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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青年贺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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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强文革期间劝同学撕极左大字报



原标题:贺国强文革期间劝同学撕极左大字报


引言: 1958年除“四害”运动中,有一次,贺国强和几个同学抓了一夜麻雀,虽然最终的“战利品”是平均分配的,但回校登记时贺国强上报的数字却是最少——“因为有的人以少报多,而他却从不弄虚作假。”


贺国强反对“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机电楼贴出一幅对联——“出身不能选择,革命不分先后”,横批“重在表现”。贺国强还劝同学去撕掉一些极左的大字报。


贫寒子弟光脚上学


1961年9月,一个穿着草鞋、挑着扁担的湖南少年到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报到,他就是贺国强。


不久,化工学院的同学们发现,即使是这双草鞋,贺国强也舍不得每天都穿,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光着脚行走在校园里。贺国强当年的草鞋和光脚,至今令很多师生记忆犹新。贺国强的小学和中学也基本都是光脚走过的。为了省鞋,他每年赤脚上学的时间至少有八个月,只有到天气冷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舍得穿上母亲为他缝制的布鞋。


贺国强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龙冲村。湘乡,是湘军故里,湘军创立者曾国藩治家所秉持的“耕读文化”在当地影响深远。贺家祖上虽世代务农,但也始终秉承着“诚信为本,耕读传家”的祖训。这对贺国强此后的为人和处世原则影响深远。


贺国强的父亲贺凡林读过四年私塾,能写日常应用文札,打得一手好算盘。贺凡林的“待亲至孝”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夏天为母亲点艾叶驱蚊,冬天为母亲暖被。贺国强的母亲龚仁秀尽管是女流之辈,但凡男人们干的活她几乎都干过,还参加过修建湘黔铁路,一干就是四个月。1943年10月26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贺国强。


少年贺国强在读书之余就尽力帮助家里做事。还只有五六岁,就坚持每天早上放牛,下午回家打猪草;高小阶段,他跟随父亲学会了许多农活:插秧、种小麦、栽油菜,还帮父亲拉车送公粮、运石灰。砍柴是他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即使在县城读中学,每个暑假他都要砍上50多担茅柴,为家里储备过冬的燃料。


贺的小学和中学同学陈靖武向《凤凰周刊》记者讲述:1958年除“四害”运动中,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抓了一夜麻雀,虽然最终的“战利品”是平均分配的,但回校登记时贺国强上报的数字却是最少——“因为有的人以少报多,而他却从不弄虚作假。”


1955年到1961年,贺国强在湘乡二中读完了完整的中学课程。湘乡二中的前身是湘军将领李续宾之孙媳曾广镛,1904年在长沙创办的淑慎女子学校。贺国强在2008年为母校百年校庆发来的贺信中说:“作为湘乡二中首届高中毕业生,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意志、培养了作风,为我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台山下的同窗苦读依然历历在目,涟水河畔的学习时光令我魂系梦绕……”


据陈靖武回忆,因为家境贫寒,贺国强读小学时没有书包,只能以父亲用藤条编织的提篮代替;六年中学,除了享受部分国家助学金外,绝大部分费用都靠母亲喂猪养鸡卖钱来解决,因为不能一次交齐生活费,每个学期都得几次回家取钱。而他家距离学校三十多公里,贺每次都是步行回家,有一年的寒假更是赤脚踏雪回家。


1961年,贺国强考上北京化工学院,成为湘乡龙冲村1949年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数学成绩更是获得满分100分。贺的中学老师周保扬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贺国强当年的数学作业就像钢板印刷的一样工整。”周将贺的作业本保存了多年,因为“不仅可以作为同学模仿的范本,甚至也可以作为老师教学用的习题参考书。”但可惜的是,后来在办公室几次搬家的过程中弄丢了,让周保扬心疼了很久。


儿子考上大学,贺凡林夫妇虽欣喜,但同时也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去北京要坐几天火车,路费还没有。他们四处求人让公社开了一份证明,从省教育厅拿到5元钱补助,又变卖了一些东西并分头从几个亲戚朋友那里借了7元钱,总算凑够了路费。后来,他们在贺国强上学之后变卖了一床新棉絮、一顶麻帐,还有三尺布票,才把所借的钱及时还清。


