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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殉葬品和掘墓人:文革期间的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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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葬品和掘墓人:文革期间的中学教师
     葛剑雄

     2005-12-16
     历史学家茶座(第2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5年11月1日)
      2013年06月30日   联合日报

      20年前,为了纪念文革10周年,某出版社约我写两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这篇讲文革期间的中学教师的。因为我从1964年当实习教师,1965年正式当中学教师,整个文化革命期间都在中学工作,直到1978年考上研究生才离开。虽然这不是回忆录,但其中所举事例全部是我亲身见闻。因种种原因,此文一直没有发表,现《历史学家茶座》开张,就以此文会会茶友。
      毕竟是20年前的旧文,校阅一遍后发现有些说法已不同于我今天的文笔。但我觉得还是不改为宜,以保存一段20年前的历史。当时去文革未远,亲历者尚多,文中所用文革语词都还熟悉。考虑到今天的读者会不知所云,或者产生误解,交稿前又加了一些注。对比我年长的人来说,无异画蛇添足,自然不必浪费时间。
      平心而论,文革前的中学教师只能算是知识分子中的下层。一、二级教师即使在市重点中学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普通中学和新办中学里,连三、四级教师也是寥若晨星,能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的人是极个别的。教师的工资最低不到40元,而以五六十元居多,八十以上已属高薪。有的学校虽有“统战对象”,大多也是民主党派的一般成员,三年困难时期还领不到“黄豆票”①。令人羡慕的寒暑假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社教学习”、“学大庆”、“小四清”、下乡劳动等所占用。唯一的“政治待遇”是可以看《参考消息》②和若干“内部书”(如溥仪《我的前半生》);当然听文件时能享受干部待遇,但付出的代价是任何运动中也逃不了干部“待遇”。不过中学教师们甘于淡泊,习以为常了,很少有人想另谋高就。加上对“资产阶级思想”、“白专道路、“成名成家”越来越严厉的批判,以“专家”、“教授”为奋斗目标的人即使还有,也只是凤毛麟角,而且也不便公开表白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声号令,中学教师一夜之间被抛到了“斗争对象”的最前列,成了知识分子中受冲击迫害最严重的一部分。这倒并不是哪一位领导或哪一条路线作出的决定,也从未见诸哪一号红头文件,而是他们的学生——这批被狂热的个人崇拜和“造反精神”煽动起来的、似懂非懂的“革命小将”③,决定了他们的厄运已在劫难逃。
      1966年6月初,紧接着北大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发表,各中学党支部得到上级紧急部署,立即发动全体师生响应中央号召,用大字报揭露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各中学领导和教师还被要求“触及灵魂”。各校连夜召集干部和积极分子作准备,目标自然指向一些平时落后以及用当时的观点看来“问题严重”的教师。但是由于报纸已经公开树立了斗“黑帮”④的样板,又接二连三地发表煽动性的评论、报道,这些部署很快被中学生打乱了。
    中学生年龄在十二三岁至十七八岁之间,年龄最大的也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思想,年龄小的更没有摆脱嬉闹的童趣。但在多年延续的“左”的思想的教育下,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耳濡目染,已习惯于把一般的错误缺点当作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言论,把有这些错误缺点的人当作“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国家改变颜色”的阶级敌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又使他们绝对听从报纸上的一切号召。追随首都发生的一切“革命行动”。好奇心驱使他们不顾具体条件地模仿他们认为革命的举动,狂热性使他们不闹个天翻地覆决不罢休,青少年免不了的幼稚顽皮又往往使他们以恶作剧和破坏为乐事,于是高年级的学生急于像聂元梓那样揪出一个本校的“三家村”⑤,把党支部书记或校长搞成黑帮。有的则要学姚文元、戚本禹,批倒批臭某一本名著、某一位大人物。低年级学生则大多热衷于用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于“牛鬼蛇神”的标准,当然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与教师关系的好恶。在大同学的影响下,他们也越来越注意“上纲上线”。
