。我学的是俄语,不懂英语,但从表情上看出他们谈得很投机。大卫离开后,那位同学告诉我,他们在议论越南该不该和美国和谈。大卫说,和谈不是屈服,而是一种策略,毛主席当年还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呢。我不由得对这位外国老师肃然起敬。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外籍教师都已回国,唯独大卫还留在学校。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外国人也卷了进去,参与了派别斗争,写大字报,和英语系的同学辩论,什么“筹委会”“临委会”“井冈山”(当时外院的一个群众组织——作者注)的。他对当时的造反派组织临委会的做法很有看法,认为群众组织开出党员党籍,搞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活动是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写了一篇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大字报,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的主张。  
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引起全校关注,很快地传遍了整个西安地区,传到了北京。也有人说,这是空穴来风,没有此事。那时兴批改大字报,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各抒己见。有人将大字报上大卫·库普的署名改成“大卫·裤衩”。这侮辱性的举动使他很不高兴。对立派群众组织借题发挥,说临委会破坏国际团结。大卫又写出大字报,说他个人不代表澳国,对他有意见,不能算作破坏国际团结,不会影响中澳关系。他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搞好文革。一个外国人如此坦诚,让人敬佩。  
他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出西安到附近的铜川、兴平等地考察。当时有种说法叫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脑海里曾冒出个想法,这个外国人是不是在搞特务工作,在收集情报?记得工宣队进驻外院时,他也参加了,还举起照相机为工宣队拍照。这事引起了工宣队的师傅们的怀疑。现在想来,他只是想把那他认为有意义的场面记录下来。  
后来他去了北京,学校革委会成立时,他又从北京回来。他对造反派搞奢侈浪费看不惯,写大字报陈述自己的观点。我只记得他讽刺地说,“昔日的外语学院如今变成了西方的游乐园。”这话听起来不顺耳,但却击中个问题的要害,后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刹住这种铺张浪费风。  
1968年10月,大卫离开了外院,听说去北京某英文杂志社工作。  
1972年9月已经在陕北安边中学当了两年教师的我,在一份中央印发的《学习材料》中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1967年3月20日 ,毛主席对澳大利亚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  
看来过去关于大卫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这份材料就是最权威的证明。  
如今,文革已经过去了40年。不知道大卫·库普是否还健在?如活着,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如果他还能来中国,再来西安看看,不知会有多少感慨呢。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1/196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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