到北京没几个月,贺国强又面临一个难题:怎么过冬?从家里带的被子很薄。这时,系里负责同学们日常生活的滕光泌老师为他送来学校特意为贫困学生准备的棉衣棉被。滕光泌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贺国强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激动,身体在微微发抖。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个学生每月只有32斤粮,一天一斤,剩下的两斤是机动的。这对一个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小伙子而言,显然不够。夜里,贺国强饿得睡不着觉时,往往会有好心的同学塞给他一点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干粮。还有的同学给他送来了衣服和学习用品。这些都见证了艰苦岁月里同学间的真挚友谊,也让贺国强对人性当中的良善与温情更加笃信。当时,学校发放的助学金是每月15元,其中12.5元是伙食费,第二年助学金增长到每月18元,伙食费变为15.5元。正是靠着国家助学金,贺国强熬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文革”期间劝同学撕大字报


据贺大学时的辅导员徐文珠老师回忆,贺国强本应于1966年毕业,后因“文革”留校待分配一年。在“文革”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贺国强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头脑冷静,更在于其不凡的勇气。“文革”初期,“血统论”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式的对联在学校随处可见。“出身不好”的同学压力很大,随时可能被揪出来批斗。但贺国强反对“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机电楼贴出一幅对联——“出身不能选择,革命不分先后”,横批“重在表现”。他还劝同学去撕掉那些极左的大字报。


“在‘血统论’盛行的气氛之下,贴这样的对联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徐文珠说,“这幅对联在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起码让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心里获得了一丝安慰。所以直到现在他们班同学的感情都很好。”


图:1978年山东鲁南化肥厂合成车间被评为全国化工百面红旗单位,图为作为车间主任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载誉归来


同学、师生间的情谊,亦伴随贺国强始终。毕业之后,班级的三次大聚会,贺国强不论身居何职,必定参加。一次是1992年任化工部副部长期间,一次是2006年任中组部部长期间,最后一次是2013年北京化工大学建校55周年期间。


还有一个让徐文珠非常感动的细节是,贺国强每次到北京化工大学视察时都会去看望她——徐文珠不是校级领导,但贺每次在听完校级领导汇报之后,都要专门到徐的办公室去和她聊聊天。


“他不管职务多高,跟我在一起时对我都特别尊重,那种态度甚至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徐笑着告诉记者,“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特殊照顾,其实没有,只不过做了一些日常工作,但他一直铭记在心。”


为同窗遭遇惋惜,讲“将心比心”


早年的生活拮据,让贺国强一直保持朴素的生活习惯。陈靖武告诉记者,贺国强中学时最“奢侈”的一次花销是在高考之后,为安慰一位因家庭成份问题而不幸落榜的同学钱宗仁,破例上街吃了一顿面条。


贺国强和钱宗仁在同一年考入湘乡二中,相识于一位数学老师组织的“难题征解”活动中,两人都是这方面的积极分子,便成为朋友。高中三年级时,两人成为同班同学,友谊更加深厚。高考之后,他们约定:谁被录取就请对方吃一碗面条。


高考成绩揭晓时,湘乡二中有三个数学满分,除了贺国强,钱宗仁也是其中之一。贺国强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化工学院,而钱宗仁却因为家庭成份问题没有被录取。自1961年分别之后,两人便失去了联系。贺国强沿着稳定的轨迹境况逐渐好转,钱宗仁却流落他乡,求学之路仍然不断碰壁。直到1984年,时任山东省化工厅厅长的贺国强读到《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的长篇报告文学《胡杨泪》,才详细了解到这位同窗好友后来的遭遇。《胡杨泪》记述的是一位有为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数度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悲惨命运。文中的主人公,正是贺国强的同窗钱宗仁。




钱宗仁在逆境中顽强奋斗的事迹声播海内外,后调入《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但不久就被检查出肝癌晚期。钱宗仁重病住院期间,贺国强正好在北京开会,于是来到医院看望这位阔别24载的朋友,两人促膝长谈三个小时,贺鼓励他安心治病、战胜病魔,给生命弥留之际的钱宗仁以莫大的精神安慰。不久,贺国强在报纸上看到钱宗仁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以后贺还多次询问和关心钱宗仁家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担任中组部部长后,贺国强曾多次和身边工作人员及干部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讲:“我们都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都有亲身经历,关键时候,尤其是困难时候,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可能会记一辈子。现在做了干部,更要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全文详见《凤凰周刊》第494期文章《光脚少年如何走进中南海:贺国强成长记》