    首当其冲的是学校领导、政治教师和班主任。由于长期的“突出政治”教育,学生对领导报告和政治课都作详细记录,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在这些记录中自然可以找到很多与现行理论和政策不一致的内容,或者对成了黑帮的前领导人的赞扬语句等等,这些都成了“揭发批判”的重磅炸弹。班主任大多事无巨细都要管,对学生也会有很多具体要求,如今都成了“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罪行”。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你在政治课上说人人都会犯错误,伟大人物也难免。难道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吗?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在会上讲彭真和苏修作斗争,是为黑帮涂脂抹粉,是黑帮的走狗。”“你老是要我们好好读书,为什么不要我们学《毛选》?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吗?”“××是工人子弟,你却让他留级,这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迫害。”“你鼓励××考大学,还替他个别辅导,这是引导他走白专道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其他教师也少不了这样的大字报:“你在第一课就大讲化学的重要,难道毛泽东思想不重要吗?”“你为什么在课上教MISS MRS这些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小姐、太太吗?你是想复辟资本主义!”“电影《怒潮》是一株大毒草,你为什么要教里面的插曲?这是毒害青少年的滔天罪行!”“图书馆里的《燕山夜话》为什么还不烧掉?你还想留着放毒吗?”至于教师工作中的疏忽或缺点更给学生提供了发泄的机会:“你对我们工人子女为什么这样凶?这是什么立场?你还要同学滚出去,你要工人子女滚出去,想让资产阶级子女进来吗?”“你上次听报告时坐在下面打瞌睡,说明你反对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平时衣着端正的教师被称为“资产阶级老爷”、“少奶奶”,头发抹油的被指为“阿飞”、“小开”⑥,穿过西装的就是“洋奴”,家庭出身或历史问题已经公开的则分门别类冠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特务”、“老右派”、“吸血鬼”。青少年丰富的想象力不幸被运用于政治斗争:一位身体肥胖的老教师被勒令交代在旧社会的剥削罪行,因为学生认为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他却能长得那么胖,不是地主也是资本家。一位与某本小说中一名特务同名的教师被勒令交代解放后如何“潜伏”下来的,学生还断定他家中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否则又怎么与台湾联络呢?
    这些闹剧本来是不难制止的,但文化革命就是需要闹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教师们被要求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对大字报不仅不允许有申辩或反驳,还要欢迎,要引火烧身,触及灵魂。无知的学生却认为教师们必定是“做贼心虚”,完全根据大字报的多少及上纲上线的严重程度确定谁是牛鬼蛇神。当北京的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并开始“杀”来上海时,中学的红卫兵也仿照他们的办法,对自己确定的“牛鬼蛇神”开刀了。邪恶的闸门一经打开就再也无法关闭,不须任何手续,也不必确定什么标准,只要红卫兵或“小将”发出勒令,哪怕只有一二个人,被称为“牛鬼”的教师就得乖乖服从,监督劳动,挂黑牌,戴高帽子,身上写字都得接受,鞭打、跪煤渣、爬行、剃阴阳头、喝泔脚水也得照办;稍有不顺从就会招来更大的迫害。由于红卫兵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和行动计划,所以你斗你的对象,我打我的“牛鬼”,你打过了我还要斗。地处通衢的学校还有大批北京及外地红卫兵光顾,他们也可以在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当场揪出几个“牛鬼”来实行武斗。抄家风刮来后,红卫兵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对象,以至有的学校被抄教师竟达十之八九。这种抄家既没有户籍警及里弄干部的配合,又不列清单,不给收条,大多是毁灭性的,抄走的物品也不知去向。
    相比之下,其他阶层和部门的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多少要幸运一些。生产、科研部门还在维持正常工作,运动还没有全面铺开;党政部门受冲击的主要是领导干部,还没有轮到一般知识分子;文艺单位的重点对象是“黑线人物”‘“三名三高”的人物;小学“关门”搞运动,学生不参加,暑假后就停了课;大学生的目标开始是有地位、有影响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三反分子”,不愿在普通教师身上花费精力,而且毕竟比中学生少一点无聊、好奇、恶作剧的破坏行为。