文/《凤凰周刊》记者/李光


http://news.ifeng.com/shendu/fhzk/detail_2014_01/04/3272421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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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强,光脚少年走进中南海

#3167.贺国强,光脚少年走进中南海 (作者:那寻) 返回主页
贺国强,光脚少年走进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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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01-27 21:13:52
来源:Http://www.taoyoyo.net/lib/Single.asp?pID=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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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强,光脚少年走进中南海

201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闭幕当天,卸任所有职务的贺国强回到新搬的办公室,把秘书和几位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宣布了自己的退休计划。他表示:退休后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对自己46载工作生涯,特别是在中央任职的10年做一回顾。

2014年1月2日,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出版,令这位退休后极少露面、极为低调的中共领导人,再度回归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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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寒子弟光脚上学

1961年9月,一个穿着草鞋、挑着扁担的湖南少年到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报到,他就是贺国强。

不久,化工学院的同学们发现,即使是这双草鞋,贺国强也舍不得每天都穿,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光着脚行走在校园里。贺国强当年的草鞋和光脚,至今令很多师生记忆犹新。贺国强的小学和中学也基本都是光脚走过的。为了省鞋,他每年赤脚上学的时间至少有八个月,只有到天气冷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舍得穿上母亲为他缝制的布鞋。

贺国强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龙冲村。湘乡,是湘军故里,湘军创立者曾国藩治家所秉持的“耕读文化”在当地影响深远。

1961年,贺国强考上北京化工学院,成为湘乡龙冲村1949年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数学成绩更是获得满分100分。贺国强的中学老师周保扬说:“贺国强当年的数学作业就像钢板印刷的一样工整。”

儿子考上大学,父母虽欣喜,但也面临一个难题,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去北京要坐几天火车,路费还没有。他们四处求人让公社开了一份证明,从省教育厅拿到5元钱补助,又变卖了一些东西并分头从几个亲戚朋友那里借了7元钱,总算凑够了路费。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个学生每月只有32斤粮,一天一斤,剩下的两斤是机动的。这对一个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小伙子而言显然不够。夜里,贺国强饿得睡不着觉时,往往会有好心的同学塞给他一点干粮。还有的同学给他送来了衣服和学习用品。这些都见证了艰苦岁月里同学间的真挚友谊,也让贺国强对人性当中的良善与温情更加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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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生涯造就严谨性格

1967年,24岁的贺国强正式来到鲁南化肥厂工作。当贺国强被分配到这个位于山东滕县境内偏僻山沟里的化肥厂时,眼前还是一片荒芜的平地。在接下来的14年里,贺国强参与了鲁南化肥厂从设计到施工,到投产,直至成为“全国化工系统先进企业”的全过程,他的职务也从工人到值班长,到车间主任,最后成为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

贺国强当年在鲁化的老工友、后来的山东省化工厅厅长、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裴秀堂介绍了他在鲁南化肥厂那段岁月。

当时,合成塔装催化剂是一个又苦又脏又危险的活,人要从直径50厘米的观察孔钻进去。贺国强找来铁丝或草绳,把衣服拦腰一扎,总是第一个钻到塔内;卸催化剂同样艰苦,炉内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有时甚至能将牛皮鞋底烫穿,有一次为观察催化剂在塔内的工作状态,贺国强钻进塔底,整个人都被红色的催化剂粉尘淹没,出塔时俨然一个红脸“关公”。

1975年,化工部在鲁南化肥厂开展全国合成氨厂净化工艺攻关会战,贺国强作为攻关小组的主要成员,和工友们经常几天几夜不下火线,困了就枕着砖头在地上睡一会儿。

从那时起,贺国强就形成了严谨的工作习惯。他有一个笔记本,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总要随身携带,上边详细记录了车间每一天的生产、消耗、产量等数据。在鲁化的14个年头里,这样的笔记本积累了二十多个。