    从1967年开始,根据毛泽东“要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各中学陆续复课。到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驻,各校基本上都恢复每天上课了。当时教师上讲台的困难可想而知:在外游荡了一二年的学生已经不是昔日可爱的红领巾了,他们的学业荒废,纪律松散,但“造反”的技巧却相当熟练,而且这批小将对教师当“牛鬼”的情景记忆犹新,都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无论是出于“革命”觉悟,还是纯粹的恶作剧。此时学校的真正领导工宣队中虽也不乏正派的工人,他们会自发地维护学校秩序,制止学生的胡闹,但更多的却是对教师惩罚式的“改造”和不负责的瞎指挥。有的教师惊奇地发现,来领导和改造自己的竟是以前教过的差生,或者是附近声名狼藉的人物。有位工宣队员发现政治教师准备了自己的讲课提纲,竟大发雷霆:“上政治课为什么不学《毛选》?你写的东西难道比毛主席的话都重要吗?给你进教室就想放毒吗?”有的教师实在无法对付捣蛋的学生,请“师傅”去课堂“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位领导大为不满:“知识分子就是只有嘴上一套,看看你又长又大,小鬼不听话不会请他吃生活⑦?”由于在“牛棚”中“靠边”、“进学习班”⑧的教师还不少,能进教室的教师不胜负担。但一位工宣队指导员在检查课程表后突然有了重大发现:“怪不得教师不够,原来你们一星期只上16节课。我们在厂里每天要站8小时,你们站多久?下星期开始每天起码上6节课,总共也不到5小时嘛!”
    更难的是进教室讲什么。政治课学毛选,语文课教毛主席诗词,英语课念英文革命口号,美术课画忠字,音乐课唱语录歌;数理化课也少不了先念几段毛主席语录,再讲几句“为革命学好××”的道理。但再大的帽子也镇不住这批“小将”,何况这样的课连最规矩的学生也不爱上。即使这样的课程表,还是经常要改变。如果哪一天晚上8时有最新指示或“两报一刊”⑨的重要文章发表,教师除了要带领学生热烈欢呼、坚决拥护,游行到半夜外,第二天早上就得准备停课学习。林彪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确已施之于教师了。因为不管这些指示或号召多么出乎意料,多么让人无法理解,多么不得人心,他们都得向学生宣讲它的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说明它多么及时,多么英明,多么符合“革命群众”的心愿。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次次的欢呼和宣讲使教师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作为“园丁”、“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本来应该用真善美来教育学生。但作为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却不得不用连自己都不想念的假话、错话来欺骗自己的教育对象。
    如果说,宣讲一类动口不动手的事还能用读报、照本宣科、让学生“自学”等办法来应付搪塞,具体的运动就要“忠不忠,看行动”了。其中最使教师左右为难,心力交瘁的就是动员学生上山下乡。
    本来,在毛泽东“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发表之前,学校已经在进行上届高初中毕业生的分配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安排去了农村。由于有一部分能留在工厂,一部分学生对农村边疆充满美好的幻想而主动报名,还有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迫于形势,“自愿”服从分配,或主动要求去农村,矛盾还不太尖锐。到1968年12月22日晚上“最新指示”一发表,原来的分配计划立即为“一片红”所取代——无论本人或家庭有什么困难,统统得去农村。最倒霉的是那些已经送了子女下乡的家庭,本来指望下面的弟妹可以留在城市,现在也得“一片红”了。由于一些学生的确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也有的家庭寄希望于拖延战术,到1969年夏天还有一部分没有落实最高指示。这时教师又有了光荣任务——在工宣队的监督下把留下的学生全部动员下乡。
     由于动员对象都是老大难,方法自然有了创新:
    一是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位卖菜大嫂介绍女知青到乡下结婚,被公检法⑩以破坏上山下乡罪逮捕,游街批斗。因为“破坏上山下乡”而被判死刑的案例也时有所闻。某“走资派”和他女儿分别在隔离室和家中得到明确通知:如果现在报名,老子立即解放,女儿可以与其他革命群众一起到“反修前线”(黑龙江省)插队。三天后,在女儿临上火车前,这位干部获得解放,由隔离室直接赶往车站送行。一名“逃亡地主”因阻挠儿子下乡在单位受到批斗。尽管他申辩完全是儿子自己不愿意,却被痛斥为这正是他长期毒害的结果,自然难逃罪责。刚回家,学校的红卫兵已等在门口“追穷寇”了。待夜深人静,这个被斗垮了的“阶级敌人”跪在儿子面前苦苦哀求,请顾全他一条老命马上报名吧!
    二是大造声势,大办“学习班”。家长中的“革命群众”被通知停止工作,在家参加由单位、里弄、学校派人一起办的“学习班”,什么时候报名什么时候结束。另外组织若干队红卫兵轮流到各家门口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待红卫兵一到,家长就被唤至门口一起读语录,呼口号,从“吃闲饭可耻,上山下乡光荣”一直叫到“毛主席万万岁!”回屋学习不久,另一队的锣鼓口号声又传来了。其实“学习班”上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讲了,但“落实最新指示不过夜”,到半夜还不能收场。这办法果然收效,大多数家长“自愿”支持子女报名。
    三是雷厉风行,速战速决。学习班随时备有批准通知,只要稍一松口,立即送上通知。几分钟后,大红喜报已在锣鼓口号声中贴在门上。“吃闲饭可耻”自然已换成“向革命家长学习、致敬”。待家长清醒过来想要变卦,户口迁移证和补助的布票、棉花票、购物券已送到面前。
    这还不是什么“先进典型”,执行任务的教师已经难以完成了。人类的良知往往驱使他们抵制这种不人道的做法,但包干的名额完成不了又无法向工宣队交代,更何况伟大领袖的指示岂能不照办?
    到了1970年,每年有一部分毕业生可以进工矿或照顾留城了。这固然解决了不少困难,但粥少僧多,加上边疆农村对学生来说再也不是充满浪漫色彩的牧歌田园,分配成了教师更大的难点。当时工宣队掌有分配的实权,但他们有“工人阶级”这块金牌,必要时还可以用“不了解具体情况”为托词,再说家长和学生一般不敢把矛头指向工宣队,所以不会受到什么威胁,教师却无法逃脱无休止的吵闹、谩骂、纠缠,甚至殴打。正因为如此,每次毕业分配关键阶段的会议成了中国出席率最高的通宵会议。这种会议一般都在校内僻静处或校外开,目的是要最后从众多“可上可下”的对象中确定“照顾”名单。班主任们深知其重要:多挤进一个,今后就少一个麻烦;何况这些学生的情况本来就大同小异,可上可下。于是正在患病的教师在家属护送下服药上阵,年轻的妈妈在会议室隔壁搭起婴儿床,讷于言词的教师事先写了详细材料,几乎人人手里都备有大叠学生或家长的病历卡与各类证明。这样的会议一般不止一次,结果必定喜忧参半。但喜者至多喘了一口气,因为摆平了这一个,原来自知无望的人又产生了争一下的希望,或者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于是有采用“盯人”战术的,教师走到哪里跟到那里,你有饭吃我也要吃;有哀求的:七八十岁的老太跪在面前,不答应照顾就不起来; 有“揭老底”的,“你这个老牛鬼不要翘尾巴,胆敢打击我们工人子女就再斗你”;有全武行的,“打了你这个臭知识分子又怎么样?”这些误解教师的家长中虽然也有粗俗野蛮的无赖,但大多也是无权无势的“革命群众”。真正有来头的人根本用不着跟这批“改造对象”打交道,只要打通工宣队、区“工办”(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或“乡办”(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关节,子女的档案就会从学校中神秘地提走,进入军队、外语培训班、保密单位或指定的部门。
    上山下乡不是学校唯一的运动,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一个新的高潮就必然掀起。与其他行业或单位不同的是,教师们自己振臂高呼、身体力行还不行,必须带领这批小将落实最新指示,同时却又得接受无休止的改造和“再教育”。一声“加强战备”,教师马上奉命带学生下乡“战备劳动”一年。落实“学工学农”,中四年级就改为半年工厂、半年农村,不再上课。一张“开展步行拉练”的通知,每年又增加了两星期的“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但同时,一个“马振扶中学事件”11,就会出现大小“迫害学生”的典型,学生也马上懂得对老师可以用“自杀”相威胁。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恢复不久的考试和升留级制度就全部作废。这种“既当革命对象,又当革命动力”的经历,对运动初期饱受打击的教师无异是雪上加霜,是更残忍的慢性迫害。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大的倒退,每次都出现物质的毁灭和精神的崩溃。在此期间,文明屈从于野蛮,道德沦丧于堕落,愚昧战胜了智慧,狂暴取代了理性。目睹这样的倒退而无能为力是痛苦的,被迫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参与倒退,是更大的痛苦。