多年后执掌中共人事,贺国强依然严谨异常,凡事既有长远计划,又有短期安排,诸事皆有条不紊,行事精准如工程师:不论是在中组部还是中纪委,每年贺国强都会召开三次务虚会。这三次会议即可精确确定全年工作主要任务,并分解落实到责任人,且最终几乎都能按照计划的时间表完成。大批“中管干部”的资料则像是在工厂期间一样,被贺国强和他的下属记录在卡片等不同载体上,分类、细致管理。

1980年,贺国强从鲁南化肥厂副长厂调任山东省化工厅调度室主任。此后仕途坦荡,1982年任山东省化工厅副厅长,1984年任山东省化工厅厅长,1986年晋升为山东省委常委,1987年兼任济南市委书记。

在济南工作期间,贺国强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他每天步行上下班,夫人张秀玲上下班挤公交车。一位老同学去拜访他时,看到他正拿着烧红的火钳在为孩子修补塑料凉鞋。

(1978年,山东鲁南化肥厂合成车间被评为全国化工百面红旗单位,作为车间主任的贺国强同志(左一)载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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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危机后争取台、侨商

1991年,贺国强调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此后的1996年10月,贺国强从化工部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刚刚经历了1996年台海危机的福建,承担着恢复对台经济交往的重任,而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局面雪上加霜。为了稳定外商在闽投资的信心,贺国强提出,必须下大力气办好已经建成的外资企业,特别是港台侨资企业。根据贺国强意见,当时,福建省列出了一个120多家企业的名单,逐一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

印尼著名侨领、祖籍福建的林绍良先生当时在印尼各地的银行及公司的现金与财产被大肆抢劫,其私人宅邸也被放火焚烧了,可谓是雪上加霜。他在美国急得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贺国强得知后,以福建省省长的名义给躺在病床上的林绍良打去电话,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把身体搞好了,企业可以重建,财产可以恢复。”贺国强的问候增强了林绍良在闽投资的信心。

“那段时间,他除了开会、下基层,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会见台商、侨商和外商。”贺当时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台湾企业家王永庆原拟在厦门投资建大型石化基地,后因故未实现,转而在漳州投资30亿美元修建漳州后石发电厂,电厂的总装机容量为360万千瓦,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发电厂,也是大陆规模最大的台湾资本建设项目。贺国强在省长任内,多次会见王永庆先生及其亲属、同事,多次考察并协调解决后石发电厂的困难。

贺国强在福建工作不到三年,但他做了不少打基础的工作。1996年,贺国强去福建时,福建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所以他大力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福建修的第一段高速公路,从泉州到厦门,叫泉厦线,就是他任上完成的,改变了福建交通史上高速公路为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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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空降重庆

1999年6月,贺国强调任重庆的前几天,福建省委、省政府正在搞“三讲”教育活动。

当时在办公室值班的一位秘书,忙里偷闲去理发。刚开始洗头,满头泡沫,就接到省政府值班室电话,说中组部找贺省长。秘书只得马上叫理发师把头发冲洗干净,通知贺国强给中组部干部局局长回电话。这个电话就是通知贺国强到重庆赴任。第二天,贺国强去了重庆。

贺国强此次履新,实为“临危受命”。当他作为“一把手”主政这个1997年新成立的直辖市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颇为复杂而尴尬的局面:欠发达的大城市、较落后的大农村并存,再加上百万库区大移民,经济社会发展举步维艰。

如何解决干部队伍的团结问题,是贺国强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在此背景下,贺国强如何处理与他一同上任的市长包叙定之间的关系,更让当地干部关注。

“他们两个之间可以说是相互尊重。”贺国强在重庆时的一位工作人员举例说,当时重庆干部住房条件很差,贺国强和包叙定都住了大半年招待所,后来修整了两套宿舍,一处位置高、条件相对好;另一处位置低、面积小、条件相对差一些。在分配宿舍时,包叙定说:“你是书记,你住上面。”而贺国强说:“你年长,是老大哥,你住上面。”贺国强最终把那套条件好一些的宿舍让给了市长包叙定。