    教师被比喻为蜡烛,这更适合于中小学教师。因为在他们中,即使是毕业于著名高等学府的高材生,要想再发表多少论著,或取得某项创造发明,也是不大可能的。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学生,从学生的成就中看到自己的成果,得到最大的安慰。要说文化革命前的中学教师人人安于清苦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或许言过其实,但他们无不以“桃李满天下”的理想来获得精神支柱和心理平衡,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这根支柱在文革前的大小运动中已经有过多次动摇,但始终维持着,文革一来就完全折断了。学生升入上一级学校的比例,考入大学及重点大学的数量,获得各种奖励和名次的记录都成了教师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状,成绩越大,自然罪行越严重。最出乎意料的是,原来最钟爱的学生送来了“揭发控诉”的大字报,已经毕业的高材生“杀”回母校,在已经被打翻在地的老师身上再踏上一只脚。时至今日,老师们早已原谅了这些迷途的羔羊——他们当时有的作为“修正主义苗子”受到巨大压力,有的急于划清界线,有的误信了大字报揭露的“滔天罪行”,也有的在红卫兵的支持下丧失了理性;但在当时教师所受到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以后整整十年,这根支柱再也无法恢复。教师们只能把自己的学生一批批送往边疆、农场、工厂、商店、部队,却再也无法送入大学。即使在“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以后,教师们受到的打击也多于安慰。虽然也听到几位原来品学兼优的学生终于得到入学机会,但更多的却是近于文盲的学生被推荐进了名牌大学,在校时打砸抢出名的学生当了某大学“上管改”的标兵。更使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尽管他们对来调查的人员详细地反映了某些学生在校时并非“支流”的错误,这些人依然很快入党,“结合”进领导班子,成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而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却很少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甚至成了批判、清查的对象。有的教师“劣性难改”,稍有可能就在“为革命而学”、“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的口号下为学生辅导数学、机电、书法、外语,并且发现了有希望的苗子,但到毕业分配时却眼睁睁看着他们踏上去边疆、农村的列车。在如此巨大的反作用下,本来就只凭惯性保持的行为必然会越来越接近于停止。
    在文化革命前,中学里对教师为人师表这一点是非常强调的,绝大多数教师在衣冠服饰、言词谈话、待人接物等各方面都很注意作出表率,以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自然也不限于学习,品德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包括一系列个人道德方面的行为规范。同社会上相比,学校一般都是更文明、更纯真的地方。从1958年的“教育革命”开始,中学的文明道德教育受到过一次次的冲击,因为毛泽东制定的教育方针虽然规定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但他本人又不断对“德育”提出新的解释,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向正常的教学秩序开刀,这在他同他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已经讲得十分明白。到了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决心彻底贯彻他的革命主张,让工农兵来解决问题。他不仅要求“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永远领导学校,并且希望工人和贫下中学能够在“德育”方面取代教师的作用,以免学生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
    如果进驻中学的工宣队真的具有毛泽东所赞扬的“最有纪律,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如果学生下乡见到的贫下中农真的具有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能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教师一定会衷心拥护,虚心服从的。可惜事实远非如此,大家不久就发现,“师傅”们的不少行为是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能想象的。管“清理阶级队伍”的以打人逼供为手段,“专案组”组长是不识几个字的长舌妇,负责毕业分配的可以用工矿名额换来女学生的贞操和自己子女的好单位,办公室里可以动手动脚“开玩笑”,抄家物资也会“处理”到自己家里去。当然在毛泽东指示的权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教师们只能把这些当成“支流”、“小节”或个别现象。但是这些领导阶级的成员并不需要改造,在学生面前也不会收敛,学工学农又使他们和学生有了大量直接的接触,学生们从教师那里学到的理论就遇到了事实的挑战。