“团结问题在重庆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全市初步呈现出‘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可喜局面。每个常委班子成员真正做到相互补台不拆台,你遗下的我拾起来。”这是2002年6月5日贺国强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的。

2002年10月24日,执掌重庆三年多的贺国强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多位贺国强曾经的下属认为,贺此前各个阶段作为领导者表现出宽广的胸襟、高超的沟通和团结人的能力,是其能获此重任的重要原因。此时,曾经的光脚少年逐步成长为“团结大师”,最终走进中南海,成为中共的人事“大管家”。

(团结问题在重庆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是贺国强面对的第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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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大师”执掌中共人事

贺国强的组织和团结才能,在进中组部之前就屡被发掘。

2002年9月,中组部为了筹备一次全国性的组织工作会议,曾派了一个调研组就组织工作到重庆调研,让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贺国强谈意见。

“他看问题很深,当时谈得也很深,不是我们给的现成的稿子,而是他自己思考的东西。调研组的人当时没记全,回去后,就特别希望我们提供一份书面的。”贺国强当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中组部的人催得很急,恨不得第二天就给。他说你们领导对组织工作有一套看法,很有价值”。

1991年至1996年,贺国强任化学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时,“善于团结人”的能力就已经凸显。一位当时的化工系统人士回忆说,时任化工部长顾秀莲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而贺国强多年的化工专业背景使他成为顾的得力助手,贺的任劳任怨也颇得顾秀莲赏识。

“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但又不越位。两人的配合可谓相得益彰。他曾经对如何当好二把手作过深刻总结,就是干工作要站在一把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总结成绩、需要出头露面时,要突出班子和一把手的作用,甘于当好配角。”刚到化工部时,贺国强在所有副部长中排在末位,但不久之后便成为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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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卡片记录干部信息

贺国强对干部的工作履历、生活经历、特长特点、脾气秉性都了然于心。

贺国强拥有出众的记忆力——他在给值班秘书打电话时,能够准确地说出他需要的某一个文件在哪个书架第几层的什么位置——所以很多干部哪怕他只谈过一次话也能记住对方的姓名和情况。十七大期间,贺国强看望浙江代表团的48名代表时,一进门就认出他曾见过的浙江一位村党支部书记——郑九万,边握手边热情地称呼“九万”,然后与其交谈。

每次出差,贺国强都会将所到省区市的领导班子成员简历带在身上,基本掌握每个人的出生年份、工作经历、家庭状况等信息。此外,他还会再带一个分管的副部长或干部局局长,在飞机上就能随时询问干部情况。

这使得一些地方的官员感到奇怪:从未见过贺国强,但贺国强一见面就能准确询问其家庭的困难,比如爱人的身体状况等等。

“他每次出差,肯定要到当地的省委组织部去看一看。到了晚上,一定会跟当地的组织部长、书记、省长或者其他省级领导谈话。就了解干部而言,亲自和本人谈一次话,可能比听别人介绍十次更管用,所以他晚上的时间基本都是在谈话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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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纪检干部,向自己开刀

2007年10月,贺国强在中共十七大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的身份从之前五年的中共干部“大管家”转变为党内干部的“总督察”。一个更为形象的比喻是,从给官员“戴帽子”的人变成了“摘帽子”的人。

据官方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万件,中纪委共立案查办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案件58件,先后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中共高官,赖昌星等一批外逃犯罪分子也在贺任内成功引渡回国。

坊间一直流传着“进入纪委工作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的说法,但贺国强上任后,这个“保险箱”也变得不再保险了,中纪委开始公开处理纪检系统的干部,而且不只一例。其中,曾锦春、王华元等纪检干部的查办,恐怕是贺国强最艰难的决定。

曾锦春在1995年至2006年9月间担任郴州市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掌控纪检权力长达11年。而王华元先后担任过广东和浙江两省纪委书记,还是中纪委委员,与很多中纪委人士熟悉。王华元的能力公认较强,还曾在中纪委会议上介绍经验。王华元被调查一度令认识他的纪委人士感到惋惜,也曾担心对纪委形象的冲击。

但贺国强坚持查办,并移交司法机关。2010年9月9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华元犯受贿罪,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中共迄今为止处理的最高级别纪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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