    喊着“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口号进厂的学生惊奇地看到,工人中干活偷懒、骗病假、说谎话的花样竟如此之多,揩公家油,顺手牵羊竟那么容易,言谈打闹竟这般粗俗无聊,而对文化革命等新生事物的议论竟那样反动。到“广阔天地”中去的学生也知道了原来贫下中农并非事事先想到集体,要想获得好评就得多帮他们干自留地的活或者送些礼物,会作报告的干部吃喝水平同样高,“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的苦竟发生在“三面红旗”期间。对这一切,教师既无法保持沉默,又不能如实发表自己的看法,只能重复毛泽东的指示,强调所谓的“本质”和“主流”。
    通过运动初期的打击,已经斯文扫地的教师早已不敢为人师表了。事实上,在工人、贫下中农两位老师面前,在学工学农、拉练、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这样的环境里,其他的师表早已无济于事,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教师的职责就是教育学生无条件地以工人、农民为榜样,而不能对他们的行为稍有异议。不仅如此,还要把社会的倒退和混乱描绘为“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把“文盲加流氓”的泛滥称之为“一代更比一代强”。总之,教师非但注定要当文明的殉葬品,还要为文明掘好墓穴。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在中学教师这个阶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那么,在这十年间走出校门的中学毕业生又会具有怎样一种人格呢?
    注释:
    ①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极其紧缺,并且都要凭票,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等统战对象发给可购买副食品或在指定地方就餐的票证。其中最低等级的是每月可凭票购买2斤黄豆。
    ②当时规定17级以上干部方可订阅《参考消息》,中学教师可以集体订阅,集中保管在学校。曾经有人因在公共场所看《参考消息》,或带回家中被定为“泄漏党和国家机密”,受到处分。文革期间的大字报中也不乏揭发此类罪行。
    ③开始时是指红卫兵,稍后即泛指全体学生。或简称“小将”。学生也以此自称。但对小学生一般称“红小兵”。
    ④泛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首先在北京使用,迅速扩大到全国。
    ⑤原指北京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人,因合写的《三家村札记》被定为“反革命大毒草”而得名。后泛指一切由三人或多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
    ⑥上海方言中对于老板的儿子或富裕而有地位的年轻人,原来并无贬义,如潘汉年曾有“小开”的外号。
    ⑦上海方言,意为揍一顿,或体罚。
    ⑧因毛泽东说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文革期间各种各类学习班不计其数,形式和内容各异,既指真正的学习讨论,也包括带强制性的隔离审查、关押或刑讯逼供。
    ⑨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除中共中央文件外,这是公开发表的最权威的文件,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
    ⑩文革初,原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由解放军进驻接管,以后合称公检法,至文革结束后才恢复正常。
    11河南马振扶中学一位女学生因外语成绩不好受到教师批评,据说因此而自杀。此事被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生的迫害,在全国进行批判教育,该校校长和有关教师被判刑,文革结束后才获平反。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924/11/4480522_4119719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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